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譯者序(1)

第1章譯者序(1)

20世紀中葉，中美朝韓在朝鮮半島惡戰三年，百萬生靈塗炭，無數家園被毀，停火線卻重回38度線。進入21世紀，東北亞地區仍在為60年前那場惡戰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難以解脫。相比之下，20世紀其他熱戰、冷戰中的宿敵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許是個例外）。唯獨在朝鮮半島，數百萬大軍仍虎視眈眈、枕戈待旦；大戰雖無，摩擦不斷。1953年的一紙協定，言為停戰，實為休戰，亦為再戰？！在這個意義上，63年前爆發的那場“苦澀的小戰爭”（littlebitterwar），算得上是一場真正的跨世紀之戰。

然而不管後人如何評說那場戰爭的得與失、勝與負、罪與罰，歷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韓國除外）簽訂停戰協定時已經改寫：它是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次戰而無勝之役，也是中國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境外戰爭中首次不敗紀錄。中國志願軍將士憑藉簡陋的裝備、頑強的意志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應對擁有陸海空絕對技術優勢的對手，硬是把逼近鴨綠江邊的聯軍一度推回37度線。韓戰的結局是年輕共和國的開拓之舉，也是百年來我們多難民族歷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為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拐點而載入史冊。

30年前在美國問世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從一位美國作者的視角，記錄了這一歷時三載、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難以割捨的“有限戰爭”。

一、美國的“集體遺忘”與“不依不饒”

60年來，美國朝野對待韓戰（以下又簡稱“朝戰”）的觀念可用“集體遺忘症”（nationalamnesia）來概括。美國出版界有關越戰的出版物汗牛充棟，而朝戰的書籍卻寥寥無幾，其中又多以“遺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為主題。著名作家大衛·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戰決策失誤的《出類拔萃之輩》（TheBestandBrightest）而一舉成名，而他關於美陸戰1師在長津湖僥倖逃脫中方第九兵團毀滅性打擊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韓戰》（TheColdestWinter），直到他於2007年去世數月後才出版。出版界失語，荷里活亦健忘。美國大小銀幕上充斥着二戰和越戰的鏡頭，唯獨朝戰作品鳳毛麟角。甚至首都華盛頓的朝戰雕塑群，也是在停戰42年之後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於1982年的越戰紀念牆還晚12年，而後者在越戰結束7年後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國國會才通過法案紀念韓戰。

1982年出版的美國政論家約瑟夫·古爾登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是美國研究韓戰著述中少有的較早的綜合性著作。美國政府1967年頒佈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要求聯邦政府的記錄和檔案以25年、50年和75年為限，原則上向所有的人開放。古爾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開始解密的美國政府有關朝戰的檔案，此後四年間採訪了眾多當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這部“內幕”之作，對患有“集體遺忘症”的美國公眾不失為一服清醒劑。

美國多年來對朝戰集體失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國歷史上對外戰爭多多。三年朝戰，長度不及越戰的三分之一，輝煌不及數月的海灣戰爭，國民記憶中自然難有其位。其二，美國政府大事化小，當初把朝戰定義為“警察行動”，以繞過國會審理和宣戰的“麻煩”（無獨有偶，“9·11”事件后美國把本應是“警察行動”的“反恐”定性為“戰爭”，以無限擴大總統操控戰爭的權力）。然而越戰也定義為“警察行動”，美國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筆者之見，朝戰在美國國民記憶中的“邊緣化”，似有更深層的原因。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極濃，習慣於在敵我、黑白、是非、善惡、勝敗中擇取其一，不輸不贏的朝鮮停戰實屬另類——既不同於此前美國完勝對手、凱旋班師、重塑國際體系的一戰、二戰的記錄，也有別於美軍筋疲力盡、被迫撤出后徹底失敗的越南戰爭（1964—1975）。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對朝戰的觀念多年來一直遊離於兩個極端之間：既要“遺忘”，卻又難以割捨；千方百計地從記憶中抹除，也為當年不能“臨門一腳”而耿耿於懷，難以放棄與朝鮮現政權敵對的政策。2010年韓戰爆發60周年時，奧巴馬突然宣稱美國贏得了韓戰，並且不接受“平局”的說法。不管奧巴馬是為了嘩眾取寵還是安撫人心，這位哈佛高才生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對韓戰的結局的認知方面，既違反歷史，也無視現實。按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拉夫伯（WalterLaFeber）的話說，“美國人總是抱怨說，‘美國總是贏得戰爭，但卻失去和平’，這兩個說法其實都不甚準確。事實上，韓戰是美國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後開始的越戰中，美國的敗局更是確鑿無疑”。

