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美利堅帝國（1）
持續增加的經濟盈餘維持了鍍金時代五彩繽紛與繁榮興盛的文化，但是也遭遇了尋求國外市場與投資機會的愈加沉重的壓力。因為美國現已完全走上帝國的軌道，政界上層中的首腦為了維護時常和人類活動形式聯繫在一起的所有私利與野心，就通過一種逐步加強的方式，讓這條國家的艦船持續朝着一個既定的航線行駛。麥金利、羅斯福、塔夫脫、威爾遜、哈定與柯立芝，根據政治上的常規與變化行事，相繼擔任了美國總統，並且在他們各自的任期內未讓航海圖發生任何劇烈的變化。
共和黨人從韋伯斯特、西沃德以及格蘭特那裏繼承了傳統的支持和鼓勵，所以麥金利、羅斯福與塔夫脫就輕而易舉地堅持着“天定命運”論所規劃的政策，並且經常將這個信條應用到新情況中，實施新的任務。民主黨人受到布賴恩農業派系的鼓動，儘管在他們的綱領原則中同意回歸曾經的路線，但是威爾遜實際上並未對其從共和黨前任那裏繼承來的慣例做出多少革新，至少在這個半球上情況是這樣的。倘若說他賦予菲律賓極大的自治權，並且冷眼旁觀資本家在中國的擴張，那麼他也非常賣力地對加勒比地區施以重壓，通過購買的方式讓美國的版圖中增加了丹屬西印度群島，並且通過積極應用海軍而得到了一些有價值的保護地。倘若對比在中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的行動，哈定與柯立芝仍在尋求形式上的合法性，那他們在恢復對菲律賓的帝國權威，在警告日本不許公開在中國與西伯利亞活動時都是很堅決的，因為那些地區的經濟機會讓美國政府擔負有道義上的委託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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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和西班牙正式簽訂合約后，麥金利為了周詳地設計他的航向，不得不考察那些危險的暗礁與霧氣濃重的岬地，因為到處都有各種障礙。古巴的社會秩序動蕩不定；菲律賓人公開起義來反抗美國政府；一些被征服的地區的法律地位尚未予以肯定。為了保險起見，美國有關并吞領土的國家政策還沒有明確地展示與肯定下來。總而言之，華盛頓政府現在的地位，就好比布匿戰爭結束時羅馬共和國在公元前242年的地位。
不管從哪種角度來看，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仍舊是古巴問題，它正處在極為棘手的階段，尤其是對那些愛挑剔的政客們而言。無論他們怎樣花言巧語，都總是要碰到國會的莊嚴決議；這一決議是在平民黨人的壓力下，由那些主張進攻西班牙的人批准的，它在全世界面前信誓旦旦地說，美國除了在古巴恢復和平以外，並不打算在古巴行使任何主權與司法權。然而，倘若這個島國的政府毫無限制地轉入起義的僱農與無產者手裏，得意地看着老的西班牙統治階級遭殃，那麼在該國的地產與資本可以安然無恙嗎？這一問題絕不是什麼空談。大家都知道，哈瓦那的革命軍政府情緒不是很好，在和當地的西班牙人交往時，明顯表現得極不客氣，因為這些西班牙人除了在最近這次社會戰爭中繼續忠於馬德裡外，還總是嘲笑人民群眾的要求。倘若美軍撤退而讓事情面臨危險關頭，那麼美國商人在島上的利益與島上老統治者的財產都將遭受嚴重的危害。局勢是很微妙的，它牽連到面子問題與現實需要。
為了擺脫這一困境，康涅狄格州一位精明的參議員普拉特找到了一條路。他提出一整套原則，限制古巴政府和外國的關係，限制古巴的舉債能力，強迫它割讓一些加煤站給美國海軍，並且宣佈在必要時，美國有權干預島上的事務，以保護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對於國會中那些語言純正癖而言，這看似是違背不久前才做出的莊重保證，然而無論遭到什麼樣的反對，作為附款，這個新理論被收入1901年陸海軍撥款法案中，並被稱之為普拉特修正案。古巴人在擺出軟弱無力的姿態后，被迫將這項自我否定的條例納入新憲法中。如此一來，美國就牢牢掌握了控制權，而將主權的裝飾品交給那個獨立的共和國。
5年後，也就是1906年，羅斯福總統按照普拉特的法令，尋找到便利的借口加以干涉，建立了一個軍政府，並且用古巴人巨大的犧牲來作為代價，維持了地方的秩序。事情平息后，他下令美軍撤退，並讓古巴理解，它所取得的自由、主權與獨立，就像契約條款中所簽訂下的，要遵從道義上的委任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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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問題更複雜。當美西戰爭根據雙方的計劃爆發時，1898年由菲律賓土著居民中的不滿分子發起的武裝起義已近邊緣。在這個危機開始時，起義首領阿吉納爾多接受邀請，加入美國軍隊來推翻西班牙的統治。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衝突中，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沒有要求任何保證，因為美國人曾宣稱，在戰爭結束時，他的島國將獲得獨立。然而，無論它的希望有什麼依據，他註定是會失望的，因為最終結局是一個外國政權替代原先的西班牙政府。
當這個更換主人的消息傳到馬尼拉時，菲律賓人聚居的地區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在這種模糊不清的情況下，美國軍隊和阿吉納爾多部隊之間於1899年2月爆發了戰爭。依照官方的報告，情況好像是，四個本地士兵靠近一個美國哨所，極可能是因為誤會，他們沒有聽從哨兵要求停步的命令。結果導致這個世界響起了更多的槍聲。因為那個時候當地司令部的官員都不在場，而且接近哨所的士兵數量又極少，所以難以斷定菲律賓人當時是想攻擊美國防線。的確，從此後阿吉納爾多急切要求停戰的情況來看，公眾輿論認為，當時並未打算開展侵略行動。
只要頭一個本地士兵流了血，美國當地的軍方絕對會拒絕談判，並且將這個偶然事件擴大為一場普遍的衝突。經過幾次激烈的鬥爭，美國軍隊順利取得成功，這場戰爭演變成持續近3年的游擊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本地士兵做出了一些暴行，而且明顯為此付出了複利；事實證明，像這樣一場鬥爭，要遵守文明鬥爭的規矩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通過極大的努力與濫用美國人所說的“水療法”，這場反對美國統治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其代價是眾多人的生命以及1.75億美元的耗費。
