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本書緣起

第3章本書緣起

我為了寫一本有關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新書，及至1977年陣亡將士紀念日的時候，已經苦苦奮鬥了一年，而且不是很愉快。我本想把這本書作為我的《美好年代》（TheBestYears，1945—1950）一書的續篇。《美好年代》講的是從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到1950年6月韓戰開始這一時期的美國。遇到的問題很多都令人煩惱，因為大戰剛結束后的美國，與其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差別並不是特別明顯。因此，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這一天，我向一位相熟已久的老新聞工作者羅伯特·謝里爾抱怨這些問題。

“見鬼，”謝里爾建議說，“別去理會全面的歷史，寫韓戰好了。”謝里爾此人博覽群書、無所不讀，他注意到還沒有出版過一本關於朝戰的完整書籍。確實出了一些將軍和政客的回憶錄，還有一些分析文章和修正的史料，它們在質量和可信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朝戰的全貌呢？“這樣的書還沒有人寫過。”謝里爾說。

謝里爾的建議來得正是時候。當我開始到處搜尋韓戰的資料時，發現其數量和質量都令人稱奇：它們要麼是按政府正常的解密時間安排，首次出現在公開領域，要麼是通過《信息自由法》可以獲取。因此，本書很大部分是依據了以前未曾發表過的材料，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就是“五角大樓朝戰文件”。通過《信息自由法》，我得以閱讀華盛頓與其遠東戰地指揮官之間數以百計的電報（之前曾是絕密的），首先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然後是他的繼任者馬修·李奇微和馬克·克拉克。我在國務院的電文中，看到了美國政府對於南韓總統李承晚的真實看法，官方說法是“勇敢無畏”，私下則說他是“一個失去理性、缺乏邏輯思維的狂熱分子”（如總統特使沃爾特·羅伯遜於1953年7月就這樣說他）。在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班子提供的簡報文件中，我看到了政策的形成過程。通過華盛頓一個相對精悍的、叫作中央情報局的新機構的定期評估報告，我得以觀察戰事的進展。在到馬利蘭州蘇特蘭的一個聯邦檔案庫之行當中，我發現了許多塵封已久的板條箱，裝的是遠東司令部在朝戰前和朝戰中提供的《每日情報綜述》。作為一個局外人，我難得一窺國家重要決策所依賴的原始情報數據。我奔波於各個軍事圖書館、總統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檔案館，為進行訪談而旅行。足跡所至，看起來就像一場全國政治競選的旅行日程，或者像是一名逍遙法外的銀行大盜，飛快地開着一輛汽車，帶着一張拙劣的地圖，到處狼狽奔竄。

任何牽涉到調研工作的寫書過程，偶然的運氣經常不可避免地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經過雙方熟人的介紹，我得以同漢斯·托夫特進行多次長時間訪談。他是一名魅力十足的丹麥裔美國人，一位間諜大師。在朝戰的早期階段，他曾在朝鮮進行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托夫特的住所離我在喬治敦的家只有幾個街區，步行可達。他有着驚人的記憶力，並輔之以過去行動報告的副本，甚至還有照片。我問他為什麼以前沒有用過這些材料，托夫特回答說：“沒有人問起過這些。”

還有一些有趣的資料則以環環相扣的方式獲得。當迪安·艾奇遜準備寫他的回憶錄《誕生中的總統》時，他把國務院的原舊部輪流召到普林斯頓大學進行自由討論——產生的記錄多達數千頁——以此來證實自己在出任國務卿期間的記憶。其中一位參與討論者是保羅·尼采，他曾經一筆帶過地提起，麥克阿瑟的情報部門首腦查爾斯·威洛比少將有一次承認，自己任意篡改情報評估報告，以迎合上司的胃口。我寫信給尼采，問他是否記得是從哪裏聽說威洛比講過這樣的話。尼采寫了一封長達兩頁的單行距的信來回答我的問題。這封信提供了有關威洛比的進一步的材料，最後還“順便”建議我找查爾斯·伯頓·馬歇爾談談。在朝戰時期，馬歇爾曾經是尼採在國務院政策計劃司的同事。

幾天之後，在弗吉尼亞郊外一處智囊機構內馬歇爾和尼采共用的辦公室里，我訪談了馬歇爾，主要是有關在1951年春天杜魯門政府企圖主動進行和平談判的事情。經過幾小時成果頗豐的訪談，我開始收拾記錄本和鉛筆，這時馬歇爾插進來說：“順便問一句，你知道托馬森·傑弗遜·戴維斯嗎？麥克阿瑟當陸軍參謀長的時候他是副官。”

我承認說，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完全不熟悉。

馬歇爾示意我坐回椅子，然後告訴我一個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他和戴維斯都在華盛頓一個難民救助機構工作，經常一起共進午餐。戴維斯當時是一名準將，他曾與麥克阿瑟保持着友好但又實事求是的關係達十年之久。這種關係後來以痛苦而告終，當時麥克阿瑟把戴維斯踢出了參謀班子，只因為他對麥克阿瑟如此不忠，竟然打賭認為羅斯福將贏得1940年的總統連任選舉，而羅斯福正是麥克阿瑟心目中的敵人。戴維斯告訴了馬歇爾很多有關麥克阿瑟的閑聞逸事……喔，是奇聞怪事，特別是他怎麼對付女人。馬歇爾一直把這些故事當作茶餘飯後的有趣談資，直至1950年8月麥克阿瑟的所作所為在華盛頓官場引起了不安，因此馬歇爾就勸說戴維斯給參謀長聯席會議寫一個備忘錄，描述一下他在當麥克阿瑟私人副官、與麥克阿瑟朝夕相處時所觀察到的情況。

戴維斯提供的材料（在本書引言中有記載）表明，麥克阿瑟此人過於反覆無常，不足以委之以如此微妙的軍事政治指揮大任。在1950年，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沒有根據戴維斯的備忘錄採取行動。第二年春天，他們也沒有在麥克阿瑟革職之後鬧得沸沸揚揚的聽證會期間，利用這些材料來反對麥克阿瑟。現在，以迪安·艾奇遜要求保羅·尼采幫助他寫書為開端的一連串關係，使戴維斯對麥克阿瑟離奇古怪的個人行為的觀察第一次得以公開。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萊斯利·坎特雷爾·史密斯，她在這個長達四年的航程中段參與其中，並且在此期間令人嘆服地在旗艦和其他位置上儘力服務。

約瑟夫·古爾登

於華盛頓特區，以及弗吉尼亞萊利威爾、朗德山、阿靈頓

1981年6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