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十一烈士暮年(一)(21)
對知識分子,主要是實行“再教育”。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刊載的《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一文中說:“因為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現在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在中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則是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10天後的《人民日報》公佈了**的意見:“從舊學校中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顯而易見,這種“再教育”同黨和**本人一貫倡導的“知識分子同工農兵相結合”、“知識青年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針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它建立於對知識分子狀況錯誤估計的基礎上,是對待知識分子“左”傾方針的具體表現。儘管**一再強調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12]但在“教育革命”之中的知識分子,實際上被放到了被革命、被改造的地位上。在《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一文中,就把“文革”前清華大學的大多數教師說成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或“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對他們要進行“再教育”,“從思想上、政治上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文章還把全校各級幹部都說成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強迫他們“承認錯誤”,才“給予適當的工作”。
“教育革命”是“文革”最早難的領域。**關於“教育革命”的思想是其“左”傾理論中最富想像力的部分。不僅在教育指導思想、教育體制、教學原則上,而且在教學方法上,招生考試等方面都有大膽改革現實的主張。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充滿偏激緒的。在**等的推波助瀾下,這些主張在理論與實踐上甚至展到荒唐的地步,其錯誤影響深遠,後果十分嚴重。
“斗、批、改”。作為“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文革”“左”的方針下的產物,是為繼續“文革”一整套錯誤服務的。因此,這一運動的進行,並未消除和緩解“文革”的動亂,反而製造出新的動亂因素。“斗、批、改”否定建國以後十七年大量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成就。否定了十七年,實際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人民在各行各業取得的諸多建設成就。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加之又有**、康生、**等人的干擾破壞,雖然從動亂程度上看,比“文革”初期要好一些,但從總體上來看,是展了“左”的錯誤。通過“斗、批、改”,使“左”傾思想進一步滲透到各行各業各方面中去,加深了“左”傾思想對人們的控制和影響,因而也就不能達到勝利地結束“文革”的目的。
1969年4月1日,**主持召開**九大,他雖然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13]但事實上,九大隻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進一步合法化,並且使**、**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進入中央政治局,為他們下一步的反黨亂軍活動,創造了組織上的條件。
**九大期間,**在接見九大大組召集人時指出,落實政策還要一年左右。按這個預計,“文革”在1970年4月結束或基本結束。但這一時間安排,後來由於**一夥加緊反黨篡權活動而被打亂。
**一夥所以能攫取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除去他們的政治欺騙外,主要是得到**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晚年的重大失誤之一。隨着“文革”的深入和展,**對**等人的活動逐漸有所警覺。特別是在**九屆二中全會及其以後,**對他們有了本質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