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美利堅帝國（2）

如今至少有一個院外活動集團在國會大廳中取得勝利，其他問題則多少能夠按照本身的是非曲直來加以考慮。怎樣來管理運河工程呢？國會和總統之間經過長時間的爭吵后，最終達成一個很奇怪的妥協。國會堅持要委員會來管理這項運河工程，但是總統最後卻任命喬治·戈特爾斯擔任典禮官，將運河董事會的其他成員降低至顧問的地位。“Borad是一個狹長且呆板的東西”，據說戈特爾斯曾這麼說過。如何克服致命的熱帶疾病的威脅？這些熱帶疾病已擊垮了法國公司的僱員，他們就如鐮刀前的莊稼一般紛紛倒下；就連接觸一下這些疾病的邊緣也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只好求助於科學，威廉·戈蓋斯醫生在預防藥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運河要建成什麼類型？圍繞這一問題的辯論，在國會記錄中已數不勝數，但最終還是決定利用一系列船閘來克服傾斜度的問題，而不必去降低河床的水平面。如何開展這項工程：是交給私人承包商還是交給公共企業？最終決定由政府雇傭勞工、採購材料，直接來接管這項工程。

1904年，就像羅斯福以其簡潔的語言所說，“泥土開始搬家”。歷時九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勞工、技術以及環境衛生——之後，這項工程的指導者們終於讓太平洋與大西洋連接起來。在科學、資本、工程技術、技巧以及勞作的基礎上創造了一項奇迹，它比巴爾博亞在400年前首次站在地峽高處眺望南部海面時所想像的景象還要偉大。1914年，巴拿馬運河向全世界的商業開放。

在竣工前，就需確定對使用運河徵收通行費的問題。儘管這個問題表面看上去很簡單，但是它卻涉及和英國以及其他既得經濟利益的國家的微妙關係。儘管海—龐斯福特條約讓美國不再承擔那個已作廢的合作條約的規定，但是其中的特別條款卻規定，運河將以同等條件向任何國家的船隻開放。從字面上看是非常明了的，但因為發財慾望以及政治熱情的驅使，這種保證的性質卻成為國會以及全國展開辯論的主題。

辯論一方表示，這個保證是正確的，從法律與良知上都應當遵守這項義務——準確地說，就是對美國與外國的所有船隻都按同一個標準收費。辯論另一方則竭力提倡，美國進行沿海貿易的船隻不包括在這個平等條款的範圍內；他們表示，之前的條約是美國不得已簽訂的，因為英國當時輕視門羅主義而插足中美洲；又表示，海—龐斯特福的諒解壓根不是一項契約，而僅僅只是美國單方面的聲明，所以可以隨意修改。正是按照這樣的路線，辯論持續了數個月，鐵路與輪船的院外活動集團警醒地主持着這場戰鬥。因為對支持差別待遇的論點印象深刻，國會批准並且由塔夫脫總統在1912年簽訂了一項法案，規定美國沿海貿易的船隻無需支付和外國船隻同等的通行費。

英國立即反對這項行動，而且運河越臨近開放就抗議得越強烈。當時，這件事落在了威爾遜總統的肩上。他面對倫敦方面提出的強烈抗議，又迫於墨西哥清算英國利益而爆發的革命，所以處境非常尷尬，尤其是因為他的黨的政綱中曾明確表示反對廢除通行費法，而且一般分子又高喊拒絕“向英國妥協”。然而，1914年春天，威爾遜總統前往國會，要求採取相反的行動，他提出這個要求的理由是，那個條例違背了和英國簽署的條約，從經濟上來說是站不住腳的，而且違背了明確的諾言。因為心裏牽挂着墨西哥問題，他又含糊地表示：“我請求你們支持本政府的對外政策。倘若你們不批准我的這個行動，那我就不清楚怎麼來處理其他更為微妙、更為重大的問題了。”

某些民主党參議員對這個請求感到驚愕，他們宣佈，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不會“討好”英國；而另一部分人則對有機會取消他們所說的塔夫脫“獻給美國船運托拉斯的貢禮”而歡欣鼓舞。當圍繞這項提案展開的熱烈辯論平息下來時，行政首腦使用了糾合必要票數的方法，讓國會屈服，取締了1912年的通行費法，取而代之的是對所有國家船隻收取相同費用的收費標準。

唯一尚待解決的問題是再次恢復和哥倫比亞共和國的友好關係，因為在羅斯福任期內，它由於一場革命而痛失巴拿馬——威爾遜總統爽快地承擔起這項和解的任務。通過一些小爭吵，他的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和波哥大方面達成了諒解，簽署了一項莊重的條約，對巴拿馬事件破壞了兩國的友好關係表示惋惜，並且規定美國支付2500萬美元給哥倫比亞政府，以安撫哥倫比亞受傷的感情。這個文件公佈時，遭到羅斯福一些朋友的悲嘆與譏笑。他們表示，這是一種對錯誤與醜行的無恥供認；是對美國榮譽赤裸裸的玷污；是愚蠢與虛弱的反映；就像那位上校親口所說的，是“徹頭徹尾的訛詐”。在這些論點的影響下，參議院拒絕通過這項條約，而這件事看似就要到此結束了。

