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中國文化在美國的
早期傳播及其影響
◇王立新
在中美文化關係史研究中，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現代中國的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得到學者持續的關注，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留學生的影響、杜威等美國知識領袖在中國的經歷以及基金會對中國教育文化事業的貢獻成為中美文化關係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題。關於近代以來中美文化關係的重要要著作有：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馮承柏《中國與北美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張注洪主編《中美文化關係的歷史軌跡》，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陶文釧、陳永祥主編《中美文化交流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91、2004年：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喜所《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程新國《庚款留學百年》，東方出版中心2005年；元青《杜威與中國》，人民出版社2001年；資中筠《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陶文昭、梁碧瑩主編《美國與近現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學者們相信，中美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即以美國為代表的強勢的西方文化大量傳入中國，而處於弱勢的中國文化對美國社會影響甚微。如羅榮渠教授認為，近代中美，乃至整個中西文化交流不同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古典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呈現為單向的（從西向東）、扭曲的、‘挑戰應戰’的形式”。張注洪教授也認為中美文化交流“常常表現為來而不往或有來無往，實際上談不上交流”。參見羅榮渠《美國與資產階級新文化輸入中國》，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1頁；張注洪主編《中美文化關係的歷史軌跡》，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近年來，雖然一些研究美國文學的學者關注中國文化對美國文學的影響，如從愛默生、梭羅、龐德等人的言論和著作中尋找儒家思想的烙印，如錢滿素《愛默生和中國》，三聯書店1996年；劉岩《中國文化對莢國文學的影響》，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鍾玲《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里的中國文化模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但幾乎所有的中國學者都否認中國文化對美國歷史進程具有實質性的影響。籠統地說中美文化交流是“單向的”“由西向東”進行的，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近代中美文化關係不平衡的特點，但這一命題大大低估了中國思想文化對美國的貢獻。實際上，從18世紀開始，中國文化就傳入北美，並逐漸成為美國多元文化中的一支。1949年前居住在中國的美國著名記者伊羅生（HaroldRIsaacs）在1958年曾這樣描述中國文化對美國生活的影響：
19世紀初創作並出口到美國的中國油畫。畫面反映廣州公行的情景，六面旗幟分別為當時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丹麥、奧地利、美國、瑞士、英國和荷蘭的國旗。現為美國私人收藏
中國的斑點點綴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一點可謂老少皆知。一個多世紀以前，由新英格蘭航海家引進的中國式的房屋裝飾風格作為一種時尚，至今還伴隨着我們，在最近幾年中，中國風格已經擴展到女性服裝，甚至是面部化妝之中。在本世紀20年代，麻將熱席捲美國，然後消失，但中國餐館卻已成為美國城市中令人熟悉的風景。……我們很小就可以一眼認出中國農民戴的圓錐形草帽，或是中國式樣房頂向上翹起的角，我們知道中國謎語、中國棋、中國燈籠、中國紅、中國黃——事實上，《韋氏新國際詞典》中幾乎有三欄密密麻麻地帶有“中國”前綴的單詞，其中包括我們最喜愛的花卉，這些花是很久以前從中國帶回並移植於我國的，如杜鵑、芙蓉、芍藥和紫藤。HaroldR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AmericanImagesofChinaandIndia，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Press，1958，pp69~70
