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2）

關於“庄入滇”，同樣是由於歷史文獻記載的相互抵牾與矛盾，學術界在其率部西進的具體時間究竟是楚威王時（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還是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進軍路線是“循江（長江）上”還是“訴沅水”而西行，以及庄本人的身份是“將軍”、“楚莊王苗裔”還是“盜”（農民起義軍領）等一系列問題上，眾說紛紜。同時，因種種不同社會歷史條件和自然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差異，與在此前後“秦民”徙居巴蜀的明顯區別是，庄及其所部楚國將士在抵達滇池沿岸地區之後，大約僅經過了不太長的一段時間，便逐漸“變服、從其俗”而融入當地土著民族之中。然而儘管如此，從歷史的高度的審視，“庄入滇”仍不失為先秦時期楚國對西南地的一次較為成功的開拓與經略。這一壯舉，不僅是有史以來批量的漢族先民社會群體次深入到了雲貴高原的腹心地帶，對於溝通內地與邊疆的聯繫和滇黔地區的開、民族文化的傳播都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而且這批以楚人為主體的為數可觀的漢族先民的到來，為西漢時期滇黔漢族的形成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故而從漢、唐之世起，便有“西南外徼，庄通”1之說，且歷來為史界所推。

二、秦漢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展

漢民族在秦漢大一統中從華夏民族轉化、展而成的過程中繼續向西南遷徙。而由於西南的巴蜀和滇黔在地理上的分隔，故從一開始西南漢族的展就分巴蜀和滇黔兩個部分。

（一）漢族向巴蜀的遷入和展

漢族在巴蜀展的主要社會歷史條件，先是由公元前4世紀戰國中葉秦惠王“滅蜀取巴”而完成的區內統一及其與秦國本土關隴地區之間的區域性統一，以後又進一步演進而成的全國性“大一統”局面，為其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隨着郡縣制的推行和巴、蜀、漢中三郡設置，以“蜀侯”為代表的地方奴隸主貴族勢力被剷除2，以及隨封建統治逐漸加強而出現的相對穩定，則是其較為有利的社會基礎。

其次是建立在農耕經濟長足展之上的物質基礎。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舉世聞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傑作都江堰的興建。都江堰位於今成都西郊都江堰市（即原灌縣）境內的岷江上，由魚嘴、金剛堤、飛沙堰、人字堤及寶瓶口等組成，據記載為秦蜀郡太守李冰率各族人民修築而成。建成后基本解決了川西平原一帶由來已久的水旱災害，使得蜀中的社會經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成為當時僅次於秦國腹地關中的“沃野”之地和“天府”之國。對此，《華陽國志·蜀志》說：“周滅后（公元前249年以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堤堰），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再次是隨着北達關中、南入滇黔、東出荊湘等水陸通道的全面開通，初步形成了“棧道千里、無所不通”1的交通網絡，極大地加強了地區內部乃至與全國各地的交往聯繫。加之蜀郡郡治成都（今成都）、巴郡郡治江州（今重慶）和雒縣（今廣漢）、南安（今樂山）、僰道（今宜賓）等一大批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據點、商貿市場與交通樞紐等多功能於一身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相繼興起，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區內的一體化的展趨勢。其中，素有“巴蜀邑”之稱的古城成都始築於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史載其“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分為“太城”與“少城”，城內“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2初成時軍民人戶便已逾萬，入漢后激增至7萬餘戶約30萬口，為當時除都長安（今西安）之外的全國第二大城市3。

上述種種社會歷史條件，均從不同角度與不同層次上為漢族在巴蜀的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