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幻影的破滅

在柯立芝總統任職的最後幾年，觀察家通過白宮的門廊看經濟景象是既清楚又愉悅的。批評家們覺得從總統的角度來看，那些天際升起的風雲好像根本不存在。所以，只有兩個問題吸引總統的注意力。其中一個是在一片繁榮興盛的景象上添上最後幾筆；另一個則是防止左翼農業派國會議員發生騷動。結果，在任職的最後幾年裏，柯立芝在重大立法方面少有作為。他提出的建議非常少，而否決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存在積極的方面，1928年的商船法讓行業集團獲得了政府的強大支持。民主黨人堅持認為給商船發放津貼是對公眾赤裸裸的欺騙，然而，就像我們在上文所說的，在世界大戰中，農場主與棉花種植園主迫切需要船舶來運送他們出口的商品，所以威爾遜總統就讓政府涉足航運企業。照柯立芝總統看，目前的問題就是怎樣讓政府退出私人企業，並從聯邦財政部拿到足夠多的資金來讓私人企業的經營有利可圖。因為國會的反對，所以獲得直接津貼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終選擇了一種權宜的方法。新的法令規定，郵政局長可以以最低標價授予美國投標者郵政承包契約，以便將郵件運送到所有沿海運輸法未規定的港口。最高費率可高達每英里12美元，而無論船上的郵件噸位是多少。政府就是通過這種方法給船主提供優惠，以致造船局局長將這種優惠稱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郵政津貼”。

依據這一法令與其他措施，政府將自身擁有的船隻以低價出售給私人企業，給市郵政提供津貼，並低利貸出款項以建造船隻，美國海軍軍官可以為商船服務，其一半收入由聯邦財政部支付。作為對企業的另一個扶助，國會還規定，1932年之前，美國船隻上的水手只需50％的美國公民即可。最終，整個航運業都再次由私人掌控，並受到政府極大的援助。在過渡時期，政府繼續經營毫無盈利能力的“先鋒航線”，只要收支明細表中的利潤上升，就將它們轉交給私人企業經營。在政府的鼓勵下，美國航運業不斷擴大，與此同時，歐洲各海運國家也以各種借口補貼自己的航運業。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讓很多空船被充分利用起來，進行世界貿易。

柯立芝總統鼓勵和批准聯邦政府給商業與工業提供這種形式的好處，同時又憎惡國會中農業派領袖所提倡的某些措施。首先是於1927年就已通過的扶持農業的麥克納里—豪根法。這一措施的真實目的是，在必要時不計損失地向國外傾銷6種主要的過剩產品，然後支付給各種作物生產者一種彌補差價的“補償費”。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援助下實行的。據該法案提出者透露，這可以讓農產品價格在美國上調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另外，還有一些措施，目的也是穩定農產品價格。西部的激進派希望可以通過這些措施讓自己繁榮起來，所以將這個計劃（農場主的“大憲章”）提交至白宮審核。

柯立芝總統否決了這個計劃，語氣比往常更嚴厲堅決。他宣佈，這個法案事實上是強加給政府以固定物價的——“這屬於一種經濟上的謬論，我國有權拒絕它”。他批評補償費是“一種對少數集團非常有利的稅收”，容易和對少數製造品徵收的關稅混淆在一起。他覺得，整個措施在原則上、觀點上是複雜的、行不通的、不可靠的。另外，他的司法部長還覺得其中一部分是違憲的。然而，農業派並不因失敗而焦躁不安，第二年又提交了一項相似的法案。它這次受到了比上一次更堅定的否決。對農業集團而言，事情已經非常明了了：柯立芝總統絲毫不打算代表政府簽署任何提高主要農產品價格的法案。1928年選舉臨近時，這個問題還遠遠未得到解決。所以，這個依舊棘手的問題自然就丟給了柯立芝的繼任者。

第二個提議是在參議員諾里斯的引導下制定的，並獲得兩院中農業派議員的支持，它涉及到政府在馬色爾·肖爾斯的發電廠。這個龐大的設施是作為軍火生產計劃的一部分在世界大戰期間建立的，多年來幾乎完全棄置不用，國會就其處置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1928年，參議員諾里斯終於說服國會批准了他的法案，授權政府經營這個發電廠，生產電力與硝酸鹽。柯立芝總統在這個法案上使用了“擱置否決權”。此後，他打破沉默，反對政府涉足“零售商業”，並且宣佈，他可以簽署一個法案，將馬色爾·肖爾斯廠租借給私人企業。不管是擱置否決權還是此後的講話，都未能平息反對派，所以這個問題依舊讓這個國家頭疼。

通過協商與妥協后，柯立芝總統批准了另兩項措施，儘管依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是從外表看它們是更加中性的。第一個措施是同意由聯邦撥出巨款，實行一項公共工程系統，目的就是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洪水。第二個措施是在礫石峽谷或者黑色峽谷創建一座大壩，目的是發電、航運和灌溉。第二個措施不僅引起有關各州的憤怒，而且還喚起了政府所有以及政府經營的老幽靈。最終各方做出了妥協，內務部長被授予極大的權力來自由行事。經過國會激烈的爭論后，規定內務部長在處理新壩的水、電使用時，要優先照顧公共機關，也就是州政府與市政府。最後這個工程開始着手建立，內務部長時常遭受來自公有制鼓吹者的壓力，對他們的主張做出了雖不是完全但卻是非常慷慨的讓步。公有的原則確立下來，經營權則租賃了出去，公共機關被批准可使用絕大多數的水與電。曾經隨便將水電站地址給出去或者非常廉價地出售出去的狀況，如今已有了改變。

在一般國際關係上，柯立芝總統繼續執行哈定政府所實施的妥協政策。在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已有力量來實施強權政治的原則，而這是從聯邦黨—輝格黨—共和黨傳統開始以來就已經存在的。這就是：足夠自由地解釋國家利益而不允許外國干預，並以充足的海上力量來堅持這種利益。然而，華盛頓會議已要求停止海軍競賽及其令人擔憂的前進。而這种放棄主權的要求，已通過柯立芝政府簽署的1928年的凱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約而加以肯定。該公約第一條說明，締約各方“以各自人民的名義鄭重宣佈，它們不贊同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並且在它們彼此的關係裏不將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一種手段”。第二條則說明，它們“一致同意，對它們之間可能產生的不管是哪種性質與根源的爭端或衝突，都通過和平方法進行調停或者解決”。換言之，必要時利用戰爭的手段來捍衛“國家尊嚴”與“重大利益”的保留條款，已最終且肯定地被否決了，自此以後將通過和平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矛盾。這樣一來，1898年反對西班牙戰爭中的那些歪理邪說也被正式放棄了。