美國學者萊曼·斯萊克（LymanPVanSlyke）說：“在19世紀，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就廣度來說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LymanPVanSlvke，“Culture，Society，andTechnologyinSino-AmericanRelations”，MichelOksenbergandRobertBOxnam，eds，DragonandEagle∶US-ChinaRelations:：PastandFuture，NewYork:BasicBooks，Inc，1978，p137這一估價大體是不錯的，美國在19世紀對中國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中國對美國的貢獻則影響了美國的發展進程。對華貿易為波士頓、紐約和費城的一些商人積累了巨額資本，他們把這些資本投資到美國國內的工商業，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工業革命的進程。發展對華貿易也是吸引美國西進乃至向太平洋擴張的動力之一，因為美國西部的毛皮和人蔘是輸往中國的大宗商品，而佔據太平洋島嶼可以獲得離中國最近的貿易據點。同時對華貿易還促進了美國遠洋航海技術的進步，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出現了專門用來進行對華貿易的飛剪船（theclipperships），這是一種載重多、速度快的遠洋帆船，飛剪船的出現使美國商人在對華貿易中獲得很大優勢。而華工赴美則促進了美國西部的開發，特別是對美國建設橫貫大陸的鐵路做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貢獻，沒有華工，橫貫大陸的鐵路至少要推遲若干年才能建成。到18世紀70年代末，大約有200名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而此時在美的華人已有10萬人之多。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是零星的，其影響是極其有限的，傳教活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逐漸顯露出來。但是，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卻很少被注意和承認，1993年，美國學者A歐文·奧爾德里奇（AOwenAldridge）出版《龍與鷹：中國在美國啟蒙運動中的形象》（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3）一書，討論了美國啟蒙時期中國的形象及其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傳統的看法，也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啟示。但該書仍遺漏了很多重要史料，並且主要從文學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與本文的旨趣迥然不同。與此相對照，美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則備受學者的注目。這一現象無疑是不正常的。本章試圖關注中國文化在18—19世紀對美國的影響，以此彌補以往研究之不足。作者試圖說明，中美文化關係雖然不平衡，但決不是單向的，中國文化對美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本章的“文化”取其廣義，既指觀念層面的儒家思想，也包括物質層面的中國農作物和植物，還包括繪畫和瓷器等藝術品。筆者並不追求面面俱到，主要是通過對新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來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而對學術界已經廣為討論的方面則不予涉及。
一中國文化對美國啟蒙運動的影響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對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諸多要素和特質為啟蒙思想家批判歐洲專制制度和神權統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中國文化中非宗教的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被比附成反對宗教蒙昧的自然法和自然神論，中國的聖哲文化和賢明統治被啟蒙思想家視為他們極力鼓吹的開明專制；中國對農業的重視和成熟的農業管理與耕作技術成為法國重農學派讚賞和效仿的典範。