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走向社會民主（1）
那些專註於帝國路線、煤炭噸數、鐵路里數以及棉花包數的精明政治家，在20世紀初，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滿足溫飽的鍍金時代以及無限開拓美國土地的時代永遠不會結束。然而，除了商品生產外，他們卻對正在美國發揮作用的其他因素一無所知。農場主感受到農業革命的逼近，在漢密爾頓—韋伯斯特信條新的運用下，他們越來越不安。不斷壯大的產業工人大軍，團結得越來越緊密。在社會理性上，科學正在向公共馬車時代所傳承下來的智力形式發起挑戰。
總而言之，這些累積起來的力量，既複雜又相互影響，正在影響着公認的事物秩序。觸及生活與勞動各方面的工業改造誕生了。然而它還是太年輕，本身還無法被稱作公認的秩序；在發明、技術以及資本家雄心的推動下，它的確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因為兩個政治人物的活動，這種體現在國家生活中的無情趨勢越來越明顯了。這是自安德魯·傑克遜時代以來躋身於高位的兩個最富有活力的人，他們分別是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這兩名國務活動家，在事變過程中，是因為偶然事件而不是因為政黨經理人的意向，爬上了連凱撒都可能垂涎的權力寶座。
1
研究美國民主制度里這些未預見到的趨勢，其邏輯的出發點是，總結一下繁盛時期發財與享受的制度。就像我們之前已指出過的，美國思想的普遍趨勢以及美國政治實踐的體制，長期以來就是和工業財產的眾多所有者的要求相統一的；這些人在較為幸運的農場主的扶助下，統治着整個國家。他們所奉行的哲學是最簡單的陶立克式：國家與社會不算什麼；個人才是一切。政黨是那些紳士們與有時間開展公共事務的人的一種私人聯合；其實用目的就是，借愛國主義與公共福利的名義來控制政府，並且在司令員、兵士以及隨營人員中分配政府職務。政黨應怎樣管理它的核心會議、大會與委員會，這和普通公眾沒有什麼關係；倘若政黨領袖賄賂選民以促使他們去參與投票，那隻不過是在干一件相互有利的事情。禮儀僅僅只是提醒他們不要搞暴行而已。
在那些古老且美好的自由年代裏這麼組織與領導起來的政黨，事實上就是一支常備軍。倘若它控制了政府，其官員與手下就將生活在富有之鄉；倘若它失敗而被趕下台，它將整頓隊伍，節省開支，計劃以巨大的熱情去奪回失去的天堂。當一個政黨控制了州的、地方的以及全國的政府時，它就可以關起門來在核心會議以及秘密小組中指定法律並開展行政事務，不用擔心公民們的干擾——直至下一次大選當僵局似乎又要被時間與事件的洪水衝破時為止。倘若在地平線上察覺群眾造反的跡象，那麼各種反對派力量的官員就將在共同的危險面前迅速聯合起來，並且控制住選舉。要是有必要的話，選舉可以在酒館中進行，並且伴之以狂歡飲宴與暴力行動，或者用假票投入票箱——這種做法非常普遍，以致讓人感到的只是幽默而不是憤怒。
和這個時代相適應的是，崇高的政治界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因為某個主教轄區仁慈的恩賜，個別浮想聯翩的婦女們曾冒險問津選舉，但是戈德的《婦女寶鑒》中一名作者卻以這樣的話予以回答：“在具有端莊、典雅、隱居精神以及女性溫柔的人中，有多少人不願將那些艱難而煩瑣的任務委諸於她們的丈夫、父親與兄弟身上呢？在那些除了社會交付的所有任務外，還擔負有愛情、友情、教育與慈善事業責任的人中，有多少人願意擔負起政治的重任呢？我相信，我希望，這種人是極少的。”這種信念與希望看來是非常有依據的。
在鍍金時代，個人管理他的財產，也和政黨的核心會議一樣，是不受國家干預的。政府的干預是一件壞事，是對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的違背，除非這種干預是維護秩序，給鐵路創辦人提供津貼，或者為製造商提供保護與補助。除了這些微妙的例外情況，國家的重大責任就是不干預私人事務。可耕地、森林、水力以及礦藏等巨大的國家資本，毫無限制地或者毫無保留地讓與或賤價出售，以便使用或者潛在地壟斷。農場主們既然已不費吹灰之力地從國家分得很大一部分贓物，所以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去大力阻礙鐵路公司、木材公司與礦山康採恩分得它們專有的那一部分。老實說，佔有與開發的規則已是非常慷慨了，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那些進入與佔有公共土地的人，沒有一個是完全遵守規則的條文與精神的——實際上他們是那麼漫不經心，使得羅斯福總統在閱讀公共土地委員會的報告后也大聲驚呼，在土地轉讓的過程中，處處都存在欺詐行為。當國家土地正在激烈地進行瓜分與分配時，鐵路公司也在專橫地統治着它們各自的領域。它們肆無忌憚地進行吞併與聯合，給喜愛的運主提供回扣，為了某種原因而歧視一些城市與港口，毫無限制地給新大陸、舊大陸那些容易受騙的公眾發行大量股票與債券，無動於衷地宣告破產，按照“運輸可以負擔”的通用原則規定運費。
聯邦政府除了利用善行來養肥資本家的企業外，還對所有者的稅負很是體貼。事實上，它所有的實際收入都來自對進口商品比如威士忌酒、煙草、啤酒與葡萄酒所徵收的間接稅——聯邦政府非常高明地將它們分攤給消費者。儘管州政府與地方政府是按照一切財產都應繳稅的理論行事的，但又認為要發現與登記那些深藏在櫃中的虛渺的股票與債券是非常困難的，即便最精明的稅收估定者也不可能掌握櫃中的秘密。各個州委員會陸續宣佈，普通財產稅是一場滑稽劇，在無形證券上逃避稅收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總而言之，在任何一個地方，沉重的所得稅與遺產稅都沒有讓那些一心想要發財的人感到苦惱。
對於那些在他們工業中傷亡的工人，他們也從來不會因為責任而感到煩惱。一位在工廠中失去一隻胳膊的工人，一名被滾軋機壓死或者在礦洞中窒息而亡的工人，他的家庭只能認命，承擔這個行業的所有風險；只有在僱主感到自己犯了疏忽之罪時，失事家屬的損失才可能獲得賠償，但是即便如此，也照例要經過冗長、曲折且耗資巨大的訴訟。所以，依照一條古老的法律詭辯，不能以強迫財產所有者擔負社會遺棄者的責任為目的，來侵犯他們的神聖權利。按照一條同樣漂亮的準則，產業工人和舊時南方的奴隸不一樣，他們的失業是不能歸咎於企業的；他們所承擔的風險也是受到政治經濟學慈善規律的限制的。
關於發財天性的法律問題，和普通的司法問題一樣，都是由政府的司法部門來小心管理的。最終其功效就充分顯現出來了：州立法機構計劃通過法律來規定鐵路以及其他公用事業公司的收費標準，但是法院卻迫於聯邦憲法無可辯駁的邏輯，不管這種收費到底合不合理，就終止了這一正當提出的法律；也就是說，讓企業所有者獲得巨大的利潤，就像憲法第14條修正案精心制定的條文中所保證的一樣。紐約州立法機構懷着一種改良的心情，規定麵包房的工作時間為每天10小時或者每周60小時，然而華盛頓的最高法院卻覺得這個法案明顯侵犯了“被第14條修正案保護的私人自由”。紐約州立法機構在另一次會上也打算讓在工業中受傷的工人更易於獲得賠償，但是該州高等法院又以憲法規定的自由為名否決了這項提議。
