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史記觀止世家（3）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辦漢朝的封禪大禮，而太史公此時滯留在洛陽，不能親身參與整個過程，所以心中憤懣，病將死。***他的兒子司馬遷正好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與父親相見。太史公握着司馬遷的手低聲哭道：“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際便顯功揚名，職掌天文。後世中道衰落，如今將會斷絕在我手上嗎？如果你能繼續做太史，就接續了我們的祖業。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禪大禮，而我偏偏不能隨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後，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后，不要忘記我想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說孝道是從奉養雙親開始，進而侍奉君主，最終落實在立身揚名。靠揚名後世來使父母顯耀，這是最重要的孝道。天下人都稱頌周公，說他能論述並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公、召公的風尚，表達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於再推到公劉的功業，並尊崇周族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厲王之後，王道衰敗，禮樂衰微，孔子編輯整理了舊典籍，修復振興了被破壞、被廢棄的禮樂，論述《詩》《書》，寫《春秋》，學者至今都在效法他。自魯哀公十四年有人捕獲麒麟以來至今四百餘年，諸侯國相互兼并，各國史書丟棄散盡。方今漢朝興起，四海統一，明主、賢君、忠臣、為道義而死之士輩出，我身為太史都沒有對這些人加以論評記載，廢棄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深感惶恐，你可要記住啊！”司馬遷低頭流着淚說：“兒子雖然駑笨，但我會詳細論撰先人所整理的史料舊聞，不敢有缺漏。”

太史公去世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連綴彙集國家的藏書。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後，正值漢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漢朝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曆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宣佈實施新曆法，諸神接受太初曆。

太史公司馬遷說：“先父說過：‘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後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能繼承清明盛世，整理《易傳》，接續《春秋》，論述《詩》《書》《禮》《樂》本義的人嗎？’意思就在此時，在此時吧！我又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問道：“過去孔子為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講：‘周朝王道衰退廢弛后，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討厭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其政治主張不能被採納，道義無法實行，便在《春秋》中褒貶評定了生在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事，想以此作為天下人評判是非的準則，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昏亂的諸侯，聲討為禍的大夫，為達成王道而已。’孔子說：‘我與其記載論述那些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史實，這樣說明就更加深切透徹了。’《春秋》這部書，往上闡明三王的治道，向下辨別人事的紀綱，明辨嫌疑，判斷是非，論決猶豫不定的事，褒揚善的貶斥惡的，尊重賢才，鄙視不肖之人，使滅亡的國家得以保存，斷絕了的世系得以繼續，補救衰敝的事業，振興廢弛的一切，這是最重要的王道。《易》記載論述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長於說明變化；《禮》規範人倫，所以長於教人行事；《書》記述先王的事迹，所以長於輔佐政治；《詩》記錄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於描述風俗；《樂》是論述音樂創作的經典，所以長於論述和諧；《春秋》論辯是非，所以長於處理人事。由此可見，《禮》是用來規範人的行的，《樂》是用來啟人心平和的，《書》是用來述說往昔政事的，《詩》是用來表達人間意的，《易》是用來講述萬物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人間道義的。平定亂世，使其復歸正道，沒有什麼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實有效。《春秋》不過數萬字，而其中要旨就有數千條。萬物的聚散離合都在《春秋》裏面。在《春秋》一書中，記載了弒君事件三十六起，被滅掉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住自己國家的數不勝數。考察其中原因，都是因為他們丟掉了立國立身的根本。所以《易》中說‘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說‘臣弒君，子弒父，並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它的展漸進已有很久了’。因此，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則就會連讒佞小人站在面前也看不見，奸臣賊子緊跟在後面也覺不了。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則就只會固守常規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遭遇變故時不知如何靈活處理。做人的主君、父親若不通曉《春秋》大義，必定會蒙受最惡的名聲。做人的臣子、兒子若不通曉《春秋》大義，必定會陷於因篡位殺上的罪惡而被殺的境地，蒙受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認為自己做的是好事，只因為不通曉《春秋》大義，所以蒙受眾人的無端譴責卻不敢推卸罪名。不明白禮與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會被臣子冒犯，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會昏聵無道，子不像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罪行。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誰身上，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因此《春秋》這部書，是禮與義的根本之所在。禮是在沒生之前禁絕壞事，法是在壞事生之後施行制裁；法起到的作用顯而易見，但禮禁絕的作用卻隱而難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