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王元化文稿 下/思辨卷》（6）
二十八章《王元化文稿下/思辨卷》（6）近現代掌故
§188
譚嗣同的性格(1946)(《王元化集》卷一)
晚清提倡變法維新的人物中，性格頂可愛的，就要算譚嗣同了。後人對他毀譽不一，有的說他魯莽，有的說他過激，有的說他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且撇開這些評論，不把他當做一個政治家，而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來看，譚嗣同的確有他的天真處。
用政治家的眼光看來，譚嗣同過於坦率，沒有腹藏，好像一個敞開的大門，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出裏面有些什麼機關。戊戌政變失敗，他多少要負一點責任：一錯於看人不準，不應太相信袁世凱；再錯於操之過急，只憑與袁一席話，就決定了有關存亡的大舉。這些地方康、梁就比較老練，不像他那樣缺乏政治手腕。但正因為如此，譚嗣同沾染的舊習慣、舊思想也少得多。他有一鼓作氣勇往直前不畏任何艱險的精神，倘不早死，後來絕不致像康有為那樣反而變成了進步的障礙的。這隻要看他變法之志如此之堅定，就義之時如此之從容就可以斷言。
戊戌政變事敗泄后，譚嗣同可以逃，但他不逃，他不逃的原因並非對於皇帝的愚忠，而有更深刻的想法。他說：
各國變法無不流血，今中國之變法未聞有流血者，此國之不倡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一段慷慨激昂有聲有色的話，自今日看來，雖時隔兩個不同的時代，但是仍舊令我們感動。據說延安出版的《中國革命運動史》還把這段話摘引出來，大書而特書呢。
譚嗣同就義前，曾在獄壁題絕筆詩，詩云：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這詩氣勢磅礴，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抗戰敵偽統治上海時期，我在儲能中學教書，向學生講述譚嗣同的故事，背誦這首詩，曾引起學生們強烈的反應，足見其感人力量之深。
譚嗣同除參加政治運動外，平日有閑即作詩。當時的著名詩人是黃遵憲，著有《人境廬詩草》。黃是詩界革命的前輩，曾以“吾手寫吾口”作為寫詩的原則，後為胡適等所稱道。譚嗣同作詩卻仍襲舊格律，並未受到他同時代的同志所影響。但今日觀之，黃以電燈、輪船等新名詞入詩，開後來白話文風氣，成為新文學的先驅，其功固不可沒，但我個人仍然愛好譚詩。
梁啟超為譚嗣同所作的小傳中說，譚少年喪母，備受“孤孽苦”。我想這和他以後的性格養成多少有點關係。劉禹錫詩說：“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歷經磨難，往往鍛煉了人的意志。
§189
袁世凱的“忌諱”(1946)(《王元化集》卷一)
清末民初，最會翻跟斗的人物就要算袁世凱了。他真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領，一時主張維新，一時又主張守舊；一時提倡革命，一時又恢復帝制。吃過他的虧、上過他的當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凡讀過《百日政變記》的，就可以看出老袁那副老奸巨猾的面孔。這本紀事，是袁世凱自己寫的，要知道老袁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覺得頂好看他自己筆下活畫出來的嘴臉。《百日政變記》寫得最精彩的是袁世凱和譚嗣同的一段對話。譚嗣同在光緒天津閱兵之前，深夜冒雨趕到袁世凱的私邸去商談罷黜西後事。這時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刻，維新的成敗在此一舉。一方面譚嗣同推心置腹侃侃而談，一方面袁世凱模稜兩可虛與委蛇。一個是魯莽的，豪爽的，熱烈的；一個是練達的，陰險的，狡詐的。這一段記述真是有聲有色，使兩個不同的人物活躍紙上。袁世凱送走譚嗣同后，就跑到萬壽山向西後去告密了，終果變法維新就被斷送在他的手裏。
老袁稱帝時，盛況空前，老北京大概還記得熱鬧的情形。當時有兩件事可以一提。一件是北京城裏出現了一個乞丐，招搖過市，口裏數着“來寶”，前面我已忘記，末兩句是：“一屁股坐上金鑾殿，好像叫化子出大恭”，出大恭者，大便也，此暗射老袁稱帝之不倫不類。第二件是，老袁登基之後，突下令將煤鋪粉牆外面書寫的“元煤”字樣一律塗去，元宵店一律改稱湯糰店。凡是習慣太深，改口改不過來的人，就不免要受到連累。此令一下，最初大家成了啞口葫蘆，弄得莫名其妙，唯恐一不小心講錯話。後來據懂得老袁脾氣的人說，老袁極講究忌諱，原來元、袁二字諧音，元煤者，袁沒有也；元宵者，袁消滅也，都是不吉利的話。
老袁雖然變得這樣神經過敏，禁令森嚴，可是結果皇帝沒坐上多少天，仍舊完蛋大吉。講忌諱不過給後人留下一個笑柄而已。
§190
嘉道兩朝士氣衰頹(1975)(《思辨錄》第96條)
嘉道兩朝，士氣衰頹，浸成風俗。清統治者對漢族官員是不放心的，採取了嚴加控制的政策。龔自珍在《明良論四》中曾大膽揭露了這種“約束之、羈縻之”的苛細手段：“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諭不絕於邸鈔。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群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臆於所未然，而又絕不斠畫其所已然。”這結果就是造成一批批謹小慎微、因循苟且的庸人。《明良論二》說：“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閑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他們平時所關心的只是官場中的升降沉浮和個人得失，“以為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裏，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為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這種萎靡風氣反映到學術界來，就形成了龔自珍詩中所說的“文格漸卑庸福近”的局面。當時讀書人墨守着髫年學藝皓首窮經的傳統道路，循規蹈矩，從不敢逾越一步。清王朝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禁錮思想的文化統治政策，一般讀書人早就嚇破了膽，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有志氣的只能埋首故紙堆中，從事於訓詁考據之學。嘉道兩朝承前代的餘緒，學術界更顯得死氣沉沉，變成一潭死水。龔自珍的《詠史》詩就是當時這種情況的逼真寫照：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龔自珍和他所結識的一些抗英派人物都是有膽識有魄力的人，自然看不起那批庸俗鄙吝的名流、才人、鹽商、狎客。他們衝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給學術界吹進了新鮮空氣。他們反對抱殘守闕，主張經世致用。他們具有多方面的學識，幾乎個個都懂兵法、治河、農業。在他們之中，林則徐和魏源可以說是後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驅。林則徐主持編纂的《中西紀事》《四洲志》《華事夷言》以及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重新撰寫的《海國圖志》，是我國介紹西學的嚆矢。這幾部書第一次為閉關自守的中國打開了西方世界的大門。《海國圖志》甚至對日本明治維新也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
§191
鴉片戰爭時的抗英人物(1976)(《思辨錄》第82條)
根據手邊有關人物的傳略、年譜、詩文集來看，鴉片戰爭前夕抗英派的人物是聲氣相通的。不僅龔自珍、林則徐、皇爵滋、魏源、張際亮、湯鵬等彼此過從甚密，早就結下深厚的友誼，就連傳說因抗議遣戍而以尸諫的王鼎，也和他們有着密切的來往。王鼎當時是軍機大臣，身居高位，但他並不像一般宰輔鄙視龔自珍這個內閣國史館的小小校對官，而把他視為困厄下僚的清客。道光十年，王鼎邀龔自珍等飲宴，龔自珍在《飲王少宰定九丈宅，少宰命賦詩》中稱王鼎“恢博不棄賤士議”，說他平易近人，不擺大官架子，並推崇王鼎是個有肝腸、有血性、耿直不阿、強項敢言的人物。詩中說：“公之奏疏秘中禁，海內但見力力持朝綱。閱世雖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鋒芒。邇來士氣少凌替，毋乃大官表師空趨蹌；委蛇貌托養元氣，所惜內少肝與腸。殺人何必盡砒附？庸醫至矣精消亡。公其整頓煥精彩，勿徒須鬢矜斑蒼。”這絕不是一般詩人墨客在這類場合所寫的敷衍門面酬酢之作。後來，林則徐因抗擊英軍為投降派所忌，被遣戍伊犁，王鼎為他力爭是非，終以身殉，足證龔自珍詩中推重的那些話絕不是阿諛之詞。
當時，這些抗英派人物在厲行禁煙抵抗侵略問題上找到了共同語言。他們都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砥礪磋商，安危與共。龔自珍早就洞見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他在《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中說：“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這篇序文寫在鴉片戰爭十七年前，可以說是有眼力的。在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奉旨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龔自珍作序贈行，勸林則徐“宜以重兵自隨”，並且要求隨林則徐南下，為禁煙效力。這件事沒有成功。次年，龔自珍辭官回到家鄉，感到戰事迫在眉睫，渴望投身到這場反侵略的鬥爭中去。這種激切的心情，從他寫的懷念林則徐的詩中生動地表現出來：“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皇爵滋、魏源等人也都是禁煙的堅決倡導者。鴉片戰爭爆發，魏源投裕謙軍營協助籌劃浙江防務。裕謙戰敗自殺，魏源憤而著書。他寫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是鴉片戰爭的實錄，堪稱信史。當時的抗英派，除林、黃、龔、魏外，還有姚瑩。姚瑩《東溟文後集》曾記述他在京師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訂交，作詩唱和，“慷慨激厲，凌轢一時”。鴉片戰爭時，姚瑩任台灣道，曾大敗侵台英艦，“毀其船，俘其人”。後來，他遭到和林則徐同樣的命運，投降派誣他誑報軍情，冒功欺罔；腐敗的清政府將他逮問下刑部。在姚瑩被逮由台押赴京師途中，張際亮正染疾在家，聞訊后，扶病陪送姚瑩入都，義聲動天下。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正義感，而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林則徐奉旨禁煙時，已經預感到道光的翻覆無常和投降派的牽肘作梗，他是懷着決心擔起艱難重任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去年赴粵，早知身蹈危機，入於坎窞，所以不敢稍遲者，冀為中原除此巨患，至於一身休咎，已置度外(據《潰癰流毒》所錄大意)。金安清《林文忠公傳》曾記林則徐出都前謁座師沈鼎甫說：“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為門牆辱。”言畢二人相顧涕下。龔自珍同樣是個有血性的人。道光十六年，龔自珍的友人王元鳳以陳州知府獲譴，道光皇帝親自派使鞫審，特旨革職，發往軍台。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並在《說張家口》一文中，力白其冤。這時，龔自珍經常向人乞糴，幾乎窮到無米舉炊的地步，但他還是把王元鳳的家屬收留在自己家中(事見《潘阿細碣》)。這種伸張正義，不畏強暴的行為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192
龔自珍與法家(1976)(《思辨錄》第88條)
自儒法鬥爭說起，有些論者硬把龔自珍穿上法家號衣，編進法家隊伍。楊榮國《中國簡明哲學史》稱：“顯而易見，龔自珍的‘更法’思想，是和儒家的復古守舊的政治思想路線對立的。‘更法’是先秦法家商鞅的《商君書》的主要篇章，這說明了龔自珍是繼承了法家變革的政治思想路線，具有鮮明的尊法反儒思想。”為了證明此說，楊氏又援《乙丙之際箸議第六》所云“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為證，並加以解釋說：“一個時代的統治和一個時代的學術是統一的，以此批判把‘聖人之學’作為萬世不變的說教，提倡‘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效法‘法家申氏(不害)、韓氏(非)’為當代立法。”事實上是這樣嗎？《龔自珍全集》無一字提到過效申韓之法。就連申韓的名字也僅僅一見於《乙丙之際箸議第六》，這段話原來是根據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來闡明各家淵源所自，原文如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為儒，史官之後為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為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為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為法家申氏、韓氏。”這本來是襲用《漢書·藝文志》的舊說，幾乎連文字也是完全相同的，可是《中國簡明哲學史》卻用來作為龔自珍效法法家“為當代立法”的根據。這樣無中生有信筆捏造，說明在“四人幫”的“影射史學”猖獗橫行之際，寫歷史比寫神話更可以不顧事實，更可以馳騁荒誕無稽的想像力。