儘管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失實”，不過是一種文化“誤讀”，伏爾泰、魁奈（FrancoisQuesnay）等人實際上是在利用中國的形象來表述自己的政治與文化主張，但無論如何，中國文化對啟蒙運動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法國學者居伊·索爾芒（GuySorman）說：“中國在18世紀哲學、政治和經濟的重大主題構思上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法治政府、自然神論、開明君主論、知識分子的作用、重農學說，所有這些都來自中國或者說都因中國而合法化。”［法］居伊·索爾芒（GuyrSorman）：《法國知識分子看中國》，秦海鷹譯，載《法國研究》1991年第1期第94頁。儒家哲學“因其理性主義特徵和民主的傾向被歡呼為來自另一世界具有革命性的福音。……自18世紀末以來，西方再也沒有對中國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並對哪個國家有如此崇高的敬意”。HCCreel，Confucius∶TheManandtheMrth，NewYork∶TheJohnDayCompany，1949，p263
美國的啟蒙運動雖然比英法要晚一些，關於美國啟蒙運動的起止時間，美國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阿德里安娜·科克（AdrienneKoch）認為1765—1815年是美國歷史上的啟蒙時代，這一時代即約翰·亞當斯所稱的“革命與制憲的時代”，它開始於反英鬥爭初期關於是否脫離英國的辯論，結束於聯邦初期將憲法的原則付諸實踐和一個新的自由共和國在全國範圍內的鞏固。而研究美國文化史的學者A歐文·奧爾德里奇（AOwenAldridge）則把本傑明·富蘭克林出生的那一年即1706年至托馬斯·傑斐遜逝世那一年，即1826年視為美國的啟蒙時代。大體說來，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初期可以視為是美國歷史上的啟蒙時期。參見：AdrienneKoch，TheAmericanEnlightenment∶TheShapingoftheAmericanExperimentandaFreeSociety，NewYork∶GeorgeBraziller，Inc，1965，pp19~20；AOwen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StareUniversilyPress，1993，p7但同樣發生了類似歐洲的現象，即中國文化成為美國啟蒙思想家用來論證自己思想主張的材料和佐證，中國文化影響歐洲啟蒙運動的那些主題在美國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在美國啟蒙時期的六大思想家——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托馬斯·傑斐遜、約翰·亞當斯、詹姆斯·麥迪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中，至少有四位對中國給予了關注，並都是中國的崇拜者，其中尤以富蘭克林對中國的儒家文化最為推崇。
雖然在1784年“中國皇后”號商船首航中國前中美之間還沒有直接的交往，但18世紀中期的英屬北美殖民地並不缺乏了解中國的渠道。其一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往北美的中國產品，包括茶葉、瓷器和絲綢，這些中國商品向13個殖民地的人民傳達了一種非常積極的中國形象。其二是通過歐洲旅行家、傳教士和思想家撰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在18世紀，倫敦或巴黎出版的大部分關於中國的書籍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傳到了美洲殖民地。如18世紀上半期費城最富有的政治家詹姆斯·洛根（JamesLogan），曾在1733年為他的私人圖書館獲得一套巴黎1687年出版的《西文四書直解》（又譯《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該書由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Couplet）編輯，由曾經來華的耶穌會士西西里人殷鐸澤（ProsperIntorelta）、奧地利人恩理格（HenriquesHerdtrich）、荷蘭人魯日滿（FrantisRougemont）和柏應理共同翻譯，收有儒家經典四書的前三部，即《大學》《中庸》和《論語》，在歐洲文化界極有影響。1735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在巴黎編輯出版的《中國通志》（GeneralDescriptionofChina）很快也傳到了美洲，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38年就曾引用過該書。該書內容涉及中國的歷史、地理、政教、風俗，同時也包括四書五經中的一些段落，並有少量的戲曲和小說，在當時被認為是關於中國的標準教科書，在歐洲廣為流傳。1768和1779年紐約市的約翰·斯特里特劇院（JohnStreetTheatre）還上演了由阿瑟·墨菲（ArthurMurphy）改編自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的戲劇《中國孤兒》（OrphanofChina）。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p18，21，23