在企業朝氣蓬勃的早期階段，政治與經濟慣例的極端複雜性，其一般情況就是這樣。與一幅更大的可以表現濃淡明暗的畫布相比，在這有限的空間裏，其筆觸與輪廓自然要粗獷、鮮明得多。然而，這幅由私人信函與公共報刊提供的證據所勾勒出來的主要輪廓的畫卻是準確且可靠的。倘若必須確定其準確完成的年代，那麼可確定為1880年，恰好是從林肯當選總統（它敲響了種植園統治的喪鐘）到那個世紀結束之間的中段。然而，就在這時，發財與享受的雄偉制度依舊像盛開的鮮花，沒有絲毫缺陷來毀壞它的對稱美。那些發了財與盡情享受的人宣佈它是好的，而且似乎覺得它將以輝煌的形式一直存續下去。然而此時，它已成為很多方面猛烈攻擊的對象；還未經歷一代人，它就已搖晃不定，而且基礎已被破壞，以至那些建造它的老年人覺得（或許是因為過度的恐懼），廣闊堅實的大地正在他們腳下化為齏粉。
2
在追溯這個衝突所帶來的變化時——倘若這些變化是由像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那樣的機構實現的，那就可將其稱之為革命——美國民主制度的過程能從美國非常複雜的聯邦管理制度中看出來。這一總戰役的各個戰鬥，都是由公民的某些活動集團開展的，他們在這座由300年的大勢所倉促造成的巨大建築里，從不同的射角、棱堡、塔樓或者出入口發起攻擊。在各種陰暗的角落與公開的大會上，進行了襲擊與煽動，比如在市議會、州議院、婦女傢俱樂部、工會、保護農業社會議、改良社會、政黨核心會議以及大會、美國國會、法庭的密室與審判庭、政府大廈以及報刊編輯室里。
在戰爭中充斥着交易、交換、討價還價與鬥爭。任何一個政治家都無法想像可以從一個更大的整體來進行細微的調查，或者是預測到命運的趨向。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將結果歸功於自己，或是逃避結果的責任。必然不會出現政治救星來指明道路，或在人人都可以看到的高處煽動參與者進行爭吵。倘若某個認真負責的人想借鑒1880年的美國思想與1927年的美國制度，他必然會引來哄堂大笑。這麼大的破壞給人類小小的詭計開了一個致命的玩笑！
黑格爾的歷史理論再次得到印證：發財與享受的制度產生了它的對立物——向其權威與條件發起挑戰的力量，以致要重新考慮它的規律與道德觀。在適當的時機，那些長期暗中發揮作用的因素，就會隨着力量的爆發向上沖，讓最強硬的當事人也無法忽視。那些在車間、工廠與礦山工作的工人，一直以來都對物質的現實情況很清楚，最後這種現實情況也終被他們所認識，他們的工作就是了解當代社會中紛繁複雜的情況，判斷事物的是非曲直。在精神與物質衝突中產生的思想，影響了美國“智力氣候”的範圍，讓那些包含實質與活力的話語成為過時的東西，並在合適的時候讓它們變成南轅北轍的思想形式。“難道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永恆的東西嗎？”當時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大聲疾呼。“除了變化，沒有什麼永存的事物”，他的一位同事這麼回答道。
在促使政治活動進入新軌道的諸多力量中，沒有哪種力量比產業工人不斷壯大的組織更強有力了。在經歷了鍍金時代的一些小衝突后，美國勞工聯合會在會員與財力上都得到驚人的發展。1900年它僅有54.8萬名雇傭勞動者會員；14年後，會員人數已超過200萬。沒有加入勞聯，但對其目標懷有兄弟般憐憫心的，還有鐵路兄弟會與處於獨立地位的幾個小協會，他們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又將登記在冊的工會會員人數增加到50萬。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裏，曾在紐約市一間骯髒的裏屋開始其事業的勞聯，為華盛頓一棟莊嚴的7層辦公樓舉辦落成典禮，美國總統出席典禮並致詞祝福。在奠基石上刻有這樣的話：“這棟大廈是為勞工、正義、自由與人道事業提供服務而建造的。”從漢密爾頓最後一次兌現聯邦公債后的100年裏，由火車司機兄弟會這一龐大的勞工團體控制的企業與銀行，其資本總數遠遠超過漢密爾頓在1790年舉措的國債總數。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們來自威廉·詹姆斯所說的“頑強的與無法縮小的事實”範圍內。
美國婦女生活的變化也同樣冷酷無情，這記載在工業調查的報告裏。到1870年，有收入的職業婦女已達到婦女總數的15％左右；到19世紀末，這個數字達到20％。近期，在威廉·佩恩的友誼公會教徒聚居的費城，10歲以上的女性中有近1/3在為工資而勞動；而在眾多新興工業城鎮（比如馬薩諸塞州的福爾河市）里，超過1/3的女性都在工廠、商店與辦公室工作。另外，1890年，有不少於50萬的已婚婦女是雇傭勞動者，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加；到1910年，全國已有近1/4的婦女在從事有收入的工作。
很明顯，由漢密爾頓制定的這一製造業制度是永存的，而且美國勞工聯合會最終於1892年正式宣佈了這個事實。就在同一年，勞聯主席塞繆爾·岡珀斯委託瑪麗·肯尼組織了一次改革運動，號召婦女參加工業。當然，在工廠制度初期，婦女也曾組織過很多暫時性的社團；它們被准許加入一些地方的、全國的以及國際的正規工會，其中包括在19世紀興起的勞工騎士會；而且她們還多次參加要求縮短工作日與提高工資的鬥爭。然而當時，她們在工業中的持續影響還無法獲得勞工聯合會大部分高級領導人的賞識。
在婦女中任命一位正式的組織員，這開啟了美國工人運動的新階段。這件事是在芝加哥設立聯邦勞工聯盟與波士頓建立類似組織后沒多久發生的；最終，在1903年舉行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年會上，就由全國婦女工會聯合會負責去號召婦女參加聯合行動。這個婦女工會聯合會向這個全體工人的組織保證，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實行8小時的工作制，維持美國生活水平，以及讓婦女擁有平等的公民權。這個在婦女中開展的運動緩慢而又持續地發展壯大，在思想上獲得傳播。聯合會成立7年後，在製造業中受雇的婦女，有近6％加入了工會，而男工加入工會的有11％；下一個十年結束時，這一比例是18％對23％。
這些數字是很打動人心的，但是還無法反映全部事實。因為會計人員對於這些工業領域內的活動報告，讓中產階級中大多數一知半解的人感到不安，將工人運動中的衝突與問題帶入有閑階級的圈子裏，從而有利於清除鍍金時代傳下來的輕鬆自在的社會話題。這些生機勃勃與堅韌不拔的婦女雇傭勞動者，也就是受過教育的婦女就這樣進入了競爭的世界；而如今依據自己的權利享受財產的富有婦女（即便是已結婚的），又更新了自米勒德·菲爾莫爾與詹姆斯·布坎南時代傳下來的眾多思想方式。萬花筒在快速轉動，呈現出一片光怪陸離的新現象。
