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力量均勢中的美國（2）

當這些規模龐大的審訊活動平息下來后，只獲得兩個有意義的結果。第一個是，沒有抓到過一個頭號的德國間諜或者革命工人，也沒有人因為蓄意給敵人提供直接幫助或者因為公開的同情行動而被判有罪。第二個是，好比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一樣，戰爭中呼籲履行愛國的責任，卻被那些情緒高昂的保守分子當作一種機會，來抹黑那些他們畏懼與憎恨的人。

廣大公民自然為威爾遜戰時政府提供慷慨的支持，而不需要強制性的要求。工人隊伍原本對現存秩序的說教懷有明顯的敵意，但是如今反對戰爭的人卻不是很多。顯然，俄國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在激進派人士中引起過不小的反響，並且在下午茶的桌子上讓那些傳統的女士們與先生們陷入了驚慌中，但是它在號召全國力量加入戰爭這一問題上並沒有遇到明顯的阻力。在這之前的那些職業的和平主義者，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已然四分五裂，並且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得越發軟弱無力；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小派別，批判這場衝突是資本家之間的爭吵，但是一群同樣傑出的領袖人物卻全力以赴地支持政府加入這場“結束戰爭的民主戰爭”中。總而言之，有組織的勞工堅定地與總統站在同一陣線。塞繆爾·岡珀斯代表美國勞工聯合會宣佈，“這是屬於勞工們的戰爭”，要求在其領導下的所有組織一致支持政府。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參加工會的勞工在國內事務中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除了在有關工業的各種重要部局與委員會中贏得代表權外，他們的標準工時與工資也被普遍接受並且在廣泛範圍內實施開來。由一個工會工作者帶領的勞工部，竭盡全力地鼓動工廠與礦山的工人表達自身的忠誠，與此同時，它也欣然同意為工人增加工資以應付持續上漲的生活費用，這種態度讓那些可以聯想起霍姆斯特德罷工與普爾曼罷工情形的老戰士們驚詫不已。在戰爭時期，因為歐洲的工人越來越革命化，所以美國的政府官吏與工業巨頭便能理解暫時安撫工人的重要性。

在這場軍事、工業以及政治的戰爭里，全國的婦女和男人一樣，都被深深吸引住了。就像我們已了解的拿破崙時代一樣，刺刀與選票同時塞到普通人的手中，讓戰爭帶有民主與全民的氣息，所以在這個工業與平等普選權的時代，引發戰爭的經濟巨人的時代，除了不在戰壕戰鬥外，所有事情都落在婦女的肩上，並被她們欣然接受。在內戰時期，她們曾作為護士，成立傷病院，救助傷兵，或者聚集在兵工廠內工作，在農場勞動，並且參與慈善活動。

在這次世界大戰里，她們同樣做了這些工作，甚至做得更多。她們聚集在各種俱樂部與協會裏，所以很容易被個別地、集體地捲入戰爭的洪流中。她們成立了完全由婦女管理的醫療單位；她們充當醫生、護士、救護車駕駛員、偽裝繪製者、宣傳鼓動者、演員、士兵俱樂部招待與舞女、國內外的間諜、政府防禦機構與各種軍事委員會的一份子，以及叛亂法下的告密者——總而言之，除了前線士兵外的所有職務，這或許預示着，終有一天，即使是在這方面也不再有限制或者例外而能夠獲得均等的機會。

12

當資本、物資、輿論、勞工與婦女被動員加入這場大戰時，陸軍與海軍也被組織到歐洲戰線去擴大美國的影響。在戰爭爆發時，普通公眾仍質疑這為前線提供部隊的最好方法。儘管舊大陸的經驗證明，普遍徵兵是解決問題的無法抗拒的方法，但是美國的傳統卻和用軍事性強制來支持愛國主義的方法相對立。只是到了內戰期間，徵兵的辦法才被最終接受，但在徵兵過程中，卻在紐約市遭遇了叛亂，並在各地遭到強烈的反對。

