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力量均勢中的美國（1）

1914年某個寧靜的夏日，報紙上刊登了一條令人震驚的頭條新聞：奧匈王朝的繼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在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的陰謀者刺殺，這嚴重打破了力量均勢的狀態，歐洲各國首都上空都籠罩着戰爭的陰影。在整個7月，全世界都在關注着以德國、奧匈為一方的外交家和以英、法、俄、塞爾維亞為另一方的外交家為此事爭吵不休的事態發展情況，他們在禮儀上做出微小的妥協，但是卻不做任何實質性的事情來避免訴諸武力。

7月28日中午，奧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兩天後，俄國沙皇發起總動員——依據和法國政府的諒解，此舉就表明要對德帝國進行武裝挑戰。8月1日，德國以向俄國宣戰作為回應。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便在完全尊重比利時的中立、法國的統一以及法國殖民地完整的情況下，英國也不會置之度外的。8月2日，德國政府告知比利時國王，它打算經過他的領土進攻巴黎。當日下午，在法國迫切的需求下，英國同意，只要德國戰艦在海峽採取敵對措施，英國海軍就出面予以援助。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第二天，英國政府在其提出無條件尊重比利時保持中立的要求被否決后，就斷絕了和德國的外交關係，並且決定採取相應措施。這個時候，暴風雨便無情地咆哮起來——德國與奧匈組成的同盟國列陣和俄、法、英、塞爾維亞組成的協約國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意大利則在這個過程中觀望，以判斷自己將在這場鬥爭中發揮何種作用。這場12級颶風很快就刮遍了全球。

對於華盛頓的國務院而言，這場敵對各方長久醞釀的災難已發展到極點，絕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對這場戰爭引發的有關國家命運的問題，它也是心中有數的。在麥金利與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就曾多次捲入各大工業國在貿易、領土以及各種妥協上的激烈鬥爭中；而外交政策的指導者則堅持了力量均勢的理論。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在日俄戰爭期間，羅斯福曾通知德國與法國，倘若它們與俄國站到統一陣線，他就“馬上站到日本那邊，並且代表國家採取必要的措施”。當那場鬥爭即將結束時，他又想方設法防止一方被徹底打倒，“讓雙方都有所節制”。這次世界大戰發生前三年，羅斯福對美國外交政策發表了私人意見，他表示倘若英國無法保持天平的平衡，“美國就有義務參與干預，以便重新建立歐洲的力量均勢，而不在乎我們的努力必須針對哪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實際上，因為我國的力量與地理環境，我們日漸成為整個世界的均勢力量。”倘若說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在1914年仍不完全贊成這種觀點的話，那麼其著名行政首腦威爾遜總統是肯定欣賞它的，因為他在1914年8月30日就曾和豪斯上校表示過，“倘若德國取得勝利，它將改變我們文明的進程，並讓美國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這位總統一直關注着這次歷史性的憂慮，早在薩拉熱窩悲劇發生的前幾個星期，他就意識到歐洲是一個火藥庫，隨時都可能爆發，給美國帶來深重的影響。他想制止這場災難，就派豪斯上校前往歐洲，目的是實現某種普遍的協約，防止戰爭的爆發。倘若說這個總統當時的想法還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1914年5月29日接到密使的一封信后，他的觀點馬上就明確清晰了。這封信對其發出警告，“情況是反常的。軍國主義徹底瘋了。除非某個代表你的人可以實現一種不同的諒解，終有一天將發生一場可怕的大災難。然而歐洲沒有誰可以做到這一點。這裏仇恨深重，猜疑太多。只要英國准許，法國與俄國就將包圍德國與奧國。英國並不打算徹底粉碎德國，因為若這麼做的話，它就必須單獨與其宿敵俄國算賬；然而假使德國不斷增加海軍，英國就別無他選了。”

除了被警告戰爭已迫在眉睫外，威爾遜總統還在6月26日接到豪斯上校發來的特別情報，其中說就像全世界所知道的那樣，在“借款與開發各國”方面的競爭，引發了“很多國際摩擦”。當戰爭爆發后，這名上校又向總統嚴肅地判斷道：“前景是非常不樂觀的。倘若協約國獲得勝利，就說明歐洲大陸將主要由俄國來統治；而倘若是德國取得成功，就說明未來幾代人將忍受軍國主義難以形容的暴政。……德國的成功將最終給我們帶來麻煩。”威爾遜無疑是贊成這些觀點的。不管怎樣，在這場歐洲鬥爭的初期，當他慨嘆對比利時的入侵時，當他聽到貝特曼—霍威格評價比利時條約只是“一張廢紙”而憤怒不已時，他對歐洲大戰的看法還是相對比較中立的，只將它視為已禍害舊大陸兩千年的宿怨的再一次爆發；對美國來說，它可能打破力量的均勢。

然而，美國人民並未獲知這樣的直接警告，也未掌握外交政策的特別原理以了解戰爭爆發的背景。儘管某些美國人清楚，交戰各國的政府長久以來就已準備用武力來進行較量，然而絕大部分人民似乎胸有成竹地認為，事情就如往常一樣，經年累月卻毫無結果。就像過去的事情所表明的，對於公眾而言，任何事業都沒有國際和平突出；對於那些擁有更高社會地位的人而言，任何事業都不像國際和平那樣受到廣泛的贊成。

即便是各個政黨，也都覺得和平運動非常有意義，應當受到祝福。就在兩年前，共和黨人與進步共和黨人都是贊同利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的。進步共和黨人在羅斯福上校與簡·亞當斯的帶領下，正走向那場善惡的大決戰，但又悲嘆於“我們文明中殘留的各國進行野蠻戰爭的制度”，並且贊成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來解決爭端。

在那些天真無邪、安靜平和的美好日子裏，極少有人懷着恐懼與敬畏的心情，將德帝國視為準備“世界末日”的巨大戰爭機器。與此相反，德國上層階級與一些著名的美國人之間還有着非常密切的友誼聯繫。在啤酒、豬肉或者食糖上賺了大錢的美籍德國人，不難闖入柏林的宮廷；而很多受盡當地資產階級文化熏陶的土生美國人，卻在波茨坦宮皇帝陛下的接見中顯得誠惶誠恐。在紐約上層階級的午宴中，“皇帝陛下”隨員的隨意閑談可以讓空氣頓時活躍起來。教授的交換，充斥着繁瑣複雜的禮儀。普魯士的二等與三等勳章被很慷慨地贈與出去，而且還是被贈送給那些經過挑選的美國著名人士。對德皇的陛見，和對愛德華七世或者喬治五世的陛見一樣是極為隆重的事情。