這種人際關係的變動以及洶湧澎湃的思想洪流，改變了社會秩序及其理性想像力，這自然會質疑當前的政治實踐。耗費極大的勞資衝突，馬克思主義者的勤奮努力，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溫和但固執的討論，貝拉米空想國家主義的滲透，以及學院派經濟學家扣人心弦的質問，都解決不了一直在托馬斯·傑弗遜的黨與亞伯拉罕·林肯的黨統治下感到和平與安全的眾多人的意見。最後，到1900年，另一個讓思想具體化的時機成熟了，成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也就是社會民主黨。它任命尤金·德布斯為主席，他在普爾曼罷工中遭到習法方面的非難，但依然表現得精明強悍。社會民主黨還組織了一次投票，有9.6萬人贊同進行普遍革命。
雖然這一結果微不足道，但是德布斯及其支持者受到其鼓舞，決定讓他們的黨建立在永久性的基礎上。1901年，它採用了社會黨這個名稱，專註於在工業區內建立地方分支機構，積極開展群眾宣傳工作。在下一次大選中，有40多萬選票支持社會黨；甚至在1908年，當布賴恩將一大群三心二意的人吸納過去，它獲得的票數也只是稍少一點；4年後，雖然有威爾遜的新自由政策與羅斯福的進步政策，社會黨獲得的選票依舊超過過去的一倍。到這個時候，社會黨就可以吹噓說，它的候選人在全國各區得到了幾百個公職，包括在國會內的一個席位，從而在事實上侵襲了政治權勢集團的領域。
就像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一樣，社會黨人在關於自身原則與策略的具體性質方面，也存在着較大的意見分歧，然而他們的聲明卻極為準確地符合某些總的觀點，比中期的空想社會主義更為順應企業與科學的實際趨勢。他們都覺得，現代工業肯定會產生一種社會分工，形成彼此鬥爭的力量——控制機器生產的資本家階級和由那些因為無地、無家、無工具而不得不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們所組成的工人階級。他們還覺得，這兩個階級生來就是處於敵對狀態的，因為每個階級都想努力獲得它能從財富年產量中獲得的一切；這種敵對表現在資本與勞動的組織、工業衝突以及公開的社會戰爭里；從這種鬥爭中，前者贏得安全和舒適，而後者則得到悲慘與貧困，同時因為競爭而導致的巨大消耗讓鬥爭雙方都深受其害。社會黨人覺得，在政治與教育領域，資本主義處於統治地位。他們在1912年的綱領上寫道，“儘管資本家階級的人數很少，但是卻絕對地控制着政府——立法、行政與司法。這個階級通過其有組織的報刊，擁有收集、傳播新聞的機器。它補助教育機構（大學與中學），甚至宗教與道德機構。”但是它得出這樣的結論：工人階級越來越意識到它的地位以及它的潛力；它因為經濟與政治的合作而越來越牢固；最終它將贏得政府，並且奪取生產與分配的機器。
對於中產階級而言，這個信條似乎已經很可怕了；但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而言，它還是比較溫和的理論。一些不妥協者追求更熱烈的東西，在1904年成立了被稱之為世界產業工人同盟的更為革命的團體，並且宣佈，他們將讓鬥爭從理論領域走出來，付諸於行動。主要的宣揚者是威廉·海伍德，他是西部的一名礦工，命中注定要擁有變幻莫測的經歷，讓他在俄國革命后，遠赴莫斯科與蘇維埃共和國合作。這一新的激進團體建議，模仿勞工騎士會的樣子，創立所有產業工人的大同盟。依靠這個工具，他們打算通過一系列的大罷工與怠工行動來征服資本主義制度。傑克·倫敦在其無產階級小說《革命》中，熱情洋溢地描繪了“那一天”的到來。
按照社會震動的規律，這些輕視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所帶來的混亂，超出了其追隨者在人數上的限度，以致一些對大騷動非常敏感的政治家與政客惶惶不安。“工人們的情況透着不祥之兆，沒有誰能說清楚這種不滿會發展到什麼地步，”羅斯福總統在1906年寫給參議員洛奇的信中說道，“在過去6到8年內，工人中的社會主義與激進思想有了極大的發展，使得領袖們不得不對此加以利用，否則就將失去他們的領導地位。那些處於金融事業高位的白痴，以及他們如《太陽報》那樣的喉舌，助長了這種不安定的情況。”
據某位工會領袖透露的消息，幾個月後，那位參議員在馬薩諸塞州回答道，“不必擔憂工會……但是根據他的看法，由接受過某種教育的人們所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在工人內部煽風點火。我覺得他的觀點是正確的。”總統與參議員為自己在這方面的發現驚訝不已。同時，他們都深信不疑，除非限制富豪集團與無產階級，否則一般人的財產很可能被社會主義者損害，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相互鬥爭力量之間的矛盾，也可能在一場浩大的政治運動中造成嚴重的危機。事實表明，不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說，滿足溫飽的時代並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安全時代。
3
提倡改革文官制度的人帶頭削弱公認的政治慣例，他們受到中產階級觀點而不是受到工人、農民或者革命思想的影響，批判政治上的分贓制度，也就是在勝利的黨的工作者中廣泛分配公職。或許是出於無心，這些人恰好攻擊了一種保守的制度——這種制度通過高明地分割麵包與魚來緩解農民與無產階級不滿者的情緒，同時避免建立那種覬覦權力與實施那種工業大亨不完全滿意的政策的永久性官僚統治。然而，他們並未深究其工作中的深遠含義，而是批判分贓制者的所有做法，主張重新制定行政機構的綱領，建議公職中的重要部分只向通過考試的人開放。在這種情況下，應消除黨派的影響，而且公職的任期應根據其行為的好壞來決定，不能根據政客們的命令來定。
支持這種事業的改革者集團向來就不是很大。當他們中的一個演講者1880年在芝加哥大力宣傳這個問題時，只引起極個別聽眾的興趣。然而他們的影響卻不能只從人數上來估計。他們的一些戰略家是擁有非凡力量的作家與演說家，比如E．L．戈德金，他在《民族》上發表的尖銳社評，讓政客們深感不安；喬治·威廉·柯蒂斯，他是《哈潑斯周刊》的主編，是一名老道的作家與有魅力的演說家；卡爾·舒爾茨，他是經歷過南北戰爭的老戰士，一位在公共事務上精力充沛的領袖。而且，他們一直在不斷地開展宣傳運動，不顧那些擅長黨派遊戲者的譏笑。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儘管他們受到一批傑出的公民聽眾的熱烈歡迎，但是卻遭到一些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的冷遇。實際上，他們的敵人對他們輕率的煽動驚訝不已，不清楚“這些傢伙到底要做什麼”。紐約州參議員羅斯科·康克林曾是一位操縱政治的能手，如今依舊精於此道，他揣測那些人的動機，回答道：“他們中一些人是無事忙，是政界裏的半吊子與二流子，經常譴責、嘲笑、控告那些誠實的人。……他們是披着羊皮的狼。事實上，他們真實的目的是奪取職位並進行掠奪。當約翰遜博士將愛國主義解釋為惡棍最後的庇護所時，他還未對‘改革’這個詞有清楚的認識。”這個爆炸性的說法，在權勢集團的政治巨頭眼中，是最有說服力的論據。
但是，對批判分贓制度的鼓動依舊在繼續，在正統習俗的平靜水面激起一陣漣漪，但卻未引起政客們的不安。這就是1881年的局勢，一名失望而發瘋的職位追求者刺殺了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槍聲驚動了整個國家，這一殘忍的行為讓那些最冷漠無情、頭腦糊塗的政治僕從也意識到，將美國行政領袖降低成一個小職位的買賣經紀人，終究不是件光彩的事兒。德克薩斯州的弗拉納根在談到分贓制度時，曾在某次共和黨的年會上驚呼，“我們在這裏到底要幹什麼？”他遭到人們的譏笑，但如今這些人也笑不起來了。
