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史記觀止世家（2）

陰陽家覺得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宜、忌的規定，順應規定就會昌盛，違背規定不死則亡。這未必是正確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懼”。春季萌生、夏季成長、秋季收穫、冬季儲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則，不順應這個法則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因此說“四時運行的順序是不能丟棄的”。

儒家以《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藝”為準則，而“六藝”的本文以及釋傳數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學問，有生之年也無法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廣博但缺少綱領，勞力卻很少有功效”。至於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禮，明確了夫婦長幼之別，是哪一家都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亦崇尚堯舜之道，談論到堯舜的品德行為時說：“堂口只有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級，用茅草搭房頂而不加修剪，采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土簋盛飯吃，用陶鉶盛湯喝，吃的是粗飯，喝的是藜藿做的野菜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墨家的人為死者送葬，只用一副只有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者哭喪卻不能過於哀痛。教給人民這樣的喪禮，必定將此視作給萬民做表率。假使天下人都照這麼做，那就沒有貴賤尊卑的區別了。時代不同了，時勢變化了，人們的事業必定不會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是加強農業生產，節省財政支出，這的確是使得人給家足的辦法。這是墨家學說的長處，是哪一家都不能廢棄它的。

法家不分親疏遠近，不別貴賤尊卑，凡事一律依照法令來決斷，這樣就把親近親屬、尊敬長輩的倫理斷絕了。這些手段可當作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能長期使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少恩”。至於法家使主尊貴，使臣卑下，使上下職責明確，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張，是哪一家也不能更改它的。

名家苛細煩瑣，糾纏不清，不識大體，使人不能反思其真實內容，一切取決於名稱，卻捨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至於按照名稱來考察實際內容，為求名實相符而對名與實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能不認真考察的。

道家主張“無為”，又說“無不為”，其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卻難懂。其學說以虛無為根本，以順應自然為原則。道家學說認為事物沒有一成不變之勢，沒有固定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究萬物的理。不搶在物之先，也不落在物之後，所以能夠當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要隨着時勢而定；有度而不恃度，要隨着萬物而合。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功業之所以不朽，就在於牢牢守着順應時勢變化的原則。虛無是道的永恆規律，順應自然是國君治國的總綱”。群臣就位，君主應讓他們各盡其才。實與名相符者，叫做“端”；實與名不符者，叫做“窾”。不聽信空話，就不會產生姦邪之事，也自然分得清賢與不肖，看得出黑與白。關鍵就在於運用了，只要肯運用，什麼事都能辦得成。這樣就合乎大道的一派混混沌沌的境界。光耀天下，重又返歸無名。舉凡人之所以活着，是因為有精神，精神則寄託於形體之中。過於勞神就會精神衰竭，過度勞力就會身體疲憊，形、神脫離就會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復生，是因為形、神脫離后便不能複合了，所以聖人重視這一點。由此看來，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託。不先讓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安定下來，卻奢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怎麼能做到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治理民間的事務。太史公有個兒子名叫司馬遷。

司馬遷在龍門出生，曾於黃河的北邊、龍門山的南邊過着耕田畜牧的生活。他十歲時便能誦讀古文了。從二十歲開始南遊江、淮一帶，登會稽山，探禹穴，觀九疑山，泛舟於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於齊、魯兩地的都會講學，考察孔子遺風，在鄒縣、嶧山參加鄉射之禮；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路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這時司馬遷出仕做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討巴蜀以南的地區，往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之後回來向朝廷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