12.3.素描王安石（3）

近年來，這類文壇上哄抬物價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可見古今同理。***因為捧角的人，啃招牌邊，是啖飯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搖之術，所以，就有活着給自己立生祠的事。但即使如王安石者，也不曾讓人這樣香火奉祀他的，可見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腦袋瓜子靈活得多了。

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學士兼侍講，這比坐直升飛機還要快，因為他決心要把這位隔牆吹喇叭，名聲在外的奇才，從外任調入京師予以重任。因為當太子時，他的太子司文書事韓維（後來王安石把他一腳踢了），經常對政局表看法。每逢這位王儲贊同時，韓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見解耳。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聲灌滿了。王安石和韓維書信往來，很了解這位新皇帝對他的態度。看來，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並不是無抱負地傻吃魚餌的獃子，更不是厭倦仕途的塵外之人，只不過要看時機和什麼樣的皇帝罷了。

所以說，怪也好，不怪也好，裝怪也好，都有其現實的考慮。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從江東刑獄調到中央來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對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過萬書的。結果，碰了個釘子，未被採納，他懷才不遇，適逢丁憂，只好退隱金陵，待機而動了。英宗一朝，他因為反對過這位皇帝繼承大位，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給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認為是時候了，聖旨一到，他不再拒絕做官，馬上接受了任命。

不過，他也許覺得一反常態地熱衷仕途，和他多年營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麼吻合，到底還是稱病，拖延了七個月才進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來，是真有病呢，還是冀圖高位？

他二十多年韜光養晦，拒不出山，製造空氣，聲譽鵲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盤算，因仁宗、英宗兩朝任職的范仲淹、晏殊、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文學上的對手，要想超越的話，還得憑藉政治上的優勢才行。而在封建社會裏，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對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時機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積弱的國勢，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時，國庫就“所出無餘”，英宗時收不抵支，出現赤字。那些文臣們在仁宗慶曆年間，也搞過新政，碰了個大釘子，只能守成求穩了。新皇帝對這些無計可施的老臣，當然不滿意，而每年必須要“賜”給西夏的五萬兩銀、十三萬匹絹、兩萬斤茶，以求和平的費用，還不包括節日期間要“贈”番邦的銀、茶、絹、帛、衣的沉重負擔。王安石給仁宗上的萬書，石沉大海，因為那時國家的日子好過些。但現在，處於內憂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變法上。他一展雄圖的時機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變革，都不會順利付諸實施的，勢必要觸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這部分人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那麼，變革行動不出母腹，就會被扼殺了。宋仁宗的慶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變法，就是這樣失敗的。假如這部分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進行政治變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當的話，那麼，若是能堅定地排除變革過程中的障礙，若是變革者的營壘始終保持精誠團結，若是能夠證明這場變革確實給人帶來福祉的話，也許，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儘管把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擊的，歐陽修回家養老去了，司馬光靠邊站了，蘇東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無法制止由於權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陣營中的分崩離析的現象。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呂惠卿，也是把他出賣，導致他最終失敗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後，在南京，天天要寫“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對於這個人的怨恨。有一次，蘇東坡在南京見到他，談起變法的成敗，王安石還恨個不已，大罵是呂惠卿把事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