在美國的啟蒙思想家中，富蘭克林最早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發生興趣。作為遊歷於大西洋兩岸的名流，富蘭克林知識淵博，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對知識特別是實用知識有着強烈的渴望。富蘭克林在中國文化中首先發現的是與他思想相通的儒家倫理思想。1738年，富蘭克林在他主辦的周報《賓夕法尼亞公報》（PennsylvaniaGazette）上發表《孔子的倫理》（FromtheMoralsofConfucius）一文。PennsylvanicGazette，No482，March7，1738；No484，March211738文章節錄了《大學》中的大量內容，特別是《大學》中如何“正心”“誠意”和“修身”，即砥礪自身道德的原則和方法，並有富蘭克林本人的評論。富蘭克林把孔子視為一個道德思想家。在富蘭克林看來，孔子作為一位哲人關注和討論的主要是三個方面的事情：1為了培育我們的思想和規範我們的行為方式，我們應該做什麼？2指導和教育他人的方法。3每個人都應該追求至善（sovereigngood），通過堅持至善達到安詳寧靜。這裏富蘭克林其實是指《大學》第一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英］理雅各原譯，劉重德、羅志野校注《漢英四書》，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眾所周知，富蘭克林在美國被視為通過誠實、勤勉等美德獲得成功的典型，成為美德的化身，他的很多道德格言在美國長期流傳，產生廣泛的影響。根據富蘭克林自傳的記述，18世紀30年代的富蘭克林正在尋找培養個人美德、使個人品質日臻完美的方法，並認為美德對培養合格的公民非常重要。作為一個自然神論者和世俗道德主義者，富蘭克林認為道德規範並非來自宗教律條，而是來自現實生活的實踐，主張在社會生活中進行道德修養，通過修身實現道德的進步和事業的成功。這一點與孔子的思想非常類似，這可能就是富蘭克林對孔子的道德觀感興趣的原因。富蘭克林認為教堂里的佈道宣傳的是宗教律條，而不是道德倫理原則，這使他十分“厭惡”，於是他決心自己提出“達到道德完美的大膽而艱巨的計劃”。他認為，“光是理論上相信完美的品德對我們有利，還不足以防止過失的發生，不好的習慣必須打破，好的習慣必須加以培養，我們才能確保我們的行為始終如一地正確”。RusselBNye，ed，BenjaminFranklin∶AutobiographyandotherWritings，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58，p75為此他提出人應該具有的13種德行，包括：節制、語言、有序、決心、儉樸、勤勉、誠懇、公正、適度（moderation）、清潔、鎮靜、貞節（chastity）、謙虛。富蘭克林還為如何培養和實踐這些美德制定了每天的日程安排和行為規範，包括樹立一個目標，然後持之以恆地去努力實現，並要嚴格檢查、督促自己和經常反省自己的行為與過失。Nye，ed，BenjaminFranklin∶AutobiographyandotherWritings，pp75~77富蘭克林稱這些養成美德的方法為“道德的藝術”（TheArtofVirtue），並以此為書名寫了一本小書送給友人，提出了很多磨礪道德的方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大多數人天生就有一些美德，但是沒有人天生會獲得所有的美德。獲取自身缺乏的美德、保持已經獲得的和天生就有的美德是一種藝術，就像繪畫、航海和建築是一門藝術一樣。”BenjaminFranklin，“TheArtofVirtue”，Koch，TheAmericanEnlightenment∶TheShapingoftheAmericanExperimentandaFreeSociety，p86富蘭克林摘錄孔子的道德教誨顯然是為其修身活動服務的，孔子對實踐倫理的強調非常契合富蘭克林的思想，富蘭克林在《大學》裏實際上發現了他所推崇的道德修養之法，即“道德的藝術”。富蘭克林經常強調美德對於財富的重要性。他在自傳中說“沒有一樣東西能像道德一樣能使人發財致富”，“世界上沒有其他品質能像正直和誠實那樣可能使一個窮小子發財”。Nye，ed，BenjaminFranklin:AutobiographyandotherWritings，p84《大學·曾傳》中就有類似的教誨：“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漢英四書》，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頁。
《大學·曾傳》有這樣一段話：“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同上，第14頁。其意在強調君主或國家領導人典範的作用，告誡領導人應該自己做道德的楷模，以此影響大眾。這與富蘭克林的思想是吻合的。富蘭克林也強調領導人的典範作用對培養民眾道德的重要性，他試圖把自己的道德藝術擴展到社會其他人。富蘭克林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把他收集的和個人總結的道德箴言編輯出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從1733年開始發表的《窮查理年鑒》。富蘭克林將其視為“在普通人民中間進行教育的一種適當上具”。