然而，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的總括性語言，也由隨後的解釋加以限制。就像其簽字國所解釋的，依據它的條款，“只要是有關自衛權利的問題，（不可）通過任何方式加以限制或者妥協”；而如今每個國家都可以宣稱，它只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進行戰爭。這個條約的漏洞似乎大到能包容任何突發事件的程度。另外，依照解釋，倘若一方使用戰爭手段，“就自動解除另一方違背條約的責任”。在新公約下，國際聯盟盟約中有關使用武力的協議並沒有受到侵害。事實上，法國和東歐幾個國家的防禦同盟並未包括在這個公約的範圍內。英國政府通過補充文件宣佈，放棄戰爭的原則不適用於對英國和平與安全非常有關的世界地區。依據一項秘密諒解，門羅主義也不會受到戰爭非法的影響。所以，在談到這個國際協議的義務時，很難說明它對具體的爭端與衝突有什麼實際意義。雖然如此，但在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里確實清楚地說明了放棄戰爭的原則。它標誌着外交事務上的一種轉變，若不是實質上的，也至少是書面上的。

柯立芝總統似乎對和平產生了一種特別的熱情，再次提出了世界法庭的問題。然而，在一段時期內，美國加入世界法庭的希望似乎是渺茫的。世界法庭的一些成員不願接受美國參議院在1926年提出的一些保留，所以達成協議的所有希望都成為泡影。然而，柯立芝總統並未放棄自己的主張。在其任期即將結束時，他派伊萊休·魯特前往歐洲，目的就是達成一項妥協，讓美國成為世界法庭的成員，同時又不承擔讓參議員不安的義務。這件事處理得很順利，至少部分是這樣的，因為魯特可以達成一項協議，其準則似乎滿足了孤立主義者所有合理的要求。隨後，有關各方簽了字，文件在胡佛總統任期內提交至參議員審核，但是卻遭受了冷遇，並被擱置起來。世界法庭鼓吹者的不懈努力，並未讓參議員們採取什麼行動。

在所有這些建立和平的努力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實際的。1927年，日內瓦的海軍會議解散，在縮減戰艦這一問題上未達成任何一致。此後，柯立芝總統向國會提出建議，製造15艘新的巡洋艦，並說明交船時間不限。據說，其目的是迫使英國與日本同意縮減的協議，同時也是作為一個海軍復興的信號。這個法案以多數票通過。但是，造船的速度卻是非常快的，這既是因為造船集團強大的院外活動，也是因為利用錢來“招待”與“教育”國家立法機關的成員——就像參議院在1930年的一個調查中所透露的。

另外，事情毫無疑問，凱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約並未影響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地位與活動。因為擔心尼加拉瓜再次發生騷亂，柯立芝總統派了一支海軍陸戰隊到尼加拉瓜，經歷一些戰鬥后，此地重新恢復了和平。當有人譴責這次行動並指出它背離了和平公約的精神時，柯立芝總統回應道：“我們在尼加拉瓜進行的戰爭，並不比一個警察在街上針對行人的戰爭更厲害。我們之所以去那裏，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公民及其財產免遭戰爭的毀壞，並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恢復和平。”為了讓這個行動合法化，柯立芝總統派亨利·史汀生以特使的身份前往尼加拉瓜，並逐步產生了一項計劃。史汀生在和各派領袖談判后，規定由美國監督今後的選舉。次年，舉行選舉，新總統被扶上台，美國留下一小支軍隊來負責當地治安。據政府稱，就如聖多明各的情況一般，在美國權利獲得充分保證后，是很有可能在適當時機徹底撤退的。這件事發生在1933年1月。胡佛總統任期內也做過類似的努力，在適當的保證下，恢復海地的完全主權，但是此項計劃遭到了無限拖延。如此一來，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霸權並未受到撼動。

在正常化的最後一段時間裏，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並未發生任何有意義的變化。有關清算協約國對美國政府所欠債務的談判，除了蘇俄外，都已完成，而且截止到1932年底，各國都還清了欠款。早在1928年，財政問題的研究者就已清楚，旨在調整德國賠款的道威斯計劃已破滅，但華盛頓並不覺得這是需要美國採取行動的事情。舊大陸的列強都陸續承認了蘇聯，並設法和蘇維埃政府發展商業關係，然而美國卻堅持最初由國務卿休斯明確的立場：倘若蘇聯欲償還欠款，它可以不舉行會議而做到這一點，那時就是承認蘇聯的適當時機。

然而，哈定政府現在對國際聯盟採取的冷淡態度已有所緩和；的確，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已時常參加國聯主持召開的各種會議，在國聯批准下籤訂的各種條約也獲得了美國參議院的批准。然而，孤立主義依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長期以來，大量美元湧入國外投資市場；在赫伯特·胡佛的領導下，商務部派出大量代理人去國外鼓吹貿易；美國商人被告知，“去參加國外的遊戲”，借款給外國人，尋求商品的出路，而且若有可能，就擴大自身工廠的規模以滿足不斷膨脹的需求。海軍聯合會竭力壯大海軍與商船隊，以便在地球的盡頭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與財產。然而，這一切表面上都不是“牽連”與“捲入”，就像已故總統哈定所宣稱的那樣。