龔自珍也從未推崇過商鞅，更沒有提到過《商君書》。《龔自珍全集》中僅在《地丁正名》一文里涉及商鞅。這篇文章談到康熙蠲免地丁賦，革兩千年之苛政，“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縉紳書，仍稱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秦時已按人頭賦稅，名“頭會箕斂”，雲夢出土的《金布律》可證)。這裏對商鞅並未讚許，且有貶義。至於對王安石，龔自珍確實比較贊成的。道光九年，他的廷試對策，大致祖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他曾說“萬言書實二言而已”，即：“竊惟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但他對王安石有褒也有貶。他在《保甲正名》中認為與其採用王安石的保甲法，不如採用《周禮》的五家相保法。他說：“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才，畢成三代之才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他認為人們譏議王安石是不對的，但是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本身也有缺點。這一切說明他並不是什麼“尊法反儒”的闖將。
§193
《京師樂籍說》(1976)(《思辨錄》第98條)
龔自珍的《京師樂籍說》是一篇寓意深遠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統治者鉗塞天下游士之術：“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閑暇，飽暖無為，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為號令者，俱大不便。”於是乃有樂籍之設，以鉗塞天下之游士，“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讀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綿歌泣於床笫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才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為奩體辭賦、遊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眾。”但是，這種約束羈縻的陰鷙之術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這是一篇聲討封建統治的檄文，寫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誦，血脈已張。清統治者為了撲滅漢族的民族意識，在文章中提到反滿固然絕對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嚴禁之列。所以這篇文章只舉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雖有罷教坊樂戶之諭，但只是裝點門面，事實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了當時有“女子鬻容之肆”。後來，曾國藩在破太平天國后，即下令盛獎勾欄，秦淮河上，笙歌徹旦，便是採取這種手法。了解了當時背景，再來讀這篇文章，就不難領會它的迂迴曲折筆法所隱喻的深意：說的雖是唐宋明的封建統治者，但也針對了清統治者在內；說的雖僅限於樂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三反，由此推斷封建統治者是怎樣既陰鷙又卑怯地採取禁錮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篇寓言。讀了這篇寓言后，回過頭來再看看他那主張更法的經世致用的文章，什麼“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什麼“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顯得多麼迂腐和保守！
§194
“情”和“自我”(1976)(《思辨錄》第101條)
龔自珍的“自我”是具有反宋儒唯理主義的意義的。《大清實錄》載：道光登位不久就竭力鼓吹“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龔自珍在這時寫的《壬癸之際胎觀第一》針鋒相對地提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這裏對理學進行了大膽的挑戰，提出主宰人類的不是道，不是極(理念)，而是自我(這篇文章還提到原始社會各氏族以動物名稱命名的情況：“眾人也者駢化而群生，無獨始者。有倮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雜不部居。倮人之不與毛、角者匹，其後政，非始政。”這些說明較《論衡》《呂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經》等有關原始社會各氏族的記載更進一步。它說明氏族社會的形成不是天地造，不是聖人造，而是眾人自造，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的反唯理主義的個性解放就是他所說的“情”。自從資產階級思想萌芽后，反封建的思想家、藝術家往往是通過“情”這一概念來表示個性解放要求的。在他以前，也是再三突出“情”這個字。《紅樓夢》所寫的就是那些具有“情痴情種”的叛逆性格。曹雪芹甚至把《紅樓夢》另名為《情僧錄》，更可為證。龔自珍大聲疾呼要擺脫一切束縛個性的枷鎖。那篇傳誦人口的《病梅館記》是表現這種思想的力作。
§195
從宥情到尊情(1977)(《思辨錄》第102條)
龔自珍著有《宥情》篇專門討論“情”這個概念。文中舉出甲、乙、丙、丁、戊五人相互辯難。甲提出“哀樂也沉沉然”的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乙引許慎《說文》“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訶之。丙不同意乙的意見，引佛家之言：“欲有三種，情慾為上”，肯定了情的價值。丁把情與欲加以區別，指出乙以情隸欲，無以正確對待哀樂之正而非欲者，故乙非是。又指出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者皆混淆於情，從而使情成為穢墟，成為罪藪，故丙又非是。他認為應該析言之，區別對待情的問題。戊引佛書“純想即飛，純情即墜”，指出佛家對情並不是析言之，或貶或無貶，而是一概訶之，故不得言情。龔自珍對於以上五種意見雖未加評騭，但他認為這些意見都未得正理。他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說情是一種陰氣沉沉不知不覺襲上心來的東西，即使在“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它也會出現。由於他說不出這種感受的所由來，他把它稱為“心脈”或“心病”。他不顧世人對情怎樣看法，“此方聖人(儒——引者)所訶歟？西方聖人(佛——引者)所訶歟？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歟？孰詬我歟？姑自宥之，以待夫復鞠之者，作《宥情》。”這裏顯示了他擺脫舊傳統的新精神。他寫了這篇《宥情》十五年後，在《長短言自序》中說：“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但是，十五年來，“鋤之而卒不克”，於是“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這個怪物一直追躡着他，盤踞在他心裏，他想要擺脫，卻無法擺脫，他越來越感到它的力量，於是由宥情到鋤情，由鋤情而尊情。嘉道之際，他寫了題名《又懺心一首》七律，詩中雖未拈出“情”字，卻正說的是“情”：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
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
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
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
這裏重複了《宥情》篇中的“心病”這一用語。不過，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他感到它的力量像千年怒潮一樣洶湧澎湃，就是萬物不可抵抗的劫火也不能摧毀它。他說它像黑夜中的幽光狂慧時時襲上心來，使他慷慨激昂，無法自抑。他把自己在它支配下寫成的作品叫做“寓言”。由於他始終沒有說清楚“情”是怎麼回事，更加上他用了“心病”“心脈”“幽光”“狂慧”一些惝恍的說法，所以直到後來，還有人說他“被變態的及狂放的心靈所支配”。其實，不糾纏在他的抽象術語中，他說的“情”還是可以理解的。龔自珍所說的“情”就是反封建束縛要求個性解放的“自我”。
§196
“橫以孤”(1978)(《思辨錄》第93條)
龔自珍衝決封建羅網的大聲疾呼是使他遭到當時人非難的主要原因。不僅他的友人姚瑩說他“言多奇僻”，就連他的知交魏源也寫信給他進忠告：“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夫促膝之談，與廣廷異，良友之諍，與酬酢異，若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也。”這些話說得很懇切。唯其懇切，更說明了對他的知交是多麼不理解。他竟把他那反映時代呼聲的大膽思想說成是“不擇言之病”，把他向封建社會挑戰的勇敢精神說成是“德性之疵”。敵人的誹謗只有引起輕蔑，可是一位朋友出於善意的誤解，將會使人感到多麼沮喪和痛苦。今天我們可以公平地來評斷魏源和他之間的這種分歧了。他死後，次年，他的兒子龔橙抱遺書至揚州就正於魏源。經魏源論定並校正章句違合，編成《定盫文集》。文集中有些詩文保存了原來的字句和魏源的校改。兩者對勘，所改的大抵是磨去原文的鋒芒。如《飲王少宰定九丈宅，
少宰命賦詩》中“不使人世一物磨鋒芒”，魏源改作“不使朝宀一爭鋒芒”。原詩“毋乃大官表師空趨蹌”，魏改作“如魚逐隊空趨蹌”。原詩“所惜內少肝與腸”，魏改作“疇肯報國輸肝腸”等等。經此一改，原作的機鋒盡消。這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兩人思想分歧的佐證。魏源尚且如此，其他人不問可知。後來似乎只有程秉釗對他作出了中肯的評價：“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可是這種人在當時畢竟是鳳毛麟角。在涉及封建社會根本問題方面，他們那種異乎時流的新態度、新眼光、新思想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因而他們是孤獨的。龔自珍把他這種心情寫在《縱難送曹生》中。這是一篇使人感到心靈震撼的悲壯文字。他假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來暗示自己嚮往的革新事業。他說：
天下範金、搏垸、削楮、揉革、造木幾，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為之，其無督責也矣。為之，且左右顧視，踆踆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頹然退飛也夫?……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橫以孤”指在自己時代處境孤獨，“縱以孤”指歷史上處境孤獨的先輩。——引者)
接着，他似乎在告誡自己，不要孤芳自賞，以為：
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範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垸而方員之，有楮而繢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幾而雕鏤削治之，愈密愈華愈賢，吾又大於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續之，不難其止。
讀了這些話，不難看出那種視他為狂妄自大的成見是多麼不符事實。
§197
魯迅與太炎(1981)(《思辨錄》第105條)
魯迅留學東京時曾師事章太炎，受到章太炎較深的影響。這種影響自然不僅是文字學，也不僅是排滿思潮，而且還表現在學術思想方面。例如關於今古文學派的看法，對法家所採取的比較肯定的態度，以及對疑古派的反感，都留下這種影響痕迹。在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是推重諷刺文學的為數寥寥的思想家之一(此外是在他之前的龔自珍)。這裏順便說一下，魯迅似乎從未提到龔自珍。首先，照理說，魯迅和龔自珍有許多相通的地方，為什麼對他沒有隻字涉及呢？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譫語”。這是極不公允的，只能視為經學今古文之爭的門戶之見。我不能斷定在對龔自珍的評價上，魯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響。但是如何來解釋這個問題呢？我希望有學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討。章太炎曾在《訄書》中說：“瘢夷者惡燧鏡，傴曲者惡綆繩”，便是對於社會上反對揭示真相的諷刺文學的有力駁斥。可以看出魯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種犀利的諷刺筆法。其次，章太炎繼清代錢大昕、朱彝尊的餘緒，破千年來的傳統偏見，著《五朝學》，對魏晉時代文學作了再估價，恢復了它在學術史上的應有地位。在這一點上，魯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響。魯迅曾校《嵇康集》，寫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他喜愛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掃前人奉儒家為正宗、對玄學家和清談家所採取的不屑一顧的成見，而肯定阮籍等人非湯武、薄周孔的反禮教的積極一面。他把魏晉時代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說法不僅中肯，而且具有卓識。他在涉及古代文論時，每每徵引陸機、劉勰之說，並以新見解加以引申，不僅殫其底蘊，且發揚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對《文賦》中的“榛楛弗剪”這一論點的闡發就是明顯的例子。筆者在拙著《文心雕龍創作論》中，曾五引魯迅論《文心雕龍》之文，其見解之精闢，就是今天看起來也令人折服。例如，魯迅引《程器篇》“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加以按語說：“東方惡習，盡此數言。”又引《辨騷篇》“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加以按語說：此言後世模仿《離騷》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含深哀焉”。這類見人所未見的簡短按語所包含的深刻內容足以耐人細思尋味。自然，以上這些觀點並非來自章太炎，但章太炎的《五朝學》對魏晉時代文學所作的肯定評價，應該說對魯迅是起了誘發作用。
