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25）

貴州境內和雲南其他地區的況，亦與此大體相似。***如據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四說：明中葉黔西平壩一帶，“自開建以來，百年於茲，漸被王化，風俗漸移，而登科入仕者，累有其人矣”。普定衛則“附郭夷民五種，習尙不同，自立軍衛以控制，衛之熏陶，漸中原衣冠之俗，亦尚禮而重文袁服食器用、婚喪之禮皆可視也”。再如成書於明末萬曆年的《滇略》說：當時雲南境內已是“人文日漸興，其地夷、夏雜處，然亦蒸蒸化洽，淳樸易治，庶幾所謂一變至道者也”。

當然，以上所敘，主要是指靠內地區，在邊境沿線地帶和邊遠偏僻山區則又當別論，如直至清乾隆年間仍頻繁活動在中緬邊界境內外的“大西軍”余部後裔“桂家”，國內外學術界曾對其族屬是漢族還是“桂撣”（傣族，緬甸稱撣族），乃至“桂拉瓦”（佤族）、“倮黑”（拉祜族）爭論頗大。其實，如果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着眼，自清初順治十五年（1658年）“大西軍”護送南明永曆帝逃緬，至18世紀中葉時被譽為“邊防兩虎”之一的宮裏雁率“桂家”稱雄於滇邊內外之時，其間已相隔100年左右約四代人，故而將其視為已經融入或正在融入當地“撣”（傣）、佤、“倮黑”（拉祜）等土著民族的漢人，似乎是更加符合邏輯的理解。

滇黔漢族的人口數量及其在區內人口總值中的所佔比重，是漢民族展史研究中必不可缺的量化指標。元代雲南行省轄下滇黔地區的總人口，《元史·地理志》失載。據清人馮蘇《滇考》稱，至元十三年（1276年）為128。7萬戶。折算下來可達500餘萬口，顯系偏高而不可信。另據《元世祖平雲南碑》載：為“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這一數字，相對較為合理，但僅為元初雲南建省時的數據，以後當有所增長。據此，元初區內的人口總值大約為120萬，漢族人口以1萬人左右估算，約佔區內總人口的0。8％。

明代分省后雲南境內的人口，據《明史·地理志》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統計數據為5。96萬戶，25。93萬口。至明中葉據正德《雲南志·賦役志》記載，弘治十五年（1502年）為12。69萬戶，折算下來為50多萬口。再至明末，據天啟《滇志·賦役志》記載為15。12萬戶，146。85萬口，較明初大約增長了5。66倍。以上數據，反映了明代雲南人口展的大致脈絡，但用來作為估算漢族人口的依據卻不可取，因為這些數字中應包括多種民族成分，而其本身又僅為民戶數，故而還需加以修正：先，假設明初民戶中漢族佔60％，約為15。56萬人；其次，按前舉18個軍衛計，屯兵為10。8萬人，加“軍余”（家屬）約為40萬人；合計兩項55。56萬人，扣除其中的回族等非漢民族成分，則修正值為50萬人較為可信。以後，按省內人口增長的同比計算，到明末為280餘萬。此外，還要注意到的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前後調入的約24萬駐屯軍，這些人若加上“軍余”合計可達100萬左右。但據記載可知，其中的大多數主要是用來防範麓川的進犯，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野戰部隊而顯然未納入地方戶口統計，同時亦當多未納入雲南都司轄下的衛所建制，故可暫且略而不計。

貴州的況與雲南有所不同，洪武年間因尚未建省而無統計數字，唯據其都司轄下25個軍衛計算加“軍余”約為50萬人，若以屯兵中的回族等非漢民族成分與民戶中的漢族相互沖抵，則亦大約為56萬人。后至弘治四年（1491年）有明確記載為4。34萬戶，25。87萬人。大致與雲南明初的數字相當。明末的人口數據，參照雲南的同比大約也達近300萬人。如此，則明代後期滇黔2省的漢族人口為580萬左右。

清代以後雲南人口統計數據較豐，特點是清初的人口基數較之明末有大幅下降，這主要是因為明末土司混戰以及“大西軍”擁永曆帝抗清、逃緬和清初以吳三桂為的“三藩之亂”等一系列的戰亂紛爭所致；另一特點是不再有軍戶、民戶的嚴格區分。清代雲南的人口，據清《皇朝文獻通考》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11。76萬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為15。86萬丁，雍正二年（1724年）為14。52萬丁。而據道光《雲南通志》所載《案冊》的統計數字則為：乾隆十三年（1748年）有“民屯男婦”194。62萬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達308。35萬人，嘉慶元年（1796年）為408。82萬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達606。72萬人。再至清末宣統元年（1909年）為720。99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