當柯立芝任期的帷幕降下來時，對於那些熱愛光明的人而言，世界似乎並不光明。確切地說，已經出現了煩惱與不滿的跡象。農場主與種植園主逐漸陷入債務累累與艱辛困苦的境地。曾經興盛繁榮的企業顯然已“處於困境”；洞察秋毫的研究者發現生產與運輸的指數正在不斷跳動。長期囚禁在中央監獄裏的囚犯薩柯與萬澤第的處決以及“湯姆·穆尼事件”這種激動人心的事件，對於少數知識分子與激進派同情者來說，是記憶猶新的。然而，整體來說，那些體面人物依舊忙於股票交易，出售商品，籌劃“投資”托拉斯，借款給外國人，他們極少甚至根本不注意這些警號與震動。自1924年柯立芝先生當選以來，股票市場就以不一般的力量上下猛烈浮動。儘管國家聖殿附近已出現衰弱、不安的跡象，但是柯立芝總統及其著名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卻發表正式聲明稱，國家的經濟基礎還是“健全的”。哈定總統去世時，美國鋼鐵股票的價值為87點，而到1929年9月3日，該股票價值已達到261.75點。宗教、教育、出版以及“藝術”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位來自佛蒙特城以沉默著稱的穩健派，於1929年3月4日離開白宮，獲得報刊的一致讚揚，淹沒了所有針對他的指摘。這個完美企業的完美象徵，就這樣從公職生活隱退到愉悅且高報酬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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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芝總統想在1928年繼任，似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不斷有呼聲要求他下台。然而，他似乎具有神秘的預見，堅決不理睬這些要求，並讓人們明白，他“不打算再次競選”。在這一信號下，共和黨各候選人都揮舞起自己的旗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位居首位。長期以來，他就是萬眾矚目的人物。作為比利時救援會的負責人，他在世界大戰初期贏得了眾人的好感。自美國加入世界大戰後，他在美國政府的幫助下繼續對戰爭提供令人矚目的服務。到1920年，他聲名遠揚，使得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都發起了運動，要將其提升至總統的位置。當這一希望落空后，胡佛投身於共和黨，並被哈定總統任命為商務部長。從這個有利的地位看，他可以和美國的企業集團接觸，讓他一直受到從事商業活動者的注意，並漸漸聚集起一批強有力的追隨者。另外，他還主持各種慈善事業，尤其是通過美國救濟協會與美國兒童保健協會，獲得了更大的榮譽。隨着時間的推進，胡佛先生作為一個傑出的工程師、高效率的行政官員、粗野樸實的個人主義者以及溫和的人道主義者的形象，已被一般人所接受。諸多身份結合在一起，就成為巨大的優勢，這使得他在激烈的選舉中獲得了共和黨的提名。

面對胡佛先生即將在未來幾年成為柯立芝式繁榮的保證者這一情況，民主黨人認為，再訴諸威廉·詹寧斯·布賴恩式的農業主義是不可取的。他們選擇艾爾弗雷德·史密斯為民主黨的候選人，史密斯是克利夫蘭派之駐地紐約州的人。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對手不同，他在青年時代早期就開始從事政治活動。他曾擔任州議會議員、紐約縣行政司法官、市參議會主席以及紐約州州長。他起初就是塔曼尼廳的忠實成員，所以是根據它的規則來進行政治賭博的；同時，在他從一個職位升至另一個職位的過程中，也表現出極深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在事業上升期，他吸納了一些明智的顧問，他們向其闡釋了社會改良的思想與詞語，並讓他的演說與著作透露出現代自由主義的味道。就這樣，一個紐約街頭出身的窮孩子，一個和政黨機器有着密切關聯的人，就有了與其政治出身不同的立場，成為一位無敵的人民領袖。的確，因為時代的需要，塔曼尼廳本身又重新粉飾了一遍，而通過史密斯先生凈化的“新塔曼尼”傳統也因一些熱心的宣傳者而建立起來。這個號召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史密斯先生對待禁酒問題的態度，就像當下俗語所說的“濕得能擰出水來”。除了這些外，他還獲得金融界大佬（比如伯納迪·巴魯克以及約翰·拉斯科布）的支持，他們可以提供給他競選的資金。美中不足的是：在這個清教徒佔多數的國家裏，史密斯先生卻是一名天主教徒，所以他就和一個清教徒在天主教徒佔多數的國家裏所處的地位一樣。

在隨後的選舉運動中，在政治主張方面並未產生特別激烈的爭論。胡佛先生特別指出自己的願望，也就是清除富有迷惑力的繁榮所遺留下來的極個別死角。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講道：“人類最古老而且或許是最高貴的願望就是消除貧窮。……在如今的美國，我們已比過去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接近這個願望。貧民窟正從我們身邊消失。我們還未完全實現這個目標，然而，倘若我們可以沿着過去8年的政策走下去，我們就會在上帝的幫助下，看到貧窮從美國消失的那一天。若每個人不能平等就業，就無法徹底消滅貧窮。這就是我們所堅持的政策的主要目的。”史密斯先生的主張也無法超過它。在關稅問題上，他的主張與其對手毫無區別，不外是承諾保護美國的工業與勞工。當史密斯先生反對禁酒而胡佛先生以虛弱的讚揚來捍衛它時，他們所屬的兩黨也都沒有做出明確的或者肯定的表現。兩個候選人都提倡傳統的孤立主義，強大的海軍，以及堅定不移的外交政策；對於發生在東方、西方以及南方地平線上的國際問題，他們都沒有太大的興趣。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黨人就設法將矛頭指向哈定政府統治期間所發生的石油醜聞與其他貪污案件上。這一散發惡臭的問題成為民主黨大會演說的主旨，在隨後的選舉運動中不斷被提及。實際上，哈定總統逝世后，不斷拖延的審判與調查，就經常成為報紙上的頭版頭條，雖然人們仍一門心思地在尋找賺錢之道。E．F．多恩尼以及艾伯特·福爾的案件，就是針對油田租借方面所進行的賄賂以及行為不端，該案件正在審理中。據透露，同樣捲入這場石油買賣的H．F．辛克萊，曾於1920年捐助共和黨的競選運動；利用石油利潤購買的大批自由公債，在共和黨財政委員會主席威爾·海斯的管理下，被莫名其妙地算入當年共和黨的財政收入中。大概同一時間，還陸續揭發出其他一些醜聞。在民主黨的政治演說中，這一切都顯得非常重要，然而選民們顯然對過去的醜聞並不感興趣。也許他們覺得，民主黨反覆強調貪污腐敗現象並不是出於善意，因為它本身就是特威德、克羅克以及墨菲的黨，此後又迅速產生了詹姆斯·沃克及其神秘的銀行賬款，而塔曼尼其他領袖的“錢櫃”里也有很多來歷不明的現金。無論怎麼說，胡佛先生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他在全美獲得40個州的擁護，史密斯先生卻只贏得8個州的票——其中6個是一直以來都支持民主黨的南方各州，另外兩個是新英格蘭的馬薩諸塞州與羅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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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在選舉運動的承諾中，有一項是保證將農業放在和工業平等的地位上；胡佛總統在任職后不久，就在國會一次特別的會議中號召履行這個義務。他沒有親自提出將農產品價格提高至更高水平的經濟計劃，僅僅只是提議建立一個農業局，負責尋找補救的方法，倘若可以找到補救方法的話。國會的反應是批准了1929年農業市場法。它明確宣佈，這項法律的目的是將投機活動減少至最低限度，避免銷售中的浪費行為，鼓勵生產者組建自治的協會，幫助“通過有秩序的生產與銷售來防止、控制任一農產品的生產過剩”：所有這一切都是想抵制價格上的過分波動與壓低。這項法令設立了農業局，並讓農業局擁有一筆幾億美元的周轉資金。農業局成立后，就貸款給農場主合作協會，扶助它們擴大舊有的合作社，形成新的組織，並建立處理、倉儲以及銷售產品的機構。通過穩定價格，農業局進入市場，目的就是購買農產品與限定價格。