§198
魯迅與周作人(1981)(《思辨錄》第109條)
我們需要從魯迅作品中去探索其中所涉及的人名、書名、事件等和他在思想上的淵源關係。就是對於他並未正面涉及的，也要善於去分辨，去尋找其蛛絲馬跡。例如，魯迅晚年有些文章是以周作人為對象的。據我淺見，魯迅的《喝茶》就是和周作人的《苦茶隨筆》針鋒相對的。這篇文章十分精闢地勾勒出在大動蕩時代以周作人為代表的那種迴避現實，不敢使自己的靈魂粗糙起來，卻又變得具有病態的敏感、細膩，以致不能經受時代風暴考驗的懦怯性格。再如，魯迅在《“題未定”草》第九篇中引張岱《琅嬛文集》述明末東林黨和非東林黨中的君子與小人一段所發的議論，也是駁斥周作人的。兩人同引這段話，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相反結論。這些地方都未有隻字提及周作人，只有讀了周作人文集后，進行比較，才可見出端倪。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代表同一時代兩種思潮的爭辯。如果有人寫出這一對兄弟如何在早期重視手足之情，以後由於思想上的分歧而產生了矛盾，那將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199
《魯迅傳》與傳記文學(1981)(《思辨錄》第111條)
解放后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料，寫出了許多回憶錄、事迹考之類的專文或專著。在資料整理方面，如輯佚、校勘、疏證、註釋、考據等等，更是做了大量工作。這都為寫作《魯迅傳》提供了有利條件。為什麼新的《魯迅傳》偏偏姍姍來遲至今沒有人寫出來呢?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和我們文學理論研究的現狀有關。在我們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內，直到目前為止還留下許多空白點，而傳記文學這一課題似乎始終沒有提到日程上來。在國外，傳記文學早已成為專門名家的學問。且不說所謂“拿破崙學”的學者所寫出的充塞各國圖書館內的為數眾多的拿破崙傳，僅以卓別林的傳記來說，以我有限的見聞，就不下六七種之多。有卓別林本人寫的自傳，也有別人為他寫的傳記。而且寫法不同，各有各的側重面，各有各所選擇的角度，很少雷同，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例如，二次大戰前法國作家菲力普·蘇卜根據卓別林在影片中所創造的那個流浪漢所寫的《夏洛傳》，就是通過卓別林的藝術創造來探討他的內心世界。這在傳記文學中別具一格，被稱為“幻想人物傳記”。如果我們把國外的各種傳記的寫法進行比較研究，是有助於豐富傳記文學理論的。我國史學在世界素享盛譽。黑格爾曾經說，印度雖以史詩著稱，但卻是個史學很不發達的古國，在那裏年代記載紛亂不全，使人茫然不可測知。他對中國兩千年來從未中輟的史書，感到了驚訝並表示了讚美。我國古代史學家以編年體或紀傳體來寫歷史。《史記》中的列傳，既是歷史，又可以說是早期的傳記文學。我以為，對於我國史書中的傳記文學更應加以總結，把總結的成果引進到我國傳記文學的理論中來。
§200
魯迅研究和利用科研成果(1981)(《王元化集》卷二)
科研工作有一個利用已有成果問題，這也是採用綜合研究法經常碰到的問題。任何研究工作者都不可能靠一己的力量精通和自己研究專題有關的門門學科，他需要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並以此為憑藉，聯繫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進一步鑽研下去。這些科研成果越是成績斐然，他的研究也就越能達到高水平。這種情況可以用俗話所說的“水漲船高”來做比喻。一個國家往往很難使某一學科單獨地取得超越的驚人成就。為我國所發明並具有古老傳統和積累了豐富臨床經驗的針灸，現在已發展為針刺麻醉。可是由於在有關機制研究方面(包括神經生理學、心理學、生物化學等的科研工作)跟不上，以致在針灸理論研究上就不能取得更大的進展。文學理論的研究往往不得不依靠史學、哲學、美學等已有的科研成果。倘使研究者選擇的專題所涉及這些學科的有關問題，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成果，都得白手起家，從頭做起，那會是一件令人感到苦惱的事。我想，這種苦惱是不少嚴肅認真的研究者深有感受的。不過，這裏需要說明利用已有科研成果，不是就現成、圖省力，更不是指那種轉相抄襲的陋習。掠人之美據為己有的抄襲之風，似乎至今未引起廣泛的注意，很少有人出來加以指摘。我們時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種新觀點或新論據，於是群起襲用，既不註明出自何人何書，以沒其首創之功，甚至剽用之後反對其中一二細節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揚己。這種學風必須痛加懲創，杜絕流傳。所謂利用已有科學成果，應該是在別人所達到的成就上，聯繫自己研究的課題，進一步做更刻苦更深入的鑽研。要對別人的創見採取尊重態度。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寫《資本論》那樣，對古往今來提出任何一種新見解的理論家，都在正文或腳註中一絲不苟地予以註明。我們必須培養這種學術道德風尚。
在魯迅研究上利用已有科研成果問題，已經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了。雖然目前可資利用的科研成果除資料性的外尚不太多，但畢竟不是沒有。例如有些關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對於研究魯迅早期思想，就頗有參考和借鑒價值。自瞿秋白提出魯迅是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觀點以來，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但我們對於魯迅早期的進化論的思想的研究，似乎一直踏步不前，沒有多少進展，還留下許多有關問題需要解決。“五四”前後，進化論成為當時的進步思潮，而且各種流派的作家，從魯迅直到胡適，大多捲入這個思潮中。為什麼在“五四”時代，進化論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巨潮？那些受到進化論影響的思想家在吸取進化論觀點上又有什麼分歧？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有什麼關係？和嚴復的《天演論》又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應該成為研究魯迅早期思想的重點，可是目前尚缺乏深入的鑽研。我覺得，魯迅研究者很可以藉助最近出版的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的《論嚴復》一文來解決上面最後一個問題。魯迅自稱受到嚴復的《天演論》的影響，讚許嚴復的感覺敏銳，又說他不是翻譯而是做了《天演論》。《論嚴復》一文論述了嚴復的思想淵源，指出《天演論》一書按語中多以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念來反駁赫胥黎的人性善的社會倫理學說，並且闡明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何以在當時對中國進步思想界發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自然，這些問題還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其本身來說是具有反動性的，但同時它也為一些進步作家所接受。因此，我們對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學說，還需要作出更深入更全面的評價。我以為，魯迅研究者倘使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順藤摸瓜，一步步深入，就會在魯迅早期的進化論思想問題上有所突破，從而打破目前停滯不前的局面。希望史學界、哲學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創造更豐碩的成果，以作為研究魯迅早期思想的起飛跳板。
§201
龔自珍生平行事(1986)(《思辨錄》第89條)
龔自珍的生平行事往往越出了當時讀書人恪守的規範。他的同時代人曾描繪了他的肖像：“廣額巉頤，戟髯炬目，故衣殘履。”他做人不懂世故，說話不知顧慮，交遊不問身份，他在《能令公少年行》中說：“十年不見王與公，亦不見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鄰北舍誰與相過從？佝僂丈人石戶農，嶔崎楚客，窈窕吳儂，敲門借書者釣翁，探碑學拓者溪童。”詩前序曰：“龔子自禱祈之所言也。”這還只是理想。道光七年，他寫了《自春徂秋》的組詩，其中一首說：“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這卻是紀實。他確實常和社會底層的人來往。他的一位友人記載他“曾乘驢車獨游丰台，於芍藥深處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飲”。道光十九年，他辭官南返，在歸途中行抵淮浦，看到運河兩岸有許多船夫拉縴過閘，運送糧船。他想到自己在京師也曾耗費官糧，顆顆俸米都沾染着人民的血汗。深夜，他坐在旅店裏聽到運河岸邊的船夫號子聲陣陣傳來，心情激蕩，他用旅店的雞毛筆在賬簿紙上寫下自己的情懷：“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他還寫下一些詩:有的是記他的保姆金媼(《己亥雜詩》)，有的是記他結識的俠士(《送劉三》)，有的是記他童年的伴侶段叟——一位寄食他家窮途潦倒的遠親。他在《寒月吟》中傾吐了對這位孤獨老人的眷念：“我有生平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饑寒，雖生猶僇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真清？翁自鬚髮白，我如髫淳。”這些小人物純樸率真，他們的高尚品質遠遠勝過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和追名逐利的名流學士。他說他們“愧殺讀書人”。
他在與魏源箋中，對於那批浮在社會上層的渣滓，作了生動的刻畫：“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為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后見疏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疏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為呆稚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義前後不相屬，能剿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鋤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騖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謚愍悼者哉！”這真是一竹篙打一船人。他情願與屠沽游、騶卒飲，就是認清了這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的緣故。在他的文章中也留下他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靠攏的痕迹。《說居庸關》記述了他在山徑狹道上與騎駱駝的蒙古人相撾戲。《乙丙書》記述了他走向民間採訪世情民隱的事例。他說：“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熟，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為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為創聞。”這些都說明了他那“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的胸襟懷抱。
他在被漠視、被曲解中度過了一生。貧窮成了他的伴侶。他家時有索逋者上門，幾乎日聞剝啄聲。他的官俸本來有限，辭官前又被罰俸，使他不得不南下乞糴。他在晚年借宴遊以抒淹郁之抱，賦《寱詞》三十餘首，自稱“醉夢時多醒時少”。他曾經感嘆“一世人樂為鄉愿，誤指中行為狂狷”。他的心情是苦悶的，終於在寂寞中悒悒以歿。
§202
“以理殺人”(1987)(《思辨錄》第87條)
過去戴震曾直斥后儒以理殺人，大聲疾呼反對壓制個性的“遏欲之害”，主張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他並不是主張縱慾，而是反對禁慾。要使人各遂其欲，自然各種惡劣情慾也會趁機出現，對於這一點，他曾提出過一個很好的命題，這就是不能因為有惡劣的情慾而去譴責情慾本身，正如不能因為有惡劣的思想而去譴責思想本身一樣。因此，不能為了要消除惡劣的思想就去禁錮思想，為了要消除惡劣的情慾就去禁錮情慾，這樣，將會使天下之人“生道窮蹙”，產生一種對世事極端冷漠的態度。不過，戴震為情慾所作的合理辯護，並沒有導致他更進一步去闡明欲和自我的關係。相反，他把欲和私嚴格區分開來，多少意味着他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的既定看法，而去對自我作認真的再估價。直到龔自珍才大膽提出“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
