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十一烈士暮年（一）（21）

對知識分子，主要是實行“再教育”。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刊載的《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一文中說：“因為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現在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在中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則是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10天後的《人民日報》公佈了**的意見：“從舊學校中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顯而易見，這種“再教育”同黨和**本人一貫倡導的“知識分子同工農兵相結合”、“知識青年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針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它建立於對知識分子狀況錯誤估計的基礎上，是對待知識分子“左”傾方針的具體表現。儘管**一再強調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12］但在“教育革命”之中的知識分子，實際上被放到了被革命、被改造的地位上。在《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一文中，就把“文革”前清華大學的大多數教師說成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或“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對他們要進行“再教育”，“從思想上、政治上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文章還把全校各級幹部都說成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強迫他們“承認錯誤”，才“給予適當的工作”。

“教育革命”是“文革”最早難的領域。**關於“教育革命”的思想是其“左”傾理論中最富想像力的部分。不僅在教育指導思想、教育體制、教學原則上，而且在教學方法上，招生考試等方面都有大膽改革現實的主張。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充滿偏激緒的。在**等的推波助瀾下，這些主張在理論與實踐上甚至展到荒唐的地步，其錯誤影響深遠，後果十分嚴重。

“斗、批、改”。作為“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文革”“左”的方針下的產物，是為繼續“文革”一整套錯誤服務的。因此，這一運動的進行，並未消除和緩解“文革”的動亂，反而製造出新的動亂因素。“斗、批、改”否定建國以後十七年大量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成就。否定了十七年，實際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人民在各行各業取得的諸多建設成就。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加之又有**、康生、**等人的干擾破壞，雖然從動亂程度上看，比“文革”初期要好一些，但從總體上來看，是展了“左”的錯誤。通過“斗、批、改”，使“左”傾思想進一步滲透到各行各業各方面中去，加深了“左”傾思想對人們的控制和影響，因而也就不能達到勝利地結束“文革”的目的。

1969年4月1日，**主持召開**九大，他雖然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13］但事實上，九大隻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進一步合法化，並且使**、**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進入中央政治局，為他們下一步的反黨亂軍活動，創造了組織上的條件。

**九大期間，**在接見九大大組召集人時指出，落實政策還要一年左右。按這個預計，“文革”在1970年4月結束或基本結束。但這一時間安排，後來由於**一夥加緊反黨篡權活動而被打亂。

**一夥所以能攫取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除去他們的政治欺騙外，主要是得到**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晚年的重大失誤之一。隨着“文革”的深入和展，**對**等人的活動逐漸有所警覺。特別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及其以後，**對他們有了本質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