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贛南會議前後（2）

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后不久，1931年8月30日，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一般地肯定中央蘇區的鬥爭成績外，着重地指責中央蘇區存在的“嚴重的錯誤”，即“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當然意識到這是針對自己而的。這些指責主要是：

在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的問題上，指責“中央蘇區至今還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以至於紅軍在長期作戰中便是‘疲於奔命’”，造成紅軍“長期的內線作戰，很難向外展”。要求“紅軍在衝破三次‘圍剿’后，必須向外展，必須佔領一個、兩個較大的城市。”

在分配土地的問題上，指責中央蘇區“對於消滅地主階級與抑制富農政策還持着動搖態度”，例如，“容許地主殘餘租借土地耕種，對於富農只是抽肥補瘦，抽多補少，而不實行變換富農肥田給他壞田種的辦法”。為此，要求蘇區中央局“在解決土地問題時，必須謹嚴農民與地主的對抗，必須下決心的消滅地主殘餘，絕對不能使他們仍保有租借權而密接土地關係，對待地主殘餘的辦法，只能是分配他們做苦工。必須加緊僱農、貧農與富農的對抗，而抓緊對中農的聯盟，……必須變更富農的土地所有，給他壞田耕種，富農的剩餘工具要沒收”。

在紅軍的訓練、編製和戰略戰術等問題上，指責“紅軍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的傳統與小團體的觀念，這與紅軍已在進行大規模戰爭與擔負著爭取一省幾省的先勝利的任務是不相稱的”。要求“紅軍的編製要開始適應於大規模作戰的組織，紅軍的戰鬥力亦應着重於技術能力的增進，特別要有堡壘戰、街市戰、射擊飛機等等的演習。……必須依據國際改造紅軍的主張，逐步適應利於大規模作戰的編製……而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

此外，還指責全蘇大會至今未能召開；指責蘇區工人運動不展，沒組織工人反僱主的鬥爭，沒實行8小時工作制，沒組織反帝同盟等；指責中央蘇區“在黨內和群眾中缺乏思想鬥爭和教育工作”。如果作為一般要求，這種指責還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中央是從反ab團來說的，並且認為中央蘇區只反ab團還有夠，同時要進行“反改組派，反第三黨，反取消派，反羅章龍派，反富農思想以至反農民落後意識的鬥爭”。這就將蘇區的肅反工作進一步推向了擴大化。

**對這種坐在洋房子裏、機械照搬共產國際指示的教條主義是最為反感的，對於其錯誤之處，仍是從對黨的事業、對中國革命事業負責出，提出批評，並在實踐中加以抵制。於是，在贛南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更成了鬥爭矛頭所指。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瑞金葉坪開幕。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項英、陳毅、任弼時、王稼祥、梁柏台、古柏。**以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身份向大會作了報告。，在這次大會上，王明“左”傾錯誤的積極擁護者，憑藉黨中央的指示信和決議，對大會施加壓力。他們自詡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譏笑“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站在強烈的宗派主義立場上，不顧事實地批評**和紅一方面軍的領導幹部執行了立三路線，指責**等的正確觀點和主張為政治上的非無產階級觀點，軍事上的單純防禦和游擊主義，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主義，等等。**等據理力爭，和他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丹淮在《紅軍時期：陳毅和**的友誼》一文中這樣寫道：

“在11月的會（即贛南會議——引者）上，中央來的同志和以**為的蘇區同志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主要是：國際形勢估計。敵人力量對比。紅軍行動方向和土地政策四個問題。**認為當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反蘇戰爭；紅軍力量還很弱，有勝利的可能性，也有失敗的可能性，紅軍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樹，要損傷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蘇區擺戰場，誘敵深入，不主張出蘇區打大城市，應該給地主、富農分田地。中央左傾代表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帝國主義反蘇戰爭即爆，因此要動員起來保衛蘇聯；認為國民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而我紅軍十分強大，要打出蘇區，奪取中心城市，正規作戰；不分田給地主、富家，提出‘消滅地主’的口號。他們還批評**誇大敵人的力量是保守主義，誇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機會主義、非階級觀點，不打大城市是農民意識，土地政策是富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