但是，在1917年春，倘若任何一個處於高位的人想訴諸歷史經驗，他立即就會遭到否決。威爾遜總統宣佈他贊同徵兵，這馬上讓那些模糊不清的思想具體化了；因為為正規部隊招募志願兵的工作沒有預期那麼順利，每日發表的公報又說明了未來的嚴重情況不容有所拖延，所以事情就更容易辦了。“整個國家，”這名總統說，“務必成為一個隊伍，每個人應當在他最適合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這位總統的指示下，國會在1917年5月18日通過一項法律，其中規定，參戰的陸軍與海軍應該從全國21歲到30歲（第二年又擴大成18歲至45歲）之間的成年男子（敵僑除外）中抽籤徵集。這項法律徵集了國家所有的成年男子，卻被各界人民所接受，而且進行得非常順利，以致所有那些預言要發生災難的人都驚訝不已。

因為協約國的有效合作，這個號召全國力量的偉大目標在專家的輔助下就變得更容易實現了。當外交禮儀允許，協約國的各種委員就現身華盛頓，阿瑟·詹姆斯·鮑爾弗閣下與霞飛將軍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領袖。前者那種英國紳士特有的溫和與尊嚴的氣派，征服了那些有幸和他會見的公眾；當他拋開外交問題，大談自己信仰個人的上帝（也就是祈禱的效驗）以及靈魂不朽時，他幾乎和美國的偉大心靈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他在紐約市商會上宣佈：“從1914年8月之後，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實現人類的最高精神利益，並未摻雜任何卑微的思想或者野心。”他贏得了一片喝彩聲。他的同事、馬恩河戰役的英雄霞飛將軍，儘管老成穩重、謹小慎微，對一些重大事情不置褒貶，但因為他的戰功，也獲得大眾熱烈的歡呼。

在和威爾遜總統舉行會議時，這些委員們表明了協約國的困境，表示迫切需要向前線支援金錢、補給品以及士兵。為了響應這個要求，慷慨地撥下了幾十億元的貸款，提供糧食用於控制國際貿易的聯合行動，不斷傾注大量物資給各協約國，雖然當時潛艇所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大。

“給我們派遣美國兵來！”這是美國盟國的一致呼聲。“讓美國的國旗在法蘭西領土上飄揚，讓美國軍隊的腳步聲重新振奮起人們已然低落的精神。”所以決定在儘可能早的時間內派出正規部隊，而召集州民兵來進行國內防備。

威爾遜將有關任命羅斯福上校為先頭部隊領導人的請求擱置一旁，任命約翰·潘興將軍為美國遠征軍的司令。潘興將軍以前在菲律賓服過役，最近又主持了對墨西哥的懲罰性入侵。6月，潘興將軍抵達法國，為馬上就要到來的那一伙人進行準備，幾天後，美國正規軍的首批隊伍就出現在巴黎街頭，成為美國決心的象徵物。當然，在徵募軍隊的工作結束前，輸送部隊的速度無法避免地會緩慢些，然而到了1918年最初的幾個星期，涓涓細流就變成了洶湧的急流；到7月，戰場上已有100萬美國士兵了。當11月這場世界悲劇落下帷幕時，人數又翻了一倍，這讓德國批評界那些傲慢無禮的預言落了個空，也讓全世界對將美國轉變成一架戰爭機器的奇迹震驚不已。

