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正常狀態的追求（2）
在治癒創傷與恢復正常狀態的前景開始明朗時，這件舊事又再次被提起。為了響應工業大亨們“讓政府滾出企業界”的呼聲，哈定總統提議，以優惠的條件將政府擁有的船隻轉交給私人公司，並撥出大量款項來幫助它們以可觀的利潤經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農業集團的鼓動下，國會不同意批准這項計劃。
哈定政府並未被這方面的失敗所嚇倒，又要求削減對發財、享樂者所徵收的直接稅。毋庸置疑，體現在所得稅、遺產稅以及超額利潤稅中的集體主義原則，和共和黨過去的政策是大相逕庭的。該黨在內戰與西班牙戰爭時是依靠出售公債來維持政府的。而且，它還不打算對企業主在其領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高額利潤進行嚴格的徵稅。
所以，對於那些馬上就要上台的正常狀態的預言家而言，最自然的期望是，即便不對威爾遜的稅收方案發起一場革命，至少也要對其最嚴苛的條款進行巨大的修改。他們發現約有一半的聯邦收入來自所得稅與遺產稅，就堅決要求降低它們。梅隴部長被東部人士稱讚為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最偉大的財政家，他通過一項具體的決議，竭力對它們進行大幅度的削減，尤其是對最高收入者所徵收的——對最高收入等級的人徵收的超額累進所得稅從65％降至25％。然而，國會中的反叛者否決了這項提議，在1921年的歲入法中，對最高收入的超額累進稅維持在50％，這讓那些為此付賬的人傷心不已。
除了拒絕削減向富人徵收的稅外，國會還拒絕廢除從社會民主運動以來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與社會化的綱領。實際上，自共和黨在1918年國會選舉中獲勝后，在這個題目下所通過的一些重大法令，還沒有任何一項被徹底廢除。國會一方面繼續利用聯邦贈款來幫助公路建設與教育事業，另一方面還在福利救濟工作領域做新的探索。1920年批准的工業復興法，以國家的名義通過了由社會負責工業意外事故的建議，由聯邦撥款給各州，幫助那些在工業或者其他合法職業中的傷員重新被民間企業雇傭。第二年，國會又做出了一個新奇的決定，撥出資金保護分娩期中母親與嬰兒的福利。這個計劃原本是婦女民權組織要求國會重點考慮的，它曾遭到那些以州權與神聖個人主義為名義的人的極力反對，然而這種反對終歸無效。這些反對者在國家立法機關內失敗后，又呼籲最高法院，但同樣遭到斷然拒絕。
這些想通過集體行動來促進普遍改進的信徒們，憑藉某種堅定的決心，不依不撓地向前邁進。他們想利用聯邦立法來限制童工的兩次努力——一次是通過管理州際商業，另一次是通過稅收——都受到最高法院的阻礙，於是他們迅速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准許特別頒佈全國性的童工法律。契約的維護者再次發出悲嘆，然而國會仍於1924年通過決議，同意在全國勞工狀況中進行這項形式的聯邦干預。這項修正案在各州遭到冷遇，但這並非國會的過錯。
在國會的議事廳內，集體主義的原則在繼續實行。威爾遜政府專為農業提供聯邦援助的組織不僅原封未動，而且還由於一些新法律擴大了。這些法律增加農業貸款，鼓勵農場主組織合作社，並將聯邦控制擴大到牲畜圍場與穀物投機方面。在解決兩大全國性產業也就是鐵路與煤礦的事情時，國會拒絕單純依靠競爭與私營企業的慈善作用，雖然司法部長多爾蒂可能粗蠻地起訴社會主義信條的鼓吹者。當鐵路因為1920年的埃施—卡明斯法而退還其業主時，並未採取什麼措施去破壞這個偉大的制度和刺激競爭性的鬥爭；與此相反，州際商業委員會獲得授權與指示，打算在現有的運輸業中實行新的聯合。國會甚至超出這一規定，設法讓資力雄厚的鐵路公司來幫助較弱的公司，命令它們從超出一個固定百分比的收入中拿出一半，投到全國的基金中，以幫助一般的鐵路。儘管這一計劃被法庭看作是一項以普遍利益為名奪取私人財產的陰謀而予以否決，但是最高法院卻承認了它，並由大法官塔夫脫闡述了理由。
