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駿紮起“囚籠”，我軍以破襲戰應對（3）

又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關於破襲正太路戰役的預備命令》出台了。***隨後，八路軍總部正式召開軍事會議，**中央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參加，會議正式決定動一次大規模的破襲戰。

周恩來飛回延安，商議《中央提示案》

同一天，還是9月22日，遠在重慶的周恩來飛抵延安，他帶來了國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的文件。

所謂《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的所謂《中央提示案》。主要內容是：取消陝甘寧邊區，代以陝北行政區公署，歸陝西省政府領導；縮編八路軍、新四軍，並限制其防地。

隨着局勢的展，國民黨掀起了新的****。國民黨中央推動各地及各黨政軍機關擬具防共辦法，不可避免地使本來就已經充滿摩擦的國共緊張關係更趨白熱化了，並且迅速開始展到軍事衝突的地步。在國民黨佔據軍事優勢的地區，國民黨防共限共的辦法自然容易奏效，**方面難免要遭受損失。如在平江和確山兩地的新四軍留守機關人數寥寥，受到國民黨地方勢力圍攻，不免死傷慘重。在雙方力量勢均力敵的地區，對抗的結果卻只能採取折中的辦法，妥協解決。如在陝甘寧邊區隴東方面的鎮原和寧縣，原本就是個雙重政權的地區，國民黨任命的鎮原專員公署依照上級指令“自動恢復權力”，“絕對強硬不稍退讓”，指使保安隊“到處搜捕搗亂分子”，捕去八路軍三八五旅工作人員6名，意圖逼走八路軍，結果引起三八五旅的報復。雙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終於引軍事衝突，國民黨鎮原縣長、專員及保安大隊均被趕出鎮原縣城。與此同時，鄰近之寧縣亦生相同況。**據此曾明確提出“採取強硬態度”，堅持鎮原、寧縣、慶陽等5縣“全歸邊區管轄”，但由於國民黨方面調來一六五師武裝介入，形成軍事對峙，最終雙方也還是只能相互妥協，承認一切恢復原狀了事。

周恩來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蔣介石稱：近來各地摩擦日益加劇，“考其原因，地方幼稚，舉動失常，固為肇事近因，但自國民黨五中全會後，中央有防制異黨活動辦法之通告，實予地方上以極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漸趨普遍，武裝衝突者有之，**黨員被暗殺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罵為漢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書報多被查禁，其所參加之團體多被封閉，其所來往之友朋多被懷疑，其所從事之工作多受限制。蓋以為如是，可以防制共黨之活動，可以縮小邊區之範圍。殊不知愈恃壓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難收預期之效果。”

1940年初，國民黨高層幹部上書蔣，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三者，已均為我之敵人，“倭汪為我絕對之敵，**則橫陳於敵我之間，其所處形勢，比倭汪尤難對付……假定**勢力繼續膨脹，各地衝突繼續生，尤以**活動範圍漫無限制，我既不能消滅之，又不能調整運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謂以磨擦對磨擦，則久而久之，到處滋漫，對消我之抗戰武力，擾亂我之社會秩序，動搖我之政治基礎，不特為敵偽造機會，且將引起國際誤會，而陷外交於僵局。”鑒於當前局勢，似應本各個擊破之法，劃清國共兩軍作戰界線，即將冀察戰區給予**，任命朱彭為總副司令，而將黃河以南以及長江流域所有**部隊強制調赴北方，並示意只准向東四省展，不準向南進出，在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絲毫客氣，雷厲風行，禁絕並剿滅**一切活動分子，確保國民黨之統制態勢，則勢轉變，可望生如下之效果：免去**部隊與**雜處之狀態，並堅固自己陣容；使**轉向其鋒，與倭寇及偽組織直接衝突；肅清華中華南之**勢力；抗戰勝利后，我可根據華北人民之請求，單獨處置**，並可乘東四省之極度騷亂，相機收復全部失地。據此，他們提出：目前應“先成立一肅清黃河以南**勢力之計劃案”，以八路軍及新四軍完全調赴該戰區為條件，任命朱彭為冀察戰區總副司令和冀察兩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調動者，即認為賊匪，一律剿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