即便在強有力的領導下，農業局在運行幾個月後也遭遇很大的困難。雖然向市場注入千百萬元，農產品的價格依舊向下跌，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持續，到1932年，小麥的價格是每蒲式耳42美分，是三百多年以來最低的水平。因為對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支持要支付很高的稅額，又因為所有工業品價格都非常高，即便那些未抵押出好地的農場主，也難以做到收支相抵，而那些收入僅夠支出土地或者在繁盛時期就已負債纍纍的土地所有者，直接就陷入了深淵。在美國各地，尤其是西部與南部，銀行、土地銀行以及放貸者，因為廢除了抵押品的贖回權，獲得幾百萬英畝的土地，它們不可以出售，即便經營也無利可圖。所以，對農業局的作用只可以這麼說：倘若沒有它的幫助，事情可能會變得更糟，然而在天差地別的因素下，它是無法兌現它所宣佈的諾言的。農業局也同樣受到普遍衰落的影響，無法阻止土崩瓦解的趨勢。

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是修訂關稅。有關這一問題，選舉運動上談得不是很多，而且在主要方面也極少提及給農產品以和工業品同等的保護。然而，就像賓夕法尼亞州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瑟夫·格倫迪說證實的，這個向來都很敏感的關稅率問題，曾給胡佛先生競選運動贊助了大量的資金，因此他覺得，共和黨獲得勝利後會提高關稅率。後來的確提高了，然而這一提議是經過長期激烈的爭辯后才獲得認可的，尤其是在參議院中，爭論變得更為激烈。宣傳的強度與院外活動的頻繁，在關稅立法史上是極少有先例的。比如，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康涅狄格州參議員海勒姆·賓厄姆，他原本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成員，卻向參議院介紹了一位家鄉製造商協會的代理人來幫忙擬定關稅稅則。經過數個月的討論，最終於1930年夏，因民主黨的投票，而讓白宮批准了霍利—斯穆特關稅法。後來又掀起了一場新的風暴。全國各地一些主要的經濟學家與評論家都強烈反對這個措施，那些未投票支持它的民主黨人則譴責它是“共和黨一個可疑的政治交易”。然而，胡佛總統簽訂了它，對此，他解釋說，因為該法的規定富有彈性，所以在關稅委員會的合作下，每一個令人不悅的地方都會在執行中得以消除。如此一來，關稅法就生效了，然而並沒有出現麥金利式的繁榮，相反，所有企業的效益都在下降。

當大家仍在討論關稅法時，胡佛總統就已將注意力轉向利用國際協議來削減海軍軍備的問題上。任職初期，胡佛總統就准許日內瓦預備委員會的美國代表休·吉布森發佈聲明，贊同大幅度削減軍備。這讓歐洲各國政府都大為吃驚。如今英國的情況相對比較有利，因為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正在執政。1929年秋，麥克唐納先生私自拜訪了胡佛總統，沒過多久，英國政府就邀請各國來倫敦參加海軍會議。主要國家接受了英國政府的邀請，於1930年初派代表團參加了會議。這一次，海軍專家被撇在一邊，由文職人員掌控了全局。最終，英國、日本與美國達成了一項協議，實施華盛頓會議有關巡洋艦、航空母艦、驅逐艦以及潛水艇的比例原則，然而有一項例外條款，也就是倘若三國中任何一國的安全遭受到第四方的威脅，它有權增加自己的軍備。

對此，英國、日本與美國的海軍人士極其憤怒。各國海軍宣傳家不約而同地宣佈，國家安全的原則已被棄置，這簡直就是叛國行為。在美國，海軍聯合會對倫敦條約發起了“毀滅性的進攻”，眾多海軍上將集體簽名抗議，以抵制海軍部長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以及少數追隨他的海軍上將的宣揚；一些孤立主義的參議員在赫斯特根系的強力支持下，非常氣憤地攻擊了這個條約。然而參議院最終還是獲得了2/3的支持率，讓倫敦條約成為法律。因此，胡佛總統遭到官僚集團與海軍供應工業的巨大仇恨。

