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走向社會民主（2）
當新世紀繼續前行時，對大資本組織的毫不示弱的敵意彷彿已漸漸消失。不管怎樣，當它們的證券流進小投資者、分享利潤的僱員、儲蓄銀行以及基金組織的手裏時，那種瓦解托拉斯的有力威脅就差不多消失了。社會主義者建議將這個新怪物轉化成國有財產，但事實上也未產生什麼反響。想採取類似以往對鐵路公司規定運價的方法，顯然是不會對托拉斯產生什麼作用的，或許一部分原因是，農場主打算用管理的辦法來限制大公司，或者將它們分割開來，但未獲得工業方面的託運人的實質性支持，就像曾經農場主和託運人對運輸業者進行聯合鬥爭那樣。工會也未能像控制運輸系統一樣控制住基本工業，照它們說，這是因為缺少有效的屏障來反對願以任何價錢與任何條件工作的大量歐洲移民。所以，經歷40年的政治鬥爭后，全國製造業的牢固結構依舊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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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們做了比限制大工業聯合企業吞併傾向更有效的事情，即制止隨意使用國有土地。因為習慣原因，那些發財與享樂的領袖漸漸將國有土地看作是自己的當然財產。從共和國建立開始，美國政府就佔有了廣闊的土地——其總面積從始至終都比大不列顛與愛爾蘭領土大20倍以上——它一直都是以這種假設來管理這片土地的，也就是最終它們將轉歸私人所有。
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有一段時期，國會曾以低價出售可耕地，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加歲入，尤其是消滅國債，並實施將礦藏以收取租金的方式租借出去的實驗。然而在農業民主派與企業的壓力下，國會採用了更加溫和的辦法來處理它的產業。因為它將宅基地免費贈與農場主，贈與各州大量土地來支持它們發展教育與公共福利事業，還將大量地產贈給鐵路公司，從而快速剝奪了政府的農業資產。它拋棄租借政策而支持以名義上的價格出售，讓它的大部分森林、礦藏、石材以及荒地轉至私人手裏。除了某些讓渡是在適當尊重法律規定而通過正規途徑做出的外，其他的都是通過詐騙行為來實現的，其無所顧忌的程度與數目的巨大，簡直超過一些天真者的想像，這讓特威德與克羅克之流最厚顏無恥的掠奪也變成了兒戲。
當東部民主派還在參觀巴納姆的馬戲團與博物館，知識分子還在談論外國旅行者對美國文化苛刻的評論時，那些有遠見的資本家中精明的先鋒與代理人，已在偏遠地區肆無忌憚地圈划、砍伐、焚燒與掠奪國家曾付出鮮血或者巨大代價才獲得的國有財產。當那些演說家在大聲讚美美國制度時，國會議員與高級官員則在不斷地從事土地投機活動，很多地產都是通過不正當的方式獲得的。瘋狂掠奪公共土地的熱情依舊在繼續，直至19世紀末，所有的可耕地都已給出，所有森林與荒地都已經轉為私人財產。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個別科學家指出，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勢必造成極大的危險，但並未引起熱衷於發財與享樂的人與向來被日常生活所累的廣大選民的注意。
然而，在這場瘋狂掠奪接近尾聲時，按照一小部分開明公民的主張，國會才心不在焉地在1891年的總修正法中加入一項條款，授權總統拒絕出售全部或者部分生長有森林與灌木的公共土地。它是美國歷史上所有通過的法律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這樣一來，森林國有的原則就通過幾行字寫進了總法令中，並且在議會會議接近尾聲而那些誓死維護固定習俗的人仍在沉睡的時候獲得了批准。
只要還可以自由佔領廣大的土地，或者這件事還有待總統的斟酌考慮，這個法案或許就不會造成什麼危害。實際上，哈里森與麥金利在行使授予它們的權利時非常謹慎，克利夫蘭也沒有依據這項法令做出任何劇烈的變革，所以這項法律並未馬上帶來根本性的變化。直到羅斯福總統，在研究了這項條款后充分認識到它的潛力，才頒佈了一些徹底的法律，擴大森林保護面積，讓禁止出售的國有土地擴大到1.5億英畝，從而讓保護資源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此後，自然又發生了無法避免的後退。那些感受到疼痛的個人與公司，激烈抵抗他們前進中所遇到的障礙物。西部各州，那些說話毫無顧忌以及私心非常重的分子，宣佈他們的財產與幸福處在危險之中。所以，國會有充分理由廢除1907年的規定，宣佈沒有它明確的批准，就不能再增加新的保護地。倘若沒有羅斯福英勇堅決的抵抗，那些已由行政命令保留下來的剩餘的公共土地，也可能落在那些如狼似虎的聚財者手裏。最終，國有森林還是保住了，但是在激烈的爭論中，對於怎樣經濟地管理公共土地，已無法就一貫的政策得出統一的意見。倘若說保護地的理論已在美國深入人心，那麼怎樣有效使用的原理與做法還尚待解決。
羅斯福的政策遭到短暫反對后，在公共土地開採礦藏的工作卻獲得了一些進展。在過去的日子裏，一位農場主進入自己的宅基地，一家木材公司購買了自己的封邑，或者一個鐵路公司獲得了一個王國般的贈與，得到地上與地下一切事物的所有權。所以，國家的贈與初衷是讓移民安家或者推動某些公共事業，但是卻常常造就一些煤炭大王或者石油大王。乍一看，這些交易是不違反任何公共利益的；不管怎樣，這就是那些受益者的觀點，但其他人卻長期忽略了這個問題。
然而，在世紀相交之際，有關分配國有土地的爭論變得越來越尖銳，支持回歸曾經實施過的租借法的新觀點忽然再次被提出來。為了響應群眾的需要，國會一方面對塔夫脫任期由出售的土地立法，實施公共所有原制，一方面規定地上與地下分開處理，保留了政府對礦藏的所有權。為了擴大這個想法，國會在1920年對幾百萬英畝的煤炭、石油與磷酸鹽土地實施了公共所有的原則，並且通過租賃的方式將這些土地出租給私人去開採。同一年，通過了一項類似的條例，由國家來管理水力，但是城市與州可以為了公共的目的自由利用蘊藏水利的地方。
因為實施了這個猶疑不定的步驟，剩下來的公共土地（它曾經是非常廣大的，即便是現在剩餘的部分也不小），至少理論上是社會永久佔有的。被“最傑出的人們”所贊成的歷史悠久的做法，如今依據新政策而遭到譴責，與此同時，人們還要求聯邦政府想出一種辦法來控制私人對公共地產的開採，因為私人都習慣根據個人的信條通過另外一些原則來開展活動。顯然，將一位因涉嫌詐騙而被聯邦機構開除的冒險家選進國會的人們，以及把對一個美國參議員參與盜竊土地的審判定罪看作是“對普通人犯下的最野蠻的暴行”的人們，是極難鼓起自我犧牲的勇氣為共同福利來管理這項巨大的遺產的。然而，實際上，這項任務或許並不難以完成。不管怎樣，人們爭論道，隨着歲月的流逝，這一工作所必需的科學理解與道德品性，將漸漸在民主制度中產生，以應付所有事物的需要。否則，那些人就會進行隨心所欲的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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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家權力屬於人民中多數的思想，以及它可以公開用來在隨時變化的限度內控制群眾的財富分配，這些都是直接政治的所有計劃以及關於鐵路、托拉斯與國有土地的立法里所固有的東西——這些思想在新世紀引起了政治家的關注。在同一時期內提出的有關貨幣、銀行與稅收的諸多建議里，也包含有類似的理論，而且只要涉及實際的政策，就會根據不同的社會結構而發出反對或者支持的聲音。當然，那些錢包和美國經濟成果一同膨脹起來的人，在對貨幣制度行使監督權時會看到一種最高級的效用。對這些人而言，事情好像再簡單不過了：政府的職責是在金本位制的基礎上維護其所有通貨，而將發行紙幣的任務交由私人銀行負責，讓它們在一定的保證下，根據自身利潤的情況來貼現，然後就不再去干預這架運轉中的機器。只有一大問題仍在困擾那些坦然持有這種簡單觀點的人，即怎樣讓通貨具有彈性，也就是怎樣讓它膨脹以應付商業的需要，或者怎樣讓它收縮以應對貨幣疲軟的要求。