自19世紀以來，美國外交其實是在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兩個極端中搖擺。要美國與一個善惡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幾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後“要麼支持，要麼反對”美國（bewithusoragainstus）的小布殊主義，就是最好的佐證。美國至今對朝鮮不依不饒，對朝政策仍停留在敵視和制裁的過去時態，不僅僅是由於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極端宗教化和意識形態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殊上台伊始，就給金大中的“陽光政策”潑冷水，先給朝鮮扣上“渾蛋國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鮮划入“邪惡軸心國”（axisofevil）之列。奧巴馬上任后，一改小布殊政府後兩年積極接觸朝鮮的政策，將美國對朝政策定位於所謂“戰略耐心”（strategicpatience），即對朝鮮採取少接觸、不談判的“有所不為”的政策。國務卿希拉里更是帶頭支持甚至縱容日本以所謂“綁架”問題，干擾和遲滯六方會談，為日本右翼修憲和擴軍製造借口、提供空間，並直接或間接地激化南北對立，極大地干擾了半島的穩定。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炮擊、金正恩繼任后的戰爭邊緣政策，都與美國扭曲的對朝觀念不無干係。

二、以史為鑒，美國Style？

其實美國朝野對朝戰的“遺忘”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古爾登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初問世之日，也是美國史學界開始“大規模”反思韓戰之時，且一發而不可收。時至今日，美國朝戰研究中的正統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對韓戰的根源、過程和結果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各種論點層出不窮，以致美國朝戰史學家艾倫·梅萊2010年宣稱，對這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追記”已經“綽綽有餘”（enough），不需再費時費力了。對此，筆者稱之為“朝戰研究疲勞症”（fatigue）。

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的“百花齊放”和“過度反思”，與美國國民對朝戰的“集體遺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誰的觀點正確，美國國民意識中對於6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仍近乎白紙一張。然而真正主導美國對朝政策的是精英階層，美國軍事史學界對韓戰的反思，仍是中國同行需要關注的重點。

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研究中眾多流派進行梳理的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是把批評美國的觀點和著作統統打入所謂的“歷史修正派”（historical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布魯斯·卡明斯1981年的《韓戰之根源·第一卷：朝鮮光復及兩個政權的形成，1945—1947》，對美國官方關於朝戰根源的解說（即共產主義擴張）提出質疑，認為美軍在對朝鮮半島南部佔領期間，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偽政府和軍警系統人士，由此引發1948年南部的大規模反叛和殘酷鎮壓，是導致1950年6月韓戰爆發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這部在美國頗有爭議的“歷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寫到1947年，涉及韓戰正式爆發（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此間，卡明斯作為第二作者，與喬恩·哈利迪出版了《不為人知的戰爭：朝鮮》。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國研究朝戰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實，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斷，甚至在朝戰還在進行期間，美國作家斯通就發表了著名的《韓戰幕後史：1950—1951》。費倫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戰爭：美國措手不及》，以及貝文·亞歷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主要從軍事角度對美軍的戰時運作提出尖銳批評。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國史學界有人把約瑟夫·古爾登的《韓戰：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對此筆者不敢苟同。首先，雖然古爾登的書對美國官方的政策持批評態度，但並非像斯通的書那樣具有尖銳的政論性，以至對杜魯門總統有“人身攻擊”之嫌。古爾登的視野是戰爭決策和實施的全景，而非個別決策者的作用。此書對史料的運用也遠遠超過斯通和費倫巴赫。儘管書中對杜魯門和艾奇遜等高層決策者以及麥克阿瑟批評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如戰俘、細菌戰等問題），仍與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口徑保持高度統一；在對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對東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輕蔑。說古爾登“不愛國”，顯然是過於牽強了。

“修正派”的對立面當然是正統學派（orthodox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貝理雅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約翰·托蘭的《殊死之戰：朝鮮1950—1953》，艾倫·梅萊的《為朝鮮而戰：1950—1951，戰爭來自北方》。

美國關於韓戰研究的絕大部分著述是針對具體軍事議題的“專業”研究，如戰爭的起因、韓國軍隊的表現、盟國的作用、對各軍兵種的評估、後勤、協同作戰等。英國Ashgate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朝戰文集洋洋32章，對朝戰的方方面面幾乎都飽覽無遺，其中包括戰前態勢、各參戰方（美中蘇英南北韓加聯合國）的作用、美國各軍兵種的表現、核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問題、後勤、兩棲作戰、情報、特種戰爭、釜山之戰、運動戰、陣地戰、戰後安排等專論。

三、西方／美國中心論與“東方主義”

以筆者之見，西方和美國的韓戰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現象是西方／美國中心主義（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從西方和美國的視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結論。這一觀察並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懷廷現實主義的反思和解說對西方和美國學界的持久影響。這裏要說明的是，這些“修正學派”的觀點在經歷了“主流派”20餘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邊緣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對象和重點，是西方尤其是美軍方在朝戰中具體戰役戰術環境中的表現，而其他非美國、非西方（或非白種人）在這場歷時三載的慘烈戰爭中的經歷、命運和後果，基本上是作為輔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審視60年前的那場使美國被迫接受“僵持”結局的戰爭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調美國介入朝戰的正當性、美軍將士的勇敢獻身精神，以及韓國李承晚政權對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貝理雅（ClayBlair）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約翰·托蘭的《殊死之戰：朝鮮1950—1953》等，都屬此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