當他拒絕站到海軍官員與國會議員一邊去“擴大倫敦條約所設定的限額”時，迅速招來了更加強烈的反對。海軍聯合會譴責他無知，出賣了國家的利益——讓美國利益從屬於英國與日本。實際上，多年來，他還是唯一一個公開蔑視海軍官僚機構的總統。威爾遜曾講到過海軍霸權；柯立芝曾宣佈，海外的公民與美元，就如他們在美國國內一般，組成“國家版圖”的一部分，他還深信，海軍必須強大到足以在任何一個地方保護他們。海軍聯合會也曾要求增強海軍力量，讓它強大到足以執行重大的軍事行動，例如可以在歐洲、亞洲以及非洲水域反對任一強國或者所有強國的聯合。然而，胡佛總統卻直截了當地說，陸軍與海軍的作用就是讓美國免遭入侵，這就相當於對馬漢海軍上將、西奧多·羅斯福、威廉·蘭道夫·赫斯特以及吉卜林的其他信徒們所宣揚的“強權政治”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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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總統正式開始實施他的綱領之前，長期籠罩在柯立芝執政期的烏雲，立即擴散開來，併發出可怕的爆炸聲。閃電與從遠處傳來的雷聲已預示着不祥的徵兆，然而這些卻在1929年初被人忽視了。胡佛先生當選時，證券市場忽然繁榮起來，儘管主要工商業的指數正在衰退。工商業與金融業的領袖們，還有那些政客們，對此漠不關心，繼續鼓勵公眾去“瘋狂地掙錢”。整個夏天，股票價格持續高漲，到9月初，已達到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倫所說的“一片晴好”的地步。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的股票價格上升到355點，通用電氣公司上升到396點，蒙哥馬利·沃德公司上升到466點，美國鋼鐵公司上升到279點，原來還在考慮進行調整。接着就開始下跌，到10月，就發生了雷鳴一般的爆炸聲。幾十億的票麵價值與所謂的財富都付之東流。在這波濤洶湧的激流里，女演員、醫生、教授、教師、辦公室的勤務人員、卡車司機以及小鎮商人，湯姆、狄克、哈里、威爾、蘇珊、布里奇特以及簡，曾經因為“比他們處境好的人”的勸誡與榜樣，陷入瘋狂的賭博中，想賺取更多的錢，如今卻遭到了毀滅。他們將自己所持有的證券，混亂地在證券交易所中出售。

面對這一暴跌現象，全國的工商業與金融業領袖們困惑不已，他們不相信美好的日子會結束。除了極個別正直的人外，其他人都試圖阻擋這個潮流，宣佈美國不會出現嚴重的事情。國民城市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表明：“美國的工業情況絕對是健康的，我們的信用狀況也良好。”摩根公司的托馬斯·拉蒙特、證券交易所副主席理查德·懷特尼、老約翰·洛克菲勒與具有卓越思想的先生們，接連發表安撫人心的聲明，大恐慌是毫無依據的，短期的波動很快就會過去，在乾渴的國家面前，確實有一湖淡水，而不是幻影。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憑藉他的生命與財富來維護這個假設，而胡佛總統也堅持認為，“國家的基本職責，也就是生產與分配，是在健全與繁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層領導不斷發表類似聲明，然而信心卻在一點一點地喪失，直到毀滅的事實已非常明顯，才讓除羅曼蒂克者以外的所有人緘口不言。當那些“最安全事業”的投資者盯着不付本息的債券，或者讀着取消股息的通知時，當眾多男女被擠出工廠、車間、辦公室、學校與廚房時，殘酷的事實已走到盡頭：幻影終究是幻影。

那些管事者非常痛苦卻又無法預測未來，於是只好沉溺於無限的期盼中。為了預防，胡佛總統召集工業、農業與勞工領袖到白宮開會，呼籲他們竭盡全力來保持經濟企業的平穩發展。這一舉動似乎讓某些人產生了過分樂觀的情緒。此後，他又呼籲各州州長，鼓勵他們和聯邦政府合作，擴大全國的、州的以及地方的公共工程，以避免可能出現的就業不足。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在國會中達成難得的一致，匆忙通過一項法案，削減所得稅，以安撫富人，所以就在合眾國創建以來和平時期里出現最大赤字的前夕，削減了聯邦財政部的收入。整個1930年，股票市場都波動不定，在很多方面比上一年10月的最低水平稍有提高，然而有時候又表現出病態的虛弱，預示着前景更加曲折。救濟委員會已建立，總統委員會也開始工作，然而不論是總統還是國會都無法提出一個全國統一行動的綱領。事情就這樣隨波逐流，直至1931年夏天。

1931年春天，中歐虛有其表的紙房子在全世界的恐慌聲中崩塌，他原本是依靠英國與美國的信貸建立起來的，法國也曾提供過一定的補充。早春期間，據傳，1855年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的奧地利“信貸銀行”處在危機中，強烈要求世界各國銀行提供援助。這個危機足以整垮德國的金融結構，倘若說結構這個詞還適用於德國的話。到最後，事情已經非常清楚，就連銀行家也能理解，凡爾賽的“清算方法”帶來的經濟後果，就像凱恩斯所預言的，註定是一場大災難。1929年，楊格計劃取代了道威斯計劃，但也只可以讓死亡的判決延遲幾個月。

胡佛總統為德國陷入的困境感到擔憂，開始小心翼翼地和主要銀行家商討行動計劃，隨後不久他又聽到興登堡總統於6月20日發出的絕望呼聲，於是便提出一項建議，要求延後一年支付政府間債務的本息。法國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宣佈迴避了一段時間，然而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無法避免的事實。已經別無他選了。倘若各國政府不放棄他們的訴求，持有證券的個人與手頭有投資與短期信貸的金融家就會瀕臨破產——不是德國被凍結的資產而是已僵化的資產。因為胡佛總統已採取預防措施，事先和國會領袖進行了商討，所以國會在12月的會議上做出了讓步，重新宣佈它反對取消債務的決心，並拒絕建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金融街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

延期付款暫時緩和了世界緊張形勢，股票市場稍稍向上有所波動。然而，對外貿易並未隨之恢復，而且股票很快又降了回去，人們又重新陷入失望之中。到秋季，當國會會期來臨時，銀行的破產，物價的下跌，債務的拖欠以及失業率的增加，都兆示着一場嚴重的危機降臨。災難的徵兆是如此明顯，以至人們不會對其產生誤解。應該怎麼辦？在上次大危機中，資本主義制度通過破產與清理來自救，即將借款費用、資本間接費用以及商品價格降到低水平，從而讓已削弱的購置力活躍起來，生產循環得以運轉起來。還可以重走這條老路嗎？有兩件事在阻礙這一結果。首先，差不多有一半的工商業財富集中在200家公司，它們擁有強大的儲備，並且牢牢控制着價格，這就表明，一般的清理方法與降低價格會拖延很長時間。其次，和上次大危機的情況一樣，假設10個或者15個大鐵路系統將由破產管理人掌控，那麼人壽保險公司、儲蓄銀行以及其他一些持有大量鐵路債券的機構就會崩潰，讓災難進一步擴大。在這種情況下，胡佛總統主動提出了一個計劃，利用政府的貸款來維持龐大的資本主義結構，以此來防止（倘若可能的話）因資本主義生產與分配的規律而必須實施的無情的清理。