此事發生后不久，國會院外活動集團得知，哥倫比亞有大量的油田，而考慮到波哥大方面所懷有的敵意，將讓美國資本家痛失一筆可觀的利潤。所以，必須設法來糾正對美國企業界不利的錯誤。當那筆交易確定時，羅斯福那些怒氣沖沖的朋友們也只得壓下自己內心的怒火。最終取消了道歉環節，以挽回美國的面子；留下了金錢這一安撫物，以撫平卡斯特略受傷的自尊心。在哈定任期內，這項條約終於早1922年獲得批准。曾持反對意見的參議員都紛紛發言承認，為了經濟方面的原因，他們願意去做那件不久前還被他們稱為“污辱國家榮辱”的事情。最終他們也確實做了，因而保證了美國在哥倫比亞的霸權。

9

正當美國在加勒比地區前進的時候，墨西哥爆發了革命，這使得美國很多方面的人士要求對格蘭德河以西實施同樣的前進政策。必須承認，提出這個要求確實是有真正依據的。近50年來，美國資本家不斷在墨西哥增加投資，到20世紀初，總數已超過5億美元。長久以來，當地的條件非常適宜他們企業發展。在法國被驅逐以及馬克西米利安被處決后，墨西哥一位軍人領袖波菲里奧·迪亞士施以陰謀，自立為總統，並且創建了社會秩序。除了4年空位期外，他1876年—1911年都盤踞在行政宮，在實際問題上享有獨裁的權力。任職期間，迪亞士一直都友好對待美國資本家，鼓勵他們建立工廠，慷慨地授予他們採礦權，並且幫助他們獲得大量的可耕地。

然而，他的慷慨似乎已超過他的謹慎。據說，至少在解決自然資源問題上，迪亞士違反了他用以進行統治的1857年墨西哥憲法；而且他給那些創辦人的諸多讓與，都帶有詐騙性質。這些說法都是有充分的事實來證明的，美國公共土地被分割的事實，美國勘探者在處理這些土地時對法律表現出來的尊重，都使對迪亞士的指控更有可信度；倘若迪亞士沒有更壞的打算，那至少也是疏忽大意了。另外，像E．L．多恩尼與艾伯特·福爾這樣在兩國都有活動的人，他們的道德觀念表明，即便是墨西哥最謹慎的官員，在和格蘭德河那邊的資本家交往時，要想避免各式各樣的危險，也是非常難的事情。總而言之，主要是因為美國企業的幫助，迪亞士才得以徵到足夠多的稅收，償還自己的各種債務，給士兵支付餉銀，並且維持自身的統治。

在那些沾了迪亞士善行之光的外國人眼中，迪亞士是一位“強人”，清楚怎樣以唯一可能的方式（也就是通過對人體施以暴行）來統治墨西哥；然而事實卻是，在平靜的表面下，灰燼仍在冒煙，只要輕輕一攪動，就會引發大火。不管從哪方面看，已讓這個國家苦惱了一百多年的土地問題，為這場爆發提供了燃燒的物質。因為貪婪的地主在溫順的法官的幫助下，一再犧牲小農的利益——講清楚一點，也就是通過偷竊農村財產——來擴大自己的莊園，形勢似乎越來越惡化。除了印第安人僱工怨聲連連外，目前有組織的勞工也為此怒火中燒。因為鐵路、礦山、工廠與油井的發展，引來了產業工人的大軍，他們大部分是印第安人，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他們是一群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在這一經濟進程中，“知識分子”的隊伍也壯大了，尤其是在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混合的血統里；另外，反對那位“總統”的殘酷專政的運動，還獲得了自由派的支持。

迪亞士一直平靜地坐在火山口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延緩迫在眉睫的災難。他未採取有效措施來幫助僱農擺脫長久的卑微處境，或者提高產業群眾的生活水平。他從外國企業那裏獲得的收入，大多數用來在墨西哥城建造宏偉的建築、林蔭大道與廣場。他還打算建築一座西半球最漂亮的大理石歌劇院，以超越巴黎與紐約。迪亞士及其美國顧問理解中的“穩固的”社會“秩序”就是這樣的：高層是由一位冷漠無情、沒有任何想像力的獨裁者領導的一小撮揮霍無度的富豪集團；低層則是處於農業與工業的半奴隸狀態的群眾，他們陷在貧困的深淵中，除了發起猛烈的暴動外，很難存在任何協調一致的行動。

對於那些在墨西哥建築了城堡的外國人而言，他們巴不得迪亞士是永生的，而且隨着迪亞士在位時間的延長，這個事實已被人們深刻認識到。甚至在迪亞士準備放鬆自己的控制前，墨西哥的政客們就已開始討論怎樣瓜分他的莊園；1911年，當迪亞士度過80歲生日後，他的獨裁政權在一次革命中被搗毀，這次革命還引發了一連串走馬燈似的驚人事件。繼迪亞士被這次革命推翻后，出現了一位溫和的自由派弗蘭西斯科·馬德洛，以及很多態度不明確的野心勃勃的追隨者。兩年後，馬德洛被殘酷地暗殺，一位軍人冒險家烏爾塔將軍掌控了政權，他為墨西哥帶來了繁榮，讓美國企業再次由衷地稱讚他為“強人”。