曾“哭鬧吵嚷”的文官制度改革，一夜之間成為受人歡迎的事情。在一年內，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以非常尖刻的話語批判分贓制度。它生動細緻地描繪了總統為什麼接受那些乞丐式的任務，為什麼將職位分給“一夥飢不擇食、吵鬧不休、推推撞撞的人”。它描述那些可憐的國會議員一大清早就會在大門口撞到分贓制度，直到夜晚入睡時還在為此事絞盡腦汁；這個幽靈“一會在前，一會在後，有時候又在半道上等着你”。
因為受到輿論的驅使並且為了自衛的需要，國會在1883年制定了文官制度法，准許對其做大幅度的改革。文官制度法以明確具體的條文授權總統，指派一個由3人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其中同一個政黨不能超過2個人；又授權總統將依照才能任命的制度擴及到一些特等的聯邦職位中。它還規定，准許將一些部門的公職只分配給通過資格考試的人，而且他們的任期將根據他們自身政績的好壞來決定。在這一法律範圍內，最開始只涉及幾千個職位，但是後來這個數字不斷增加——有時是為了進行有效管理，有時也為了保住政黨機器通過政治影響而已贏得的職位。在40年內，依據才能任命制度任命的聯邦僱員，人數上升到總數的3/5，也就是在近50萬個職位中約有30萬個職位。
聯邦政府的這個範例，漸漸得到各州政府的效仿；在這個新世紀的開端，已有10個州成立了文官制度委員會。在市政府方面，其行政管理與公共福利非常緊迫，反對政黨分贓制度的運動開展得更加順利、廣泛；到1927年，已有3000多個城市採取依據才能任命文官的制度，其效果好壞不一。
因為立法活動與公眾作用的增強，一種政府的獨立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它包括了那些主要從事技術工作的永久性公務人員。在共同目標的鼓舞下，他們開始聚集在一些組織與工會中，提高職業水平，親自參加政治活動，這讓政治制度里出現了一種新的因素——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它一方面提供了專業服務的益處，另一方面又對個人自由與自由試驗造成了威脅。作為一種副產品，至今一直向在職者徵收資助的政黨管理人減少了，他們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富人與企業公司日漸鼓起的錢包。
4
在成功襲擊黨派大軍的軍需部后，那些“改革的無事忙與二流子”又要求改變某些最可靠與最受歡迎的競選方法。按照共和國初期傳下來的選舉習慣，每個選民在投票點都要接受黨派投資的複查。即便各地用印好的選票取代公開或者口頭的選舉后，政治組織與候選人也經常是自己提供選票，每一個選舉機器或者集團都為自己的選票選擇不同的顏色——這個制度產生了兩種弊端。選票的費用非常昂貴，因此在普通情況下，只有黨的財庫才負擔得起；所以獨立的候選人與派別從一開始就遭遇到財政上的困難。這種傳統的方法讓分發選票的黨派領袖，從選民在投票點以外接到選票起，直至他將選票投入票箱為止，都可以全程監視，這讓每一次爭吵的指導者們可以確保“貨物已發運出去”。
在這種方式下，賄賂盛行猖獗，因為賄賂者是不會在這場交易中白費勁的；而且還對其予以恫嚇，因為讓選民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為了保險起見，發明與應用了一種被稱之為“直臂選舉”的辦法：受到賄賂的選民在接近選舉點的地方排成長隊，平展的手握着顏色分明的選票，然後向投票點靠近，他們平展的雙手就像鐵路上的臂板信號機。
通常來說，這就是第二個遭受“可鄙小人物”攻擊的被人們所喜愛的傳統制度。這些人提出一種取而代之的方法，也就是所有的選票都由公共當局利用公費來提供，並進行秘密投票——這是從澳大利亞吸納過來的一種改革。儘管傳統的護衛者馬上將其說成是一種外國標新立異的小把戲，在原則上是非美的，但是這種澳大利亞投票法仍在1888年被馬薩諸塞州欣然採納；而在20年內，除了兩個州以外，其他州都採用了這一澳大利亞投票法。倘若說，和一些天真的希望相反，它並未馬上讓選舉發生什麼奇迹，但是它的確從大量小頭目手中奪走了一種壓制人的重武器，而正是這些小頭目們，憑藉這個武器的幫助，在選票箱附近形成了全國“意志”。
對選舉管理方法感到不滿的人，改變自己的側重點，如今走得更遠了，直至觸及政黨組織的核心部分。按照悠久的傳統，政黨首腦們選擇候選人並訓練大隊人馬去佔領政府，其主要機構就是地方、州以及全國的提名大會，即傑克遜經常說的“從人民中來的生力軍”。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是由黨員在“預選會”上選舉的，或者是由更小單位選擇的代表所組成的次要會議來進行選舉的。通常來說，參加預選會的黨員選舉者不超過總數的10％到15％，他們並不認真對待代表的選舉。所以，當黨派領袖、在職者以及求職者的大軍不包括在內時，踴躍參加政治活動而毫無私心的公民人數就明顯減少了。對於那些沒有接受過訓練與沒有組織起來的人而言，反對眾多職業操縱者及其朋友並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這種提名大會，即便有顯赫的人物出席，也會受到提倡分賬制的人控制，倘若說他們未獲得現金的報酬，也會獲得一些小的職位，所以就選舉了那些更加有名、更加富裕或者更有想像力的紳士。不論何時召開黨代表大會，照舊是一些經驗豐富的經理人在當地旅館的一間小房內舉行會見，選擇候選人，擬寫綱領，而普通的黨員則在附近待命。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從人民中產生的生力軍代表的發言權就非常微弱；對於擁有獨立思想的人而言，他們清楚自己的思想無法得到黨的正統準則的批准，所以當他們投票時，政黨領袖只要將“壓路機”壓過去，就可以讓他們沉默不言。
但是，沒過多久，一批深受這一冷酷程序傷害的擁有獨立思想的人開始發起反叛。他們要求取消黨的提名大會，建議用這樣的程序取代：在一些合法保衛者的包圍下，黨內組織正式的選舉，選擇所有黨派要求公職的候選人——這種選舉稱為“直接”預選，和只是挑選代表的一般的預選完全不同。這種觀點在地方政治中並不新鮮，因為在政黨的領導下，縣的官員時常是以這種方式來任命的，尤其在中西部更是這樣。然而，對於那些嚴肅的領袖而言，他們的禮儀如今遭到改革者粗蠻的侵犯，所以大聲提出抗議。他們淚眼汪汪地進行雄辯，認為黨的大會表現了“偉大的代議制原則”，認為元老院議員賦予這項制度以古老美德，似乎這種提名大會隨着年代與地位也成為一種古老悠久的東西，而不是傑克遜時代由激進民主黨人匆匆策劃的一個陰謀，其目的只是將反對派從美國制度的舒適職位上排擠下去。不管怎麼講，改革者並不理會這些人的悲悼。羅伯特·拉福萊特在1897年華盛頓誕辰日給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演講，他大聲說道：“取消核心小組會與提名大會；回歸民主的第一原則；回歸人民！”
