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9）

清初的移民入川浪潮，高峰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以後至乾隆初年的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間。***最初的況，據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廣提督俞益謨在奏摺中說：“湖南衡、永、寶三府百姓，數年來攜男挈女，日不下數百口，紛紛盡赴四川墾荒……”3后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有人又上奏說：“查楚南入川百姓，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以迄今日，即就零陵一縣而論，已不下十餘萬眾。”4再至雍正五年（1727年），又有人奏稱：“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5降及乾隆年間，有記載表明，從乾隆八年至十三年間（1743～1748年），自湖南、廣東經“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萬三千餘戶”6，平均每年達4萬多戶。此後，遂逐漸趨緩，如從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間（1753～1755年）合計僅遷入6374戶7。

反映在人口統計數字上，巴蜀地區的在編人口總值，從清初康熙十年（1671年）的約50萬人起步，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為57。9萬戶231。6萬人8，以後又進一步上升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779萬人9，則僅僅100餘年間便增長了15。42倍。其中既有外來移民植入的因素，又有當地原住民的自然增殖。唯其比例限於史缺有間不得而詳，若參照明代由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146萬人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266萬人的增長率和增長值，那麼清初100餘年間外來移民及其後裔的數量，當在600萬人以上，按百分比則不低於80％。這一數據，與有關地方志中諸如成都府郫縣“當清始墾殖，如兩廣，如兩湖，如陝西，如江西，如福建，占籍幾十之九”1，重慶府璧山縣“明末……土著幾空，國初招徠復業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粵、黔、閩人”2，瀘州江安縣“自明季兵燹后，土著僅十一二，余皆五方雜處”3等記載大體相符。

與此同時，最遲從乾隆晚期開始，區內人口日趨飽和並進而嚴重超載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所產生的後果，一方面是人口數值持續膨脹，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達到779萬人以後，僅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便上升為511。3萬戶2071萬人4，再至清末宣統二年（1910年）又上升為4414萬人5。降及新中國建立后的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為6568。5萬人，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突破億人大關而達10721萬人。其間，若以增長速度而論，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1990年間，214年共增長了13。76倍，僅為此前105年間89。23％。然而以絕對值計算，則整整增加了將近1個億！

而另一方面，隨着人口的持續增長和“昔之蜀，土滿為憂；今之蜀，人滿為患”6的危機率先在成都平原一帶出現，並逐漸向四川盆地底部廣大地區擴散且不斷加重，故雖外來移民的植入自始至終從未間斷，但人口流動的整體趨勢大約從乾隆晚期起，轉變為遷入、遷出雙向對流而以向區外遷徙流動為主並沿襲至今。其中，外地移民的遷入，規模較大者主要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日戰爭時期約流入近200萬人，另一次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20世紀60年代前後“開大西南，建設大蘭線”期間遷入184。4萬人。7對此，有人將其稱為巴蜀歷史上的第六、第七次大規模移民入川活動。8至於區內人口的外流，大體上也可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由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平壩、丘陵地帶，向盆地周圍與甘陝、荊湘、滇黔等省相毗鄰的廣大山區及西部藏族地區遷徙擴散。例如在今川、滇兩省結合部的寧遠府（治今西昌市）一帶，僅至嘉慶初年便已流入移民8。8萬戶42萬餘人1，其中會理州境內史載“男攜女負，十百為群，不數年新戶增至**千家矣”2。二是流向其他省區。經研究，“至道光初，遷入陝南的四川移民及他們的後裔已經達到了60萬人之多，同時遷入雲南、貴州的川人也不在少數，合計約有100萬人左右，佔四川在籍人口的6％左右”3。延至當代，伴隨着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全國性人口流動大潮的興起，雄踞我國人口大省之冠且早已“人滿為患”的四川省，又順理成章地成為當之無愧的“人口輸出大省”4。據報道到20世紀90年代初，四川全省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已達600萬人，其餘經商、求學等類人員尚未包括在內，足跡則遍及全國除台灣、香港、澳門以外的每一個省區。在部分邊境沿線地區，甚至越過國界進入印度、緬甸、老撾、越南、俄羅斯、蒙古及哈薩克斯坦等周邊鄰國境內，故世有“川人滿天下”之說。綜上所述，從巴蜀漢族2000多年展的整體過程看，“湖廣填四川”最具實質性的內涵，便是從此改變了自公元前4世紀末“秦民”徙蜀以來主要為北方漢族南下巴蜀的傳統移民模式，而轉化為以東部南方漢族大舉西進佔據主導地位，並由此而決定了傳衍至今的巴蜀漢族地方文化與北方漢族文化的差異，以及與南方漢族特別是荊湘漢族文化的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