那些在20世紀初沒有發財門路的人，對這個問題卻有着另外一些看法。對於他們而言，建立在1863年國家銀行法與1990年金本位法基礎上的現行制度，是構成那些早已腦滿肥腸的人擴大財產的龐大機構的一部分。按照這個假設，法律同意私人與組織聯合起來購買聯邦債券，然後以此作保證來發行紙幣，這隻不過是准許它們從國家的歲入中削減去從發行的紙幣里收取的利息；而金本位法，則限制了貨幣的發行量並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這只是在強迫債務人利用不斷升值的美元來支付自身債務。這隻不過是控訴的一部分。據傳，這項制度還准許金融力量在紐約集中，讓大銀行能控制小銀行，並且號召它們一同限制對小商人與製造商的信貸，以滿足那些在日益狹窄的圈子裏吸盡國家資源的大公司的利益。
在1896年之後那些有爭論的年月中，共和黨人基本看不出有何理由來大幅度地改變通貨制度。他們確實在1908年制定了弗里蘭—奧爾德里奇法，打算用有限的辦法來補救因實施金本位而產生的銀根奇緊的現象；他們還任命了一位國會委員會，對貨幣與銀行的所有方面做了一個工程浩大的報告。然而，整體而言，共和黨人是心滿意足的。而民主黨人則在不斷敲打貨幣的大門，並且提出了一些新穎的權宜之計，以緩解和種植園主、農場主以及一般中等階層的緊張關係。
民主黨人在1913年的造反運動中再次掌權，他們利用這個時機來試驗自己的理論，制定了一個新的銀行與貨幣法（儘管對他們強勁的對手有所讓步），創建了所謂的聯邦儲備制度。他們將傑克遜的理想與更適合的金融方法結合起來，讓紙幣的發行受聯邦儲備局的監督，全國劃分成十二個銀行區，每個區設立有一個聯邦儲備銀行，並且授權它們在代表各種形式的信貸與財富的債券以及商業票據基礎上來發行貨幣，與此同時，在理論上保持金本位制。它們憑藉這個銀行機器，計劃在全國分配“貨幣權力”，阻斷紐約的向心力，削弱了黃金的整個壟斷，而讓借債者的道路更順暢一些。激進派絕沒有獲得他們所要求的一切，甚至都未獲得要求中的主要部分。然而考慮到他們的首領布賴恩曾宣揚過被共和黨人嘲笑的“50美分的美元”，如今他們卻又全都看到了（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一種30美分的美元即將產生，而發行紙幣的銀行則因此賺到了可觀的利潤。
傑弗遜的歷史性的黨在緩解了貨幣的緊張情況后，就將注意力轉移到改善農村債務人的命運上。經過調查，民主黨人發現南部與西部種田的人常常為借款支付10％到12％的利息；他們對此震驚不已，就設法從證券持有者的口袋中轉出一部分金錢到農場主的口袋裏。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們按照1916年的農業貸款法，讓聯邦政府變成一個貸款的企業，讓全國的金融力量以及免稅特權服務於那些需要資金的土地勞動者；通過一個半官方性質的銀行體系，降低借貸利率並轉移經濟潮流。
在這個新制度下，以往借1000美元每年要支付100美元利息的農場主，如今可以以6％甚至5％的利率借款，從而將以往向債權人支付年貢的2/5或者1/2保存進錢櫃。眾人加在一起，這筆款項就非常可觀了。這一因政府的一個舉措而獲得的物質成果，被老派的理論家看作是一種對上帝智慧所進行的人為干預，因為上帝是按照自然法則以及個人的功勞來分配財富的。毫無疑問，“管得越少越好”這個受尊重的理論，如今也有了自身的局限性——至少自由主義的受益者是這麼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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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以通過貨幣、銀行以及農貸立法讓各地的財富發生轉移的政府，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來攻擊富人，並且行使徵稅權來讓窮人獲得緩解。所以，在爭取社會民主的運動中，故意且公開地將維持聯邦政府的一部分重擔，從廣大消費者的身上轉移到巨額財產的所有者身上，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誠然，最高法院已宣佈1894年的所得稅法是違憲的，而且那些從企業與投資中獲得可觀收入的公民，也覺得他們受到法律的保護而穩操勝券。然而，布賴恩及其追隨者依舊在這方面積極活動着，不停地向農場主與工資勞動者表明向富人徵收所得稅的合理性。實際上，在世紀交替時，對稅收實施方法——也就是通過間接稅從群眾中徵收聯邦的歲入——的不滿情緒，就如病毒一般傳遍兩個政黨的左翼，尤其是在那些大財產極少的區域。
羅斯福總統在1907年給國會的咨文中，直接主張徵收所得稅與遺產稅，以便讓美國當時財富不平等的現象有所改觀，至此，關於這方面的狂熱情緒就爆發了。對於那些在發財競賽中處於高位的人而言，白宮這一奇怪的建議不只是對他們權勢集團的背叛，但事實上這只是表明一次浪潮正滾滾而來，克魯特大帝也只得將他的寶座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對於這一震動，民主黨人非常敏感，以致在準備第二年的選舉中，拋棄了上次選舉中的怯懦思想，重新挑戰富豪集團，要求在憲法裏加入所得稅的修正案，並且要求布賴恩來闡述他們的論點。他們的宣傳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着，以致共和黨的候選人塔夫脫在未獲得本黨綱領的授權下，僅和羅斯福商量了一下，就自作主張地批準將徵收所得稅視為一種財政手段，從而“搶在布賴恩之先表達布賴恩的觀點”。在對選舉結果進行統計后，他們不得不做出行動的決定。
當國會在1909年召開特別會議時，抵抗的民主黨人以及不安的共和黨人已擁有足夠的票數來強行將所得稅放入稅法之列——這一舉動完全不顧最高法院1895年宣佈徵收所得稅是違憲的命令。隨後，這個建議得到了熱烈的辯論。贊同這個建議的一方非常失禮地指出，上一次有關所得稅無效的決定，是高等法院以5票對4票的微小差距通過的，當初做出這個決定的一些法官如今已經去世了，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儘管憲法在條文上還未改變，但是在精神上已真正發生變化。那些非常講究禮儀的朋友們針對這個論點回答道，批准一項公開蔑視最高法院決定的法律，將動搖社會制度的基礎。當這次辯論威脅着要爆發一場風暴以及急切需要通過所得稅措施時，塔夫脫總統主動做出了一次妥協，即國會應當將這個棘手的法案放置一邊，並且向各州提出一項憲法修正案，同意對任何來源的收入徵收所得稅。這一提議被欣然接受，因而有關所得稅的危機就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同時也對最高法院的威信予以適當的尊重。