軍事的情勢決定了美國部隊沿戰線的部署。英國人堅守着接近其補給基地的西部；法國人則專註於守衛巴黎；所以東部最平靜的地區就派給了美國夥伴。按照這種安排，龐大的美國戰爭機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創建起來，它進入的主要港口就是波爾多，總部是在凡爾登下面的肖蒙。作為先頭部隊的正規軍，只要完成了初級的軍事訓練后，就慢慢進入戰壕。到1917年10月，個別部隊和敵人交火；11月，他們首次和敵人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潘興將軍在一番謹小慎微的準備后，如今又獲得美國派來後續部隊的增援，就計劃和福熙將軍展開有效的合作，擊退德軍在3月發動的強大攻勢。到夏天，魯登道夫將軍對法國發起了最後一次攻勢，法軍與盟國軍隊退到了馬恩河。這個時候，蒂耶里堡、貝勒森林以及沿戰線各據點的美軍，在殊死拼搏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扭轉了整個戰局。9月，在法軍的援助下，美國軍隊清除了德國在聖米海爾的突出部分，然後參與了從山地到海峽的惡戰，打開了通向勝利的大門。

在海上，美國和盟國的合作，儘管不是很引人注目，但是也同樣進行得很堅決。威爾遜總統早就意識到衝突馬上就要來臨，在1917年3月派西姆斯海軍上將漂洋過海去規劃聯合行動的辦法。西姆斯的母系是英國後裔，這讓他很受歡迎。5月4日，美國的驅逐艦已開到昆斯頓。同時，美國的船塢正忙着建造潛艦與巡洋艦；招募與訓練海軍人員的工作也在高速運轉；還生產了大量的新型的致命的接觸式水雷。在防衛美國海岸，在巡視戰區以防禦潛艇，在整個北海布下水雷，在炮轟潛艇基地，以及為運兵船護航等方面，美國海軍已經成為戰鬥的必要條件。最終，當這場漫長的衝突結束並且在1918年11月11日宣佈停戰時，已有300多艘美國戰艦與75000名水兵在歐洲水域活動。

13

除了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外，新的社會與知識力量也被置於天平之上。在過往的日子裏，國王利用雇傭軍作戰，所以不需要有關作戰目的的偉大宣言；只要宣佈皇家的意志，善良的臣民就必須服從。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一政治面貌，將選票與刺刀一起塞給農民、理髮匠與馬車夫，並且為了方便起見，在徵召他們入伍時，又發表了一個原則宣言來進行號召，以此來滿足他們在道義上的抱負。這種利用人類精神資源的辦法是屢試不爽的。拿破崙是這種宣傳藝術的專家，他的繼承者們也在紛紛效仿他。就像勞合·喬治多年後在上院席直接描述這場悲劇時所說的，當歐洲的政治家們在1914年夏莽撞地參與這場戰爭時，交戰雙方的領袖都雇傭了一支哲學家與法律家的大軍，來為事變的每一個轉折給出有說服力的理由，並且通過這種方式寫出宏大而富有想像力的著作。

除了設計群眾使用的道義口實外，負責這場戰爭的歐洲政治家也在一些更有實質性的目標上達成協議。倘若德國軍國主義者取得了勝利，他們會將什麼樣的和平條件加諸世界，當然是極少有人對此表示懷疑的；從他們的歷史以及他們的口中已得到證明——1918年他們逼迫俄國簽訂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的苛刻條款，就表明其野心的範圍。在怎樣瓜分即將獲得的戰利品這一問題上，同盟國各方甚至無需達成秘密諒解，因為在德國的統治下，它們是聯合成一個堅固集團的。

然而，協約國的情況就大大不同，它們中沒有哪個是處在統治地位的。比如，意大利是在經歷激烈的討價還價后才同意參戰的，最終達成的秘密條約，明確規定了它將得到什麼報酬；而且所有的協約國國家都擔憂敵人利用優厚的條件誘惑自己陣營里的成員。所以，為了保證團結，法國、英國、俄國以及日本的外交家在1915年就商定了分贓的計劃，其依據就是古羅馬的原則：“戰敗者活該倒霉！”倘若不是布爾什維克披露了彼得格勒的秘密檔案並於1917年12月將這些文件公佈於眾，或許世人永遠也不知道協約國發起掠奪戰爭的真正目的。然而，俄國革命讓這些事實成為公眾財產，讓參與這場戰爭的一代人可以從真實的記錄中直接了解戰爭的根源。這是外交史上新穎的一章。