羅斯福總統恰恰就是這樣的人。當他打算做一次歐洲旅行時，就會拐彎抹角地探聽可不可以得到德國的邀請，結果他獲得了這個垂涎已久的獎賞，並且欣然接受了威廉二世的款待，尤其是有機會檢閱了德國陸軍，而德皇就陪同在他身邊。羅斯福在其1913年出版的自傳中，以愉快的語氣講述了這件事情。著名漫畫刊物《笨拙》，將德皇陛下與羅斯福都描繪成緊張生活的倡導者。一位有名的大學校長對威廉優雅的行為印象深刻，竟然在衝動之下宣稱，倘若德國是一個共和國，人民必定會一致選舉這名卓越的霍亨索倫王朝人物當總統。當然，少數激進派也嘲諷德皇在演說中經常提到上帝與他本人這一行為，並且將威廉二世看作是彼得堡以外對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然而，美國這些嚴肅而可敬的人們，對德國的政治卻知之甚少，而且當巨大的陰影籠罩在東方地平線上時，他們也極少去考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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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英國的關係也漸漸密切起來。美國在1898年成為世界上一位進行征服的帝國新成員，受到英國統治階級的大力歡迎，這也讓美國消除了很多前嫌。就像亨利·亞當斯所說，無論倫敦是不是因為害怕德國幽靈而改變自己的態度，反正對於不研究外交史的美國公眾來說是無所謂的。美西戰爭中，英國給予了美國友好支持，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一切。

英王愛德華七世又加強了這個紐帶。他是英法諒解的主要推動者，就是因為這種諒解，讓英國與法國共同加入了反徳戰爭。這個英王一邊在完善大陸的調整，一邊又於1905年2月向羅斯福總統表示親善，它主動表示，“總統先生，你與我受命一同來監督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兩個偉大分支的命運，依我看，單這個委託，就足以將我們聯合在一起。”

這種由通訊開始的私交，此後又通過一些交往加深了。1905年，羅斯福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英國主持的英日美在東方的合作，也因為參議員洛奇對英王愛德華的拜訪而加強。洛奇受命通告英王，“我們準備讓美國與英國在歐洲一起工作，就和我們現在在遠東一起工作一樣。”的確，這種交往越來越深，以致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國歷史學家羅蘭·厄謝爾在1913年宣佈，當時已簽訂一項秘密協定，在英法和泛日耳曼主義進行鬥爭時，美國有義務給予援助。儘管這種說法被正式否決了，但是它顯然是具有極大真實性的。不管怎樣，道路無疑已經小心翼翼地鋪平了，因此在1914年夏，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可能發生什麼嚴重的不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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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戰開始時的事態是這樣，對威爾遜總統——他正等待有關結果的更明確的通知——而言，最自然的事貌似就是，宣佈美國在言語上與形式上的中立，這已是自華盛頓時代到其本人這個時代所批准的一種慣例。8月18日，他又對這個莊重的禮節加以補充，警告其同胞要在思想與行動上公正不偏。前總統羅斯福定期在《展望》的專欄向全國表達自己的想法，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官方立場。他在9月23日的一篇文章里就表示，贊成威爾遜的不干涉政策。這是因為羅斯福對入侵比利時並不感到意外，而且他也不願意匆忙地作出判斷。3年之前，他曾寫信給參議員洛奇說道，“就像我私下偶然獲悉的，而且行動的路線也可能是這樣：德國的戰爭計劃準備從比利時與瑞士側翼進攻。”他在《展望》中的文章里也承認，“很可能我們無法做什麼事來幫助比利時，對其遭遇，我們不負任何責任。”羅斯福督促美國保持中立，慶幸美國“未牽涉進引發舊大陸軍事強國劇烈而帶報復性鬥爭的原因中”，並且意味深長地宣佈，“只有迫切需要，才能打破我們的中立，並讓我們選擇到這邊或者那邊去。”然而，幾個星期之後，羅斯福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自己的觀點，拋棄了他的規避學說以及有關比利時的理論，轉向英國關於這場危機的觀點。

倘若一個熟知外交內幕的前總統可以在這麼短的時期內轉化自己的觀點，並且是截然相反的觀點，那也就無須驚訝一般人民在思想上會非常混亂了。實際上，美國人民是很難達到或者保持公平的判斷的，因為全國馬上就出現了一片震耳欲聾的宣傳聲，它的音量與強度都在持續增加。在美籍德裔人中，因為對自己祖國傳統的好感，就對同盟國公開表示同情；而在美籍愛爾蘭裔的人中，因為回想起他們祖先曾長期反對英國的統治，所以也公開表示希望英國失敗——這就是親德輿論的原因，它受到同盟國各政府或明或暗的激勵。在另一方面，大量英國與加拿大裔公民，用相同的熱情為協約國鼓吹——這也獲得英國政府的積極支持，因為英國政府正在大力宣傳官方有關戰爭的說法，讓這種認識深入美國。倘若說老血統的美國人在血緣與貿易上都和交戰各國不存在直接聯繫，所以對交戰各國瘋狂的叫喊很不滿，但是在有關歐洲各交戰國功罪的派系爭論中，他們也難以發表意見。

在“教育美國”的工作中，宣傳家迅速發現，與交戰國為自己辯護而精心選擇外交文件的編纂的紅皮、白皮與黃皮書相比，美國人民更易被暴行故事感動。在這點上，德國因為入侵比利時，特別容易受到攻擊。比利時的中立，包括英國對它做出的保證，這對一個偏愛在星期日日報的漫畫欄進行消遣的國家而言，那就和阿波羅神殿的宗教儀式一樣神聖。英國政府利用這種心理，想出了一個高明的方法，慫恿在美國受到廣泛尊敬的詹姆斯·布萊斯在其所編輯的德國在比利時的“暴行”報告上簽名——這是一個非常有分量的正式文件，儘管內容曖昧不清、很不得體，但是其中可怕的描述依舊讓那些只讀深文周納的報紙標題的人感到不寒而慄。在威爾遜總統保持中立的那段時間裏，交戰雙方在情報方面欠美國人的賬，因為缺乏總體情況，目前還無法做出清算，但是顯露出來的一小部分情況已足以證明，有關各方的計劃是多麼處心積慮，其對公眾的毒害又是多麼險惡。

為了完善協約國的宣傳技巧，還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官方提綱，以引導那些需要一個信條來支持自身情緒的人。這個提綱是這麼說的：德國與奧國處在專制軍閥的統治下，長久以來就計劃與準備有一天可以壓服鄰國並且成為世界霸主。另一方面，美國、法國與俄國完全是無辜的，他們真心希望和平，對這場大災變沒有做出準備。當英國與法國打算在摩洛哥保持各國的平等權利時，德國卻通過武力予以威脅；如今同盟國又趁奧國大公被刺之機，像餓虎一樣撲向它們正直的犧牲品。