富蘭克林痛感政治家自私自利，缺乏美德，不能為人類的利益服務，他設想把有道德的、善良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正規的團體，叫“美德黨”（PartyofVirtue），並吸引年輕人參加，以養成美德，培養合格的公民，並以此影響大眾，改造社會。Nye，ed，BenjaminFranklin:AutobiographyandotherWritings，pp86~87富蘭克林在該文中擇錄了《大學》中這方面的內容，稱“君王應通過他的勸勉和自己的榜樣使他的人民成為新民”。“FromtheMoralsofConfucius”，PennsylvaniaGazette，No482，March71738文中特別讚賞堯帝的作用：“從未有任何一個人能比堯帝更能實踐孔子的門徒所說的所有的責任……堯雖然是在耶穌誕生前2357年成為帝王的，但是他用審慎和智慧進行統治，對他的臣民表現出無比的寬厚和仁德，使他的臣民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堯具有一個君王應該具有的所有優秀品質。”“FromtheMoralsofConfucius”，PennsylvaniaGazette，No484，March211738
1749年7月，當時著名的宗教復興運動——“大覺醒”運動的領袖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Whitefield）寫信給富蘭克林，向富蘭克林描述他本人在新英格蘭上層社會佈道的經歷。富蘭克林在給懷特菲爾德的回信中建議他應該說服他的信徒“過一種優秀的值得效仿的生活”，這樣就會“在下層社會行為方式上帶來巨大的變化”。他以孔子為例，讚揚孔子的行為，稱孔子為“東方著名的改革家”。他說，孔子“看到他的國家在罪惡中沉淪，邪惡耀武揚威，他親身到貴族階層，用他的理論使他們服膺美德，大批普通人紛紛效仿追隨。這一方式對人類具有極大的意義。……我們在西部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開始於缺少知識的民眾，擔心入地獄的普通民眾比上流社會的人要多……兩種方法都採用的地方，宗教改革的速度會更快”。JALeoLemay，ed，BenjaminFranklin，Writings，NewYork∶LiteraryClassicsoftheUnitedStates，Inc，1987，pp439~440值得注意的是，富蘭克林沒有以耶穌為典範，而特別推崇中國的先哲孔子，這是不同尋常的，表明了他對孔子的高度敬仰。
富蘭克林特別讚賞《大學》中格物致知、知至而身修的道理。《大學·孔經》有這樣一段話：“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漢英四書》，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頁。富蘭克林認為這是強調理性的作用。他說：“孔子說，獲得真正知識以及通過知識獲得最優秀的人格的秘訣是培育和磨鍊理性（reason），而理性是我們從上天接受的禮物。”“FromtheMoralsofConfucius”，PennsylvaniaGazette，No482，March7，1738富蘭克林把孔子格物致知的思想比附成啟蒙思想中的理性，雖然有些牽強，但這種比附或者說“誤讀”卻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
當時歐洲的一些啟蒙思想家也強調君主美德的重要性，推崇中國式的開明專制。富蘭克林1767年到巴黎，成為法國知識分子聚會沙龍的常客。也正是在這一年，魁奈出版了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DespotisminChina）一書，盛讚中國政府是歐洲應該效仿的典範。富蘭克林對儒家倫理的欣賞既源於個人的志趣，同時也受到歐洲啟蒙思想家的影響。
富蘭克林對中國的興趣還體現在他虛構的作品《中國書簡》（ALetterfromChina）中。全文見於JaredSparks，ed，BenjaminFranklin，Works，10vols，Boston:HilliardandGray＆Co，1836—1840，Vol2，pp241~249這是18世紀新大陸關於中國最重要的文學作品，關於中國的內容可以與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媲美。《中國書簡》的內容是假託一位住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給其巴黎的朋友寫信，該信記述了跟隨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隊到東方探險的一位英格蘭船員與探險隊失去聯繫后在中國的經歷。該船員在中國居住了三四年，後來移居美國。《中國書簡》首刊於1788年5月的《叢報》（TheRepository）雜誌上。后被富蘭克林文集的編者收錄在1836年出版的《富蘭克林著作集》中。信中說，這位英格蘭海員曾在一個中國農家生活約一年，與該農家保持非常好的關係。他原來曾在一家皮鞋廠當過學徒，在中國生活期間重操舊業，給該農民的家人和鄰居做了很多皮鞋，深受歡迎，農民的妻子還把他製作的皮鞋出售，他每周可以得到一盎司銀子的收入，農民差一點兒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要他留在中國，但是她爺爺不願意自己的孫女嫁給一個外國人。這位英國海員喜歡中國農民的生活方式，唯一不喜歡的是“有時吃狗肉”。