對歐洲國家的這些諒解，美國與之沒有任何關係。威爾遜總統曾私下裏表明，交戰雙方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參戰的，即了結歷史的宿怨以及獲得物資利益。就像上文所說的，這個信念是建立在有力的認識之上的，所以在戰爭早期，當一些歇斯底里的同胞氣憤地圍着白宮轉時，他依舊保持着冷漠的態度。

然而，當他長期注視着在烈火燃燒中的歐洲時，這個總統對於應當採取怎樣的解決方法，已漸漸形成了一些普遍的結論——這還是在他將美國武力投於天平前很久。1917年1月，威爾遜總統在參議院的和平演說中闡述了這些結論：認可小國的權利，波蘭獨立，政府要經被統治者接受，實現海上航行自由，內陸國家應當設有出海口，大國協作以維持世界和平。這個演說是威爾遜總統日後綱領的雛形，卻遭到那些歐洲當家人的懷疑與嘲諷。《倫敦每日郵報》裏的主編，對於這一“未來國際道德的深刻而武斷的聲明”進行了長久的譏諷嘲笑。

然而，河水依然從橋下快速流過。不到一年，當戰局還未定時，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它從根本上撼動了歐洲的社會秩序，讓整個世界都在無產階級的腳步聲中顫慄。它發出了自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以來人類最大膽的號召，要求人們通過普遍起義來反對各國政府，以此來震懾它們。事情一下子變得很明朗，只有發表一項民主政策的聲明，直接反對隱藏在協約國秘密條約中的帝國主義目的，才可以控制俄國以及瓦解德國的士氣。

到這時，威爾遜總統就重操舊業，出面拯救他那些窮困且缺少信念的夥伴。在1918年1月那些風雨飄搖的日子裏，當布爾什維克仍踟躕在德奧帝國主義政府提出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的苛刻條件下時，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駐彼得格勒代表埃德加·西森就給他在華盛頓的主任喬治·克里爾拍去電報，要求總統“重申一遍美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以及民主性的和平條件，一千字左右，差不多和佈告里的段落與斷句一樣”。西森還表示，倘若總統批准這麼做，他可以“將大量的德文譯文送至德國，並有效地在軍隊與地方推行俄文譯文”。5日後，威爾遜總統來到國會，並發表了他的十四點，它乘着閃電的翅膀，飛向地球上遙遠的角落，甚至飛向朝鮮、柬埔寨、暹羅、印度、菲律賓以及南海諸島——飛向任何一個受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民族。

這些政治信仰的條款可歸納如下：公開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清除各國間的貿易壁壘，恢複比利時，糾正1871年對法國犯下的錯誤，依據民族原則調整意大利邊界，給奧匈帝國各民族更大的自治權，恢復羅馬尼亞與塞爾維亞，波蘭獨立，改組土耳其帝國，最終是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來維護世界和平秩序。

以上就是美國國家發言人提出的美國信條，它受到世界各地的熱烈歡呼，除了保守的與激進的人士外，因為對於這些崇高的見解，他們都同樣持懷疑態度。就好比一個快要淹死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協約國那些負責任的政治家“在原則上”認可了威爾遜的公式——私下卻予以謹慎而適當的保留。就是用這些花言巧語的革命理論，向同盟國的士兵與平民灌輸自由與民主的宣傳，並警告他們，他們正在給帝國主義主子戰鬥，來反對為他們提供公正和平與自由的各國政府。因為布爾什維克在東線的宣傳，因為軍隊內戰壕聯歡的發展，也因為在西線有效的宣傳，德國人那股狂熱的氣焰漸漸熄滅。

14

但是，過度強調灌輸的成就也是不正確的。擊敗德奧的終究是物質力量而不是話語。依據目前已公開的秘密文件，魯登道夫在1918年8月14日就向其帝國主人承認，這場賭博已經輸了，德軍處處挨打，如今餘下的任務就是向勝利者勒索儘可能好的媾和條件。