在胡佛總統的提議下，國會建立了復興金融公司，擁有20億美元資本，並賦予其向銀行、人壽保險公司、建築與貸款協會、農場抵押協會、各條鐵路與牲畜協會貸款的權力。在數月內，復興金融公司就貸出了5000多筆款項，讓大量破產事件延遲了，倘若說無法徹底避免的話。與此同時，國會中有人不斷要求聯邦撥款，救助全國各地的苦難。就像威爾·羅傑斯所說，銀行家已獲得救濟，這回該輪到飢餓的失業者了。但是，胡佛總統堅決反對后一個計劃。最開始，他堅持認為，至少救濟失業的資金主要部分要來自私人慈善事業——以免發生任何帶有英國救濟失業味道的事情。此後，他又想將責任推給各個社區，讓它們救濟自己的貧民。現實證明，這些權宜之計還是不夠的，國會好像又將作出大規模救濟撥款的決定，這時候總統才被迫做出妥協。經調整后，計劃規定對州與市貸款，建設具有自救性質的“生產性公共工程”，以便為閑置的人提供工作。儘管人們質疑這一措施的效果，但胡佛總統卻徹底拋棄了前幾次蕭條的先例，讓美國政府深陷於私人企業的金融結構中，只有時間才能告訴大家其長期後果會怎樣。

當政府竭盡全力解決危機問題時，國會授權的各種機構展開了調查工作，它讓公眾更了解政治把戲。依照參議院1928年的一項決議，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了公用事業公司的組織與方法，尤其是它們的宣傳工作，它驚訝地發現宣傳的力量是極其強大的。事實證明，這些個人的與集體的康採恩，已向公有制以及所有被認為是過於嚴厲的管理形式開戰。它們悄然將大量印刷材料塞進報紙的社論與新聞欄里，審查經濟與公民教科書，向公立學校進行大力度的宣傳，給班級介紹演講者，通過自己的走卒來聘用教授，並用資金津貼各種機構來進行“研究”。通過對院外集團活動、競選資金以及競選方法的調查，也獲得了一些材料，它們讓人們對眾多公共法令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當胡佛總統否決關於由國家經營馬色爾·肖爾斯發電廠的諾里斯法案時，批評者覺得，他或許是被宣傳工作所騙，或許是他過於偏愛“電力托拉斯”。

總統與國會的其他關係也非常緊張。當他提名查爾斯·休斯繼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之後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時，他驚訝地發現，參議院並不是全都同意，由西部參議員為首的一部分參議員進行了頑強尖銳的抵抗。在確定提名的辯論中，這些參議員宣佈，休斯先生身為一位律師，多年來代表美國一些最強大的公司出席最高法院的審訊，他是一位大企業集團的代言人，倘若任命他，他就會縱容有財產的人蔑視人類權力。儘管最後提名批准了，但是辯論卻留下了很深的傷疤。當胡佛總統向參議院提名北卡羅萊納州法官約翰·帕克為最高法院法官時，又忽然爆發了一場風暴。人們批評帕克先生對有組織勞工以及黑色人種不公；說總統之所以提名他是為了償還政治債務。經過激烈的爭辯，提名被否決掉了。隨後，提名並批准了歐文·羅伯茨為最高法院法官。或許是因為這次經驗的教訓，而且據說是因為參議員博拉的勸導，胡佛總統在資深法官霍姆斯退休后，任命紐約州的法官本傑明·卡多撒來補缺。卡多撒因其學識與智慧而被人稱道，是一位眼光長遠、具有人道主義觀點的人，他和路易斯·布蘭戴斯、哈倫·斯通坐到一起，就有助於維持歷史上3票或4票對6票或5票的平衡狀態。

和過去一樣，國內矛盾也會反映到殖民事務上。由西奧多·羅斯福、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那位大力鼓吹強權政治的教授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所描繪的帝國幻影已開始消失。菲律賓獨立的問題被再次提出，並在1932年12月通過了一項有限法案。這個問題曾一度被少數相信獨立宣言的波士頓清教徒所鼓吹；如今則被一些富有戰鬥精神的經濟集團所要求——農場主覺得和菲律賓的進口發生了競爭，而有組織的勞工則抵制來自菲律賓移民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對此，投資與商業機會遭受威脅的資本家集團也表示抗議，但終究無法阻擋這一潮流。華爾街衰敗之後，波多黎各衰退的趨勢變得更加明顯。因為衛生條件的改善，島上人口劇增，無情地耗費着該島的物質資源。大量波多黎各人（都為好的美國公民）擁擠在已經不堪負重的紐約各區以及大陸上的其他城市裏，為社會複合體增加了更多膚色，也為通天塔增加了新的語言。到最後，波多黎各總督於1932年公開表示，節制生育是避免墮落的唯一方法，這讓天主教教士以及那些不願聽到此種言論的人驚恐不已。在“我們的經濟殖民地”古巴，馬查多的專制統治主導一切，它獲得美國公私利益集團的支持，目的是防止革命，然而這個鐵腕政權可以維持多久，還不得而知，尤其是製糖業的蕭條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更是未定之天。

在外交關係上，胡佛總統實施着謹慎且溫和的政策，沒有絲毫盛氣凌人的樣子。在任職前，他到拉丁美洲做了“一次親善旅行”，隨後他又設法促進有助於商業來往的友好關係。尼加拉瓜的“穩定”過程在不斷發展，尤其強調有助於美國海軍陸戰隊加速撤離的各項行動。在海地，胡佛總統設法尋求一項調整方案，既能讓美軍撤離這個國家，又能保證美國的財產與投資。因為美國石油利益集團減輕了施予墨西哥政府的壓力，一個類似波費里奧·迪亞士體制的保守政權已在這個動亂的國家建立，這就相對比較容易實施由德懷特·莫洛啟動的安撫措施了。莫洛是柯立芝總統派到墨西哥城的美國大使。美國的損失是慘重的，然而格蘭德河以北已再沒人要為此戰鬥了，尤其是在艾伯特·福爾退休之後。政府面臨的唯一選擇是謹慎前進和拖延等待。南美洲的革命以及工商業的崩潰，讓那些贊成侵略的人以及奪取特許權的人放鬆了警惕，國務院才獲得喘息的時間。