就連在距離州際商業很遠的領域裏，一些負責的政治家也採用了集體行動的原則。因為1922年春季煤礦罷工而多了一份警覺，國會增大了州際商業委員會的權力，同意它在緊急時期控制煤礦的運輸，殺下“不公正的價格”，並且規定任命一位聯邦煤礦局長，成立一個機構來調查這個產業。在一段時間后，這個機構報告說，以往一些正統的思想家覺得煤礦只是各州管轄下的私人企業，實際上它不但“影響公眾利益”，而且還是聯邦管理與政府機構控制的恰當問題。毫無疑問，依據國會的意見，國家並不必要恢復麥金利時代的所有慣例。在國家立法方面，當哈定1923年8月在三藩市去世時，他還遠未達到正常狀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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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的下一任加爾文·柯立芝是馬薩諸塞州（丹尼爾·韋伯斯特的州）人，他正好擁有促進這個恢復與治癒政策所需要的教養、脾性與主張。柯立芝同樣也是從美國鄉村政治學派漸漸發展至高位的人，他謹小慎微，聽從黨領袖的領導。他長期效忠於自己的黨，最開始是擔任市法務官與法庭書記，然後由北安普頓市議員升入州立法機關，繼而擔任副州長，最後當上了州長。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從來沒有因為一些不成熟的舉動而讓身邊的人感到震驚；在沒有適當的保護前，也從不輕易表露自己的信念。謹慎與調和是他的座右銘；耐心與儉樸是他的生活信條。
柯立芝在地方的眾多成就中，只有一個引起了全國的興趣。1919年，當他還是州長時，參加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波士頓警察要求提高工資，以應付不斷增長的生活費用。警察的要求未得到實現，於是他們開始罷工，頓時讓全市在短短几天內失去了保障。全市陷入一片混亂中，經常發生搶劫，因為衝突與激情，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柯立芝州長召集州民兵，並給塞繆爾·岡珀斯發出了一份語氣堅定的信件，通知他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都無權通過罷工來反對公共安全。”語言是這樣堅決，以至威爾遜總統極為欣賞柯立芝的立場，一家報紙稱讚他是一位無聲的鋼鐵巨人，擁有大無畏的勇氣。
然而，評論界卻覺得，柯立芝有點英雄氣概是非常可笑的。評論界還試圖表明，他遠未盡到自己的職責。實際上，他在盡量拖延以逃避責任，在波士頓市長獲得警察局長幫助而完全掌握局勢之前，他拒絕採取行動。而他最後之所以採取行動，只是因為他已可以在充分的政治保險下登上舞台。對於評論界這些說法，一直以來都存在着激烈的爭論。不過，想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不必長期在黑暗中摸索。柯立芝州長本人並未使用模稜兩可的解釋，而是直接敘述了事件的經過。在這件事情因黨派爭論而變得模糊不清前，他在1919年共和黨州大會上進行的演說就是如此做的。他說，“有一部分人極力勸誡我撤銷警察局長的職務，有一部分人則要求他改變自身的方針。對所有這一切，我必須回答說，我沒有權力批准它的行動，也不能合法地對其進行干預。……為了能儘快恢復秩序，我通過事先的安排和他站在一起，而警察局長則向州長提議召集州的警衛隊。在他的請求下，我這麼做了。”這種平實毫無矯飾的語言，就像他的為人一樣，而一些新聞記者與競選經理人卻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柯立芝被支持他的報刊評價為是一個冷靜而剋制的政治家，但實際上他是一個敏捷多才的演說家與作家。他的演說與發言曾結集成兩三卷書，另外還有大量的公開函件與文章，顯露了他在廣泛問題上表達意見的才能，其中不乏精明與真誠，這讓他的朋友們不禁聯想起林肯。他在一系列論及歷史與哲學的演說中，重點闡述了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演變，這表明他非常理解從華盛頓時代到他這個時代政黨鬥爭的本質。他以大膽的筆觸講述了漢密爾頓制度與沿襲傳統的該黨的各項政策。“如今在這個國家掌權的黨，”他在1922年說道，“通過它目前的原則宣言，通過它從先輩也就是聯邦黨人與輝格黨人那裏繼承下來的傳統，通過這些人與該黨自身的成就，表明它的政策就是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帶領下所實行過的政策。”
