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5）

根據有關歷史文獻的記載，漢“開西南夷”始於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歷時20多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初步完成，其間先後在“西南夷”地區設置了犍為、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共七個“新郡”，將其納入了西漢帝國的版圖之內並相對穩定下來。***其中，與滇黔地區相涉的共有四個郡，即：牂柯郡，郡治且蘭（今貴州都勻、黃平），轄區、地望當在今黔中、黔西及滇東一帶；犍為郡，初治鄨縣（今貴州遵義），旋即移治南廣（今四川筠連），再移治僰道（今四川宜賓），后又移治武陽（今四川彭山），轄地當在今川、滇、黔三省結合部；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轄區當在今川西南至滇西北一帶；益州郡，治滇池縣（今雲南晉寧縣晉城鎮），轄今雲南大部分地區。

漢“開西南夷”，據記載，在繼先秦之世“張若因取笮及江南地”和“庄入滇”之後，降至秦朝初年，還曾大舉開鑿“五尺道”並將其統治勢力自川南僰道（今宜賓）經滇東北、黔西北向南延伸到了今滇東曲靖一帶，惜不久便隨着秦王朝的滅亡而崩潰。對此，《史記·西南夷列傳》說：“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按：此句似有誤，《漢書·西南夷列傳》作‘關蜀故徼’，當是）。”然而，民間的商貿往來卻並未因此而中斷，史稱“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1。有的甚至還深入到了今瀾滄江、怒江西岸的中緬邊界附近。2正是這種割捨不斷的血肉關係，為後來的漢“開西南夷”和滇黔漢族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經濟基礎。而在其間，業已先期形成的巴蜀漢族，又曾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較典型的如臨邛卓、程兩大家族，《史記·貨殖列傳》說：“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程氏，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是包括漢族在內的“蜀人”的早期商貿活動，揮了先導和啟的作用。

而從漢“開西南夷”的實施過程和最終結果看，儘管每一重大舉措的決策和部署，幾乎都是出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本人，但具體實施起來，又自始至終莫不是以巴蜀地區和巴蜀漢族作為依託而得以完成。其中，作為最終的結果之一，便是隨西漢帝國的疆域向南拓展，西南漢族的分佈面也相應地由巴蜀地區擴大到了南部滇黔一帶。因而可以說，漢族在滇黔的展，乃是漢“開西南夷”的歷史產物，時間在公元前2世紀末的西漢中葉。

漢族在滇黔展之初的具體況，雖因年代久遠史料奇缺而不得其詳，但透過一些零星的記載仍可知其大概如下。

其一，漢族移民在滇黔地區最初的分佈格局，多是星星點點地聚居在由巴蜀向南延伸而來幾條主要交通幹道線和新設置的部分郡縣據點周圍，在當時有如汪洋大海般的“西南夷”各部棲息地內，植入並構成了一個個連點成線、連線成面的漢族移民聚居點和分佈帶，且分別與各自所在地的滇僰、昆明及僚、濮、邛、笮等土著民族交錯雜居、朋比為鄰。其中，較大的聚居點，一是益州郡郡治周圍，即當時的古滇國腹地今滇中地區滇池、撫仙湖、星雲湖等3大淡水湖沿岸地帶（即漢滇池、谷昌、建伶、俞元、昆澤等縣），以及益州郡轄下南盤江上游今滇東曲靖（漢味縣）、陸良（漢同勞縣）和滇西洱海沿岸大理（漢葉榆縣）、瀾滄江西岸保山（漢不韋縣）等地。二是牂柯郡郡治今黔東南都勻（漢故且蘭縣）、黔北遵義（漢鄨縣），尤其是北盤江上游今黔西安順、鎮寧（漢夜郎縣）即當時的夜郎國中心區一帶。三是犍為郡南部今滇東北昭通（漢朱提縣）和邛家、會澤、東川（漢堂琅縣）及黔西北威寧、水城（漢漢陽縣）等滇、川、黔結合部。四是越嶲郡郡治今川西南西昌（漢邛都縣）及其南部今滇西北大姚（漢青蛉縣）、華坪（漢姑復縣）、永勝（漢遂久縣）等金沙江兩岸地區。至於漢族移民的分佈帶，則主要是沿“南夷道”（一說即秦“五尺道”）、“西夷道”（即“零關道”）、“博南漢道”和“庄蹻故道”等所謂“古西南絲路”各幹線，經上舉四郡郡縣據點和古代城鎮而呈斷斷續續的帶狀分佈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