然而，1931年底，太平洋彼岸出現了緊張的跡象，一下子威脅到了各國所謂的極其脆弱的和諧。日本政府煩惱於中國二十年的擾攘不安，貿易也受到了損害，又憤憤於美國1924年的排外法，於是便發展了門羅主義的做法（倘若不是門羅主義本身的話）。日本乘着真實的或是製造出來的滿洲事件的機會，派遣大量部隊去往該地區，向當地的中國軍隊發起戰爭，擴大了條約規定的控制範圍，佔領滿洲，並建立了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首的傀儡國家。與此同時，為了鎮壓中國的反抗運動（對此，南京政府既不願意也無能為力），日本擴大了其在上海的派遣軍，經過各種調動，和中國軍隊發生了衝突。以往英美的炮艦在一陣狂轟濫炸后就會讓反對者噤若寒蟬，但這次的事件卻有所不同，它發展成為一場破壞性的戰爭。在它結束前，中國的上海閘北被毀壞一空，大批人喪失了生命，外圍地區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毀壞。一些經驗豐富的國際問題觀察家由此得出結論：這些軍事行動僅表明，日本已熟稔西方列強300年來傳授給它的功課；國際聯盟中一些小國家——它們在遠東沒有廣闊的領土或者商業利益會面臨喪失的危險——與一些嚴肅看待凱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約條文的理想主義者，對此明顯感到不安。

直接地說，日本已經違背了公約，對中國發起戰爭，但東京政府並不承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曾私下對紐約一些外教專家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日本在中國領土的行動，不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尼加拉瓜的“穩定”行動毫無二致。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無法接受這種觀點，公開表示，其遵守和平公約的政府，無法承認因違反公約條款而出現的領土改變；並多次發出照會與公開聲明告知日本，它的行為應受到嚴厲的譴責。不僅如此，他還在給參議員博拉的信中暗示，已改變的情況可能修改限制美國在遠東海軍力量的條約。他還和國際聯盟合作。當中國引用國際聯盟盟約向國聯控訴日本時，國聯就此召開了會議，邀請美國派代表，和它一起考慮凱洛格公約的問題，國務卿史汀生要求美國駐日內瓦領事參加審議工作。同時，日本不顧所有抗議，繼續在滿洲擴張，並對國聯的插足表示不滿。然而，國聯中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國聯的領導下，派遣了一個以立頓勛爵為代表的公正的調查委員會，到遠東展開調查，所以緊張的氣氛暫時得到了緩解。當1932年調查團的報告出來時，西方就更能清楚地看到遠東複雜的形勢了。倘若談判無法解決問題，也不會發生戰爭，輿論的趨勢是支持在世界各國的壓力下，由與事件直接相關的中日雙方來進行和解——以此作為取代戰爭的唯一選擇。

對於歐洲，胡佛總統的政府保持傳統的孤立主義態度（至少在基本準則的運用上），即便威爾遜總統的黨因1930年選舉而在國會中掌權后也是這樣。依舊不承認蘇聯，但是商業關係獲得了非官方的批准。債務與賠款作為經濟的不同部分來對待，債務必須償付，不論舊大陸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也會根據具體情況來考慮問題。當國聯開始處理和美國利益有關的經濟問題時，美國代表參加了國聯召開的會議，並輔助擬定了條約，而這些條約都獲得了參議院的批准。當國聯大會在滿洲問題上維護凱洛格—白里安公約時，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美國代表也參與了審議工作。1932年召開的裁軍會議的預備會，就是在美國代表的合作下召開的，在其最後的方案中包括了一項協商條約的計劃。另外，能明顯看出，輿論開始贊成將減少或勾銷債務同普遍裁減軍備支出聯繫在一起。這樣，一方面是嚴格遵循不“捲入”的理論，另一方面是尊重事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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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夏季前後，企業與股票價格長期具有毀滅性的下降趨勢，而且彷彿已到達最低點。不管怎樣，價值已開始提高，而且在9月之前一直表現出上升的趨勢。然而，即便持客觀態度的人也承認，這些跡象還無法普遍讓人們高興起來，而僅僅只是對未來的發展有一些鼓舞。在這種變化無常的情況下，兩個主要的黨開始進行下一屆選舉，而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也打算將工業體系的崩潰當作自己的資本來使用。沒有經過任何激烈的反對，胡佛總統與柯蒂斯副總統就再次被共和黨提名。民主黨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競爭，讓陰沉的景象增添了幾分快活的色彩。艾爾弗雷德·史密斯在上次競選的失敗中受到打擊，於是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群人數雖不多但很忠誠的代表，希望可以報一箭之仇。眾議院議長約翰·加納在威廉·蘭道夫·赫斯特與威廉·吉布斯·麥卡杜的支持下，登上舞台，擁有了一支緊密且熟練的隊伍。然而，公眾的意向明顯是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他是紐約州州長，在民主黨的全國大會中擁有多數票，倘若說還不到規定的2/3多數的話。在投票還未結束之前，加利福尼亞州代表團團長麥卡杜先生將自己的隊伍投入到羅斯福的陣營中，從而解決了這場競爭。最終，羅斯福與加納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社會黨人再次推舉諾曼·托馬斯。共產黨人則推舉了威廉·福斯特。在這些領袖的帶領下，一場唇槍舌劍的戰爭開始了。

在具體問題上，兩個主要黨的分歧是非常小的。至於在對外事務上，儘管非常重要，卻被忽視了，發現不出什麼重大的歧異。在關稅立法領域內，共和黨人堅持他們的老立場，而民主黨人也在小心翼翼地選擇自己的道路。他們從1928年的保護政策後退了一步，宣佈支持一種“為了歲入的競爭性關稅”，只是省略了過去的那個“只”字，允許實施互惠政策（這一點曾一度被共和黨鼓吹，但之後又被放棄了），並且提議召開“一次經濟會議”來複興貿易。綱領中的這個信念，被羅斯福先生接受，但在此基礎上做了一點註釋，以安撫工業，即“它將保護美國的企業與美國的勞工”。兩黨僅僅只在令人頭疼的禁酒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民主黨人要求廢除第18條修正案，同時保護禁酒的各州，以此抵制非法酒類的輸入——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註釋，它很快就在選舉運動中消失了。共和黨人屈從於公眾輿論的趨勢，建議將廢棄或者修改的問題提交至各州考慮，他們認為，回到查禁酒館的老路上是不可能的。儘管國家遭遇的經濟災難是討論的焦點，但兩黨都無法提供救濟、恢復、建設行動的明確而相對抗的綱領。在選舉當天，羅斯福州長在全國獲得佔壓倒性的多數票，比胡佛總統當選時的情況還要壯觀，他在國會兩院都贏得了多數票。另一場戰鬥已經結束——而且取得了勝利；或許這是另一場布倫厄姆戰鬥。