在柯立芝諸多的特點裏，比較突出的一點是，他直率地表達他的信念是，製造業是美國文明的一大動力。“美國進步的動力，”他說道，“就是它的工業。工業創造的財富對美國的發展發揮了作用。……倘若沒有工業，目前農業的偉大力量仍將是18世紀時的情況。”和這個觀點相一致的是，他將全力支持工業的威廉·麥金利看作是華盛頓著名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繼承者。他說，這位俄亥俄州的政治家已然接受了“漢密爾頓與克萊的工作……再次樹立起他們的原則，而且在其領導下，政府重新實施他們的政策。”
然而，柯立芝並未忘記羅斯福與威爾遜對企業領導人的斥責；他同意這種說法，即“有人正企圖不斷對政府事務進行不適當的控制”。他在1921年說道，“這種情況在大約20年前達到頂峰。”不過這個弊端已被克服。他宣佈，羅斯福“已經清除了壟斷的威脅。他讓人民的權利處於至高無上的位置。……他是……共和國的捍衛者。他察覺國家處在威脅之中，同時也是他掃除了國家的威脅”。結論當然是，如今只需沿着漢密爾頓、克萊與麥金利所制定的路線前進，“特權”這個妖魔已被羅斯福消滅。
儘管柯立芝特彆強調經濟力量在美國社會進化中發揮的作用，但是絕不將發財與享受看作是它們的目的。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充滿了道德的光輝。“倘若社會中缺乏知識與道德，”他說道，“它就將毀滅。……所有經典中的經典就是《聖經》。……文明不但要依賴人民的知識，而且要依賴創造知識的人。……擁有最大道德力量的國家就將取得成功。”當直接談到政治與經濟時，他用相同的語調說：“我們需要的是節儉與勤勞……讓每個人都繼續勞動……我們是通過辛勞、苦難以及犧牲才得到今天這麼大的產業……人們是通過進化而不是通過革命來決定自身命運的……人們建造一座工廠就相當於建造一座教堂，人們在那裏勞動也就相當於在那裏禮拜，任何人都不應該遭到輕視與責備，而應當受到尊重與肯定……我們是一個身體的各個部分……倘若勞工憔悴，工業也肯定不會繁榮。倘若製造業蕭條，運輸業也不可能興旺……利潤大說明工資總額也大……政治不是一種目的，而屬於一種手段……這就是統治的藝術……在馬薩諸塞州，我們的首要角色是公民，然後才是黨人……我們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而是需要更多的文化……亞伯拉罕·林肯不是一位激進派，而是一位保守派。他從不浪費，而是專註於節省……民主不能削弱只能增強……人的天性促使其永遠向前……麥金利是‘繁榮的先遣人員’，他或許是人類知識與道德力量的預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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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芝總統的實際綱領是在這種經濟與道德哲學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因簡單明了而易於被人接受理解。稅負將予以削減，然而不是減少群眾消費品的稅，而是減少那些高居美國盛宴的人的所得稅。他表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考慮到要給富人更多的資金來進行投資，以便給窮苦人提供更多的有利可圖的職業的機會。與此相關的是，至少可以通過行政命令以及對托拉斯的起訴來干預企業，因為羅斯福已消除了壟斷的威脅。在同一個方面，他也表現出奴顏婢膝的樣子，他反對對東部工業地區徵稅以及將國家收入以津貼的形式分配給道路建築、保健、教育與其他社會目的，覺得這都觸犯了民主黨人長期尊重的州權的神聖信條。
柯立芝求助於相同的經濟精神，批判了用政府財政力量以及有組織的力量幫助農場主的行為，也就是以管制物價的方法，抵消農產品售價與受到關稅保護的製造品價格之間的差價。和柯立芝對待國庫與納稅人的溫和態度相一致的是，他不同意撥出大筆款項以津貼的方式發給上一次參加爭取民主大戰的士兵。最終，這條由漢密爾頓開動並且由克萊、韋伯斯特與麥金利成功駕駛的國家航船，不能由於一些在船艙下發生的微不足道的醜聞而受到驚擾；壞人應當受到懲罰，但眼睛卻應該仰望上空的星星。