為了進一步實現目的，它們還編出了一些哄小孩的故事，說德國人硬要經過比利時這個小且無助的國家，而它的中立已由喜歡保護小國權利的列強予以保證；德國人在經過這個沒有任何防禦的王國時，犯下了不可名狀的、令人髮指的反人類罪行，這些罪行是無法用戰爭的名義來辯解的，其恐怖的情形在所有武裝衝突中都是罕見的。協約國的信義條款還表明，德國人為了讓自己的醜行無與倫比，還做出了其他基督教民族所做不出來的事情，即使用一種稱為潛水艇的新戰爭工具，攻擊一些非武裝的商船隊，將貨物、水手、旅客全都拋入海底。這個協約國的戰爭信條還是添枝加葉地利用各種謠言與故事來進行修飾，然後反覆不斷地以及非常熱心地向美國人民灌輸，以致在廣泛且有力的人士中，它已成為無可改變的信條。倘若置疑其中任何一點，就會被這些人罵作鄉巴佬與“德國佬”；而在1917年之後，還會被視為美國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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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美國的生命財產與力量均勢未遭到歐洲戰火的影響，那麼宣傳戰或許也只能止於嘴上而已。然而，確實有一些超乎嘴上的東西正處在危險之中。就像拿破崙戰爭時一樣，美國在陸上與海上同交戰國、中立國的貿易權利，除了遭到戰爭法律的限制外，還時常受到交戰雙方的輕視。因為英國這個海上霸主的事業實際上就是海洋貿易，因此它自然遵從所有時代佔領導地位的政府的一般做法，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發展國際法的規則。的確，不理睬大陸國家的一再抗議，海洋法也只不過是英國所允許的東西而已。

在長久使用而創立起來的海洋法原則中，有三項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第一，人們普遍同意，一個交戰國能夠封鎖敵人的港口，但是封鎖必須有效才算是合法的，也就是說，要利用戰艦在海岸線實行逼近式巡邏——因為潛水艇的威脅，這種巡邏對所有交戰國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海洋法的第二條原則規定，戰爭禁運品（也就是在武裝衝突中使用的物資）與運送這種貨物的船隻應當在海上予以捕獲——協約國就是利用這條理論來摧毀德國的貿易的。作為交戰國的一分子，英國利用它強大的力量，漸漸擴大禁運貨物的單子，直至幾乎囊括所有重要物品，最終通過這種方式粉碎了德國人所有的海上直接貿易。

然而，這還不夠。因為德國的地理位置——它靠近一些中立國，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荷蘭、瑞士以及意大利——可以從鄰國購買補給品，而這些鄰國又可以相應地向那些能從航道安全運進貨物的國家進行購買。所以，第三條原則是，協約國借鑒美國內戰中的先例，在實行禁運規則時，將貨物的最終目的地而不是裝運它的港口，設定為對其所有權與目的的檢驗。在這個無處不至的巨網裏，全世界的貿易都被籠罩住了，不管你如何藉助法律上不置可否的細節來進行辯護，總會受到英國此種對待，因為英國是主要的海上強國，覺得這麼做對其利益有益。

英國艦長意識到在海上進行戒備與搜查時容易被潛艇攻擊，就依據古老的做法，命令將商人們帶至港口，他們常常在那裏滯留好幾個月，才由官方做出最終決定。在這樣的行動中，郵件、包裹以及郵箱都遭到了搜查與掠奪；美國商人和海外廠商的通訊遭到全盤檢查；支票與匯票被沒收；企業被秘密調查。另外，儘管公海在名義上是向所有國家開放的，但是英國堅持說德國人在北海設下了致命的觸髮式水雷，所以在1914年11月2日宣佈整個北海為軍事區，並且在3日後下令開往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船只能選擇北邊的航線，經過它搜查與沒收的航道。當德國政府於1915年1月將糧食儲備收歸國有（除由美國運進的外）時，英國政府就宣佈對運至德國的穀物與麵粉實施有條件的禁運。

在這時候，柏林政府首先斷定威爾遜政府未堅持美國的權利以抵抗英國的侵犯，然後宣佈英國諸島附近的水域為作戰區，表示它將摧毀不管來自哪裏的敵國商船，而且所有國家的船隻都處在危險中。實際上，對於英國違背戰爭規則的行為，美國曾多次提出強烈的抗議——其強度與頻率，讓一直吹噓自己在思想與事實上都不中立的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在反覆將華盛頓的照會送至英國政府的情況下，也感到極為抱歉。

然而，威爾遜總統還沒有在英國與德國之間就保護戰爭法律進行協商，就立即堅決地警告柏林說，美國政府覺得，德帝國政府對美國人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負有重大的責任。德國對這一警告回應道，倘若英國批准糧食供應通過封鎖線，它就終止潛艇戰爭。威爾遜總統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依舊拒絕協商。

情況顯然非常微妙。由一位美國人發明的潛水艇，屬於一種新式的戰爭工具，它使用的規則尚未制定出來。而在其發明前所公認的規則認為，當一艘戰艦正在追趕一隻應予以捕獲與摧毀的商船時，必須對乘客與水手的安全進行規定。因為這條規則對英國有益，所以看不出它會有什麼理由去修改它；況且，因為這個古老的形式中具有人道主義的優點，所以也令英國人民滿意。另外，德國因為遭到封鎖，力求讓這種新情況合法化，而其新規則很可能讓敵國的平民、附帶中立國的平民遭受戰爭的威脅。毋庸置疑，美國的道德感情是極其反對德國的論點的，即便眾多美國海軍專家預測到，今後的戰爭中可能用得到潛水艇；並且預測到，因為炸彈、炮火與毒氣的使用，最終戰爭將殃及非戰鬥人員，所以覺得德國的這個先例是不能輕易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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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的考驗迅速做出了無法避免的決定。德國人未能利用美國的壓力讓英國解除封鎖，於是就依照他們的威脅展開了反對商船的行動。就像事先所預料到的，美國的船隻、乘客以及水手經常捲入這些策略把戲裏，而每一個新事件都增加了局勢的緊張程度。1915年5月1日早晨，美國幾家報紙刊登了德國駐華盛頓使館的廣告，提醒美國人防範作戰區的危險，這又大大增加了緊張的程度。就在這天，被徵用來當作輔助船的英國輪船“盧西塔尼亞”號，載着軍火與眾多乘客，沿着哈德遜河航行，駛向公海。6天後，在沒有收到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這隻船被兩枚魚雷炸到，幾分鐘后，船首開始下沉，導致一千多人葬身魚腹，其中有一百多名美國人。

當消息傳入國內時，舉國上下都為之震驚，隨即響起一片復仇之聲。也有極個別編輯與出版家曾辯論道，這次災難的犧牲者曾得到有關危險的適當警告，依舊自願去冒險；說美國人的生命早就遭受到英國在北海非法佈下的水雷的摧毀；說“盧西塔尼亞”號因船長行駛緩慢而自找毀滅；說儘管這次災難可悲且可怕，但僅僅只是戰爭中無數可怕現象的一種表現。然而，威爾遜總統對這件事卻有其他的看法。他一清楚事實情況后，就向柏林發出照會，要求德國政府認錯，予以賠償，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此後，好像是宣佈判決一樣，他嚴肅地說，他的政府不會“忽略任何必需的言語或者行動，以履行其維護美國及其公民的權利，捍衛自由行使以及享受這種權利的神聖職責。”

