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十一烈士暮年（一）（19）

精簡機構，下放幹部。***在“斗、批、改”中進行的精簡機構，主要是按照**的主觀設想，自上而下地精簡下放。如原國務院所屬部委經過精簡、裁併，由原來的79個減至32個，其中還包括劃分歸軍委辦事組、總參、空軍、海軍和中央文革小組管轄的13個部、委、局，實際由國務院直屬領導的部門僅19個。原機關工作人員53748人，減到只有9710人的編製。精簡規模相當大，這對改變原來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卻進一步強化了行政干涉經濟的趨勢，並在以後很快造成宏觀失控和再度膨脹。和精簡機構相應的措施是下放幹部當時在極左思想影響和派性支配下，許多單位在“精簡下放”名義下，將大批幹部、技術人員、文化工作者下放，藉機排斥知識分子和異己力量。

十一烈士暮年（三）

“文革”期間的幹部下放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大機關、大單位、大系統都以辦“幹校”為主，也有一些攜全家老幼到農村落戶者。1968年5月7日，亦即**作出“五七指示”兩周年紀念日，黑龍江省革委會組織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經過幾個月實踐后，總結出一套經驗。對此，**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同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柳河經驗和**指示，並加編者按說：“**的這個指示，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的各級革命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從此，興辦“五七幹校”之風席捲中國大地，廣大黨政幹部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以及山區、農村和基層，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五七幹校”中以農業勞動為主，其辦校的宗旨就是勞動生產、勞動改造。這種以歧視知識分子、片面強調體力勞動的重要意義為指導，實際上已等同於變相勞改。下放到“五七幹校”作為迫害幹部、打擊知識分子的合法手段，造成嚴重的後果，大批幹部、行政和科技人員成年累月地在農業第一線從事生產勞動，固然對他們與工農群眾的密切聯繫、鍛煉自己的意志品質有益，但長此以往，不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工作和科研的寶貴時光。同時，下放過程中，並未嚴格執行**的指示，多數況下，即使是老弱病殘者也得不到照顧。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上山下鄉”一詞特指知識青年參加農業生產。最早從50年代起，**中央就一再號召城鎮知識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一題詞鼓舞、激勵一批有志青年，如侯雋、邢燕子、董加耕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等奔赴農村、邊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貢獻。但是到“斗、批、改”運動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文革”一個組成部分，展成一場大規模的、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當時，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提出“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口號，到農村去安家落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為題，對此進行報道，並在編者按中傳達了**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當晚，北京四中的學生就打起背包走向農村。這是一個起點。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端，直到“文革”結束為止。

與“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相比，這時的“上山下鄉”運動是“文革”中由亂到治、解決大量中學生畢業出路問題的一項應急措施。“文革”初期，廣大青年學生出於對黨和**的信賴，懷着防止國家改變顏色的真誠願望，紛紛走上社會，加入“造反”的行列。隨着“奪權”鬥爭的結束，需要他們安定下來。早在1967年10月14日，**中央就提出“複課鬧革命”的要求。與此相關的是各級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就業問題更加難以解決。“文革”是一場革“文化”命的運動，工廠、企業、機關等部門都不需要知識分子，原有的知識分子都要下放到農村去；國民經濟展狀況的徘徊不前也無法安置大量的城市剩餘勞動力；高等學校停止招考更使中學畢業生無處可去。修完了“文革”必修課的中學畢業生，既喪失了升學的機會，也喪失了在城市中就業的機會。到1968年，積壓在校的中學畢業生，即66屆、67屆、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已達1000萬餘人之多。在這種形勢下，“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就成為知識青年們的主要出路，也是試圖使“文革”由“亂”到“治”的一個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