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3）

漢族在巴蜀展的歷史，肇自公元前4世紀末秦並巴蜀之初的萬餘戶“秦民”徙蜀。***以後，各類移民遂源源而來。其中，秦國在為鞏固封建統治而不斷派遣官吏、士卒進入巴蜀地區的施治駐防的同時，還懲罰性地將一些犯罪的本國達官顯貴和兼并戰爭中俘獲的其他諸侯國豪強貴族徙配巴蜀落籍，尤其是到了統一大業完成的前夕，更是日趨頻繁絡繹不絕。前者如始皇帝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平定繆毒之亂后，僅其舍入門客便“遷蜀者四千餘家”；4緊接着又廢呂不韋相位，並強令其家屬舍人“徙處蜀”。5後者如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軍破趙后，曾將趙國富豪卓、程等家族徙配蜀郡轄下臨邛縣（今邛崍縣）而謂之“山東遷虜”。6除此之外，據《華陽國志·蜀志》臨邛縣條“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實之”等記載可知，在當時徙蜀的外來移民中，一般平民百姓亦當為數不少。這批早期徙居巴蜀的外來人戶，因主要由來自秦國腹地關中一帶的“秦民”和“上郡民”構成，間有部分“山東遷虜”即今華山以東地區的華夏諸族人戶，故所融合而成的族群，應與北方秦人最為接近或可直接視為秦人的南部族群。

延至秦、漢“大一統”時期，一方面，隨着秦、楚對峙局面的終結，大批南方楚人逶迤西遷進入巴蜀地區，特別是在江州（今重慶）以東長江沿岸一帶，降及後世甚至到了“其人半楚”的程度。1其中，西漢著名文學家揚雄，據記載便是秦漢之際由楚國故地巫山遷至江州，后又溯江而上輾轉西行並最終達於成都西郊郫縣落籍定居下來的楚人後裔之一，2另一方面，由於秦國在統一戰爭中的過度殺戮與洗劫，加之相隔不久便爆的秦末農民戰爭和繼之而起的“楚、漢相爭”戰火的反覆滌盪，致使包括中原、關中、江淮等地在內的廣大地區遭到了近乎毀滅性的破壞，於是物阜民安、社會相對穩定的巴蜀地區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人們遷徙流動的理想之地。對此，揚雄在其《蜀都賦》中，曾將其高度概括為“秦漢之徙，元以山東”的名句。而見諸史冊的亦不乏其例，如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劉邦遂令關中百姓“就食蜀漢”3。后至西漢初年，大約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漢高祖在犒賞功臣、分封諸侯時，還將其至親好友特意安置到蜀中食封。突出的如劉邦的同鄉“沛豪”雍齒，便被封為“什邡侯”落籍成都北什邡縣（今什邡縣境）食“二千五百戶”4。秦、漢之際大量新移民的到來，無異於為巴蜀漢族先民注入了新的血液。

巴蜀漢族先民與巴、蜀等土著居民之間的族群互動融合，早在漢民族形成之前便已開始，以後又隨着巴蜀漢族的展而步入**。其中，尤以所謂“文翁化蜀”最具代表性。據記載，文翁本名文黨翁，省稱文翁，原籍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縣境），史稱其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西漢景帝時官遷蜀郡太守，就任后眼見蜀中“僻陋有蠻夷風”，於是大力倡導封建文教，“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5。后又“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巴（郡）、漢（中郡冤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6。

文翁倡儒學於蜀，不僅在我國古代教育史、文化史和儒學傳播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動了巴蜀地區的族群互動融合和漢族的展。簡單說來，主要是促使儒家文化在巴蜀地區得以廣泛傳播，從而既增強了巴蜀漢族的內聚力，又對當時仍大量存在的巴、蜀等土著族群產生影響與催化，使其逐漸生文化上的蛻變而陸續融入漢族。其具體況，儘管也是史缺有載不得其詳，但透過歷史文獻中諸如“降及建武以後，爰迄靈、獻，文化彌純，道德彌臻……其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下，未足尚也”和“《雅》《頌》之聲，充塞天衢，《中和》之詠，侔乎《二南》。蕃衍三洲，土廣萬里，方之九區，於斯為甚”1之類的溢美之辭，仍可大致推知最遲不晚於東漢中葉以後的2世紀左右，漢族及其所負載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已在巴蜀地區佔據了主體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