因為政治上的時來運轉，各州通過了第16條修正案，並且於1913年成為聯邦憲法的一部分，自鳴得意的民主黨人恰好同意徵收所得稅以開始他們對國家財政制度進行一次革命。所得稅法規定了非常高的免征額，以防止觸怒普通人民中的主要部分。通過這種方法，便掃清了徵收累進稅道路上的障礙。在1918年戰爭時期，對社會最上層的少數人徵收的稅占他們收入的2/3。如此一來，約瑟夫·喬特為之惶惶不安並於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予以批判的“共產黨的進軍”，最終成為現實。倘若漢納沒有在1904年逝世，他極可能承受不住這次打擊，尤其是當這項修正案被蓋上國璽而且布賴恩當上國務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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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賦稅的承擔者災禍重重，從收入與超額利潤中徵收來的國家稅收，大部分都通過曲折的方式用於社會目的，這讓那些提心弔膽的美國傳統的保衛者覺得，整體來看，它都是超出憲法精神與條文的。威爾遜這名黨的領袖，之前就專註於維護州權，現在在其任期內，除了繼續撥款幫助各州的農業與機械學院以外，又以“普遍福利”的名義讓各州獲得了令人震驚的發展。國會大量撥款來推動各州的林業、農業、商業、工業各科目與家政學的教育工作，修建公路，以及改善公共衛生環境。一名國會議員表示，倘若國家存在一件壞事，那就讓我們來規定一項補救的辦法；倘若最高法院宣佈這個補救辦法違憲，那就讓我們來規定一項憲法修正案，讓我們的政策生效。
社會改革者從表面價值上接受了這個新信條，他們表示，每一年在工業中受傷的工人，超過了美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的總數，這是一個問題，而且需要對此採取相應的措施。對於這些不斷提出的要求，國會予以讓步，批准了1920年的工業復興法，由聯邦給各州提供援助，讓受傷的“犁鏵與鎚子的士兵”能再次就業。改革者們（其中佔優勢的為婦女）以相同的精神，援引數字錶示，因為忽視了婦嬰的衛生工作，母親與嬰兒的死亡率非常高，於是國會撥出款項，給那些至今仍處在黑暗中的美國人民帶來科學之光。
那些懷着沮喪的心情看着“對納稅人辛苦掙來的錢揮霍浪費”的人，施用了憲法的魔術，但是卻於事無補。雖然他們以地方自治的名義提出了各種抗議，但是國會依舊錶露出這樣的決心，即把美國各個地方存在的貧窮、疾病與愚昧現象當作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來予以解決——也就是打算建立美國的生活標準，並且對各州提供特殊情況的津貼，以促使它們採取行動。各州立即採取行動，接受聯邦的贈款，並且親自撥出款項，遵循總利益的要求來行事，其速度之快，就連那些鼓吹新方針的人也覺得意外。
新世紀這種猛打猛衝的精神，還通過很多其他方式來攻擊那種靠運氣的發財與享樂制度。從各種歷史性衝突里產生的主要概念之一，即“契約自由”，早期的經濟學家曾論證過其合理性，並且奉之為神聖的事物。依據這個概念，當僱主與雇傭勞動者自由隨意地對其願意的工時、工資與勞動條件進行交易時，就可以產生非常好的結果。很明顯，倘若真的存在這一階段，它比1900年掌控美國工業企業的人更不貪婪，也更不仔細，那麼當它看到下面這幅圖象中幾個理想主義的線條時也會為之動容的：一個家中只有隔夜糧的工人守在大工廠的門口，以便和經理人員在平等的基礎上談判受雇於這一工廠的契約。
然而，英雄時代的工業大亨們是非常堅定的，而且他們又覺得政治經濟學中那些信誓旦旦的東西是合情合理的。對於那些在州首府與華盛頓不斷挖掘最美好制度的牆腳的改革者，他們表示不理解。羅斯福總統曾在這次衝突中表示，“那些非常富有的人絲毫都不理解它的意義，他們對大部分群眾的貧窮、苦難與感情持極其冷淡的態度。他們對待這種事的態度，就好比僱主在付賬單一般。他們壓根無法理解，一個工人家庭中經濟支柱的死亡或者傷殘對這個家庭意味着什麼。……老天爺了解我是多麼鄙視傑弗遜，但是他的確擁有一種其聯邦黨對手所缺乏的美德——也就是他支持普通的人民，而亞伯拉罕·林肯後來也代表這些人民。”
走向社會民主浪潮的首領們，如今採取了一些更加大膽的計劃，它們遠超出那些限制工業中婦女和兒童的工時以及在工廠和車間規定某些衛生標準的早期法律。在普遍福利的名義下，他們讓州立法機關規定了在緊急危險的或者涉及公共健康與安全的特殊工種里的男工的工時。只要這個楔子打入契約自由中，這種立法範圍就擴大了，直至最後，俄勒岡州竟然可以坦然地規定在所有製造業工廠里最高的日工時為10小時。
法律制定者以類似公共福利的名義，干預被看作是神聖的工資契約：馬薩諸塞州在1912年通過了一項措施，目的是保障婦女與兒童的最低工資，在幾年內，全國1/4的州都紛紛仿效，甚至做出了更劇烈的規定。就像其他情況一樣，這個爭取社會立法的運動也從各州傳至華盛頓。1908年，國會限制了州際鐵路乘務員以及報務員的工時，為了部分地清除社會主義氣味，通告表明，這項法令的主要目的是增強公眾旅行的安全。8年後，因為一場全國性的罷工非常緊迫，國會在威爾遜總統堅定的領導下，宣佈從事州際商業的鐵路乘務員實施8小時工作日——即亞當森法。
除了工時與工資外，在其他重大關係裏，契約自由也被法律大大剝奪了。勞動人民享受的一部分自由，事實上就是承擔工業所固有的傷殘與死亡風險。綜上所述，按照約定俗成的習慣法理論，僱主對不是他們本人造成的損失是不負責任的，也就是說，因為“不可避免的原因或者僱員本身或其同伴的疏忽”而導致的事故，僱主不承擔法律責任。另外，損失一般都必須通過訴訟才可以贏得賠償，而訴訟極可能是持久的、耗資巨大而勝負難定的。倘若一名工人受了重傷，他和他的家庭就將墜入貧困的深淵，加入我們永遠都無法擺脫的窮人行列；倘若他死了，他的家庭則極可能破產，身處我們最優秀文明的低層——由保羅·凱洛格領導的《匹茲堡觀察報》就是這麼雄辯地提出了異議。
產業工人已享受這種自由達一個多世紀，如今他們在改革者的幫助下，開始堅持這種要求：只要不是僱員故意造成的所有傷亡事故，其帶來的損失都自動由企業來承擔——對於那些擁有巨資的人而言，這好像是再次打算沒收他們的一部分財產以滿足一無所有的人。經過公眾長時間的辯論后，輿論的趨勢明顯開始贊成擬議中的經濟負擔的轉移。在羅斯福的一再堅持下，國會在1906年讓從事州際商業的運輸業承擔因公負傷者的責任，而當最高法院以技術理由予以干涉時，國會又重新制定了這個法律，取消了那些違憲的性質。
