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5
張邦昌這邊，金人一走，即如喪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舊朝的姿態。
原宋臣呂好問趁機逼迫張邦昌，將“大宋受命之寶”的玉璽呈送趙構，同時還在相國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時被廢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宮，上了元佑皇后的尊號。
總之，從汴京各方勢力傳來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儘早即帝位。趙構終於心動，跪受了偽楚大臣謝克家送來的印璽，打發謝趕快回汴京去籌辦登極儀式。
宗澤也於此時趕到濟州，建議趙構可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為此地是趙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運發達。
在這種形勢下，張邦昌被迫宣佈退位，把自己降為尚書左僕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請趙構即位。孟氏這位“傳奇皇后”乾脆手書一紙命令，公告天下，說趙構已經是大宋新皇帝了。
這是非常時代的離奇事。新皇帝本人對此倒尚未認可，等到韓世忠、劉光世等一批將領來投之後，他感覺自己實力已經夠了，才正式同意即位。於三月二十一日從濟州出發，二十四日到達南京。兩天後，張邦昌也從開封趕來，在趙構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
此時金人還有相當大的威懾力，趙構尚不敢輕動，安慰了這個傢伙一通，也沒問罪。
五月初一，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官署登極，改元建炎，由此成為“南宋”的第一個皇帝，史稱“高宗”。
宋高宗因為《岳飛傳》的緣故，在我們中國，可謂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同時由於冤殺了岳飛的緣故，總體上是個負面形象。但我認為，就他即位前後的這一段表現看，可說是相當穩重，辦事節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慮得很周到。
在金軍攻克汴京之後的險峻形勢下，他既遵循了欽宗的意旨，低調地積蓄了力量；又不懼金人的威懾，在一個恰當的時候果斷即位，從而延續了大宋的國柞，總還算難能可貴。
在他搭建起來的班子裏，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原兵部尚書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宗澤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這基本都是擁戴有功的人。
對欽宗重用過的李邦彥、吳敏等人，則以“主和誤國”的罪名，給貶了官，發配到地方上管制。
對前朝的重臣，只有兩位是例外，不僅沒貶，還給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張邦昌；高宗認為他“知幾達變，勛在社稷”，特別給予優待，后又進封為太傅。另一位是李綱；高宗覺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鎮不住，就任命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這就是宰相了。並且，還叫他馬上就趕來應天府。
對這兩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議論。對張邦昌，早在欽宗時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現在都想為他說好話。中丞顏歧上奏說：“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更應該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說，只加了榮譽銜還不夠，還應讓他參與朝政。
黃潛善、汪伯彥也是曾經的“邦粉”，所以對李綱很排斥。顏歧也主張：“李綱為金人所惡，趁其未到任，應罷之！”
事情鬧得沸沸揚揚，最後還是高宗看不過眼去，出面干預說：“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來，如史書上所論：“李綱之用舍，系一時之輕重。”不過，也是李綱的命不好，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應大大施展一番的，卻僅僅因為突然走紅而得罪了黃、汪等一批“藩邸舊人”。從此屢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顏歧為了達到阻撓李綱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寫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給李綱。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沒批。裏面的內容都是說：李剛不應為相，給他一個講筵官（皇帝老師）的閑職就不錯了，等等。把這樣的文字拿給李綱看，就是想讓李綱知難而退。
再說李綱率軍到達繁昌，忽聞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他帶來的勤王軍，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樣的話，大多數人都將陷於沒飯吃的困境。同時士卒也都不願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條命出來的，怎能垂頭喪氣地回去？
經過考慮，李綱決定北上投奔大元帥府。無論如何，這還是一個大宋僅存的中央政權。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時，又得到高宗“登大寶”的公告，令李綱悲喜交集。欽宗對李綱，到底還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後來，對李綱也頗有故人之情。兩位天子北去，一個時代結束，李綱的心情不可能不複雜。
繼續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說：前方不遠處的金陵，被叛亂的士兵卒所佔領。叛軍們囚禁了大帥宇文粹中，反了！他們濫殺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無數，士民財物被搶劫一空。雖然後來被招安，但賊性仍然不改，常帶甲橫行，殺戮如故。
李綱立刻寫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們聽自己節制，加入勤王軍行列。叛軍們懾於李綱大名，都表示願意解甲，聽候收編，但仍然不大老實。
李綱抵達金陵后，與負責當地事務的轉運使李彌安聯手，誅殺了叛軍首惡者三十六人，其餘徒眾千餘人交由有關武官統轄，為百姓除了這一害。
在金陵，李綱向高宗上表慶賀，同時上書論時事，縱論宣和末年以來對金策略的失誤。他說：自古中國對付夷狄之患，不過三策，即戰、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堅、人心固，則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勢利（地勢有利），則可以戰；我方如果辭理直、威力強，則可以和。
這就是說，講和，也是要靠資本的。在能打敗敵人的條件下談和，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綱分析靖康年間的失利，說，那是因為既不戰、又不守，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只是向敵人乞憐，希望敵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能成？就好比盜賊進室，翻箱倒櫃，竟然毫無阻攔，他下次怎能不再來呢？
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寫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現代漢語，大概有兩萬多字的分量。足見李綱對高宗“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抱有極大的希望。
李綱離金陵，率軍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為宰相。當初康王赴金營為質之前的慷慨，給李綱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對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極而繼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個局勢有了變化，有詔令各地勤王軍均停止前進，解散回歸原地。李綱捨不得解散義軍，就把從湖南帶來的和在金陵收編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帶了數百人的護衛隊，赴南京上任。
過去，尚書省不知李綱已率軍前來，給李綱的文件，都是發到湖北的。他們得到李綱在金陵的奏疏，才曉得李綱已經近在咫尺了。於是，關於新的任命與皇上欲召見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綱手中。
與此同時，李綱收到的還有顏歧派人送來的奏稿。顏歧的這個搞法，非常不合官場常規，在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當官兒的，一般都很穩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場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員立刻就能變成潑皮！
李綱看了以後，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為相，是高宗的“乾綱獨斷”，外廷大臣則是多有反對的。
這時有人勸他說：“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綱哪裏會被這幾個小兒嚇倒，他說：“國家艱危至此，豈是臣子避嫌疑、自愛惜之時！皇上對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將來退歸田裏，死且不朽。顏歧之言，何足恤？”
話剛說完，宮中又有使者前來催促李綱快行，說皇上決定賜御筵於金果園，由黃潛善主持宴會，呂好問、汪伯彥也出席。
李綱不敢受命，連忙寫奏疏推辭。
走到南京近郊，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說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書，前往湖北迎接李綱，書信上寫有“學究天人，忠貫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懸，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語。李綱聽了，更是感激流淚，馬上就起身趕往行宮。
在南京城門外，黃潛善等三位執政親自恭迎。他們告訴李綱，御筵已按李綱的意思免了，先請回館所休息，暫以城北的一處官衙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會兒，高宗就派人來宣召。接見是在由知府衙門臨時改建的行宮裏舉行的，這天，恰好是高宗登極滿一個月。
見了高宗，李綱做了述職，說話間不禁涕泗橫流，高宗也很感動。
李綱在奏對時，首先表示了兩個意思，一是他對大宋百官沒有氣節表示了憤怒：“金人遷劫二聖之後，派奸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偽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沒有一人死節。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興大業，責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報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這時初即位，頭腦還相當清醒，他說：“朕知卿忠義甚久，在靖康時，出力甚多，為同僚所不容。朕當時曾進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以李綱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賴卿左右扶持，共度艱難。此意已決，你就不要推辭了！”