只要上屆政權遺留下來的參議院與眾議院握住了大權，柯立芝就會發現，他要順利通過近幾年回潮所造成的荊棘之路是非常困難的。他反對給士兵提供津貼，國會卻不顧他的意見而通過了決議。他要求大幅度削減超額累進稅，國會卻在1924年的歲入法中將50萬美元以上的超額累進所得稅率定成40％，甚至贊同將所有所得稅繳納者的收入情況公佈於眾。除了已通過的有關農場主問題的立法外，如今又通過了新的法律與新的財政援助形式。他為了讓一個“擁有建設性經濟想像力”的人進入司法部所做出的努力，也因為共和黨隊伍的反叛而宣告失敗，因為大多數農業地區的國會議員已厭煩共和黨的招牌，如今和民主黨人而不是柯立芝政府合作。總而言之，哈定在1920年許下的治癒與恢復的承諾，通過不懈且艱苦的努力，並未產生讓共和黨高層領導感到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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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的經理人堅信，通過正面進攻能攻克正常狀態下的絕大多數陣地，於是在1924年再次提名柯立芝為總統候選人，並且在基調演說與綱領要點中嘲諷和拋棄了共和黨的國會綱領。民主黨人面臨的是高舉治癒創傷與安定旗幟的強有力的黨派對手，在一片嘈雜聲中，也打算參加這次競賽。在民主黨的全國大會上，儘管經過數日不停歇的努力，人們依然在喧鬧聲中游移不定，激進派的鬥士威廉·麥卡杜與溫和派的代表艾爾弗雷德·史密斯州長為爭奪黨的領導權而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最終，僵局被打破，勝利歸第三個競爭者所得——西弗吉尼亞州與紐約州的約翰·戴維斯。除了右翼外，他未引起人們的熱情。戴維斯顯然是一個斯文有禮的紳士；他在威爾遜政府中擔任司法部長與駐英大使時的行為舉止是無可指摘的；然而他缺乏布賴恩那樣高昂的熱情，也沒有威爾遜那樣的口才，而且因與摩根銀行及公司的關係而陷入不利的境地。另外，即便說他的綱領在進口商眼中還不錯，但對美國勞工聯合會與那位偉大平民的農業隊伍也缺乏吸引力。
一個反叛的候選人無疑擁有極大的活動餘地，而所有跡象都表明羅伯特·拉福萊特參議員是能夠發揮這種作用的合情合理的人選。他是眾多進步民主法令的制定者，在國會中領導了反對那些提倡正常狀態的人的鬥爭，所以不會一直支持柯立芝或者戴維斯。在明確無誤地表明自己不會墨守成規后，這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終於在一次匆忙召開的全國大會上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這次會議主要是由農場主與具有勞工成分的代表組成，並且獲得了一些進步的同情分子的支持，其中很多是婦女。就連社會主義者也支持他，而讓少數不妥協的共產黨人去做從根上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情。美國勞工聯合會因為遭到兩個主要政黨頭目非常不友好的對待，也正式向拉福萊特發出祝福，從而讓一群不成熟的政客覺得，終有一天會實現偉大的經濟聯合。
如今，一場三角戰鬥要進行到底。柯立芝堅持維護“正常狀態與常識”——美國憲法與先輩的智慧。戴維斯一心專註於國會調查所揭發的共和黨官員的貪污與瀆職。拉福萊特則聯合農業派與產業工人，正面進攻托拉斯與壟斷企業，批判最高法院是慣例的維護者，並且譴責在加勒比海地區與遠東的帝國主義前進政策。投票箱再次做出決定性的判決：柯立芝個人贏得的票數比其對手加起來獲得的票數還要多200多萬張，共和黨在國會內佔據多數地位，又能夠更有效地來協調正常化的事業。
在這種新的理智氣候下，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的結果始終一致。所得稅被削減了，降低最高收入稅率的計劃被國會所接受。儘管政府開始採取立法行動來反對工業方面的新的兼并，但是依然實施着對企業不干涉的一般政策。柯立芝拋棄了羅斯福在1920年煤礦罷工中開創的先例，允許無煙煤的老闆與礦工進行艱苦鬥爭，這鬥爭從1925年9月一直延續到第二年的2月。所以，這件事就證明，經濟企業是不會遭受起訴的折磨與阻礙的。工業各州的普遍興盛，讓以下說法似乎是真的一樣：至少在短時期內，漢密爾頓—韋伯斯特—克萊—麥金利—柯立芝原則的實施，比進步民主或者新自由綱領的統治，更能帶給群眾豐富的好東西。對於他們恢復正常化的不懈努力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報酬。