歐洲各國政府，尤其是有國民在墨西哥投資的國家，對這個問題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馬上承認了烏爾塔政府，並且打算享受繁榮的報酬。然而威爾遜總統讓它們的希望落空，他不認可這個新政權，並且援助墨西哥自由派用武裝來反抗它。1914年，烏爾塔被趕下台，以卡蘭薩與比利亞為首的反對派奪取最高職位，共同分贓與參與權謀。隨着此後的鬥爭，卡蘭薩漸漸處於優勢，而且看似極有可能讓這隻破敗的國家航船歸於完好狀態，然而1920年卡蘭薩被暗殺。這時，以奧布勒岡與卡萊斯為首的另一個聯合體掌握了全部政權，統治着已被10年革命、混亂以及經濟貧窮弄得疲憊不堪的民族。

對這些動蕩年月里發生的錯綜複雜的事情，我們無法進行簡單的推論。在農村與工業的不滿分子裏，確實存在着造反的物質基礎，然而它卻經常被歹徒與其他冒險家利用。反對派確實偏向於公平對待外國資本家，然而在擺脫他們霸權的鬥爭中，其愛國主義又常常摻雜有嫉妒心。一些玩世不恭的人表示，這場運動僅僅只是西班牙人與歐印混血人之間相互爭搶掠奪印第安人的權利，然而這種對革命的簡單解釋，完全忽略了上層階級里理想主義的成分。因為，雖然迪亞士並未做什麼實際的事情來實現人民的自治，但是卻不能因此完全否認墨西哥存在一種民主的熱情。倘若需要什麼證明的話，在1917年的憲法裏就能找到。這個令人詫異的文件反映出一種真誠的願望，要求推動普通教育，保護公共土地以免受到私人的掠奪，分散大莊園以創建自耕農場，限制教會在政治中的權限，並且提高產業工人的生活水平。這個文件透露了人類的一種激進思想，對華盛頓政府而言是過於大膽了。

在推翻迪亞士政府後，美國政府與有關的資本家一樣，面臨著很多棘手的外交問題。第一次暴亂髮生時，塔夫脫總統馬上警告相關方面，美國人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必須獲得尊重，然而他並未顯露軍事威力來支持他的警告。在威爾遜執政后，他在莫比爾港發表了令人震驚的演說，告知拉丁美洲各國，它們現在就能看到當代世界中發生的一個奇迹——從外國資本家的統治下徹底解放出來。這個宣告非常清楚、坦率，使得各國的外交部都困惑不解，並且引來英國外交專家愛德華·格雷爵士的懷疑，以為威爾遜要依據美國創業者的利益進行某種非常微妙的事情。

實際上，威爾遜總統的做法是混亂模糊的。他不容許墨西哥的事情放任自流，卻又無法隨時進行有效的干預——這項名為“警惕的等待”的政策，除了靜靜觀察外，其實際意思是無窮的。從現實來看，威爾遜總統就曾多次積極地參與墨西哥的爭論。他不承認烏爾塔將軍，在某種程度上導致那個冒險家倒台。他以維護國家尊嚴的名義，讓海軍陸戰隊於1914年登陸韋拉克魯斯，並沒有請求國會宣戰，而在該地發起了一場小小的戰爭；在一些海軍陸戰隊以及更多的墨西哥人傷亡后，事情依舊沒有得到解決，於是他就以上事件接受了“A．B．C”國家，也就是阿根廷、巴西以及智利的調解。有時候，威爾遜還對墨西哥交戰各方實施武器禁運；然而有時候他又取消了這種禁運。有關墨西哥競爭各方的是非曲直，他的觀點也總是發生變化。在德·拉·烏爾塔被驅逐后的數個月，他一直不承認卡蘭薩；最後他認可卡蘭薩，但是又引起了比利亞的憤怒，因為他曾在某種程度上支持過比利亞。後來，比利亞因為無計可施而暴跳如雷，於1916年組織了長征，入侵新墨西哥，威爾遜立即派美國軍隊前往墨西哥，下令務必要抓住那個入侵者。這個任務一直持續到1917年2月，為此耗費了1.3億以上的美元，但是卻沒有獲得成功。這一年開始后，威爾遜總統被深深捲入世界事務中，這使得他無法再專註於墨西哥的石油、革命、盜匪活動與政治問題。

事實上，墨西哥可以獨行其是了，於是連續不斷地發生了很多場雜亂無章的鬥爭，直至1920年卡蘭薩總統被刺殺，才再次讓華盛頓對南部邊疆以外的事情產生興趣。這個時候，美國政府面臨著是否要承認死者繼任人的問題，對此，威爾遜的國務卿班布里奇·科爾比以堅定的立場，贊同成為慣例的政治聖事，他宣佈，作為合法友誼的代價，墨西哥必須尊重美國的生命與財產，對美國人在革命中的損失給予賠償，並且廢除事實上是進行沒收的法令，墨西哥人表示，美國也未賠償外國人在1861～1865年美國內戰中所遭受的損失，然而這種說法並未收到什麼成效。墨西哥人還覺得，很多“令人不悅”的法令，其目的是歸還那些外國特許權享有人所非法獲得的財產，這種說法依舊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不管這些論點恰不恰當或者是否過於天真，它們對華盛頓產生不了任何影響。華盛頓政府採取的一項行動就是通知墨西哥政府，它必須給予賠償；另一件事則是強制收取賠款。