各州當時受到同樣的影響，也開始對此採取行動。其中一些州，一掃習慣法里的古舊成規，讓僱主負責因他們工業中必然且固有的風險而導致的傷亡事故；而其他一些州則制定了保險計劃，目的是排除訴訟，以便簡單且自動地實行意外事故的賠償。因為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一些主要的製造業州的僱主不得不為他們的僱員做出保險，以避免生命與肢體的危險，防止他們的房屋遭受火災與風災。如今想來，當那場革命已結束時，這種要求彷彿也不算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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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持久且變幻莫測的強迫貴族對第三等級表現出高尚行為的運動里（有關這一點，只能在這裏簡要地提一下），有很多事件是和州與聯邦的司法制度相互抵觸的。法庭必須依據以前的判例行事，所以它們期望用過去來保護現在；而改革者們卻要訴諸未來。顯然，未來和過去是一樣真實的，然而在判斷一般事物時，並不需要去關注那個形而上學的原則。另外，一些能幹的律師，他們主要的作用就是維護與擴大他們當事人在金錢上的利益，這就像約瑟夫·喬特所堅持的那個原則：“維護私有財產的權利是所有文明政府賴以生存的頂樑柱。”對於那些歷經坎坷的司法工作成員而言，這個理論好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正是遵從了它，一些法院才讓大量立法案件無效——比如規定麵包房工人工作時間的法律，規定對工業中遭到工傷的人予以賠償的法律，以及其他一些觸犯了那些受益者感到愉悅的古老做法的法律。
當然，法官們使社會立法無效時，並不承認其在感情上有什麼偏愛。相反，他們時常以嚴肅的語氣宣佈，他們只是將人民規定的最高法律，也就是憲法運用到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令上來。他們是用邏輯的語言而不是激情的語言來說話的。然而，有時候，的確有些法官因為情緒超過了理智的本能，而對改革者以及他們所有工作表示出個人的憎惡。當然，有時候，也確實有些司法方面的大智大勇者威脅要向世俗世界揭發那些伎倆的秘密。比如，霍姆斯法官就曾讓他的同事們驚訝不已，有一次他竟准許自己親切溫和的智慧去融化冷若冰霜的法言法語，以不同意見表示道，“這個案子是按照本國大部分人所不贊同的一個經濟理論來判決的。……憲法第14條修正案並不是用來闡釋赫伯特·斯賓塞先生的社會靜力學的。”但是，極少有人敢冒險來遵循他的這個範例。
然而，行家們的這種坦白，在經歷一段時間后，就讓一些老謀深算的人得出這種結論：法庭畢竟不是按照數學的方法來解釋各種原理的，也不是按照那種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樣的理論來論述原則的，這使得普通人除非擁有技術設備才可以理解它的意義。這樣一來，一些富有知識的人就相信，法官們是憑藉他們的感情與直覺來解讀最高法律的；而改革大軍里那些最親切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勞工首領，就坦承，法庭只是那些已發財並且期望長治久安的人的堡壘。
從這些以及相似的信念出發，就開始了對法官實施罷免和對司法決定實施撤銷的運動。實際上，西部幾個州的論壇前已升起公民投票的幽靈；而其他一些州也進行了規定，它們的法院只有通過絕對多數票——根據具體情況需要，至少3/4或者2/5——才可以讓法令無效。這項運動漸漸擴及到國會，同樣引起了不安，各種各樣的提案紛紛出現，要求限制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力，比如主張採取這樣的措施：要讓一項法令或者法案無效，必須有7位法官同意才可以；國會通過兩院的特別多數票，就可以抵制司法方面的否決。很少挑剔的評論家是贊成這種觀點的：在司法方面有豐富學識的批評家，將有足夠的能力來避免如神諭一般的權威當局濫用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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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經濟立法與干預司法的廣泛鼓動，其實質代表着社會力量的一個深刻的運動，它最終破壞了“不要管我”的哲學。然而，就從它的整體來說，這場運動並不是表達得清晰有力的社會理論；從其產生出來的各項措施也不契合政治的鑲嵌圖。
倘若一位火星訪客研究了從這個國家司法機構源源不斷流出來的法律，他是不可能從它們的數量以及性質中察覺，人們是劃分成兩個主要黨派的，這兩個黨派輪流掌握統治權，但是因為總統選舉而在黨派中發生的命運轉變，卻和司法行動的過程極少或者壓根就沒有聯繫。民主黨人未否決共和黨人保證賠償鐵路員工工傷事故損失的措施；共和黨人也未反對民主黨人有關規定鐵路乘務員工作時間的措施。
的確，華盛頓或者州首府對新的社會民主措施的表決，並不總是依照黨的路線來進行。可以說，表決確實將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力量劃分成左翼與右翼，這表明它更多地是為了立法，而不是為了遵守黨派的教條。羅斯福追隨麥金利；塔夫脫追隨羅斯福；威爾遜執政8年；哈定短暫任職後於1923年去世，柯立芝有幸成為其下一任總統。每一個總統都和各式各樣的立法行動相關聯；然而很難發現有一項法令，在一般情況或者具體細節上，是他們中任何一個人最先設想出來並且作為一個黨派問題在全國提出來的。總統上台下台，州長與州立法機關更換頻繁，但是產生這種立法的社會力量運動卻是持續不斷的。它不受黨派的約束，不被單一的組織指導，也不受強大的領導力量的慫恿。當人們還能自由地調查、建議與擁護時，這些就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過程與產物。
倘若詳細考察個別聯邦法令的歷史，往往就會顯露驚人的複雜情況。某一個人，常常在開頭是模糊混沌的，有時也不了解整個程序，卻對他人提出一項措施；接下來就開始討論；或許還可以找到一個團體來推動這項事業。經過一段時間，它就可能引起國會的注意，或者牽扯進黨派利害的爭論中。在某些情況下，它從來不能登上政治舞台，而是在沒有黨指揮的情況下就制定成法律。
一項於1891年出台的重大措施就足以說明這個情況。這一措施為廣闊的森林保護地永久由公共所有準備了基礎。這項措施的歷史根源非常深遠，以致很難追溯清楚。早在1867年，一名沒有受到重視的土地局專員就曾建議保護森林用地；6年後，促進科學協會的一個委員會贊成這個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美國森林協會在一小群熱心分子（包括著名的B．E．費諾博士與E．A．鮑爾斯）的帶領下，讓內務部長約翰·諾布爾接受他們的信條；先是個別參議員隨後又有一些眾議員被說服了；最後，國會在還不完全了解這項法案的固有含義前，就將其制定成了法律。對此，克利夫蘭總統有些舉棋不定，但是羅斯福總統卻憑藉其特有的冒險精神，依據自己的權限確定了這項法律。在全國大多數人還未意識到這個伎倆之前，就完成了這個重大的成果。此後，保護自然資源就成為全國人民一個固有觀念。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當更加重大的或者至少是比較重要的利益產生矛盾時，立法活動就遵循正規的政黨路線，首先是在密屋內謀劃出來，然後通過激烈的討論，最終在那些公認的事情中找到歸宿。的確，在這一世紀最後25年裏，聯邦法令中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法令，比如規定鐵路的運費率，僱主應承擔的責任，累進遺產稅、所得稅，以及人民選舉參議員，都是先由一些小派別——綠背黨人、平民黨人、社會黨人，以及其他倔強的鼓動者——向公眾推動而成的。在每次情況中，主要的政黨最開始都否定提出來的改革計劃，保持謹慎的沉默，或者以一句毫無意義的話來打發它。然而，隨着宣傳日益深入人心，迫切需要行動起來，於是處在高位的政黨首領就出來支持那一度被視為可怕的改革，最終讓它在具體的立法里呈現出來。
