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第七十一章跳出歷史（3）

如此結果想必會深深打動喜好悲劇的庶民。***但如此一來，江戶將直接毀滅，而不會走上通往東京的道路。

（必須從政治的表面消失，但同時……必須默默開闢通往東京的道路！）

對於從不為自己考慮且具有王者之風的人而，這是一種伴隨着巨大苦痛的覺悟。

在當朝的歷史之中，這種例子屢見不鮮。曾有天皇以對天地神祇負責的形式，雖已退離天皇皇位，依然以太上皇的身份行使權力。然而，如此做法往往只會造成可悲的混亂。

這是理所當然的。太上皇親手玷辱天皇皇位，自然不會產生好的結果。水戶的撰史便是要糾正這種錯誤……

（無論輿論如何，要為天皇皇位奉公，便必須貫徹水戶至誠……）

這便是慶喜既不可自盡又要抹消自己的決心，同時也是他對新帝的奉公之道。

（政治上的慶喜已經死了……）

但是，作為一個日本人，他必須從江戶一直活到東京，一同創建盛世，為盛世慶賀。

實際上，要將這種覺悟付諸實踐，必須具備信徒般的終極信仰。不，事實上可以說，只有對這種信仰心有所領悟之人，才能夠稱為“達人”。

慶喜在寶台院領悟了這種信仰。他將從政治歷史上消失，作為一個人活下去。顯而易見，能夠作出如此覺悟，必然需要對大自然的真諦有所領悟，即所謂盡人事而聽天命。

8月15日，六歲的龜之助——德川家達抵達駿府，成為德川家的新繼承人。慶喜公也離開寶台院，遷至市內紺屋町的原代官府，繼續隱居反省。

無論何人前來拜訪，慶喜幾乎一律拒絕會見。儘管如此，他仍對自江戶便一直跟隨自己的小姓頭新村猛雄（主計頭）如此說道：“我如今才三十二歲……仍不得不繼續活過漫長的茫茫餘生。”

近侍究竟能否領會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呢……

其間，會津及其他藩的抵抗也露出終止的兆頭，天皇決定東幸。9月20日，天皇起駕離開京都。而前一天——即19日，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帶領家臣手代木直右衛門、秋月悌次郎、枇川彥次郎，向米澤藩的軍隊投降。

三

無論怎樣，御駕親伐慶喜以及遷都大阪的計劃等，都很難理解為是出自新帝的本意。正因如此，東北地方的各藩主才認為官軍所為乃是無視聖心、挾持幼帝的私鬥，堅決予以反抗。

客觀來說，他們的反抗絕非毫無意義。正因有了他們的反抗，才令慶喜的“恭順”望之猶如高遠的富士山，促使了包括薩、長眾人在內的整個日本的反省。

於是，明治元年（1868年）9月20日“天皇東幸”時，“討伐慶喜”、“天皇親征”等陰謀性內容已經變成了天皇駕臨改稱東京的江戶。正因相信事理應如此，在鳥羽、伏見的激烈衝突之後，慶喜才立刻誠惶誠恐地退至江戶，一味保持恭順，為日本鋪設出一條軌道……

因此，天皇東幸便是為明治維新這一大革新所鋪設的全新的心之軌道，天皇政治便在這一軌道之上開始行進。而在新帝御駕離開京都的那一刻，慶喜已經從政治鬥爭的世界中消失。他雖已消失，但軌道已經鋪好……

倘若忘記這一事實，便無法看清後面的歷史。新明治的歷史便是從慶喜的恭順和新帝的東幸開始的。

只要正確看待這一政權的授受關係，便可明白當初那般強硬地反對兵庫開港的薩、長和公卿們為何會如此輕易地變為“開國派”。

開拓了以歐式風格與列強外交團進行外交交涉道路的是慶喜。此外，鞏固西洋式軍備的基礎也好，營建財界團結的基石、以公會形式與對方交涉也好，全都在按照慶喜遠大計劃的線路行進。

正因如此，無論貫徹恭順的慶喜是多麼大的障礙，新政府都沒有除掉他的理由。

理所當然地，第二年（1869年）9月28日，朝廷下達寬宥詔書“解除反省處分”，而天皇東幸便是達成此事的先兆。

9月20日，新帝離開京都。在車馬東幸途中，他向各國公使出諭告，說明一切外國事務均在東京處理。一行自石部站出，經土山站、關站，於24日在途中遙拜了伊勢神宮，並於4日抵達市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