那些追蹤美國這段時期在加勒比地區進展的觀察家們，對無限的拖延以及毫無結果的談判感到詫異。於是他們不由得產生這種疑問：威爾遜政府為何不將曾在海地與聖多明各強制執行的法律與秩序原則也迅速應用在墨西哥身上呢？顯然，這個問題是不能輕易回答的，然而有些事情似乎還是能夠肯定的。加勒比地區分佈的都是一些小共和國，海軍只要按照總統的命令，就可以在它們的國土內採取軍事措施——無需獲得國會的批准。美國政府在該地可以實施戒嚴，檢查電訊，並且利用軍事手段來管理事務，這麼做不會在美國引發抗議而讓政府感到為難。

在墨西哥，事情就沒有這麼簡單了。除了有大約1500萬人外，墨西哥幅員遼闊，並且緊挨着美國，派少數海軍陸戰隊無法悄悄佔領它，創建順從的政府，恢復迪亞士的正常統治。恰恰相反，要想順利佔領墨西哥，就意味着要展開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倘若沒有國會的宣戰，至少倘若沒有就這個問題通知政府立法部門，威爾遜總統是很難發起這場戰爭的。另外，這麼大規模地調動部隊，會引起美國人民的注意，或許還會引起很多敵對的勢力妨礙議案的通過。它必然會惹來一片憤怒的批評，說對墨西哥進行的侵略，實際上是為了石油界與銀行界的利益而策劃出來的，即便它名義上是以普遍福利來進行的。比如，美國勞工聯合會還是為了反對這個可能發生的事件，抵制性地保持着警惕，和格蘭德河那邊的工人運動依舊保持着聯繫，並且採取積極的態度來抵制干預。

然而，支持依靠武力來進行強制性調解的依據也是現成的。美國人的生命曾遭受過損壞，國旗也曾受到過玷污，天主教會歷史上的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受到墨西哥革命者果斷的否決。到1919年夏，單是石油集團通過國務院向墨西哥索要的賠款就達到5億美元，更別提那些金融家提出的要求了，他們眼看着未付的息票越積越多，墨西哥債券的價值越來越低，為此焦慮不堪。身為掌控羅盤的人，參議院裏的共和黨人響應了這些力量的要求。在1918年的選舉中，他們在參院贏得了多數，就在外交委員會中設立了小組委員會，參議員艾伯特·福爾當主席，專門調查了墨西哥形勢。小組委員會按照指示，召開了聽證會，制定了美國向墨西哥提出的要求，並且建議對墨西哥實施軍事佔領，倘若它不服從的話。

在這個行動后沒多久，參議員哈定競選為總統，參議員福爾也成為內閣成員。美國在墨西哥石油業中號召強大的投資者為這一新前景歡呼，如今打算去實現他們被拖延很久的光輝前程；與此同時，在東部金融堡壘中組織得非常周密的銀行家與墨西哥債券持有者，也提出了數額巨大而又依據充足的權利與要求。所以，各方人士都覺得，倘若需要的話，將利用武力來恢復美國在墨西哥的財產；進行這種宣傳所需的材料肯定是豐富的、振奮人心的。然而，共和黨政府卻不回應福爾提出的不還錢就開戰的要求。倘若說政府表現出其堅定性，那麼它也表現出了極大的忍耐度；它沒有用戰爭來恫嚇，而是派一個代表團千往墨西哥城，認可陷於困境中的奧布勒岡—卡萊斯政府，以換取尊重美國權利的承諾。和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所預測的剛好相反，這次代表團並未採用曾在加勒比地區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解決手段與軍事力量。西沃德那個將墨西哥共和國合併入美國的夢想，再次遭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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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拉丁美洲的問題上，美國政府的傳統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涉及門羅主義——所有種類的爭端都是以這個早期宣言為名而產生的。這難道不是門羅主義嚴厲禁止歐洲列強在這個半球擴張新領地的所有企圖嗎？在內戰爆發前很久，波爾克總統曾闡釋過，對於英國在中美洲擴張領土的行為，甚至都無需依據它來提出強烈抗議。然而在半世紀后，克利夫蘭總統卻解釋道，倘若必須避免英國佔領它那些至少擁有某種歷史性權利的領土，按照這同一個信條，卻能讓這個國家和英國之間開展戰爭。

當歐洲列強派出自己的戰艦去拉丁美洲國家為自己的商人、投資者收賬時，是門羅主義迫使美國政府予以干涉。歷史記載中有兩種說法。1859年，英國為了收賬，建議在韋拉克魯斯做一些海岸示威，美國國務卿卻在這種場合下表示，美國“無權來定論英國抵制墨西哥的原因，也無權判斷為了滿足其要求而採取的行動”。到1897年，因為一位德國人毫無緣由地卷進一場涉及25美分的爭吵中，被海地政府拘禁起來，德國帝國政府派戰艦前往海地，要求海地政府賠償3萬美元，並且讓其就侵犯德國國家尊嚴的行為給出道歉，對此，美國國務院也持相同的觀點，不願予以干預，也不願承擔義務來保證其美洲鄰國“行使獨立主權的責任”。