雖然有嚴厲的軍事檢查，這種帝國行徑還是傳到了國內，引起一些老式的美國人的不滿。馬薩諸塞州參議員霍爾覺得《獨立宣言》是共和國信條的組成部分，他在參議院公開宣佈，在他可以聽到的範圍內，沒有誰支持這場戰爭；倘若他是一個菲律賓人，當然不會像如今正從事戰鬥的菲律賓人一樣為自由而戰，但是也不會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做而輕視他們。馬克·吐溫非常憤怒，筆鋒尖銳地寫了一篇激烈的文章，譴責用來複槍與水療法讓起義者開化與皈依的做法。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蒂爾曼大笑。“共和黨首領們”，他表示，“不應當再懷疑在南方限制黑人選舉權的正義性與必要性。……你們以往的口號——人類是兄弟而上帝是父親——早已隨着的時代的變遷而煙消雲散！”
對待這些批評，軍方也給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麥金利及其顧問們滿腔義憤地否認道，菲律賓戰爭和1776年美國爭取自由的戰爭沒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對他們而言，將阿吉納爾多與美國相提並論，完全是一種褻瀆；頌揚1899年起義軍對美國統治的抵抗，是比堂·吉訶德作風還要糟糕的行為，它相當於叛國，為敵人提供了幫助與撫慰。
在談到具體問題時，他們表示，這個島國有700萬人，分散在數百個島嶼上，其開化程度從原始山民到優雅的城市居民都存在，所以在賦予他們自治的過程中遇到了難題。他們嘲諷霍爾的綱領是一種幻想，這項綱領提倡馬上締和，同意該國獨立，友好地幫助它實現自治，邀請世界兩強一起保證這個島國的自由。總而言之，除了加以征服，然後在美國的監護下開展緩慢而有秩序的教育工作與地方自治外，麥金利政府找不到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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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這場帝國冒險事業的意見存在分歧，菲律賓問題便成為了1900年選舉中的主要爭論焦點。共和黨人做好了準備來面對這個問題。他們一致同意再次提名那位前進路線的發明者與捍衛者麥金利為總統候選人。不顧自己隊伍中某些成員的反對，他們堅定地表示，除了用戰爭來平息叛亂外別無他選；因為勝利的結果，將菲律賓人從西班牙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責任已由美國擔負起來：“政府的最高責任就是維持自身權威，平息軍事叛亂，並且將自由與文明的幸福賜予那些被解救出來的人民。”為了讓選舉運動富有生氣，共和黨的選舉幹事們讚美他們的副總統候選人西奧多·羅斯福為“第一義勇騎兵團的英雄”，並且在全國發出一陣暴風雨似的喧囂，譴責那些反對天定命運的軟弱者為“懦夫”。另外，民主黨人依舊處於布賴恩咒語的蠱惑下，再次提名這位“平民”為總統候選人，並且將帝國主義當作一個問題，和托拉斯問題、自由鑄造銀幣政策等同對待。
在此後的鬥爭中，1896年那些措施與感情又復活了。漢納再次掌控住共和黨競選運動的錢櫃，就像約翰·海曾說過的，整個夏天他都在大喊“狼來了，狼來了”，從企業界首領那裏勒索到充裕的競選經費。出於恐懼或者財政的需要，布賴恩如今被稱為帝國與財產的敵人。就連約翰·海這麼精於世故的人，也批判民主黨的候選人是“直率的無政府主義者”，並且委婉地表示，“沒有誰清楚傑克·凱德要做什麼。”民主黨人同樣反唇相譏。他們譴責對手在道義上的浮誇，並且宣佈，“貪婪的商業精神”控制了對菲律賓的政策，美國軍隊恢復法律與秩序的努力實則為“一場罪惡的侵略戰爭”。
這次辯論的是非曲直，最後由人們做出總結。選舉結果，麥金利以比遠多於四年前的票數當選，繼續佔據着船長的位置。他為自己的成功歡欣雀躍，剛下達全速前進的指令，悲劇就降臨在他的身上。1901年9月，他在參加布法羅的一次展覽會時，被一名無政府主義者槍殺，幾天後死在他一位朋友的家中。突然之間，即便那些粗魯的黨派性的批評也安靜下來。當他在《我主更加親近你》的聖歌聲中入土時，全國上下都向他致敬。儘管這位新方針的主要創立者已逝去，但是其繼任者西奧多·羅斯福卻宣佈，他的政策仍然將得到“絕對的遵守”——這個誓言馬上就實現了，針對菲律賓起義者的戰爭更有利地進行起來，直至最終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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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憑藉武力保證了自身的霸權后，就開始為各省創建政治機構。在這個問題上，羅斯福總統也完全遵循其前任總統的方針辦事。從西班牙手中奪到這塊領土后不久，一個由著名人物組建成的委員會被派往菲律賓去考察當地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然後彙報有關的事實，以便實施最後政策。在這個調查的基礎上，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為首的第二個委員會被派去暫時負責民政事務，以便最後取締軍政府。1900年初，國會為波多黎各政府制定的基本法指出，美國的帝國思想稍微被民主思想沖淡了一些——自治的程度肯定比各西班牙殖民省份在其發展的幾個世紀裏所享受到的權利要大，也比當代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征服的民族所獲得的權利要大。基本法規定，設置一個總督與六個內閣首腦，他們都由總統與參議院來任命；地方立法機構由兩院構成，一個由人民投票來選舉，另一個則由各部部長與華盛頓挑選的5人組成。
因為有了具體的指導方向，羅斯福總統很順利地為菲律賓行政機構制定了規劃。在給國會的第一個咨文里，羅斯福強調了這個問題，並且於1902年正式為那些島嶼制定了基本法。5年後，完全恢復了和平，組織了人口普查，正式着手準備工作，然後組織了立法機構中代表人民的那一部分選舉，從而讓這個新制度正式建立起來。當時的菲律賓政府由一個總督與一個民政委員會構成，民政委員會也行使立法機構上院的職責，它的成員由總統與參議院決定，而下院則通過人民投票選舉。
憲法裏並沒有關於帝國行省的規定，所以根據憲法行事的國會，在決定這些新領地命運的時候，就必須面對一些過去從來沒有以相同形式出現過的法律問題。其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總括起來就是群眾提出的這個疑問：“難道憲法要跟着國旗跑嗎？”那些公法的專家好像只能做肯定答覆，因為根據歷史悠久的司法慣例，憲法中的一些規定——不管怎樣，因為有關出版自由、由陪審團審訊的條款、盎格魯-撒克遜法學的其他程式，讓國會管理領地的權力受到了明確限制。然而，眾所周知，美國政策中這些縝密的概念，儘管被西班牙上層人士所熟知，卻無法輕易運用到赤道島國的原始居民中去。顯然，蘇祿國的蘇丹是從來沒有聽過大憲章的。