李綱見對話的氣氛很好，就提出了顏歧奏稿的問題——他要把障礙盡量消除在萌芽狀態中。李綱說：“假如顏中丞認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還可以；但是說臣為金人所惡，所以不能為相，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與趙氏為仇敵，趙氏之臣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歡心之處。對這樣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為相，則自古賣國者，都可為忠臣了！”
高宗聽了笑笑，說：“顏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顏歧無語而退，此不足慮。”
接見完畢，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綱到都堂開始辦公，又命三執政也都到都堂聚齊。
次日，有旨讓新班子奏事，對於殿中。李綱與眾執政奏事完畢，又留下來單獨奏對。他對高宗說：“自古人主（皇帝），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選得當），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則朝廷亂，則天下之事廢。”
這是千古至理。中國古代的皇權體制，實際上是皇帝與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體領導機制。宰相的為人，確乎影響巨大。以往的歷史研究者，往往為“封建專制”這個概念的表面意義所制約，忽略了宰相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綱說這些，還是想辭職，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誣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訴他：“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這個問題，就不用再談了。
李綱內心感激，但還是要把話說在前頭，他說：昔日管仲對齊桓公說過，君主往往有幾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雖然用你但不能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蔘之（利用小人給你掣肘），這都是有害於霸業的。
李綱回顧了自己在靖康時期因為“愚直好論事，為眾人所不容於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後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詳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職，雖死無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為相，姚崇進言十事，皆中一時之病，大多施行，後世讚美之。臣慕其為人，今也有十事上達，請陛下選擇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為相。”
“你說吧，無妨！”高宗答應得很痛快。
李綱說的這十條，實際是他的施政綱領，顯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過深思熟慮。其一曰：議國事。李綱認為，中國抵禦夷狄之法，無非“戰——守——和”三個層次，基礎是要能戰。靖康末期，這三樣一樣也不行。而今日要戰，力量也是不足，所以決不可議和（那樣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為國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氣重振，再議大舉。
其二曰：議巡幸。陛下您剛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廟，以慰人心。汴京暫時不可居，則可巡幸各地。根據戰略地理的輕重，可先去長安，再去襄陽，最後去建康。
其三曰：議赦令。祖宗在登極時，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張邦昌偽官，所有罪官一律復職，太過泛濫，必須改正，應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議僭逆。張邦昌身為國家大臣，臨難不能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南面為帝。其後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為三公，不當。應正典刑（殺掉），垂戒萬世。
其五曰：議偽命。國家有大變故，鮮有死節之士，反而是奉賊旨、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日唐肅宗在安史之亂后，對受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應仿照之，以激勵士氣。
其六曰：議戰。軍政久廢，士氣怯懦，應刷新紀律，賞罰分明。
其七曰：議守。賊情狡詐，勢必復來。應在江、河、淮沿岸佈防，扼守要衝。
其八曰：議本政。多年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應歸政於中書省，重建朝廷尊嚴。
其九曰：議責成。靖康年間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績來。應審慎擇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實實做出政績。
其十曰：議修德。皇上初應天命，應注意修養“恭、儉、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興。
這十條，每條李綱在闡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詳細的解釋，條理分明。
高宗接過“議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顏悅色地說：“待有空細讀，有應當施行者，一定批出來。”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來議國事、巡幸、赦令、戰、守五項，其餘五項留中不發，沒批。再過一日，李綱與執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討論已批出的五項。對這五項，高宗基本照準。惟有赦免令一項，說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員，再追回成命很難。不過高宗肯定了以後選官，要優先選取忠誠者，並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單列出，按照等級逐步復職，不搞一風吹，多少表示一點兒懲罰。
李綱見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項、批出五項，其中是有些名堂的，於是又單獨留下來，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責成、修德三事，不是具體事項，自應留中。惟議張邦昌僭逆、議受偽命臣僚二事，皆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處分。”
高宗所扣住的議僭逆、議偽命兩項，正是李綱認為中興大宋必須要做的兩件事。這並不意味着他鑽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確”大帽子黨同伐異。他之所以堅持懲治叛變行為，是與一個長遠考慮有關的。
目前的南宋，從表面看起來，是繼承了北宋的法統，並未易幟。但實質上與北宋在國力上有了天壤之別。過去，北宋是天朝大國，遼金再怎麼強，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與南宋分庭抗禮，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幾乎是一個偏安政權了。
李綱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復”。他認為：若要恢復河北河東，就要打掉精英集團內的怕死情緒與投降傾向。如果整個上層精英毫無國家榮辱觀，遇敵則降，不肯抵抗，且事後高官照做，不受懲罰，那麼還能指望誰來推動恢復大業？
懲治叛變行為，就是為了製造中興、光復的濃厚氛圍，以便今後整個國家機器能有效地圍繞恢復做文章。
而高宗在這個時候，似乎還沒想好大政方針，凡事只是採取一個謹慎態度。懲治所有的附逆官員，對他來說，這葯似乎太猛了一點。即位之初，到處都要用人，這樣一竿子打下去，還有多少人能為我所用？他頗為猶豫。
所以，他對李綱說：“執政中有人與卿的議論不同，等協商好了再說。”
李綱內心一陣冷笑：不過就是那幾個“邦黨”而已！他搶上一步，向高宗陳述己見，侃侃而談：
“現在各方面對張邦昌的議論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判斷之。京城的人，說他們因張邦昌立為皇帝而得生，且免於再次被搜刮金銀，因而讚美他有德。元帥府的人，則說張邦昌不待征討就主動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寬恕。而天下之人，則說張邦昌是出於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憤恨之。京城之人、元帥府之人，之所以那樣說，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憤恨者，是公心也！”
張邦昌問題，癥結在哪裏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講起歪理來，卻是振振有詞，說沒有張邦昌就沒有宋高宗，搞得李綱好不惱火。他就此發出了一連串的質問：“比如大戶人家，偶遭寇盜，主人家屬皆被綁架去，其僕人欲佔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歸來，僕人迫於眾議歸還所有，而欲以此為‘有功’，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擁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個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誰不寒心？偽命臣僚，一律不問罪，又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志？執政中若有意見不同者，請降旨宣召，臣願與之廷辯。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執政進殿，再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辯論之時，黃潛善為張邦昌辯護最力，所說的大概不出李綱先前列舉的那些。李綱與他駁難數次，黃潛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堅持對張邦昌的處理，放置到遠處不如留在近處為好。
李綱大怒：“張邦昌應當正典刑（砍頭），還分什麼遠近？假使在近為好，也應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黃潛善無言以對。
高宗便問呂好問：“卿圍城時在城中，知其詳，你說該怎麼辦？”
呂好問說：“邦昌僭竊名號，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歸來，還請陛下裁處。”而後又講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會黃潛善的“在遠不若在近”之說。
李綱雖然知道呂好問在迫使張邦昌放棄偽政權一事上有貢獻，但他不能容忍呂好問的這種“紳士風度”，便對高宗道：“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張邦昌既已僭逆，豈能留在朝廷，使路邊百姓指手畫腳：‘此亦一天子哉！’”
說罷，李綱泣下而拜，大聲道：“臣不願與邦昌同列，見面則以笏（上朝時用的記事板）擊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請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
