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正常狀態的追求（1）
“當伍德羅·威爾遜宣佈就任總統職位時，金融封建主義已在美國壽終正寢。……漢納先生與摩根先生都覺得，國家應該讓有產者來統治，而且管理有產者與政府的權力應該集中。……漢納主義仍在苟延殘喘，但它從根上已經死亡了。隨着1912年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其最後的生命小花消失了。除了特權階級的人士外，沒有誰為之悲悼。……新的銀行與貨幣法已經破壞了產生摩根的條件。”《紐約世界報》的編輯簡練地陳述了人民對威爾遜當選所獲經濟成果的看法，他的這段話讓人想起人們對傑弗遜1800年偉大革命及其1832年勝利的讚譽。
論據的風格以及形式都是無可指摘的；然而國家大部分地區並不贊同這種診斷或者治療方法。“美國目前需要的不是誇大其詞而是治癒創傷；不是靈丹妙藥而是一種正常狀態；不是革命而是恢復；……不是外科手術而是安定。”1920年5月，俄亥俄州參議員沃倫·甘梅利爾·哈定在波士頓向那些敏感的工業大亨演說，就是用這種簡潔的語言，表達了對威爾遜為美國社會服務的另一種建議。儘管“正常狀態”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詞語，但是卻引起了極大的熱情，尤其是那些興高采烈的商人，竟將其看作是從由威爾遜帶領的道路上返回來的信號，至於可以退回來多遠，誰也不知道。還沒有任何一隻政治上的血壓計可以準確地記錄血壓的度數。
至於外交事務，任何一項治癒、恢復以及安定的計劃，都代表着要拋棄威爾遜強烈的國際主義，其中包括對殖民地屬國的溫順關懷，依靠力量均勢來進行的保護，韋伯斯特—西沃德—海的太平洋政策的恢復，國家機器利用高壓手段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海軍以成為商業的先鋒與捍衛者，以及對帝國海外省政府的嚴厲態度。然而同樣現實的情況是，正常狀態已滲入國內的政治見解中，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
當然，對群眾選舉美國參議員、直接初選、婦女普選權、創製權、複決權以及新民主的其他手段，是存在一些怨言的，然而這些手段是容易操縱的，而不必加以毀壞。在流行習慣法的制度中，並沒有什麼事造成嚴重的混亂——比如，婦女們主要是依據社會集團來投票的，因此在哈定復興的路上並未設置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在治癒創傷與尋求安穩的司法過程中，也總是吵吵嚷嚷；在羅斯福與威爾遜精心挑選的自由派法庭影響下，最高法院表露出一种放松憲法嚴格性的傾向（就如繁榮時代所做的那樣），而且也容忍社會民主化潮流中匆忙制定的立法。倘若要讓鳳凰涅槃，就必須在司法方面做出一些謹慎的任命。
所有這些還僅僅只是初步的以及偶然的東西；一些屬於緊急項目的真正法案，已由那些要求恢復舊制度的人提出，這主要涉及到財富分配的經濟立法。對這些人來說，恢復麥金利時期的方法，就代表着要取消所得稅、遺產稅以及超額利潤稅，尤其是取消相對比較高的稅率表，而且將由富人財富承擔的聯邦費用轉為由一般群眾所消費的商品上去。與此同時，它還代表着要完全恢復漢密爾頓—韋伯斯特—麥金利制度下的關稅率、津貼以及對工業與商船隊業主的補助金。除了這些家長式的幫助以外，它還代表着“政府不干涉企業”——官方不干預兼并、聯合與股票的發行，不實行嚴格的限價或者管理計劃，以及減輕對鐵路所施加的壓力。最後，正常狀態還意味着馬上開放剩餘的國有領土，以加快經濟的發展；倘若不是完全贈與或者廉價出售，那就實行國會法令授予執行部門的出租權。各種要求正常狀態的極端方案，還包括其他一些性質相似的項目；某些主張後退的鬥士們提議將這些要求充分地進行下去，直至得出它的邏輯結果，也就是蔑視時代與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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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期望恢復漢密爾頓—韋伯斯特—麥金利制度的女士與先生們想廢除伍德羅·威爾遜的政策，是有正當理由的。在首次執政早期，他就公開警告那些企業大亨，說他們將失去對聯邦政府的控制，除了在戰爭的緊急時期（也包括戰後初期）外，他對他們的請求與威脅是不予理會的。的確，在他們眼中，因為他批評了國會走廊里的遊說者，並直接地說資本家的利益正企圖慫恿他和墨西哥開戰，所以他違背了政治賭博里的規則。他在1913年關稅法案中規定的稅率表，也讓大工業的領導人很不悅。在此後的一些法律中，或許除了聯邦準備法外，沒有一件是徹底符合這些領導人的要求的。
另外，在威爾遜身邊的官員家族裏，還有幾個人僅僅只是農場主與產業工人承認的自由派。他曾准許（倘若不是鼓勵的話）人們討論在恢復和平後進行大規模的“現存秩序的改造”——這給那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哲學家某種間接的祝福；那些哲學家爭辯說，戰爭期間因為緊密合作而達到非常高的生產率，已證明他們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在威爾遜任期內，有組織的勞工獲得總統的恩准，在會員人數上迅速增加，不管是在私營工業還是在公共事業中都已成為一支力量，這甚至讓那些在鍍金時代自由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感到驚惶不已。戰爭期間，利潤因人力稀缺而變得非常高，勞動力成本可以轉嫁給自鳴得意的公眾或者慷慨大方的納稅人；所以，在寬容的威爾遜政府的庇佑下，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工會要求緊緊掌握生產過程的努力得到大力支持。“工業民主”成為公眾談論的焦點。在聯邦行動的影響下，車間委員會、個人管理與工業自治的討論成為當下風尚，人們似乎在美國聽到了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德國的回聲。對於那些想根據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務與試圖擺脫勞工和政府控制的企業家來說，所有這些顯然都是一副苦藥。
