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三節漢族在華北的形成和發展（3）

“‘春秋’大一統”之義成為中央集權國家的理論基礎，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統一歷史主流的前進，也是維繫漢民族長期穩定的思想紐帶。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思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1在這裏，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孔子所主張的大一統，只是要求天子治天下，諸侯治本國。但是這種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思想的萌芽卻是有進步意義的。董仲舒繼承並揮了“大一統”的思想，他在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時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2在這裏，他宣稱《春秋》提出的大一統思想，是誰也不可違抗的最高原則，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義。他的所謂“大一統”，就是損抑諸侯，一統於天子，並使四海“來臣”。於是，在孔子的旗幟下，他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學說在《春秋公羊》的名義下統一起來了，如他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學統一了起來，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了起來，把儒家與墨家的義利學統一了起來，把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統一了起來。這種以孔子儒學為脊樑的“百家”學說的統一體，既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華夏民族向漢民族展、轉化為統一和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綱”“五常”封建倫理觀念的建立，“人倫”關係的系統化和理論化，使儒學成了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血肉部分。孔子經典性地提出了關於“仁”的道德倫理學說，認為人與人之間要相愛，“仁”的標準是“禮”。關於“仁”和“禮”，可以用孔子自己講的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董仲舒則根據孔子的仁義道德倫理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又進一步揮，系統地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思想體系。他認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4。在天道之下，“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5。董仲舒又吸收韓非子的學說，提出如同天地陰陽一樣，由天的意志決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三綱”。而維護和調整“三綱”的永恆不變的道德原則就是“仁、義、禮、智、信”，即“五常”。在此基礎上，構成了維護整個封建制度的四大權力：神權、政權、族權、夫權。無須多，董仲舒所提出和建立的這一整套封建的“人倫”道德觀念，對中國社會的消極影響乃至反動作用是人們共知的。但是，我們也必須充分估計到這種“人倫”道德觀念，對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和展的無孔不入的深遠影響。

這種影響和作用特別集中地表現在“孝”上。漢代把“孝”看成是各種道德的根本，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方針，使“孝”通過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倫理的、藝術的、禮儀的種種渠道。滲透到漢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使“孝”在社會各個角落有形或無形地生着巨大的作用，“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得人之歡心”1，從而使儒學成為漢民族的心理素質的血肉部分。

漢王朝，特別是漢武帝時使“海內一統”的種種措施的實施，都表明漢王朝時中央集權國家更集中、更強大，使“大一統”成了中國歷史展的主流，華夏民族就是在這種“海內為一”2的“大一統”中完成了向漢民族的展和轉化，從此以後，漢民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聳於世界民族之林。

二、魏晉南北朝華北漢族的南遷和展

東漢以後，中原大亂，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四分五裂，到處是紛爭戰亂和封建割據。在大分裂、大混戰、大動蕩之中，華北漢族向四處流徙，北方匈奴、鮮卑、烏桓紛紛入主華北，江漢地區的部分蠻族也湧進華北，在華北形成漢族與匈奴、鮮卑、烏桓及蠻族交錯雜居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