在拉福萊特的帶領下，威斯康星州在6年後頒佈了第一個全州範圍的預選法，其中規定對選舉過程進行徹底監察。從這個試驗開始，這個思想就迅速傳遍西部，後來又漸漸在穩重的老東部地區獲得反響。在紐約州，休斯州長在和兩黨政治首腦聯盟的鬥爭中遭遇挫折，他在1907年尋求到一個機會，提倡實施的直接預選；在河對面的新澤西州、威爾遜州在四年後也迫使立法機關批准了相同的改革。
當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平穩度過時，已有2/3的州實行了直接預選，將大部分的職位任命給候選人。又過了很多年，除了極個別頑固的州外，所有州都在這一新制度上展開了活動。誠然，因為無法避免的反動，有兩三個州（其中包括了紐約州）後來又恢復了提名大會，作為一種任命州政府職位的手段，這種後退並不嚴重；這或許是因為那些政客們在對新手段進行一番審度后，認為在改革者的規則下進行操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然而，發財與享受制度的最大收益者從未停止譴責直接預選，因為它為外行人干預專業性利益提供了便利，將曾在核心小組會中秘密商定的消息傳播了出去，這讓他們的候選人不得不在競選中耗費更多的資金，並讓那些至今仍限於更下層範圍的信念與熱情，進入政治的更上層工作中。
5
為了加大對政黨操縱堡壘的攻擊，改革派左翼（尤其是農場工人集團）最終決定毀壞政府的結構，因為就是在這一結構下，美國發財與享受的制度長久興盛起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想通過州首府處理公共事務的可靠報告來實施這一路線。
100年來，立法機關的行為一直都臭名昭著；就連P．T．巴納姆這種慣於通過稀奇古怪的服務來收取錢財的人，在聽聞康涅狄格州議會的一名議員被同事批評其在處理金錢問題上很不得體時，也震驚不已。調查情況表明，人民的代表們出售特許權給私營公司，向各個公司索要“封嘴”錢，挫敗各種對公共福利有益的措施，粗暴地干涉各城市的事務，在一些可疑的事業中揮霍人民繳納的稅款。所以，在各個新州的立憲會議上，都必須制定一些條款，來進一步限制立法機關的權力，而幾乎每一次會議都表露出對人民代表日益增加的不信任。令人困惑的是，報紙上時常出現驚人的消息，報道院外活動集團、小圈子、核心集團的幕後活動，以及它們怎樣支配法律與決議的情況；最終，在1888年，傑出的英國觀察家詹姆斯·布萊斯為其所在州的制度描繪了一幅圖畫，它甚至讓那些心滿意足的體面人物都為之注目。
沒過多久，一小批堅定的民主黨人提出了他們的救治方法。他們建議將最終決定權從州立法機構轉移到選民手裏，也就是說，授權給人民大眾，通過請願來提出法律，並且直接通過投票來制定它。作為一項必要的補充，他們還建議，讓受權的請願者將立法機構提出的措施交由全體選民來批准或拒絕，以此來約束立法機構。他們說，所有人都為這種創製權與複決權歡呼！平民黨人非常熱情地支持這項事業；布賴恩在1896年批准了這個做法；兩年後，這個理論在南達科他州結出了碩果，勞工領袖和激進的農場主在那裏聯合起來，通過了一項憲法條款，建立了創製權與複決權。在這一冒險行為的鼓舞下，民主黨人與平民黨人聯合起來，在猶他州獲得了類似的勝利，儘管因為共和黨佔優勢的立法機關拒絕通過授權法案以讓他們的修正案生效，從而使這項修正案遭到了暫時的阻礙。1902年，俄勒岡州採取了這一措施；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前，俄克拉荷馬、密蘇里、緬因、阿肯色與科羅拉多也都採用了消除立法機關弊端的直接政治方法。
這股進步的浪潮滾滾向前。像羅斯福與威爾遜這種大人物，最開始反對或者忽視創製權與複決權，如今也非常贊同這種革新。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的人士，他們早就習慣用大膽尖銳的言辭來捍衛我們不可更改的傳統，目前卻看到了那些背叛者，躲在投票點的暗影下悄悄活動，他們沾染上了農業派與無產者分配財產的幻想，威脅着自由，並且破壞着那些依靠運氣而在發財與享受的事業中獲得成功者的權利。“激進主義猖獗！”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名國會議員呼道。“最終結果就是社會主義！塔夫脫總統大聲疾呼。”
然而，在動蕩的1912年結束之前，有16個州（主要在西部）對懷疑派的建議一笑了之，開始採取直接政治的方法。此後，這一股激進的潮流遭到阻礙；在接下來的十年裏，只有4個州加入“攻擊偉大而受人珍愛的代議政治”的先驅者行列，它們分別是密歇根、北達科他、密西西比與馬薩諸塞。最終統計，總共有20個州實施塔夫脫所說的“對我們現在實行的代議政治的憲法形式的危險改變”。更少數的州（總共有11個），在它們的民主武器庫里添加了一項制度，名為罷免權——它讓選民們通過請願與特別選舉的方式，在政府官員任期內的任何時候罷免他們。其中7個州實施了陪審員制度；用一位極為痛苦的反對者的話來說，“他們建議將司法的神聖判決交給一夥蠱惑家來隨意決定。”然而實踐證明這種過度的恐懼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因為在實行的10年內，它既沒有出現災難預言家所預測的嚴重弊端，也沒有發生將這種民主新機制引進美國政治舞台的使徒式的平民黨人所期盼的劇烈變化。
6
在這場改革地方制度的普遍運動中，國家的政治形勢——尤其是它的上層工程——也遭受了攻擊。因為州立法機關被疑為是一種製造法律的權威，那為何還要賦予它為華盛頓挑選美國參議員的特權呢？如今那些支持由人民投票選舉參議員的直接政治的提倡者，自然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的確，在南達科他州實施創製權與複決權前許久，選舉參議員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它是對政治在獲得與擁有財產的過程中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加以思考後的自然產物。
聯邦憲法的制定者之所以規定參議員必須由州立法機關來選舉，是因為他們想成立一個代表全國重大經濟利益的保守團體，並且作為一種力量來抑制眾議院所反映出來的“民眾的動亂”。就像事情的結果所表明的，他們的計劃出人意料地獲得了成功；在19世紀最後一個十年裏，參議院裏擠滿了富豪，偶爾也有一些鐵路與工業大亨，而更多的則是他們在法律方面的精幹的鼓吹者。其中一些人是真正擁有卓越才能的政治領袖，但是絕大部分人除了擁有填滿各種債券的保險柜外，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優點。“我有時候想，”參議員洛奇在1902年說道，“政治上的代理人常常是和政治無關的人。”