當戰爭的喧囂聲靜寂下來時，研究整個情況，企業家認為還是很有希望的。在這個新自由的時代里，羅斯福不喜歡威爾遜也不屑一顧的富足狀態畢竟還未徹底消失。與此相反，在1920年繳納所得稅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名單里，位居前列的還是那些已積累了財產和除了已有財產外又增加了大量財產的老領導人物。單是在為民主而戰的4年裏，美國所成就的百萬富翁，就比和平時期整整10年所成就的富翁要多。無論羅斯福與威爾遜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企業大亨仍雄踞舞台；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在1912年做了那些人們歸咎給他們的錯事，他們也不覺得，自麥金利時代結束以來政治上的變遷是公正的或者本就是必需的。
實際上，他們可以找到一些依據來支持這樣的信念：最近事變的過程完全是偶然性的。不管是羅斯福還是威爾遜，其國內經濟綱領，都沒有獲得認同。羅斯福之所以當上總統，是因為一次偶然事件，也就是麥金利悲劇性的死亡；當1904年公眾憑他們的權利選擇他時，他哲學中的那些特點還未顯現出來；而在8年後，當他提出他精心拼湊的進步綱領時，他就遭受了斷然的否決。
威爾遜的情況也沒好到哪去。在他當選總統的1912年大選中，群眾就已投票否決過他——反對他的多數票高達200多萬；他在任何一個工業州都未獲得過多數票，實際上，除了一直以來投民主黨票的南方各州外，他在任何一個州都未獲得過多數；坦白地說，他只是因為對手的分裂才當選上總統的。他再次當選時的環境也是不正常的：那個時候，世界大戰的暴風雨正擊打着美國的大門，人們對國內問題的爭辯也無法達成一致。
而且，威爾遜的反對者可以某種權威的樣子斷言，幸虧因為世界大戰才避免這個國家在他的政策下遭受經濟上的毀滅。的確，在威爾遜第一任期的早期，商業蕭條的跡象已顯露；因為政府規定運費與管理工資的措施，鐵路的建設事實上已經停止；而因為檢舉與新的反托拉斯法的折磨，工業的發展速度放緩了。
正是依據這一類事實，那些憎惡羅斯福與威爾遜的批評家們認為有充足的理由說，幸虧通過以高額利潤出售補給品給協約國而贏得了繁榮，否則人民將嘗到“狂熱所帶來的苦果”。總而言之，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大多數人民從來沒有同意“向企業開戰”，事實上，種植園主、工匠、負債的農場主與進口商人想統治國家的企圖已經失敗。這些就是讓機器經濟的大亨們充滿信心的條件，他們準備在1920年恢復沃倫·甘梅利爾·哈定的正常狀態與安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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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政權的一般狀況，顯然有利於他們的計劃。停戰後沒多久，政府的管理機構就開始瓦解。那些匆忙趕至華盛頓為戰爭服務每年只拿一美元的愛國者，在戰爭結束后同樣迅速地返回家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各部局的領導者離開了這隻正在下沉的船，去補償他們在公職熱衷期所造成的損失，或者去享受他們不在時所積累起來的財富，於是各部與各局都陷入一片混亂中。
當聯邦機器土崩瓦解時，威爾遜總統卻專註於和會的工作及其國際聯盟計劃的實現。特別糟糕的是，正當迫切需要國內領導時，威爾遜卻因長期艱苦勞作而筋疲力盡，身患重病，並從此無法恢復他過去掌控黨務的局面。固然，他的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將承擔繼續揚帆的責任，根據自己的意見主持內閣會議，但威爾遜私下裏聽取了這些會議的情況后，從病床上起來，以輕蔑的態度罷免了其積極性極高的國務卿；然而這僅僅只是他的迴光返照。實際上，因為身體虛弱，他已沒有早期那種驕傲自負的態度。另外，他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18年國會選舉中已遭到否定；而依照政治慣例，他想連任第三任也是絕不可能的。
即便環境允許威爾遜依舊像過去一樣全權掌舵，也很難說他會不會對美國發財與享樂的制度作出更多、更大的改變。看上去，1918年之後，他已不想再對他的經濟立法計劃做什麼實質性的補充；倘若說他是考慮過的，他也從未向公眾表達過。他的確曾向豪斯上校承認過，他的“軍火庫”已在1914年耗盡一空。不管怎樣，有一件事表明了他在這方面的想法。1919年10月，他和資本家、工人、公眾一起開會討論工業民主的情況，結果因為意見大不同而陷入一片混亂中，威爾遜表面上以一種冷淡態度接受了這個結果。
因為長期訓練與篤定的信仰，威爾遜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學家。所以，並不存在什麼根深蒂固的信念促使他對戰時發展起來的運輸業與工業實施任何特殊的管制。根據邏輯的一貫性，他打算在鐵路局長威廉·麥卡杜的要求上讓步，在和平時期檢查政府的經營；而且當共和黨掌握的國會依據1920年運輸法將鐵路以令人驚訝的優惠條件轉歸原主時，他並未堅決反對。儘管日用品的價格持續上漲且高於戰時水平，但聯邦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管制，同樣因為司法決定、行政措施與國會否決而不了了之。實際上，因為大部分緊急法令對私營經濟規定的聯邦監督在性質上都是一般化的，而將細節與法律的實行留給總統自己考慮，所以在國會將其從登記冊取消之前，執行部門可削弱這種立法的嚴厲性。這樣一來，當哈定在波士頓要求回到過去美好的日子時，國家已迅速進入正常狀態。
唯獨在一件事情上，威爾遜政府堅持執行了戰時被看作是合法要求的對私人事務的嚴格控制，即鎮壓批評意見。對於停戰後迅速傳開的大赦與赦免的請求，威爾遜斷然拒絕。在他的同意下，郵政總局局長伯利森繼續對報刊與郵件實施嚴格的檢查。也是在他的默許下，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如火如荼的“對赤色分子的戰爭”，大量逮捕嫌疑人，准許使用特務挑起“煽動叛亂的集會”，堅持放逐司法部偵探逮捕的外國人，並且容許（倘若不是批准的話）經常使用第三等級手段，也就是對被告使用肉刑。