高宗頗為感動。汪伯彥見氣氛不對，也趕忙賠小心道：“李綱氣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兩立，也確實不用多說。高宗便問李綱：“卿欲如何處置？”
李綱說：“邦昌之罪，理應誅夷，陛下若考慮他屬於自歸，可免其死而遠竄之（流放）。其餘受偽命者，按情節謫降可也。”
高宗考慮了一下，說：“朕現今日就批出你這札子，明日來領旨吧。”
李綱退下后，心想：像張邦昌這點兒事，順逆如此明顯，猶費力如此，其他的事豈能不憂？到當晚，議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來了。第二天，李綱同執政面見皇帝，黃潛善仍堅持了一下，但最終定下來，將張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綱這才鬆了口氣：這個結果，也算是對天下有了個交代，接着，君臣又談到議偽命的札子。高宗說：“國家顛覆，不聞士大夫死節，往往是因為有利可圖。聽說，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門大罵諸王，余大均誘騙宮女為妾。這些事，卿知道嗎？”
李綱奏道：“多年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所以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時，士大夫視兩宮播遷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惟有李若水，在外惟有霍安國，其餘未有所聞。願下詔，命京城與諸路好生探訪，如有為國死節者，則多加撫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給御史台審理，必能查實。臣聽說，金人當初欲廢趙氏，立張邦昌，讓吳開、莫儔兩個人傳達旨意，兩人為此來回跑了好幾趟，京師人謂之‘長腿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親，令居民結保（互相擔保），不許藏匿。抓到宗室之後，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後，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親王出城，冷酷無情。后又受偽命為執政。這四個人，當為罪首。”
高宗當即詢問呂好問，呂回答情況屬實，於是這四人均被貶到廣南邊遠州軍安置，其餘附逆官員也都依次貶謫。對壯烈殉國的李若水、霍安國則追加了官銜，以示褒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個阻撓李綱為相的顏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員，此時見勢不妙，趕緊上了待罪奏疏。執政們的意見是讓他仍任原職，但高宗還是把他給降了職。
奏事完畢，執政退下，宰相李綱照例留下。高宗對他說：“卿昨日在內殿爭論張邦昌事，內侍（宦官）們聽到后，都流了淚。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為相了。”
高宗在這個時候，對李綱十分信任，對李綱的意見也基本能採納。李綱心情頗為激動，決心好好輔佐這位中興之主。他拜謝過後奏道：“今日國勢，比之創業要更難。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易於成事。而今正當國勢萎靡不振之時，金人侵擾之後，士風怠惰，人心畏懼，府庫空虛，縣郡殘破，制度廢弛；而欲成中興之功，猶如大廈之傾倒，須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難也！國家今後全賴陛下剛健不息，不為群議所動搖，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圖小事。依臣之見，自古以來創業中興之主，莫過於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所以能決大事、成大功，平定禍亂，開創太平。”
李綱提出，想把上述幾位君主的事迹，摘錄一部分編成一本書，供皇上閑暇時觀覽，以古鑒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綱又說：“人主最大的事，在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艱難之際，四方的好事壞事，每日都有想報上來的。士民願為國家出主意的也多。陛下即位已逾一月，可是檢鼓院（中央信訪辦）仍未設置，這就不是把通下情看成當務之急了！”
高宗不好意思地說：“幾次跟執政說過，至今猶未設置，卿可去辦！”
李綱退下，立刻傳旨，在行宮門外設置了“登聞鼓”，安排了官員值班。又設置了兩名“看詳官”，負責拆讀上訪信件和建議書，如有可實行的建議，就要呈交皇上批閱。他還規定，在三省的門口設立收發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狀詞。
這一番措置，體現了李綱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高宗看成是漢光武帝那樣的中興人物了，意在借高宗的力量，重建一個強盛的大宋。百年大宋，到了“二帝”這裏，真是腐朽得不成個樣子了。那個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處，就是給了再造大宋一個好機會！現在，所有關於強國的建設措施，都要一項一項地來。
李綱可能很清楚：高宗比起那些真正的明主來，分量要弱得多。但事情不能太往仔細里想，只要上天給了一個機會，就要盡人事，先做起來再說！
影響南宋150年的“規模說”
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歷史人物在後世名氣不彰，與他生前的卓著功績很不相稱。李綱就是這樣一個人。時至今日，他幾乎要被時間的塵埃所淹沒。
由於通俗文藝傳播力的緣故，岳飛、韓世忠，甚至岳雲、牛皋、梁紅玉這樣的人物，在很長時間裏，都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李綱卻沒有這樣幸運，他不僅不是文藝作品中的閃光人物，甚至在正規的史學研究中，其貢獻也往往被低估。
據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識之士，一直在提倡一個說法，以現代語言來表示，就是“沒有規模，無以圖恢復”。
——這裏的“規模”二字，可以理解為“框架”、“實力”、“基礎”等等。
這個“規模說”的首創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綱。
他在正式上任後幾天，就系統地提出了“規模說”，概念非常清晰，論述非常全面。
他說：“以今日國勢與靖康間相比，相差不遠。然而有可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於上、群臣團結於下，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風，以圖中興。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並須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御強寇，內消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振士氣，擇將帥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後才可以議大舉，問罪金人，迎還二聖。”
這是一個先內后外、韜光養晦的大政方針。這裏提到的“自治”，意為內政完善。
靖康之後，大宋從上到下、從朝堂到民間，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創，灰心喪氣者有之，茫然無措者有之，急於恢復者有之。而實際情況也非常嚴峻，大金的軍事打擊隨時可至，南宋內部，游兵散勇和“盜賊”到處作亂，國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說恢復失地，就是維持現狀，也很難！
李綱的這個戰略設想，就是告訴人們：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說，不能喪氣，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將來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過去以忍讓換和平的教訓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東，不能因為名義上割讓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說：河北、河東是國家的屏蔽，料理出頭緒后，中原可保，東南可安。要是棄置這兩路不管，而欲自安於東南，就像外有盜寇，不設藩籬而想自安於內堂一樣，那可能么？
李綱接着分析，河北、河東雖遭金人蹂躪，但實際上只失去了十來個州郡，其餘州郡，都還在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將，擁戴大宋之心甚堅，能守城的守城，能結寨的結寨，皆推豪傑為首領，聚眾多者數萬人，少者也不下萬人，僅知名字者就有十餘處。朝廷若不趁此時設置官府、派遣使者進行招撫，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們就要為金人所迫。強壯、狡詐者降金，其次為盜，老弱婦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將何以待之？
金人歷來善於招降。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然會怨恨朝廷，金人就會趁機招撫，皆成為精兵。金人派出將領，驅使他們侵擾中原，中國之兵必將望風奔潰，難以控馭。
李綱提出，應儘快設置河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司，下力氣經營兩河。要聯絡豪傑，收復州縣，由朝廷發給他們錢糧、任命書，有功者馬上給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復一郡者，根據功勞授予節度使、防禦、團練使等職，就像唐朝方鎮那樣，既絕了他們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禦敵。朝廷將因此長久無北顧之憂。
最後，李綱明確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務也！”
經過廷議，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問：“誰可擔當此任？”
李綱奏道：“陛下倘若採用臣之計策，臣當詢訪其人，再行奏報。”
退下后，李綱就此事諮詢了一些大臣，大多數人都提出了兩個人選：一個是張所，可以招撫河北；一個是傅亮，可以經營河東。對這兩人，尤其是張所，李綱也頗有耳聞。
張所，山東人，進士出身，極有才氣與謀略，靖康年間為監察御史。當時金人第二次“犯闋”，李綱已被貶到外地，張所身處圍城之中。朝廷為讓金人退兵，決定將河北割棄，大臣們想以賣國求得安穩，獨獨張所上奏，請求攜帶蠟書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師。欽宗同意了。
張所到了河北，士民久旱望雲霓，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居然還有一張察院欲救我乎！”當下應募者雲集，竟然達到了十七萬人，張所也因此“聲滿河北”。
等到他把這支隊伍整頓好時，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計劃落了空。
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張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個到“行在”報到的。他把應募首領的姓名、兵馬人數、整編情況等寫成報告，上奏給高宗。
一開始，朝廷對他的功勞很滿意，準備授予他郎官職務，出使河北，仍繼續經營此事。但剛好這時張所以監察官的身份，上章指責黃潛善及其兄黃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黃潛善受到這個批評后，便按慣例上書引咎辭職。但高宗對黃還是相當信任，沒有準許，反而將張所貶為鳳州團練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當臣下有了爭執，皇帝必須表態支持其中一個時，究竟支持誰才好？這是一門藝術。一般來說，上司都願支持自己最寵愛的下屬，以示權威不可挑戰。至於兩人誰是誰非，根本就不予考慮。