至此，木已成舟。德國在回應中採取拖延戰術，並且再次尋求協商，事實上它是建議、尊重美國的權利，倘若英國也這麼做的話。威爾遜抵制這種交換政策，他心意已決，迫使國務卿布賴恩辭退內閣職務。對於拒絕協商這一行為，布賴恩非常不滿，並曾私下反對道，強制已同意仲裁的德國政府，卻對堅持自身利益的英國政府飽含溫情，是不公平的。最終，經過數個星期的爭論，德國於1915年9月1日同意，在沒有警告和沒有對非戰鬥人員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不再轟炸班船。“這既是外交的勝利，也是理性、人道、正義以及真理的勝利！”《紐約時報》在聽到這一消息后激動地宣佈。但是，這僅僅只是一種停戰，而不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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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激烈鬥爭在歐洲的反響，此起彼伏的宣傳叫囂，購買英法債券的投資者以及給協約國供應大量補給品的廠商的恐懼，那些擔憂因德國勝利而帶來威脅的公民的堅決要求，外交關係的高度緊張——所有這一切集合在一起，讓美國國內政治掀起了一場猛烈的暴風雨。那些“備戰”的鼓吹者出盡風頭，受到廣泛歡迎。1914年12月建立了國家安全聯合會，主要是獲得了東部資本家的支持，它和舊的海軍聯合會共同要求更充分的備戰。在海軍聯合會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否決民主黨議員的主張時，美國防禦協會就出面援助它們。此後，美國權利委員會也登上了舞台，要求馬上對同盟國作戰。另外，極端分子開始掌控和平的宣傳，他們在戰爭迫在眉睫時仍幻想可以推動和平，但因為他們的輕率，反而讓主張戰爭的另一方更為得勢。

民主黨人因為當政，不得不承受各個方面的攻擊，而他們的首腦威爾遜總統則不可避免地首當其衝。威爾遜總統周旋在各國之間，以尋求一種公正的和平。他自以為向英國提出一項公平解決方案就可以結束這場衝突，所以長期拒絕所有增加軍備的要求。直至1916年，他才以不讓公眾處在特殊競技狀態為由，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妥協，但卻又不在充分準備實戰的路子上走得過遠。這一年，國會批准了壯大國家力量的四項特別措施，這極可能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挑戰的行動。第一項措施是擴大正規軍與國民警衛隊；第二項措施是批准在三年內建造10艘無畏戰艦與6艘巡洋艦；第三項是成立一個國防委員會；第四項是通過了造船局法，計劃以公共開支來組建商船隊。

這個時候，國家正處在另一次總統選舉的陣痛中。共和黨人與進步共和黨人在共同反對威爾遜中拋棄前嫌，聯合起來要求最高法院的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當他們的總統候選人。共和黨的綱領寫道，“我們期望和平，公平與正義的和平，而且我們深信可以在歐洲大戰的交戰國之間保持正直的、誠實的中立。我們必須履行我們作為中立國的所有職責，並且誓死捍衛我們作為中立國的所有權利，不要恐懼，也不要偏袒。”休斯在他的競選演說中以非常熟練的司法技巧反覆重複這種崇高的感情，這讓積極支持協約國的人與在選區中同樣積極的愛爾蘭裔與德裔分子，都認為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並不難。但是，他又採取了某種手段，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的當選將帶來戰爭——對德戰爭。不管怎樣，他已引起和協約國共命運的工業界、金融界的興趣。

各種各樣的激進派與和平主義者擔心休斯的當選會帶來資本帝國主義的勝利，所以轉而將威爾遜視為繼續維持和平的最好希望。民主黨人不但沒有拒絕這些新成員，而且也沒有否定這種支持中的和平主義含意。他們一致通過威爾遜的提名，以一直以來的驕傲情緒回顧了該黨在立法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頌揚“我們偉大總統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輝煌勝利，他捍衛了我國政府的重大利益，並讓我們置身在戰爭之外”。在和平問題上，向西部地區爭取選舉權的婦女發出了特別呼籲。在休斯宣佈它贊同國民修正案后，威爾遜生怕那些富有戰鬥精神的女權運動者站到休斯的陣營，就安排“口才卓越的”達德利·菲爾德·馬隆到太平洋沿岸執行團結婦女的使命，以爭取和平的承諾來換取選票，並且利用其他一些保證來抵消那位總統對當代女權運動明顯的敵意——事實證明這個戰略非常有效。恰恰就是幾百張選票扭轉了局勢，讓加利福尼亞州保證了威爾遜的連任。

通常來說，在曾是傑克遜黨中心的西部與南部各農業州中，大部分人都支持民主黨；而在東部工業與金融力量的中心，休斯則獲得壓倒性的優勢。就連社會黨的選票也大幅度下降，因為很多黨員都站到威爾遜總統的和平主義陣營去了。這或許是因為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倫·本森的勸誡，他曾經公開宣佈，威爾遜應當成為所有好同志的第二選擇。儘管民主黨在選舉人團中僅以微弱的優勢獲勝，但是大部分人民贊同威爾遜則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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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總統將這次委任看作是支持調停政策的公意，在選舉后沒多久就公開向交戰國發出照會，建議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並且要求它們提出終止戰爭的條件——這一行動是符合過去豪斯上校與交戰各國進行協商的精神的。早在1916年，他就曾向協約國提出了一個和平計劃，其中包含有很多民主派的理論，而且沒有考慮任何一方的帝國主義利益，他走得很遠：甚至暗示倘若德國一直這麼固執，他將讓美國加入協約國來參戰。然而，這次他遭到了英法領袖的斷然拒絕，他們沒有讓他知道，就和俄國、意大利、日本簽訂了秘密條約，事先瓜分了戰爭的贓物。這是由於他們當時並不需要美國任何的軍事援助，至少不需要美國在和平原則上的援助。於是威爾遜於1916年12月宣佈，公開向全世界發出和平談判的邀請。當時，同盟國在戰鬥中正處於優勢，對威爾遜的邀請回應道，倘若協約國放棄那些接受談判的嚴苛條件，它就同意進行會談，就這樣，調解的努力付諸東流。

