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6）

其二，遷入滇黔的漢族移民，據有關記載分析主要是由落籍屯戶與寄籍軍政吏卒兩部分組成。其中，屯戶又可再劃分商屯與民屯兩種，商屯見於記錄的如《史記·平準書》所載：“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民屯則如《華陽國志·南中志》所云：“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此類人員，因“募徙”而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墾荒屯田以就地提供租賦糧草，故一經徙入便多落籍定居下來，是為滇黔漢族移民中較為穩定的基本成分。至於那批隨開邊置郡而來修路開道、轉運輜重、征戰駐防或署理軍民政務的將校士卒和官吏僚佐，則一般屬暫駐性質，往往遇事奉調而來，事畢即返，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因各種緣故而從此滯留不歸，成為漢族移民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

其三，在移民的來源與身份上，相毗鄰的北部巴蜀地區，歷來是滇黔漢族最主要的來源地，其次是西漢王朝的統治中心關隴一帶。不過，從歷史文獻的記載看，移民的身份，似乎又因來源地不同而略有區別。一般而，來自巴蜀地區的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多為具有合法身份而被徵調遣南來的“吏卒”和“士”、“兵”、“卒”之類的從征將士。例如唐蒙初“開西南夷”時，史載其“以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轉漕萬餘人”1；后司馬相如略西夷，亦“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2；再至益州郡設置前後，又“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3其間，還曾因征過度引起了“巴蜀民大驚恐”4。而與此不同的是，來自關隴一帶的移民，則多為“三輔罪人”5、“京師亡命”6等類的囚犯刑徒。究其緣由，大概與當時的宏觀人口佈局和“徙民實邊”的某些法令政策均不無關聯。此外，據後世的記載追述，在當初的滇黔漢族移民中，還有部分屬來自巴蜀、關隴以外其他地區者，但其中的大多數也是先由內地徙居巴蜀一段時間以後，再輾轉南遷進入滇黔一帶。如滇西不韋縣（今保山市）呂氏家族的來歷。按《三國志·蜀志·呂凱傳》注引晉人孫盛《蜀世譜》的追敘為：“初，秦徙呂不韋子孫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故而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滇黔漢族，主體是由巴蜀“吏民”向南遷徙蔓延而來，同時也匯入了相當一部分來自關隴等地的北方移民。

最後，還要補充說明兩點：一是從歷史文獻的記載看，儘管早在漢“開西南夷”以前，已有一定數量的漢族從巴蜀陸續進入滇黔地區，但因為人數有限，且多屬來去匆匆的商旅，間有少量留居下來者，亦當與先秦之世的“庄入滇”一樣，不久便“變服、從其俗”而融入當地土著民族之中。因而滇黔漢族歷史的開端，嚴格意義上應從漢武帝開邊置郡、徙民實邊始。二是基於漢世之巴蜀同樣也是多民族雜居區，而當時遷入滇黔地區的外來移民又以各類巴蜀人戶為主，所以移民中除漢族之外，勢必還雜有相當數量的非漢族成分。

在滇黔，漢族最初隨漢“開西南夷”遷入的同時，漢王朝還加封了“滇王”、“夜郎王”、“句町王”以及“漏卧侯”等相當一批土著族群上層，並通過這些夷王、侯來“復長其民”1，即繼續按其原有的方式統治各自屬下的本民族成員及其他土著民族群眾。這種與郡縣制并行的統治制度，歷史文獻中稱之為“羈縻”。

“羈縻”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當時較為尖銳的民族矛盾，使封建統治秩序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得以逐步建立起來。然而由此所構成的“夷、漢分治”或者說“土、流並舉”的政治格局，同時也對區內的民族融合產生了抑制作用。。具體說來，就是在“夷、漢分治”的歷史條件下，儘管隨區內各族人民交錯雜居、友好往來所產生的相互影響與文化滲透勢在必然，但由於政治體系的制約而少有民族融合現象生。這種狀況，大約持續了將近1個世紀，直到西漢末年以後才逐漸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