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4）

宋、蒙巴蜀之戰，不僅歷時半個多世紀，而且堪稱歷史上最為酷烈的攻防爭奪戰之一。***其間，雙方投入的兵力累計超過100萬，成都城數次易手，蒙軍統帥蒙哥大汗戰死合州（今合川市境）釣魚城下。戰亂之中，巴蜀漢族及少數民族族群，也遭受了無窮無盡的苦難乃至濫肆的屠殺。有記載說，蒙古大軍攻陷成都后曾下令屠城，數日之間城內陳屍街頭者竟達140餘萬人，城外的還尚未計算在內2。其餘如民國《內江縣誌》卷一二引曾慶昌《內江舊戶多楚人說》云：“宋、元爭蜀，資內三得三失，殘民幾盡。迨元一統則已地荒民散，無可設官，一時資州、內江、資陽、安岳、隆昌、威遠（諸）州縣並省，終元代九十年未復。”民國《名山縣新志》也說：“元代名山慘遭殺戮，死亡轉徙，縣中古戶，幾無孓遺。”

這些記載，雖有聳人聽聞之嫌而不可全然相信，但元朝初年巴蜀地區的人口曾一度降到了歷史的最低水平卻是客觀事實。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元初四川行省轄下成都、重慶、廣元、順慶等4路和懷德、紹慶兩府境內，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人口數據僅為9。86萬戶60。4萬口，加上缺漏戶口數的潼川、嘉定、敘州、永寧、馬湖等路、府，則是時巴蜀漢族充其量不過將近100萬人1，較之南宋紹興、嘉定年間減少了80％以上，是為巴蜀漢族展史上的又一個低谷期。

總而之，自公元前2世紀初的西漢前期到13世紀末的元朝初年近1500年裏，巴蜀漢族曾走過了極其漫長而曲折的展歷程，其間既有過漢、唐及兩宋時期的昌盛與輝煌，又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之世和宋元之際的劫難與苦衷，呈波浪形地向前展着。

（二）滇黔漢族繼續夷化

唐宋之時滇黔地區為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上層割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南詔和大理的建立。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從南北朝時期延伸而來的滇黔漢族的夷化，至唐中葉隨南詔崛起又進一步深化，唐宋之世內地漢族向滇黔地區的遷徙流動，大體上以生在8世紀中葉的唐、南“天寶戰爭”為界分做兩個時期。在此之前的近200年間進入滇黔的漢族移民，主要為遊宦、駐防、征戰三大類型，其次為出使、遊歷、流寓等等。其中，遊宦者見於文獻記錄者如隋南寧州總管韋沖2，西寧州刺史梁毗3，唐南寧州都督韋仁壽4、黨仁弘5，越嶲都督竹靈倩6，雲南太守張虔陀7等。這些封疆大吏，不僅多領有一定數量的將校士卒，有的還帶有子侄妻兒等親屬，如《隋書·韋沖傳》說：韋沖“為南寧州總管……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駐防者則多為輪流戍邊的士卒，如唐代曾從麟德元年（664年）起，“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雲南大姚），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8，延至武周聖曆元年（698年）仍維持“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的定製9。推算下來，其間36年裏僅輪流前往姚州駐防戍邊的內地漢族士卒，便累計可達18000人左右。至於因征戰而隨軍進入滇黔地區的漢族將士，更是史不絕書，較大規模者如隋代史萬歲、楊武通、劉噲三次征西爨10，唐初貞觀年間（627～649年）梁建方擊“松外蠻”1，永徽年間（650～655年）趙孝祖討“白水蠻”2，唐中葉景龍年間（707～710年）唐九征破“姚川蠻”3，開元年間（713～741年）張審素伐“西南蠻”4，等等。以上各類人員，雖然人數眾多、活動頻繁且絡繹不絕，但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未能落籍定居下來，間有少數例外者，亦當逐漸融入當地少數世族土著族群，因而始終未能形成穩定的漢族族群。

相形之下，自天寶十載（751年）第一次“天寶戰爭”爆之時起，由內地向滇黔地遷徙流動的漢族人口更多，但相對集中在天寶十載、十二載和十三載的唐、南三次大戰期間及晚唐時南詔對鄰近地區的大肆抄掠過程中。且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是，此期流落南詔境內的漢族人口，主要是戰敗被俘的南征將士和被掠吏民。其人數，據記載唐軍在三次戰爭**投入了將近20萬兵力，主體為來自“關輔、河南、京兆”等地的北方人5。及至慘敗之後，史稱“去者萬不一全”6，“千去不一回”7，故即使是以三分之一估算，自此落籍邊地的漢族戰俘亦當不少於六七萬人。而自晚唐大和年間（827～835年）以後，在南詔“兩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8的數十年戰爭中，被掠漢族人口更是動輒以萬數計。有記載說：“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9。其中，僅大和三年（829年）南詔攻破成都外郭后，便“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10。再至咸通五年（864年）攻陷邕州時，史載“五道兵八千人皆沒”（11），若加上被掠百姓，當又是數萬人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