威爾遜對自己之前努力的結果並不氣餒，1917年1月22日他又回歸到這個問題上，在對參議院的演說中宣佈，在某些原則的基礎上維護國際和諧，這是美國的責任。他將這些原則總結為一個簡單的形式：“沒有勝利的和平”，也就是各民族自由與自治的權利，波蘭的獨立，航海的自由，軍備的裁減，以及廢除纏繞不清的聯盟。倘若當時沒有新因素摻入這場鬥爭中來，威爾遜提出來的綱領就可能成為解決和平問題的唯一方法，因為他的條件雖遭到交戰國主戰派的反對，但是在當時看來，這場長期衝突已陷入僵局，讓歐洲人民誠惶誠恐，加大了各地區的社會不安。但是，事件註定是另一種命運。1月31日發生了一場令人震驚的突變，打破了長期沉悶的局勢。這天，德國駐華盛頓大使馮·伯恩斯多夫伯爵宣稱，德國政府打算再次發起潛艇戰。在這之後的3個月內，美國就加入了協約國對德國的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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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熬人的日子裏，當威爾遜專註於“保持中立”時，他內心在想什麼——他怎樣看待這場震撼全球的衝突？很明顯，在威爾遜讓美國捲入這場戰爭後人們所寫的傳記與頌詞裏，無法找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因為表現他在歐戰初期思想傾向的私人文件還沒有在國內出現，因此也無法從他自身的著作中找到答案。然而，這一秘密是無法徹底隱藏住的。在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的通訊里，在內務部長富蘭克林·萊恩的文件（寫於1914年至1917年，它的公開若說是不明智的，但卻也是值得慶幸的）里，以及在豪斯上校的信件里，人們能夠隱隱窺見，面對德帝國政府的各項措施，這位總統的思想是怎樣發展的；在宣傳的冷酷敲擊下以及戰爭呼聲的持續騷擾中，這位總統是怎樣被搞得怒氣沖沖的。

從這些文件中似乎能夠清晰地看到，在美國參戰之前，儘管威爾遜的脾氣變化無常，但還是能夠比較冷靜地看待交戰雙方的主張，偏向於將這場衝突看作是一些商業強國爭奪控制權的戰爭。佩奇抱怨道，“總統是從這種思想出發的：這場戰爭是因為很多模糊不清的原因造成的——經濟之類的原因。……所以，我們沒有給在全世界處於危險中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方面提供幫助。”

1916年，那位大使返回華盛頓，想讓威爾遜相信英國的事業是正義的，然而他發現威爾遜對他提出的特別呼籲並未表現出多大熱情。照佩奇的話說，這次，威爾遜“表示這場戰爭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有的原因由來已久。他說英國擁有土地，而德國則期望獲得它。他認為德國的制度是直接反對美國所有事物的。然而，我無法猜測說，他覺得這點將帶來巨大的道義責任。”就像佩奇在另一個地方所說的，在戰爭持續兩年後，威爾遜總統的觀點依舊是這樣：“當戰爭爆發時，他和他所會見的所有人，都由衷地同情協約國。”

萊恩的信件充分印證了佩奇所表達的意見。遲至1917年2月2日，當德國要再次發起潛艇戰的消息傳開后，威爾遜在內閣會議中被問道，在這次歐洲衝突中，他希望哪方獲勝，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不希望任何一方成功——因為雙方都不顧及中立國的權利——儘管德國兇殘地屠殺人類，而英國僅想攫取財產。”

沒過多久，威爾遜又表示，“這個國家不希望我們去冒險參戰。”萊恩不同意他的觀點，再次堅持說，倘若人民知道德國是怎樣對待美國領事們的妻子的，那顯然會大傷感情，總統對這種說法很是不滿，覺得“這相當於在暗示我們要開展仇恨德國的宣傳運動”。當看到內閣的3位成員——麥卡杜、豪斯頓與雷德菲爾德站在萊恩一邊爭論道，人民有權了解“事實”，“威爾遜就猛烈地攻擊他們，尤其是麥卡杜，斥責我們大家是訴諸決鬥規則的精神。”

在這番激烈的爭論后，萊恩不無譏諷地寫道：“我不清楚這位總統到底是國際主義者還是和平主義者；他貌似是一位非常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愛國主義披着一層達觀的人道主義薄膜，像目前這種時候，它必然是不適合‘出拳’的。”到最後大局已定的時候，萊恩於4月1日寫道，威爾遜總統“終於認清戰爭，並且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掌握形勢，似乎他最終將讓協約國戰勝德國。然而他走得非常勉強。……我們再也無法忍受德國霸道、殺氣騰騰的政策了”。

在美國保持中立這段時期，威爾遜在公共場合的談話，與其被記錄下來的私下意見是非常吻合的。他明顯覺得，任何一方無條件的成功都是不可取的。他在1916年5月27日發表的演說中表示自己深信，美國“和這次大戰的原因與目標”都沒有絲毫關係。同年12月，在和交戰國交換和平意見時，他“輕率地提醒注意這樣的事實：在交戰雙方的政治家內心，對這次戰爭的目標事實上都是一樣的，就像他們對本國同胞和對全世界所普遍陳述的那樣”。顯然，他清楚這種說法會引起英國的反感，而且也確實起到了這種效果。依照佩奇的說法，諾恩克利夫勛爵曾脫口而出地說道：“所有人都發瘋了……威爾遜先生竟然覺得英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追求的目標和德國人一樣，這讓英王感到驚訝與沮喪，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而羅伯特·塞西爾勛爵則“受到了深深的傷害”。

即便這些異議讓威爾遜獲知，也不會對他的觀點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他不管是在公共場合還是在私下裏都使用着相同的語言。就算他在讓美國捲入衝突后，也依舊堅持認為，英國在這場戰爭中的主要利益是商業性的與帝國主義的。正因為懷有這種想法，他才反對這項建議，並於1917年12月派前任總統塔夫脫以親善特使的身份訪問英國，以增強當時已在法國戰場並肩作戰的英美兩國的聯繫；而且他還坦言，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捲入英國的政策”。為了讓自己的論據真實無疑，威爾遜還引述了布爾什維克黨公佈的一項秘密條約來作為證據，條約中規定協約國在勝利前就瓜分掉了這次戰爭的贓物。現在還沒有什麼文件能證明，威爾遜曾拋棄了他個人的這一信念，也沒有什麼理由認為，矛盾雙方存在什麼能按其表面價值加以接受的特殊的正義性優點。

後來到底是什麼東西讓威爾遜回心轉意，並讓他在兩個星期之內從一個“不希望任何一方獲勝”的人轉變成反德戰爭的狂熱鼓吹者，尚無現成的答案可尋，儘管說人類作出決定的心理過程是完全能夠探知的。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他是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才做出這個決定的。首要因素是德國公開宣佈將毫無限制地發起全面的潛艇戰，而且沒過多久，就在未經警告的情況下，擊毀6艘美國船隻，其中有3艘船隻上的美國公民全部遇難。除非威爾遜總統拋棄他之前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並且接受因為戰爭規律而產生的潛艇戰及其所有後果，否則他只能訴諸武力。不管怎樣，這是官方的觀點，因為當威爾遜總統請求國會做出宣戰決定時，他曾宣佈，德帝國政府事實上是將美國逼上交戰國位置的，對這個國家除了用武力回答外別無選擇——他在此後對奧地利作戰時也重申了這個觀點，並且說，“我們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參加戰爭，因為已沒有其他辦法來保衛我們的權利。”這似乎也是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的想法，因為他將關係的破裂歸罪於其政府的行動，並且表示，依照他的意見，當時事態不但對德國明顯有利，而且在威爾遜政策下，正在向公正和平的方向發展。