然而這已然是一個逝去的時代的回聲。到新世紀初，美國資本家在加勒比地區的投資、權利以及希望已上升得非常高，使得如今的歐洲列強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每一次爭吵，都會引起華盛頓對其絕對利益存在的注意——另外，還有依據門羅主義而產生的模糊不清的責任。就好比鐵針跟着磁石轉一樣，公共政策也跟着經濟事件的變化而轉動，所以德皇才首次感覺到這種徹底轉變過來的趨勢的震動。

1902年，德國、意大利以及英國聯合起來對委內瑞拉進行海上示威，目的在於讓它們的公民收取應付的票據。羅斯福總統興奮地跳上舞台，建議通過仲裁來解決問題。根據1915年發表的塞耶所著的《約翰·海的生平》一書中的表述，而且這種說法還在1916年羅斯福的一封信中得到證實，德國是這次事件的發起者，它最開始拒絕仲裁，直至羅斯福用海軍進行威脅后才屈服。這一說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公佈的，因此宣傳的效果非常好，公眾幾乎都信以為真。然而，此後的研究，尤其是H．C．希爾關於羅斯福與加勒比地區的書，都揭穿了羅斯福—塞耶的這一說法。實際上，這次冒險的領袖是英國，在接到美國的建議前，德國就表示同意仲裁。羅斯福的文件並沒有表明他明顯威脅過德皇，德國方面的文件也是這麼說的。然而，不管怎樣，門羅主義都是對英德野心的一種制約。

在這個插曲獲勝后，羅斯福將門羅主義運用到聖多明各的類似危機里，從而又進一步擰緊了螺絲釘。當某些歐洲強國代表它們的公民威脅要進行武力干預時，美國除了按照委內瑞拉的先例反對這一行為外，它的行動還超出了那個事件本身的範圍。它甚至連仲裁都沒有提出，就佔領了那個已然破產的共和國，整頓了它的資產，並且命令清算它的票據——對美國的投資者予以適當的考慮，讓他們中的一些人以優惠的條件獲得多米尼加的債券。沒過多久，就像我們已看到的，美國的霸權就在拉丁美洲廣泛地傳播開來。

在前進運動的過程中，儘管美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它並不僅僅只是憑藉門羅主義的道義約束力，然而在那些冒險的歲月里，它還是再三談論那個歷史性的信條。羅斯福曾提醒過相關各方，只要是涉及不道德行為、混亂、減少文明社會的聯繫以及無法償還債務的事情，都將迫使美國行使其國際警察的權力。這話說得非常明確清楚。有些批評者表示，門羅主義只不過是一張盾牌，用來掩飾美國攫奪土地與特權的行為。塔夫脫憤怒地回應了這種說法，說這種卑劣的譏諷並不能讓這個國家在情況需要時不去承擔自身的責任。這就是“金元外交”的時期。

緊接着是“新自由”的時代。就像上面所講述的，威爾遜在就職后沒多久，就在莫比爾港的演說中對門羅主義進行了人道主義的新闡述。他沒有遵循歷屆前任的做法，而是直接宣佈，資本家並不只滿足於進入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他們還想掌管它們的內政；他還向全世界宣佈，那些國家馬上就要獲得解放，並且將受到朋友一般的對待，擁有同等尊嚴的地位。光從威爾遜的語言來說，這個宣言是非常明確的，然而海地、聖多明各、墨西哥與尼加拉瓜的人民卻很難理解它的真實含意——即便國務卿查爾斯·休斯在一次精心準備的演說中解釋道，門羅主義並未侵犯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的主權，並適當地解釋了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權利與責任，當地人民也還是無法徹底克服理解上的困難。

對於美國政府各種或多或少帶有官方性質的表白，一些拉丁美洲的國務活動家、政治家、編輯以及出版人回答道，門羅主義僅僅只是美國佬的一種陰謀詭計，目的是事先提出權利要求並搶佔土地，直至美國準備好去攫取它。從這一派的立場來看，這個崇高古老的主義，當它用來保護它們以反對歐洲債主時，它是非常好的；但當它用來維護秩序與增加美國的商業利潤時，它僅僅只是美帝國主義的一種掩護物。實際上，有關美國政府蓄意實施帝國主義統治政策的說法，並不是真實的，理由非常簡單，也就是盎格魯—撒克遜精神是從來不會這麼做的。大英帝國也不是某個特賴奇克或者某個伯恩哈第事先謀劃出來的；它是從一些插曲漸漸擴大成事變的。根據華盛頓政府的觀點來看，美帝國也是通過類似的方式，從一些貌似是無法避免的具體情況與特殊道義責任中產生出來的。

