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7）

史載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原已矛盾重重、少數民族土著族群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的西南邊疆地區更是動蕩不安。***及至新莽代漢（9年）以後，又進而演化成為“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和滇中僰人大起義的全面衝突2。為此，漢王朝曾連連兵而一再慘敗，后隨王莽政權的垮台，西漢對滇黔地區的封建統治亦陷入癱瘓之中。兩漢之際的大動亂，前後歷時達70餘年。以後，重新建立起來的封建統治秩序，較之西漢時期已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滇王”、“夜郎王”等夷王、侯及其分別統治下的“滇國”、“夜郎國”均已成為歷史的遺迹而不復存在，在歷史上其人口在整個滇黔地區不佔多數，但在郡縣內部卻依然居於相對的優勢地位，並由此決定了這時的族群互動，是以“漢化”的歷史趨勢為主流。

另據記載，當時滇黔地區的民族融合，還有一個重要的有利因素，這就是封建文教事業的興起。眾所周知，幾乎就在漢“開西南夷”設置郡縣的同時，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3，確立儒家學說為封建正統思想，且“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4。然而，由於某些有待探明的原因，在信史的記載中，業已納入封建帝國版圖的滇黔地區，終西漢之世卻一直無設置學校、講習儒經的明確記錄，直到東漢時期才率先端於東部牂柯郡。據《華陽國志·南中志》說：“明、章之世（58～88年），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諱，通三材，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尹珍萬里求學，還鄉教授的自行動，標誌着封建儒學教育在滇黔一帶逐漸興起，並對當時區內的民族融合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官辦學校亦應時而生，史載：“肅宗元和中（84～87年），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始興學校，漸遷其俗。”1對此，尤中先生解釋道：“王追興起學校之後，揮了‘漸遷其俗’的作用，這裏的‘其’字所代表的是當地少數民族（僰族），即改變了當地僰族的文化生活狀況……”2。而文化生活狀況的改變，恰恰也就是少數民族土著族群漢化的關鍵所在。

東漢時期滇黔漢族的展，除了外來漢族移民的植入和郡縣編民中的民族融合之外，另一表現形式是漢族分佈面的擴大，主要又是隨永昌郡的設置而向西部地區拓展。關於永昌郡的設置，《華陽國志·南中志》說：“永昌郡，古哀牢國也。……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西漢）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漕溪，置嶲唐、不韋二縣。……行人歌之：‘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據此，早在西漢武帝“開西南夷”之時，漢族移民的分佈面便已抵達瀾滄江西岸的今保山市一帶。延至東漢初年，史雲哀牢國王扈栗慕“漢威神明，即遣使詣越嶲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3。再至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抑狼再次奉貢求內屬，漢王朝遂“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4。自此，“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古哀牢國地，也納入了東漢王朝的版圖之內。其中，永昌郡轄下新設置的哀牢縣地在今瀾滄江以西怒江中游兩岸德宏、騰衝一帶，部分地區甚至突破了今滇緬邊界達於境外。與此相應，漢族的分佈範圍亦當延伸到了上述地區。不過，對此需要說明的是，兩漢滇黔漢族的分佈，與巴蜀地區早期的況基本一致，也是多集中在郡縣據點及其周圍和各交通幹道沿線，在永昌郡轄下新拓展的怒江中游沿岸地區當然也不例外，且人數當更為有限。

總之，自西漢中葉漢族入滇黔起，經過兩漢之世300餘年的平穩展，尤其是降及東漢時期，隨着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區內土著民族漢化歷史趨勢的形成與封建文教事業的興起，加之郡縣疆域向怒江中游沿岸地區的拓展，故而滇黔漢族無論是在人數還是分佈面上都有了較明顯的長進。反映在人口統計數字上，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東漢滇黔地區益州、牂柯、永昌、越嶲4郡及從犍為郡分割出來的犍為屬國等5個郡級政區的在編人口總值，共計為43。05萬戶293。59萬口，較之西漢時期增長了將近一倍。其中，扣除越嶲郡今四川省所屬部分，再以漢族占郡縣編民的50％左右估算，這時滇黔內的漢族人口可達100萬以上。這一數據，大概也就是明清之前滇黔漢族1000多年展史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