信中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習俗有很多細緻的描述，稱中國豬肉“好極了”，“各種方式做的米飯也很好”，並特別詳細描述了豆腐的製作方法。談到中國宗教時信中稱：“他們有一種宗教，也有教士和教堂（實際上應該是僧人和寺院——引者），但他們不守禮拜日，也不去教堂。”“在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神像，他們向神像表示謝意、供奉禮品以及在收穫的季節向神像表示尊敬，而在其他時間很少這樣做。”他問主人家為什麼不去教堂，主人家的回答是，他們已經付錢讓僧人為他們祈禱，這樣他們就可以留在家裏照顧生意，既然已經付錢讓他人代為祈禱，就沒有必要自己再去寺院。而他們的生意越紅火，他們就越有錢請僧人為他們禱告。“AletterfromChina”，Sparks，ed，BenjaminFranklin，Works，Vol2，pp244~245這一段話非常符合富蘭克林自己對宗教的看法。很有可能富蘭克林是借這位海員之口來表達自己的宗教觀。這位英國海員還在一位清官員的花園中工作過一段時間。信中稱中國茶葉的種類非常多，還提及中國人把甜馬鈴薯的葉子混在普通茶葉里出售。“AletterfromChina”，Sparks，ed，BenjaminFranklin，Works，Vol2，p247《魯濱孫漂流記》對中國有很多負面的描寫，稱中國貧窮、骯髒和驕傲。富蘭克林的《中國書簡》對中國的描寫則相當客觀，其中有很多讚美的評價。
富蘭克林常常用中國的例子和中國的格言作為其道德主張的論據。在1774年3月撰寫的關於貿易的文章談及勤勞的美德時，富蘭克林說：“這是一位中國皇帝的一句至理名言：‘假如可能，在我的統治下，不允許有遊手好閒；因為，如果有一個人無所事事，另外一些人就要受凍和挨餓。’我領會這位皇帝的意思是，每個人應該貢獻給社會為其生存所必需的勞動，如果由於懶惰而沒有完成，自然要由別人承擔，因此承擔者就要遭受痛苦。”他認為“財富來源於土地和勤勞，一個國家有了土地和勤勞就一定會繁榮”。WillianmBWillcox，ed，ThePapersofBenjaminFranklin，28vols，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9—1990，Vol21，1978，pp172~173
在政治方面，富蘭克林也認為中國有很多值得美國人學習的地方。富蘭克林在巴黎擔任大陸會議派往法國的代表時曾於1777年與另一位代表阿瑟·李（ArthurLee）談及未來的美國政府可以引進中國政府的智慧，二人都是中國的崇拜者。李建議說，如果美國派一個特使去中國，告訴中國皇帝，“美國作為一個年輕的民族希望應用他的政府的智慧，並因此希望獲得他的法典，中國皇帝會願意給我們，因為看起來我們不會像其他國家的政府那樣，引起那個謹慎的政府的擔心和嫉妒”，李說，“富蘭克林博士有同樣的看法”。Willcox，ed，ThePapersofBenjaminFranklin，Vol24，1984，p15
富蘭克林實際上是接受了歐洲啟蒙運動對中國的看法，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國家、由熟知儒家經典的官吏進行統治的和諧社會，藝術與哲學發達，依靠德行進行治理，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民眾都崇尚美德。富蘭克林從這一社會中發現了革新殖民地社會和建設新國家的靈感。新的共和國需要具有美德的合格的公民，而中國似乎是德行政治的典範，儒家倫理和中國人的道德實踐可以為美國人養成共和美德提供借鑒。
富蘭克林或許是新大陸第一個也是18世紀最喜愛中國的人。他稱“中國人是一個開明的民族，世界上曾經存在的最古老文明的民族，他們的藝術非常古老”。Transactionsof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forPromotingUsefulKnowledge，HeldatPhiladelphia，1786，Vol2，p307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m）［Dec10，2005］富蘭克林在1781年5月7日給友人的信中稱讚“中國人在歐洲之前很長時間就知道了指南針”。“ToCourtdeGebelin”，Lemay，ed，BenjaminFranklin，Writing，p1034與富蘭克林關係非常密切的一個記者曾對富蘭克林著作的編者說，富蘭克林“非常熱衷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他告訴我說，如果他年輕，他會到中國去”。Sparks，ed，BenjaminFranklin，Works，Vol2，p241
約翰·亞當斯也認為儒家學說對美德的強調與一個自由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他在1776年出版的《政府論》（ThoughtsonGovernment）中說“所有有思想的政治家都同意，社會的福祉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從這一原則出發，保證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人的幸福和他的尊嚴都離不開美德”，因此政府的基礎應該是“美德”（virtue），這樣的政府比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更能促進人民的福祉。亞當斯稱，孔子、蘇格拉底和穆罕默德等人都認同這一點。JohnAdams，ThoughtsonGovernments:ApplicabletothePresentStateoftheAmericanColonies，Philadelphia，1776，pp4~6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m）［July20，2005］
