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4）

漢族移民徙居巴蜀，自西漢前期漢族形成之後便無較大規模者見於記載，直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才又重新活躍起來。***其中，較為可觀者一是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入蜀領益州牧，史稱“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2二是獻帝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從諸葛亮《隆中對》之策，自荊州“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3，后建立了“三足鼎立”之一的蜀漢王朝。三是建安十九年（214年），馬超自漢中“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4投劉備時帶入的西涼“部曲”約數千人。僅以上三批以漢族為主的外來移民，合計人數便可達一二十萬之眾，據研究其原籍若按今天的行政區劃，至少涉及到了河北、河南、安徽、山東、山西、湖南、湖北、陝西、甘肅、江蘇等10餘個省。5其中的高層人物，又多為來自河北（劉備、張飛、趙雲）和山東（諸葛亮）、山西（關羽）、河南（黃忠）、陝西（馬超）等地的北方人，骨幹則以隨劉備入蜀的荊州舊部為主，故史有“豫州入蜀，荊楚人貴”之說6。

這些外來移民徙居巴蜀后，一般都是集中分佈在今成都、重慶、涪陵、閬中等大中城鎮及其周圍和交通沿線的據點之內，曾先後成為劉焉、劉備兩大割據政權的政治支柱和基本力量。從西南漢族展史的角度看，東漢末年內地漢族向巴蜀地區的大規模遷徙，不僅從數量上使得巴蜀漢族得以大大增強，同時在素質和影響方面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被後世奉為中華民族智慧化身的蜀漢丞相諸葛亮，雖亦屬漢末外來漢族移民中的一員，但在後人眼中其神話般的人物形象，卻更多的是與巴蜀漢族連在一起。

這時巴蜀漢族人口，自先秦之世遷蜀的萬餘戶“秦民”而端，到西漢前期漢民族集團形成之初，據各方面的況分析估計不會超過100萬人，主要分佈在各郡縣據點及交通沿線附近並以此為基本格局，其中尤以川西平原密度較大。后經兩漢400餘年的平穩展（包括巴蜀漢族自身的繁衍增殖、外來移民的徙入和區內的民族融合三個方面），延至東漢後期，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在漢族人口數量較多、相對比重也較大的蜀郡、廣漢郡和犍為郡等“三蜀”地區，合計為57。8萬戶227。13萬口，按漢族佔70％估算，大約為40。46萬戶158。99萬口；其餘巴郡31。07萬戶。108。6萬口，按漢族佔50％計為15。54萬戶54。3萬口；地跨今滇、川兩省的越嶲郡13。01萬戶62。34萬口，按滇川各一半和漢族佔20%計為1。3萬戶6。23萬口；再加上北部漢中郡涉蜀部分和西部廣漢、蜀郡兩屬國漢族約3萬戶12萬口，共計為60。3萬戶231。52萬口。如果上列估算誤差不是太大，那麼兩漢之世巴蜀地區漢族的人口增長了至少一倍以上，是為巴蜀漢族展史上的第一個人口高峰期。

漢族在巴蜀的展，使之在秦漢時便已覆蓋了四川盆地底部的大部分地區。其中，東、北方向基本上與荊湘、關隴及漢中一帶的漢族分佈區連成一片，西、南一線則據《後漢書·笮都夷傳》所載西漢時蜀郡“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今蘆山縣）主漢人”和《華陽國志·蜀志》所稱“僰道縣（今宜賓市）……本有僰人，故《秦紀》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等零星記錄，可推知已延伸到了四川盆地與川西高原結合部的邊緣地帶和川南金沙江———長江沿岸地區。不過，對此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上述區域內尤其是東部巴郡轄下的廣大丘陵河谷地帶，除了漢族之外，當時還分佈着大量巴、蜀、濮、夷等土著或外來的少數民族族群，他們與遷入巴蜀的漢族移民一道，共同構成了巴蜀多族群交錯雜居的分佈格局。

（二）漢族向滇黔的遷入和展

漢族向滇黔的遷入與漢“開西南夷”有密切的關係。所謂漢“開西南夷”，指的是公元前2世紀晚期封建王朝對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開疆拓土和置吏施治活動。“西南夷”的空間範疇，通常又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限指今雲南、貴州2省大部分地區和滇、川結合部的大、小涼山一帶；廣義則在上述地區之外，還包括今甘肅東南部和川西高原。蓋因這一廣大地區在地理上位於西漢王朝的都長安（今西安）和四川盆地的西南方向，且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非漢民族的分佈區，故史冊概以“西南夷”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