在外交事務上，柯立芝政府於1924年選舉之後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進。當然，它的道路還是和共和黨在西班牙戰爭時執行的第二階段前進政策一樣清晰。的確，那些促使美國走向七大洲的經濟力量，幾乎比以往更加有力、更加顯著：海外投資與貿易已然增加了很多倍，膨脹起來的工業設備（尤其是由世界大戰刺激起來的），需要為其不斷增長的產品尋找更廣闊的市場。
海軍部長柯蒂斯·威爾伯曾簡明地總結了這個新形勢。在柯立芝視察約兩個月後，他在1925年5月7日對康涅狄格州商會發表演說時講道：“美國有2000萬噸以上的商船來發展全球商業，其價值高達30億美元。除了政府貸款外，我們在海外擁有貸款與資產100多億美元。倘若加上一年的進出口總額——大概是100億美元——其總數幾乎等於1868年美國所有的財產，而倘若再加上外國政府欠美國的債務80億美元，那麼總數就是310億美元，大概等於1878年美國的國民財富……當我們提到保護我們的國旗時，也必須要想到這些巨大的利益……我們之所以進行戰鬥，並不是因為德國入侵或者威脅入侵美國，而是因為德國干擾了我們在北海上的商業發展，並且妨礙我國公民在公海上保衛我們的國旗……為了保衛美國，我們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必須捍衛它的利益與國旗……一名美國小孩在遠離我們海岸1000英里的揚子江畔哭泣，就可以召喚美國海軍的船艦前往這條河流，以保護這個孩子，使其免遭不公正的襲擊。”
要解決這種經濟上的負擔，需要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柯立芝總統以實用主義的現實態度來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有關歐洲國家拖欠美國政府的債務問題，其解決辦法必須既照顧到國內輿論又照顧到國際關係。大部分美國納稅人覺得，他們有權討回在世界大戰中借給外國的錢以緩解他們自身的壓力。然而美國銀行家卻有其他打算；倘若毫不留情地討回國外債務，就會讓他們很難再向國外的公司兩方貸出款項，而且會妨礙他們以該種營業模式收取巨大回扣。倘若銀行與投資集團可以削減它們的巨額所得稅，然後將清償過去為貸款給協約國而發行的聯邦公債的重擔轉嫁給消費者，那麼它就可以得到雙重的幸運，也就是既勾銷了債務，又能在其管理下準備對國外進行新的財政安排。
享受保護關稅所帶來的益處的美國製造商，也以同樣的理由提倡平和地對待那些因共同爭取民主的戰爭而產生的義務。倘若要償還債務，必須要通過貨物的形式來支付，結果將導致大量的外國貨物湧入美國——這正是他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另外，國內還存在一種輿論，要求對在“這次偉大的人道主義討伐”中所結成的友誼持同情態度，迫切希望獲得歐洲對美國的好感，而且債務國家的公民也為此大聲呼籲。所以，一個支持勾銷債務的宣傳運動在各地廣泛開展起來。更為糟糕的是，收債與討債方面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難；儘管還沒有哪個債務國敢提出比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提出的更大的理由，通過簡單的沒收來為拒絕負債辯護。
在普通納稅人與有關各方之間，聯邦政府必須謹慎處事，而更傾向於群眾。哈定政府曾通過英國談判來清算問題，儘管它的條件對英國來說似乎嚴厲了一點，但是數目還未達到公債票面上的總數。柯立芝政府則偏向於投資集團的觀點，給法國、比利時與意大利更寬鬆的條件，而且表明它不打算太苛刻或者更緊逼。總共要收多少，或者實際上可能收到多少，直至美國參加世界大戰後10年，依舊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
和債務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是和歐洲的整個關係問題。那些嚴厲批判國際聯盟的人，繼續拒絕參加那個為了調整國際爭端而成立的組織。然而，就像國務卿威爾伯所說的，事情已經越來越明顯，因為美國投資者在歐洲國家的實際利害關係，要求存在某種類型的合作。即便說聯邦政府無法參加歐洲的各項會議，但美國的銀行家卻可以參加歐洲金融家們的各項會議。實際上，他們曾為實行道威斯計劃的運動提供過物資援助，而這個計劃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德國的經濟制度，並且為了至少收取部分的戰爭賠款。另外，他們還在美國籌集了大量的德國貸款，以幫助建立新秩序，其條件當然是對他們非常有利的。