一開始，戰敗的德國政府頭頭們想通過某些中立國進行斡旋，打探協約國的條件；然而隨着時間的推進，鋼鐵、火與毒氣猛烈地打擊着他們的西線，形勢越來越嚴峻，他們就計劃依據威爾遜十四點的規定，直接呼籲威爾遜。為了做好準備，他們准許大量社會黨人參加議會，實施英國的議會制度，並且讓一位溫和的自由派巴登親王馬克思出任帝國總理。他們表示，目前，因為德國人民的統治已經取代了專制制度，讓我們在停戰後，依據美國總統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理論來制定一個和約。1918年10月5日，德國新政府通過瑞士的協調，向威爾遜提出一個驚人的請求，要求其採取措施來終止這場戰爭，因為他所公佈的原則，確實符合“德國新政府所持有的一般觀點，並獲得絕大部分人民的擁護。”馬克思親王後來表示，他不相信威爾遜可以實現自己的那些保證，然而他覺得，讓這位偉大的調解人出出醜的機會依舊存在。

在這種尷尬的環境裏，威爾遜之前提出的那些假設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在將美國的道義原則以語言形式表現出來這一方面，他着實是一個老手，然而在戰場上，美軍僅僅只是諸多軍隊中的一支。而且，在制定停戰的條件時，就要將那些政治理論變成具體的現實，因為在人、錢、軍火以及部隊的調動上，必須制定出準確的條款。在這些方面，協約國軍隊總司令福熙將軍當然是各種儀式的專家。如今，這個經驗豐富的老兵並未按照表面上的價值來接受十四點，也不盲目相信德國人有關民主的談話，而且也肯定不想讓革命跨過萊茵河。因此，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們一直商討着和約的臨時條款，而與此同時，因為協約國軍無情的進攻，在法國的德軍已然潰敗。

實際上，同盟國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出了其致命的弱點。9月底，保加利亞無條件投降。10月底，奧地利軍在意大利前線遭遇毀滅性失敗后打算求和，並且在11月3日放下武器。兩日後，威爾遜總統將由軍人草擬的苛刻的停戰條件送至柏林政府，這時的柏林已發生紅色幽靈的革命。

在這一危機中，德皇依舊不死心，建議利用自己的部隊來對付後方動搖的平民，幸好因其最得力的人選對這種冒險不感興趣而作罷。面對不願寬容的敵人及其疲憊不堪的國家的拋棄，他放棄了皇位，和皇儲一起逃到荷蘭的私人隱蔽所。11月11日上午11點，停戰正式生效，持續4年的前線炮火聲終於平息了。整個世界都充滿感恩之聲，就連德國人也感到了小小的慰藉，因為勝利者不會高奏凱歌進入柏林。

15

如今威爾遜不得不面對其一生中最大的危機——而且沒有全國一致的支持。停戰前幾天，美國組織了國會選舉，選民拋棄了他有關讓民主黨控制眾議院以便支持其依據已公佈的原則進行和談的提議，並在一場激烈的選舉運動后，讓共和黨成為多數派。在這場選舉運動里，很多著名的領袖人物都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對失敗者提出苛刻的和約，並完全否決成立國聯的建議。“在當今世界中，任何一個自由的國家都不會讓威爾遜先生當政，”這是這名總統去法國參加和會前夕人們對他的嘲諷，倫敦與巴黎的帝國主義報紙也幸災樂禍地重複着這一嘲諷。

在威爾遜抵達歐洲去實現其十四點的夢想時，他已然成為一件蹩腳的樂器，在命運的迫使下和那些最精明狡猾的政客們進行重大的外交戰爭。這些政客們都因戰爭火山噴發而被推到高位的，每個人在國內都懷着強烈的沙文主義情緒。威爾遜總統四處受到激進群眾的熱烈追捧，好像是今日的摩西將他們從歐洲流血的沙漠帶到和平的希望之鄉一般；他和夫人一起通過英國、法國以及意大利時，他所接受的勝利歡呼，甚至可以沖昏凱撒或者拿破崙的頭腦。但是對於這些政客而言，這些都沒什麼大不了。