的確，在這場“讓世界爭取民主的鬥爭更有把握的戰爭”結束后，威爾遜政府的審訊活動越來越狂熱，以致一個由著名律師組成的委員會提出了一份抗議備忘錄。查爾斯·休斯是一個謹言慎行的人，他在1920年夏向哈佛大學法律系畢業生髮表演說時，也以憲法權利的名義進行了強烈的抗議。在演說中，他深切關注地區法官煽動種族偏見，以及各類法庭與全國各地區的法官在審訊中威脅證人的問題。“鑒於現在所發生的一些先例，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個前最高法院法官大聲疾呼，“這個共和國目前所保持的憲法政府能不能再熬過另一次大戰，甚至能不能順利地去實行它。”一些具有自由傾向的人經歷艱辛努力，才防止國會在和平時期通過新的叛亂法，它比那項表面上為軍事目的而實施的措施更嚴厲；而且不論他們怎樣努力，在歐洲矛盾解決后許久，很多影響公民自由權的戰時法規依舊在生效。
所以，很多方面都着手建立一個牢固的反動陣營，反對每一件帶有威爾遜氣味的事情。企業家無法原諒他的關稅法，他針對乘務員規定8小時工作的亞當森法，他出台的墨西哥政策，他對眾多呼籲的不予理會，以及他對私人與公司收入課以重稅——數目高達100項左右。德裔美國人憎恨他曾加速德帝國垮台的進程。愛爾蘭裔美國人對他幫助英國的行為耿耿於懷。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氣憤，是因為他“在巴黎向英法帝國主義投降”，他拒絕大赦政治犯，以及他不斷起訴那些被控懷有激進思想的人。曾經容忍、甚至虛偽地認同威爾遜有關戰爭目的的高尚思想的民主政治家，如今覺得可以自由地否決那些官方的說法，於是猛烈地攻擊它，並且附之以簡單的與較為實際的理由：我們拿起武器是為了拯救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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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各方面，這場戰爭的信條，威爾遜賴以支持其大討伐的動人的理想主義，如今都遭到無情的剖析與攻擊。這讓監獄裏的社會主義者大為驚愕，因為他們提出的異議，最近還作為反對官方說法的觀點被法庭記錄在案。在戰爭的起源問題上，後來在這場大冒險中與美國聯合的歐洲各交戰國，並未暴露它們在秘密條約中所體現的真實情感；而且在困難時期，它們接受了威爾遜道德說教的華美辭藻，只不過是將其視為一種隨之而來的實質性援助的裝飾品而已。一旦平安度過戰爭的危險，殘酷的和平所帶來的成果有獲得的把握時，它們就縱容批評家將重炮轉向它們曾精心製造的防禦機制。
菲利普·吉布斯爵士就以一種冷漠的態度讓普通公眾驚訝不已，他認為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是純粹的戰爭神話，並稱協約國領導者是拿孩子們的生命做賭注的玩世不恭、桀驁不馴的賭徒。這位傑出的新聞記者在那些悲劇性歲月里對戰爭生動的描述，曾讓眾人激動不已，而且他對協約國領袖也頗有過度的讚譽。如今他卻逃過官方的檢查，憤怒地將這場民主之戰中的愛國政治家稱作“一夥匪徒”。他以尖酸刻薄的語言批判鮑爾弗、勞、寇松與卡森在他們國家中的“死硬的唯利觀點”。
吉布斯不屑地說，“在英國，還有哪個人相信溫斯頓·丘吉爾的智慧呢？”接着他又嘲諷克里蒙梭這位“法國勝利中的無畏的老虎”，說“他看上去不像老虎更像海象，而且是一隻巡迴馬戲團里的老海象”。在嘲弄了一番克里蒙梭后，這個憤怒中的記者又譴責了那位“自由與權利的無畏鬥士”萊蒙·彭加勒（波爾多總統），稱他“一副蠟黃的浮腫面孔，沒有絲毫表情，而且我覺得透着一臉的蠢相”。吉布斯在批判了這些人之後，又提出這種綜合性判斷：“這些在戰爭之前就已是政治賭徒的老政客們，如今又拿人的生命作為賭注，去贏取領土、優惠市場、油田、土著民族、加煤站以及帝國特權，他們奪取了德國賭棍的最後賭注，並為了分贓而吵鬧不休。”
除了那些一度沉默不語的記者們的坦白外，又加上一些更讓人難忘的文件。當俄國、德國與奧地利的檔案因為革命而被公開時，協約國打算打敗德國以及那些按照古老的規則分贓的秘密交涉、會談、協定與條約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所有這些讓人不寒而慄的文件，揭露出加速血腥衝突發生的卑鄙骯髒的外交活動。有關戰爭背景的回憶錄、文件、論文以及文章也陸續在報刊上刊載。儘管謹小慎微的編輯長期忽視學者們的研究，儘管那些上了年紀的俱樂部成員與好鬥的婦女依然在沿着標準路線戰鬥，但是他們已無法讓那個古老夢想延續下去。
沒過多久，美國參議院中也出現了疑慮。3年之前，它還積極地通過了戰爭決議，如今卻異常平靜地詢問這種問題：“我們到底為什麼進入戰爭？”對於大部分民主黨人而言，這個問題比說下流話還要惡劣，它簡直就是在褻瀆神靈。然而共和黨人卻堅持這個問題，而由參議員哈定來回答。他在談到對德宣戰議案的序言時，列舉了德國政府對美國人民的暴行。接着他簡明扼要地總結道：“這就是所有的事實。和特別宣佈的民族與人道無關。”他以一種明理的態度談到這些；從本質上說，這表達了他深謀遠慮后的信念。不久，他又在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說里，鄭重嚴肅地說，“我們要求共和國的同胞去捍衛我們國家的權利”，而不是“去掃除舊世界所積累起來的敵對與貪婪的弊端”。這樣一來，這些政客們似乎已驅散了那片阻擋陽光照射弗蘭德田野中罌粟花的迷霧，這讓一部分人感到痛苦，他們與威爾遜持有同樣的觀點，覺得倘若美國不參加國際聯盟，人類的良心就會因此破碎。
1920年春，用戰爭消滅戰爭的符咒被打破了。“任何一個好的共和黨人都可能提名為總統，而且可以打敗任何一個民主黨人，”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機器的大龍頭博伊斯·彭羅斯這麼說，因而鼓勵他眾多同事向黨毛遂自薦。援助比利時的英雄赫伯特·胡佛彷彿擁有“重建”時代所需要的實際本領，然而他在政界中卻沒有多大的進展。倫納德·伍德將軍繼承了羅斯福的衣缽，並獲得一家著名肥皂企業繼承人的資金贊助，開始了一場充滿希望的宣傳運動。在民主黨河谷里，伊利諾伊州工長弗蘭克·洛登憑其行政管理才能而引起全國的注意，而且他對農業非常感興趣，極有希望獲勝。遠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勒姆·約翰遜也堅定地走上戰線，他8年前曾和羅斯福一起競選副總統，然而因為最近和公共事務的接觸而清醒過來。
