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譯者序(2)

第2章譯者序(2)

其實，戰爭史學中“以我為主”的觀念和方法並無不妥之處，各國史學家們有意無意幾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過分。然而近來西方的一些朝戰研究有意無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驚異。比如，加拿大學者羅伯特·李2001年的《韓戰》一書中，幾乎涵蓋了有關朝戰的所有問題——歷史背景、朝鮮半島內外時局、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英聯邦態勢、斯大林之死、戰爭對各參戰國女性的影響、美軍中的種族和性病問題，不一而足——有關中國的文字卻鳳毛麟角。偌大的一個國家，在三年戰爭中以極其簡陋的裝備、36萬人傷亡的代價，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這位朝戰專家筆下幾乎“絕跡”，好像韓戰是16國聯軍在與“影子”作戰，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無獨有偶，卡明斯的近作《韓戰：一部歷史》，居然也沒有一章是關於中國的。西方史學界對中國“冷處理”的動機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種“打不贏，難道還寫不贏？！”的下意識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輪“迴避中國”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Tucker）所編《韓戰政治、社會和軍事歷史百科全書》。在這部由102位專家共同撰寫的851頁的“百科全書”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國學者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羅曼蒂克主義：中國和韓戰，1950—1953》一書（第256頁），而且還拼錯了張的名字。與此同時，此書編者塔克還宣稱，志願軍在第一次戰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個謎，“迄今為止，對於中國志願軍的突然後撤還沒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頁）。而張曙光七年以前就詳細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縱”的戰略，誘使聯軍繼續北進，終於使其鑄成大錯（第104－107頁）。不僅如此，該書針對美國的盟軍韓國軍隊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對韓國軍隊的描述絕大多數都是一筆帶過，還伴有明顯的輕蔑語氣；對美國和西方盟國軍隊和戰事的描述卻事無巨細。事實上，韓國軍隊一直是中方打擊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戰役期間。應該指出，在塔克的朝戰百科全書出版以前，韓國軍事歷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韓戰史》已由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塔克的所謂“百科”之書，其實滿紙都是西方軍隊在行動。此種有選擇地“摘取”歷史（cherrypicking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專業的。

其實，艾倫·梅萊2010年關於西方史學界對朝戰已經“反思”“過度”的說法，至少有一點難以成立，即西方朝戰史學界至今仍未公開翻譯出版中國官方的朝戰史書，也就是軍事科學院1988年出版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對於一直把中國作為研究重點的美國軍界和情報界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戰略“忽略”。當然，這一“忽略”是有意還是無意，筆者不得而知，但與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覺是，要原封不動地翻譯出版中國關於朝戰的史書和回憶錄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國留美學者於2001年翻譯了若干中方高級將領的朝戰回憶錄的選章，在出版社審稿時遇到種種阻力，書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宮。筆者參與了“拯救”工作，據理力爭后“死而復生”，深感美國出版界內部種種可以意會而又難以言傳的意識形態“禁區”。

近期西方朝戰研究中無論是“繞着中國走”還是“繞着韓國走”的傾向，其實並不一定是學者的方法論和個人的好惡問題。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指出，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東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的基礎之上。西方的東方學學者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出於無知，而是為了使西方對東方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東方的形象是西方統治東方的工具。應該指出，所謂“東方主義”並非明顯地貫穿所有朝戰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東方主義”又是無處不在。在政策層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選擇不去了解對手，乃兵家之大忌。

四、中國：與時俱進，面向未來

與西方中心主義相比，近年來中國的朝戰研究更具開放性，以軍事科學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為例，它大量借鑒和使用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書比1988版的《戰史》更為豐富、更有深度，在相當程度上比起美國同行更為客觀。舉一個例子，90年代初在丹東落成的韓戰紀念館中，把韓戰爆發的根源定性為1948年爆發的內戰，這與美國朝戰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觀點基本一致；而美國官方對朝戰爆發的定位仍延續冷戰的說法，即共產主義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與中國朝戰研究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相呼應的是，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也在與時俱進。30年來，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已逐步擺脫了歷史的陰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則摒棄意識形態且日漸中立。其實，早在70年代，毛澤東就說服1975年越南統一後頭腦再度發熱的金日成不要再揮師南進。

80年代以來中國對朝鮮半島不偏不倚、與時俱進的政策，建立在對歷史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朝戰對中國最深刻的教訓，乃是在戰略層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於對獨立於蘇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終同意由蘇聯扶植的金日成政權南進，維護以至擴展蘇聯在東北亞的利益；設法通過中蘇同盟關係使中方在美國出兵後援助朝方，避免蘇美直接對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蘇方自私自利，使朝鮮內戰終於升級為中美歷史性對決。儘管中方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使戰線穩定在38度線，然而取得的戰果和付出的代價都是巨大的。戰爭期間，中蘇、中朝之間同盟關係的上、下限都多受衝擊，突顯了國家利益層面的矛盾和衝突，為未來中蘇分裂埋下了伏筆。

有鑒於此，堅持獨立自主、根據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國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島政策，恐怕是朝戰給予中國最寶貴的經驗。80年代初，中國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鮮問題上，中方反對破壞半島穩定的任何行為，不管是來自任何一方；與此同時，致力於發展與南北雙方的經貿和正常的國家關係。2003年以來，由中方主導的朝核六方會談早已超越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區穩定和防止核擴散作為更高的追求目標；同時創造條件，以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促成美朝關係正常化。