所以，法學家一下子感到非常棘手，直至高等法院做出名為“島嶼法”的一系列決議后，才解開這一死結，或者可以說是意識到憲法中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障礙。道路最終還是鋪平了。儘管在這一重要場合，9個法官中有4個存在異議，構成係數的5個人在論據上也存在分歧，但是這個偶然事件只讓那些注重語言精確的人受到煎熬，對於群眾來說，並未造成什麼持久的印象。在杜利先生無意說出的一句話中，已明顯表露了事情的結論：“最高法院跟着選舉結果跑。”總而言之，國會被授權繼續向前，它的前提是，在管理附屬國的時候，只要不違反憲法中的“基本”部分，也就是只要不過分地觸犯司法良心，它就能為所欲為。當一個菲律賓編輯懷疑美國政府的善意時，最高法院馬上向其表明，按照聯邦憲法的第一條修正案，不准許似是而非的抗辯。
這項新制度建立后的幾年內，政策上沒有任何嚴重的改變。共和黨的政府覺得自身地位已經牢固，就繼續將它的教育與經濟政策滲入到殖民領地中。而民主黨人，則在每屆的總統選舉運動中，通過不同的形式重複它在1900年選舉中的批評。從有建設性意義的方面來說，他們普遍的思想是，因為頒佈了“西北條例”，應當賦予波多黎各各國較老的如大陸准州一樣的合法地位，並且“只要穩定的政府可以建立時”，馬上讓菲律賓人獨立。後來，在威爾遜總統執政時，民主黨人終於有機會考驗他們的理論，國會在1917年批准了一項法令，規定波多黎各立法機構的上院應當通過選舉產生，並且讓土著人民擔任絕大部分地方職位。到1916年，國會又鄭重決定，當時機成熟時，菲律賓應獲得獨立，而且還擺出一副允諾的姿態，讓這個島國通過選舉產生了參議院。像在波多黎各一般，一些曾經非美國人莫屬的有利的、重要的職位，都讓本地人來擔任，就連財政也准許由本地人來負責。
這些讓步並未讓菲律賓達到和諧一致，而只是重新點燃了那些提倡獨立的人的熱情，並且促使馬尼拉的地方立法機構表示它迫切要從美國分離出來的決心。他們也為美國在島上的財政與工業利益而煩惱，從而促使他們極力要求華盛頓執行嚴格的菲律賓政策。在幾年內，危機彷彿隨時都可能發生，然而威爾遜總統的任期及時屆滿了，人們察覺，他的那些善行只成為一種記憶。不管怎樣，民主黨人未能防止哈定總統任命的總督倫納德·伍德將軍在1921年再次讓那艘船歸於平靜。
美國消耗這麼巨大的力量，但是據當時的報告說，只有個別政客與鼓吹者希望獨立；又指出，倘若美國的力量撤出，會讓眾多無助的被監護者受到暴吏的蹂躪。在菲律賓人眼中，事情已漸漸明顯，威爾遜的彩虹僅僅只是一個幻影；而美國人民，至少是那些不辭辛勞地參與投票的大多數人，是期望這個世紀初所實施的帝國主義政策不發生任何變更的。隨着歲月的流逝，這個島國的商業與工業優勢，已漸漸從本地人手中轉至美國人手中，而且橡膠栽培的可能性讓人心馳神往，使得命定論更富吸引力。
1926年9月，美國政府從菲律賓夏都碧瑤發出了一份措辭清楚的電報，它支持了卡米·湯普森即將發表的報告。湯普森是俄亥俄州政治家哈定—多爾蒂集團的一分子，是由柯立芝總統任命去搜集情況的。美國政府的電報表示：“倘若我們撤出這個處於東方入口的肥沃的熱帶島國，我們就必須放棄亞洲強國的地位。普遍認為，沒有菲律賓作為商業與軍事基地，我們就無法執行各國在華貿易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就無法產生（原文是這樣）隨着東方的覺醒必然要到來的無限的經濟機會，也就無法有效地進行戰爭來保護我們自身的利益。從戰略方面來考慮，支持這種論點的論據是，菲律賓群島是唯一一個適合做美國基地的地方。菲律賓是自北方日本到南方婆羅洲之間一組島嶼的一部分，其地理位置形成了一道屏幕，橫跨太平洋與亞洲海岸，成為未來遠東各種可能性的門戶。通常認為，只要美國掌控住菲律賓這一戰略陣地，它就將繼續成為東方經濟與國際生活中的一項強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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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取菲律賓，為在遠東開展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地，從而更易實現美帝國政治家的一個古老夢想。在林肯執政時期，西沃德就宣佈，美國應成為海上帝國，遼闊的太平洋盆地在將來會成為世界活動的主要區域。在和東方的關係方面，他是非常固執頑強的。在擔任國務卿時，他實施了“門戶開放”政策，儘管並不是他發明這句聰明的話來喚起（倘若不是促進）公眾的想像力。
就像之前已說過的，他和其他西方列強合作，迫使東方各國將通商的大門敞開。通過西沃德的批准，美國海軍軍官參加了1864年對日本城市下關的轟炸，以對當地封建領主所表現出來的敵意施以報復。經他同意，美國駐東京的代表聯合英國的代理人，強迫日本簽署了一項商業協定。佩森·特里特說得好，這項商業協定將美國“和英國的商業綁在一起半個世紀”。和這些措施相一致，西沃德還向法國提議，共同採取行動來懲罰朝鮮人，因為他們殺害了那些堅持去朝鮮的法國傳教士與美國商人。倘若國務院與海軍部可以獲得國會足夠的支持，那麼在1898年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之前許久，美國的國旗就早已在東方水域上飄揚。
然而，就整個國家而言，要了解那些處在高位的人早已察覺到的好處到底有多大，這還需要一段時間。誠然，西沃德的同黨所執行的關稅政策，有利於暫時緩和早期在太平洋實施帝國主義經濟利益的緊迫性。因為對有競爭能力的貨物實施高額的保護關稅，美國製造商們可以在1861年後的許多年中掌控住一個廣大且不斷發展的國內市場，覺得沒有太多必要去更多地發展國外貿易，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國內市場達到飽和狀態為止。
同時，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正在東方忙得不可開交——它們在中國發動戰爭，並分割中國的古老領土。在東南亞，法國掠奪了一大片領地。因為盤踞在香港，掌控着廣州的貿易，並且獲得在條約口岸的銀行活動的幫助，英國人在帝國的商業中佔據最大份額。日本在勝利結束1895年的對華戰爭后，侵佔了福摩薩（也就是中國台灣），倘若不是俄國、德國與法國干預，它還會侵佔更多的地方。兩年後，德國以一位傳教士被謀殺為由，奪走了膠州灣，並且讓整個山東省處在它的行政管理下。又過了一年，俄國以租借的形式從中國奪走了旅順港，並且獲得了修築通過滿洲直至哈爾濱的鐵路權，以便和西伯利亞大鐵路連接。英國不願遊離在這一北方盛宴之外，於是侵佔了威海衛，它是一個處在德國與俄國侵佔的新基地之間的戰略性港口。