當然，也還存在其他一些力量，促使威爾遜總統最終做出這一重大決定。到1917年春，情況已經非常明朗，德國的戰爭機器已在不利局面下堅守了近3年，即便協約國真的能夠避免在它手下失敗，那倘若沒有美國的幫助，除了繼續僵持下去外，顯然沒有多少獲勝的希望。美國投資者在英法方面下了賭注，軍火製造商接受了倫敦與巴黎的訂單，商人與廠主擁有協約國的大批債權，這些人如今都陷於嚴重的困境中，除非美國政府提供援助，否則他們將遭受巨大的損失。毋庸置疑，這些自私集團所創建的戰爭死亡登記處，不管是在異鄉偏僻的地方，還是在通都大道，都獲得了充足的資助、英明的管理以及有效的支持。

美國相關方面的支持，增強了加拿大、英國、法國宣傳家們的勁頭，它們甚至達到了讓威爾遜總統對它們堅持的要求憤怒不已的程度，最終發出驚呼，說在美國促進自身事業的英國人太多了，並且於1917年底要求英國大使將他們中的一些人送回英國。除了這些職業投機家與宣傳家在煽動戰爭熱情外，還有一批擁有英國血統的美國人，他們覺得通過血統、感情來和英國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要求威爾遜以親屬的名義來進行戰爭。

另外，還有一大批人，他們對歐洲爭吵的內在是非不太感興趣，卻覺得美國有理由擔心德國軍國主義集團在舊大陸取得勝利。這就好比一位著名的歐洲歷史學教授以非學究的方式說道：“在佔有巨大的帝國贓物上，英國是一名已隱退的老海盜，與剛剛起步的年輕的德國海盜相比，它更願意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因為德國只有完全打亂世界掠奪物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贏得顯赫的地位。”這就是某些講求實際的美國人奉行的哲學，他們請求總統向德帝國政府宣戰。

8

按照以上威爾遜同代人書信與文件中的敘述內容，可追溯他對歐戰態度轉變的前因後果，然而同時也無法否認，還有一些真憑實據表明存在着另一種觀點，即威爾遜總統在國內政策方面實已處於才智枯竭的境地——就像他在1914年9月28日親口向豪斯上校承認的，要為種植園主、農場主以及工會工作者做貢獻——從而讓他在1915年或者是1916年初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可以不顧德國的潛艇戰術，讓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參戰，他就可以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主導作用。現實中，支持這一假設的證據有很多。

首先，有讓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在1916年2月底的某個時候，威爾遜總統曾召集本黨的部分國會領袖在白宮開會，並且通知他們說（這裏引用托馬斯·戈爾1916年3月2日在參議院一次演講中所說的話），“倘若德國堅持它的觀點，美國也將堅持自己的觀點；其導致的結果很可能是外交關係的破裂；外交關係的破裂，就極有可能陷入戰爭狀態；戰爭狀態本身不一定是什麼壞事，倘若美國現在就參戰，可能讓戰爭在仲夏結束，從而對文明做出巨大貢獻。”換言之，在1916年2月，威爾遜總統就在思考戰爭問題，並且試探本黨在國會中的領袖，看看他的計劃是否會被接受。

當時他還試探了協約國，並且建議讓美國參戰，這個事實已在愛德華·格雷爵士與豪斯上校的回憶錄里得到證實。早在1916年2月，威爾遜利用豪斯的媒介，“向英法試探時機合不合適”，以便召開一次會議來商討結束戰爭的問題，如果協約國批准而柏林拒絕，則“極有可能”讓美國加入反德鬥爭中——所有這些都建立在這種諒解上，也就是公正地解決問題，其中包括恢複比利時，將阿爾薩斯—洛林移交法國，保護俄國的出海口，以及“在除歐洲外的其他地方做出妥協”來彌補德國的損失。

然而，英國與法國已和它們的同夥一致通過另一種分贓的方法，而且它們依舊堅信，沒有美國的幫助以及在和平問題上的干預，它們也可以取得成功，因此不批准召開這種會議的計劃，從而自己承擔了推遲美國在人員、武器與財政上援助的所有責任，直至失敗威脅着它們。豪斯與威爾遜一再試圖讓英國依照秘密議定書的條款批准威爾遜的行動，但是都沒有得到什麼效果，直至德國在1917年恢復潛艇戰，讓英國面臨災難的威脅，最終才讓這種合作成為一件緊迫的事情。依據這些事實——它們還順帶講到了有關和平解決與債務的所有道德問題——無法否認，當威爾遜總統在“從事和平”時，心裏就反覆想到他在世界事務里的領導權與使命，而此後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直至最終和德帝國決裂。

9

在反對派一邊，威斯康星州參議員拉福萊特反對宣戰的理由最充分，他是被威爾遜批判為“頑固的”阻礙議案通過者小集團中的一分子。通常來說，這個參議員對和平問題的爭辯可分為三點。在起訴書里他辯論道，美國政府在與德國、英國交往時沒有實行公平的政策。他斷定，英國因為非法命令、搜查、扣押船隻，以及在北海設下致命性的水雷而封鎖了公海，所以已開始觸犯美國的權利。正是因為英國這些非法手段，才無法避免地引發了德國的潛艇戰術——德國此後承諾在沒有發出警告的前提下不擊沉商船，也是依據這種設想提出來的，也就是美國將對英國非法下達作戰命令以及非法破壞中立國的貿易予以嚴厲的譴責。

這名參議員繼續說道，總統不對始作俑者施加壓力，卻背棄美國的傳統與公正道路，堅決要求一個參戰國服從國際正義，而另一個參戰國卻能拒絕服從。所以，德國在不能迫使英國遵從公認的法律后，就有權實行報復措施。然而，據說德國在殘害生命，而英國卻只盜竊與毀滅財產。這名參議員回答道，這個論點張冠李戴，因為英國在公海設下致命性的觸髮式水雷，就已構成一種威脅，其可怕程度不亞於潛艇，而且事實上已經摧毀了美國船隻與美國人的生命。難道和在“盧西塔尼亞”號上做豪華旅行的旅遊者、商人或者金融家的生命相比，商船上水手們的生命更不值錢？拉福萊特宣佈，從精神與實質上說，英國都是最早的惡棍，它甚至是比德國還要大的對國際法與中立國權利的侵犯者。

這名參議員的第二個爭論點，是關於我們在戰爭中拿起武器實為反對普魯士專制制度以保護世界民主制度的說法。他問道，那麼對於英國及其傳統的君主制度、上議院、土地制度，折磨雇傭勞動者的貧困現象，以及對愛爾蘭、埃及與印度的統治，應該怎麼評價呢？倘若俄國依然由一個沙皇統治着，我們會因此拒絕參戰嗎？在這次民主討伐中，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日本、意大利以及更小一些的歐洲國家的專制制度又該怎樣看待？