另外，在有關美國政策的官方聲明中，一直回蕩着一種對南方鄰國表示友好的高調子。倘若說曾在海地與其他地方使用過鐵拳的話，那麼它也時常伸出友誼之手。比如，詹姆斯·布賴恩國務卿在充分察覺到即將到來的經濟機會時，也尤其強調了培養和拉丁美洲友好關係的問題，表示他深信，在美國領導下的這個半球的和平，是商業繁榮的最佳保障。布賴恩甚至超出了純精神式的表達，以無可厚非的驕傲，於1889年舉行了一次泛美會議，這類會議首次在這個半球舉行，它象徵著合作已經成為一種新口號。先河一旦開創，這類會議便相繼於1901、1906、1910與1923年召開，同時還補充以各種關於科學、金融、勞工、婦女以及教育的會議，讓泛美主義成為一個神秘不可測的字眼。

從主要方面與細節方面來評價這些會議的成效是非常難的。顯然，一個實質性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永久的合作機構，它被稱為泛美聯盟，總部設在華盛頓一棟漂亮的建築里。這件事情的重大意義是較難加以界定的。一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在觀察了幾次泛美會議開展的工作后總結道，主要成果是“精神的”，而不是經濟的與實質性的。在另一位歷史學家眼中，泛美聯盟預示着合作將取代帝國主義統治，並且為泛西班牙主義提供了一種糾正方法，這種泛西班牙主義曾打算向舊大陸的拉丁民族求助，以調整新大陸不平衡的均勢。

然而，在一些實際事務上，華盛頓政府並沒有從形成拉丁民族文化紐帶的努力中，或者從歷屆泛美會議的決議中獲得多大幫助。畢竟，鼓舞它的力量來源還有很多方面。它的能力依仗英國的支持，它的物質力量與海軍力量又讓它可以承擔與履行自身的義務，它不能依靠那些國家開展有效的合作——當1921年它給曇花一見的中美洲聯盟送去祝福時，1924年它再次想讓那些小國組成聯盟時，國務院才清楚這個事實。

11

依照美國國家崇高理念在太平洋與加勒比地區開展的帝國推進運動，其影響是很難在那些動蕩年代的雜亂記錄中找到的。就像那位詩人在寫到普通生活時所說的那樣，最開始是行動，許久后才形成思想。所以，當美國國旗在一個地方升起，接着又在另一個地方升起時，這些行動並不是事先做出的邏輯形式的構成部分。相反地，在關於時代的口頭論述上還有很多混亂。一貫存在異議的人表示，這個國家並沒有全體同意將征服異國民族與土地當作聯邦政府的正規職責。由民主黨掌控的國會宣佈，它支持菲律賓獨立（儘管暫時還不讓其實現），這個事實顯然具有某種重要性——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上天還未顯露出來。參議員哈定在參與總統競選時，譴責威爾遜政府用美國刺刀強迫西印度鄰國接受憲法的行為，這個事實也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對發生這種不愉快的事件深表遺憾，或者如其批評者所說，至少以為他表示抗議是為了吸引選票。無論是哪種情況，哈定的聲明都表明，在帝國行徑上，國家還有某種不成熟性。

然而，在總賬的另一方，卻有很多項目暗示，民眾內心是希望有一些新殖民地、保護國、勢力範圍與道義上的委任統治地列入美國遺產中的。布賴恩在1900年有關帝國主義問題上所遭受的失敗，對羅斯福有效行使“大棒政策”的歡呼，威爾遜任期內美國在加勒比地區威望的不斷提高，哈定與柯立芝任期內重新對菲律賓實施的強硬政策：這些無不證明大眾普遍滿意天定命運的路線。

但是，帝國的哲學還未系統完成，也沒有與憲法一同融入進當代的道德體系中。不管是因為邏輯的原因還是因為基督教的訓練，美國思想家還不敢公開將達爾文的規律運用到各國爭奪貿易與領土的鬥爭中去。他們並不是不清楚古代信條，因為他們都曾耳聞羅馬帝國的理論與實踐。在教科書中他們就曾讀過《為曼尼魯斯辯護》，也就是西塞羅演說詞，它用簡潔的語句總結了那一古老的強權理論：“你要果斷地全力進行戰鬥，以維護羅馬的榮譽、盟友的安全、我們優渥的收入，以及眾多公民的個人財產。”他們也曾閱覽過歐洲帝國主義者的巨著，這些著作譴責自由派軟弱的情感，公開宣揚為光榮與金錢而進行戰爭與擴張。“這不能稱之為掠奪！”當布呂歇爾將軍首次從聖保羅大教堂的圓頂上看到倫敦時這般怒吼道！