發生這些事時，李綱尚不在朝中。現在大家的輿論都比較一致，說去河北非張所不可。李綱也認可，但他並不是書獃子，立刻想到了“官場潛規則”。張所既然彈劾過黃潛善，那麼任命張，黃必然阻撓。可是事情急迫，一時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人。於是不得已，李綱就專門去黃潛善家中拜訪，坐下來與黃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溝通一下。
李綱說：“吾輩蒙皇上恩典，就職於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來的。近日朝議，準備設河北招撫使，然而經過搜訪。無人可以承擔。獨有一張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這個罪，誰都認為處理得當，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為台諫，讓他身處要地也不妥，不如讓他頂一個臨時的名義去招撫河北，他會冒死立功贖過。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黃公能先國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黃潛善雖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韜略也很深，知道李綱正紅火，正面硬頂不成，便對李綱的請求欣然允諾。李綱立刻抓住時機，向皇上推薦張所，並誇獎了黃潛善的寬宏大度。高宗聽了，很高興。
這時的李綱不僅是宰相，還兼任了御營使，進封了“開國公”。這般恩寵，使他更思如何才能更好地報國，對軍事上的籌劃也更用心。他精心選擇的兩個軍事人才，是他建設中興“規模”的第一步。
高宗對他基本言聽計從，於是下旨：張所以通直郎名義，充任河北招撫使。
這時候，張所還在貶謫的途中，朝廷特別派了使者去追回，二十天後才回到京城。高宗立即傳旨召見。在對答時，張所很稱高宗的意，於是得賜五品官服，由內府撥給錢百萬緡，做為募兵的半年錢糧，還發給空白委任狀一千餘份。又調派京畿兵千人為衛隊，招撫使的官署將佐聽憑張所自己安排。總之，一切可以便宜從事。
張所得了“尚方寶劍”，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幾日，待籌劃得差不多了，就起程出發。
另一位人才是傅亮，陝西人，因邊功而得官，熟悉兵事。靖康之初，這條漢子激於愛國大義，自己跑到京師上書言事，建議以親王為元帥，在河北特別是燕京一帶拉起隊伍來。這建議，欽宗大不喜歡，派人把這個衝動的邊官押送出都門了事。
到當年冬天，又有人向欽宗舉薦傅亮。這次欽宗是在被困的危難中，很容易想起愛國者的好處來，於是急召進京。然而傅亮人還沒到，京城就破了。傅亮率陝西、京西勤王之師三萬人，第一個搶到城下，屢立戰功。
他治理軍隊，有如古人，軍隊面貌是“斬斬然整一”，大概很像吳起、周亞夫一類軍事家吧。高宗即位后，傅亮赴行在報到，被授予通直郎。
傅亮的為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折”，因而“執政不喜之”，讓他去滑州做了個知州。
他這樣的人，在潛規則盛行的中國官場，確屬十分罕見。當時滑州在金軍兩次入侵時都是首當其衝，連個城牆都沒有了。傅亮知道這是執政在坑他，把他放到危險的第一線，他也不在乎，上疏道：“陛下只要能復歸京師，臣便能守住滑州；陛下未歸，則臣也守不住這地方！”
執政就看不得這樣有血性的人，於是指責這話說的不敬——難道想跟皇上叫板？最後以“悖傲不遜”之過，降為河陽府通判。傅亮鄙視這班玩權術的大佬們，甩甩袖子“憤懣而去”。
待李綱赴行在時，傅亮已經走了。李綱連忙派人追回，對他說：“連日來觀察你的智謀氣節，真可以為大將！你先不要走。”
這次李綱抱着試一試的想法，把這個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薦上去了，認為他可以經略河東。高宗對李綱說：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麼說的嗎？
李綱早已有備，對答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動人主。激切則不免近似於誹謗不敬。所以古時的皇帝聽諫言時，必察其動機，如果出於誹謗之意，那自然罪無可逃；至於僅僅是言論激切，必寬恕之。傅亮之言，不過欲激陛下歸京師，非有他故，願陛下包容之。況且如今人材難得，將帥之才尤難。如傅亮者，今未見有可比者，他日必能為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風俗之常，不足為怪。”
這麼一說，高宗便消氣了，馬上召見傅亮，賜五品官服，讓他帶兵萬人並充足錢糧，去經營河東。
對於河北、河東的一切事務，李綱頗為在意。上任之初，正逢皇子誕生，李綱率執政入賀，趁機上奏道：“皇子降生，依祖宗先例，應當大赦。陛下登位時，已經大赦天下，而獨獨遺漏河北、河東與勤王之師。兩路為朝廷堅守，如果赦令不及，人將以為朝廷已將其遺棄，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帶甲荷戈，披霜冒雪，也甚勞苦，且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如果恩恤不及，日後再有急難，何以使人？”
高宗聽了，猛然醒悟，便採納了這建議。
接着李綱又敦促皇帝下詔，褒慰兩路軍民，正式公佈“保全一方即加官”的決定，同時也有詔，令兩路軍民不得無事生非、隨便懷疑和擅殺官員。
李綱也考慮到了兩路在經濟上的困境，命有關部門緊急印刷鈔票送往兩路州郡，又撥款給兩路漕運司買糧供應軍民，調撥部分內地的稅金供兩路行政支出使用。
這些措施，立竿見影！兩路軍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人心振奮，每天遞往朝廷彙報軍情的蠟書不斷，經常有大破金軍的捷報傳來。嘯聚山寨的豪傑，也紛紛應募投軍。金軍留在三鎮地面上的圍城部隊，見勢不妙，不得不紛紛撤圍。
李綱又挑選了可用的武將，沿黃河設立了六處沿河巡察使，各負責一段，作為前線的情報機構。
這時候黃潛善建議：可以令馬忠率領所部兵馬，會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萬人，瞅個空子進入兩河界內，金人必會解所有州郡之圍而圖自保。
對此，李綱卻有不同看法。他說：“這叫做‘批亢搗虛’，固然是古之兵法，但我軍士氣太弱，恐不可深入。而且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賣力，后官高志滿，愛惜名聲不肯決戰，屢遭敗績，恐不足以勝任。不如派他協助張所，先就近克服睿、衛、懷三州，而後乘勝北上，則諸郡之圍必解，真定也可收復，河北從此無事矣！”
此時金人留在三州的軍隊，僅有數千人，其餘武裝都是驅使百姓，令其剪髮充作“偽軍”。張所受命招撫之後，已派間諜與之通氣，被脅迫的宋人多願為內應。若官軍出擊，裏應外合，三州可指日而下。
但是黃潛善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高宗經過考慮，同意了，李綱也不願力爭。於是朝廷任命馬忠為河北經制使，張換為副使。張換也是陝西人，為人質樸，有謀而善戰，其才幹遠勝於馬忠。朝廷讓他既為馬忠副手，又負責協助張所。
這是李綱任宰相以來，高宗第一次沒有同意他的意見，其用意為何，不詳，也許是為了在李綱與黃潛善之間搞一下平衡。
內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進行。諫官鄧肅曾身陷圍城中，對附逆官員的情況知之甚詳，他上呈了《論偽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遺漏的“餘孽”。李綱便命開封留守查詢出姓名來。在追查過程中，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罪官們的供詞，往往涉及到呂好問！
附逆問題，事關現任執政之一，這事情就鬧大了。呂好問是大宋名門之後，曾祖父呂夷簡、祖父呂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綱推薦他為諫官，其後為侍從。張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偽執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偽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寫蠟書秘密送至大元帥府，敦請趙構趕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報李，提拔他為右丞。
然而，現在秋後算帳的來了。鄧肅在談到他時，因考慮他有功，語氣還頗寬恕。但是侍御史王賓就不那麼客氣了，上疏極言呂好問不忠：“好問在圍城中，二聖被拘押在虜營。他應該以蠟書催元帥府進兵解救，卻反而勸進（勸趙構登極），此乃‘懷貳挾奸’，無大臣節操。何況還曾有受偽命的污點，因此不可立於新朝！”
這個參奏，依據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則，無可辯駁。呂好問當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投機，但的確是從務實方面考慮得較多，以為自己這樣做，是押對了一寶。沒有想到，當一切危機過後，人們的評價標準仍是一個不變的原則。這就是民間所說的“出來混都是要還的”是也。
——這可以視為一條戒律。任何以“形勢所迫”為借口的叛賣、墮落行為，遲早都是要還的！
呂好問為此大慚，只能極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讓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諫官鄧肅還有一疏，是彈劾前朝紅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擔任割地使時，險些被拒降的河北軍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彥那裏安身，成了大元帥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時還是被揪了出來。
在討論他的問題時，高宗心裏明白，恨恨道：“南仲誤國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劍擊之，夫復何道！”一揮手，把他打發到嶺南安置去了。
導致北宋滅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個如此結局。
這一段，在王賓的堅持下，還對金軍入寇時表現不同的地方官及將領，做了甄別清理。金軍入侵時，官員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賊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別給予褒貶，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勵言官舉報，一併處置。於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其中有宣撫副使折彥質、陝西制置使錢蓋、防河官員許高、許亢等，都是金軍一來，就嚇得逃奔川峽、湖北和江南等後方去了，簡直不成體統。高宗有旨，對這幾人都做了嚴厲處理。
後來南康軍有奏報說，許高、許亢在流放瓊州吉陽軍（今海南三亞）的途中，過境時密謀造反，當地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璹在緊急中斬之，現兩名官員待罪，請示處分。
在討論時，大家都說這是“擅殺”。
惟獨李綱力挺兩個小官，說：“靖康時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給的兵將甚多，賊還沒到就先跑，以鐵騎五百護送全家直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官就敢誅之，必健吏也。這可使日後受命御賊者，知道擅自撤退則郡縣之吏亦得誅之，不也能使他們略知有所戒么！是當賞。”高宗同意，命給兩名小官各升一級。
這一段的清理，對力掃投降怕死頹風、高揚愛國氣節，有着巨大作用。許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興奮，似乎看到了中興的希望。
當時，原開封知府和留守兩人，因為怕死而被貶官，這兩個職位空缺。京師重地，亟待重整，必須選幹員去任職。李綱就積極推薦宗澤擔任。
宗澤，是浙東人，自從任小官以來，就浩然有氣節，敢作為，“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國以“陰柔”為主調的官場中，這類剛烈人物，從來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間，宗澤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趙構作為議和使北上路過，宗澤認為金人已大舉進犯河北，形勢難料，極力勸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後來，在趙構開元帥府、登大位的過程中，也出力甚多。這就必然為汪伯彥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誣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帥府中，被趕到襄陽去當了知府。