§203
不拘一格降人才(1987)(《思辨錄》第94條)
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一》中說：
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而胤孫乃不可長。
嘉道兩朝正是取得惡果的時代。《乙丙之際箸議第九》就是描述這種“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痹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的衰世景象：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
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不能產生才相、才史、才將、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會出現才偷、才駔、才盜。他宛如置身荒涼的墓地，懷着沉痛的心情，寫下了那首“九州生氣恃風雷”的著名詩篇。他感到時代脈搏在激烈地跳動，渴望看到堅強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氣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委瑣。《全集》收有他的語錄，其中一則記述他講解《四代》篇：“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見器見才焉。”他說：“孔子觀人如此，今之觀人者，喜平原無草木者，見虎豹則卻走矣。”大概這就是他由才相、才史一直連類及才駔、才盜的緣故吧。他的悲壯呼號：“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反映了這種要求。
§204
“蛆蟲儒”與“蛆蟲僧”(1987)(《思辨錄》第95條)
龔自珍喜好百家之言，並不獨尊儒術，不守儒家繩墨，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盡量做到不囿於主觀成見，不蔽於前人舊說。這方面大致是繼承了戴震、段玉裁考據學的實事求是精神。段玉裁是他的外袓父，曾授他文字學；而段玉裁本人則是戴震弟子。《經韻樓娛親雅言》曾引戴震一句名言：“知十而非真知，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可見戴震是最講求真實性的。在經籍詮釋方面，他嚴守“傳其信不傳其疑”的原則。後人說他倘沒有確鑿的證據，“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龔自珍的治學方法，可從他寫的《抱小》篇中窺見端倪：
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剿，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
他說：“儒但九流一”；對於儒家末流，他更加以尖刻的嘲諷：“後代儒益尊，儒者顏益厚。”這正如他把佛家末流斥為“蛆蟲僧”一樣。按他在《正譯第七》中引佛言：“我如獅子王，一切無畏，畏獅子身自生蛆蟲，食獅子肉。”把奔逐利祿以恫嚇挾制較量罪福的禪師名為“蛆蟲僧”；則那些“顏益厚”的儒家末流，正不妨目之為“蛆蟲儒”。
§205
說掌故(1991)(《王元化集》卷七)
剛剛寄奉一信，翻書得黃宗羲事一條，摘鈔供你為餘姚地方寫稿的參考。
此事見於胡思敬《國聞備乘》。胡為清遺老，張勳復辟曾授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未就任，復辟已失敗。《國聞備乘》有《三先生崇祀》一條，記顧亭林、黃宗羲、王夫之崇祀文廟經過。大意謂，光緒即位甫二年，郭嵩燾倡從祀之議。郭歸自海外，稱服西洋。禮部尚書徐相惡之，疑其一鄉阿好，遂引曾國藩序文，本表章夫之之人以駁夫之(船山遺書為曾氏所刻，曾序中有“純疵互見”之語)。郭嵩燾無以難之，從祀之議遂寢。光緒二十年，湖北學政孔祥霖上夫之書於朝，復申前請。禮臣再引《四庫總目》議駁，言遺書雜儒佛老莊混為一途，又有《瀟湘怨》等各體，事涉遊戲，不得謂為無疵。《四庫總目》為高宗(乾隆)欽定，胡思敬說禮臣這種手段是“借聖謨以箝群議”，以致使廷臣更無敢置喙者。至於顧黃崇祀之議，則自陳寶琛發之。是時朝臣分南北兩黨，北黨主駁，以李鴻藻為首，孫毓汶、張之萬、張佩綸等附之。南黨主准，翁同龢為首，孫家鼐、孫詒經，汪鴻鑾、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主駁者謂顧黃二儒，生平著述僅托空言，不足當聖學傳授道統之目。議上，祖陰等聯名疏爭，詔下廷臣再議。北黨復推滿大學士領銜，請仍照禮臣前議，其事遂寢。自科場廢八股，改試策論，又廢科舉，改學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讀通鑒論》三書盛行於世，主准者十居八九。惟禮部郎中吳國鏞不好新說，以黃氏書駁雜，摘其可議者數條，上說貼於堂官。尚書溥良以為是，侍郎曾炘以為非。然部務當由尚書主政，遂擬稿准顧王而駁黃。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詣內閣會銜，郵傳部尚書陳壁先畫諾，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繼之。畫未竟，而張之洞遣使持說貼至，大意言黃學與孟子相合，議駁非是。舉座愕然，各逡巡遁去。次日郵傳部咨行禮部，取消陳壁花押。潤庠、名侃亦各行文取消。其畏懼政府如此。
以上摘錄史料可補正史之未備。近來我對清代掌故頗感興趣，曾請人找來近百種，於夜間枕上翻閱。並摘錄若干則，寫成《夜讀鈔》，發表在晚報上。清人掌故繼前人筆記、野史之後，形成一具有特色的體裁，它較筆記或野史所接觸的面更廣，內容也更豐富。程秉釗稱掌故之學創於龔自珍“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龔自珍所寫的《杭大宗逸事狀》就是他記述杭世駿文字獄的一篇掌故。今天倘有人將清代的掌故加以搜集整理，並進一步研究疏理，一定可以發掘出不少有意義的東西。就以上面摘鈔的《國聞備乘》來說，在崇祀顧黃王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當時一些朝臣身上所反映的思想傾向，他們議事的方法，以及顧黃王的歷史地位是怎樣逐漸確立起來的。這一則還不是突出的例子。我在讀清人掌故中，了解了不少清代的政治、法律、文化、風土人情……這些事在掌故中是通過生動具體的描述呈現出來的，而一旦反映在正史中，就變成了抽象的概括了。
§206
曾國藩著“挺經”(1992)(《思辨錄》第68條)
相傳曾國藩自言欲著“挺經”，這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國藩子頡剛，曾任駐英法公使。頡剛婿吳永，著有《庚子西狩叢談》。其中記李鴻章對吳口述故事：
我老師(國藩)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餚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着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着，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以過去，豈不兩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裏恐怕擔子浸着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應為‘與’——引者)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這就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
前人據此，稱“挺經”之剛，具有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義。
§207
宦術(1992)(《思辨錄》第69條)
曾國藩深於宦術，兼綜儒法，以黃老之術行道，善用其剛，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擠傾軋的宦海中，因勢利導，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終，這不得不歸功於他的老練持重，所以人稱他有沉鷙之才。當他享盛名時，反而注意收斂，以避清廷忌漢人獨專威柄。如他始終不肯拜受節制江浙四省、節制直魯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諭又命他節制楚北，他再一次屬疏力辭以避滿大臣官文。這些地方足見其深沉老練。太平天囯破后，清江寧知府徐宗瀛為理學名臣，擬禁阻秦淮畫舫恢復舊觀。曾國藩知道后以“養活細民”為由准其恢復。後人對此引為美談，稱讚他的胸襟和識見。其實這一舉措別有深義，他這樣做不過是延續採用了清朝一貫的統治政策，只要讀了《京師樂籍說》即可明白。後世統治者佩服曾國藩，大抵是由於他把剛柔相濟運用得十分貼切恰當的緣故。曾國藩喜網羅人才於幕中，其僚有三聖七賢之目。時人對這些人，曾以“此身終不動，只想見中堂”詬之。曾國藩用人之法，亦頗可觀。《水窗春囈》記湘軍與太平軍戰：
……勢危甚。時李肅毅(鴻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僅一程尚齋，奄奄無氣。時對予曰：“死在一堆如何？”眾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為逃避計。文正(國藩)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聞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這裏所用擒縱之術與“挺經”契，雖柔實剛，較之那種縛而飼之的用人之法的確要高明多了。
§208
李鴻章辦外交(1992)(《思辨錄》第70條)
李鴻章是清末主持外交的重要人物。梁啟超說他“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與外人交涉，尤輕侮之”。弱國無外交，這本是常理，今對外竟出以輕侮態度，似乎不可置信。但前人筆記中，多有此類記載。甲午之役，伍廷芳以議和隨員赴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談起十年前奉使至天津訂約事。伊藤說，李鴻章態度威嚴，有“追憶令人心悸”之語。此類傳聞頗多，有人甚至大肆渲染李鴻章在簽訂戰敗的屈辱條約時，用這種對洋人的輕侮態度，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親王亦苦之。公(李鴻章)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問：“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第幾孫同年。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踧躇而去，自是氣焰稍殺矣。
這一記載雖然使人痛快，但似乎有些可疑。以年齡輩分壓倒對手，只是我們的傳統習俗，西方卻並不管這一套。《庚子西狩叢談》也說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一日，華官與洋人議重大交涉。洋人態度囂張，氣勢洶洶，而華官危坐祗聽，始終只回答一二語，面赤赧顏汁，局促殆不可為地。俄頃中堂(李鴻章)入門，左右從者只二人，才入廳數步，即止不前。此時三洋人之態度，不知何故，立時收斂。一一趨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謹飭。中堂若為不經意者，舉手一揮，似請其還坐，隨即放言高論，口講指畫。兩從人為其御珠松扣，逐件解脫。似從裏面換一衷衣，又從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數說，而三洋人仰注視，如聆訓示。喧主奪賓，頓時兩方聲勢大變。《庚子西狩叢談》本記吳永口述故事。這一則卻是劉焜記他本人事。當時他到總署訪友，親眼見到這一場面。接着，他說：
再觀列坐諸公，則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予亦不覺為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服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吾友因為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見過兩次，或者是外交一種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謂如此則公真吃飯穿衣，渾身皆經濟矣。語雖近謔，而推想亦不無理致。
清季外交不務實際，多捨本逐末，在許多瑣細事上如禮節、稱謂等問題上糾纏不休，甚至鬧出笑話。據某筆記載，在民國初年，杭人黃保如司馬，辦理天津洋務局事務。一日，美領事招飲，僅請黃一人，領事夫人同坐。席將散，領事有公事先辭出，夫人留黃坐，黃慮遭物議，強辭而去。結果弄得不歡而散。曾紀澤(頡剛)於光緒初奉命使法。他偕夫人出國前，先鄭重致書法國使館，謂有“極重要之事，須與台端商量”。信中說：“鄙人此次挈攜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儀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只可與西國女賓來往，不必與男客通拜，尤不肯與男賓通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子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這是光緒初年的事。還是個開通而了解西方的外交官。
他在信中這樣鄭重其事地提出禮節問題，而其中所規定的禮數又是這樣詳細瑣碎，這在外交史上可說是特殊國情。
§209
偽造合影(1992)(《思辨錄》第73條)