倘若說這些大膽的原則對美國的政治家或者主編有某種吸引力的話，那麼在他們的表白中並未找到什麼蛛絲馬跡。批評家批判那些處在高位的人，說他們內心深處相信這種教條，但每次都遭到憤怒的否認。從記錄上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極少將帝國的征服看得這麼簡單、粗率的，就像羅馬與德國哲學家一樣；根據他們的宇宙觀，他們都會考慮道德因素。當德雷克與霍金斯追趕上西班牙的大帆船，掠奪了它的財寶，將船與水手拋進海里時，他們除了獲得勞動報酬外，還覺得自己受到伊麗莎白女王的稱許與新教信仰的批准。當克萊武進入一位印度土邦的寶庫時，他剋制住不將財寶全部拿光，並且對自身所表現出來的剋制力既驚又喜。當埃德蒙·伯克在上院發表其著名的演說，徒勞地控告沃倫·黑斯廷斯時，他覺得，英帝國的統治“並不是建立在一種狹隘法學的細節上，而是建立在擴大的、牢固的國家道德原則上”。一百年後，詩人吉卜林在詩中表現了同樣的精神，他稱帝國的召喚是一種莊重的命令，要求承擔“白人的負擔”，尋找另外一種利潤並且努力取得另一種收穫。這樣的激情也感染了這個民族的美國分支。所以，在德國帝國主義者質疑這名詩人的感情到底真不真誠時，他們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不清楚，高度的道德責任感是可以和保證已投資本、征服陷入混亂、參與革命的較小社會集團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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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情感和務實的理智是能夠在相同的政治經濟氣候中繁榮發展的，以下列舉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世界和平運動在英語帝國的兩個分支中得到了最強烈的支持，沒有任何地方比美國更為熱心。在這個時代，人們看到，美國從一個平等自治的聯合體，逐漸轉變為一個疆域遼闊、成員眾多的大一統體系；同時也能看到，宣佈戰爭為非法，在世界範圍內建立長久和諧一致的宣傳，正處於迅猛發展之中。

在這時期，來自各縣、各州、全國以及國際的和平協會正以讓人炫目的速度在美國各地興起，尤其是在商業繁華的東部地區。1906年，紐約和平協會建立，安德魯·卡內基石破天驚地宣佈，捐出1000萬美元來促進他打心底擁護的國際友好事業。到了第二年，紐約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全國和平大會，與此同時，國際俱樂部全國協會也在路易·洛克納的領導下建立了起來，後來，洛克納坐着亨利·福特的和平船，將橄欖枝帶到了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以卡內基為榜樣，來自波士頓的富裕出版商埃德溫·吉恩於1911年捐贈了自己的部分財產，建立起世界和平基金。1912年，美國和平協會將自己的總部設在華盛頓，並且開始從事一些新活動。這個協會大約是在一百年前的紐約建立的，當時是世界上這類協會的先行者。教育界對此作出了反響，成立了美國學校和平同盟，並且扛起了威廉·勞埃德·加里森的旗幟：“我的國家就是一切，我的同胞就是所有人”，在學校里進行宣傳運動，各教派的教士也紛紛仿效，建立起教會和平同盟，在宗教領域進行活動。

無論是這些協會的會員，還是領袖演說家，都是美國第一流的公民。其中包括：萊曼·艾伯特、簡·亞當斯、詹姆斯·貝克、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安德魯·卡內基、卡里·查普曼·卡特、查爾斯·埃利奧特、漢密爾頓·霍爾特、戴維·斯塔爾·喬丹、勞倫斯·羅厄爾、約瑟夫·喬特、托馬斯·愛迪生、詹姆斯·希爾以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排在前面的是一些極端派，他們將戰爭看作是一種罪惡，要求無條件廢除。

由於會員眾多而且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平主義的鼓吹者自然變得多種多樣且影響深遠。他們召開會議、進行佈道、做研究宣傳、出版著作、舉行宴會以及發表演說。他們將戰爭譴責為野蠻行為，把和平鼓吹為最大的理想，並且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比它更該受到尊敬。在反對軍國主義上，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見解不同的人也會站在同一陣營。

當然，他們並沒有達到完全一致的地步，甚至在最開始的和平運動中也是如此。那些親英分子對德美友好感到懷疑；德裔美國人則在英美協議中看到了不祥的苗頭；而愛爾蘭裔則對英美的交往採取了自古以來的一貫態度。

事實上，在各派勢力的討論中，形成了一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德國不是國際和平的盟友，於是就作出特別的努力，讓公眾在這方面消除疑慮。理查德·巴托爾特從某個角度來考察這種指責，宣稱威廉二世是贊成持久和平的。在經過相似的調查工作后，埃德溫·米德表示：“德國人的思想正轉向康德型的理想主義。”為了對這些說法進行補充，一位德國著名教士於1911年被派來出席一次重要會議，他對美國的聽眾說，他在動身之前曾和德國皇帝談過話，德國皇帝對國際和平運動非常感興趣。和威廉二世私交不錯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在很多場合都作了保證；在他的鼓動之下，紐約和平協會於1913年德皇加冕25周年之際，打造了一個漂亮的勳章，並且配上得體的說辭，一起送給了那位波茨坦宮的主人。為了重申這個信念，和那位王爺有私交的安德魯·卡內基宣佈，他質疑托馬斯等人的說法，因為他的那位帝王朋友是一個“平和的王爺”，此外，“那些得出相反結論的人，是忽視了那位王爺的真正性格”。這樣一來，全國那些優秀的公民們最後終於相信，人類已經接近了普遍和平的目標。當然，在個別地區還存在着一些糾紛，比如1898年的美西戰爭，1899年的菲律賓戰爭，1899年的布爾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1911年的土意戰爭，1912年的巴爾幹戰爭，以及各帝國邊界上的那些小糾紛。