在那部分難以駕馭的人民群眾眼裏，因為有時候參議員獲得席位的方式不正當，他們的聲譽是非常低的。儘管州立法機關名義上是在莊重的大會上進行選擇，但席位的分配卻是在黨派私密的核心會議內決定的，在那裏，金錢交易經常讓人驚愕不已。富翁們一直慣於用金錢購買工程技術人員、律師、經理人員、宮殿與藝術品，所以對憲法規定的禮儀無動於衷，完全不顧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利用金錢來購買席位，使得調查、揭露與警告無可避免地要隨之而來。的確，這個國家每年都會被一些喧囂一時的醜聞震到，它們都是和富豪集團升入那個曾產生有卡爾霍恩、韋伯斯特、克萊的莊嚴機構有關。直至最後，膩煩的公眾不得不懷疑，在一些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參議員的身份是通過某種東西而不是通過基於愛國主義原則的高度與值得稱頌的政治家獲得的。
每一件醜聞幾乎都受到平民黨人的歡呼，被其視為普遍存在弊端的另一個證據，視為提倡由人民選舉參議員的一個論據。實際上，安德魯·約翰遜這名原始農業派，原本是資本主義的敵人與奴隸制的擁護者，他被任命和林肯一起去南部與西部拉選票，很早就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這個改革的要求，而且後來身為美國總統，曾在1868年向國會建議批准一項憲法修正案，以便實現這種思想。這一問題後來還經常在眾議院中提出討論，最後於1893年，當平民黨人大量湧入后，眾議院實則通過了這個修正案，只是參議院對支持這個計劃的論據還不是很信服。
眾議院再三堅持，但總是遭到受一些演說家影響的參議院的阻撓。這些演說家分別有俄亥俄州的參議員福勒克，此後他被揭露是美孚石油公司的領薪者；有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霍爾，他是一位效仿加圖精神的人，憑藉他那滔滔不絕的雄辯，反對那種對現存優秀制度“挖牆腳”的建議。儘管前進的道路並不是很光明，但是那些挖地道的工兵們卻不斷鼓動修正案，漸漸讓各州都通過直接預選來提名參議院的候選人。的確，他們進展得很快，到1912年，已有3/4的參議員必須通過人民嚴格的選舉產生，儘管按照聯邦憲法，州的立法機關在名義上依舊保留選舉的權利。
自這場由無關緊要的平民黨人發動的杯水風波開始，全國的激動情緒如今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在共和黨陣營里也表現出少有的不安跡象；幾乎所有著名的民主黨人，也跟隨布賴恩孤獨的足跡，在演說與會見中大呼：“讓人民來統治吧！”到1908年，這個上升的勢頭越來越強大，以致想被選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塔夫脫也支持由人民選舉參議員，雖然其所在黨的綱領對這個問題保持不祥的沉默態度。兩年後，長期反對這個激進計劃的伍德羅·威爾遜，也在他去往白宮的道路上有所領悟。用政治上的語言來說，宣傳車在塵土飛揚中滾滾向前，那些小心謹慎的政治家爭相搭乘，以可以穩坐在駕駛台上那些經驗豐富的平民黨人身旁為榮。
到1912年，國會兩院已擁有通過這項決議所必需的2/3多數票；到第二年，憲法第17條修正案，也就是建立人民選舉參議員制，由必要數目的州通過了。無論是好是壞，參議院的成分漸漸發生了改變，公開且廣泛地談論參議員的選舉，取代了在黨派核心會議內的磋商。那些曾因恐懼變化而感到不安的人，都如釋重負；新一代在書本中被教導說，要將這項條款作為那部神聖文書中的一部分來予以尊重，然而在不久前，這項條款還受到一些善良而聰明的人厭惡，說它背叛了祖先傳下來的原則。這就是疲憊的泰坦巨人——克羅諾斯所承受的重擔。
7
在這場重建政治機器的騷動中，婦女選舉權的問題再次在客廳與學校中提出。婦女們恢復了有關選舉權的鼓動，而在怒氣騰騰的1840年代，這場運動曾讓男性們暴跳如雷，後來在內戰時期就沉寂下去了。為了復興這場老運動，還在1860年代末期產生了一個重新聚集起來的司令部。那個時候，為了實現選舉權的民族化，國會曾打算授予南方獲得自由的奴隸與有色人種以選舉權，並且還宣佈，倘若沒有投票權，任何一個個人的民權都是沒有保障的。女權運動者根據這一點提出了一個難以拒絕的問題，她們問道：為何這個理論無法運用到婦女界？她們從政客那裏僅得到粗率的回答：將她們逼上演講台，讓普通公眾來評評理。
為了讓鼓動具體化，她們草擬了一個簡短的聯邦憲法修正案，用明確的語言談論婦女選舉權問題，而且還讓眾議院在1869年通過了這項修正案。她們在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與蘇珊·安東尼的帶領下，后又獲得安娜·霍華德·肖與卡里·查普曼·卡特的支持，以這項修正案作為堅決干到底的象徵，發起了一次在其實現目標之前註定要持續半個世紀的運動。
組織這場運動的無敵的婦女少數派，將她們的力量集中在政治權利的兩個棱堡里，不時有所側重。她們可以不斷地讓國會對其修正案進行辯論，有時還可以獲得“尊重的考慮”，儘管極少獲得眾多人的支持。然而，當意識到這場運動在華盛頓收效甚微時，這些婦女參政的主張者就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少數幾個州爭取投票權，因為按照聯邦憲法的規定，各州都有權決定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誰有投票權。這樣一來，她們就期望通過州的選舉權來獲得一個強大的槓桿，足以推動這件事在華盛頓的進展。
因為悠久的傳統反對這項措施，所以她們在這方面的進展非常緩慢。誠然，當懷俄明還只是一個準州時，它就在1868年授予了婦女選舉權，而在20年後，它正式成為一個州時，又重新批准了這項改革。然而，這一例外情況似乎只證明了這麼一條規律：政治是男人的世界。30年來，女權運動者赤手空拳地反對頑固的傳統，在某些地方選舉中爭取到了投票權，但是對那些處在政治高位上的人而言，除了看看熱鬧以外，對此並不放在心上。
此後，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890年代初期，平民主義的浪潮席捲了西部地區，科羅拉多、猶他與愛達荷州賦予婦女投票權，讓這些無畏的少數派宣佈，婦女選舉權的山崩已開始。儘管她們的預言有些為時過早，但在幾年內，因為英國英勇的女權運動者的艱苦鬥爭，她們的事業刊載在報紙的頭版頭條，倘若說還未讓全世界聽到這陣向習俗開戰的槍聲的話。
最後，這場山崩真的開始了。洶湧澎湃的浪潮讓華盛頓也在1910年賦予婦女以選舉權；不到5年的時間，加利福尼亞、俄勒岡、堪薩斯、亞利桑那、內華達與蒙大拿州賦予了婦女完全的選舉權；而伊利諾伊州則賦予了婦女選舉美國總統的權利。因為她們目前已掌握了很多總統選舉人、參議員與眾議員的命運，那些主持國家事務的紳士們不能再蔑視這些請願者了，因為婦女少數派的投票一旦從一方轉向另一方，就很可能讓一個候選人當選或者落選。
一夥不是從州選舉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叛逆的年輕鼓吹者，清楚地了解這個事實，在艾麗斯·保羅與露西·伯恩斯的帶領下，他們開始組織婦女選民，力求主要政黨批准男女平等的選舉權，並且讓國會立即通過這項修正案。從此以後，那些對華盛頓傾耳細聽或者期望聯邦保護本城的政客們，沒有誰能對已獲得選舉權的婦女視而不見了，儘管曾經他們對此是漫不經心的。