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均為晚清的封疆大吏，三人鼎峙，有赫赫之名。時論“南皮(張)屠財，項城(袁)屠民，西林(岑)屠官”，三屠之名流傳中外。又謂“南皮有學無術，項城有術無學，西林不學無術”。岑春煊卒於一九三三年，晚年撰《樂齋隨筆》，述其親歷之史實，自八國聯軍入侵，慈禧與光緒倉皇西逃，直至民國初，袁世凱篡竊國柄，以帝制自為，一一收錄。其中亦夾雜若干身邊之事，如處心積慮，時欲加害之類。下面二事雖瑣細，但可見袁之狡詐狠毒。岑稱，李鴻章在北洋，積存歷年洋商所繳購買船械回扣，達數百萬。李去北洋之日，移交後任，袁世凱據而有之，揮霍無度，並藉以獻媚宮廷，固結黨援。袁與岑交惡，嘗語其私人某曰：“君等但知與西林(岑)為難，而不審要害所在，何能致人死命。”某請其說，袁微哂曰：“在報銷耳。”另一事則較離奇：“(袁)知東朝平生最惡康梁師弟，乃陰使人求余小照，與康所攝，合印一幀，若共立相語者然。所立地則上海時報館前也。既成，密呈於孝欽，指為暗通黨人圖亂之證。深宮不審其詐，既見攝影，儼然信之不疑，驚愕至於淚下。亟謀所以處置者，樞臣固請如瞿相之例。”由於岑春煊在慈禧西走時護駕有功，結果未予深究，只是諭令“以久病未愈，准其開闕調理”。此事胡思敬《國聞備乘》亦有記述。胡稱，照片乃是粵人蔡乃煌獻給袁世凱的，袁交弈劻密呈太后，作為交通亂黨之證。案當時照相館已有將不同影片合而為一之術。據魯迅稱，咸豐時就已有照相館，他在少年時曾見過照相館陳列的二我圖、求己圖之類。這類照片即是將二張合一而成的。
[同年補記]本文發表后，傅傑抄來以下資料，現錄於文末以備考。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云：“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巨紳黎季裴、楊西岩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寵岑在袁上也。乃由粵人蔡乃煌謀於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四像合制一片，廣售京津，由蔡輦巨金謁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獲巨酬，以金辦港省輪船公司，珠江碼頭劃歸陳有，其家今尚食之。出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事出當事人自述，史家以為較《國聞備乘》之得於傳聞者為可靠。同書其後又記：“春煊知為相片所紿，自輦巨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扮觀音，自扮韋陀，同坐一龕，上相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
§210
剛毅識楊金龍(1992)(《思辨錄》第74條)
稍不如意輒加人以惡名，這是清末的一種陋習，前已述及，現再舉另一個例子。某筆記稱：
庚子夏，那拉后命義和團攻駐京各使館，端王等字諭各直省大吏，先殺外人僑居內地者。峴庄(劉坤一)先奉旨而秘不宣，乃嚴檄水陸防營，保護外人，違者以軍法從事。江蘇提督楊金龍亦得密詔，復奉剛毅私書，囑其駐師吳淞，專擊列國兵艦商船及各教黨，金龍立率所部移屯吳淞。峴庄聞之大怒，別飭俞統領持令箭往，諭之曰，楊金龍不遵令，可持其頭來。楊始撤兵回防，乃大哭，復書剛毅雲，劉坤一身任封疆，不保國而保外人，真漢奸也。剛毅持其書示其友人，皆讚歎以為忠臣語。
筆記又記，在此之前，剛毅奉西太后命，自江南搜刮歸，西太后要他密保將才，剛毅奏曰：“江南武員，唯有楊金龍，可稱古之將才。”俗雲什麼樣的人玩什麼樣的鳥，此亦一例。這裏還需要提一下的是西太后問：“能比何人?”剛毅答：“可比古人黃天霸。”
§211
司官護法(1992)(《思辨錄》第75條)
晚清朝政昏亂，官吏顢頇，但也還有一些司法官不畏強暴，敢於維護法律的尊嚴。王造《方家園雜詠紀事》稱：“光緒五年，慈禧遣閹人赴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出午門。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午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持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慈禧，謂護軍毆罵。時慈禧在病中，遣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兼南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同謂交部則依法辦。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即以司官之言復奏。”(《一士譚薈》中《庚辰午門案》記此事與《方家園雜詠紀事》略有出入：“八月十二日，孝欽后命侍閹李三順齎物出宮，致其妹醇王福晉，至午門，以未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放行，護軍照例詰阻。三順不服，遂至爭哄。”此記載可糾所述細節之誤。)這個案子因拗不過慈禧的潑辣哭叫，捶床村罵，終於還是“曲法擬流”。但刑部秋審處的八位司官，敢於持法不阿，畢竟還是難能可貴的。當時刑署中對這八個人有“八大聖人”之稱云云。
§212
水晶燈籠(1992)(《思辨錄》第76條)
清末御史高樹深知進言之難，稍一不慎，就可能獲罪。他曾著《金鑾瑣記》，其中提到庚子時，直隸總督王文韶上疏，言不宜圍攻使館，篇末云：“如以臣為荒謬，臣亦不敢膠執己見。”其言一放即收，頗得進諫之妙。端王載漪初讀王疏，以為當殺，等看到篇末語，遂不加罪。高樹對此頗有感慨地說：“人謂相國(指王)不愧水晶燈籠之名。”並有詩以諷之：
表裏玲瓏似水晶，一篇疏諫矢忠貞。篇終轉語能紓禍，福壽康強得令名。
高樹譏彈王文韶是把他和抗爭進攻使館，瀝言不宜開釁而遭誅戮的總理大臣許景澄、兵部侍郎徐用儀、太常寺卿袁昶相比較而言，我覺得高樹的批評未免有些過頭。批評時也應考慮到當時進言的難處，而不應要求人人都做批逆鱗的英雄。這裏可以再舉一例。庚子兩宮西狩，張之洞欲請廢大阿哥，得赴行在之召后，由豫入陝，行程愈近而心愈懼，籌思措詞之難，夜不成寐。因為清律規定，臣下言及立太子，廢太子，皆當大辟。一日至潼關，登山遠眺，仍自己心口相商，推敲字句，心忽然開朗，口中自語曰：“不如我們自己料理。”默自審諦，不誤。是夕，始能睡熟。後來，到西安召對時，即以旅途熟思語對：“聞洋人在上海已先議決，除殺端王外，尚有專條幹涉大阿哥事。倘洋人提出，傷我中國體面太大，以臣愚見，不如我們先自己料理。”太后正在為自身安危擔心，聞此連連點頭。不數日，廢溥儁之議遂定。我以為諸如此類推敲進言之法，似不應譏為水晶燈籠。只有窺伺上意，隨聲附和之徒，才可被以玲瓏剔透之名。《金鑾瑣記》又記，在召對圍攻使館問題時，“兵部尚書裕德曰，奴才願太后、皇上以天下國家為重。太后不理。三言之，仍不理。學士(朱祖謨)竊笑其言空洞無物，然不觸犯天威即在此”。為了避禍作如此模稜語，自然可笑，但也只能說是膽小糊塗而已，至於水晶燈籠則應屬於另一種類型。
§213
周漢其人(1992)(《思辨錄》第77條)
光緒初，湖南風氣尚閉塞，自陳寶箴詔授湖南巡撫，行新政后，一時人才濟濟，天下靡然景從，有人甚至比之於日本變法之諸藩。寶箴於三立文集中有《巡撫先府君行狀》，曾記一事，為外間所罕聞：
先是府君銳興庶務，競自強，類為湘人耳目所未習，不便者遂附會構煽，疑謗漸興。其士大夫各扶黨擠排，假名義相勝，尋復有周漢事。周漢者，官至道員，寧鄉人，積以張揭帖攻泰西教煽亂，為湖廣總督落其職，而海內多獎謂忠義，尤為鄉人所信重，至是復刊貼布鄉縣，府君方痛膠州事，傳毀其帖，周漢毆傳吏益橫。府君乃排眾議下之獄……世竟用此爭齮齕府君矣。
這裏記述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改革遇到傳統勢力的阻撓是頗為生動的。像周漢這樣自以為伸張正義的硬漢子，尤為惟妙惟肖，真有一種真理在握、睥睨群小的棍子氣派。《行狀》中所謂“揭帖”，亦稱“白劄”，為當時士人刺議時政的方法，亦相當於今之貼大字報也。
§214
沈藎之死(1992)(《思辨錄》第78條)
章太炎在上海獄中事，近來常常被人說起，而與太炎下獄同時，沈藎在北京被捕事，現在似乎很少為人提到了。太炎於獄中有懷沈藎詩：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
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中門。
螭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
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我在魯迅文中初讀此詩年方少，那時華北風雲日緊，日寇蠢蠢欲動。太炎詩的雄沉悲壯，令我激越。光緒二十九年，沈藎遭吳式釗潛陷，被內務府郎中緝獲入獄。次年，王照入獄，聞獄卒言沈藎就義經過。出獄后，王將其事寫入《方家園雜詠紀事》詩末的雜記中：
夜半宮中傳出一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矣。其明年余入獄，所居即沈之屋，粉牆有黑紫暈跡，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言，夜半有官來，遵太後手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極壯，群杖交下，遍身傷折，久不死。連擊至兩三點鐘，氣始絕雲。余聞而惕息。
王照稱，西太后開“破律亂法之端”，除杖斃沈藎以病死報外，還有曲法斬決午門護軍一事。在此以前，清朝的司法對於皇帝也還是有獨立性的。如同治十三年，甘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誣良為匪，屠數百人，被大吏奏劾，拿解入京。時盛傳同治庇袒成祿，已諭末減。其實這事並不可靠，只是謠傳。但是御史吳可讀卻信以為真，上疏忿爭。疏中有“請斬成祿以謝某縣之民，斬臣之頭以謝成祿”等憤激語。同治暴怒，面諭刑部“必殺此獠”。清律，凡死刑須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全堂畫諾，缺一不可。在審吳可讀案時，十三堂官都已畫押，獨大理寺漢少卿王家璧一人，認為“官例得聞風入奏，不應科以重罪”。案不能定。諭旨嚴摧，十三堂官與王爭十餘日，王卒不屈，乃改擬流宥，始畫押。案子這樣了結，同治雖然不快，但也無可奈何。此事亦見於《方家園雜詠紀事》。
§215
甲午緝奸(1992)(《思辨錄》第81條)
魯迅在《墳》裏曾提到一種由來已久的陋習，即對對手加上種種惡謚，藉以泄憤。“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這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當時情況，現在的人已不大了解。近讀文廷式《聞塵偶記》，始得窺其一斑：“甲午之役，有奏請緝姦細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衚衕，謝姓。廷寄命給事中唐椿森緝之。唐至，飭兵役勿遽，先檢其來往書札，則琉球遣臣求援於中朝者，流寓京師十二年矣，每歲皆有表文，而總督不為達。其旅費則琉球遺民傾助，流離瑣尾，備極可憐。”這個被奏請緝拿的人，原來竟是一名求援中朝的琉球遺臣。緝捕者到他家時“方作函牘，冀中朝之大捷，而中山之復國也”。他不知自己已被當做姦細，還在希望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幸而緝奸的給事中唐椿森總算明白，沒有魯莽從事，以辣手為快，而據實奏聞，從而結束了這一幾乎釀成的冤案。
§216
屈大均葬衣冠(1992)(《思辨錄》第83條)
龔自珍《夜讀番禺集，書其尾》是二首絕句：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
鬱郁文詞宗，芳馨聞上帝。
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詩及《番禺集》名，均為廋語，乃指屈大均及其所著詩。屈大均著作在清代是明令銷毀的禁書，計有《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翁山詩略》《翁山詩外》等十三種。在當時，某人一旦獲罪，不但著作盡被禁毀，還要消滅他本人留下的一切痕迹。其性質之殘暴、手段之苛細，乾隆在有清一代可謂居其冠。屈案原發生在雍正七年，但事隔數十年後，乾隆忽覺屈文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事，乃疑屈有衣冠冢，於是大張旗鼓，諭兩江總督高晉訪查刨毀。清故宮存檔有高晉摺，說明其始末。高晉先令江寧藩司閔鶚元，以購訪碑版為名，傳集鄉紳，了解情況，再往雨花台周圍覆勘，將所有墳冢碑記，逐一洗刷查驗，但是並未查到屈大均衣冠碑冢。高晉卻仍不放心，再去複查，又未查到。這個奏摺極為煩瑣蕪雜，去何處查，用什麼法查，都不憚辭費，一一寫明。這位疆臣在乾隆面前戰戰兢兢，唯恐責他當差不力。奏摺末尾還加了這樣一段文字：
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惡極之人，其生前忽而為儒，忽而為道，忽而還俗，行蹤詭秘，居心叵測，其死後屍骸，久經粵省刨出剉戮，乃於惡逆經過之地，輒敢虛營狡窟，冀附遊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此冢歷今百有餘年，查無蹤跡，或被雷火轟擊，鏟削除根，或被犬豕蹂躪，灰飛影滅，甚或此等狡獪之徒，掉弄筆墨，偽飾虛詞，均未可定。
這段話真是面面俱到，委婉之至。冢碑明明是沒有的，但皇上要查，直說沒有，豈不等於說他疑神疑鬼，患了過敏症？故說或是屈大均故弄玄虛，假設狡窟；或是原來存在，而遭天譴，以致蹤跡蕩然。給乾隆當差確實也不容易，這位皇帝是先定下框框，再叫臣子辦事的。
§217
吳汝綸論中西醫優劣(1992)(《思辨錄》第84條)
有人曾以魯迅不信中醫，作為“五四”反傳統的例證。其實反對中醫，乃是晚清知識界一種思潮。早在“五四”前，桐城派後期大家吳汝綸就是一個激烈反對中醫的人物。吳篤信西醫，據說是受教於李鴻章的緣故。李曾戲稱，篤信西醫“可謂上智下移，餘人(按：指信中醫)皆下愚不移者也”。《一士類稿》有《吳汝綸論醫》一章。收有吳氏與友人書札，其中推重西醫，排詆中醫的言論甚多。現摘錄數則如下。
《辛卯六月晦日答蕭敬甫》：“今西醫盛行，理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疾痼疾，決無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可悼嘆。”這裏的說法尚較平和，但在別的信中，卻激烈得多了。