就是遵循這樣的路線，那些被排擠的思想就漸漸受到那些體面的人的關注。“我們要求實施累進所得稅，”平民黨人在1892年宣佈。共和黨的主要支柱約瑟夫·喬特，曾在最高法院抨擊1894年所得稅法時驚呼：“我們在你面前予以批判的這個國會法令，它的目標與傾向都是共產主義的，而且是維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叫我怎麼稱呼它們好）、平民主義的原則的，就好比世界上任何政治集會中曾講過的那樣！”然而羅斯福總統卻在1907年的咨文中表示，“適當形式的累進所得稅，將是聯邦賦稅中符合需要的特點。”這樣一來，繼羅斯福之後擔任總統的塔夫脫就別無選擇了。就像我們之前已說過的，到1909年，國會就把批准聯邦所得稅的憲法修正案提交至各州。在短短的4年內，也就是在威爾遜的任期內，喬特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稅就成為聯邦財政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儘管威爾遜的黨在1904年的時候還不敢對這個問題——即這個“新”民主制度的戰略作出任何公開的聲明。
通過頗為相似的逐步滲透的辦法，讓全國廣泛流行着這種意見：整個發財與享樂的制度，事實上是由少數最高的受益者所掌握的，他們利用各種形式與空話來統治這個國家。“在1/4世紀以上的時間裏，我們親眼看到兩大政黨為權力與掠奪而進行戰鬥，”平民中有人在1892年說道。“我們反對由掠奪成性的公司掌控政界，”布賴恩在不久后寫道。“在這一表面的政府後面，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無形政府，它對人民既不忠誠，也不承擔任何責任。摧毀這一無形的政府，瓦解腐敗的企業與腐敗的政界之間的這一不神聖的同盟，是目前政治家的首要任務”——進步黨1912年的綱領這麼寫道。
“倘若你到華盛頓去，並且試圖了解你的政府，你總會感到，當你謙虛地聽取他人的意見時，真正和你商量的人，都是一些持有最大股東的人——比如大銀行家、大製造商、大商人、鐵路公司領袖以及輪船公司首腦。……現在的美國政府是特殊勢力的養子”——這就是同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伍德羅·威爾遜所宣揚的“新自由”的福音。
一年後，下台的總統塔夫脫教授從耶魯大學的學術園林內觀察這個世界，他宣佈，他無意“低估西班牙戰爭后政界、企業界與社會中流行情況的危急性質，它好像已經凝結成由大聯合企業對所有事物的嚴格控制。……這表明人們普遍驚恐是有道理的，考察過這個情況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
沒過多久，伊萊休·魯特這位曾由羅斯福總統派去通知紐約州的選民主張實行“人民的統治”，如今他在紐約州的制憲大會上驚呼，從事實而論，近40年來，人們被黨派頭子的“無形政府”所統治。談及當代，他表示：“普拉特先生統治了這個州；長達20年之久。要注意，不是由州長統治，不是由立法機構統治，而是由普拉特先生統治。州首府不在這裏（指奧爾巴尼），它在百老匯大街49號；在普拉特先生與其追隨者那裏。……在我和州政府來往的40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州政府並不是由任何一個獲得憲法或者法律批准的人來統治。”像這種奇異的理論竟由一些非常體面的人說出來，難怪一些在文化上與觀點上比較粗率的人會感到奇怪：通過算術上的多數來計算的代議制政府理論，是否是根據信仰教育的教規里所規定的方式在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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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來說，這就是實踐與輿論的趨勢，它讓共和黨組織在1912年開始分裂，並且打算組織一個自覺地從事社會政治的新黨。毫無疑問，這件事情已醞釀許久。保守的共和黨人在他們那個毫無變化的世界裏看起來是心安理得的，繁榮興盛的旗幟在他們頭上驕傲地飄揚，酒足飯飽的象徵被他們牢牢掌控在手裏，然而命運卻抵制他們。的確，西班牙戰爭后，企業得以恢復，甚至超過了樂觀派的預測；事實好像是，“悲觀派”之口已被麵包堵上，而平民主義也已像丹尼爾·謝司那樣死去。然而，在這十拿九穩的時候，一場悲劇改變了事物的面貌——麥金利總統被謀殺——總統轉由西奧多·羅斯福擔任，而那位紐約州“自由自在的領袖”普拉特參議員，還在羅斯福擔任副總統時就恨不得活埋了他。這名新的行政領袖打算安撫他黨內的那些首要人物，他馬上宣佈一切遵循舊章，並且保留了麥金利任期內的內閣成員，然而持懷疑態度的人們依舊惶惶不安。
在共和黨這一龐大的總部內，羅斯福幾乎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其獨一無二的角色。他並非是從黨紀律批准的台階一步步從低位上升至高位的。羅斯福出生於紐約市一個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並不是一位通常意義上的白手起家者；金錢鋪平了他的童年道路，讓他得以受到大學教育，並且保證他可以安身立命。他沒有後台保證，完全憑藉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從而磨鍊了自己的個人主義；他也未經歷過艱苦的鬥爭，而是通過常規的制度爬到高位；他從富豪那裏收取可觀的律師費用，以便讓自己擁有事業順利的律師所具有的心理與習性。的確，很早之前就已發現，他對律師界的道德觀念並不感興趣。多年來，他游移不定，涉獵了文學與政治，但在這兩方面都沒有取得什麼成就。
羅斯福的經歷是變化不定的，他曾是紐約州立法機關的成員、城市警察局的專員、哈里森屬下的行政專員、麥金利屬下的助理海軍部長以及西班牙戰爭中的上校。閑暇時，他就研究與寫作歷史，總是以浮誇的道德觀念，精心設計的華麗辭藻來褒貶史實。在業餘消遣方面，他熱衷於騎馬打獵，也經常打網球。不像那些在小木屋或者牧師住宅出生的政客，他在大城市出生，熟悉其幽暗的衚衕，其中隱藏着貧窮的災難；也了解廣闊的林蔭大道，幸運在其中歡歌笑語。實際上，他心不在焉而又多愁善感，這讓他和塞繆爾·斯邁爾斯筆下那位純粹憑藉意志而從真正貧窮的狀態下爬上階梯的主角區別開來，成為一位精於世故的人。他自小生活在舒適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所以他的精神也符合那個階級，就像手適合於手套一樣。
如此一來，因為天性與教養的關係，羅斯福並不理解或者同情那些激進的富豪或者勞工領袖。那些強有力的企業組織者，憑藉拿破崙般的想像力，鞏固了鐵路系統並且聯合起無政府狀態的工業，在活動中積累了大量錢財。在羅斯福眼中，他們作為一個階級，就是社會的公敵與令人厭惡的事物。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中的有利結果，超出所有政黨政治與資產階級道德規範，但是卻像天外之物，壓根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對我國那些典型的大富豪們，我並非不喜歡，但是我肯定不會特別尊重或者欽佩他們，也不相信他們，”他在1906年寫道。“不管在對外還是對內政策上，我不覺得他們可以提供合理的意見。”一年後，他又寫道：“我既不尊敬也不佩服那些大富豪，對他們而言，錢就是生存的所有內容；對他們而言，生活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大量的金錢，至於錢財是通過什麼渠道獲得的，他們幾乎根本不在乎。……我蔑視這種人，倘若他在生活中將掙錢看得比其他事物更重要，倘若他不去關注藝術、文學、科學、管理國家的方式、打戰的策略或者慈善事業的話。”