當情勢越來越不景氣的時候，能夠聽到很多的咒語。那群站在右邊充滿希望的人堅持認為，這隻不過是另一次周期性的動亂，它很快就會結束，更好的繁榮景象就會緊隨而來。然而，那些曾為狂熱所陶醉的人似乎又覺得，世界末日已經來臨，他們利用對事物本質的洞察力，以50美分的價格銷售一張股票，而在1929年時，他們是非常願意為此支付25美元的。經濟學家們就他們可以達成的統一意見來說，提出了一個簡單的療法：勾銷債務與賬款，降低關稅，重新借款給外國；隨後黎明就將來臨。共產黨人為他們的某些預言成為現實而高興不已，預言資本主義的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以及在美國重複俄國的實驗。大銀行家在勸導人們相信美國的制度是健全的，他們將這次危機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人民在1929年所做的愚蠢行為，而人民當時深信銀行的預言，花錢來購買這一持續上升的繁榮。憤世嫉俗者堅信所有事物都是相對的，他們冷淡地說，人類依舊在踏着古老的踏車，這種滑稽的動作一直持續到時間的盡頭。總而言之，這個情勢鬧得沸沸揚揚，引來了很多的說法。

在勞工方面，不管是就業的還是失業的，都比較平靜。到1932年底，沒有出現1873年與1893年恐慌期間所特有的那種集體罷工以及政治上不妥協的行動。美國勞工聯合會未提出什麼激進的綱領，除非是將它改變失業保險的主張看作是激進的。向市政廳與州首府的飢餓進軍引來了一時的轟動與混亂；憤怒的農場主在一些西部地區封鎖了通往市場的公路，並將牛奶倒入明溝內；然而不管是政治方面的還是直接行動的，都未發生各種力量集合的統一行動。和其在中產階級居住區所贏得的票數相比，諾曼·托馬斯在費城最密集的地區贏得的票數簡直不值一提。

在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中，確實發生了全國規模的暴動。因為推翻了柯立芝總統的否決而通過的1924年調整補償法，退伍軍人獲得了以保險單為形式的津貼，又因為戰勝胡佛總統的否決而通過的1931年補充法，他們又可以根據保險單而提高自己的借款能力；然而這些都無法滿足他們，他們現在要求的是足額支付退伍金。為了對這個計劃表示支持，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成批進軍華盛頓，在舊建築與空地上安營紮寨。因為未達到目的，他們就堅守陣地，並威脅說要無限期地呆下去。面對這群“要求津貼的大軍”，華盛頓當局挖空心思，使用軍隊、坦克、瓦斯將露營者驅逐出城，並搗毀他們所搭建的木屋與帳篷。這場著名的“安納科斯夏戰鬥”之後，波多馬克河上又恢復了平靜，直到共產黨人領導的“飢餓進軍”做了短暫停留。

整體來看，情況也表現出新奇的一面。在前幾次的恐慌中，企業界與行政官員曾站在這樣的立場，即政府不採取任何措施來填平蕭條的高峰與低谷，然而1929年開始的這場災難還未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時，就聽到了一些意見。的確，在它爆發前，就有一項預備性計劃提交至州長年度會議，它要求設立一大筆穩定基金來建設公共工程，以防止經濟的衰退。這項計劃得到總統的大力贊成，被稱為著名的“胡佛計劃”。在這場災難後期，各種計劃接踵而至。阿德爾伯特·艾姆斯、斯圖爾特·蔡斯以及喬治·索爾都宣佈了自己的計劃。奇異電氣公司的傑勒德·斯沃普公佈了穩定電力工業的憲章，並且他通知說，倘若工業方面無法應對失業的弊端，那麼政府是可以應對的。美國商會一個委員會精心炮製了一項聯合貿易，控制生產與設立事業準備金的計劃。有一個重要點是絕大多數建議都同意的：周期性危機的主因是財富分配的無效能，它將過多的收益轉給資本與工廠的擴大，而將過少的收益轉為消費者的購買力。所有這些到底是不是黑暗中的一種偏移，很快將在下次股票市場的購買熱潮中被淡忘，還是它預兆着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需要做某些修改，這是報刊與論壇上討論的熱門話題。

當計劃正在斟酌時，一個新的美國口號——專家治國成為編輯室、餐廳以及所有時尚場合的談話主題。在霍華德·斯科特的引導下，一些工程調查員在長期研究后發現，省力的機器可以節約勞動力，技術性的失業現象註定會增加，美國因為擁有巨大的資源，所以可以生產大量的貨物。這個國家是可以變得富足的，但它現在還處於窮困狀態，而且正走向災難。這是什麼原因呢？專家治國論者發現，其“價格體系”建基於黃金而不是生產力之上，按照傳統術語說，即在現在的工資制度下，勞動者無力購買他所生產的所有東西。資本家、社會主義者以及法西斯主義者都搞錯了。只有專家治國論者可以實現預期的偉大目的。但到底應該怎麼做呢？那就是一個未解之謎了。

然而，從輿論的趨勢來看，情況好像是，平和的失業保險計劃，在將來或許會獲得贊同。很多製造商在鼓吹它；有組織的勞工支持它；共產黨人正集中力量在宣揚它；少數經濟學教授認為它是能夠看到的唯一“實際的”綱領。然而它也受到三方面的攻擊。保險統計專家覺得，要大規模地統計失業的偶發事件是很困難的，要給他們適當的保險也是不簡單的。保守派拒絕它，說它將難以負荷的重擔強加給富人，並讓窮人依靠救濟過活。在共產黨的左翼里，有少部分人將失業保險視為資本與勞動在知識與道德上的破產；將會使勞動退化到絕望與無能的境地，重複古羅馬的麵包與馬戲政策，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產生了道德敗壞的作用；它還刻意逃避計劃的緊迫性，贊成走捷徑來獲得暫時的社會和平，而最終將使社會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