威爾遜於12月初抵達巴黎，陪同他的有一支真正的美國專家大軍，其中包括歷史的、地理的、經濟的以及外交的專家，並且還包括有4名他親自挑選的專員助手。但是他發覺協約國的夥伴們——英國的勞合·喬治、法國的克里蒙梭以及意大利的奧蘭多——還沒打算馬上行動，與此同時那名日本代表團的主管人正聚精會神地閱讀着法國小說。這些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清楚，興緻盎然的群眾馬上就會失去熱情而將注意力轉到新的方面，因此為了保險起見，就不斷地拖延。結果，一個多月後，32個戰勝國才於1月18日正式召開和會的全會——而且據消息透露，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經過由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日本代表組成的最高會議來審核處理。

最終，外交家開始着手分配各國邊界與贓物，於是一場智斗開始了——按照威爾遜的要求，在其同事的欣然默許下，這場智斗在幕後進行。隨着時間的流逝以及會議桌上的敵對矛盾越來越尖銳，最高會議的成員甚至越來越縮小了。日本獲知山東問題的決定后便退出會議；奧蘭多對威爾遜斷然拒絕意大利提出的要求非常惱火，也在同胞們的歡呼聲中退出會議。所以，到最後，“三巨頭”——勞合·喬治、克里蒙梭以及威爾遜——就在幕後秘密制定了和約中一些重要的條款，其中包括將發動戰爭的責任加諸同盟國。德國代表團在多次提出有力的抗議后，也在1919年6月28日進入凡爾賽宮的鏡廳（1871年霍亨索倫王朝勝利的現場），在和約上籤下了字。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以及土耳其也最終簽訂了和約。

這個冠冕堂皇的和約，其細節有很多頁，但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原則既少且簡單。就像人類所有這種商定一樣，其結果也是在某些方面的妥協。威爾遜十四點的某些部分實現了，比如，按照自決的原則，9個獨立國（大部分在東歐）成立了；阿爾薩斯—洛林變歸法國所有。按照民族主義理論，意大利、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比利時以及丹麥的邊界有所擴大，儘管在很多方面明顯違反了這一信條。德國在領土與力量上被削弱了，奧匈帝國則徹底瓦解了。儘管在某些方面是符合威爾遜主義的，但是這些安排卻增強了法國的安全與力量，而又不危及英國任何利益，至少是眼前的利益。

在這場瓜分帝國贓物的鬥爭中，對威爾遜的感情做了輕微的妥協。德國在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落到了勝利者手裏，這些地方在表面上作為“文明的一種神聖委託”，成為了國際聯盟的託管地。薩爾河谷的居民都是德意志人，但是因為擁有豐富的煤田，就分配給法國來暫時開採。在不顧北京代表團的大聲抗議下，日本早前從德國手裏強行奪過的山東省，最終由東京的外交家贏得，只是答應最終將歸還中國，後來這項允諾在有趣的情況下按字面的規定實現了。然而，在主要的、實質性的問題上，著名的1915年秘密條約所提出的領土與分贓安排，已在凡爾賽條約中實現了——只有一個明顯的例外。俄國在巴黎和會上沒有發言權，也未獲得原本要分給它的那部分東西；與此相反，舊俄帝國的領土被最高會議的那些地圖製造者隨意分裂與瓜分了。除了這些限制外，巴黎和會的議程完全符合那些訂立的計劃與古老的慣例。

在破壞德國作為世界市場競爭者的力量方面，也沒有忽略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海軍歸勝利者所有。它的陸軍被削減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它被剝奪了殖民地、商船隊、國外財產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貿易基地與銀行。在賠償的理由中，包括付給協約國軍退伍軍人及其家屬的年金，德國最終被迫承諾賠償總數高達330億左右的金元，這一驚人的數字讓早期那些和約中所規定的懲罰性賠償也黯然失色。