《癸巳三月二十五日與吳季白函》毫不客氣地稱吳季白雖“文學精進，而醫學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見，不知近日五洲醫藥之盛。視我中國含混謬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值”。
《丁酉二月十日答王合之》討論中西醫優劣，亦稱：“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賁育(按：指勇士壯夫)之與童子。”謂王合之評漢代張仲景所論三陽三陰，系強分名目，“最為卓識”，認為“六經之說(按：指張仲景《傷寒論》據《內經》之說演為六經分證)仲景前已有，仲景從舊而名之耳。其書見何病狀與何方葯，余不以六經為重，不問可也。西人之譏仲景，則五淋中(按：指石淋、氣淋、膏淋、勞淋、血淋五種病名)所謂氣淋者實無此病，又所謂氣行脈外者實無此理，而走於支飲留飲等病，亦疑其未是。此殆亦仲景以前已有之常談，未必仲景創為之也。蓋自《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已未盡得其實，況《千金》《外台》(按：醫書名)乎？又況宋以後道聽途說之書乎？故河間、丹溪、東垣、景岳(按：古代醫家)諸書，盡可付之一炬”。
吳汝綸認為“西醫精絕”，而中國醫家“自古妄說”，從而對中醫採取了全盤否定態度。這自然是偏激的。事實上，我國自漢代發展起來的醫學，已形成當今世界醫學中的一大體系，應進行科學的總結與探討。不過對吳汝綸這種反中醫思潮，也應就其時代背景揭示其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意義。當時此種思想多受日本醫學界影響。吳汝綸《壬寅六月十日與李亦元書》曾有這樣的記述：“前初見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勸興醫學。昨外務大臣小村君亦諄諄言醫學為開化至要，且雲他政均宜獨立，唯醫學則必取資西人，且與西人往來論醫，彼此聯絡，新學因之進步，取效實大等語。是晚醫學家開同仁會款待毓將軍及弟等，長岡子爵、近衛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說，皆望中國明習西醫，意至懇至。”由此推想魯迅在日本仙台習醫，可能也受到當時此種空氣影響，不知研究者對此是否作過探討。
§218
跪拜禮(1992)(《思辨錄》第85條)
清同治時，吳可讀劾成祿一案，幾釀大獄，前曾於另文中涉及。在這以前，吳可讀尚有一疏，請免外國使臣行跪拜禮。這個問題成為清代外交上的一大問題。早在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正使馬戛爾尼來華，要求通商。清廷責令他於船上插旗，上書英國進貢船。覲見時需循例叩頭。陳康祺《郎潛紀聞》稱，英使“自陳不習跪拜，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當時還有大臣賦詩，說什麼“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真是懿歟盛哉。可惜好景不長，到了同治年代，對外戰爭一敗塗地，外國使節的跪拜問題成為另一種情況了。吳可讀摺就充分反映了那種內心虛弱但又要強爭面子的心理。這份奏摺很長，開頭大意說外國人無親親尊賢之義，不懂禮義廉恥為何物。引孟子的話說：“君子於禽獸何擇？”我等何必去計較，不如暫行權宜之計，免其強行跪拜之禮，如此又豈為朝廷辱？折中最有趣的是下面幾句話：“於許其進見時，不俟彼啟齒，一併慨然許以代為奏請皇上，免其行吾中國跪拜禮，並不曾輕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卑弱，豈不光明正大，夷夏凜然？”吳可讀曾冒死憤諫請殺成祿，引起同治暴怒，幾乎被殺頭，可稱得上是個敢批逆鱗的錚錚漢子。可是他的上一折竟是如此荒唐可笑，簡直可采入“阿Q譜”。不過，從此以後，外國使節行跪拜問題，也就隨着國勢日蹙而煙消雲散了。不出三十年，到了庚子之役，清廷割地賠款，遣醇王載灃赴德謝罪，這時跪拜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這回卻是外國人慾以此禮強加於清朝大臣。當時載灃拍回的電報記載此事說：“以跪禮我國萬難應允，於德既無所取，更與兩國體面大有相關，作為出自灃意，懇請寬免。”清朝的外交不是倨傲自大，就是屈卑乞憐，充分顯示了朝廷之昏昏、士人之憒憒。這雖是瑣事，但亦可供有心於社會心理學者參考。
§219
祀天敬孔(1992)(《思辨錄》第86條)
抗戰前，故宮樂壽堂，陳列清代檔案，其中有康熙時論西洋人諭旨一道，似是內閣所擬，經康熙硃筆批改。原件記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召見供職內廷的西洋人蘇霖、白晉、巴多明、穆敬遠、戴進賢等十八人，至乾清宮西暖閣，示以曲賜優容之意。其中談到西洋的宗教與中國的祀天敬孔，涉及中西文化異同，頗值得注意。原件云：“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即爾等去留，亦無關涉，因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閻當，不通文理，荒誕議論。若本人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之義理是非。即如以天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謝恩，以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遇御座，無不趨蹌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為階下，座位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據爾集西洋人修道起意，原為以靈魂歸依天主，可以苦持終身，為靈魂永遠之事。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雛物類，其母若殞，亦必呼號數日者，思其親也。況人為萬物之靈，自然誠動於中，形於外也。即爾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變，亦自哀慟，倘置之不問，即不如物類矣，又何足較量中國敬孔子乎。聖人以五行百常之大道，群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知親上敬長之大道，此至能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爾西洋人，亦有聖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羅、閻當等，知識甚淺，何足言天，何知尊聖。前多羅來，俱是聽教下無賴妄說之小人，以致顛倒是非，壞爾等大事。”以上所摘錄的康熙諭旨，是有關天主教傳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天主教傳入中國時，在祀天敬孔這兩件事上，即有爭論。龍華民等以為祀天敬孔是異端而不可行，利瑪竇則以為非異端，兩派訟於羅馬教廷。一七○四年，教皇格勒門十一採擇龍議，立禁約七條，並派主教多羅使中國，申明此旨。清廷則以不準傳教抵制之。一七一五年後，教廷再派主教嘉樂使中國。康熙未見嘉樂前，特召在京西洋人，告以應付嘉樂之法。其內容即上引諭旨中的那些話。陳援庵對此事考證甚詳。他疑此旨中有不可解者，可能筆意有偽誤。但黃哲維辯云：“當時滿中書票擬之旨，大率如此，即康熙硃批，亦非盡通順。所謂《東華錄》清史，乃幾經儒臣潤色而成。若論此旨，正是初稿，且當時不以入史，故存其真也。”
§220
再談魯迅與太炎(1992)(《思辨錄》第106條)
魯迅說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業績比學術史上的要大。魯迅和太炎在思想傾向上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不把學術上的承傳當做簡單的模仿或因襲，而視為潛移默化的汲取；那麼，我認為魯迅對國學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的；不論這影響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蔡元培稱魯迅曾受清代學者的濡染，認為他雜集會稽故郡雜書，校《嵇康集》，輯謝承後漢書、古小說、唐宋傳奇，編漢碑帖、六朝墓誌目錄、六朝造像目錄等，全用清儒家法。魯迅自稱，他在寫作上先受嚴復后受章太炎影響。我認為，魯迅受太炎的影響，除早期文言文喜用古字和成為魯迅文章特色的犀利筆法外，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現簡述如下。
章太炎繼顧炎武、錢大昕、朱彝尊的餘緒，破千年來的偏見，對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作出再認識、再評價。他的《五朝學》可以說是一篇為魏晉玄學所作的有力辯詞。文章以漢末與魏晉作對照，批駁後世所謂魏晉俗敝之說，用史實證明漢末淫僻之風遠過魏晉。《五朝學》說：“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五朝名士皆綜之，其言循虛，其藝控實，故可貴也。”這是對於魏晉玄學的很高評價，發前人所未發。魯迅早年校《嵇康集》，寫小說《孤獨者》魏連殳採用阮籍居喪故事，這些事本身就說明了他對魏晉玄學的態度。後來他撰《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就更說明了他對那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重視。這篇文章的着眼點與《五朝學》不同，但從學術淵源來看，仍可發現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最為突出的是這兩篇文章都提出了玄學和禮教的關係問題。應該說這一儒玄可通的觀點濫觴於《五朝學》。按照以前的說法，兩者是很難調和的。如王何解儒經就曾被儒家極端派斥為“罪深於桀紂”。太炎據史論玄學興起之原因，認為當時倘徒陳禮教，不易以玄遠，則不足以戒奢懲貪。這是史有明證的。可是後人不見漢末風氣已壞至唐則尤甚這一事實，獨斥魏晉，以致責盈於前，網疏於後，是極不公正的。《五朝學》稱：“五朝有玄學，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故驕淫息乎上，躁進弭乎下。”這也是說魏晉玄學實可糾漢末風氣之弊。太炎指摘魏晉的，乃是自魏文定九品官人法以來所形成的士庶區別門閥制度，故他批評顧炎武所謂魏晉矜流品為善的說法為“粗識過差”。這些看法都與魯迅相契合。
當時在古史研究中有疑古派，也有對疑古派表示質疑和不滿的人，在這一問題上，也不難尋覓魯迅與太炎的思想淵源。我認為魯迅對顧頡剛的忿罣詆琪，不能僅歸於性格作風。兩人交惡除萌發於“以俟開審”之類的具體事件外，也夾雜着學術觀點的分歧。後者往往是更主要的。魯迅不止一次地譏諷了顧頡剛所謂大禹是一條蟲的說法。這件事應該放在一定思想背景上來看。太炎少時師事俞樾，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後來成為經古文派的最後一位大師。他對於以今文疑群經最所痛恨。戊戌前一年，太炎致譚獻信中，記述他與梁(啟超)、麥(孟華)諸子相遇，“論及學術，輒如冰炭”。他在《漢學論》中稱：“清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餘毒遺(螫)猶在。人人以舊史為不足信，而國之史實蹶矣。”姜亮夫記太炎對他說過這樣的話：“宜守家法，不可自亂途轍，雜糅古今。”太炎其他弟子也發過這樣的感慨：“康南海《新學偽經考》出，則群經可讀者鮮矣。崔適《史記探源》出，則史之可讀者鮮矣。”孫思昉還記述了太炎曾指斥奇袤怪迂之談，其中就有“斥神禹為蟲魚，以堯舜為虛造”，這與魯迅之譏頡剛幾乎完全一致(魯迅在《理水》中亦嘲諷把禹當做蟲把鯀當做魚的說法)。顧頡剛主辦的《古史辨》是疑古派的大本營，影響被及海內外達數十年。他以懷疑精神破經書之神化，其成就不容抹殺。顧稱古史研究即在證偽與造偽之辨。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往往流於為破偽而成新偽。疑古派固不可簡單地說成就是今文派，但從基本上來看，仍可說傾向於今文。二十年代上半期，北京學界發生爭論，有“某籍某系”之說，這一說法，實含有將魯迅與太炎連在一起的寓意。因為當時北大中文系教師多浙籍，也多為太炎弟子。《古史辨》的疑古派多重宋學，與太炎尊漢學異。據錢穆回憶，顧頡剛在中山大學教書時，以講授康有為今文學為中心。魯迅則對宋代理學多所訾議，他的文章曾批評宋代業儒，在小說中曾為理學家取名為“道統”，為其子取名為“學程”。這篇題名《肥皂》的小說系描寫一個人物想用肥皂洗凈丐女，而作者命意卻在洗去假道學的偽裝。我認為凡此種種都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使我們可以從學術上去探究魯迅與顧頡剛之爭的思想背景。
太炎對秦代及其學術思想的評議，也與魯迅有某種契合。太炎撰《秦獻記》《秦政記》，為秦代申辯，稱賈生過秦為“短識”。他認為秦皇微點，獨在起阿房，以童男女三千資徐福渡海求仙諸事，而“其他無過”。太炎文錄有《與王鶴亭書》，其中說：“經術之用，不如法吏明矣。”魯迅對秦代及其文化沒有像上述這樣肯定的評價，不過，他在早年所寫的《文化偏至論》等文言文中，對“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的指摘，與太炎的兩記頗有相通處。《秦政記》稱：“古生民平其政者莫遂於秦”，兩記並以此為主導思想去評騭秦代文化，魯迅在《華德焚書異同論》中，為始皇叫屈，說他與攻陷亞歷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拉之流不可作同日語。認為後者也做不出始皇所做的書同文、車同軌的大業。秦代無文，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為李斯獨立一篇，稱他尚有華辭，而在劃一文字上則有殊勛。其第七篇合賈誼和晁錯為一章。其中談到《吊屈原賦》《鵬鳥賦》《治安策》，而未及《過秦論》，不知這是否受到章太炎所說的“短識”的影響？魯迅曾明言，自己有莊周的“隨便”與韓非的“峻急”。他說“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使人氣悶的沉重”。我認為從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資料，可以進一步發掘魯迅與太炎在學術思想上的關係。
§221
胡適論清學(1993)(《思辨錄》第115條)
