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擾我思緒（上）（2）

為什麼我對消息如此着迷？是老爸的基因遺傳，抑或是害怕自己被這個世界拋棄？身心的反應可以證明，當我獲得有價值的消息時，會本能地產生愉悅感。***這種“愉悅”解釋了我為什麼會有好奇心？為什麼會有求知慾和窺視癖？也就是說，打探消息是人類的本性。媒體高度達和網絡海量儲存，正好滿足了我對信息的需求。我不用經歷槍林彈雨，卻可以看到真實的戰爭；我不用頂烈日流臭汗，卻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動物；我不用辦簽證，卻能欣賞外國風光。那些昔日必須親臨現場才能看見或知道的，現在都由別人的攝像機免費供應。記者在衝鋒陷陣，探險者和旅遊者在邊走邊拍，上帝和政治家在導演。突事件、自然災害令人目不暇接，新消息源源不斷地到來。

基於以上的媒體環境，一個美國作家和一個中國作家很有可能同時關注一個事件，比如“911恐怖襲擊”，比如“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除非你對這個世界不聞不問，否則很難逃脫消息對心靈的影響。利比亞動蕩的局勢刺激我對權力的反思；日本的核泄漏影響我的生死觀；法國戴高樂機場屋頂忽然坍塌砸死兩個中國人引我對偶然的感嘆……只要我們連線，全球資訊都可以共享。遙遠的事變得很近，憤怒和同延伸得很遠。這就是中國唐代詩人張九齡描寫的狀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正如**的詩句：“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同樣的信息當然會餵養出相似的思想。為了所謂的世界視野，我們可能已經犧牲掉了自己獨特的經驗。就像移栽到城市裏的樹木，雖然它們各有故鄉，但移栽到城市之後，它們享受同樣的陽光，吸收相同的養分，經歷類似的風雨，於是也就呈現出相似的表。過去在寫作上竭力強調“不重複自己”，但在信息共享的今天，我們卻尤其需要警惕“重複別人”。

清醒的寫作者早就呼籲作家們走出象牙塔，直接面對太陽、風雨，貼近大地，直接與人交流和戀愛，迴避媒體提供的二手生活。這當然是獲得獨特經驗的一種方法，也是避免“同質化”的有效手段。在中國，在西方，一些作家堅持不看電視，不上網，不拿手機。他們用眼睛觀察，用耳朵傾聽，用皮膚感受，只寫自己的體驗。2008年獲得諾貝爾文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他生在法國，長在非洲，求學英國，在泰國服兵役，在美國執教，遊歷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尤其熱愛墨西哥和巴拿馬的印第安部落，擁有毛里裘斯和法國雙重國籍，是一個旅行者、流浪漢。他在小說《訴訟筆錄》中塑造了一個反現代文明的角色亞當？皮洛。此人獨自待在一所荒廢的空屋裏，整天無所事事，不是光着身子曬太陽就是到處閑逛，除了關心吃喝拉撒，對現代人的政治、經濟、交往、文化、娛樂、信息、知識等均不“感冒”（網絡語，感興趣的意思）。他騰空腦子，過着近乎原始人的生活，把自己降為非人，模仿狗的動作，渴望像狗那樣自由地撒尿和交歡，甚至力圖物化自己，恨不得變成青苔、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細菌和化石。勒克萊齊奧認為人們的生活都千篇一律，好似千萬冊書疊放在一起，每個人都喪失了個性，只有亞當？皮洛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活人。

這是勒克萊齊奧絕對的個人經驗，也是他天真的夢想。人類已經回不去了。讓一個“被文明”的人接受亞當？皮洛那樣的原始生活，和讓亞當接受現代文明的難度幾乎是一樣的。對於亞當來說，文明的過程就是吸毒的過程。他拒絕吸毒，把持着自然人的特性。而我，或者說我們，已經一頭扎進了現代文明豐滿的胸懷，正美滋滋地享受文明帶來的諸多便利，當然包括享受信息便利。由於媒體高度達，信息爆炸，判斷難免會被干擾。在我的腦海，有一個媒體塑造的美國；在你的腦海，有一個媒體塑造的中國。但是，當我們脫離媒體，去親歷去體驗的時候，突然現對方原來不是媒體上描寫的那個對方。媒體的塑造和真實的經驗生了偏差。“日本311大地震”之後，各大媒體對這一事件作了詳細的報道。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多次向媒體保證：沒有隱瞞核輻射事故的任何事實。但是，4月3日，距離核輻射24公里遠的南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通過視頻向外界求助時卻說：“由於我們從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獲得的信息非常少，我們被孤立了。”以上三方，我不知道哪一方的信息誠實準確？就像日本導演黑澤明執導的電影《羅生門》那樣，每一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編造謊，令真相更加撲朔迷離。日本是地震多國家，他們在報道地震的時候，為了不傳播消極緒，鏡頭和文字盡量迴避殘忍的死亡、失態的呼號和過度的淚水。而這一切正是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作家們最願意描寫的段落。為了不使國民心理產生太大波動，媒體有意或無意會過濾掉一些細節，遮蔽掉部分經驗。如果作家只從媒體上照搬生活經驗，那他的寫作內容很可能在源頭處就已經彎曲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