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13）

先，人口增長的原因及其大致況。據研究，巴蜀地區特別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一帶，早在初唐貞觀年間（627～649年）便已躋身全國四大人口密集區之一6，到了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更是躍居位並長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按照人口學的基本理論，在人口增長率相同的況下，基數越大者其增殖的絕對數量也就越大，加之區內數百年間無大戰亂，人口增長率理應不低，故而此期巴蜀漢族人口持續增長的原因，當推區內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宋代外地移民入川，尤以兩宋之際的“靖康之亂”前後最為活躍，且動輒便以萬數計。例如南宋初紹興二年（1132年），駐川宋軍主將張浚上奏朝廷說：是時僅“舍偽從正”即棄金投宋而南下入川的北方漢族將士便達15萬人1。其餘自關隴一帶湧入的潰兵、難民、流人更是不可勝數，以致宋廷曾下令在今寶雞市南大散關設置關卡加以限制2。此次由金滅北宋而引的移民入川浪潮，直至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達成和約禁止互相接納對方人員才暫告平息。但不久又因金海陵王率兵南侵再起波濤，史載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有人奏稱：時川中“新附之眾”已達“幾十餘萬”3。以此觀之，終兩宋之世300餘年，移民入川的人數，也當不少於創歷史紀錄的百萬之眾。

再次，區內的族群互動融合。如前所述，還在唐天寶年間（742～756年），巴蜀地區的平壩地帶尤其是成都附近便出現人口飽和、土地緊缺的跡象。為此，杜甫曾有“蜀之土肥、無耕之地”的議論。及至兩宋時期，在人口迅速增殖和外來移民大量湧入的雙重壓力下，受自然規律支配，巴蜀漢族人戶紛紛向地廣人稀之地遷徙，主要又是由人口較為密集的成都平原一帶向東部平行嶺谷和周邊地區蔓延擴散。其中，部分是由政府募集前往，如位於四川盆地南部邊緣地帶的今瀘州以南地區，北宋時仍“華戎錯居，土曠而弗耕”4。后經人奏議佈置屯田，到熙寧七年（1074年）“凡得夷所獻地二百四十里，均已募人墾耕”5。而更多的則是自流徙，據記載有的還深入到了邊遠民族地區，如地處渝州（治今重慶）南部南平、巴縣一帶的“夷人”李、王、梁三大家族，時“各有地客數千家”，且“間以威勢誘脅漢戶，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6。此外，流入礦區充當民工也不在少數，如陵州井研縣（今井研縣）境內時有鹽戶百餘家，各役使工匠數十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甚至還不乏“變易名姓，盡來此佣身賃力”的來歷不明者混跡其間7。

兩宋時期區內漢族遷徙擴散所產生的社會功能，探究起來至少有三，即：一是致使巴蜀漢族的分佈面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所拓展，二是進一步開了四川盆地東部的廣大山區和盆地邊緣地帶的多民族雜居區，三是促進了上述地區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的漢化。關於後者，南宋人真德秀在《西山文集》卷二八《送南平江守序》中曾有過一段較為生動的描述：“南平（今重慶市南綦江縣一帶），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僚名。我朝元豐（1078～1085年）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四十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彬彬焉與東西州等”。另據研究，成漢時從牂柯郡北上並廣泛散佈於巴蜀境內的僚人，到南宋時也已基本完成了與漢族或區內其他民族的融合而陸續消失1。

至於元代巴蜀地區人口的銳減，諸史志均有較為明確的記載，主要是由於宋元之際的長期戰亂所致。史載公元13世紀前期，剛剛興起於北方草原的蒙古帝國揮師南下，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擊滅西夏之後兵臨巴蜀北界關隴、漢中一帶，並曾數次突入川北大肆擄掠。后與南宋聯兵於端平元年（1234年）滅金，且於次年即大舉南下攻宋。於是，安享太平600餘年的巴蜀地區自此陷入了曠年持久的戰亂之中，成為宋、蒙兩軍對陣的西部主戰場。直至元朝初年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左右，才以重慶城的陷落為標誌而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