李綱到達南京行在時，正巧宗澤來辦事。李綱領與他聊，覺得其言“袞袞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這印象太難以磨滅了，因此，此次便力薦宗澤。
提起宗澤，高宗是太熟悉不過了，不禁一笑：“宗澤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
這崔府君，是何許人也？竟能使剛直不阿的宗澤如此畢恭畢敬？
原來，這位大師並不是一個肉體凡胎，而是一尊神，且與高宗關係甚大。
早在南宋時期，無論官史還是私人筆記，都有關於“泥馬渡康王”的傳說，說得神乎其神。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間神祗崔府君。當年康王趙構在磁州滯留時，宗澤曾經陪康王拜謁過城北的崔府君廟(當地人稱之為“應王祠”)。
這座民間神廟，位於通往邢、洛州的驛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處“民如山擁”。磁州距金營僅有百里，百姓因擔心康王會取道於此繼續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廟周圍號呼勸諫。
康王進了廟后，卜得一個吉簽。於是廟吏十數人就抬了應王轎輿、抱着廟中神馬，請康王坐轎回館舍休息。當時情況很亂，與康王一道出使的尚書王雲，不知為何包袱里塞了一條金人頭巾，被民眾搜出，疑為金人姦細，竟被當場打死。
康王趙構見民情洶洶，便留了下來，並於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沒有這一偶然事件，也許就沒有後來趙構在南京的即位。實際上趙構當時也被嚇得夠戧，但後來南宋官私記載中卻將此事大肆渲染，演繹成了“高宗為王尚書雲迫以使虜，磁人擊斃王雲。高宗欲退，無馬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見程卓《使金錄》）這就是後來“崔府君顯聖”、“泥馬渡康王”傳奇故事的發端。
李綱見高宗提起往事，連忙為宗澤辯解：“古亦有用權術、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宗澤之所為，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戰火，人心未安，如沒有合適的人去鎮撫，不單外寇為患，內變也甚為可慮。令宗澤當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採納了李綱的建議，讓宗澤兼任開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師的軍政。
宗澤這一年，已是六十九歲的白髮老將。當他來到開封府時，金軍還有部分騎兵屯駐於黃河邊上，金鼓之聲，朝夕相聞。城內經過戰亂，城樓破損，兵民雜住，盜賊橫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將軍到任后，剿撫兩用，殺了幾名大盜，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穩定了軍心民心。
他又發動軍民修復城池，屢次出師挫敗敵軍，京師形勢很快好轉。
南宋自誕生到現在，一切都還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綱的“規模說”去做，今後恢復失土，重振開國時的聲威，並非夢想。但是，高宗這人，在未當皇帝時，還能將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龍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個偏安皇帝。
對他來說，京師是個惡夢，是個陷阱，是個亡國之都。他從一開始就沒想回去。儘管宗澤在那裏經營得有模有樣，他也還是想逃離黃河遠遠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詔，令成都、京兆（今陝西西安）、襄陽、荊南（今湖北江陵）、江寧（今江蘇南京）諸府和鄧州、揚州備足糧草，修治城池，以備巡幸之用。
宗澤認為京師已完全沒問題了，上疏請高宗駕返京城，主持國事，但高宗置若罔聞，只是升了宗澤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了事。
這時，金國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況，派出使者以拜訪“大楚”為名，來到開封。宗澤不由分說，逮了起來，請示朝廷如何處置。高宗命宗澤把金使安置在驛館，先好好招待再說。宗澤則認為，金使純粹是探訪虛實來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親筆寫了個札子，讓宗澤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黃潛善便藉機攻擊宗澤破壞穩定，想攆走老將軍。但是宗澤這開封府尹，無人可以取代，黃潛善的囊中人物，更沒有一個敢去的，因此一時也無法動搖宗澤的地位。
李剛見高宗不願返回京師，大約知道高宗的心理，就獻計說：“京師未可居，可巡幸南陽，以示天子不棄中原之意。南陽這地方，西通關陝，護衛兵馬隨時可至；東達江淮，可運來糧餉；南至嶺（南）蜀，可取得財貨；北援三都（汴京、洛陽、商丘）、兩河，可與金人爭鋒。天下形勢（地理位置），莫便於此。”
高宗也不說別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陽經營籌劃，看上去好象是接受了這一建議。
李綱在六月間，還連上三疏，建議高宗要募兵、買馬、繕軍械、修軍政、擇將帥、置帥府、置要郡，經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議，令河北、陝西、京師各州縣鄉鎮都募集民工修築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設置帥府十九處，要郡三十九處，總兵力達到九十六萬餘人。另又大造戰車，招募水軍，尋訪將才，招募流賊和失業百姓十萬人建立“新軍”，輪流入衛應天府。
這些建議中，最可稱讚處，是李綱的“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軍多已遣散，“行在”附近的軍隊太少，何以御強敵而鎮四方？而招募關陝、京東京西“流賊”，只要經過訓練，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別置營房，供他們屯駐，輪流入衛，“行在”將因此固若金湯。
這些建議付諸實施后，不久前還虛弱不堪的南宋兵勢，立刻有了復振之勢。
李綱初任宰相時，在大宋管轄的地面上，也不寧靜，前線與後方處處“盜賊”蜂起。我們今天的人，都能客觀評價這些“武裝歹徒”了，無非是活不下去、趁亂而起的無業流民。李綱認為，對付這些盜賊，雖以招安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懼，則他們必將無所忌憚。務必要討平數處，其餘就都服了。當時，有“劇賊”李昱擾亂山東、杜用起於淮南、李孝忠攪亂襄陽，為害甚大。李綱派將領前去討平，果然，“巨賊”一滅，其餘的各股流賊就都接受招安了。
當時輿論對李綱任宰相的評價是：“才兩月間，威令大振！”
在軍事技術方面，李綱也有貢獻。大金的鐵騎一向威猛異常，宋軍在野戰中很難佔到便宜。李綱對此分析道：“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騎兵少、步兵多，臨戰多致潰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此乃至理。所以古人與騎兵戰，多用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剛車’自環，以為屏障。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製作戰車，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以車抵擋敵方衝鋒。後世有人見房琯曾用戰車失敗，於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禦鐵騎，非車不可，關鍵是如何用。”
李綱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經成功使用過的戰車：“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曾製作簡易輕捷之車，數人可推，進退旋轉，皆如人意。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防矢石，下設鐵裙以護人足。車上士卒，長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馬。車兩旁有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平原可以馳驅，險阻可以控扼。每車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射箭，其餘執兵器在車之兩旁。士卒有所依，則鐵騎無法衝擊。曾製作數百輛，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練，適逢臣被罷，而此法不用。”
他的意見是，今日應將戰車製作圖式，頒發給京東京西各軍，讓步兵廣為製造並演練。這個建議，諸將皆以為可用，於是戰車圖式正式頒發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總管此事。
經過李綱和主戰派官員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兩個月，新興南宋的國運猶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線飄紅。按照這個走勢，不出三年，強國可期。
但是，專制政治體制的核心，是個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價值取向。一個皇朝究竟是奮發有為還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決定。
因此，南宋的命運，在短時間的“高開”之後，突然轉為“低走”，其間的變幻之快，足令後代的研究者們瞠目。
李綱的“規模”之說，也從此成了一場令有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夢。
——上天給南宋送來了一位堪比諸葛的良相，卻沒有給它帶來一位志在中興的雄主！
跟皇帝也可以說一聲“拜拜”
李綱與高宗這一對君臣，從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開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對李綱尊敬有加，凡事無不請教，視若老師。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七月中，也沒有太大變化。兩人每日見面所議，有很多都是在探討靖康之敗的原因，以作為將來圖大舉的經驗教訓。
七月某日，在議事時，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絹背心，對諸大臣說：“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帶來此物，領子中有他親書‘便可即位，來救父母’幾字。”
睹物思人，在場大臣無不深深震撼！
李綱與執政們看了背心，都流淚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的明證，應藏之太廟，以示後世。道君皇帝遠幸沙漠，寄厚望於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盡全力措置邊事，以實現陛下的孝思？”
等諸執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難平復，就與李綱就探討起靖康間的得失來。
在高宗印象中，欽宗皇帝在位時，處理政事相當勤奮，所以他很奇怪：“淵聖（指欽宗）批閱奏章，有時終夜不寢，而結果有播遷之禍，這是為何？”
李綱深知問題出在哪裏，於是答道：“淵聖皇帝早年當太子十餘年，美德聞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勞恭儉，雖古之賢主，也勝於他不多。但他處在國家艱危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議論紛紛，則為小人所惑，所以最終誤大事。人主之職，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自處理細務，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閱奏章時每日定量，吃飯由衛士傳餐，亦無益也！”