當這些事情正在進行中時，歐洲資本家又借款給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得到在中國不同地區修築鐵路的專有權，並且在潮水可及之處侵佔了大多數礦產資源。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中國被劃分為其“勢力範圍”。當美國商人與資本家最終感到國內市場已飽和而轉向遠方尋找新機會時，他們到處都遭到對手特許權與壟斷權的阻礙。
在這關頭，中國爆發了名為“義和團運動”的反帝國主義的起義。長久以來，北京保守的統治者們就懷着沮喪的心情關注事變的過程——他們所宣揚的宗教遭到基督教傳教士的攻擊，他們的政府遭到民主革命派的攻擊，他們的領土就像“虎口中的牛羊”任憑帝國主義瓜分。從首都開始，這種沮喪的情緒就遍及無知的群眾，於是各個地區產生了愛國者的秘密公社，被稱之為“義和團”。當引發這一爆炸的原因積聚起來時，終於在1899年底，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一事，成為這場一觸即發的暴風雨的前兆。
第二年夏，這場衝突爆發了。德國公使在去往皇宮抗議中國人的行為時，在北京街頭被殺，而且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暴力行為。居住在首都的外國人，驚慌失措地逃進英國使館，匆忙修建起防禦工事，並且呼籲救援。這個呼籲在整個基督教世界迴響，於是各個強國聯合起來侵略北京。在經歷許多爭座位與贓物的吵鬧后，聯軍最終佔領了首都，釋放了被拘禁的外國人，並且搶掠了店鋪與皇宮。清政府屈服后，不得不對被殺害的外國人與被毀壞的財產支付巨額賠款，並且不得不卑躬屈膝地道歉，還要在北京為德國公使建立紀念碑。
美國政府積極地參加了對華的侵略，並在不久后建立了租界。的確，義和團叛亂給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讓全世界注意到美國的特殊政策與要求。在菲律賓創建戰略基地后，麥金利政府早已在盤算怎樣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利益——或者至少在還未被外國列強及其資本家奪去的那部分中國領地上。只要稍對經濟進行分析，就能輕易發現，除非美國參與瓜分並要求在領土上獲得好處，美國商人則只能通過抑制其他列強的貪慾來讓自己獲得中國貿易的那一部分。總而言之，顯著的補救方法就是“門戶開放”，即維持中國國家的統一，給所有外國人提供同等的貿易優惠——當然是除了那些已被外國人獲取的權利。約翰·海早就發現了這個計劃的好處，於是以國務卿的身份，在1899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給列強發出照會，要求它們遵守克制與平等的理論。
約翰·海乘義和團談判的有利時機，再次請求其他列強政府“尋找可以讓中國獲得永久安全與和平的解決措施，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維護由條約與國際法規定賦予友好國家的所有權利，並且向全世界保證和中國各個地區進行平等、公平貿易的原則”。因為勝利國之間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相互爭奪，而這可能導致世界戰爭，所以美國的程式在理論上被其他列強接受了。“在我們行動的時候，”約翰·海說，“其他國家仍在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同意了我們的意見；通常來說，德國政府是殘暴且非常愚蠢的，如今也恢復了理智，不再盛氣凌人。”除了擺出這一友好的姿態外，美國還發現它從北京勒索的賠款大大超出其所受到的損失，於是就將多出來的部分以基金的形式退還給中國，並且通過秘密協商將基金用在中國學生在美國學校的教育上。
美國政府通過這樣的方式向列強表明，當它從英國的侵略與通商口岸權中獲得利益時，它並不准許更多地掠奪中國的領土或者在這個古老國度內實施任何進一步的獨佔。儘管在制定這一政策時內心懷有其現實與實際的目的，但是這個門戶開放的政策也帶有一種崇高的道義味道，它讓中國人、傳教士、反帝國主義者以及和平主義者都感到愉悅。同時，它給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有力保證，獲得國內輿論的支持。“我們不覺得，”國務卿約翰·海簡練地說道，“美國輿論會贊同本政府參加這場目前仍在進行的掠奪大比賽。”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就麥金利本人而言，是樂意在瓜分中國（倘若它實現的話）時插上一手的，然而他又擔憂美國內地還未完全灌輸進命定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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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開放政策經高層同意后，國務卿約翰·海及其在羅斯福與塔夫脫任期內的繼任者就竭盡全力地開展工作，為美國公民爭取到在中國各地的平等貿易特權以及投資鐵路、開發自然資源的平等機會。他們尤其注意對朝鮮、滿洲以及蒙古的經濟滲透，所以就和俄國的企業發生了矛盾。“我在滿洲的問題上考慮了很多，”1903年5月21日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洛奇在寫給羅斯福的信中說。“我們的貿易在那裏佔有非常大的比例，依我看，我們應當有堅定的立場。……我收到一些從勞倫斯寄來的信件，那裏有一些製造棉織品輸往滿洲的工廠，它們督促盡量採取最有力的行動，並且要求派一支艦隊去。……南方的棉織廠也存在類似的情形，西北部的麵粉廠尤其如此，它們將大量麵粉輸往中國。”
但是，倘若擁有棉紡廠與麵粉廠的美國資本家覺得，控制華北貿易的問題這麼簡單，而且只需出動一支艦隊就可以解決，那他們就錯了。政治家了解得非常清楚；因為從更長期與更廣闊的觀點來看，他們發現，要發掘中國的資源，將牽扯到國際對手的龐大的網，要求除了發動戰爭外還會玩弄外交手腕。就連他們中最遲鈍的人在20世紀初也清楚，在法國資本家的幫助下，俄國已然成為其他熱衷於在華北擴張經濟活動的國家的威脅。常年受冰封雪冬重壓的俄國人，是迫切想要走向亞洲海岸的不凍水域的。
面對這個巨大的力量，華盛頓政府只好謹慎地和其他政府開展共同事業，在遠東尋找能與沙俄抗衡的力量。因為他特別清楚，英國因在英屬印度邊界以及中國遭到俄國的威脅，已於1902年和日本結成聯盟，並且在美國對西班牙戰爭期間及戰後主動向美國表示友好。而同時，日本已經由朝鮮向大陸進行經濟侵略。
因為這些情況，和這兩個國家進行同情性的合作，看似是羅斯福唯一的選擇。1904年，俄日之間在鴨綠江岸發生經濟爭奪，最後開始動用武力，羅斯福馬上向法國與德國發出照會表示，倘若他們因支持沙俄而卷進這一事件，他將“馬上站到日本一邊，並為此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一直堅信，英國政府“將以相同的方式行事”。這意味着，倘若法國或者德國無視這個警告，美國就將發動戰爭。實際上，這也意味着，華盛頓當局不容許華北的豐富資源落到受法國資本家支持的俄國壟斷者手裏。