所以，即便是那些冷酷強硬的政治舞台佈景的畫家，也變得非常活躍。1916年，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查爾斯·埃爾斯·休斯批准了聯邦選舉權的修正案，雖然他所在黨的綱領並未同意讓他採取這個行動。下台的總統羅斯福幾年前還在其討論一般事物的大量咨文中表示這件事情不值一提，如今卻以類似的精神宣佈，在選舉運動中它是具有非凡意義的問題。威爾遜總統向來對女權運動的任何形式都懷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如今出於現實考慮，也在其成為連任總統的候選人時，以尊重婦女的騎士精神為理由，克服了他與生俱來的厭惡情緒，從原則上頌揚起婦女選舉權來。然而，他只批准在州的範圍內實施它，因為他不能直接控制它，而對提到他面前的聯邦修正案置之不理。
威爾遜連任總統的最終勝利，彷彿標誌着爭取全國婦女選舉權的挫折，然而表面現象卻是一種錯覺。因為世界大戰而產生的政治戰略的特殊匯合，其他各州（包括紐約這個大州）也迅速加入了普遍選舉的行列。這給所有爭取選舉權的協會帶來極大的鼓舞；保守集團力量越強大，富有戰鬥精神的人就能越大膽地在華盛頓展開運動。後者在白宮前組織了糾察線，並且在監獄裏發起絕食鬥爭，讓這一鬥爭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引起全國轟動。
曾經只是老百姓用於消遣的玩笑話，現在已成為活生生的事實——這一點，連威爾遜總統自己也意識到了。1918年9月，在國會選舉即將到來之際，他參加了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親自督促批准這項歷時久遠的全國選舉權的修正案，以此來作為“與打贏戰爭密切相關”的一項措施。到第二年6月，已擁有必要的2/3多數票，於是這個決議案就送往各州去批准。在3/4的州批准這個決議案后，第19條修正案就於1920年夏天公佈了，並作為這個國家憲法的一部分存在。一百年來的鼓動與社會發展的果實最終到手。
8
以上政治機器的各項調整工作，尤其是直接選舉，其起因是非常複雜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打算推動農業派與有組織工人的計劃，從有錢人的錢櫃裏轉移出一部分財富，而這部分財富則是因為政府的善心，賦予特權並且不進行任何阻礙，從而最終流進有錢人的錢櫃裏。的確，除了在一些隱秘的小圈子裏，就政治戲劇的內部本質而言，極少有什麼明確的一致性，倘若說它實際上還是有這種玄奧的基礎的話。整體來說，鍍金時代的改革者在哲學上都屬於折中主義者。
那些演說家猛烈批判選舉中的賄賂現象，想要剝奪政治經理人進行交易的工具，他們中絕大部分人，或許除了公民權的純潔性或者民主與性別平等外，就無法看到這場鬥爭中的其他東西了；也無法看出由州立法機構選舉美國參議員（無論有沒有賄賂現象）和財產、收入安全之間的關係。比如，E．L．戈德金，當他批判保守政治中的分賬制基礎時——因為那些提倡分贓制的人在決定經濟制度時從不想引起人們的反感——卻非常驚訝地得知，儘管西部的農業派准許他批判腐敗者與腐敗現象，但是實際上他們主要的興趣還是通過立法來削減鐵路運費，而在一些自以為是的編輯眼中，這在原則上已是徹底的沒收了。
然而，倘若說羅斯科·康克林筆下的“二流子”與女權運動者對攻擊基本的發財方法還有所畏懼的話，那麼農業保護社員與平民黨人的目標卻是毋庸置疑的，後者計劃將他們寬闊的手伸進鐵路大王的錢櫃裏，或者用符合憲法形式的話來說，他們打算通過適當的立法行動，削減運費，從而減少證券持有者的收入。在風雨飄搖的70年代，他們費了好大力氣才削減掉中西部的地方鐵路運費；但因為最高法院的一項決定，讓他們降低州際託運費的企圖遭到了打擊。後來他們去華盛頓進行鼓動，在其他託運者的幫助下，於1887年讓州際商業法獲得了通過。
他們認為攻下了一個堡壘，其實這僅僅只是自欺欺人。在幾個月內，聯邦法院通過了一項相反的裁決，開始削弱他們那個偉大的法令。最後，一項法律摧毀了整個機構，它宣佈，由州際商業法所建立的聯邦州際商業委員會無權為客運與貨運規定運費。對於鐵路證券持有者而言，這是一個大勝利，但是它觸動了委員會本身，所以在託運人一直以來的支持下，它接受了這個挑戰。
委員會再三要求國會授權，為從事州際商業的運輸者規定合理的運費。它以明顯的關切態度表示，鐵路通過合併來不斷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並且對鐵路加重顧客運費的趨勢發出悲嘆，甚至還在1905年的年度報告中斷定，鐵路因為不合理地提高運費，從人民手中斂財一億美元。參議員與眾議員因為其他事纏身，而且也不願打亂已定下來的制度，因此對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或者託運人的督促，都不想採取任何行動。
羅斯福總統見到參眾兩院在這件事上的疏忽，最終決定予以干預，他在1904年致國會的咨文中說道，“當某項運費遭到異議並且通過充分聽證后被認為是不合理時，應當授權該委員會在提交司法部門複審后，用合理的運費來取代它。”兩年後，眾議院發現農業地區有爆發動亂的跡象，就表示接受這項建議；參議院也因為強大的力量被迫注意這一鼓動。
就在這節骨眼上，羅伯特·拉福萊特在威斯康星州戰勝鐵路后，徑直走到參議院，在代表舊制度的一直懶洋洋的參議員面前猛烈抨擊富豪集團，因而讓參議員毫無表情的面部因憤怒而氣得鐵青。有一次，右翼領袖離開會場，以示對拉福萊特演說的蔑視，這極大地刺激了拉福萊特，他說道，某些參議員暫時空出的座位，很快就會變為永久性的空位。這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建議修正法案，制止法官聽取與決定影響鐵路公司的案子，倘若他作為一名股票持有人，和這些公司有私人利害關係的話。他的建議只獲得3個共和党參議員的支持。不過，在對詞句爭執不休后，國會在1906年通過了名為赫伯恩法的鐵路法案，它擴大了州際商業委員會的權力範圍，讓它負責管理輸油管道、捷運公司、成本公司與鐵路終點站，並讓它有權按照受到不利影響的託運人的申訴，廢除被認為是歧視性的且不合理的運費，但沒有權利規定運費。
赫伯恩法大大沒有滿足農業地區的要求，而只是刺激起前進的浪潮，它很快就導致了一場政治地震，其震動的強度就連最原始的地震儀也可以記錄下來。當某些大鐵路公司宣佈在1910年普遍提高運費的時候，國會馬上就通過了與之抗衡的曼—埃爾金斯法——這個方案授權州際商業委員會，在批准公司漲價之前，對擬議中的運費加以調查，並且可以自行決定最高的運費率。1913年，委員會遵循指示，一了百當地設立了鐵路的“有形估價”制，作為控制運費率的一個基礎。對於這些無需評述了，只要講講下面的情況就可以：因為頒佈了這些法令，鐵路所有者基本上依照自己的利益來管理財產的權利已受到極大的限制。
鐵路公司的運費率由州與聯邦的委員會來規定，而且總是依據託運人的敏銳目光來實施；加之鐵路公司的工資表是由工會來決定的，這就讓它認為，它不可能根據自己的意志來提高客貨運輸費，以彌補經營過程中不斷增加的成本，或者隨意地削減工資，以降低費用來增加利潤。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政治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工人的直接行動，就讓美國財產所有者中一個大且關鍵的階級，為了保護工資收入者、旅行者以及託運者的行動，進行了經濟財物的轉移，其價值遠超過著名的1789年8月4日晚法國國民議會從法國貴族那裏轉給農民的權利。一些有名望的美國歷史學家如今在他們的書中記載道，公共利益的理論正在取代較老的放任主義理論。很明顯，除了鐵路證券持有者外，它令每一個人都很高興。
