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5）

這些戰俘和被掠人口的下落和景況，雖諸史志多語焉不詳，從零星的記載看，除少數人後來被“放還”（12），或由親友等出資贖回之外，更多的是被當作奴隸投入生產勞動且遭遇極差。作為個案，據《太平廣記》卷一六六注引《紀聞》說：當時有一個名為郭仲翔的人，約於開元年間任姚州都督府判官，后在與南詔作戰時被俘押回“賜蠻為奴”，再后曾因逃跑而多次被轉賣，及至最後一次，“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如此者七年。”以此觀之，郭仲翔身為朝廷命官尚且遭此磨難，其他被俘士卒和被掠平民的景況便可想而知了。進一步說，唐代中、後期大批漢族移民流入南詔境內而始終未能形成漢族族群，其原因所在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據記載，在南詔時被掠的漢族人口中，也不乏受到善待甚至重用的人。例如，唐西瀘縣令南詔清平官鄭回，即為其中之一。關於鄭回，史載曰：“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縣令鄭回。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市）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伽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1不過，像鄭回這樣以俘虜身份而躍升為南詔重臣的漢人，畢竟只是極少數。而且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鄭回的後裔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融入滇西“白蠻”中，據楊慎《滇載記》說，唐末滅蒙氏（南詔）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的“白蠻”大貴族鄭買嗣，便是鄭回之後。

另據記載，在唐、宋之世，也有一定數量的內地漢族農戶自流入南詔、大理界內偏僻山區墾荒自養，如北宋熙寧八年（1075年）楊佐奉命進入大理國境內買馬。行至“束密之墟（約在今雲南姚安一帶）……有老髽自山而下，問佐何來……老髽涕泣而徐：‘我乃漢嘉（今四川雅安地區）之耕民也。皇祐（1049～1054年）中以歲飢來活於茲，今白齒落垂死矣，不圖復見鄉人也’。”2此類自流入的內地漢族“耕民”，亦因人數有限且多為散佈於廣大山區的零星人戶，故更不足以形成漢族族群。

此外，還有記載表明，大理國時期，隨其東部疆域收縮到今滇東、黔西一線，封建王朝的統治勢力曾一度推進到了今貴州中部一帶，並遣過幾支以漢族為主的軍隊進駐戍守。但同樣是受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在後來的展歷程中，這些徙居滇黔地區東部的漢族人戶，逐漸與當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種似漢非漢的特殊社會族群。突出的如貴州歷史上著名的“宋家”，據明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三說：“宋，宋景陽，河北真定人也，開寶八年（975年）累官至寧遠軍節度使，時廣右諸蠻作亂，詔景陽率師征之，悉定廣右，復進兵都勻、貴州等處。西南以平，詔建總管府於大萬谷落等處，授景陽寧遠軍節度使都總管以鎮之。景陽撫綏勞來，甚得遠人之心，而柳州、慶遠（今廣西宜山一帶）之民多歸附。”據此，在元初便見於記錄的“宋家”之稱1，乃源於戍邊鎮將宋景陽之姓氏，而宋景陽本人是地地道道的漢族，其所領徙黔軍民人戶中多數也當是漢族，但在後世的歷史文獻中，有的將“宋家”列為“夷”之一種2；有的將其歸入苗族且云：“（宋家）與苗同化，黔中苗族之有宋姓者蓋以此”3；還有的則乾脆將宋氏及其所部統稱為“夷漢民”4。這些記載，除了說明“宋家”也是由漢化夷之外，同時還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族群互動融合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五、元明清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展

元、明、清以降，是我國宏觀政治局面由分裂割據再次走向統一的歷史新階段。在西南地區，除了元明、明清之際又出現的兩次較大的動亂之外，其餘大部分時間均處於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此歷史背景下，隨着外來移民持續不斷地遷入，北部巴蜀漢族逐漸走出了歷史的低谷並展壯大成為漢族最龐大的族群之一；與此同時，永遠告別了地方民族割據時代的南部滇黔地區，通過元、明兩代尤其是明初洪武年間大規模的移民屯田之後，又重新開始展並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