羅斯福非常幸運，俄日戰爭的命運對他的計劃十分有利。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防止任何一國贏得對全華北的絕對統治權。與此同時，那些貸款給交戰雙方的法國、英國、美國的銀行家，也同樣迫切地希望各自的債主逃脫戰爭的損壞，有能力償還債款。最後，當爭鬥雙方已瀕臨破產而勝負未定時，金融家就向他們的債務人發出停付的照會，關上了他們的錢櫃。日本落入這個經濟陷阱，轉而求助於羅斯福，並且獲得了幫助。在謹慎試探了歐洲的立場后，羅斯福總統充當了調解人，以非常漂亮的戲劇性動作，在1905年夏，將俄國與日本的代錶帶到新罕布殊爾州的樸茨茅夫。在那裏達成了羅斯福總統所期望的符合美國利益的妥協：日本獲得了俄國在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路的權利，但是卻沒有得到賠款來填補它貧乏的國庫。這樣一來，交戰雙方都遭到了削弱與分裂，中國北部依舊沒有一個絕對的主人。
羅斯福繼續在遠東實施這種均勢政策。樸茨茅夫會議的那年夏天，他和日本、英國進行秘密談判，目的是維持東方的秩序，儘管對他本人而言是支持正規聯盟的，但他卻表示，參議院絕不會批准它，而他“也可能是在做那種無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只得派一個密使去東京，和日本總理大臣達成一個簡單的協定，並將它載入一件高度機密的備忘錄中。
在這一秘密協定中，日本方面表示尊重美國對菲律賓的統治；而美國方面也承認日本通過武力在朝鮮建立的統治。如此一來，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冒險事業，就和另一個國家相似的事業抵消了。同時，羅斯福的密使在東京對日本總理大臣保證，美國人民“在維持遠東和平一事上，和日本及英國人民完全一致，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美國政府將採取適當措施，和日本、英國齊心協力地為這個目的奮鬥，它們可以相信，美國完全像履行條約義務一樣可靠”。“實際上這就是日英美聯盟”，一位有名的東京出版家聽到這個秘密協定時脫口說出這句話。至少羅斯福執政時，情況就是這樣的，儘管美國人民對此毫不知情，直至泰勒·丹尼特從這名總統的私人文件中發現這個文件，並於1924年公佈於眾。
當1905年日本同意簽署和約時，它已瀕臨破產邊緣，但它不打算讓美國企業奪去它耗費眾多鮮血與財富剛從俄國那裏得到的豐富的戰利品。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它的這一決心，日本政府不准許美國鐵路大王愛德華·哈里曼將滿洲鐵路變成他“環球系統”中的一部分，而且它還委婉地拒絕了雅各布·希夫於第二年提出來的恢復這項計劃的要求，而希夫卻是在對俄戰爭中支持過它的紐約金融人士。
固然，當看到美國強大的勢力在它們中國北部的管轄區活動時，日本與俄國立即拋棄前嫌，平息了爭吵，聯手保衛它們的戰利品——而且還企圖獲得更多。它們聯合起來，掌握了形勢的關鍵所在。日本因為控制了戰略性的鐵路，就佔領了南滿；而俄國因為擁有中東鐵路，和海參崴、西伯利亞大鐵路連接，所以在北滿與蒙古有強大的勢力。它們派受過訓練的士兵守衛漫長的線路，並且依據自身需要規定全區的運費。這兩個強國事實上已佔領了中國的北部，在家門口就能為了自身利益而侵略這個遼闊的不發達國家。
在努力打破日本與俄國對中國領土的控制時，美國資本家提議，而且國務院也試圖促成，對上述幾條重要的鐵路實施“中立化”——這是一個想讓整個地區向美國企業開放的行動。在這一行動中，還採取了各種措施，由美國的銀行在1910年提供大筆借款給中國，事先達成的諒解是，這些借款除了用在其他方面，還用來發展滿洲的鐵路與商業。在這個時候，俄國外交部通過法國在華盛頓的來源得知，國務卿諾克斯批准這筆借款，並且建議設置一名美國監督來負責支付，從而在事實上建立起美國對北京與滿洲的政治影響。
聖彼得堡與東京聽到這個消息后驚訝不已，如今它們堅信，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一種託詞，用來掩蓋美國對其在中國的財產侵略行為。它們開始協商，以便維護彼此的利益；在一系列的秘密談判與條約（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布爾什維克黨於1918年～1919年公佈沙皇檔案后才大白於眾）中，聯手保護彼此的利益。它們公開蔑視門戶開放的政策，將滿洲劃分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承諾萬一一方因爭奪對中國的政治優勢而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發生武裝衝突時，相互給予幫助——這一鄭重的協定顯然是針對美國的，因為英國已由於聯盟條約而和日本捆在一起，而且毫無疑問它完全清楚俄日之間的諒解。
在威爾遜擔任總統時，緊張的形勢稍微得到緩解，對中國的事務也明顯採取了持重的態度。他表示，他決定讓聯邦政府擺脫金融與工業勢力的控制，所以他對繼續在東方實施羅斯福與塔夫脫的前進政策的建議並不感興趣。實際上，他對1912年推翻皇朝的國民黨表示由衷的同情，宣佈它的政府決定製止外國的干預，設法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為了證明他的同情不是虛有其名，他抓住眼前一個機會來做實際的表現。那個時候，美國的銀行家正在和外國金融家合作，準備發行一次中國公債，也就是著名的“國際財團”或者五國借款。這是一項以牢牢控制指定歲入為保證的風險事業，由半官方的方面來負責管理。對於這項計劃，威爾遜予以否決，其理由是，它是一種用“昂貴的信貸”來掌握中國人民命運的行為。
威爾遜在表示他對“獨立的”中國懷有興趣時，也主動向日本表示友好。1917年，威爾遜授權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子爵達成了一項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的利益”。儘管這種諒解的語言如月光一般難以捉摸，但是它的意思卻是，日本可以更自由地在大陸上促進自身的事業。不管怎樣，這項協定讓東京歡欣鼓舞，但是卻讓北京驚愕不已。對於美國駐中國的公使保羅·萊因希而言，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以來，他就向國務院抱怨，說忽略了美國在中國的利益，蘭辛—石井諒解恰好成為他最後一個把柄。沒過多久，他就辭職了，並且對威爾遜政府在東方實施的謹慎而膽怯的政策心懷憎惡。事情的真相是，威爾遜總統將其積极參与帝國主義的活動限制在一個區域內，即加勒比地區，在那裏，危險較小，更易於有效地使用海軍來建立法律與秩序。
7