所有候選人與一些政界中地位較低的人，都爭先提出自己的優點，以供所屬黨來進行判斷，然而在初選中任何人都未獲得最終的定論。因為沒有從一般黨員中獲得明確的授權，在芝加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領袖們，經曆數日的勾心鬥角后，終於打破僵局，選定了一匹“黑馬”沃倫·甘梅利爾·哈定，他是正常狀態與安定的宣揚者。
從很多方面來看，參議員哈定，與1840年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將軍一樣，擁有令人羨慕的資格，可以帶領民主黨走出自羅斯福開始其一直流浪着的荒原。自青年時代起，這位參議員就是黨組織忠誠且堅定的成員，他從不將自己凌駕於黨的行動之上，不將自身意見強加於黨的經理人，也從不怠慢黨的各項規定。他公開宣誓要效忠於麥金利—漢納—福勒克的政治經濟學派，雖然漢納並不信任他的辦法。哈定用溫和的口氣說，他喜歡“過去那些好日子，當時共和黨的保護關稅政策讓國庫充盈，同時還維護了美國的工業，促進了國家的發展，讓我國在世界歷史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記錄”。他贊同給專註於增強商船隊的私人企業提供津貼。他熟悉俄亥俄的政黨政治方式——漢納與福勒克的生涯細緻地說明了這種方式——而黨的工作人員也確定可以從他那裏獲得適當的重視。在1912年的危機中，他依舊忠實於組織的各種契約，抵制羅斯福的異端邪說，不將任何事推到極端。為了讓他當選的資格更為完整，哈定在參議員的一個任期內，沒有由於強制通過任何特殊的立法而樹敵，也未發表任何足以引起哈德遜河以東激烈批評的演說。
最為重要的是，哈定有充足的資格號召中西部，讓它重回共和黨的懷抱。他的家鄉在民主黨河谷里，這個地方曾選舉過安德魯·傑克遜，後來又產生過很多著名的共和黨總統。他不是一個收入豐厚的公司律師，而僅僅只是俄亥俄州馬利翁一位鄉村報紙的編輯。按照新聞語言來說，哈定是“一位普通的美國人”，一個酒友；就像他一位鄰居所說，“可以和大夥在周末晚上玩撲克的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沒有誰比他更真誠地熱愛這些普通人或者更理解他們；也沒有誰比他更少地進行威爾遜所偏好的“過度的道德說教”。
哈定以自己是一個普通社會中的普通公民為榮，不去附庸風雅。在一次最受追捧的演說中，他大力頌揚小城鎮，講述一個鄉村“愛打架的人”怎樣被制伏並最終成為一家地方銀行的領導；一位木匠的兒子怎樣成為芝加哥的工業大王，每年收入達2.5萬元；一個雜貨商的後代怎樣發展成為俄亥俄州的大律師；一位老師引以為傲的“班上最聰明的小孩”怎樣成為其山林小屋的看門人以及“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然後，他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鄉親們，何為生活中最大的事情？那就是快樂。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地方比美國鄉村擁有更大的快樂。”這種感情發揮了其理想的效果，因為美國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農場或者有居民數量不到2500人的鄉村。
哈定將其平民性的真摯與坦率同一種宗教天性結合在一起。他在當選后不久發自肺腑地說：“倘若我們有一次宗教的復興，那將是非常有用的。……倘若政府不通過某種方式和萬能的上帝接觸，我就覺得它不可能做到公正。……或許你們有興趣了解，我素來喜歡讀《聖經》，前幾周，當我公務纏身時，我還是堅持仔細地讀它。我從《詩篇》與四福音書中獲得巨大的鼓舞，從老所羅門所說的話中汲取智慧。……毫不諱言，在我馬上就要負責的工作中，我很榮幸向全能的上帝尋求指導與力量。”他坦承，因為“凡爾賽思想沒有尊重全能的上帝”，他覺得非常不安。但是，哈定並不是一個清教徒，他熱愛生活，熱愛生活的舒適與快樂。所以，人們有理由認為，政府機關、商店、普爾曼機車與電影宮的人們都覺得，這個俄亥俄州的參議員是更能把握住美國人道主義偉大脈搏的。
哈定在其馬利翁住宅前的走廊里悄悄指導着一場戰鬥，不斷向全國宣傳正常狀態的問題；與此同時，民主黨提名人詹姆斯·考克斯在他的旅行演說中，也堅持建立國際聯盟，並鼓吹馬上批准和約且不附帶任何可能削弱其有效性的保留條件。當然，國聯的問題讓這位共和黨候選人有些為難，因為他不得不在一些極端分子中進行調解，比如參議員約翰遜、麥考米克與布蘭德奇，他們是堅決不同意批准和約的；又比如喬治·威克沙姆、查爾斯·休斯、勞倫斯·洛厄爾與威廉·塔夫脫，他們都是國際聯合的支持者。即便這個調節任務是冒險的，哈定也可以巧妙地克服它。他一方面批判在巴黎設計的國際聯盟，一方面又建議代之以“各國的自由聯合”。他謹慎地點到為止，而避免說明他眼中的聯合是什麼種類，或者準備如何實現它。
在這種態度所引起的混亂中，哈定政治大軍的一翼能以其支持國聯為理由而要求選民投票；而另一翼又可以向該黨的朋友保證，在其領導下，國家將仍舊保持光榮的孤立。這看上去是矛盾的，然而在匆忙的選舉運動中，彷彿只有威爾遜派的少數邏輯家因為哈定邏輯中這種明顯的二分法而感到不安。的確，就像選舉結果所證明的，這種警惕是沒必要的，因為即便在最冷靜的觀察家眼中，民主黨被拋棄也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考克斯在北方各州都以失敗告終；就連田納西州也倒向共和黨。哈定除了擁有700萬張多數票外，還獲得了531張選舉人票中的40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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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重返國會兩院的共和黨多數派中存在很多農業派與進步派，但哈定依舊感到自己有資格領導這個聯邦制度的上層機構，方法就是他一直所說的，“忠實於共和黨主義，它是由過去偉大領袖——約翰·謝爾曼、馬庫斯·漢納、威廉·麥金利闡釋過的，如今又受到他們有卓越領導才能的繼承者約瑟夫·福勒克的擁護。”