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7）

延至當代，又有學者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並得出結論說：“……由此可見，在（四川）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個內涵相當豐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鄉人遷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鄉稍作停留後向四川遷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鄉停留時間很短即入川，有的則定居數代成為土著后再遷移。大多數湖北移民遷入四川后以麻城作為故鄉，而麻城者必孝感，其中有的確實是從麻城外徙的移民，但也有從其他地區外遷的移民。總之，麻城孝感幾乎成為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詞”1。對此，我們表示完全贊同，但需略作補充的是：巴蜀漢族中廣為流傳的麻黃祖籍說並非孤立的社會現象，在巴蜀以外的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說法，如在雲南漢族中流傳極其廣泛的“南京高石坎柳樹灣”或“南京柳樹灣高石坎”祖籍說，山東、河南一帶漢族中的“山西洪洞老槐樹”祖籍說，等等。若細加探究，除了上引研究結論中所列舉的種種況之外，我國漢族傳統文化中的“從眾心理”與功利主義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中的大多數都是所謂“托籍”、“冒籍”者而不可信以為真。

明代外地漢族徙居巴蜀，自洪武初年的高峰期過後，見於記錄的還有洪武二十年（1387年），“漢陽縣知縣郭叔文：‘四川所轄州縣，居民鮮少。地接邊徼，累年饋餉，舟車不通，肩任背負，民實苦之。成都故田萬畝，皆荒蕪不治，請以遷謫之人開耕，以供邊食，庶少紓民力。’從之”2。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於今川西南一帶“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1。正統元年（1436年），“四川布政司奏：‘重慶府武隆縣民逃徙死亡，鄉落空虛，乞補編戶，以承租稅。’事下行在戶部議：‘以四川、湖廣所問罪囚應徙流遷者，連家室遷往為民。’從之”2。這些移民的到來，不僅壯大了巴蜀地區漢民族集體的力量，而且使得漢族的分佈面又延伸到四川盆地邊緣川滇、川黔交界處的少數民族地區，並與同期重新形成的滇黔漢族在空間分佈上連成一片。

總而之，明代巴蜀的漢族，在外來漢族移民不斷植入與區內漢族自身生息繁衍的雙重作用下，呈現為平穩展持續壯大的整體態勢。但降及17世紀的明清之際又再度陷入了空前絕後的大劫難之中，到了清代初年，整個巴蜀地區的人口總值，按學術界較一致的研究結論，僅殘存50萬～60萬人而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3。對此，巴蜀民間盛傳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八大王（張獻忠）剿四川”所致，而著名川籍大學者郭沫若先生也在其《我的童年》一文中說：“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遇到過一次很大的屠殺，相傳為張獻忠剿殺四川。四川人愛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這雖然不免有些誇大，但在當時，地主殺起義農民，農民殺反動地主，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互相廝殺的數量一定不小……”4這些傳，雖嚴格說來都有所本，然而又遠遠不是事實之全部。根據有關歷史文獻的記載，造成明末清初包括漢族在內的巴蜀人口銳減並創下最低歷史紀錄的原因，按時間順序至少可歸納為下列3個方面。

先，天災。具體又可分為瘟疫、洪澇、大旱以及古今罕見的虎災等若干類型。其中，較早見於記錄是瘟疫，史載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諸郡邑大疫”5，“人民死傷甚眾”6。這場瘟疫，自明代後期開始，一直流行到清初順治、康熙年間仍肆虐不止7，“有‘大頭瘟’，頭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目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8。曾使巴蜀地區各民族群眾深受其害，如清初川南內江一帶“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數百里無煙”，今重慶市南部綦江縣“大頭瘟”流行，竟至“死者卧床榻，無人掩葬”。據研究，所謂“大頭瘟”，實為鼠疫大面積流行的別稱。9其餘“馬眼睛”“馬蹄瘟”等，亦多與此類惡性傳染病有關。自然災害的況，較早見於記錄的也是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年）。史載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巴蜀大旱1，次年“全蜀荒旱，殍死無數”2。降及清初順治元年（1644年），“成都大雨雹”3，以後又是連年大旱，“饑民大逃亡，百里無煙，都江堰淤廢”4。且水旱災害與瘟疫、兵災、匪患相互交織，“大旱大飢大疫，人自相食，存者萬分之一”5。至於千古未聞之奇禍虎災，有記載說：清初川北南充一帶“群虎自山中出……縣治、學宮俱為虎窟”6；川南富順縣境內“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游城廓村圩之內”7；川東綦江縣則“群虎白日出遊，下城樓窺破殘人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