高宗聽了一振，覺得這“抓大放小”之說甚有道理。
李綱接着分析靖康之敗的緣由：“靖康初，金人犯闋時，中國的應對之策，做對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禪位（使金人出師無名，並挽回民心），二是淵聖皇帝固守京城（穩定軍心）。假如其後再做對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確的決策，中國就可無事。可惜戰與和，兩者皆錯，以至出了大變故。和之失在於，對金人所提出之條件，不能答應的，應堅執不許，但我方一切皆允諾，這是向敵人示弱。一旦不能兌現，金人當然要再次入寇。戰之失則在於，當時勤王之師集於京城四周三十餘萬，臣獻策說，不宜分兵，而應以重兵與金軍對峙，待其無糧，圍而擊之，一舉可破。可惜當時不以為然，將兵權分開，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險出擊。而後又因劫寨小敗而不敢再戰，賊退又不肯追擊，遂使金人有輕視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臣以為，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願陛下以靖康為鑒，審處而決斷，方可成功！”
高宗還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來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綱當然也想過這問題，早就歸納出了五條，當下逐一道來：
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國虛實，也沒想到要“犯京闋”，只是因為中國失備，被他們鑽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願望並不強烈。而第二次，金人則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戰爭目標清晰，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軍至城下，不數日，勤王之兵已至，對金軍構成了很大威脅。而第二次，是城被圍住了，朝廷才髮蠟書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駐紮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備的主力——行營的軍隊也駐紮在城外的要害地區防守，京城與四方的音信絡繹不絕，城並沒被圍死。勤王兵一到，“賊”即斂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為制止金軍駐紮，決開水口，淹沒了城外西北數十里，而對東南方向卻不派一兵，結果讓金軍佔據了東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圍住，城中音信不通於外，勤王兵也進不了城。這是自己把自己給困死了。
其四是，第一次被圍，正逢欽宗剛即位，人心振奮；將士們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欽宗執政了一段時間之後，賞罰失當，人心背離，戰鬥力隨之大減。
其五是，第一次圍城時，城內防守措置有序，號令嚴明，晝夜檢查，毫不鬆懈。而第二次在關鍵崗位上無人負責，“賊”至，造橋渡濠，竟然聽之任之。結果金兵數十人登城，城上將士即潰，基本等於沒有防守。
對汴京兩次被圍不同後果的緣由，李綱已經分析得很透了，除了一些具體的因素之外，從總的戰略、策略上分析，的確就是如此，即便後世的人也沒有什麼更多的文章可做。當時以及南宋後來的有識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綱在，汴京在；李綱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鐵案如山。所以，在李綱身後，對他的評價一度達到很高的程度。
但是，負面的評價也一直都有，其中比較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說他“術疏機淺”，指責他不該堅執徽、欽二帝死守汴京，導致二帝被俘，北宋滅亡。把亡國罪魁的大帽子，從二帝頭上摘下來，扣在了李綱頭上。這個說法至今也還有人在重複，實在是荒謬之極。
李綱的上述分析，高宗給予首肯，他命李綱把第一次圍城時的措置寫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倆到現在，還看不出有什麼嫌隙。從當年七月中旬的有關記載看，導致李綱後來罷相的導火索，起與李綱與黃潛善、汪伯彥之輩的理念與權力衝突。
一般來說，中國這麼大，外部力量一時是欺負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於內爭。在皇權體制下，科學、客觀、實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長久佔上風，最終決定是非、勝負、寵辱的，說到底就是權術。
仁人志士們，再怎麼嘆息也沒有用！
最初產生爭議的，是關於李綱提議的“買馬”一事。李綱曾建議：“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對陣，容易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陣者無幾。為權宜之計，非在民間購買不可。請先下令，下級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內之官民有馬者，按等級給價取之。不得將馬隱寄在權貴家中不報，也不準借買馬騷擾民間。則數萬匹馬，還是可以搜羅到的。買馬之資，國家無力出，須勸募民間出財以助，有捐資多者，可授給官職以作為補償。”
這個建議是強軍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詔讓三省按步驟施行。
詔書按照李綱的建議，明確規定：“文臣允許養馬一匹，其餘官吏士民有馬者，一併交給官府，各地長官負責查清馬的數目、等級，以錢償付。限半月查清，有隱匿者，以違制論。”同時還規定，國家鼓勵從軍，白身平民從軍，被服用具由國家全給。良家子弟自帶弓馬從軍，國家每月發給錢米。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按財物多少推恩。
這些措施剛一實行，就有諫議大夫宋齊愈跳出來，上疏彈劾李綱說：“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東南之馬又不可用。至於兵數，每郡增二千，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
這種說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廢待興、尤其需要加強防務以立國的背景下，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子，其隱含的意義，就不止是對一兩項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聽信了這種說法，讓三省不要再推行原來的買馬政策了，每州買百匹即可。東南不產軍馬，因此免於施行。此外勸民出資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釋說，更改政策是由於“恐致騷擾”。
李綱的權威，第一次受到挑戰。
可巧這個宋齊愈，在這時自己出了問題——有人彈劾他在圍城期間有立場問題。
宋齊愈，字文淵，號遲翁，籍貫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為太學官，當時徽宗召見，命作梅詞，要求必須是前人所未道之語。宋也算個很有才氣的詞人了，立刻寫了一首《眼兒媚詞》，內有“霏霏疏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朧”之語，清新可讀，徽宗見了，不由連連叫好。
在欽宗朝時，他為右司員外郎。戰亂后從圍城中跑出，來到行在，自報在靖康年末請了病假，因而沒參與偽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諫議大夫。
現在，有臣僚揭發：他是立張邦昌為“皇帝”的首倡者，且證據確鑿。李綱與執政將這個檢舉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給御史台審問。審問結果，其罪行無誤，宋齊愈自己也服罪。
當時，為他說情的人頗多，但是高宗卻不能釋懷：“齊愈奸佞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發了火，於是大家再不敢言。這位政治不過關的才子，最終被推出西門斬首（一說腰斬），罪行張榜於街巷。
宋齊愈在甄別運動中被揪出，純屬咎由自取。但是由於李綱是“議偽命”的倡導者，所以宋的被殺，有人就把賬算在了李綱頭上，在稍後引發了一場政潮。
與此同時，還有御史台審結的陳沖、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案也一併報高宗處理。這些人，都是在圍城中誘惑宮女為妾，或把犒勞金軍的金銀佔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時，乃敢如此！”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起初，這四人也有可能掉腦袋，眾人連忙解救，高宗鬆動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東牟平）沙門島，永不放回，其餘的編管嶺南。
此外，龍德宮華國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門會審。查實張邦昌在結束“皇帝”生涯回府時，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別時的談話，涉及到高宗當藩王時的私隱，按律為“指斥乘輿”，也就是罵皇帝。
還有張邦昌當時住在福寧殿，李春燕曾讓自己的養女——宮女陳氏為張邦昌侍寢。後來張邦昌很中意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個丫環將陳氏替換出來，收在了府中。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是他狗膽包天睡了皇帝的女人。
事情一審出來，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宮禁寢殿，私奸宮人，可見其何等猖狂！”
——叛國的事情不惱，睡了個小保姆卻要大光其火。上級有時候對事物的判斷，常常讓下級摸不着頭腦。
李綱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對這一系列罪臣，在處理的時候要置他們於死地。就連對宋齊愈，他也曾以大赦為名力救，儘管他知道宋與黃潛善私交甚好。這次對張邦昌也是一樣，李綱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竊位號，陛下已特恩寬宥，此乃細故（小事）耳，似不須加罪。”
然而高宗不這麼看，賣國不要緊，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筆一揮，賜張邦昌自裁！之後，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馬伸，急赴潭州監督執行。
張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償清。據說，他臨死時曾大呼冤枉，後世也有人為他鳴不平。不過，他的所謂“冤或不冤”的問題，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難道賣國還有什麼苦衷么？
宋齊愈跳出來阻撓李綱的備戰計劃，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對李綱的攻擊並未停止。
黃潛善營壘里，又蹦出一個河北轉運使張益謙來，指責張所的河北招撫司擾民。他說：“自從招撫司設立以來，盜賊越招越多，白晝殺人，不如罷之，將此事交給地方帥臣去辦。”
李綱十分憤怒，對高宗說：“張所目前仍留在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民？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所以才實施招撫，要借其力而用之，豈因置招撫司而有盜賊乎？今京東、京西群盜橫行，攻掠郡縣，又豈是招撫司之過？目前局勢艱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張益謙一個小臣，卻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張益謙的影響，下旨招撫司：一旦就緒，馬上渡河，不得抽調京城守兵，一切裝備由朝廷供給。招撫來的河北兵民，要嚴加管束。同時又讓張益謙做個詳細的報告呈上來。