在選擇其內閣成員時，他幾乎完全不理會那些站在大門前懊悔不已的進步派。似乎是為了表示輕蔑，他挑選了3個極其厭惡羅斯福派實踐者的人來擔任3個重要職位：安德魯·梅隆擔任財政部長，他是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組織中卡梅倫—彭羅斯派最富有的一位；艾伯特·福爾擔任內政部長，他是一切自由派輿論的政敵，石油業強有力的操縱者，主張對墨西哥開戰；哈里·多爾蒂擔任司法部長，他是俄亥俄州著名的政客，和該州共和黨保守勢力有着長期聯繫，同樣，在選擇最高法院法官時，哈定又重新回到了羅斯福與威爾遜偶爾脫離的那條路線上。他任命的4個人：塔夫脫、薩瑟蘭、巴特勒與桑福德，都是漢密爾頓—韋伯斯特—麥金利派的信徒，他們高居法關係，讓公平原則的天平再次傾向正常狀態。
聯邦制度上層機構所具有的反彈作用，很快就在一些事物上體現出來。比如，正常狀態就代表着不能對工人運動中那些激進分子手軟，而這些人在威爾遜新自由時期已被關進監獄。固然，哈定總統對社會黨人支持的前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斯給予了執行上的寬容，但他不同意大規模赦免政治犯。在任命其老朋友哈里·多爾蒂為司法部長后，他正式同意由政府機構繼續檢舉激進分子。
多爾蒂在威廉·伯恩斯的幫助下，以極大的精力來“消滅布爾什派主義”。伯恩斯是一位有名的私家偵探，在世界大戰初期曾為德國政府服務，如今已利用他多方面的能力來“追捕赤色分子”。為了便於執行計劃，這兩個道德秩序的維護者用盡了所有方法與手段，而在威爾遜政府使用這些方法與手段時，查爾斯·休斯曾覺得是非常危險的。在對付罷工工人問題上，這位司法部長也很激烈；1922年，鐵路工人要求按照上漲的生活費用來增加工資，之後他們放下工具並和鐵路部門發生衝突，多爾蒂向芝加哥聯邦地區法院尋求並獲得最全面的禁令，這是美國勞工爭議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按照禁令的條款，事實上工會官員所有活動都被禁止了——甚至包括利用電話或者電報鼓勵人們離開他們受雇的工作。這個行動非常猛烈，以致工會向法院上訴，而製造商協會卻為之歡呼雀躍，覺得能夠“消滅勞工的威脅”。
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他們也做得得心應手。比如，在出租聯邦油田供人開採問題上，就回歸到早期那種更被人稱許的政策上。國會最近有關這一問題的法令並未撤銷；依據1891年法令保留下來的公共土地也未被分片出售；然而，當艾伯特·福爾將眾多油田轉交給多恩尼與辛克萊集團時，卻未引起激烈的討價還價。從法學觀點看，這種新趨勢的結果也是值得關注的。憲法仍和以前一樣得到尊重，但對勞工問題與社會立法的司法決定，卻讓律師們想到了麥金利時代。大法官塔夫脫有時因為人道的考慮與好心情而將他們的邏輯稜角磨平，依據這個新方法，他的確被迫在一個訴訟案中將一項不同的意見列入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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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政策上，哈定有理由認為，因為大選的裁決，已准許他拋棄威爾遜的國際主義，轉回到韋伯斯特、西沃德、海和諾克斯更加大膽的路子上來。儘管佔壓倒性的多數票對其進行了委託，但有關凡爾賽和約的命運仍不可預測。他對這種不置可否的情況做出了模糊的反應，起初好像贊同和世界列強進行某種形式不明確的合作。“我深信，我國將在一種維護世界和平的各國聯合組織中佔據適當位置，”他在當選后的某天說道，“而且我覺得，我們有能力做到這點，而不必犧牲美國人民所珍惜的傳統。”
然而，哈定這種思想漸漸淡漠了，或者說，他已放棄了這麼做的想法。一旦順利進入白宮，他就會公開反對復活凡爾賽和約，並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人民已永遠解決了這個問題。邀請已加入國進聯盟的各國，按照新的美國模式，和美國一起組成另一個“各國聯盟”，就像他在選舉運動中所建議的那樣，這明顯是不可能的，倘若不說它是異想天開的話。
在最終得出相反的結論后，哈定政府就將凡爾賽條約扔進廢紙堆里了。國會在聽到白宮這個行動的消息后，做出了一個兩院聯合決議，並於1921年7月2日經哈定總統簽署，宣佈和前同盟國的戰爭已終止——明確保留了在停戰與最後和約中所給予美國及其公民的所有權利與優惠。此後，就和德國、奧地利與匈牙利商定了單獨和約，並通過參議院的正式批准。這樣一來，“以戰爭結束戰爭”就以未曾預料到的形式正式閉幕，從美國方面說，這已是戰場上停止戰鬥差不多3年之後的事情了。
少數批評家煩惱於事情的拖延，覺得必須提出意見，認為憲法體系肯定出了什麼問題，它讓一個政治僵局緊緊控制國家兩年之久；他們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來作為補救措施，也就是容許參議院以簡單多數批准條約。對於守護聖火的女灶神們而言，這個建議帶有瀆神的味道，然而擔憂這一點是沒有道理的。要讓眾多參議員來投票贊同可能剝奪他們特權的修正案，這種可能性非常小。對此，普通公眾也無動於衷。於是這片烏雲就消散了。
在和同盟國各政府達成協議后，哈定政府就利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來解決美國及其公民真正關心的國際問題。它不正式參加任何旨在處理舊大陸財產問題的歐洲會議，然而它的確對幾個強國和布爾什維克俄國聯合而引發的危險耿耿於懷，而且也的確注意所有涉及美國實際利益的重大問題。它繼續實施威爾遜政府所創立的政策，也就是反對任何外國政府在其領土與屬地（尤其是國際聯盟“為人類進行神聖委託”的託管處）上剝奪任一美國公司開採油井的權利。它讓以前的盟國清楚，儘管美國不準備批准凡爾賽和約，但它決不放棄對德國前殖民地的合法要求，尤其是雅浦島，這是太平洋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無線電站，由日本託管。它禮貌地暗示東京，它對日本佔領西伯利亞的行為感到不滿，它對俄國這部分領土擔負著某種“道義上的責任”，與此同時，它還拒絕考慮對亞美尼亞的委任統治。