胡適在口述自傳中對清代學術作了總結，指出有三大成就(整理古籍、訓詁、考古)，也有三大缺點：一是清人大都擺脫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見，所以研究的範圍大受限制。一是清人除了用經書、史書、子書作訓詁和音韻的比較研究外，就再沒有其他參考比較的材料。上述兩種情況確實存在，雖然他並沒有提到形成這情況的歷史原因，而只是常識性的泛泛而論。至於他說的另一種缺點，則是可以討論的。即他認為清代學者太重功力，而忽視了理解。胡適曾撰文論述清代學術，推重清人的重證據精神。顧亭林以一百六十個證據證明“服”字古音讀作“逼”，閻百詩以三十多年工夫考明《尚書》中的古文為偽作，錢大昕據數十例考定古無輕唇音及舌頭舌上之分，高郵王氏以二十六例釋“焉”字之通則……胡適對這一類治學工夫，都曾倍加稱頌。表面看來似與口述自傳批評功力之說相悖，但並不矛盾。因為這符合他的“拿證據來”的原則，但清人治學偏重歸納法，其弊端如胡適所云，“絕不能把同類的例都收集齊了，然後下一個大斷案”，因此必須以演繹法與之相濟。胡適心目中的演繹法，即他說的“尋得幾條少數同類的例時，我們的心裏就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這假設的通則不是別的，正是他倡導的“大膽的假設”。所謂大膽的假設，用他的說法，乃是一種“藝術”，一種“想像的功能”。
胡適在日記中記他於一九三七年初與湯用彤所作的一次談話。日記中說，湯對胡自認膽小，說只能作小心的求證，不能作大膽的假設。胡適說這是“謙詞”。依我看，這未必是謙詞，而是老實話。這表明兩人在治學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適在日記中也承認“錫予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凡讀過湯著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湯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等，迄今仍被人認真閱讀，並往往加以徵引。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類，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這也多多少少說明兩人治學方法之間的短長所在。
§222
《縱難送曹生》(1993)(《思辨錄》第92條)
龔自珍《縱難送曹生》是我最愛讀的文章之一。數年前，我曾摘錄其中一段話寫入手卷請友人題詞。這篇文章所說的曹生即曹籀。曹籀又名家駒、文昭，字葛民，又字竹書，號柳橋，又號台笠子、石屋子。生於嘉慶五年，卒於光緒初。同治三年所出《定盫文集》三卷、《定盫續集》四卷、《定盫文集補》六卷，就是曹籀校訂由吳煦出資付印的。他是一介貧士，靠賣文教授生徒餬口。生平致力於經學與小學，研治《榖梁春秋》達二十餘年。著書甚多，有《榖梁春秋釋例》《榖梁春秋傳微》《尚書古文正義》《三家詩傳詁》《說文古音表》等十餘種。他與魏源、俞正燮、胡培翚、張維屏、陳灃、黃燮清、趙之謙等亦相過從，並於道光咸豐間，與戴煦、鄒在衡等結為紅亭詩社，互相唱酬。
《縱難送曹生》描寫了當時追求文化真知的士人，在茫茫無助的環境中默默工作，得不到支持，也不被人理解。作者筆下流露出來的那種蒼涼孤寂之感，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這篇文章是龔自珍為曹籀，也為他自己，傾吐積壓在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哀愁。如果龔自珍不是把曹籀視為知己，他是不會寫出這篇《縱難送曹生》的。可是曹籀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很少人提到。他和龔自珍的關係如何？曾有過一些傳說。譚獻《復堂日記》載：“孝拱言曹老人者，曾賣墨京師，為先君子食客，粗識字而已，謬托知交。”這裏說的曹老人即曹籀。孝拱為龔自珍子，他的話有一定影響。但此說曾遭到吳慶坻的反駁。吳慶坻《蕉廊脞錄》認為這“乃是文人相輕之習”。樊著為了澄清事實真相，首先考定龔自珍於道光四年與曹籀結識。[按：據曹籀《定盫文集題辭》：“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瞠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再述往來經過：一、龔自珍結識曹籀時，不僅年長曹籀八歲，且已任內閣中書，並將自己著作編為十九卷，刊刻文集三卷、別集一卷。曹籀則是布衣寒士，尚無作品結集問世。但龔自珍對他毫不倨傲輕慢，而且友情甚篤，脫略行跡，親往造訪。二、龔自珍曾邀曹籀往游滬上，吟詩唱酬。曹籀詩中一再流露出對龔自珍有知遇之感，說明龔自珍對他是熱誠相待的。[按：曹籀詩集《蟬蛻集》有多首述及此事。如道光五年夏，龔自珍邀曹籀及王應綬豫園賞月，曹籀詩有“海內論交晚，生平感遇深”，以寄深情。]三、道光十一年夏，曹籀借授徒曹艘之便，由津入都，與龔自珍重聚，二人論學極為相得。[按：曹籀《籀書文集續編》曾記他淹留龔自珍旅舍兩月，談論經學，至鼓四下不能睡。]四、龔自珍《大誓答問》是由曹籀帶回杭州付印的。這是龔自珍生前所刊印的唯一一本經學專著。[按：曹籀《大誓問答後序》，稱此著與諸家說不雷同，讀後有與共信。]五、龔自珍己亥辭官回到杭州，與故鄉諸友人重晤。他在詩中對曹籀表示了深厚情誼。[按：龔自珍《己亥雜詩》中談及曹籀的詩有二首。其一：“鄉國論文集古觀，幽人三五薜荔看。從知閬苑桃花色，不及溪松耐歲寒。”]樊著對龔曹二人的關係作了全面考察證明傳說之妄，《復堂日記》所載之不實，是令人信服的。
§223
“破落戶飄零子弟”(1994)(《思辨錄》第108條)
魯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個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語“破落戶飄零子弟”。這一說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論，只是舉出幾個特點，如喜歡嘰嘰喳喳搬弄是非等等。後來我讀杜亞泉論遊民與遊民文化的文章，杜指出過剩的勞動階級與過剩的知識階級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遊民文化。這種文化以尚遊俠，喜豪放，不受約束，不計生計，嫉惡官吏，仇恨富豪為其特點。又說這種人有兩面性：一面誇大驕慢，凡事皆出於武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另一面則是輕佻浮躁，凡事皆傾向於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我覺得這些話頗可用來作為“破落戶飄零子弟”的註釋。
§224
高陽談張之洞(1994)(《思辨錄》第72條)
讀高陽著《清末四公子》。高陽熟悉晚清掌故，其所撰清宮小說，未見所長，而《清末四公子》一書，則頗具才識。陳佑銘在湖南巡撫任上行新政，湖南巡撫歸兩湖總督張之洞所轄，湖南新政得張之洞支持。書中記時務學堂事，述張之洞懇切告誡梁啟超說，報上發表過激言論“若經言官指摘，恐有不測”，而報紙將“從此禁絕”。接着，作者論此事曰：“平心而論，張不失為有心人，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折中古今新舊中外，不失為穩健的救時良策。因為體用之間亦不是純然不變的：堅甲利兵，只是固為用；但對西學浸染漸深，悉其意蘊，如嚴復、辜鴻銘等人之書，得以大行，則科學精神能夠根植，西學亦不至於為‘用’，而為體的一部分了。無奈當時新學家操之過急，乃有戊戌政變的不幸結果。”高氏未將湖南新政與戊戌變法進行比較，只是點到為止，然其識見頗堪注目。
§225
日知會(1996)(《思辨錄》第79條)
從雜物中揀出兩張《聖公會報》，為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七卷第八期，大約是母親所存遺物。其中教訊欄中，有高荊記《黃吉亭會長升受聖職四十周年紀念感恩禮拜自述》一文，述及湖北沙市聖公會事。文云：“庚子年德公使被殺，亂日擴大，禍益甚，國益危，試釋其因，實屬民智不開，庸人自擾。祥(黃吉亭自稱)等組織日知會於府街，廣集書報，任人披閱，開講演以灌輸新知識，大受學界歡迎。常聞人云：此乃中國第一閱書報處。”日知會是支持孫中山革命的進步團體，陸丹林《革命史譚》記其事頗詳。兒時，父母親在談話中時時敘及黃吉亭、胡蘭亭之名，惜有關事迹已無記憶。但父親母親在談話中從未提及日知會，我對這一組織有所了解，還是讀了陸丹林著作才知道的。
同文中又說：“一九○三年，祥在長沙設立日知會，大受湘學界之歡迎。除閱書報公開演講外，每主日(即星期天)早禮拜，校長、教員及學生，受奉教禮者有之，受洗者有之，並樂捐款項，作耕地時之中用酒水等費。”長沙為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之地。湖南新政即有開民智之舉措，辦有時務學堂和刊行《湘報》等等，故日知會的活動在此易被接受。本世紀初基督教與革命黨人關係頗密切，但到了二十年代初，由美退還庚款興辦的清華大學即舉行了全國規模的反基督教大會，當時陳獨秀亦有反基督教的強烈言論出現。數年之間，發生如此變化，是何原因，頗值得研究。
[附]陸丹林《革命史譚》記日知會事：
在鄂黨人借聖公會開會歡迎，演說革命，空氣緊張。被清吏張之洞、張彪們偵得，於十一月十一日派兵圍聖公會，捕去劉家運、朱子龍、胡瑛、李亞東、殷子衡、吳貢三、李雨霖等多人，檢出名冊四大本，多屬軍學兩界分子。余誠、馮牧民等幸得逃脫。
日知會在兩湖的革命運動中，主幹人物，除了教會牧師胡蘭亭、黃吉亭之外，在湖北方面有曹亞伯、劉家運、馮牧民、張純一、吳貢三、陸費逵、朱子龍、李亞東、殷子衡、余日章、梁鍾漢等。湖南方面有：黃克強、劉揆一、禹之漢、易本義、胡瑛、宋教仁、陳天華等。他們對於革命運動，盡過很大功績。
黨人借教堂或教會學校做革命機關，有在長沙、武漢兩處的聖公會，武昌的文化書院，上海的聖彼得堂。
§226
談太平天國(1996)(《思辨錄》第80條)
英人呤唎所撰《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記載並分析了當時英國的對華政策，其中頗多其他著作中所難見到的資料。至於有關太平天國本身的資料方面，就我所瀏覽的來說，早期簡又文的一些著作，後來羅爾綱編定的大量資料，以及清方記載，特別是清軍為了作戰需要由張德堅編撰的《賊情彙纂》等等，都比呤唎這本書的內容要豐富。史學界曾出版了不少關於太平天國的著作，但是如果把近代史作為農民革命的太平天國運動，和現代中國革命史聯繫起來考察，就會發現不少使人感到饒有趣味的前後相續的現象。可惜這方面的工作迄今未引起人們重視。我印象中有這樣幾個例子：如基於平均主義思想，太平天國取類似張魯五斗米教置義舍、義米肉辦法，設男營女營聖庫聖糧，以行供給制。又如太平軍行軍時，有類似“八項注意”的紀律規定(兩者近似的程度令我為之驚訝)。此類史實倘加以深入探討，對我們研究中國現代革命史將是大有裨益的。太平天國的失敗自然應歸之於內訌后領導層的腐化，但其採取的歧視知識分子(士人)的政策，也是造成後來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今所流傳下來的清方記載，除官書文書外，均出於讀書人之手，而他們所寫的野史或筆記，幾乎毫無例外地對太平軍取反對態度。我以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不能簡單地用士人的反動階級立場來說明的。范文瀾近代史曾引曾國藩《討粵匪檄》的一段話：“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認為的“這一宣傳是取得了勝利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對待士人的具體舉措。我已記不得在哪一本清人筆記中讀到，太平軍將所俘士人，着青衣小帽，編入隊末，令其抄寫文書。據說這還是給予士人的優渥待遇。太平軍不理解士人的價值並不奇怪。我們在“文革”中還可以聽到“工人為你們造房子，農民為你們種糧食”之類的話，用以指責知識分子只會糟蹋糧食，對社會毫無貢獻。這已是在太平天國以後一百多年了。
§227
說無政府主義(1996)(《思辨錄》第119條)
最近我讀了些有關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資料。西方革命思潮最早進入中土的是無政府主義。這是在本世紀初開始的。大約在一九○二年，馬君武首先介紹了《俄羅斯大風潮》。由於中國革新運動屢遭失敗，當時一些和平穩健人物，如蔡元培、馬敘倫，甚至太虛和尚，也都浸染了這股無政府主義思潮。代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主要人物劉師培於一九○四年發表在《中國白話報》第六期的《論激烈的好處》一文說：“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這平和黨的人各事都要保全，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壞。我明曉得這破壞的人斷斷不能建設；但是中國到了現在，政府既壞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異族佔去了，中國的人民不實行革命，斷斷不能立國，就是破壞兩字，也是斷斷不能免的了。”這段話頗能道出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情緒，如果用作對於激進主義一詞的說明，倒是十分接近的。激進主義發生在“五四”以前，“五四”和“五四”以後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受這一思潮的影響。“文革”時期的“造反有理”“大亂才有大治”“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兩個徹底決裂”等等，都是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餘波。我的反思是想要發掘“極左”思想的根源，這和意圖否定八十年代是不相干的。不過我對於所謂八十年代是重思想，九十年代是重學術，因而九十年代的反思，就形成了“學術出台，思想淡化”，或今天更進一步的“學術壓思想”諸如此類的意見，是不能同意的。我仍舊認為今天應該多一些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如果有人反對，硬要將思想和學術截然分開，這是他的自由。我不想強人從己，也不想強己從人。我說的只是我以為然的道理，希望它或許對讀者不無借鑒之處。
§228
再說無政府主義(1996)(《思辨錄》第120條)