經濟合作僅僅只是政治或者至少是法律合作的一個環節。很多贊同前者的人，和威爾遜派的理想主義者共同來推動後者的實現。可以說，對國際爭端進行仲裁，是長期以來美國理論的一個突出特點，而且這個國家已是1899年海軍會議創建的國際法庭的成員，所以，看來它不會極力拒絕參加由國際聯盟創建的世界法庭。柯立芝總統遵照其先行者的範例，批准了這個計劃；參議院在附加了很多保留與條件后也在1926年批准了——除其他國家願意接受提出的各項條款。儘管這個謹慎的舉動依舊引來極大的爭論，但是從程度上說它所承擔的義務並不嚴重，尤其是和在海軍會議與仲裁條約中的保證所潛藏的麻煩相比。的確，所承擔的義務很輕，以致國際聯盟中一些主要國家採取了措施，相當於拒絕了美國的條件。
通常來說，擬議中的美國加入世界法庭，好像只是保證國際友好總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如克利夫蘭、麥金利、羅斯福、塔夫脫與威爾遜一般，柯立芝總統也大膽地宣佈自己是一個和平的擁護者。他曾公開拒絕那些海軍與空軍代言人的要求，這些人每到國會討論撥款法案時就磨刀霍霍、虎視眈眈。有一次，他親口對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班學生說，在這個國家，政府的文職部門比海軍與陸軍部門要高。為了能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柯立芝反對1924年法令中有關排斥日本移民的規定，而且他還表示，倘若不將這一點納入法案文本中，他就將使用否決權。“在和平年代，”他說道，“才有最大的機會來減輕稅收的負擔。”
不過，當美國財產權利或者要求在某個小國遭到威脅時，柯立芝總統就會讓它清楚，不管是對和平的愛好者還是對正常狀態的希望，都不會阻止其使用軍事機器來保護既得利益。1927年尼加拉瓜再次發生騷亂時，美國就再次在這個小小的國家使用了海軍陸戰隊；當中國內部戰爭影響到美國的活動時，就派出大量海軍去現場預防。柯立芝總統利用國內對尼加拉瓜問題產生憤怒，以及對墨西哥向美國業主與承租人實施其土地法而引發爭論之機，通過白宮發言人直接宣佈，整個爭端可“總結為一個簡單的問題：‘美國公民在墨西哥的財產是不是被無償地加以沒收？’”當參議院一致同意對墨西哥爭論（除了涉及美國權利外）進行仲裁時，柯立芝總統卻不願意對那個理論性的命題承擔任何義務，而是拐彎抹角地說道，美國打算在某些國家中保護其公民的權益，並且依據自己的權限來解釋這種權益，在必要的時候還將通過武力來堅持這種權益——說這話時，雖然已經通過談判設立了一個權益委員會來調節墨西哥糾紛，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員已經斷定，必須遵從土地法的規定，只有1/7的石油公司，掌握着大約1/20的財產，尤其是屬於多恩尼與梅隆集團的。柯立芝之所以做出這一堅決的決定，或許是因為國務院那些大驚小怪的報告宣稱，布爾什維克正潛伏在各個角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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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爭取正常狀態的人，在回顧了恢復、治癒創傷的十年不懈努力后，儘管覺得在1924年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削減了富人的稅負，但卻無法斷定，他們最終已徹底回歸那個酒足飯飽的年代。令人感到尷尬的事實是，他們活動的經濟界，他們的思想與表達方式賴以生存的知識環境，都和麥金利、漢納高呼的時代不一樣了。倘若說有組織的勞工界還不是那麼堅定——因為高工資、勞工銀行、巨額積累，以及在各種企業里進行廣泛投資，它已和資本主義的方法與哲學有了更緊密的聯繫——那麼因為過去50年的經濟變遷，也因為歐洲從戰爭轉向和平，資本主義活動的舞台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過去美好的日子裏，美國的資金出借者事實上並沒有在海外進行投資，而美國的製造商因為西部處女地的迅速開發，其貨物差不多都是為國內市場生產的。