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史記觀止世家（1）

吳、楚七國叛亂的時候，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隨軍出征，需要借貸有利息的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未知，沒有人願意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叛亂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財力可與關中富豪相匹敵。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栗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極為龐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祿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姦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斷事理，懂得進退取捨、隨機應變而贏利，以經營工商末業而致富，靠購置田產務農而守財，以各種強效的手段奪取一切資源，並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將其維持下去，其變化大概是這樣的，所以值得記述。至於那些致力於農、畜、工、虞或商的人，憑着權勢和金錢而成為富人，大者能壓倒一郡，中者能壓倒一縣，小者能壓倒一鄉，這樣的事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精打細算、勤勞簡樸是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變成富人還必須能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拙的手藝，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靠着它富到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本是一個淺薄的事，而張里靠着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因為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見，致富並沒有固定的行業，而財物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夠聚集財富，沒本事的人則會破敗家財。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億萬富翁便能與國君一樣享樂。這就是所謂的“素封”者嗎？難道不是嗎？

過去顓頊統治天下的時候，讓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統治之時，讓重、黎的後代繼續職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統治時期，程伯休甫便是他們的後裔。周宣王的時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職守而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職掌周史。周惠王與周襄王統治期間，司馬氏離開周都，去了晉國。後來，晉國的中軍元帥隨會逃往秦國，司馬氏也遷居少梁。

自從司馬氏離開周都到了晉國之後，司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衛國的，有在趙國的，有在秦國的。在衛國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一支中，有人以傳授劍術而名聲顯揚於世，蒯聵就是這一支的後代。在秦國的一支有叫司馬錯的，曾與張儀爭論國事，於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國，攻取蜀國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當時已更名為夏陽。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在長平的士兵，回國后他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在杜郵，葬於華池。司馬靳的孫子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鐵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的時代。蒯聵的玄孫司馬卬，曾做過武安君的部將，並率軍攻佔朝歌。諸侯分封為王的時候，司馬卬被項羽封為殷王。漢王劉邦攻打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朝廷將殷地改置為河內郡。司馬昌的兒子是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的市長。司馬無澤的兒子是司馬喜，司馬喜擔任五大夫，他們死後都葬在高門。司馬喜的兒子是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為師學習天文，拜楊何為師學習《易經》，拜黃子為師學習道家學說。太史公於建元至元封年間為官，他擔心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固執謬論，於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義：

《周易·繫辭》中說：“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體的思慮卻多種多樣；實現的目標相同，而採取的手段卻大相逕庭。”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於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說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罷了。我曾私下研究過陰陽家的方術，現它誇大吉凶禍福的預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諱，使人感到拘束並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於四季運行順序的論述，是不可丟棄的。儒家的學說廣博但缺少綱領，勞力卻很少有功效，因此該派的主張難以全部遵從；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禮，明確的夫婦長幼之別，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學說儉嗇而難以遵從，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照辦，但它關於加強農業生產，節省財政支出的主張，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酷法卻刻薄少恩，但它確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弄清了名與實的關係，是不能不認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的規律，使萬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據陰陽家有關四季運行順序的學說，吸收儒、墨兩家的長處，撮取名、法兩家的精要，隨着時勢轉移而轉移，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的風俗，處事立世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又容易把握，辦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同。他們將君主視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而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隨從。這樣就使得君主勞苦而臣下卻安逸。再說大道的要旨是捨棄剛強和貪慾，不耍花招，將這些放在一邊而用儒術治理天下。過於勞神就會精神衰竭，過度勞力就會身體疲憊，身心過於勞累，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