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十一烈士暮年（一）（20）

“上山下鄉”運動也是在“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之下的一種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手段。它的提出，與**認為要對青年學生進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斷拉平社會各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縮小三大差別的思想有關。革命戰爭時期，為動員、教育、培養知識青年，中國**形成了以“抗大”教育為代表的改造青年的經驗。建國以後，隨着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展，**逐漸把這種經驗絕對化，對於科學文化知識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表現出輕視書本知識和課堂教學的傾向，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提出“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制要縮短”，“階級鬥爭應成為青年的一門主課”，要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培養和造就接班人。這些想法體現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就使這場運動被提高到“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的高度上，反映出**試圖通過使知識青年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密切同農民的聯繫，不斷縮小三大差別的傾向。

“上山下鄉”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參加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到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新疆、內蒙古、東北和雲南等地是幾個大的生產建設兵團所在地，插隊落戶的區域則非常之廣，幾乎覆蓋所有的農村地區。“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1600萬人之多。他們通過這一實踐受到意志、品質等方面有益的磨鍊，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社會的了解。其中絕大多數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獻給了農村、邊疆，在那裏灑下辛勤的汗水。但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實踐，並未產生如**所設想的效果，卻帶來嚴重的後果，給我國歷史造成深遠的影響。它耽誤了年輕一代，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斷代”現象。為了安置“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國家和各企業事業單位先後支出經費100億元以上，造成經濟上的嚴重損失，不但沒有能夠解決知青的就業問題，反而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同時，把大批青年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不區分地區，不區分具體況地推向農村，給部分地區的農民和廣大知識青年家長也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在本已人多地少的農村，知識青年的到來，導致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和口糧的況，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而多數知識青年在農村中生活不能自給，要靠家庭補貼，又給家長造成經濟上和思想上的負擔。

對“上山下鄉”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是有所了解的。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寫信給**，反映其子在農村中的困難。這封信對**觸動很大，他看了多遍，認為寫得相當好。1973年4月25日，**複信寫道：“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況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根據他的指示，當年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在當時條件下，根本解決是不可能的。1976年，**再一次在一份反映青年問題的信上批示：“知青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可直至他去世，也未“解決”。

“教育革命”。**早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就已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十六條》中則把“教育革命”規定為“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教育革命”的提出，源於**對學校教育狀況的認識，即“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國友人斯諾談話中就談道：“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教育革命”最主要的內容是對“舊”的教育制度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1968年7月21日，**在《人民日報》關於《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了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後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