最終，拉福萊特拋棄了對這個事件的道德問題以及其他矯飾的說法，直接宣佈，美國人民從未投票支持那些捲入歐洲衝突的想法，倘若戰爭議案的支持者敢讓公民就這個問題投票，他們必將以10：1的票數慘敗。這名參議員說，“間諜法案、徵兵法案以及其他具有強制性的軍事措施，都是由這一國家的戰爭機器產生的，它們充分證明，這次戰爭的負責者擔憂它無法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倘若採取自願入伍的方法，它就徵集不到足夠的軍隊來滿足協約國的需求。”這就是這名和平戰士在美國國會中向輿論法庭控訴戰爭的簡要情況。

10

只要宣戰，就必須去完成龐雜的經濟與軍事任務。一個國家倘若進入戰爭，光依靠志願軍與雇傭軍是不夠的。戰前，美國有370多萬士兵（包括海軍、陸軍隊）在服役，同時還有1000多萬的成年人在為前線服務。威爾遜總統說過，“為了戰爭，我們組織與訓練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國家。”

國會授予威爾遜較大的權利，它用概括性的詞句起草法令，以便威爾遜在細節上便宜行事。因為華盛頓制定了一系列著名的法律，所以威爾遜牢牢控制着國家的整個經濟制度。依據這些法律規定，總統可以毫無限制地徵用物資來供養軍隊，隨意規定商品價格，協定小麥的保證價格，佔有礦山、工廠、倉庫、鐵路、輪船以及所有交通工具，並且由官方機構來管理它們，對所有必需品的進口、製造、倉儲以及分配實施特許制。為了有效落實這些權力，國會特意設立了很多機構，但總統可以根據戰爭的迫切需要，合併、取消以及建立各種形式的局、處與科。“我們最好還是選擇放棄自己的權利，並讓這名總統成為一個皇帝。”某位參議員悲嘆道，然而他的悲嘆並未改變表決的情況。

授予總統的這種獨裁權力被運用得極為廣泛。小麥的價格被死死固定了，它遠低於農場主必須購買的工業品的相對價格。鐵路、電報、電話、海底電報、捷運公司以及近海與遠洋的船運都由政府接管，成立了緊急船隊公司，以號召全國的造船力量。長久以來，運輸業的股票就非常獃滯，如今卻迅速回升，這是因為人們期望在政府佔有期間會有優越的條件。然而，棉花的價格則是根據膨脹的市場自由浮動的，這讓南部地區喜出望外，覺得從一位民主黨總統那獲得的恩惠，多少能夠補償共和黨50年以來實施高額保護關稅所造成的損失。為承擔這些新任務，他們組織了大量的機構；眾多工業大王聚集在華盛頓，以一年一美元的報酬為祖國服務。

在為戰爭召集人員與物資的過程中，美國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出現曾危害過前幾次軍事衝突的各種醜聞。方法是依據成本加合理傭金的原則，簽訂大量的供應合同；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主意，但是花費卻非常大。因為合同是一次性付清的，所以可以避免早前所犯的那種欺詐行為，但是其他一些危害不輕的弊端仍舊存在。在成本加傭金的制度下，誰都不會想着去節約。倘若原料生產者抬高他的價格，軍事承包商只會微笑同意，將這筆額外的費用轉嫁出去，而且還增加了自身的傭金。倘若工會組織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製造商就會友好地應允工會的要求，因為這種額外的支出意味着能從慈善的政府那裏獲得更多的傭金。在這一過程中，只有小麥種植者遭受到嚴重的損失，因為他們的商品價格被壓得非常低，而其他必需品的價格幾乎都飛漲了。所以，這場由一個民主黨總統領導的戰爭，增強了其反對派的力量，首先是因為在兩年內產生了大量百萬富翁，其次是因為時常以債券的形式支出幾十億的額外債息，從而讓債券持有者實則逃避了所得稅。只有那些最堅定的愛國者，在考慮經濟前景時，才會控制自己的感情。

只有一個問題，也就是稅收，讓那些戰爭繁榮的受惠者感到非常失望。倘若繼續實施早前的那些做法，那麼由這麼慷慨的支出所產生的賬單，就會通過出售高利率的債券來進行彌補，而最終則通過對消費品的間接稅來予以清償。在內戰與美西戰爭時，聯邦政府的管理人主要就是採用這種財政方法的。然而，因為在這個年代裏平民黨人的興起，政治方法已經發生了改變。在激進人士里，如今急切要求“如徵集人員一般徵集資金”。的確，人們已經公開要求，全部戰爭費用應由大富豪來承擔，從戰爭買賣里自然增殖出來的所有特殊的收入與好處應通過稅收從投機者手中拿走。

儘管一些極端的計劃未取得成功，但是國會依舊對個人收入與繼承財產課以高額的累進稅，並讓公司與合伙人的超額利潤擔負起繁重的稅收。雖然律師與會計師們想出很多驚人的方法來降低震動，其中包括發行新債券來支付債息的精巧方法，但在為民主而戰的時期內，稅收的重擔依舊落在富裕且舒適的人身上，倘若在林肯時代，這種負擔極可能被看作是革命了。一位在這一問題上擁有主要權威的埃德溫·塞利格曼教授在談到稅收高層結構時高呼：“這是迄今為止，稅收史上的最高水位。在人類文明史中，還從未有過這種企圖，要將一個人2/3的收入用於繳納稅收。”

徵稅不但非常繁重，而且還預示着，在不久之後，兩大政黨都會批准美國軍團要求實施的普遍徵集法，“將全國的人員、金錢以及物質資源聽由政府處置，不讓任何個人獲利”。倘若激進派不像在1917年那樣獨斷專行，他們就會給那些工業與金融大王們吃點苦頭，向他們證明，在危機時期，神聖的私人財產權，雖然提供了當時所有的歲入，它也終將消失在國有化的浪潮里。

然而，在1917年那種獻祭的熱情里，並不是所有利潤都丟失了，因為戰時支出的主要部分都是通過出售有利息的債券來彌補的——並不是針對已積累的和正在積累的財富直接徵稅。於1917年4月發行的勝利公債，就已高達5批，總數達到21448120300美元。每一批的條件都非常嚴格，足以讓內戰期間的銀行家震驚不已。只有發行數量特別少的頭一批，予以徹底免稅，這本就屬於國家公債的管理；另外幾批，除了給小額持有者的優惠外，依照特別規定，都必須負擔聯邦的稅收。此外，公債並不是以可觀的傭金由辛迪加出售，而是給金融家提供特別的補償，“公開予以出售”。

在這次群眾性的“運動”里，整個國家都被要求認購——那些不服從的人則被強迫參加。為了發行這些公債，啟動了社會管理的每一部機器：銀行、教會、工廠、劇院、電影院、各種協會與學會，以及熱衷公益的人、推銷商與組織者。美國商業中所特有的大叫大喊的廣告方式，全都動員起來“超額完成”了每一期公債。潛藏在人們內心的忠誠、畏懼、熱愛與憎恨的感情都被喚醒。巨大的招貼畫上畫著一隻血淋淋的手，並配有這樣的說明：“德國佬，他的馬克，被勝利公債所抹掉，”它們張貼在廣告牌上，好去打動某種類型投資者。一些橫幅上這樣寫道：“問問他母親，你應當購買多少公債。”這是在向另一個階級呼籲。

