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8）

其次，戰亂。明清之際巴蜀地區的戰亂紛爭，自明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率農民起義軍由湖北經長江三峽入川，后又自川東翻越大巴山北上陝西開始，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平定“三藩之亂”惡吳三桂所部駐川叛軍為止，歷時將近半個世紀。值此期間，曾三次入川的張獻忠農民軍與明軍、明軍與清兵、清兵與南明軍隊以及清軍與吳氏“西府兵”先後大戰20餘次，小戰不可勝數，致使巴蜀境內“盪為血肉之場”9。其中，既有“八大王”張獻忠的成都、丹陵、峨眉、順慶、邛州之屠10，也有明、清軍隊的濫肆殺戮，如《蜀記》說：清順治四年（1647年），幾經戰亂后。“成都殘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屍才出，臂股之肉少頃已為人割去，（官兵）雖斬之不可止。”及至清兵入據成都時，城內“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而當清兵退出之際，又“驅殘民千餘北去，至綿州，復盡殺之”，致使“成都之人，竟無遺種”（11）。

再次，匪患。明清之際的巴蜀匪患，也是一大禍害。其中尤以川東股匪“搖黃”最為兇悍。“搖黃”之起，始自明末，史稱其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而蔓延於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凡川東之北岸，任其出沒。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耕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因土人強悍，鄉兵四起，相約殺賊，而賊遂逢人即殺”1。又說：“（搖黃）惟川北、川東諸州縣恣意去來……久之，數百里寂無煙火，燕巢林上，虎入城市”2。延至清初順治二年（1645年），“搖黃賊屠巴州、通江、東鄉、太平、達州、梁山、新寧、開縣各地方，人煙俱絕”3。

由此可見，明清之際巴蜀人口的銳減，乃是由天災**等錯綜複雜而又相互交織的多重因素造成，其中最根本殺傷力也最大的，又是由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所引的戰亂紛爭，而絕非“八大王剿四川”一句話所能包蘊得了。然而無論怎麼說，到了清朝初年，巴蜀境內的總人口和漢族人口都已降到了歷史的最低值，隨之而來的是所謂“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移民活動的興起。

清初外地人戶徙居巴蜀的移民活動，據研究最先是從就地招徠流民而端，以後才轉為從區外招募移民入川，原因都是為了增加賦稅收入以緩解地方財政的嚴重不足。其時間上限，以往學術界多認為肇自順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頒佈“四川耕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酌量補還價值”4和“凡拋荒田地，無論有主無主，任人儘力開墾，永給為業”5等鼓勵措施之後。但有資料表明實際上還要更早，如順治七年四川巡撫張瑃在其《揭帖》中便曾說道：“竊照川中見有保寧、順慶二府……自獻逆、搖黃大亂，殺人如洗，遍地無煙。幸我大清恢靖三載，查報戶口，業已百無二三矣。方圖培養生聚，漸望安康。奈頻年以來，城市鞠為茂草，村疃盡變叢林，虎種滋生，日肆吞噬。……據順慶府附郭南充縣知縣黃夢卜申稱：原報招徠戶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見存二百一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見存三十二名。造冊具申到職……”6據此，最遲不晚於順治七年，在清軍的控制區內，部分州縣已開始着手就地招徠流民歸籍入編，然而限於戰亂未息且天災正熾，故收效甚微。

及至康熙三年（1664年）平川戰事結束后，清政府轉向省外招徠川籍流民回鄉復業，並於康熙七年（1668年）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鄰省者，現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險阻，行李艱難，地方各官有捐資招撫，使歸故土者，請敕議敘。”1再至康熙十年（1671年），又由川湖總督蔡毓榮提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可耕之民，招民開墾，洵屬急務”2，且輔以放寬墾荒起科年限、降低招民授官和晉陞的標準，以及允許外省籍貧民攜妻兒入川墾荒等優惠政策。於是，大規模的移民入川活動自此拉開序幕，以後雖因“三藩之亂”爆而一度中斷，但整體上仍呈現為方興未艾、洶湧澎湃之勢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18世紀後期的乾隆年間（1736～1795年）的中、晚期才逐漸平靜下來。再往後，隨着人口的急劇增長，巴蜀一帶逐步上升為全國範圍內人口最多、密度也最大的地區之一併延續到當代。其間，無論是在人口數量還是分佈面上，巴蜀漢族都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而呈直線上升和迅速擴大的趨勢，且最遲從乾隆中、晚期起轉而向鄰近的滇黔、陝甘和西部藏區大面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