黃伯彥把持的樞密院，繞開尚書省，將張益謙的申訴狀直接呈遞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頓招撫司，并行文北京各州縣。文件下發數日之後，才跟尚書省打了個招呼。
李綱見了這個，氣暈了，立刻拿了這份文件，與汪伯彥等在廷上展開了一場激辯。
先前高宗對招撫司的告誡，尚書省已有公文發下，傳達了聖上意旨。現在這個樞密院公文，內容與尚書省的不同，你叫下邊聽誰的？
李綱奏道：“張益謙所奏都是細故，且有待考察，尚書省得旨后已發文，而樞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張益謙互為呼應，以細故害大計、壓制張所罷了！朝廷委派張所招撫，措置剛剛就緒，即將成功，卻遭打壓如此。州縣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見，如何還肯努力？棄事功於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對於張所，是欲其成呢，還是欲其敗？欲其成，則不當打壓之如此，欲其敗，則不如罷去算了，不要這樣挾私害公了！打壓一張所，又何所難？但是誤了國家大計，使河北兵民、州縣盡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負其責？靖康間，就因朝廷意見不同，遂致大禍，今日豈可復蹈前車之轍耶？”
這一番痛斥，酣暢淋漓，且不管你什麼君主尊嚴、大臣體面，把“潛規則”撕破了說話。直說得汪伯彥臉上紅白不定，無言可對，只得咬定不知道尚書省已有公文發下。
高宗當然也無話，只得讓樞密院改正，還是以尚書省的公文為準。
對張所問題的處理，可以說是李綱在朝中與黃、汪第一次公開爆發衝突，此前他與兩位執政起碼還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諧，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經過商量才報呈高宗的。黃、汪這次的背後搗鬼，換了別人，也許會忍讓一下就過去，或者也報以陰柔之術，但李綱行事向來不願委瑣，所有意見都是直通通地說出來。
這些話，高宗聽了會是如何感想？李綱全不予考慮。承平時期，玩玩權術貓膩尚可以理解，國家危殆如此，還在把國事當兒戲，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這個國家了？
李綱想的是：事情就這麼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話說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話，金國的大軍立刻就能讓我們大家都相信。
這種直率，導致他與高宗的關係驟然變得緊張。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後，李綱聽到朝臣們有議論，說高宗還是想巡幸東南，一點兒回駕汴京的意思也沒有。對此，李綱頗感震驚。如果高宗要向東南移動是實，那麼就不僅僅關乎李綱個人的命運了，而是將直接影響到宋、金今後的關係，影響到南宋今後立國的格局和命運。
皇帝往東南走，南宋就將永遠是個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則是指日可待的事！
兩種前途命運，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間。
李綱平復了一下心情，決心當面說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綱上朝，很從容地奏道：“近來朝廷外則經營兩河，內則修治政事，都已逐漸就緒。惟獨陛下將巡幸何處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勢根本，一離中原，則人心搖、形勢傾矣！假使今冬無虞，陛下還闋，天下之勢遂定。而今外界議論紛紜，都說陛下將巡幸東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所有，還闋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
高宗沒想到，李綱會直截了當地提出這個問題，當場鬧了個大紅臉，連忙解釋說：“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張邦昌找尋到的廢后孟氏）、六宮往東南而已。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增兵聚馬。如此，都城可守，雖金賊亦可滅！”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綱便沒話說，連忙拜了兩拜，贊道：“陛下英明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過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親自帶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於馬上得之。今日當然不須如此，但陛下車駕不離中原，則將士奮勇，金賊不敢窺伺。經營兩河，雖稍勞苦，而後享安逸。倘若取一時目前之安，後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圖，還請公開告諭之。”
李綱的立論，無懈可擊，逼得高宗只好答應，向天下臣民表態。有關詔書很快公佈在汴京和南京，讀過的人無不感泣。
李綱也令有關部門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宮去東南的事宜，準備好護衛士卒、糧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綱的建議，今冬巡幸南陽，讓觀文殿學士范致虛去知鄧州（今屬河南），負責修理城池、宮殿。又安排了糧草儲備事宜，似乎是萬事具備的樣子。
隨後，高宗又任命黃潛善之兄、戶部侍郎黃潛厚為巡幸提舉。此後，皇帝巡幸南陽的準備工作也就加緊開展起來。
如果事情就此發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陽，作為恢復中原的前進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為，即使比不上漢光武，其歷史地位怕也要超過那位兵敗后坐了驢車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價值觀念。誰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時，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詔，說要巡幸東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樞密院共同寫一個準備方案上來。
這可真是晴天霹靂！連皇帝也可以說話不算數。
誰不知道東南好？但是現在不是去享受的時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殘存的江山再說。
可是皇帝不是這樣想。他想的也許是：反正雞一時還死不光，就先放開手殺雞取卵吧！做人、特別是做了皇帝，不圖快活圖什麼呢？所謂的“為民”、“保國”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話么？
——孺子不可教，竟至於此！李綱也狠了心，斷然扣下了手詔不發，寫了札子，極言不可去東南。
他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佔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佔有西北，晉元帝是也。因為天下的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一失西北，兵馬無所取之。且金人將乘機擾我陝西，盜賊蜂起，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全都白白留給了金賊。加之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闋而不可得，更何況治兵取勝、迎還二聖哉！惟有南陽，漢光武據以中興之地，山高城堅，四通八達，可暫時駐蹕。待度過冬春，兩河措置就緒，即可還汴京。此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無話，派人從李綱那裏取回了巡幸東南的手詔，叫李綱與執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為什麼會忽然變卦，這成了一個千古謎案！
他的變卦，是南宋初期戰略取向的一個重大轉折。其後，“恢復大業”雖經幾代人努力，終成泡影，僅僅為南宋的豪放詞人提供了無盡的抒情素材而已。
後人多半把高宗的變卦，說成是李綱的恢復計劃中“迎還二聖”的字樣刺激了他。為了避免二聖歸來后他自身地位的尷尬，所以最終選擇了對金妥協。但我以為，這個問題，在此刻尚不成為一個問題。有關的史料記載上，沒有任何一個疑點，說明這時的高宗已很忌諱“迎還二聖”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強大到能夠“迎還二聖”，那麼他作為中興之主，在全國軍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兩位喪權辱國的戰俘皇帝即便歸來，也不具備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礎。徽宗誤國，自身早就無意於皇位；欽宗失國，大宋人無不耿耿於懷。這兩人有什麼資本能威脅到打敗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這期間高宗在發出了巡幸南陽的公告之後，又不顧信譽公然變卦，顯然是價值觀起了決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個雄才大略之主。在東南繁華之地，當個半壁山河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當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幾天內的大轉彎，是由於受了黃潛善、汪伯彥之流的鼓動。這一類人的觀念，不問可知——現成的福不享，幹嘛要去親冒矢石、衝鋒陷陣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這個當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間至福，就是要過一天算一天，當時的人有什麼辦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國的歷史，就是由無數這樣的遺憾所寫成。
第二天，李綱抱着盡最後一搏的決心，又寫了一札，援引楚漢滎陽、成皋之戰，曹操、袁紹官渡之戰以弱勝強的例子，縱論天下形勢。又與執政議政於御前，李綱說：“今乘舟順流而到東南，固然安便，但一離中原，勢難復還。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東南豈能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離心，變故將不測，且後事艱難。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墨跡未乾，失大信於天下？”
李綱的這些擔心，到後來都一一被驗證。後來南宋果然有“后艱”，在“難保一隅”的戰戰兢兢中被擠壓了一百多年。
高宗被李綱說得汗顏，只得同意還是巡幸南陽，令李綱負責籌備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擇日起程。
但是此後的幾天內，黃、汪之流不甘心他們的“大計”被李綱所阻撓，私底下仍然鼓動高宗巡幸東南，外間對此也有不少傳聞。有友人對李綱說：“士大夫議論洶洶，都說有人提出密議，東幸已決，去南陽不過是應付你。何不從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將不測！”
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為李綱若堅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勢。
李綱並不以為意，他答道：“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此為分水嶺。皇上雖有成命，也可改易，我當以去留（不惜以辭職）爭之！怎可為保身計，而受天下之責？”