總的來說，在有關荷屬蘇門答臘、美索不達米亞、近東地區、俄國、中太平洋、西伯利亞與中國的交涉中，哈定政府採取了一切必要的與適當的措施，來保護與增進美國企業對實質性東西的要求。就像我們已指明的，在加勒比海地區與拉丁美洲，它遵從了威爾遜政府的政策。為了保持美帝國在菲律賓的完整性，它再次升起了威廉·麥金利的三角旗。“讓國際主義者去夢想，讓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去摧毀吧，”哈定總統說。“上帝憐憫他，‘沒有哪個行吟詩人會為他高歌’。依據這一共和國的精神，我們宣佈實行美國主義並且為美國歡呼！”
7
在和德奧恢復和平以及更新經濟機會主義外交后，哈定政府面臨的下一個主要外交問題，是再次對美國商業與海軍戰略地區太平洋進行調整。經過8年的忽視與猶豫不決后，哈定政府如今又重新開始織造國務卿韋伯斯特與海軍準將佩里、國務卿西沃德與海軍上將杜威曾織造過的政策之網。哈定總統利用與其傳統相協調的語言，讓全國認清了事物的本質。“我們是以世界性的眼光，”他說道，“來審視太平洋的。因為歐洲已經屈服與悔罪，任何人都不再擔心那裏會發生早先發生的那種衝突。然而太平洋依舊充滿危險，而且深深影響着我們。我們在那裏的領土利益是較大的。它的水域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國家的公民都熟悉它的海岸。……我們並不覬覦其他列強在遠東的領地，我們有自知之明，也不期盼在那裏承擔更多更大的統治或者領地的責任。考慮到那些已公認屬於我們的東西，也考慮到我們和中國長期的友誼，我們確實希望有機會繼續發展我們的貿易，並和其他國家享有平等的待遇。”剔除那些華麗的辭藻，問題的關鍵就是：“太平洋還充滿危險，並且深深地影響到我們。”
顯然太平洋是存在着危險的根源的。長期以來，俄國就是在中國與遠東製造陰謀的主要角色，然而目前它已暫時癱瘓了。法國及其殖民地印度支那以及荷蘭及其領地東印度群島，都不能構成嚴重的挑戰。德國已被打得四腳朝天，甚至在商業方面都無法對美國的東方威信做出任何損害。如今只剩下由一項同盟條約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英國與日本了。這項條約對英國壓制俄國與德國的要求以及維持其印度帝國的秩序是有效的，但卻不斷遭到來自澳大利亞與加拿大的批評，因為這兩個國家當時是畏懼日本力量的。除了擔憂遭受兩面夾擊外，英國外交部還擔憂美國正在增長的海軍優勢，所以需要保證和日本的同盟，同時又不願由於結盟而受到令人煩惱的桎梏。在英國專家眼中，進行三重性的調整貌似是處理這個兩難問題的唯一辦法。
儘管東京方面不願解散這個雙邊安排，但是並不缺乏對事態的洞察力。日本在盟約的保護下，乘着英國專註於世界大戰之機，增強與擴大了它在遠東的經濟霸權力量。1914年8月，在英國同意給予幫助后，它奪取了德國在中國的山東省。當威爾遜總統放鬆了麥金利、羅斯福與塔夫脫在遠東實施的侵略性經濟政策時，日本商人就乘機攫取了大部分的商業利益。
的確，英國正被戰爭纏身，俄國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德國已被消滅，而美國又有些放鬆，所以日本就趁機發展了一種地方性門羅主義以及加勒比海地區政策，宣佈對鄰國的領土與領水實施某種保護。1915年，它向中國當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21條要求，讓這個處於困境中的國家出讓大部分主權給它，隨後就馬上派出商人、資本家與軍官，聚集在這個新領地，尋求貿易與特權。
在反對21條要求的抗議聲消失之前，威爾遜總統就准許國務卿蘭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子爵交換詔令，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這個列島帝國在中國擁有特殊的利益。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日本和美國及其他協約國一同實施了另一個戰略推進，佔領了東西伯利亞，其理由是，“保護供給線與德國自治的努力”。對於獵取特權的人而言，這片大陸非常誘人，所以日本軍國主義者只要在那裏站穩了腳跟，即便其他國家都已撤回自己的部隊，他們也不會撤回自己的部隊。後來，又在巴黎進行了最後的討價還價——威爾遜因迫切期望日本代表團支持他的國際聯盟，所以讓日本佔有山東省，條件是最終要歸還給中國，並准許日本接管德國的雅浦島，作為其委任統治地。這些都未遭到反對。
這些發生在遠東的事情，自然引起了美國國內強烈的反響，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呼聲此起彼伏。美國的自由派覺得，任何不通過道德說教進行掩飾的權利、資格、特權與財產，都是極其糟糕的事情。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與菲律賓實施前進政策的宣揚者，則另有他們的煩惱，於是他們便與人道主義者聯合起來，一起批判東京的陰謀；而想在中國獲得發展的美國商人與資本家，對他們因門戶關閉而遭受威脅的權利與前景，也唱起了一首輓歌。在太平洋沿岸，移民問題再一次點燃了熊熊烈火；在中國的傳教士及其國內的支持者，發出了對“異教徒日本”發動聖戰的呼聲。在國會中，譴責東京已成為一件深得人心的事情。參議員洛奇素來稱自己是韋伯斯特王朝的當然繼承人，而且實際上他也是一位尋求遠東市場的棉紡業的有力代言人。於是他不斷地抨擊日本，通過抨擊身穿和服的日本軍閥，來打擊威爾遜總統與凡爾賽條約。
所以，當哈定於1912年再次開始實施西沃德—麥金利的政策時，一場真正的遠東危機便迅速降臨。它提出了這樣的嚴重問題：能否迫使日本放棄它所獲得的果實而又不削減美國或者英國在遠東的帝國財產。倘若可能的話，採用和平方法；而倘若海軍部與赫斯特根系的某些有力的人可以獨斷專行的話，就使用戰爭的方法。要尋找一些道義上的理由來進行壓制並不難。例如，為了擺脫日本對大陸的控制，就必須堅持門戶開放的原則，因為所有國家在商業利益上都擁有均等的機會。為了挽救中國，就必須保護這個有4億人口的弱小無防禦能力的共和國，反對只有6000萬人口但高傲自負的帝國。這類說法里的一些東西是可以受到美國人道主義良心的歡迎的。