在共和黨領導下對波多黎各的吞併以及對古巴的控制，僅僅只是將墨西哥灣與加勒比海變成美國內海的序幕。從道理上看（引用外交語言），這個地區是美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幾乎所有分佈在巴哈馬與特立尼達之間的島嶼，其絕大一部分商業都輕易被美國掌控了。就連英國與法國的商人也抵擋不住美國強大市場的力量；而對此，英國與加拿大的聯合力量也無能為力。在大陸的墨西哥、中美洲各國、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美國企業也正在勇往直前。
政治與經濟的進程都有助於美國霸權的發展。在那些歐洲列強無法維持秩序的地方，經常發生反對挂名政府的起義，這有時是因為純粹的派系鬥爭，有時是因為誠實正直的人站起來驅逐腐敗專橫的冒險家，有時也因為不懂外國投資者的價值所在。不管是因為什麼原因，它們都擾亂了企業利益，尤其是損壞了地方債券持有者的利益。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公開發放的債券，其中大多數照舊是用來彌補歲入的。實際上，它通常已膨脹成一種強大的壓力；因為在任何一次起義中，失敗一方的債務都加諸到勝利一方的頭上。所以，在美國第二次革命中，當亞伯拉罕·林肯政府打敗傑弗遜·戴維斯政府時，就注意避免這種為數巨大的拒付債務的情況。相應地，也無需徹底打亂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秩序以降低財政的高結構。
美國政府總是卷進每一次危機中，而且每一次都有新理由。除了門羅主義保證不讓歐洲列強在西半球侵佔更多領地外，就連在收賬這種正當的行為中，它也依舊被美國銀行家與企業家包圍着，被要求幫助他們挽回陷入危險的收入。它絕不想說，它既不准許歐洲各國政府來救助本國的債券持有人，自己也不代表它們採取任何措施。倘若必須採取行動的義務比較輕，只需派幾隻戰艦到離岸較近的地方去，就可能讓銀行家掌控海關，並且通過協商的方式友好地清算債務。然而，倘若當地的領導人不聽取這種警告，就需要派美國海軍陸戰隊強行登陸，有時還必須按照總統給海軍部下達的命令，進行有限制的戰爭。然而，相關各方並不必非要倚仗憲法規定的由美國國會實施的宣戰權。現實情況是，美國經濟與政治的統治權在加勒比海地區不斷前進，既沒有打破西半球法定的和平，也沒有令國內有和平意向的黨派感到不妥。
下述這個簡短的編年史就非常生動地說明了這個過程。1903年，德國受到羅斯福總統的武力威脅，不得不從委內瑞拉撤出，並且甘願為仲裁承擔某些財政要求。1905年，羅斯福採取行政措施，接管聖多明各的海關，並且將戰艦停靠在多米尼加的領海內，為自身理由增加了後盾。按照普拉特修正案，他於1906年干預古巴，讓當地人相信，美國反對混亂的警告行為是必須受到尊重的。1907年，一項經美國參議院批准的正式條約，讓針對聖多明各的貨幣保護關係穩定下來。第二年，國務卿諾克斯忽然斷絕了和尼加拉瓜總統的關係；沒過多久，美國戰艦給當地爭奪政權的雙方發去照會，禁止它們在布盧菲爾茲進行戰爭——就像美國國務院所說的，“因此保證了美國的優勢利益以及其他國家的利益。”1911年，在紐約銀行家的建議下，美國和洪都拉斯談判后簽署了一項條約，擴大了美國在洪都拉斯的權威；儘管這項條約獲得美國參議院的批准，但是卻受到當地政府的拒絕。
同一年，美國派了一艘戰艦前往尼加拉瓜，安排了一項貸款，簽署了一項條約，其中表達了美國的“善意”，並將海關交由總統任命的人掌控。雖然塔夫脫總統三次提交緊急咨文，但是參議院依舊沒有批准這項條約，於是就派出海軍陸戰隊在尼加拉瓜強行登陸，一切又恢復正常。1914——1916年，和尼加拉瓜的條約終於通過，美國得到一條運河通道以及幾個海軍基地，尼加拉瓜則獲得300萬美元的現金，大多數現金用來支付和美國政府合作時使用的美國貨物。1915年，陸戰隊將美國國旗插到海地的領土上，在殺害2000多名當地居民后，在那裏建立了美國的宗主權。那些被殘殺的人民，都是因為各種原因牽扯進軍事行動中的。1916年，納普海軍上將——“為了保證國內的安寧”——侵佔了聖多明各，並且宣佈其受到美國軍政府管轄。1917年，從丹麥那裏購買的維京群島。1920年，美國海軍被用來穩定危地馬拉的局勢，1921年，馬拉瓜的《論壇報》因發表了一些批評性文章，遭到一些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毀壞；此後，美國公使要求尼加拉瓜政府在首都之外劃出足夠大的地方，供美軍建立操場、舞廳與電影院，而且還為了便利自己要求指定一家酒吧間。1923年，巴拿馬國民議會批准了一大筆公路建設的借款，由紐約市的投資加以保證。1924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再次被派往洪都拉斯以維持公共秩序。1927年，海軍陸戰隊再次前往尼加拉瓜。這些就是國務卿諾克斯所說的“金元外交”中一部分編年史的簡介。
在上述事件中，就美國政府而言，並未表現出什麼惡意。相反，羅斯福、塔夫脫、威爾遜、哈定與柯立芝都覺得，在這方面，美國的目的中沒有任何陰險邪惡或者狹隘之處。威爾遜還尤其強調了這一點。他談及拉丁美洲國家時表示：“我們必須以平等尊重的關係來證明自己是它們的朋友與支持者。……不管它們的利益是不是和我們的利益一致，我們必須以理解它們的利益為前提來證明我們是它們的朋友。”
哈定也非常關心這種友好的關係。或許是考慮到在對待南方各國時曾表現出不必要的嚴厲，他宣佈，他從來不准許他政府中的任何一個官員“為西印度群島動蕩不安的鄰國起草憲法，然而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刺刀的威脅下強迫它們接受”。顯然，柯立芝曾承認過1924年共和黨的綱領，其中斷定，“對永遠一致的新的約束與考驗，表明了我們和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所以，人們不可以說，那些天定命運進軍中的步驟是帝國故意或者公開謀劃出來的。
實際上，在加勒比地區擴大美國權利的諸多事件中，每一件都是依據不同的情況而擁有不同的色彩與情節的。所以，有關前進運動的編年史，整體說來還無法對更高規律的具體運用得出一個準確的印象。為了弄清楚那一階段的內情，必須比較細緻地研究一下各種緊急情況的整個篇章，而海地事件就能充分說明這一切。1803年，那個小島嶼共和國擺脫法國的控制后，馬上成為革命與暗殺的舞台。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證明它迫切需要法律、秩序、良好的道路、衛生、教育與工業的進步。然而，那些在全國擴張中期統治着美國的南方種植園主，儘管也同意將國旗插到那些適合棉花種植的沃土上，但是對於那些奴隸已成功進行革命以及正試圖自治的地方，他們是不敢有過度密切的關係的。另外，他們在華盛頓的繼承者，也就是那些企業大亨們，只要國內事業——甚至都包括農場抵押——可以得到10％至15％的利潤，或者可以和聯邦地政局通過交涉以相對小的風險獲得相對比較大的收益，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對海地的問題漠不關心。然而到了19世紀末，當南方支持奴隸制的人們已死去，美國的金融勢力已壯大時，他們則明顯開始關心海地的命運了。