在現實中，有一些顯著的跡象表明，各國政府對險惡的武力仲裁是有點畏手畏腳的，他們贊成以友好的方式來解決彼此的爭端。一些熱心人響應俄國沙皇的召喚，於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開了兩次會議，這被視為新秩序的前兆，儘管英法等國的外交家們在幕後暗暗發笑。在第一次會議上，達成了3項涵蓋適度承諾的協議。其中有這樣一個規定，在國際爭端中，中立國家在任何時候對能在不冒犯別國的前提下進行斡旋，從而和平解決爭端，或是中止敵對行為。另一份協議規定，爭議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夠不帶偏見地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從而更好地調查事件的真相。除了這兩項協議以外，還決定在海牙設立國際法庭，從而讓這個事情變得完滿。根據協議規定，產生爭議的各方可以把無法由外交辦法解決的問題提交給國際法庭。

然而，裁軍的提議並沒有取得什麼成果，禁止使用毒氣的建議也遭到了來自美國代表團的反對。沒錯，在第二次會議上，各國之間那種深刻的敵意已經清楚地表現了出來。那時達成的唯一一個統一意見是關於“文明戰爭”的新規則，但這個規則很快就被與會國家視為廢紙，根本無法抑制彼此武力相向。

如果基督教領域不同意和平綱領，那麼美國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就可以聲明是相信和平原則的。儘管麥金利總統曾拒絕在“緬因號”事件上進行仲裁，在和西班牙的爭吵中也拒絕調解，此外，為了讓布爾戰爭結束，它還在無意中對英國施加了壓力。儘管有以上行為，麥金利還是公開宣稱：“在每一次突發事件中，和平總是比戰爭更為可取。”1903年，美國和加拿大關於阿拉斯加邊界線的長期爭端，由位於倫敦的聯合法庭解決了，結果對美國非常有利。收到通知后，羅斯福總統於1905年對已經焦頭爛額的俄國和日本進行斡旋，並且協助它結束了樸茨茅夫的戰爭。3年後，英美一致同意把所有不涉及重大利益和國家尊嚴的問題提交仲裁，1910年，英美兩國將關於捕魚權的爭論提交給海牙國際法庭，順利結束了這一由來已久的爭端。

爭取和平的具體措施現在仍然是空中樓閣，彷彿是為了證明自己要改邪歸正，國務卿諾克斯和英法兩國在1911年簽訂了條約，將所有爭端提交給國際法庭仲裁，不過他的計劃因為遭到了參議院堅決反對而宣告失敗。愛爾蘭裔和德裔分子之所以堅決反對它，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而那些拒付債券的州議員之所以反對它，是因為美國人擔心歐洲債主會通過法庭來收取債務。國務卿布賴恩並不擔心諾克斯條約的命運，自從他進入威爾遜內閣后，就開始着手處理這一問題了。他用自己特有的熱情，和世界上一半左右的國家達成了協議，規定無論哪種性質的爭端都必須提交給國際委員會調查，在調查報告出來前，絕不擅自宣戰。參議員出人意料地批准了這些協議，讓美國的和平運動凱旋得勝。

在這個節骨眼上，世界大戰爆發了，簡單粗暴地消除了這些協議的迷惑性，並且讓那些和平的鼓吹者陷入尷尬的境地。這些一度被稱作人類明智朋友的熱情分子，一夜之間成為了被仇視的目標，親英分子稱他們為賣國賊，普通人則將他們視作嫌疑分子。隨着戰爭呼聲的日益強烈，他們變得越來越進退失據，當威爾遜總統要求國會對德宣戰時，這一困境達到了頂峰。由於宣戰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這迫使所有人（除了一些嘲弄者）必須作出選擇。左翼的一些極端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持懷疑態度的人，依然主張和平，其中有很多人被當作間諜而投入監獄。而右翼方面，那些和平事業謹小慎微的辯護者都表現出了好戰精神，藉此洗刷自己的污點。與此同時，那些和平協會一邊倒地改為擁護政府，或許它們認為，進行這場戰爭是為了“結束戰爭”，以此來安慰自己。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就是如此，它唯有竭盡全力來推動這場武裝衝突獲得最後的勝利，才能更好地貫徹發起人的理想。自由派則處於中間立場，他們反對軍國主義同盟，曾徒勞地干預過歐洲戰爭，現在他們則鼓吹“民主的和平”，並且得到了民權同盟的支持，民權同盟是一個維護個人權利的協會，同時它也反對政府行動。

戰爭完結后，鼓吹和平者的道路依然充滿了荊棘，尤其是在美國抵制國際聯盟以及採取武裝獨立的立場之後。因此，在那些職業的愛國主義者（比如陸軍部、海軍部，以及認同軍方權勢集團的各類同盟）眼裏，一個原本熱情支持和平的信徒就會變成一個賣國賊。即使強大如卡內基和平基金，在重整旗鼓后，也必須要謹小慎微地行動。它募捐了巨額資金來撰寫世界大戰的不朽歷史，幫助法國和比利時重建那些被德軍破壞的建築，並且為了向英國示好，捐贈了5萬美元來恢復撒克遜民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因此，即使帝國時代已經過去了好幾十年，仍然有必要依據新的責任和潛力來檢驗一下和平理論，以及那些明確的道德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