9
對運輸業者收入的剝奪，還僅是對現行發財與享受制度主要受益者發起總攻擊的一個階段。儘管投入鐵路的真實的與虛幻的資本很巨大，但是它的資金僅代表從事生產與分配美國財富的複雜機關的次要部分。的確，鐵路僅僅只是更大的聯合企業網的組成部分——在形式上，這種聯合企業是非個人的，在偏向上是集中的，隨着歲月的推移，它不斷佔領着經濟領域裏越來越大的部分。
在這滾雪球一樣的積累過程中，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證明其本身根本不是障礙，而其本意卻是要懲罰那些在州際與國際商業中阻礙貿易的聯合公司。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在語言上是模稜兩可的，在實踐上也是非強制性的。在哈里森政府期間，依據這項法律進行了3次起訴；克利夫蘭第二任期內，發生了兩次起訴；在麥金利時期，一次起訴也沒有發生過。儘管羅斯福相信並且公開表示過，反托拉斯的立法，其效果就像反對彗星的教皇訓令一樣，然而在其任期內卻進行了25次起訴；而在其後繼人塔夫脫任期內，則發生了45次起訴。考慮到聯合企業數目繁多，而每次阻礙貿易的行為都是可被起訴的罪行，所以說在那些高度緊張的年代裏，起訴的次數還是非常少的。
更有甚者，即便是最嚴格的司法決定，倘若可以在報紙上引起一片憤怒之聲，但也無法給工業大王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工業大王偶爾暫停反對“愛管閑事的羅斯福”的喊叫聲，或者授意某位編輯以《不要管我們》為標題寫出一篇不置可否的社論；然而在一般情況下，他們一心想着比衝突言辭更重要的事情。
實際上，在謝爾曼法制定后的幾年內，聯合企業以更為壯大的規模被組織起來，這讓70年代與80年代的企業創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1899年，美孚石油公司取代了老的托拉斯；大概在同一時間，在新澤西州慈善的法律支持下，銅礦托拉斯與冶鍊托拉斯組成。第二年，國民製糖公司建立，其資本超出華盛頓執政時期的所有國債；而在新世紀初，金融界最高守護神J．P．摩根建成了美國鋼鐵公司這座大廈，其售出的證券超出10億美元。這些活動的主要因素是能夠大量發行股票與債券，而這些東西最先是流進大銀行與大投資者手裏的。所以，大量收集起來的大小股權，就織成了一張密網，由紐約兩三個強有力的金融集團管理。
人類經歷中的這段進程，自然會驚動那些中產階級、十字路口店鋪與孤立工廠的委曲求全者，以及所有那些看到政治民主與經濟集中之間存在某種不協調性的躺在安樂椅上的空談理論家。這無法避免地在普通群眾中產生大量的不滿者。正常的不滿情緒因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變得更加嚴重，這些事情彷彿證明，在資本家典禮官方面，是缺少遠見與周全考慮的。比如，大量小製造商被高壓的競爭方式淘汰掉，不得不對他們喪失的權利發出悲嘆。眾多社區中無用的車間、營業所、工廠都關門大吉，在地方商人內部引起了怨恨。因為諸多原因，物價的一般水平似乎還要繼續上漲，讓消費者擔憂不已。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是，大聯合企業的領導者們在和他人來往時，時常表現得盛氣凌人，在方式上非常生硬，就如伊麗莎白女王時期德雷克與霍金斯對待反對他們掠奪的西班牙船長一般。
就連那些天真地相信金融巫師手段的投資者，也是有理由埋怨的。不管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一些龐大的聯合企業漏洞百出。比如，紐約、紐黑文以及哈特福德鐵路聯合公司在摩根的管理下經營，它發行了大量股票與債券，這使得當它在一次可怕的失敗中瓦解時，眾多孤兒寡母與新英格蘭的其他債券持有人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並讓那些過去精明地以高價購買一般股票的人震驚不已。在另外一些情況中，大量的小投資者本想分享這次盛宴，卻發現自己的伙食變得越來越差；那些在美國鋼鐵公司初建時熱衷購買普通股票的人，註定要親眼看到他們的證券跌至低點，而很多人在醒悟過來時便已破產。實際上，當那些巨神看似無所不能時，已將大量水分滲入進聯合企業的金融體系中，而且，除了壟斷集團與大財主參加活動的地方外，普通老百姓都被迫支付賬單。所有這一切在美國公民的四個有影響的階級里都造成了情感上的傷痛：小投資者，他們徒勞地想掙幾個誠實的小錢；旁觀者，他們只被准許遠觀金錢方面的鬥爭；消費者，尤其是農場主與種植園主，他們無法憑藉組織來增加收入，認為自己反倒擔負了某些費用；鎮定自如的政客，他們對共和國的安全持懷疑態度。
所以，當新世紀開始時，各方面都要求制定更多的法律來抵抗托拉斯。民主黨領袖內心想着西部的農場主、南部的種植園主、小城鎮的居民以及城市裏的工人，以一種激進的態度猛烈譴責托拉斯，將這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與信念。社會主義者也不斷抨擊這個新的巨人，覺得它證明競爭毀滅了其自身，並且為經濟結構向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轉變做好了準備。共和黨首領們覺得腳下的大地在震顫，支持利用管理的方法來清除托拉斯這個“禍害”。就連精幹的漢納，儘管其本身負責向“華爾街的高級機構”籌措競選基金，也覺得共和黨應當打破1900年的沉默，批准參議員福勒克當初為共和黨起草綱領時制定的反托拉斯條款。所以，西奧多·羅斯福有幸登上總統寶座后，也在談到托拉斯的眾多冗長的咨文與激烈的演說時，不自覺地提供了一個範本，並且讓幾個反對公司限制貿易的起訴案看上去更有道理。羅斯福的繼任者塔夫脫也遵循相同的路線向前推進，事實上，在1911年他還讓最高法院解散了美孚石油公司與美國煙草公司，讓其成為幾個單獨的卻又友好的康採恩。
民主黨人依舊覺得不滿足。他們的代表伍德羅·威爾遜在宣佈新自由政策時，同意恢復過去愉悅的競爭狀態，讓擁有小資本的每個人都可以親自經營生意與分享自由的美酒——以及利潤。所以，當民主黨人上台以後，就開始制定1914年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這項措施是精心制定出來的，宣稱要分解所有在自身領域內規模大到足以控制物價的聯合企業。它迅速引起企業界的恐慌，然而因為最高法院的一項決議，這種恐慌情緒又及時地得到了緩解。這個決定論，像美國鋼鐵公司這麼龐大的組織，並不在這條法律禁止的對象名單內。
的確，使用刑罰到底能不能恢復小工業與無限制自由競爭的時代，這在眾多地方都是遭到嚴重懷疑的。儘管民主黨人訴諸群眾，但是更傾向於依靠聯邦的管理；他們用一項法案來補充克萊頓法，希望控制而不是摧毀大工業聯合企業。除了宣佈用不公平的手段來競爭是非法行為外，這個在考慮中的法律還要成立一個聯邦貿易委員會，並且授權它和企業家合作，以便建立公平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