當這種現象盛行時，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銀行家，和他們用財力予以支持的工業巨頭是彼此同情地聯結在一起的；歐洲文明的情況，和那些在賓夕法尼亞擁有高爐或者在北卡羅萊納擁有紡錠的人們相比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然而，在新時代中，當付出巨大的努力來恢復安定時，整個世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改變。美國製造商一直在充實自己的設備，以便獲取更大的利潤，他們如今已打入南美、亞洲與非洲的市場——這也是英國、法國、意大利與德國所覬覦的地區——他們甚至已進駐倫敦、巴黎、柏林、羅馬與東京的店鋪。而且，美國銀行家們因為獲得企業的利潤與存款而腦滿腸肥，已借給海外幾十億，而且每年仍繼續借出千百萬元——美國則因利息與分期還本而獲得了數十億固定收益，在所難免地要以製造品、原料與農產品的形式出現（至少在主要部分是這樣），除非歐洲因為又一次大動亂而取消償還。正是這個時候，那些在工業發展期曾大量需要美國農產品的舊大陸的國家，因為世界大戰而遭到嚴重的破壞，負債纍纍，所以註定要直接或者以某種禮貌性方式拒付債券，或者大量向美國出口以此來抵消自身的債務。
所以，倘若進行現實的考慮，正常化時代也是一個矛盾不斷的時代。除非通過信貸形式出之，否則美國不可能繼續向世界出口大量農產品與製造品。倘若通過信貸的形式出之，會不會有哪一天，因為利息與分期還本，而最終導致美國商業與農業遭受進口方面的毀滅，或者美國投資者遭到拒絕償還債務的對待？更有甚者，在這個表面看上去是無法抗拒的趨勢中，是否遲早會在進行海外投資的美國銀行集團與從事製造業的美國商人之間引發一場可怕的鬥爭？的確，報紙的金融專欄里每日都體現出這兩種對抗勢力的先鋒力量間的尖銳衝突。最為明顯的一點是，1926年10月，J．P．摩根親口宣佈其支持對歐洲的貿易自由。倘若說正常化的道路上充滿光明，那麼它也潛伏着較多的陰影。
在左翼方面，必須特別重視新的農業力量。由棉花種植園主與穀物地帶的農場主領導的農業派，如今在世情方面已比丹尼爾·謝司、安德魯·傑克遜或者傑里·辛普森更加成熟。近期的立法情況就徹底表明，他們已拋棄了通貨膨脹的簡單福音，認同某種更有實時性的東西，而且事實證明，他們對此並不感到滿足。一方面，有組織的資本與有組織的勞工在支持製造品的價格；另一方面，農場主的產品在歐洲市場逐漸縮小。受到來自這兩方面的壓力，農場主們已經開始有些惶恐不安。因為地價漲到了頂點，而農場工人的工資已與城市工人的工資水平相當，農場主們在當前的收穫季節裏面臨著更大的損失。他們已看到這樣的前景：因為長久以來收入與支出越來越懸殊，他們的大部分財產可能將付之東流。
因為政治藝術的發展，農業派已經比1860年或者1896年具有更加複雜的見解，而且他們目前獲得少數有力的政治家的支持，這些政治家覺得，拯救本國農業人口，比通過輸入外國勞工而讓城市工業中心成倍增長或者讓已然富足的製造商獲得更多利潤都要重要。他們問道，倘若國家機器——外交家、炮艦、陸戰隊與陸軍——可以付出巨大的代價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保衛與促進銀行和工業，那麼代表農業的公職部門為何不能發揮同樣積極的作用呢？倘若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製造商可以在國內維持他們貨物的高價，並且以巨大的折扣向國外傾銷他們的剩餘產品，而讓國內消費者承擔這個差價（倘若有的話），那麼聯邦政府為何不對農場主實施同樣的手法呢？農業派正是懷有這種疑問而大聲喊道：“保護所有人，不然誰都別保護。”或者像一名哲學家所明確總結的：“倘若大家無法都坐在桌子旁，那就乾脆掀翻桌子，讓大家都坐在地上。”儘管這個口號並未含有革命的味道，但是它卻表明鼓吹安定的人們遭遇到了麻煩；同時也表明，他們管理國家的問題並不如麥金利與馬庫斯·漢納政治學派所說的那麼容易。而哈定總統還曾試圖再次在白宮上空舉起麥金利與漢納學派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