更有甚者，羅斯福還堅信，這些大富豪是不適合管理這個國家的，他們破壞了政治，而且對“社會主義宣傳的大幅度增長”擔負有一部分責任。但是，倘若說他曾批判鐵路大亨愛德華·哈里曼是一位“不受歡迎的公民”，那麼他也以同樣嘲諷的態度將這一稱號冠到了勞工領袖與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斯的頭上。他公開宣佈，德布斯這一派的人“已讓勞工運動嚴重喪失名譽，就像那些最壞的金融投資家或者最無恥的勞工僱主與腐朽的立法者讓資本家和公平交易的商人失去了信譽”。
羅斯福是在中產階級的學說中成長起來的，他讓自己的政治適應於那一階級的發財方式。當然，將政治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這一思想並不完全屬於他的創新。傑弗遜就曾表示，只要存在大量自由土地供農場主使用，這個共和國就可以持續下去——直到人們在城市中聚集起來，就像舊大陸一樣。麥迪遜預測到廣大群眾終有一天將不再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財產，就想憑藉政府的牽制與平衡，來摧毀對多數人的統治力量。韋伯斯特看見類似的結果，坦言要求限制財產擁有者的統治，期望廣泛分配土地，以此來拯救民主體制。
然而羅斯福卻是美國第一位這樣的總統，他公開建議利用政治管理的權力，按照中庸的原則來影響財富的分配。他在1906年寫給改革者雅各布·里斯的信中公開表示，他計劃“在立法所允許的範圍內，支持智力的發展，並且通過這種方式來擴散財富，也就是避免財富的過度膨脹與貧困的極度惡化。這就是我仍在為之努力實現的思想”。在正規的政治家眼中，這種覺得這樣的目的能夠由國家來實現的想法，是一種非常惡劣的異端邪說。然而羅斯福本人，除了建議對“膨脹的遺產與所得”課稅外，從來沒有非常清晰地說明，他更關心，一個財富力量這麼強大的政治制度，到底怎樣才可以轉變為更公平地分配財富的發動機。
儘管羅斯福在執政早期未公開發表過激烈的言論，但是共和黨內那些精於世故的首領——即那些賺了錢並且欣賞這種賺錢藝術的人——對他是表示懷疑的，甚至從未喜歡過他。紐約州那個有權勢的普拉特參議員就公開表示不喜歡他；然而在他尋找一個可以在1898年支撐這個州的人時，他選擇了這名在西班牙戰爭中出類拔萃的年輕上校，因為他深知一位英雄對群眾的吸引力。參與選舉的群眾對歷史研究中的咬文嚼字並沒有多大興趣，也沒心思去注意羅斯福在聖胡安山獲得聲名這件事上所籠罩的重重疑雲，他們歡呼着要將他送至奧爾巴尼。兩年後，羅斯福州長又在普拉特的幫助下坐上了副總統的寶座。
就是這個人，因為命運的安排，成為由馬庫斯·漢納、約瑟夫·坎農、納爾遜·奧爾德里奇、博伊斯·彭羅斯、約瑟夫·福勒克、約翰·斯普納領導過的黨的黨魁。但是，和他們的期望相反，羅斯福總統一直小心謹慎地前進着。他用簡單的話語總結了他最初執政的精神：“我們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窮人；我們維護正直的人，不論他是窮人還是富人。”他認為，公開性將糾正萬惡的托拉斯的弊端，鐵路運費率務必“對所有人公平開放”，自然資源務必予以保護，海軍務必加強，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聯合企業務必予以追究。所有這一切，任何一件都沒有過分走極端。“我無法說，”後來他又補充道，“我擔任總統時內心已懷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有遠見的改善社會的計劃。”然而，他批判了“大富翁中的反面分子”，“魯莽草率的蠱惑家”，“對公共土地的欺詐行為”，“官員的貪污腐化”，以及“各式各樣不道德的行為”，而且他還曾發出一些有力的行政文告，幾乎每天都登上報紙的頭版頭條。如此一來，他就讓那些期盼“上下其手與保持緘默”的人感到提心弔膽。
對金融報紙的讀者而言，羅斯福的態度似乎是危險的，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民主黨總部堅信，1904年時，一位保守而無傾向的候選人，就可以掌握整個國家。所以，性格急躁的布賴恩被拋棄了，人們轉而支持奧爾頓·帕克，他是一名冷靜沉着的法官，管理過紐約的最高法院。而且還提出過一個有所迴避的政綱，其中就規避了所得稅這一問題，以此來拉攏選民。另一方面，倘若說共和黨一些首領對過去美好的日子仍戀戀不忘的話，他們除了選羅斯福來繼承外，也別無他選。漢納在這次競爭開始前就已去世，其他政治家也沒有誰強大到足以超越羅斯福。在這次競選里，大公司出人意料地慷慨大方，給兩個主要政黨都贊助了資金，其中對共和黨更慷慨一些，儘管也不忘照顧對方的需求。
羅斯福以絕對優勢當選后，立即開始獨立地進行統治，他在和自己黨的指導者們打交道時變得更加嚴厲了，也更加堅定明確地執行他的各項建議。他在第一任期幾乎未做什麼重要的立法；但是在第二任期卻採取了一些有顯着意義的措施。州際商業委員會的權限擴大了，它可以批准合理的鐵路運費。由參議員貝弗里奇主張，1906年制定了反對食品、藥品與肉類摻假與不潔的法律，引來一片反對之聲，幾乎鬧得天翻地覆。某些鐵路僱員的工作時間縮短了，運輸業不得不賠償因公受傷的人。
在這段時期內，對托拉斯發起了幾次重大的起訴；嚴厲追究了偷盜公共土地者；對一些較輕微的不道德行為者，則將其鞭打出教堂。另外，總統的咨文、談話與演講數不勝數，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羅斯福用一些名詞術語自由地討論白宮至今為止忽視的各種社會問題，這讓那些習慣了90年代早期經濟行話的人大為驚訝。他提出了所得稅以及遺產稅的問題，所依據的理論為，迄今為止，財富並未根據公平與仁慈的原則予以分配。當聽到一名總統說，法學並非一種算術科學，“某些司法機關的成員在理解國家重大變化這一點上大大滯后了，他們從未想過，必須按照新情況對老原則加以新運用”，那些身穿禮服的紳士都為之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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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08年政治季節到來時，共和黨右翼首領們沉溺在這種希望中，覺得他們將順利地回歸酒足飯飽的時代。羅斯福堅決拒絕聽取要他再次做總統候選人的建議，但因為他的行為超出常規，所以很多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似的。在俄亥俄州，沃倫·甘梅利爾·哈定保證共和黨聯合會忠於“它之前的偉大領袖”——約翰·謝爾曼、馬庫斯·漢納、威廉·麥金利——曾闡釋過的堅定的共和黨綱領，力求讓福勒克參議員這名美孚石油公司的著名法律顧問做候選人。