所有人，包括本國生的、歸化的或者僑居的，都無法逃脫這個無所不包的巨網。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場主、商店的員工、團體的會員、學校的孩子、銀行的儲戶、政府的僱員、火車上的旅遊者、大街上的路人都被邀請、包圍與再三勸說，要讓他們“購買到感覺痛的地步”。誰要反對這種要求，就將被他的鄰居或者合伙人列進黑名單，以國家潛在叛國者的身份被載入司法部的末日審判冊中。戰爭狂熱的統治權是不承認存在什麼例外情況的。民族主義就像盛開的花朵一樣。

11

這些具體的活動還只是戰爭中全民總動員的一個階段，而且直至1917年4月6日，大多數人仍堅定地反對這場戰爭。大概宣戰一周后，威爾遜總統成立了一個公共情報委員會，目的是“說服美國參戰”。他任命喬治·克里爾為該委員會的負責人，喬治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新聞記者，社會黨人，所以很適合與批評者、不滿者打交道。在克里爾的帶領下，文章大師、廣告專家、大學教授、雜誌快手以及通俗小說家都被號召起來，讓他們去“教育”美國，並讓美國的宣傳充滿整個世界。

為了順應這個宣傳運動的需要，經驗豐富的歷史學家隨風而倒，科學與藝術也對這個運動大唱讚歌。在這種高度精神秩序的輔助下，全國學校制度很輕易就統一了起來，甚至對孩子們的幼小心靈，也灌輸了官方有關這場戰爭起源與是非的觀點。各種語言的公報、小冊子以及各種傳單漫天飛舞。一些富有學問的人為知識分子寫出了洋洋萬言的大文，而為沒有多少知識的人提供一些具有刺激性的格言與口號。

這場教育運動是史無前例的；美國公民以前還從不知道，一個當代的政府可以這麼全面而無法抗拒地將自身的思想強加給整個國家，而且在持續不斷的宣傳下，官方的各種聲明與主張可以消除不同的意見。在有組織地說服一個分裂的、混亂的國家參戰這一問題上，公共情報委員會的成功是徹底超乎人們意料之外的。

對於這次宣傳運動還無法說服、嚇倒的反對派，政府則採取嚴厲的法律手段。1917年6月，國會通過了間諜法，對無論以什麼方式干預國家有效動員陸海軍工作的人處以重刑。總統對這一無所不包的法律規定仍不滿意，又要求國會批准一項更加嚴厲的措施，這就是於1918年5月通過的叛亂法，它事實上讓所有對威爾遜政府的批評都成為非法行為。

儘管這種行為的粗暴程度超出了托馬斯·傑弗遜所曾激烈反對的1798年叛亂法，但是卻輕易地通過了。雖然有24位共和黨人與2位民主黨人在參議院投票反對它；雖然極個別獨立的參議員如威廉·博拉與海勒姆·約翰遜，曾批判它違憲且不必要；但是政府的壓力依舊抵抗不住。也曾計劃對報刊實施官方審查的鐵腕政策，但是聯合起來的編輯和那些無組織、遲鈍的公民不一樣，他們能夠看穿這一圖謀。但是，就像事實所表明的，他們的勝利也是沒有任何幫助的，因為在間諜法與叛亂法的普通條款下，報紙因為受到命令與起訴的威脅而繼續保持沉默。批判戰爭與威爾遜綱領的個人，則遭到政府的圍剿，經常在沒有看到逮捕令的情況下被關押進監獄，單獨監禁並且不允許保釋，即便在法庭審訊中，氣氛也非常緊張，法官懷着憤怒的情緒審訊，經常判處長期徒刑——有一次竟判處一位年輕的姑娘20年徒刑。

聯邦與州政府的各種機構，以那些懲罰法律的富有彈性的條款作為依據，可以找任何一個理由隨時啟動調查與傳訊的機器。陸軍部、海軍部、國務院與郵政部都設立了“情報”機構，派專業的與業餘的偵探去收集、存儲各個階級公民的情報，其涵蓋的範圍從世界產業工人同盟的激進成員，到質疑威爾遜總統的準則是否絕對可靠並且在哲學上持懷疑態度的頭腦簡單的教授。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伯利森的帶領下，郵政部發現，儘管書報檢查法未通過，但是並不妨礙它鎮壓那些不符合其禮儀與口味的報紙。在陸軍部內，眾多僱員與調查者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其中記載有很多個人的意見。坐在安樂椅上的沙文主義者，暫時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以一年一美元的報酬來提供服務，向報紙提供以其愛國主義眼光來看是叛國者的長名單。

間諜法與叛亂法下的工作重擔，自然落在了司法部的肩上。在羅斯福任期內設立司法部時，它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調查局，如今已變成一個全國性的間諜體系，擁有數百萬美元的經費以及數千人的僱員。根據它的官方報告來看，司法部的主要任務並不是逮捕那些幫助、同情與美國交戰的同盟國的人們，而是監視那些被疑為對國內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完美無缺與長治久安持有激進思想的美國公民。依據可靠的證據，聯邦的特務們採用了沙俄警察使用過的所有手段：在被懷疑有危險傾向的勞動人民組織里“安下”“釘子”，讓他們慫恿勞動人民進行非法活動；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就襲擊這些組織的會議場所，搗毀財產，掠奪文件，毆打無辜的旁觀者；沒有任何罪名的人被押入監牢，遭受警察的酷刑，不允許保釋，並且剝奪了釋放后的追索權。

除了這一世界末日大審判的官方軍隊外，還要添上一支更大的高達兩萬人以上的私人力量，他們就是司法部徵募來監視鄰居的人。針對這些志願者，並未進行過智力或者效率的測驗，任何男人或者女人，只要願意扮演告密者這一角色，就被准許參加這一團體。所以，在辦公室、工廠、礦山、車間、教堂、家庭、學校、餐館、火車、輪船、渡口以及商店內，都潛伏有政府的監視者。他們偷聽人們的竊竊私語，關注人們的街談巷議，然後將發現的“情報”彙報給華盛頓，載入厚厚的“情報”檔案中——這讓人聯想起1692年在塞勒姆的可怕時光。

私立的社團也採取官僚集團所盛行的態度。教授們被高級學術機構開除；倘若在往日，其開除的依據，甚至不足以給一位臭名昭著的扒手定罪。哥倫比亞大學率先“掃除罪惡”。“教授們只要被僱用，就難以被開除，”巴頓·赫伯恩這名銀行家兼慈善家在董事會上發言道。“他們抱作一團，呼籲學術自由。他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尋釁鬧事與不忠，讓我們遇到了麻煩，如今我們可以八個或者十個地將他們開除出去。”教士們因為在佈道會上失言，而被解除聖職並被押入監獄。各俱樂部的會員僅僅只是因為意見不一致而被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