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贛南會議前後（1）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王明中央為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對各級機關實行所謂“改造”與“充實”，向全國各地都派出了他們的“欽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團——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因而亦稱“三入團”，來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代表團帶來了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與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鬥爭由此拉開了序幕。

1931年4月17日，在寧都的青塘召集了一次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因“三人團”到達前夕，蘇區中央局剛剛舉行完擴大會議，所以這次會議又稱做“中央局擴大會議的繼續會議”，會議只開了一天，聽了關於六屆四中全會和中央對目前形勢估量的報告，及中央代表團關於富田事變的意見。通過了五項決議：1．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2．土地問題決議；3．關於一、三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4．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5．cy工作的決議。這些決議標誌着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傳達貫徹，並開始了對**所代表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的攻擊和否定。其主要內容是：

先，僅僅肯定**主持的紅四軍前委的路線是“一般正確的”，並指責1930年6月成立的紅一軍團前委和中央蘇區犯了許多嚴重錯誤，認為“從汀州會議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放棄了鞏固蘇區的工作，採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直到新余的羅坊會議才“轉變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其次，認為**為的蘇區中央局和總前委過去執行的是一條“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夾雜不清的”土地路線。雖承認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是對的；但同時主張地主不分田，已經分了的要收回來分給貧僱農，只允許地主租用土地和做苦工。稍後不久，又否定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認為是“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等。

第三，指責此前的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中央局在整個工作的佈置，並沒有堅決的去執行國際關於蘇區工作的指示，更沒有給黨過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線以批評與糾正。”同時，完全按照四中全會的調子，強調認為“目前黨的最主要的危險，仍舊是右傾機會主義，消極、悲觀、失望、向階級敵人讓步等等的右傾緒。這些緒特別是因為敵人的進攻，以及蘇區階級鬥爭的尖銳，而更得着機會生長，所以黨應當大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但同時絲毫不能放鬆反立三路線的鬥爭，要堅決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特別是實際工作中的立三路線。”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中央根據地揮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正在進行中，王明中央派來的人卻不懂軍事，要依靠**來指揮打仗，所以還沒有對**實行排擠。

**此時已明確提出了黨的工作要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和理論，經過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教訓的總結，加上深入細緻的農村社會調查，他和許多同志已經有了一套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政權政策和紅軍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所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推行，**自然地予以抵制和鬥爭。他經常在黨的會議上，光明正大地表自己的意見，批評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所推行的各種“左”傾政策，強調要從實際況出，“沒有調查，沒有權”。特別在指導紅軍戰爭問題上，**常常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堅持與“左”傾軍事策略作鬥爭，根據戰爭實際，耐心地說服大家堅持按照正確的作戰方針行動。這些都引起了“左”傾中央和中央局的不滿。“左”傾中央不僅大不慚地把第三次反“圍剿”后中央蘇區的大展據為己功，說這是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黨中央領導下所獲得的“偉大成績”，而且逐步升級了對**的排擠和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