從這以後，高宗雖然不再提巡幸東南的事了，但是對李綱先前所做的決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顯地看出對李綱已有所不滿。
比如，高宗指責買馬擾民、指責改制新軍“有害軍政”等，都是在這時提出來的。
黃潛善為打擊李綱，乾脆從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綱的姻親、江寧知府翁彥國做靶子，意圖掀起倒李綱的風潮。高宗聽信了讒言，批出旨來，說翁彥國在修復江寧城池時花費太多，騷擾東南。
對此，李綱上奏解釋了情況。
派翁彥國去江寧任知府，負責修城，還是在李綱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與李綱無關。翁到位后，朝廷批給十萬貫錢做經費，翁彥國後來上了個札子說不夠，於是高宗就有“騷擾東南”的話批出來。李綱爭辯說：“前十幾年，賜給大臣一座宅子，尚須費錢百萬。今日令修城，十萬貫豈不是太少？”
高宗聽了這個解釋，先是增批了四十萬貫作為補充，而後過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來，仍說翁彥國“修城騷擾”，要求嚴厲處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寧府有公文上來，說翁彥國病死了。高宗便說：“彥國已死，不須處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職務待遇，又降旨“撫慰東南”。
皇帝的這些姿態，滿朝的人都能看出來：李綱不大靈了！
李綱當然看得更清楚，以前奏事或者擬的公文，很快就能批出，現在則多不批出。李綱知道，黃、汪等人沒少進讒言，且“其入已深”。他也不想裝傻，一日，在朝議過後留下，對高宗說：“近日屢次勞煩聖心，下令改正已行事務，臣已逐一辯明，幸蒙諒解。又所擬各項事務文本，多未批出。乃是因臣特立獨行，又蒙陛下特殊恩遇，嫉妒者多，必有暗中離間者。”
高宗不承認有小人告狀，只是敷衍說：“無此，所批改正事務，只是朕偶爾想到。其餘未批奏章正在細讀，並非不批。”
君臣倆以往的默契，到此已蕩然無存，雖然尚未決裂，但雙方已是勉強在維持關係了。
到八月五日，形勢明朗化，高宗的傾向公開了。有旨升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提拔黃潛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這樣一來，從過去的僅李綱一相，變成了李綱與黃潛善“兩相同朝”的局面，反對李綱的勢力大大增強。
黃、汪一夥欣喜若狂，彈冠相慶。六月初以來，他們與李綱搏弈近兩個月，心計用盡，戰戰兢兢，如今大功告成，接下來就要放手一搏，非要搞垮李綱這個不合時宜的老頑固不可。
按中國官場的潛規則，整人要從對手的下屬整起，否定人要從否定其主張做起。“兩相”的任命一下來，黃潛善立刻開始破壞李綱的兩河戰略。先打壓張所不成，馬上又開始算計傅亮。
管他什麼戰與和？整人不講道理，就講如何把你的人整下去！
李綱知道他這招毒辣。黃潛善這是把國防大計與人事關係攪到一起了，讓你撇不清、道不明。如果李綱聽之任之，則恢復中原之策勢必胎死腹中；如果李綱出面解救傅亮，則恰好被黃潛善說成是拉幫結黨。
但李綱就是不聽這個邪。國家命運高於天，為保住河北河東大好局面，豁出來辭職，也要爭！
忠直之人，一般都是偏向虎山行的人。他在事後回憶道：當時“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
李綱實在是痛惜兩河的局面就要被這幫小人斷送掉！
當時，張所與傅亮分別負責在河北、河東招兵買馬，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極大牽制了金軍的力量。特別是在河北，張所攜帶千餘份空名告身（委任狀），攜三千兵卒前往河北，一時間義兵雲集，“應募者十七萬人”。義軍“八字軍”王彥等人紛紛投效旗下，岳飛也來向張所報到，被任為中軍統領。
張所曾問岳飛：“你一人能敵幾個敵人？”
岳飛答道：“勇不足恃，用兵專以計謀取勝！”
張所很驚訝：“看來你並非粗人！”於是對岳飛甚為器重。岳飛的軍事天才也從此得以施展，最終成長為南宋赫赫有名的抗金將領。
傅亮這一邊，勢頭也很好。先前傅亮見河東經制司下屬兵員才萬人，且多為烏合之眾，其中還有一些招安來的盜賊。這樣的武力，一過黃河大概就要被金軍吃掉。於是上奏，要求先去陝西招募正規的西兵、民間弓箭手和將家子弟，估計可招到二萬人。然後再聯繫河東各個山寨豪傑，伺機策反已失陷的州縣，待時機成熟即渡河作戰，收復沿河一帶后，再伺機深入，逐步收復澤、潞兩州和太原。
得到高宗批准后，傅亮便雄心勃勃地上了路。可是走了才十餘日，樞密院忽然取旨，命宗澤在汴京節制傅亮，讓傅亮即日渡河，深入金軍腹地。
傅亮在途中得旨，知道這是朝中小人要置他於死地——帶領一萬名剛收容來的地痞流氓，渡河去幹什麼？不是送死么？
他上疏申辯說：“此令與以前指令不同，何也？即令我即日渡河，也無不可。但河彼岸皆金人地面，我司措置全未就緒，過河后，何地可為家？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眾假若為金人所潰敗，何處可以得兵？亮死不足惜，只怕是有誤國事！”
李綱跟着也有奏章上呈，質問這馬上渡河的昏招：“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州，其餘皆自願為朝廷所守。王師（宋軍）渡河，猶有駐紮和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則大半淪陷，今經制司人馬不齊，猝然驅之渡河，遂為孤軍。倘若全軍覆沒，不知朝廷更從何處再覓將佐士卒，來全面經略河北？古人將帥在外，不由中央駕御。請仍照前議，任由將帥發揮才智，假如曠日持久而無功，則朝廷可以法治之，何必驅之如此之急？”
黃潛善、汪伯彥現在已不怕李綱了，毫不讓步，瞪着眼睛說瞎話：“不令他們急渡河，則將失機會。傅亮只是想逗留不進而已！”
李綱爭辯道：“兵事怎能坐在堂上遙想猜度？且目下也未見有甚麼機會。委任了將帥，就讓他們擇有利時機而動即可。今不顧其措置未齊，而驅之渡河，正是為賊之餌食，哪有什麼好處？”
高宗見黃、汪之流固執己見，也很猶豫，數日之間徘徊不定。
幾天過去，見皇帝沒動靜，李綱又極言力爭：“潛善、伯彥先是極力打壓張所，幸賴陛下明察，使其不得逞。經營兩河，乃臣所建議，而張所、傅亮又為臣所舉薦。打壓二人，就是要讓我李綱丟面子，令我不安於職。我素以靖康間大臣不和之事為教訓，凡事都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想二人卻有心計如此。我以為，傅亮這人明白事理，願陛下耐心觀察，則情狀自見。”
高宗眼睛望着天棚，憋了一會兒，說：“朕今晚批吧！其餘都不變，只是讓經制司改設在陝府。”
高宗說完，其餘人都沒話了。黃潛善則要求獨自留下來，要與皇帝對話。
這個徵兆不好。果然第二天，聖意一批出來，是說：“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以罷經制司，令傅亮本人赴行在報道。”
不用問，這是黃潛善操縱皇帝又一次成功！
李綱知道：這世上，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漢水這次真的就西北流了！大宋之明日，將永無朗照！不知他此刻心情是如何地絕望，但他決定不憤怒、不哀戚，只把要說的說了、要做的做了，無愧於己心、無愧於後世，也就行了。
天要傾，地要陷，就算做了一個屈原大夫，又能如何呢？
他把皇帝的御批壓下沒發，上奏道：“臣昨日論傅亮事，已經蒙陛下宣諭：傅亮職務不動。剛才收到御批，卻還是罷了傅亮的經制使。不知聖意是何意？”
高宗淡然道：“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不如就這樣吧。”
李綱寸步不讓：“臣昨日爭不可立即過河，今日就因臣爭論之故，將傅亮與經制司一併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暗中惑亂聖聽，欲迫使臣去職。臣蒙聖恩，只知一意為國家，凡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為。以傅亮經營河東，乃今日所為之大事，潛善等欲破壞之。此若可罷休，其他還有何事可為？”
他直截了當表明：請皇上收回成命，否則，他這宰相也幹不了啦！
這是李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辭職意向。
高宗卻沒把問題看得太嚴重，說：“像傅亮這樣的人才，難道如今很難得么？”
李綱說：“臣曾與傅亮款語（詳聊），觀其謀略，真可以為大將。詢問士大夫，亦以為然。讓他做了經制使，姑且試之，假以歲月，必有可觀。而今未曾使用，遂罷之，則不可！古之用將，恐不如此。昔日漢高祖怎知韓信？只因蕭何薦之，遂為大將。蕭何所以知道韓信，亦因屢與之語。如今人才難得，而將帥之才尤為難，偶得一二，諸事未成，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誰不寒心？且潛善之流，意不在亮，乃以此排擠臣。陛下若不察，臣又怎敢安於職守？怕是終無助於陛下中興之功！”
這下子，又說得高宗無語。
古之君相，有各種不同的組合模式，有的如主僕，有的如父子，有的如兄弟。還有的就是李綱與高宗這種，酷似嚴師與學生的關係。
高宗想不聽老師的話，但道理上又講不過老師，於是就玩花樣，能哄就哄過去。
李綱見高宗態度還是不明朗，就從袖中拿出御批，說道：“聖意如一定要罷傅亮，請降旨，可令潛善辦理此事，臣請乞骸骨歸田裏（請求退休）。臣並非敢於輕易離職，望陛下深思：假使傅亮不罷，臣哪敢決意要走？”說罷，上前幾步，再拜於龍椅之前。
高宗趕忙安慰說：“不須如此！”
可是等李綱退下之後，馬上就聽到消息說，罷免傅亮的聖旨已正式頒下。於是李綱想也不想，寫了個札子求去，也不赴都堂辦公了。高宗聞訊，派了御葯官去宣李綱，“押解”着他到都堂辦事，但是剛一到都堂，李綱轉身又回了寓所。
他在寓所中，接着又寫了第二道札子，請求辭官。高宗很快把兩個札子都批出來了，就是不允。
君臣倆，就這麼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葯官“押解”着李綱，來到後殿起居室奏事。眾宰執奏事完畢，高宗命李綱留下來，對他說：“卿所爭事小，何必非要去職？”
李綱說：“人主之職，在用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才。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若陛下以為小，臣即便以去職相爭！”
想到此，李綱不禁一陣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間，為何對戰略問題認識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個不入流的佞臣幾句話就給顛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給他一個緩和的餘地。如果自己退讓一下，無非就是撤掉了一個河東經制司，其他的事，還可以徐圖。
但他不這樣想。他認為：抗金大計是一個整體性的“規模”，環環相扣，先後有序。把河北、河東經營好，豎起人民戰爭的屏障，是保住現有國土、以圖反攻的第一步。這開初的一步，都走得這樣難，還何論其他？
黃潛善、汪伯彥之流，在“二帝”時期，不過是些微末角色，因緣際會，從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寵臣，他們不可能有經邦濟國的頭腦與胸襟。他們的從政理念，無非就是攀附與整人。巴結上司、打擊同僚，培植親信——這三件事，是他們從政活動的全部內容。就是這樣的一夥無知小人，居然能屢屢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那麼這個國，還能有什麼希望？抗金大業千頭萬緒，即便沒有掣肘尚且費力，誰還能禁得起他們事事死打爛纏？
聖人說得對：“道不同，不相為謀。”李綱的退隱之心，已是斬釘截鐵！
想到此，他來到龍椅前跪下，索性說出了掏心窩的話：
“臣蒙陛下眷顧，龍飛之初，首命為相。而潛善、伯彥自以為有攀附之功，窺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卻虛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給我），兩人必對臣切齒痛恨，嫉妒無所不至。臣曾建議，議偽命、料理兩河、巡幸勿離中原等，此二人偏要處處與臣不同。黃潛善尚未為相時，之所以進讒言指摘臣，不過欲為相而已。今既已為相，仍打壓不止，不過欲逼迫臣去職而已！
“臣生性直，卻立於群枉之中，惟有賴陛下明察。如傅亮之事，明白無可疑者（他究竟有什麼錯），陛下若不察，臣豈敢再任宰相？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眾醫不能治，而請來草澤之醫。待草醫開好藥方，眾醫皆阻攔，使之不得用藥。草醫只能辭別，豈敢負醫療之責？又如大廈之將傾，請來良匠修理之，必換棟樑，而以木柱暫做支撐。眾工匠卻百般詆毀，主人不察，既不許換棟樑，又將木柱全部撤去，則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責，不能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