無政府主義在本世紀風行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是最早傳入我國的西方革命理論。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激進主義。激進主義這一概念在許多人心目中並不一樣，批評激進主義的人立場也不盡相同。我並不認為激進主義專屬哪一黨派，而是界定它為思想狂熱，見解偏激，喜愛暴力，趨於極端的一種思潮。較遠的例如無政府主義，較近的例如紅衛兵的造反運動。關於前者我曾舉出劉師培的理論。這不是孤立的，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幾乎都持類似看法。一九○三年馬敘倫發表在《政藝通報》上的《二十世紀新主義》，就提到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宗旨。同年，楊篤生撰《湖南之湖南人》，第五篇以《破壞》為題，歌頌破壞精神說：“非隆隆之炸彈，不足以驚起入夢之遊魂；非霍霍之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銅臭，嗚呼！破壞之活劇，吾曹安得不一睹之？破壞之懸崖，吾曹安得不一臨之？轟轟烈烈哉，破壞之前途也；蔥蔥蘢蘢哉，破壞之景象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壞為威鳳之翔於天；旱魃行災，吾以破壞為神龍之行於海。”同年，自然生(張繼)纂《無政府主義》，燕客在序中明白宣告：“破壞不能與建設并行，現欲行大破壞，當專以破壞為腦。”文末大聲疾呼：“吾願殺盡滿洲人，殺盡亞洲特產之君王、殺盡政府官吏、殺盡財產家、殺盡資本家、殺盡孔孟之徒、殺盡結婚者。”這種蕩滌一切的狂熱，令人不能不想到半個多世紀后的“破四舊”“大批判”“造反有理”“兩個徹底決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大亂才有大治”等等造反口號與行動。其區別是前者處於被壓迫地位，而後者是受到保護的。但就手段來說則兩者完全一致。我為了究明成為長期頑症的“極左”思潮的歷史根源，近兩年讀了一些有關無政府主義的著作。自然“極左”思潮的思想根源並不完全來自西方傳入的激進主義，它也和中國歷代的農民造反運動有着一定的關聯。紅衛兵運動的狂熱性與衝動性，都可以在已往的太平天國或義和團等農民運動中找到類似的特徵。
§229
太虛法師(1996)(《思辨錄》第121條)
據太虛法師年譜載，他早年在思想上與嚴復、章太炎、梁啟超、梁漱溟等都發生過某種瓜葛。他曾撰《整理僧伽制度論》，其中“論僧”部分與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論同旨。在評論世學方面，則有《論陳獨秀自殺論》《睞盫讀書錄》《論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篇》《讀梁漱溟君唯識學與佛學》《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近代人生觀的評判》等。所可惜者，年譜在這方面大多一筆帶過，其中只有“大師不滿胡適之進化論的歷史觀念，責其抹殺個人之才性，不明佛法之心性”，“梁漱溟時有《唯識述義》公世，右空宗而抑唯識，大師為論空與唯識，義本一致”等數條。年譜還記有游紹興，盤桓二三月，曾撰文於紹興公報，宣導立憲政治及普及教育等。此事亦見孫伏園著《魯迅先生眼中的太虛》一文。關於太虛相信無政府主義，年譜於辛亥前一年(一九一○)條下有這樣的記載：太虛“由君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革命，而無政府主義”。當時太虛曾為呂大任主編《良心月刊》，鼓吹無政府主義。並著《無神論》比較政治與宗教的進化歷程：“政治界之進化，由酋長而君主，由君主而共和，由共和而無治(指無政府)。宗教界之進化，由多神而一神，由一神而(無神)尚聖，由尚聖而無教。”年譜稱這一說法為“遮他邊”。大概佛家因破人我諸執而成“日損之學”(用熊十力說)，所以才可能接受行徹底破壞的無政府主義學說吧。但無論如何這總是證明了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風行之廣。“五四”時期胡適所記日記中稱談論無政府主義為當時的“時髦”風尚。但真正原因恐怕只能以中國百年來改革多遭挫折來說明。社會過於黑暗，使許多要改變現狀的志士仁人，選擇了採取暴力手段的無政府主義。當時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人還有不少性格和平受到傳統文化熏陶很深的人物，如蔡元培、馬敘倫、劉師培、吳稚暉等。
§230
劉師培一鞭先着(1996)(《思辨錄》第122條)
一九○七年，劉師培偕妻子何班(后更名震)東渡日本，先辦《天義報》，遭查封后，又辦《衡報》。這兩個刊物是劉師培思想轉向無政府主義時辦的，但其中也留下不少有關我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文獻。《天義報》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共四期合刊上(一九○八)，載有劉師培的《〈共產黨宣言〉序》。《衡報》最值得重視的文章是《論共產制易行於中國》。這裏說的共產制，援引了苦魯巴特金(今譯克魯泡特金)《麵包掠取》第三章：“詳述無政府共產主義，最精之語則謂，由無政府而生共產制，由共產制而無政府。”作者認為這種共產制於中國古史“確然有徵”，並舉《禮記·祭法》篇的“共財”說、顧炎武釋《禮記大傳》的“合食通財”說、《漢書·食貨志》的“計畝均收”說，以及《禮記·禮運》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謂“此即共產之確據”。然而最引起我注意的還是下面這段話：“東漢之時，張魯據漢中，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間亭傳，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此亦共產制之行於一方者。”把五斗米教張魯所立之制視為共產制之先聲，這令我不禁想起，五十年後，在北戴河討論人民公社決議案時，曾附毛注《張魯傳》以供參考，毛注也是認為五斗米教的種種措施含有共產制的因素。如果上面那篇文章果為劉師培所撰，那麼在這個問題上，他卻是一鞭先着。
§231
《衡報》(1996)(《思辨錄》第123條)
辛亥革命前，劉師培在日本所辦《衡報》還有一篇文章《無政府革命與農民革命》也值得注意。文章一開頭就斷言：“欲行無政府革命，必自農民革命始。”所謂農民革命，指的乃是“以抗稅諸法反對政府與田主”。文章闡明革命必自農民始的理由有四：甲、中國大資本家以田主為多數。乙、中國人民以農民為多數。丙、中國政府的財政以地租為大宗，農民抗稅，財政必定不支，則顛覆政府必易奏功。丁、財產共有制必以土地共有為始基，如農民實行土地共有，則一切財產均可易為共產制。作者接着分析了農民為什麼可以投入革命的理由，除指出團結性等等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從歷史上不斷湧現的農民起義運動，來證明農民最具抵抗力(反抗性)。作者列舉陳涉起於佣耕，劉秀起於力農。唐初劉黑闥起於漳南，所率都是農民；而西晉農民擾亂，也都是無食農民。明代鄧茂士以佃農之微起兵閩省，而明末之亂也以無食農民佔多數。近世蔓延北方被稱為“捻匪”之眾者，實如曾國藩之奏，“聚則為匪，散則為農”。晚清，北方及川、黔、湘、浙、粵各省會黨，多事力農，反對差役，其毆官各巨案，鮮出於市民，而多行之於農村。更近發生鎮江之鬧漕，桐鄉萬頃湖之暴動，湖北之後湖，安徽之八都湖等等事件，都以農民反抗為主。作者在那時就提出當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理論，誠然是一鞭先着的。在劉文發表二十年後，中國的蘇維埃土地革命起，也是以農民為主力軍的。
三十多年前，筆者在上海古籍書店二樓舊書部，見有《劉申叔先生遺書》，問價超過百元，倘把書買回家去，則可堆滿小半間房間，這不是我輩可以問津的。然而不仔細讀他的書，就無法對其人其學作出公允的評價。劉師培僅僅活了三十多歲，他的一生極為複雜，其行徑之曲折，往往令人詫異。如早期投書端方，晚年依靠袁世凱，這些失去操守的行為，一再受到人們的指摘，即使對他取同情態度的弟子亦不為之諱。黃季剛曾評曰：“憂思傷其天年，流謗及於後世，貽人笑柄，至可痛惜！”但世人詆訶，多出於道德上的責備，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實從激進革命走向擁戴獨裁，也不是沒有思想上的線索可尋。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謂兩極相反亦相通，我以為激進主義的趨向極端、崇尚暴力、蔑棄人道、反對民主可能就是兩極相通的途徑之一。
§232
戊戌變法之前、之外、之後(1998)(《思辨錄》第71條)
一九九八年天則經濟研究所邀我去京參加紀念戊戌變法百周年研討會，我在會上的發言主要談如下三點：
一、戊戌變法前——變法是在一定的改革思潮背景上發生的。乾嘉時期惠棟、戴震反對的禁慾絜欲之說，龔自珍提出的自我，和曹雪芹和洪昇所歌頌的愛情，鄧石如反對館閣體和鄭板橋表現的不羈精神等等，都可視為體現個性解放和自我覺醒思潮的萌芽。
二、戊戌變法外——比戊戌政變略早出現的湖南新政，似乎至今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視，卻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它與戊戌變法都是當時很有影響的改革運動，但兩者本身卻存在着區別。這一點陳寅恪早就指出過。戊戌變法是採取激進手段，把成敗寄托在帝黨與后黨之爭上面，以為帝黨勝則改革成，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路線。湖南新政則相反，它所採取的是漸進手段。湖南新政的最大特點還不僅在於它繼承了洋務運動未能完成的事業，也不僅在於它的開民智——辦時務學堂以培養人才，辦《湘報》作為新政的輿論，更重要的是在於公官權，即從基層入手推行地方自治。顯然這一從基層入手的措施使它和戊戌變法分別開來。我有一種想法，尚不成熟，先提出供參考。據《散原精舍文集》，可以看到陳寶箴父子與郭嵩燾關係密切，感情篤深。文集目錄後有用小字排印的附言，內稱其先君三立壯歲時與筠仙(嵩燾)往複商榷詩文。文集中又載所撰《船山師友錄敘》。文稱，船山遺書“久而後顯，越二百有餘歲，鄉人湘陰郭侍郎嵩燾，始尊信而篤好之，以為斯文之傳，莫大乎是”。這幾句話因船山而涉及，但亦可見其推崇之重。文集中的《郭侍郎荔灣話別圖跋》，這本是為他在離開粵東前與友人王少鶴、丁禹生(日昌)、陳蘭甫(澧)等十餘人，同游潘氏海山仙館名園圖影所寫的紀游小文，但也點出他“痛言古今之變，得失之宜……立自強之基，振興變革”的胸襟懷抱。
郭嵩燾是早期變法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不僅遠遠超邁倡導洋務運動的前輩，就是同時期的維新人物也難以和他比量。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他於福建按察使任上所寫的《條議海防事宜》，就已申言“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商賈不是本，洋務派所嚮往的堅甲利兵、聲光化電也不是本。當時能有此種議論是很有見地的，而尤其難得的是他在《條議》中還提出自己所倡導的“自治”觀念。自然這時他對自治的認識還很朦朧。但他出使英國，一到那裏就竭力搜索西方的政教知識。最初向井上馨、馬格里等詢問政治經濟的著作，得知阿達格斯密斯(亞當·斯密)的《威羅士痾弗呢順士》(WealthofNations，《國富論》)，摶蔑兒(約翰·穆勒)的《播黎地加兒伊哥那密》(PoliticalEconomy，《政治經濟學原理》)。他的《日記》中大量記載了參觀訪問活動。光緒三年二月三十日記：“赴下議院聽會議事件。”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日記中談到英國的巴力門(Parliament，議會)和買阿爾(mayor，民選市長)：“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也講到英國的兩黨制：“二百年前即設為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濟之以平。”十二月十九日記他和李鳳蓮議論英國政治，涉及制度與道德問題頗堪注目：“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辯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久矣！”(以上引自鍾叔河編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郭嵩燾對英國的民主政治是有較深理解的，在當時還沒有人能望其項背，這大概與他親自在英國作了考察有關。由於他與主持湖南新政的陳氏有着密切關係，我以為湖南新政的“開民智”(辦學辦報)、“公官權”(地方自治)大概都受到了他的(倘不是最主要，也是很大)影響。自然這還只是推理，倘要進一步證實，還需要做大量資料工作。儘管湖南新政不如戊戌變法像一場驟風暴雨那樣激動人心，而只是像沒有大的波瀾起伏的平靜河水向前緩緩流去，但是日本的維新人士卻對它甚為推重，將它比作在日本維新時期的長門和薩摩兩個藩。長期以來，我們對戊戌變法給予很多的注意，但對於當時和它採取不同方式(如果不遭意外也許可以獲得成功)的湖南新政則幾乎沒有人關心也很少有人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三、戊戌變法之後——對改革失敗后所引起的義和團運動的再認識再估價，對康有為的批判。近代史只研究變法維新的思想家，而缺乏學術脈絡的疏理，以致像陳澧、朱一新等的學術思想研究長期成為空白，這是亟待填補的，否則連變法維新思想都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和認識。比如陳澧對治學精神、治學態度、治學方法的探討，比如朱一新對康有為的批評，都是在研究維新思想時不可不注意的，但至今這些有關的著作，甚至連新排印的鉛字本都沒有，遑論其餘？這也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附記]感謝天則經濟研究所根據記錄將我的發言整理成文。後來，《公共論叢》的編者王焱來信，也附來記錄稿，向我徵求意見準備發表。我因當時的發言太匆忙，不成熟，打算花一點時間，補充資料，重新整理，但始終未能如願。這裏所記是經過增訂的，但和我想要寫成的文章還是距離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