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24）

第二，社會經濟展的帶動。***在這方面，突出的如滇西瀾滄江、怒江兩岸今保山、德宏一帶，自古為我國西南內陸地區通往東南亞諸國和印度洋、波斯灣、地中海沿岸的陸上交通孔道。史稱早在西漢初年便已有“蜀賈奸或至焉”1，及至漢開“西南夷”置不韋縣（今保山市）后，曾一度成為滇黔漢族的主要分佈區之一，再至東漢設置永昌郡，又將漢族的分佈面進一步推進到了怒江西岸今中緬邊界沿線地帶。降及魏晉南北朝以後，雖古道仍舊保持暢通，但已沒有了漢族分佈。2延至“洪武開滇”后，隨着永昌府、衛的設置，大量漢族移民的植入和對外貿易的活躍，漢族不僅在境內迅速展起來，而且還漫過邊界在緬甸北部形成較大規模的聚居區。據《西南夷風土記》的作者朱孟震於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到過這一地區后在其書中說：“江頭城（今緬甸北部傑沙）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

再如明、清時期，隨着礦冶業在雲南普遍興起，曾吸引了大批省內外人戶蜂擁而至，不僅促使東川湯丹、箇舊老廠以及雲龍、會澤、雙柏等原來較荒僻的地區迅速崛起而集聚了數以萬計的漢族人口3，而且不少人還深入到了一些以往漢人從未涉足過的邊遠地區乃至境外，從而使得漢民族的分佈面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其中，著名的緬北大山銀廠，史載其時“彼土人不熟煉法，故聽中國人往采。彼特稅收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4。又說：緬北有一山，“山谷前為波龍廠，有銀礦，往時內地貧民至彼採礦者以萬計”5。

第三，某些特定的歷史事件，有時也會使得漢族的分佈面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生急劇變化而有所擴大。如明清之際張獻忠余部“大西軍”擁南明永曆帝據滇抗清，後為吳三桂清兵所逼而逃緬，史載“官兵男婦馬步從者數十萬人，從古奔播（波），未有若此之眾者”6。後來，永曆帝被吳三桂從緬甸俘回，其所隨“數十萬人”多自此流落滇西中緬邊界內外。今雲南4000多千米的邊境線兩側，尤以滇西保山、臨滄一段漢族人口分佈最廣也最為密集，當與此不無內在聯繫。

總而之，滇黔漢族的分佈，在各種社會歷史因素的作用下，自明初以來便一直呈不斷蔓延擴大之勢，這是滇黔漢族展壯大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至於元明以來滇黔的民族互動融合，大體說來，元代漢族移民雖人數和分佈面都極其有限，但因當時滇黔一帶業已納入了元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加之無論是滇中新興州（今玉溪）的“漢軍”，還是滇東北烏蒙（今昭通）的“新附漢軍”，都是組織嚴密的軍事化社會群體，故而這批最先移入的漢族移民的下落，儘管史缺有間不得其詳，然可以相信當於數十年後匯入隨“洪武開滇”而來的漢族移民大潮之中。

及至明初以後，由於大量漢族移民的遷入，因而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之間的互動融合，幾乎從一開始便以漢族吸收、融合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為歷史趨勢，但其間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例如滇東曲靖市一帶，魏晉南北朝時曾為南中府和滇黔漢族最主要的聚居區，以後隨漢民族集體的消失成為“西爨白蠻”的腹心地帶，再至唐中葉南詔徙“西爨”之後，便一直是今滇東彝族直系先民中“普么”、“磨彌”兩部的世居之地。及至明初“洪武開滇”時，於其地設曲靖府和曲靖、越州兩衛，大約徙入了不少於五六萬人的軍民屯戶。降及明中葉，據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曲靖府》說：當時的況是“郡中夷、漢雜處，列屋於府、州、縣之近者，大多漢、楚武人（即衛所屯兵）。……其日羅羅者，則散居村落”。但到了清代，彝族不僅在人數上已退居少數，而且在分佈上也由壩區收縮到山區和半山區丘陵地帶1。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除了漢族移民自身的生息繁衍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民族互動融合的結果。居住在平壩地區的“海羅羅”，因“其屬性與漢人不相遠”2，即經濟文化展水平比較接近，且“衣冠禮儀一如漢人”3，故而在長期的雜居共處中逐漸融入漢族而消失。在今曲靖市境內，存在着大量以彝語命名而無彝族人戶的村寨，據調查基本上都是民族融合后的遺迹。其中最突出的是曲靖城北今沾益縣境內的“小麻拉”村（“麻拉”彝語意為“針線籮”），原為沾益州土知州安氏土司的故里，但目前村中已沒有了彝族人戶，對此無論是按村老的解釋還是據有關碑刻文獻考證，答案都是已融入了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