美國建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後來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的本傑明·拉什（BenjaminRush）也主張公民的美德是共和政府的基礎，而儒家倫理值得美國青年學習。他說：“在一個共和國里良好教育的根基在於宗教，沒有教育就沒有美德，而沒有美德就沒有自由，而自由是共和政府的目標和生命。因此，我對每一個展示神性的宗教都表示尊敬。我寧願向年輕人灌輸孔子和穆罕默德的思想，也不願意讓青年人在沒有宗教原則的情況下成長。”BenjaminRush，Essays，Literary，Moral＆Philosophical，Pennsylvania，1798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m）［July20，2005］
除倡導依賴德行的政治外，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試圖發現一種純理性範圍內的自然宗教，以批判和取代被認為是扼殺理性和導致蒙昧與盲從的啟示宗教。歐洲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在中國發現了這樣的宗教，其代表人物是德國的萊布尼茨。在萊布尼茨看來，中國人的思想正屬於符合理性的自然宗教。萊布尼茨聲稱：“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上同他們（指中國人——引者）相比不分上下，而理論科學方面還能超過他們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領域，即在關於生活與人類日常習俗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學說方面，我們肯定是相差太遠了。”因此他提出歐洲應該學習中國的“實用哲學和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鑒於我們道德敗壞的現實”，應“由中國派傳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和實踐”。萊布尼茨：《〈中國近事〉序言》，見安義鑄等編《萊布尼茨與中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8頁。
潘恩與萊布尼茨有類似的思想。作為一個自然神論者，潘恩鼓吹自然宗教，把孔子描繪成偉大的道德導師，認為孔子提出的宗教原則高於基督教倫理。在其《理性時代》（TheAgeofReason）中，潘恩評論說，耶穌“宣傳而實踐的道德是最仁愛的一種”，並說“在他多年以前孔子和某些希臘哲學家也曾宣傳類似的道德體系”。EricFoner，ed，ThomasPaine，CollectedWritings，NewYork∶LiteraryClassicsoftheUnitedStates，Inc，1995，p6701804年3月31日，潘恩在自然神論者的雜誌《展望》（Prospect）上撰文評論說：“作為一部道德書籍，《新約聖經》中有幾個部分是很好的，但是早在耶穌誕生前幾百年，這些道德原則在東方世界就被鼓吹過。生活在耶穌時代前500年的中國的哲學家孔子曾說過：以德報德，以直報怨（acknowedgethebenefitsbythereturnofbenefits，butneverrevengeinjuries）（該句出自《論語·憲問篇》——引者）。”“OftheOldandNewTestament”，PhilipSFoner，ed，TheCompleteWritingsofThomasPaine，NewYork∶CitadelPress，1945，Vol2，pp805~806
潘恩用儒家思想來抨擊基督教的權威，認為基督教源自猶太教，沾染了猶太教的迷信和邪惡，遠沒有中國哲學那樣理性和中國倫理那樣純潔。他說：“中國人是一個遠比猶太人古老得多的民族，就歷史悠久這一點而言無可倫比，除了被歐洲商業腐化的一些方面外，他們還是溫和的並有良好道德的民族。
除潘恩外，當時美國很多自然神論者都讚揚中國人的理性精神，把儒學視為一種理性宗教，沒有基督教煩瑣的儀式和教階制度。如著名學者、牧師、耶魯學院的院長埃茲拉·斯泰爾斯（EzraStilels）稱孔子是“可愛的自然神論者”（theamiableConfuciusofdeism）。EzraStiles，TheUnitedStatesElevatedtoGloryandHonor∶ASermon，NewHeaven：ThomasandSamuelGreen，1783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eom）［July20，2005］馬薩諸塞唯一神教派的牧師、著名雜誌《北美評論》的編輯安德魯皮博迪（AndrewPeabody）發表《中國》一文，稱中國文明達到了“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文明的最高階段”。CadleTJackson，TheOrientalReligionsandAmericanThought∶Nineteenth-CenturyExplorations，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1981，p391801年，美國女作家漢娜·亞當斯（HannahAdams）在其《宗教觀》一書中這樣稱讚儒家思想：