1902年，海地共和國發生了一次周期性叛亂，並因此落入美國的活動範圍中。海地政府求助於美國，從紐約獲得一筆利息達12％的貸款，並且以往常二三倍的價格購買了大量軍火。對這些商業交易，美國軍火製造商一點都不感到慚愧，他們同樣對正在為“自由”而戰的力量感興趣，也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向他們出售毀滅的手段。歐洲資本家從遠處觀望這場混戰，熱心地周旋於交戰雙方。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清楚，就像當地美國公使脫口而出的話一樣，相關的文明國家將讓海地償付所有的賬單，無論哪方在內戰中取勝。當時，在牽扯進這場危機的國家中，誰都沒有像德帝國那樣焦慮不安。德國商人掌控了約9/10的海地對外貿易，同時也比較關心與貨物流通量有關的地方事務。在繁冗的事務中，他們還可以以35％的利息貸出50萬美元，隨後又設法貸出數目相對比較小的30萬美元，而海地僅凈收到這一數目的一半。
美國商人顯然對德國人這種早期的成功耿耿於懷，而且還擔憂被敵手徹底挫敗，所以陷入一片恐慌中；國務院對此也深有同感。儘管一家美國公司已控制了重要的鐵路與租借地，儘管紐約國民銀行以不會導致不利結果為保證集中了海地大量的債務，然而人們還是覺得，整體來看，美國在地方收益中的份額還是太小了。另外，美國人民因為被觸犯了民族尊嚴而倍感憤怒，因為海地人公開歧視他們，並且反對那些曾積極將地方貿易轉至美國手中的敘利亞裔美國公民。這種憤怒還因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擴大了，這件事的起因是海地總統想奪取地方國民銀行的黃金儲備，結果這一計劃因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干預而失敗，這筆黃金儲備由美國一艘戰艦轉移至紐約，以低利率安穩地存放起來，對此，海地政府堅決要求歸還這筆黃金儲備。
如今事情已非常明顯，華盛頓國務院的關懷必須採取更為實際的形式。所以，威爾遜總統派了一些特派員前往海地，負責說服海地總統維爾布倫·吉堯姆·薩姆接受美國善意的保護。同時，美國的銀行家也向他發出照會，表示沒有適當的保證，就無法再獲得貸款，這讓他陷入真正的困境。從柏林獲得援助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德國已陷入戰爭的羅網中，被一個海上強國封鎖。它也不可能從法國那裏獲得援助，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打算將薩姆總統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它僅派了一支海軍力量前往海地，以保護法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
在發出行動的信號之後，1915年夏，美國政府命令卡珀頓海軍上將帶領一支優良戰艦“華盛頓號”去海地領海。當時正好得知，薩姆總統因為事態的變化而非常惱怒，下令殺害了一百多名囚犯，而薩姆總統本人也由於遭到報復而被謀殺。面對這些殘酷的行為，卡珀頓海軍上將顯然有些不安，就下令海軍陸戰隊佔領了地方上的政治活動場所，在行動中引發了一些流血事件，但還不足以讓國會宣戰。這時一些精明能幹的指導者在美國的支持下頒佈了戒嚴令，海地的國民議會被批准選舉達爾蒂格奈夫將軍擔任總統，他是卡珀頓海軍上將認可的候選人，明顯傾向於和當地的美國代表合作。
總而言之，達爾蒂格奈夫將軍就職后，就馬上和他的新朋友們簽署了一項條約。這個文件的序言中表示，“締約雙方的最高政府”願意“通過在相關共同利益的措施中開展最親密的合作，以進一步確定與增強它們間已然存在的和睦關係”。根據這個契約的條件，美國利用其力量，開發海地共和國的農業、礦業與商業資源，指派技術人員以顧問的身份來管理以上資源，接收與管理海地共和國的海關，並且指定財政顧問來主持指導當地政府的財政事務。
如此一來，美國就憑藉著一次行動，既推動了私人企業，又保護了公共財政，因為公共財政所發行的大批債券都流入美國做抵押品了。就如克萊武在印度執行的剋制路線一般，美國政府也強忍着不去吞併海地；的確，倘若吞併的話，就和兩年前威爾遜高傲的宣言相違背了，他在宣言中表示，這個國家“永遠也別再想通過征服去增加一寸領地”。就是依據這個精神，參議院在1916年春同意了和海地的友好條約。
然而，為了歷史的精準性，還應當說，這種來自美國的援助並不是所有海地公民都願意接受的。的確，為了讓當地議會批准這個友好條約，需要耍一些小伎倆並且稍微顯示一下自身的武力。而且，在這5年內，當地的美國軍隊還認為非得殺害兩千多名本地人不可。儘管大部分犧牲者被美國陸軍與海軍代理人稱作是“匪徒”，但是其中一些人極可能是因為對“外國入侵”表示仇恨而慘遭殺害。實際上，一些外國人就和本地人一起抵制對海地實施的新路線。一名在海地共和國居住多年的美國傳教士，就曾憤怒斥責美國政府的行為，甚至在被關進監獄后也沒有讓他沉默。一位在海地的美國地產投機商也曾譴責過海軍陸戰隊與憲兵；但是沒過多久，他就被刺殺了。儘管這些偶然事件沒有多大的政治意義，但是它們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對美國保護下所建立的秩序的不滿。
倘若說那些被槍斃與謀殺的海地人是命該如此，那麼事情依舊非常明顯，在安撫平定的過程中活下來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滿意行政權。不管怎樣，當按照友好條約的規定打算髮展內地農業資源時，美國政府就意識到有必要採取武力，以便讓本地人完成修築道路的任務。另外，據美國方面的報道，地方上的演說者與編輯還在“進行鼓動以反對幫助與支持海地立憲政府的美國官員”，這讓治安當局不得不下令鎮壓報紙與公共集會，並且實施軍法審訊。
在土地方面，地方的不滿情緒尤為強烈。按照海地的舊憲法，土地只可能由本地人所有，這就成為美國企業首領們的法律障礙，因為他們正急不可耐地要按照友好條約的規定進行開發農業資源的工作。為了掃除這個“進步事業”的障礙，華盛頓那些專業的起草人就制定了一項新憲法，省略掉了那個對美國不利的條款，並提交給海地議會批准。這個時候，對這一行為極度不滿的本地人內心燃起了憤怒的火焰，他們衝破了所有限制，這讓議會驚恐不已，不敢批准華盛頓提供的憲法。本地人憎恨外國人的入侵，其激烈程度就和加利福尼亞人憎恨日本人的闖入一樣。美國政府想在形式上按照法律辦事的企圖失敗后，就打算解散立法機構，命令海軍陸戰隊使用武力來驅趕拒絕服從的議員，並且規定那部同意外國公司擁有海地土地的修訂憲法，將在美國軍方與監督下開展公民投票。