然而，這派的黨領袖們並不吃他們主人這一套。就像羅斯福所說，他清楚他不能提名“一位極端進步或者過度保守的人”做候選人，因此就選擇他的陸軍部長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做自己的繼任人，塔夫脫最早在菲律賓，後來在華盛頓被從候補隊員中選拔出來擔任行政工作。因為有效地使用了聯邦庇護權，這名總統拉攏了足夠多的代表來保證他朋友的提名。即便最堅定的合法化鼓吹者也明白，沒有白宮的支持，沒有哪個共和黨人可以在騷動的西部獲勝。
那些民主黨領袖們已在1904年因為集結在克利夫蘭的舊旗幟下而遭受了一場可怕的災難，如今注意到對方陣營的這些活動，就再次向布賴恩舉起了白旗。在民主黨丹佛會議上，那位內布拉斯加州的政治家寫了一個激進的綱領，並且親自參加了拉拉隊，這讓人想起20年前那場令人目不暇接的勝利。但是，當11月討論這個問題時，布賴恩第三次遭遇失敗。“我永遠不會忘記，”塔夫脫在就任新職后不久給其大保護人寫信道，“我目前行使的權力，是你自願轉移給我的，我心懷感激地認為，你讓我做你的繼任人的選擇是正確的。”
就像一名訓練有素的觀察家在羅斯福1909年離開華盛頓時所說：“這一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如今已不礙事了。”從愛好上說，塔夫脫總統是一位律師，從性情來看，他是一名法官，他的根基與思想都是保守的，就像他自己所說，他深信“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們就熟知的道德原則的穩定性”，他完全不可能雄赳赳、開口大笑地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從觀點與行為上來看，他是講求實際的，覺得他的責任是清查存貨而不是沿街兜售和讓公眾隨時保持激動的心情。
然而，塔夫脫確實比其前任引起了（或者不管怎樣是主持了）更多的立法活動。他開始處理羅斯福有意規避的與關稅有關的難題，但並未表現出獨斷專行的作為。當兩位老派的紳士（眾議院的佩因與參議院的奧爾德里奇）提出讓人聯想起1897年這一國家情況的歲入法案時，塔夫脫總統採取了溫和的態度，而他的黨卻因此鬧得四分五裂，來自西部農業州的10位著名的參議員投票反對這項措施。當所得稅法案被提交至國會時，他出面幫助保守分子，督促用憲法修正案來取代它。另外，塔夫脫贊同建立郵政儲蓄制度的措施，這一制度曾被批判為社會主義的，但後來發現它對儲蓄銀行有利——它能夠從一些隱蔽的地方吸收大量存款，以低利讓私人銀行家使用。塔夫脫還通過了另一個“社會主義的”提案，也就是郵遞包裹；在遭到捷運公司長久來的反對后，終於在國會獲得了批准。
塔夫脫總統利用自身的權限，提出一系列反對大公司阻礙貿易的訴訟案，並且因為最高法院的司法命令而取得成功的滿足，這些司法命令瓦解了美國煙草公司與美孚石油公司，讓它們成為數個能相互競爭的康採恩。然而，倘若這算得上是勝利的話，那對塔夫脫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因為最高法院將它們搞砸了。最高法院曾表示，只有那些“過分”阻礙貿易的聯合企業才受到這項法律的禁止——這個觀點引起了布賴恩與所有提倡對托拉斯發起戰爭的人的一片憤怒。
在管理自然資源方面，塔夫脫牽扯進保守主義正統派與老式自由派之間的爭吵中。他被逼得走投無路，違背自己的意願，參加到後者中，取消了林業局長吉福德·平肖的職務，而平肖則是羅斯福的摯友，保守運動的宣揚者。這些行動在報紙上掀起一場異常激烈的人身攻擊，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卻極少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總統在1910年夏簽署的兩個基本法——其中一個是將公共土地中農業用地的表面及其下面的礦藏權分離開來，另一個則是從被侵佔的土地中將水電地址收回來。
實際上，這個時候，一場政治風暴已猛烈地刮起來；左翼造反派正從眾議院壯大起來。早在1910年，農業州的共和黨人與歡欣雀躍的民主黨人就聯合起來攻擊議長約瑟夫·坎農，他多年來就根據舊制度的利益操控這架立法機器，如今經過激烈的爭論，取消了他擔任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在這年的秋季選舉中，民主黨人大獲全勝，獲得了眾議院的大部分席位。這個時候，全國充斥着“威脅”與“攻擊”的火藥味，報紙紛紛以大標題刊登，讓普通民眾都為之喜悅。
民主黨人忠於政治傳統，在堅定的共和黨人的幫助下，批准了各式各樣的削減普通消費品稅率的議案，盡最大力量來困擾這個總統。這些議案馬上就被否決掉了。參議院因為派系紛爭，就大肆砍殺塔夫脫和英國、法國談判的仲裁條約，迫使其放棄推動國際和平事業的計劃。塔夫脫總統不顧造反的與規矩的共和黨人的抗議，讓國會批准了和加拿大實施互惠的法案，然而荒謬至極的是，加拿大的議會沒有批准這項方案，從而讓他的計劃徹底落空，這讓塔夫脫總統非常懊喪。如此一來，塔夫脫在各個方面都遭到了廣泛批評，未獲得任何一點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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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算召開下一屆總統選舉時，共和黨內持不同意見者在他們歷史性的名稱前加上“進步”二字，開始集結在拉福萊特的領導下。他們組建了一個聯合會，目的非常明確，即及對提名塔夫脫，邀請羅斯福參加他們發起的這場戰鬥，而且在遭到羅斯福本人的拒絕後仍不泄氣，盡全力督促這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成為候選人。
當這些造反者面臨黨內反抗的危險時，羅斯福則袖手旁觀，有時還通過自己的方式向他們提供一些炮彈。他針對這個國家的一些戰略要點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其所宣揚的理論讓他曾經的同事普拉特、奧爾德里奇、巴恩斯以及坎農都震驚不已，覺得他是徹底瘋了。他抱着政治家中不常見的堅定態度，批准對托拉斯進行嚴格管制，實施累進所得稅，全面保護自然資源，精心制定勞工立法，實施直接預選制、創製權以及複決權，廢除行政官員職務，由人民來複審有關社會改革合法性的司法決定。1912年2月，7名共和黨州長宣佈，為了創建好的政府，需要羅斯福當總統候選人，於是這名不依不饒的上校回應道，倘若是正式提名，他將接受。
“我參加競選了！”羅斯福非常興奮地歡呼道，他提出了一個可以吸引這次政治比賽中運動員的口號，並且為了控制共和黨會議的激烈鬥爭搖旗吶喊。塔夫脫總統則按照習慣性的方法，開始爭取南部各州的代表，因為南部一些佔主導地位的共和黨人都是聯邦的官員，與此同時，他還在其他目的上熟練且謹慎地運用那架庇護機器。然而，在北方共和黨佔優勢的各州里，尤其是在新的預選制度下讓選民可以直接表達自己觀點的州里，這兩個有名的競爭者不得不到各地進行演講，在熱情洋溢的群眾面前互相攻擊。
當這次競爭已經結束，大會已舉行時，統計結果顯示，有252席是“存在爭議的”。被正規共和黨員支配的全國委員會表現出某種法官式的沉着冷靜，開始聆聽對手的辯論，但結論則是在事先就已做好的。經過法定的辯論后，辯論各方通過這樣的方式作出決定，讓塔夫脫在會議上贏得絕對性的多數票，因而大部分羅斯福派的代表在大呼“騙人”聲中退出會場。事情平息后，塔夫脫立即被“殘餘議會”重新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他們真心希望，美國能從危險的激進主義浪潮中擺脫出來。