總而言之，運用了復仇的規律。勞合·喬治曾在議會中表示：“事實上，協約國有一個我曾提到過的原則：‘德國必須付出其國力中的最後一文錢。’”這一預言簡練地預測了這次和會的結果。最後，為了完成這幅圖畫，德國不得不承認，讓人類遭受這場慘烈、可詛咒的世界大戰的所有責任都在同盟國方面——這一鄭重的聲明，必然讓勞合·喬治與克里蒙梭在回想起倫敦與巴黎的秘密檔案時臉上浮現起微笑。

在這場規模龐大的交易中，威爾遜總統未能給美國爭取到賠款與領土，幾乎不能和麥金利1898年贏得的東西相提並論。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原則，他就不能為國家贏取東西。他着眼於遙遠的將來，以不依不撓的意志以及殫精竭慮的精神，努力在成立國際聯盟的計劃上達成協議，而將所有臨時性的條款看作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可以在那個將來的“人類議會”中予以調整。這名總統一直堅持那個更加遠大的理想——它是愛德華·格雷爵士通過豪斯上校向他提出的——在巴黎據理力爭，有一次甚至揚言要讓談判破裂，命令其乘坐的輪船離開。顯然，他的困窘是較為深刻的。倘若他不同意對外交上的歷史手法做出重大讓步，他就會取悅國內那一小部分忠誠的自由派；然而，為了相同的原因，他又會遭到共和黨大軍的強烈譴責，因為他們是打算摧毀德國並再次在華盛頓當權的。因此，到最後，威爾遜總統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完成了凡爾賽條約。儘管他遭到了譴責，但卻將與同盟國的和解作為比永久和平保證更輕的砝碼放置在天平上。就像德國人所說的“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末日審判”；或許要等到現在還活着的人都死去以後很久，才可能對這個人做出深刻準確的判斷。

16

國際聯盟盟約體現在條約的結構里，而且這名總統讓人清晰地認識到，需要設立三個常議的國際機構：秘書處，它最終設在日內瓦；大會，它由每一個國家、自治領與自治殖民地的一位代表組成；行政院，由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與日本的代表以及由大會定期選舉的其他4國代表組成。國際聯盟被賦予很多重要的職責，成員國也要承擔一些義務。全部成員國都必須相互尊重領土完整，並且共同合作來防禦外來入侵。它們都同意，只要是無法通過外交途徑調整的爭端，都將提交至行政院仲裁或者調查；在仲裁做出前3個月內，它們堅決不動用武力，在仲裁決定統一通過後，它們務必服從。成員若不遵守盟約，有權對其採取合法且激烈的報復措施；因為對國聯的開戰行動，可以斷絕與違法成員的貿易往來，而且通過行政院考慮后，可以建議成員國政府採取軍事措施。到最後，這個受到熱烈吹捧的“世界議會”，彷彿就要在不久的將來實現了。

在將這個方案交給美國人民判斷時，這些新秩序的倡導者遇到了巨大的敵意，甚至讓那些覺得這場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戰爭的人也頭暈目眩。在巴黎和會議程長期拖延不定的這段時期里，空氣中就已充斥着不和諧的調子，而當條約最終公佈時，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反對勢力就聯合起來，發出了非常有力的否定聲。威爾遜的反對者以堅定的決心，將這一鬥爭帶入參議院中；參議院目前由共和黨掌控着，而按照憲法的規定，凡爾賽文件的通過必須獲得2/3的贊同才可以。

所以，國內黨派政治的愛憎就無法避免地摻入對重大國際問題的討論中；按照由來已久的習慣，對於條約是非曲直的看法，分散在從右至左的政治戰線上。一小部分“不可調和者”，主要是共和黨人，只要求儘快地、無條件地予以否決；一群對威爾遜統治絕對忠誠的民主黨人，則要求不做任何實質性改變地批准和約；處在這兩群不妥協者之間的是彈着各種調子的贊成批准者，他們要求修正、保留或者解釋和約。有一部分溫和派是著名的共和黨人，比如伊萊休·魯特、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以及喬治·威爾沙姆等著名的和平主張者，其他人則是抱有懷疑態度的民主黨人。