在這場反對日本的運動中，英國無可避免地被卷了進來。其人民的呻吟正在戰爭稅收的重壓下得到緩減。然而倘若要在太平洋上準備一場戰爭，那就不可能讓人民獲得什麼解救。何況美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建築戰艦，可能近5年內就能從“海上霸主”的手中奪取制海權。在命相書中寫得很清楚，英國不可以對此視而不見，讓任何一個強國在帝國利益攸關的海洋上佔據統治着地位。但是，它要做出選擇也是不簡單的。任何削弱日本在中國貿易的行動，自然對英國國民是有利的，即便他們已在那個正在瓦解的共和國里壟斷了大部分商業，並且已掌控大部分戰略中心以便做進一步的行動。然而，萬一日本與美國開戰，而英國卻和日本合作，這會遭到來自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的強烈反對，讓倫敦不能對此不顧而又不讓帝國遭受嚴重的威脅。
與此同時，其他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可否認的強大力量在牽制着它。因為英日同盟而保證獲得的友好與幫助，讓英國內閣不敢冒犯東京的內閣；像這種紐帶是不可以輕易將其掐斷的。日本海軍曾在世界大戰中幫助英國壓制印度的革命；因為英日的合作，日本對山東省的佔領已通過一項秘密條約批准；英國佔領香港與威海衛時所進行的道義責任方面的說辭，和日本據以要求做出讓步的說法是相似的；而且倘若要對中國進行討伐性的遠征，幫助更可能是來自東京而不是華盛頓——來自一個軍事帝國而不是一個被和平主義情緒所困擾的政府，這個政府倘若不附加一些道德上的說教，就無法掠奪性地侵襲遠方的國家。
對唐寧街而言，所有這些情況都是微妙的。出於謹慎考慮，英國政府提出了締結某種形式的同盟或者協定的建議，它將減少英國納稅人的負擔，防止美國海軍的力量超過英國海軍，瓦解日本對中國貿易與資源的控制，保證3大強國繼續擁有它們已獲得的統治權，而在這個過程中又可以保持友好交往。在羅斯福任期內，英國、日本與美國曾達成秘密諒解，如今又以公開的形式達成了一項公開的盟約，重申那些誓約，或許會更為有效。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因為害怕被孤立，並且為了削減讓農民不堪重負的賦稅，也就別無他選了。對於大部分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而言，要同時與英美打仗，即便是心所期待，似乎也僅是一種狂熱的幻想。所以，出於必要性，東京負責任的政治家們打算接受一項建議，對關於“太平洋上的威脅”交換意見。“神風”長期以來就有助於這個列島帝國，即便在華盛頓也不會失靈。因此，所有跡象都表明，國際力量需要新的調整。
8
召開一次國際會議無疑是適當的，而且這個主意十分契合美國當時的心情，因為最近的選舉運動又在某種程度上增長了人們對和平的興趣。在這場政治的較量里，不管是威爾遜對有關國際聯盟（可以宣佈戰爭為非法的最高權威）的大聲呼籲，還是他對軍國主義的猛烈抨擊，都還未被人們徹底遺忘。然而，當總統競選的喧囂聲消退後，很多曾為威爾遜崇高的人道主義感情歡呼的人，又重新恢復了他們以前的那種情緒。於是，透過陸軍部與海軍部在國外散播的以及私人團體努力提倡的“充分防禦”的迷霧，和平交往的思想又開始浮出水面。那一部分因為光榮、地位、利潤、報酬、晉陞與勳章而熱愛戰鬥的美國人，至少暫時獲得了充分的滿足；與此同時，企業家也早已被繁重的所得稅與利息稅以及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喧囂聲搞得煩躁不已，所以這些人都無意去要求更多的英雄行為。
這一切都不是什麼推測之言。潘興將軍與其他一些軍官極力主張創立普通兵役制，作為美國文化的一個永久性因素，這種主張獲得公民協會的支持，並予以積極宣傳。然而這種主張卻遭到全國上下一致的否決，令所有那些超級愛國人士都驚愕不已。就連倫納德·伍德將軍這位提倡利用拿破崙方法來改變軟弱的主要宣揚者，在其總統競選中，為探測輿論，也自以為是地匆忙否決了任何強迫人民接受這一主張的意圖。實際上，美國的陸軍已迅速降低到12.5萬人，國家防務再次依賴於民兵。在和平方面採取某種重大行動的時機已成熟。
參議員博拉至少是第一位公開宣佈這場戲開場並為之負責的政治家，他讓參議院批准了一項決議，要求總統舉行一次裁減軍備的國際會議。1921年夏，據宣佈，哈定已要求英國、法國、意大利與日本參加這次大會，並邀請中國、比利時、荷蘭與葡萄牙公共審議有關遠東與太平洋的事務。所有這些國家都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並且派出它們最精明的外交家來出席。
11月12日，哈定總統以一篇措辭妥當的演說揭開了華盛頓這場慶典的帷幕。不久后，國務卿休斯又非常直率地觸及事物的核心，建議日本、英國與美國停止建築主力艦，削減它們的海軍力量，並規定一個海軍節日——這種具體到行動上的明確且響亮的號召，讓與會人員驚得目瞪口呆。據日本記者川上報道，當休斯逐點闡述自己的偉大論據時，會議上鴉雀無聲，靜得連一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全國上下，那些熱衷於和平的人已看到一個新日子正在降臨，開始普遍裁軍，“人類議會”的旗幟飄揚起來。哈定迅速警告他們說，在他的計劃中不存在任何空想的東西，他準備削減備戰的費用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並且打算處理那些可能導致某些大國之間發生嚴重衝突的具體事情，這些警告並沒有讓那些熱衷者徹底噤聲。
華盛頓會議的實質結果，包括那些簽訂在條約里的和體現在友好會談里的，可以歸納為3點。首先是用四強公約來替代英日同盟；英國、日本、法國與英國承認各自在太平洋上所擁有的島嶼，並採用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太平洋問題上的所有爭端。這是一項同盟條約嗎？倘若不是，它又是什麼呢？某些美國參議員始終認為，它是一種聯盟，保證四個簽字國在太平洋上所擁有的帝國土地不受干擾，也就是四國之間和平相處，並結成統一陣線以反對其他野心勃勃的國家。