進步的共和黨人與正規組織決裂后，除了忠實於拉福萊特的那部分人外，都開始着手組織一個新黨。8月間，他們在芝加哥集會——自1856年共和黨人“造反”以來，這次集會是本大陸由有名的指導者組織的最奇異的政治集會。那些典型的政客、經驗豐富的官員以及地方首領的最無情的經理人都未參加會議；改革者、理想主義者以及羅斯福的“極端分子”成員則填補了這些空缺席位，聚集在委員會的各個辦公室中，其中有18名婦女代表。另外，還有一場基調演講是由芝加哥著名福利區赫爾大院的簡·亞當斯發表的。
為了完成這宏圖，羅斯福親自參加了會議，進行了忠誠的表白，在熱烈的掌聲中接受提名，並且和各派熱心者一同起草綱領。當最終通過綱領時，在這一集體的忠誠表白中批判老的黨是“腐敗勢力的工具”，批准了直接政治的設計，並且以黨派文件中罕見的準確性，贊同了當時已在實現過程中或者至少是在宣揚中的一系列特別建議。25年來，一直在黨派紛爭的怒火下開闢自身道路的美國經濟立法的主要傾向，首次成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明確信條的中心。
與此同時，民主黨人也在竭力利用自己的機會。他們在巴爾的摩全國大會的第7天發起了第46次投票，提名新澤西州州長伍德羅·威爾遜當該黨的總統候選人——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人物。威爾遜出生在一個富裕村莊的中產階級牧師家庭。他於弗吉尼亞州的斯湯頓村出生，在長老會教派的庇佑下，成長於喬治亞州的奧古斯特與北卡羅萊納州的威敏頓。除了因入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短期居住在巴爾的摩外，他一輩子都生活在小城鎮裏。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了古典文學與數學的訓練，所以避開了自然科學的消融性影響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化鼓動。然而，因為是在南方長大，他習慣使用傑弗遜民主黨的語言，就如擁有奴隸的貴族曾使用過的一般，而且他也有點像種植園主一樣，憎惡那個在保護關稅下興盛起來的階段。
威爾遜意識到在佐治亞州一個鄉村小鎮當律師，不但無利可圖，而且也不愉快，於是就轉而從事法學與政治學的教學生涯，他從布賴恩·莫爾的女子學院轉至康涅狄格州米德爾頓的韋斯利安大學，再轉至普林斯頓大學法學院。在開展學術活動的過程中，威爾遜寫了大量關於法律、歷史與政治的著作，但是沒有哪一本對廣大工業地區的凄慘景象或者羅斯福所描繪的群眾與富豪階級間的鬥爭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從威爾遜的事業與著作中來判斷，威爾遜四處被認為是一位老派的保守民主黨人，他對共和黨的家長作風以及新民主的社會主義都很憎惡。準確地說，威爾遜的哲學觀點是，既討好南部種植園主，又不讓輸入貨物與資本的商人感到恐慌。的確，這是一個克利夫蘭或者個人主義的角色，堅定且穩健，使得《北美評論》與《哈潑斯周刊》（兩家都是支持摩根的出版物）的主編喬治·哈維向公眾透露威爾遜是總統候選人；有一次，威爾遜教授曾在他的學術園林中私下表達自己的希望，布賴恩可能通過某種方式被“擊得一敗塗地”，所以這種推薦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雖然這樣，威爾遜並未因為公開批判布賴恩而在這位內布拉斯州的格拉古的擁躉中招惹上難纏的敵人。倘若說，他在50歲生日時還未承認平民黨人曾提出的任何異端邪說，那麼在另一方面，除了擔任普林斯頓校長的那段短暫時期外，他也從未和大企業的主人們——金融界與企業組織的拿破崙們——有過密切的聯繫。這一短暫的例外，在威爾遜的內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當他為了維護學術利益而試圖打破由普林斯頓大學中富裕學者所維護的排他性俱樂部制度時，就遭到那些富人的大力指責，因為他們是這種制度的得益者與獨裁者。
威爾遜在普林斯頓的爭議中大獲全勝，被遵循老路線的民主黨頭目們提名為新澤西州長，因為他們當時感覺到地方上動蕩不安的情況，要求一位好人而不是一個政治鬥爭中的老兵來擔任候選人。威爾遜坐穩總統寶座后，實施了一條新路線，這讓他的支持者們很沮喪。他逼迫立法機構批准了一項直接預選法律，一項對工人進行賠償的法案，以及一個管理公用事業的計劃，所有這一切都是進步制度的象徵。在西部的旅行過程中，威爾遜拜訪了布賴恩，向這名維持本黨均勢的戰士致敬。大概就在這時，他宣佈自己承認創製權與複決權，並且對提倡直接政治的造反者表示同情。倘若說保守分子覺得他們能夠相信這個在青年與中年時期走穩健路線的人的話，那麼如今有激進主義傾向的支持者們也可以指出，這個謹慎的學者因為其經歷而變得進步了。他的那些經理人可以根據情況的需要，運用其歷史中的任何一章。
在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之後，威爾遜立馬開展了一項運動，這表明他極富有策略手段。他以出色的口才表示，長久以來，聯邦政府都被工業大亨們統治着，並且還宣佈，實施“新自由”的時期一到來，所謂新自由，就是恢復下層中產階級、貧窮的農場主以及城市勞動人民在華盛頓的合法權威。當被要求詳細闡述其法案時，威爾遜回答道，他不是在談論“措施或者計劃”，而是在闡釋“我們政治中的新精神”。
這一步驟非常有力量，因為對進步人士而言，它保證會對“利益集團”加以打擊；而對怯懦的保守分子而言，又不會由於可怕的布賴恩式的內容而引起激動。然而它也存在弱點——就好比選舉結果所表明的——因為，儘管威爾遜獲得的票數遠遠超過帕克，但是卻落後於布賴恩在其每次選舉中所達到的票數，也比他的對手加起來的票數少200萬張。實際上，他未在任何一個州獲得多數票。顯然，這是因為共和黨內自相殘殺的鬥爭導致的，而不僅僅只是因為他的綱領吸引力不足。這項綱領讓威爾遜獲得了絕對性優勢的選舉人票數，並且恢復了傑弗遜與傑克遜的黨對聯邦政府的領導。如此一來，民主黨人在徒勞地嘗試了激進的與保守的候選人，並且在沙漠中踟躕了16個歉收之年後，在全國一片混亂的風暴里，出乎意料地作為一個少數派集團掌握了政權。
威爾遜總統擔任新職后，就在國會對本黨實施高壓措施，而且在他就職治事之前，就向全國闡釋了自己那些最著名的全國性立法計劃的理論含義。這些法律是在內戰以來同樣長的一段時期內製定的，它們主要是為了“小人物”，也就是種植園主、農場主以及有組織勞工的利益而制定出來的。半個世紀以來，這還是首次這麼大幅度地削減稅率，喚起了人們遠古的回憶。對貨幣與銀行制度以類似傑克遜的精神進行了細緻的檢查，以便保證更大的靈活性，更大範圍地分配了財力，並且建立了比單獨實施金本位制時更廣闊的基礎。反托拉斯法，也就是克萊頓法，包括冗長且詳細的說明，迅速擺到了大公司的面前，並且成立了一個聯邦商業委員會來避免不公平的商業活動。按照拉福萊特的海員法，勞工獲得了一種分期付款；依據一項措施，工會免受反托拉斯法的影響，而且還為火車乘務員規定了8小時工作制。農場主所獲得的部分，包括稅率方面的許多優待與農貸法，讓他們在政府的幫助下打擊了借款的高利率。“我們覺得，我國遭受到特殊的權利、邪惡的稅率、過時的銀行法律以及僵硬的貨幣制度的阻礙。我國的外交事務遭受到商業勢力為自身目的而進行的統治。……在我們的經營下，在我們堅定的領導下，這些弊端已得以糾正，從此，我們的人民自由了。”民主黨人在回顧了威爾遜總統的成就后，於1916年得意地說出了以上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