因為政治力量存在這麼大的分歧，所以註定這是一場持久且劇烈的鬥爭，並且會產生驚人的影響。凡爾賽和約在各個角度都遭到攻擊。同情德國的人之所以攻擊它，是因為它向戰敗國提出的條件太苛刻。同情愛爾蘭的人之所以攻擊它，是因為它賦予愛爾蘭以英國自治領的地位，而絲毫不打算承認當時正為獨立而奮鬥的愛爾蘭。另一方面，倘若說有些人覺得加諸德國的負擔太沉重，或者對愛爾蘭的要求被刻意忽視了，那麼眾人之所以不滿，可能是因為在巴黎這項修補破片的工作中，過度忽視美國與美國公民的權利了。

然而，最嚴重的還是來自那些提倡美國孤立主義的人對於國際聯盟盟約的攻擊。這些人爭論道，因為政府有責任和其他國家合作，以便維護國聯所有成員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這個計劃將讓美國牽扯進歐洲的糾紛中；它將成立一個超國家的組織，而很可能侵犯美國的國內利益，比如對移民的控制；它會將道義上的責任強加給美國政府，去參加“歐洲與亞洲的紛亂、衝突、和解以及戰爭”；它讓其他國家同樣有責任去關注西半球的事務。

威爾遜總統所實施的個人策略，最一開始就沒有對政治激情起到平息的作用。他拋開所有先例，親自出席巴黎和會，而未帶任何參議員參加，就連共和黨多數派參議員也沒去。他事實上忽視了與他一起去的4個人，或許豪斯上校是一個例外；他為最終的解決方法承擔了所有重任，這事實上就是邀請他的敵人將反對他及其國內政策的敵意完全集中在他個人身上。

而且，在條約談判的這段過程中，參議院也同樣被忽視了，它沒有從威爾遜那裏收到安撫性的咨文。比這更糟糕的是，在這些文件完成後，在參議員得以匆忙一瞥之前，它的抄件已在銀行家與記者們手中傳看開來，這簡直就是一件不祥的事情。似乎是為了提高已然很高的黨派情緒，威爾遜在給參議員演講時，以一種大勢已定的語氣談到和約，表示不打算去安撫反對派。“舞台已佈置好，”他說，“天命已揭曉。它不是因我們的計劃導致的，而是由引導我們進入戰爭的上帝之手造成的。”儘管威爾遜總統願意“解釋”一些特別的條款，但是卻不願意對在其幫助下創建起來的這一巨大結構進行大的改變。的確，他目前正努力通過私人會談來減除參議院的批評，但是他在這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為時已晚，而且因為笨拙與拘謹的表現，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到最後，這位異常煩惱的總統因為害怕失敗，在9月間到太平洋沿岸進行了一次盛大的旅行演說，跳過華盛頓那些傲慢的參議員，大聲呼籲美國的普通人民。然而這種努力是他無法勝任的。當威爾遜正為他的和約進行戰鬥時，不幸患上了重病，被送回首都，儘管他的精神還可以，但是身體已然垮了。除了偶爾有幾個小時在興奮地活動外，他開始萎靡不振。在其任期的最後一段時期內，他的行政管理已隨波逐流；他的內閣也由於一些人辭職與被免職而變得四分五裂；由共和黨掌控的國會，正按照典型的政黨習慣，力求阻礙議案與反訴的策略，為馬上就要來臨的大選做準備。參議院因為拒絕保留條款，又厭煩於毫無休止的辯論，在1920年3月19日宣稱，因為無法獲得憲法規定的多數，人民應當就國際聯盟問題組織“一次鄭重的全民投票”。他的願望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