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在反華喧囂中蓄勢待發（1）

這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紅牆灰瓦，坐落於日本東京都市區的中心——銀座的附近。銀座是繁華而喧囂的，而這裏，則充滿了肅穆、冷峻的氣息，更透出幾分詭譎，這就是日本的相官邸。

這一天，幾輛轎車在相官邸的門前停定，身着誇張燕尾服的若禮次郎相，緩慢地走出相官邸。五年前，他曾擔任日本相，現在，前度劉郎今又來，65歲的若再度組閣，這一次，若相的政治壽命又會有多長呢？

今天，相要去參加一個內閣會議。與許多頗為棘手的閣議相比，這次閣議的議題並不困難，因為日本政界與軍方達成了共識。不久，閣議就做出了一項關於中村事件的決議：日本政府將視中國當局的調查結果如何再定對付方法，如中國“不迅速以誠意從事徹查，則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對付行動”。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決議。此前，日本外務省雖已就所謂的中村事件多次照會中國外交部門，一次比一次強硬，但是，在內閣會議的決議中出現“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的詞句，這是第一次，而把“軍事當局”列在“外交當局”之前，也同樣是意味深長的。

日本要做大文章——戰爭的氣息已經從日本內閣的決議中透了出來。

那麼，中村事件是怎樣的原委呢？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日本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東北，存在着帝國巨大而特殊的利益。20世紀初，日本就因為在中國東北與俄國的利益衝突，不惜與俄國這個龐然大物一戰。日本賭贏了，但顯然並不滿足，它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恩怨仇，就表明它還想在東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曾在貝加爾地區充當軍事間諜，後來一直在中國班任偵察員。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國興安嶺南麓一帶進行偵察。當時，日本是以蘇聯作為自己最大的假想敵的，並認為，如果兩國生衝突，中國的興安嶺地區是戰略要地。

5月下旬，中村一行三人，到達駐哈爾濱的日本特務機關———百武機關。百武特務機關早已按照密電，為中村備好所需經費、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另外，還為他配備了一名俄國嚮導米羅闊夫。

1931年6月初，中村一行到達齊齊哈爾朝日旅館（日本間諜機關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太郎充當中村執行任務的日籍嚮導。5天後，中村攜米羅闊夫、井杉延太郎以及蒙古族嚮導留存寶，騎3匹蒙古馬，帶足乾糧、器材，自齊齊哈爾市出，擬於7月上旬到達洮南府。約好由另一名日本特務片倉衷在那裏接應，完成任務。

6月22日洮南日本領事館收到中村自海拉爾來的一份電報，稱“預計7月3日可到洮南”。片倉衷當即前去接應，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見中村一行的蹤影。

這時，日本特務機關還並不知道，十足的“小概率事件”在中村一行人的身上生了。

東北的興安嶺地區，中**備鬆弛，盜匪橫行；蒙漢雜居，民族關係複雜，是日本策動“滿**立”的重點地區。面對於此，張學良將軍曾從關內調回部分東北軍編成屯墾軍駐紮興安嶺地區，加強對這一帶的防務和控制。同時，照會日本領事館，以地方不靖為由禁止日本人到該地區“旅行”。

當然，那些負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會在意東北地方當局的所謂禁令的。裝扮成中國人的中村一行四人，還是進入了興安嶺地區。可是，就在他們完成任務的返程途中，歪打誤撞地與中國屯墾軍第三團遭遇了。

7月的關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時辰，卻感受不到太陽的炙烤，東北屯墾軍第三團一營的士兵，照常在駐地外道路邊的開闊地上操練。這一天，團長關玉衡並不在團部，由團副董昆吾代理團長之職。突然，正在訓練的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現，有四人自北向南騎馬疾馳而過，形跡十分可疑，於是追回問話，但無論是用漢語提問還是用蒙古語提問，四人均不作答。陸於是向董報告。董復用日語詢問，其中一人答話，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並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檢查，於是在他們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褲中搜出調查筆記、軍用地圖，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圖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這種手槍由日本人南部騏次郎設計，被中國人俗稱為“王八盒子”，是日本軍人的標誌性武器，董團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筆記中，清楚記載着“旅行”的意圖、路線和搜集到的十分詳盡的各種軍事報。於是中村的間諜身份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