然而，哈定總統反對這種觀點，他對參議院說，“這些條約都未讓美國承擔任何種類的同盟、牽涉或者捲入的責任。”倘若沒有承擔任何責任，那又需要去完成什麼呢？哈定設法解決這個難題，又補充道：“據說（倘若是真的話），這些條約都毫無意義，因此是沒有價值的。讓我們接受這種還不至於徹底令人喪失信心的說法吧。”
這次會議帶來的第二個結果，最終也在美國不動聲色的強制下實現了，這就是日本撤離山東，將該省歸還給中國；最後，日本軍隊從西伯利亞撤退。在這方面，條約還規定，締約各方承認在中國的“門戶開放”原則，並且重新解釋了一些特別條款，保證在適當的時機協商增加中國的關稅以及廢除外國人在這個共和國里享有的治外法權。除了將日本從山東與西伯利亞驅逐出去外，這次會議中一些莊嚴的協定，並未讓亞洲事務發生多大的實際改變。儘管國務卿不久后就宣佈中止日本在大陸的特殊利益得到了藍辛—石井的諒解，然而這種正常狀態的恢復，僅僅只是紙上的把戲，而不是經濟上的事實。
華盛頓會議最終締結了五國條約。依據這項條約，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與日本同意在10年內以一個固定的比率限制主力艦的生產。這項方案最為重要的特點是，這兩個盎格羅—撒克遜民族之間創建了平等的海軍力量，而分配給日本的相當於分配給它們各方的3/5的噸位。這樣一來，主力艦的建造實際上已停止。
會議還打算控制潛水艇的建造以及緩和海軍競賽其他方面的緊張局勢，但是並未取得什麼效果。的確，很多海軍專家覺得，未來的海戰主要是在海下與空中，無畏戰艦與超級無畏戰艦，就如大而笨重的木船一般過時了，完全有把握將其炸成碎片。不管怎樣，華盛頓會議讓在建築主力艦方面有了極大的節省，卻默許無限制地建造其他種類的戰艦，並讓專家們有了一個喘息的時間，來研究用於海上戰鬥的各類艦船的優缺點。
華盛頓會議的最後一次正式會議於1922年2月6日召開。到這個時候，談判或者至少是為公眾熟知的討論情況表明，在華盛頓集會的外交家們，都是一些想要獲得物質成果的講究實際的人，而不是打算建立新秩序的空想家。正是因為這種理解，英國與日本迅速批准了各項協定，美國參議院在對四國公約進行了一項溫和的保留後，也批准了整個協定。通過這些方法，太平洋上的緊張局勢明顯得到了緩解。締約各方都能指出它在會議桌上獲得了某些物質利益，然而卻沒有哪一方保證實施任何種類的公約，禁止在任何時候通過武力來保衛民族利益與民族尊嚴。
這次會議取得了成功，在這種鼓勵下，哈定政府在和平解決其他國際爭端上表現出了更加濃厚的興趣。儘管它堅持認為，1920年全民公決已宣佈國際聯盟永遠無效，但它仍饒有興趣地注視着國際常設法庭的訴訟情況，這個法庭是在國際聯盟領導下建立的，1922年2月在海牙開始運行。沒過多久，華盛頓就在這一方面採取了微弱的行動。國務卿休斯發表聲明，承認在獨立基礎上成立的世界法庭。這是一種妥協，然而幾乎所有國家都參加了由國際聯盟主持的國際法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卻呼籲建立另一個國際法庭，這無疑是太過高傲了。
或許是為了解決這一爭端，哈定親口宣佈，美國願意參加現存的國際法庭，倘若它的組成“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明顯表現出或即將表現出是一個世界法庭而不是國聯法庭”——這些附加的特殊條件，其目的是維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平等權利，並且確保美國在任何情況下的獨立行動。總而言之，既要享受到國際合作的好處，又要避免任何隨之而來的牽連。然而，就連這樣的需求也引起了國內的煩惱。儘管哈定獲得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內很多鼓吹國聯者的支持，但是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孤立主義者無情的敵視。他於1923年為督促和海牙法庭合作而提交至參議院的咨文，受到了令人心寒的老一套對待。
9
群眾各類呼聲原本對推動與制止國會的議事是比較有影響的，然而1920年選舉所產生的授權卻不如在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那般明顯。因為實行普選參議員，已讓參議院更為接近眾議院的水平，而且依照憲法規定，參議院中有2/3的上屆議員得以從那次讓威爾遜大廈垮台的政治大災難中逃脫。共和黨人的確在兩院中贏得了多數票，然而他們隊伍中以及民主黨中的農業派異常強大，使得哈定不得不以小心謹慎的現實主義態度來探索自己的道路。
1922年的國會選舉，並未讓哈定的事情變得更容易。恰恰相反，這次選舉讓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票數都有所減少，它在西北地區失去了兩個可靠的參議員，其中一個被農工黨的候選人取代，另一個被某位無黨派同盟的倡導者取代，這屬於激進農場主的一個組織，已經接受了平民主義的權杖。實際上，農業也正經歷着另一次毀滅性的蕭條，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到危險的程度，1860年在芝加哥組成的共和黨聯盟又再次表現出破裂的跡象。
因為這些情況，在尋找正常狀態的最初歲月里，國會中的麥金利學派人士處於真正的困境中。共和黨左翼與民主黨組建了一個農業集團，只是因為對他們做了顯著妥協，也就是對原料和農產品實施高關稅，國會才得以批准一些關稅法案，恢復保護製造商的制度——這是繼1922年9月21日福德尼—麥坎伯法之後的又一個緊急法案。在重大問題上，尤其是給船主津貼與稅負問題上，那些恢復正常狀態的指導者們遭到了全線敗退。
給從事商船營運的私人公司提供津貼的問題，多年來就引起激烈的爭論。這種對私人公司的幫助曾是漢密爾頓—韋伯斯特體系的一部分，然而在內戰前夕被民主黨人撤銷了，而共和黨內的工業大王們一直就無力讓它的農業一翼來恢復這種做法。這就是世界大戰爆發時讓航運遭受大破壞的具體情況，它讓美國沒有足夠的船隻來向協約國運送高價出售的軍火與糧食。結果讓鋼鐵與火藥的製造者以及穀物與棉花的種植者都深受其害。在這種情況下，農場主—勞工—種植園主的代表都站到了威爾遜一邊，儘管依然不願意給私人資本家提供津貼，但總算同意大家共同擁有船隻。據此，國會在1916年通過了造船局法，規定由聯邦政府購買、租藉以及經營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