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駿紮起“囚籠”，我軍以破襲戰應對（4）

進入1940年之後，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已經白熱化起來。**中央通過將近一年的反摩擦鬥爭，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晉西北頑固勢力已全部肅清，（河北）石（友三）、高（樹勛）已潰敗，殘部退山東之菏澤，朱懷冰一個師大部被消滅，鹿（鍾麟）、朱（懷冰）退（河南）輝縣”，“在華北特別在汾離公路、白屯公路、長治、磁縣、大名之線以北，我們已佔絕對優勢，山東境內我頑兩方尚在對峙中，惟我有政權之縣份已達四十縣”。因此，中國**制定了新的展目標，要“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展鄂中與鄂東，以便與全國工作相配合”。且要力爭在最短的時間裏能夠達到擴軍百萬的目標。在進行軍事鬥爭的同時，黨仍然要努力爭取中間勢力，特別是爭取200萬友軍反對“剿共”，至少對“剿共”消極。

國民黨內要求軍事**的呼聲日高，蔣介石顯然也躍躍欲試。他在日記中表明自信，由於日軍攻勢已停，自己已經具備了“抗倭剿共，盡可雙管齊下”的實力。當然，他了解，對**在這個時候還“不宜全盤破裂”，只宜“先取守勢”和“局部鬥爭”。因此，蔣不同意展開大規模的“剿共”戰爭，而是傾向於各個擊破的戰法。考慮到華北八路軍已經佔據相當優勢地位，國民黨在敵後難有作為，蔣這時最關心的其實還是華中地區。他對**軍隊進入山東，並開始向華中敵後轉進的況高度警覺。得知新四軍有化整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擊根據地，江北以潛山青苔關一帶，豫魯皖邊區以永城夏邑一帶，江南以茅山並以一部相機佔領天目山以為浙西之根據地”的計劃，即嚴令下屬：對“第三戰區內之新四軍以及其他共黨之行動，應嚴密注意防範，如其有越規行動，應不稍留，從嚴制裁”。而對軍令部擬具《關於肅清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南異黨軍隊的指導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調動李品仙、韓德勤各集團之一部進出於淮南路以東及洪澤湖以南地區，以李仙洲軍（附騎兵一師）與韓德勤之一部進出於淮河以北地區，將該地區內之**軍隊壓迫於大江以南或相機剿滅之的做法，稱“用此種正式作戰，用大規模進剿辦法，必難奏效，應以政治工作為主，再配屬正規軍特種訓練多數之小部隊，如此進剿方能有效也”。蔣介石的意見是穩紮穩打，各個擊破，力求局部剿肅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戰區逼迫新四軍江北部隊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韓德勤等選編精幹部隊肅清淮南路兩側及蒙（城）、渦（陽）、宿（縣）、永（城）各附近地區之**軍隊及其各級組織，爾後相機迅速進出於洪澤湖南北附近地區，協力將**軍隊壓迫於大江以南，或一舉剿滅之。

1940年5月以後，國民黨高層就如何根本解決國共摩擦衝突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劃界談判的工作開始提上日程。按照國民黨方面擬定的方案，八路軍和新四軍應“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遙、太谷、長治，河北邯鄲、館陶，到山東齊河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7月16日，經蔣批准后，國民黨談判代表正式擬就《中央提示案》，並於21日送達**談判代表周恩來手中。

這天，何應欽雙手捧着一份文件對周恩來說：“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召開之後，我中央就國共問題提出了一個《中央提示案》，請周先生閱后我們再進行談判。”周恩來接過文件，嚴肅地問：“是必須執行的命令，還是有可商榷的提示？”何應欽答曰：“我認為基本上是屬於前者。”周恩來於是說：“那就等我審閱過貴黨的《中央提示案》后，報告我中央並有了明確指示后再舉行會談吧！”周恩來收好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遂蹙着眉頭微微地合上雙眼，進入最為深沉的凝思。他深知，**不僅要和日本人進行殊死搏鬥，還要面對國民黨的打壓。面對國民黨的提案，周恩來非常的謹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事實告訴他，與國民黨合作，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