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從游牧民的世界開始（4）

就如先前敘述的，游牧民及其社會、與以其為核心建構的國家在歷史中的影響，都沒有以他們為敘述主體的敘述評價，不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歸類於負面形象，受到“野蠻”、“破壞者”及“不文明”等貶詞稱呼，若論對錯，常歸咎於游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為主體作史的紀錄極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農耕或城市之民載記而成，因此總有些許漏失，且記錄的書寫方式也因立場不同而多有誤解或扭曲；即使確知來龍去脈，有時會以對記錄者有利的角度撰寫，甚至有時會顛倒是非。

雖然記錄者將自己當做“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應該不會局限於特定的狹隘價值觀之內，但很可惜並非如此。不論古今，確實有時很難將自認是“文明人”的人與“偏見”、“自傲”、“自戀”等劃清界限。

遭受游牧民攻擊、支配時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觀意識左右；而在承平時期或自己動攻擊時期的史料，又會透露過度的優越感或輕視。總之，從歷史記載可以現，混合了驕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視等預設緒以致下筆偏頗。

也許記錄或報道原本就難以做到中立，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

書寫是可虛構的，或許也不該盡信書。因此，調查或研究歷史，會受限於既有的文獻，甚至更糟地刻意略過某些事件而不記錄，以其主觀武斷評論或自我膨脹。

留下記錄的史料與真實存在的史實之間，兩者的距離相當大，書寫者才是贏家。能留在汗青的是幸運，沒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後世妄下不合理的論斷。然而，是否要留下記錄事實上是根植於其生活中的某種價值觀。

那是只要生存就會有的“形態”，也可說是“文明”的“形態”。自由已留或不留下記錄，這件事本身本來就不是決定個人或人類集團之優劣的因素。

由於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討它所建構的歐亞史時，需要確實交叉比對原典及史籍之後還原史實，要達到此標準即具相當難度，因此必須從各類範疇和既存的眾多語文獻中挖掘，遺迹、古文物這類線索也不可放過。

這樣的研究不論在日本國內外，都刻不容緩地持續進行，只是距離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慶幸的是，原本進入蘇聯境內研究會遭遇的困難隨着蘇聯解體而相繼消失，中央歐亞的歷史研究，或許正迎向嶄新的光明遠景。

至少，遺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獻等的“原物”史料，讓研究視野有翻轉的機會，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鎖解除后，或許可重新檢閱根源、平反及更新定義。歷史研究與政治並非毫無瓜葛，反而有根基的關聯或影響，一個自由的歷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想或空間？即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或社會是否自由。

本書所要做的是，立足於以主要文獻為中心的知見，處理這段雖然或多或少有些新現，但在根本上可能無法改變什麼的中央歐亞之歷史鴻流。若要談到這對世界史有什麼重要性，我想關鍵就在它本身與其他“文明圈”歷史，在層次上有所不同。

這個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間，都在奉近代西歐型文明為至上的價值觀中展過來。然西歐文明僅是一種“文明形態”，觀察人類漫長的歷史可以現，有各式各樣“文明形態”存在，價值體系也同樣有多樣性。

現在，以近代西歐型文明為極致而形成的“神話”，於現實上已面臨崩解的狀態，我們正站在文明史的轉換點，支撐近代西歐文明架構的“民族”、“民族國家”及“國民國家”的思想，及其關連密切的“國界”概念，也該從基礎重新檢視。

在這樣的架構下，本書以從古老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為核心的國家為中心，試着概括地討論其興衰及轉變。究竟是什麼超越了“民族”與“國界”的牢固框架？是什麼串連起人類及地域而構成了“世界史”？本書希望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掘，冀求可以補充些許被遺漏的歷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