21世紀的世界，兩極終結，一超稱霸，多極隱現，然而半島時局仍撲朔迷離，險象叢生。着眼現實、面向未來的中國，如何與仍生活在過去時態的美朝韓三方互動，如何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中尋求一個既維護中國利益、又兼顧他國光榮與夢想的平衡點，仍是對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戰。

五、30年後再看《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當我們開始翻譯約瑟夫·古爾登剛剛出版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時，國際社會還處在兩極體制，冷戰不僅仍在繼續，更有加劇之勢：蘇聯在70年代的最後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國總統里根宣稱蘇聯為“邪惡帝國”，3月23日宣佈實施旨在爭取絕對核優勢的“星球大戰”計劃；同年9月1日，蘇聯遠東國土防空軍擊落一架進入蘇聯遠東領空的大韓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機，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269人全部遇難；同年底，北約決定在歐洲部署中程彈道導彈。蘇聯的“帝國終結者”戈爾巴喬夫當時還要等待兩年才得以進入克宮，而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則剛剛進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學校進修。西方的政要、學者和軍情人士中，無人預料到蘇聯“帝國”會在未來幾年陷入危機而迅速崩潰。而在東北亞，剛剛步入改革開放的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態度則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中國致力於保持與平壤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開始與朝鮮在類似“國際”問題上拉開距離。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注意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韓轉口貿易也在1983年啟動。

在對朝鮮半島問題“向前看”的同時，中國的軍事史學界也開始回頭審視30年前結束的韓戰。然而在整個80年代，無論是將帥的回憶錄，還是其他有關韓戰的著作和譯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韓戰檔案仍未公開。這一狀況在90年代出現根本改觀，大量的回憶錄和作品陸續問世。蘇聯解體后陸續公佈了一些檔案，各國學者紛紛前往“淘金”，朝戰研究才步入黃金時期。

而古爾登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國和國際的朝戰研究蓄勢待發卻又青黃不接的時期，這也是我們立即着手翻譯的背景和動力。作為西方“修正學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讀者提供了一個涵蓋政治、戰略和戰場“互動”的全新視角，而它所運用的大量剛剛解密的美方內部檔案，為中國的韓戰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爾登本人的批評性論述，也有別於西方和美國的“正統”觀念。30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朝戰史學界似又回歸“正統派”、對那場贏不了又放不下的戰爭開始歌功頌德（包括奧巴馬本人）的時候，古爾登的書更突顯其自身的價值。

古爾登的記述並非完美無缺，其文字時常流露對志願軍的輕蔑以至憤恨，對志願軍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釋放戰俘等，以美軍標準的“口徑”斥之為“宣傳”。在1990年解放軍出版社的第一版（內部出版，名為《韓戰：未透露的內情》）中，古爾登書中很多此類“不良”成分都被刪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處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後的今天，中國穩步崛起已不可逆轉；與此同時，中國朝戰研究和出版系統也多產多收，一個日漸壯大和成熟的中國讀者群，無論對未來還是歷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爾登的美式觀念，其實並不奇怪；如果期待古爾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對韓戰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鑒於此，在23年後再版時，我們盡量保持原著的風格和觀點，這也是我們對讀者的審視力的相信和尊重。

六、關於本書首次公開出版的一些說明

20多年後，原譯者之一的談鋒和筆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對英文中的一些俚語、專業用語，尤其是軍事用語有了更為準確的理解。這次校譯，談鋒承擔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學嚴謹，文不厭精。30餘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班讀研時與其合譯《李普曼傳》，筆者就受益匪淺；此次與談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譯文不僅達意更能傳神。磨鐵圖書責任編輯李葚和張慶麗以高度的責任心、過硬的專業素質和特有的細微關注力，為出版界年輕一代之楷模。此書的重新校譯，也得益於解放軍出版社當年內部版的責任編輯倪齊生先生所提供的種種助力。經過這個團隊的通力協作，我們相信，書稿質量有了相當的提升，譯文更為精準，表達更為中文化。不僅如此，再譯版還增補5萬餘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並首次收入了記敘麥克阿瑟解職后回國之行的兩章內容。這些著名人物的活動細節，不僅突顯了他們的個性，同時為再現朝戰歷史提供了動態的社會、政治全景。

23年易過，半島時局卻仍變幻莫測，各方話語亦多有差異，為此書的進一步“本土化”帶來種種不便。在重新校訂過程中，我們力求尊重原書特色。如“朝鮮”（Korea）與“北韓”（NorthKorea）、“大韓民國/韓國”（ROK）與“南韓”（SouthKorea）、“蘇聯”（SovietUnion）與“俄國”（Russia）、“滿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譯出。另如“漢城”“安東”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歷史環境之下的舊稱，希望這將有助於讀者深度了解這場慘烈的“有限戰爭”，它不僅在20世紀下半葉主導了東北亞時局，至今仍牽制着中美日俄朝韓的多邊互動。

60年前結束的韓戰，畢竟漸行漸遠。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遠長眠在朝鮮三千里江山和中國白山黑水間的18萬志願軍英靈，那些以原始的裝備和血肉之軀，使美國強大的戰爭機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線的百萬壯士們，以及共和國的所有奠基者們，他們在60年前的那場“有限戰爭”中的巨大奉獻，卻是後輩們心中永存的豐碑。

於濱

美國文博大學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訪問學者

2013年10月29日完稿於賓州卡萊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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