這次公民投票根據事先規定的手續召開了，投票結果是，63000人投了贊成票，而200到300人投了反對票——面對這一荒謬可笑的結果，一位愛打趣的人表示，美國海軍陸戰隊之所以宣佈反對的票數，僅僅只是為了防止人們看穿這種表面文章。的確，這件事做得非常不得體，使得國內的美國人聽到它時，也表示抗議，這同時也增加了海地人民抗議的分量。沒過多久，參議員哈定在競選總統時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宣佈倘若他當選，絕不會在海軍陸戰隊的刺刀下強迫西印度群島鄰邦接受這部憲法。
在哈定當選總統后不久，一些著名的公民向其國務卿查爾斯·休斯提交了一份請願書，反對哈定在還是候選人時所提到的在海地的活動。查爾斯·休斯以其一貫的法官似的冷靜來對待這份請願書，不打算因此完全改變政策，其理由是島上傳來了暴行的消息，而美國銀行勢力也發起了控告。他覺得，那樣做將在感情上犧牲掉一次為海地“促進安寧與幸福”的機會。贊同這種觀點的人當時來自其他方面。
一個由馬庫斯·漢納的女婿梅迪爾·麥克密克領導的參院委員會，經歷長期的考察后提交報告說，雖然威爾遜的政府做出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但是緊迫的形勢要求美國繼續開展工作，以創建“盡量接近代議制的”當地政府，並且和海地政府合作，為“海地人民的發展”而不斷努力。因為產生了嚴重的道義責任與維護國家的榮譽，再加上很多次要因素，美國不得不實施1916年條約的條款，也就是“進一步確定與增強”兩個共和國之間已然存在的“融洽關係”——這兩個共和國，一個很小，而且被貧窮所折磨；另一個非常大，而且慷慨大度。
8
美國利益在加勒比地區不斷擴大的結果，必然會實現一個古老的夢想——在巴拿馬地峽開鑿一條運河，將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縮短了數千海里。對軍人與商人而言，實現這個夢想的時間早已宣佈過了。早在和西班牙進行戰爭時，“奧勒圖號”戰列艦正在進行繞過合恩角的漫長旅行，當時好幾個星期內，全國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它平安抵達的消息，那時就有人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強調了這條航道對海軍的好處。這個時候，廠主與商人都在抱怨橫貫大陸的鐵路運輸費高昂，輪船公司不得不進行近海的貿易，而墨西哥灣附近的城市都希望可以通過地峽讓交通變得更加便捷。所有這些願望，都反映到了華盛頓的院外活動集團。
毫無疑問，打破這一海洋之間自然屏障的時機已成熟——自從麥哲倫時代以來，這一自然屏障就阻擋住了歐洲人的道路。然而，擁有潛在路線的哥倫比亞與尼加拉瓜，卻都不具備開展這項艱巨工程的財力或者技術力量。在蘇伊士運河英雄德勒塞普帶領下的法國資本家曾試圖開鑿它，但是卻慘遭失敗。毋庸置疑，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非美國莫屬，它持續增加的需求要求開鑿這條運河，而它在加勒比所佔據的優勢地位，又絕不容許其他強國來承擔修築這條運河的重任。
然而，要啟動這項工程非常困難。首先面臨的困難就是1850年和英國簽署的克萊頓—布爾沃條約。那時候，英國在中美洲擁有的力量比美國大得多，所以，兩國在條約中承諾，它們不尋求排他性的對運河路線的控制，並且共同鼓勵任何可能修築這條運河的私人資本家，“以擴大人類的利益”。條約的條款是很清晰的，它計劃使之成為一個聯合企業。所以，倘若美國要獨自負責這項工程，尤其是由政府機構來主持，那麼至少要出於禮節而和英國做出新安排。通過很多外交上的小爭論，雙方終於在1901年簽署了海—龐斯福特條約，做出了這個國際調整，取消了舊條約，從而消除了這條道路上的一大障礙。
其他尚待處理的問題，甚至更為麻煩。在路線選擇上，是選擇尼加拉瓜還是選擇巴拿馬呢？這明顯是一個涉及科學的問題，但也摻雜有其他的考慮。具體說來，老的法國公司依舊享有哥倫比亞賦予的經巴拿馬修築一條運河的特許權；但是它已然破產；它的大多數股票也以票面的價值轉至美國投機家手裏；除非它們採取某種措施，否則修築的特許權將於1904年終止。幾個月後，還未對路線的問題做出決定，那些持有法國債券的美國發起人開始有些焦慮不安，就促使他們在華盛頓的院外活動集團，更加努力迫使國會來採取行動。
沒過多久，這項重大的決定就產生了。雖然兩個聯邦委員會在專家的建議下偏向於尼加拉瓜路線，但是國會卻在1902年宣佈以不高於400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法國公司的巴拿馬權利。與此同時，它還規定，從哥倫比亞共和國那裏購買運河地帶，一旦行不通，就選擇尼加拉瓜路線。根據這些指示，羅斯福總統馬上和波哥大簽訂了一項條約，波哥大將美國渴望獲得的地區讓與美國，美國則承諾現付1000萬美元，並且支付年租。
這時，進程突然停止了。哥倫比亞參議院要求大幅度增加現金付款，在未得到應允時，就一致拒絕了這個條約，從而阻斷了急於達成這項事業的羅斯福總統的路線，讓那些聚集在瀕臨破產的老法國公司里的投機家驚慌失措，並且激怒了希望通過運河獲得繁榮的巴拿馬人民。事情很明了，倘若不長期拖延下去，就必須衝破法律形式的約束。
就在這緊要關頭，革命風暴中的兩隻海燕，也就是巴拿馬的陰謀家曼紐爾·格雷洛博士與法國冒險家菲力浦·布瑙—伐里拉，被深深捲入法國運河公司的陰謀中。他們覺得時機已到來，就匆忙趕往美國，為巴拿馬的劇變籌集資金，並且尋求聯邦政府的保證，在暴亂可以發動時獲得保護。布瑙—伐里拉在白宮與羅斯福會面，並且在國務院見到了國務卿約翰·海。儘管海還沒有獲得官方的保證，就馬上傳話給巴拿馬的那些戰略家，表示在起義抵抗哥倫比亞時，美國的戰艦將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在這些戰艦抵達后，革命爆發了，美國陸軍登陸，一位華人在偶然事件中被殺，巴拿馬在1903年11月3日宣告獨立。3天後，羅斯福總統承認這一新共和國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數個星期後，有關方面簽署了一項條約，其中承認了巴拿馬的獨立，並且賦予美國通過地峽開鑿運河的權利，報酬是支付一筆現款以及分期支付的年租。
“倘若我遵守傳統的、保守的方法，”羅斯福表示，“我必須向國會呈交可能多達200頁的莊重的公文，然後再在國會中對其展開辯論；然而我獲得了運河區，而讓國會去參與辯論；當辯論在進行時，運河也正在修築中。”這位戲劇里的主角，就是以這幾句簡潔明了的話闡述了這場交易。
華盛頓政府在迅速處理了這個法律難題后，就加快向其目標前進。國會撥款4000萬美元，全部支付給法國運河公司，極大程度地報償了那些目光長遠的美國資本家，他們曾大量向那個已然不存在的法國公司投資，並且有效地在國會院外活動集團中為他們的事業進行辯護。最後，通過漫長、熱烈且耗資巨大的運動，他們再次感到輕鬆愉悅。因為這件事在各方面都表現得有些異常，所以在通過之前自然會惹來報紙習慣性的怒吼聲，然而這場暴風雨持續得非常短暫；後來，時過境遷，這件事也就和星路詐騙案以及耶佐河土地詐騙案一起躺進了檔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