這一宗教發自內心深處尊崇上帝或天帝（Kingofheaven），推崇去實踐各種美德。他們既無廟宇也無教士，沒有任何煩瑣的表面崇拜的形式，每個人都以自己喜愛的方式尊崇上帝（SupremeBeing）。
孔子沒有埋頭於深奧的觀念中，而是懷着對偉大造物主最深的敬意來闡述自己的意見，他認為造物主是最純潔、最完美的存在（essenee）和萬物的源泉。他用更多的對造物主的敬畏、崇敬、感激和愛激勵人們，他宣稱造物主會佑護他所有的造物，把上帝描述成全知的存在，甚至我們最隱秘的思想也無法逃脫他的眼睛；上帝無限寬厚和公正，他會讓每一個善行得到獎勵，每一種罪惡受到懲罰。HannahAdams，AViewofReligions，Boston∶JohnWestFolsom，1791，Part2，pp341~342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m）［July20，2005］
美國早期著名詩人、政治家喬爾·巴羅（JoelBarlow）也盛讚孔子在宗教問題上的看法。他說：
無論哪個時代，也無論哪個民族，也許沒有任何一個標準能像他們對造物主（Deity）的性質和特質的一般性看法更能精確地決定一個社會的本質。在古代最開明的時期，也只有少數幾個最傑出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和孔子形成了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看法，他們把造物主描述成純潔、公正和仁愛的上帝（Godofpurity，justiceandbenevolence）。JoelBarlow，TheVisionofColumbus，Hartford∶HudsonandGoodwin，1787，pp88~89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ftp：//infowebnewsbankcom）［July20，2005］
紐約自然神論者的雜誌《通信員》（TheCorrespondent）1827年12月1日載文認為中國人的宗教觀富有理性精神，孔子的倫理體系是最優越的：
到過中國的旅行者普遍承認，那裏的居民是非常溫和、沒有攻擊性的民族，即使在道德上不比基督教國家更高尚，至少也是不相上下。從那裏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崇拜什麼神，無論是上帝還是魔鬼，其實是沒有什麼不同的。事實上，根據對中國人的普遍描述，很難決定哪一種崇拜更優越。正如神學家們所描述的，無論是上帝還是魔鬼都會帶來擔心和恐懼，而不會伴隨尊敬，既然魔鬼被認為是全能之神懲罰凡人的使者或執行者，那麼中國人試圖獲得他的恩賜的做法似乎更明智。……中國人踐行的是比基督徒更純粹的道德，這必須歸功於他們偉大的哲學立法者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倫理體系比歷史上提出的任何倫理體系，無論來自神的啟示還是其他途徑的倫理體系，都決定性地優越得多。
反對自然神論的雜誌《對策》（Antidote）反駁說，無論是孔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穆罕默德都沒有提出比基督教“己所欲，施於人”（Dountoothersasyewouldbedoneby）更崇高的倫理原則。《通信員》的編輯則譏諷說：“難道貴編輯不知道，‘己所欲，施於人’的格言正是從比耶穌誕生早600年的孔子的著作中借用過來或根本就是剽竊過來的嗎？”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94
如果說，富蘭克林最感興趣的是儒家的道德和倫理藝術，潘恩看到的是中國人的理性精神，美國另一位啟蒙時期的大思想家、農業立國的倡導者托馬斯·傑斐遜則在中國發現了一個農業楷模。眾所周知，歐洲的重農主義者大多是中國的推崇者，他們通常根據農業去評判一個國家的政府，並以此得出中國政府是最佳政府的結論。法國重農主義者魁奈、巴夫爾（PierrePoivre）都對中國的農業成就極為讚賞，並把這一成就歸功於中國人的理性精神。巴夫爾說：“中國農業的繁榮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過這不是由於中國人特別勤勞，也不是由於耕作方式和播種方法……而主要應歸功於政府形式，理性之手已經為這一政府奠定了永恆深厚的基礎。幾乎從人類一開始，中國就第一個在自然的指導之下，按照法律建立了政府的基礎，並世代相承。銘刻在這個偉大民族共同心靈中的絕非曖昧不明的法典和各種陰謀詭計。”LewisAMaverick，china∶AModelforEurope，SanAntonio，Texas∶PaulAndersonCompany，1946，p43
巴夫爾曾到過廣州，對中國的農業經營和農業政策非常欣賞，他於1768年出版的《一個哲人的旅行記》（TravelsofAPhilosophy）被譯成英文於1778年在費城出版，在北美廣泛流傳。該書的核心思想是把農業視為國家繁榮的基礎，認為中國人口眾多，人民生活幸福並非源於重商主義，而是由於他們合理的耕作方法、人民的勤勞和政府對農業的鼓勵，因此中國應該成為法國效仿的楷模。很多美國人也正是看重這一點。費城出版商羅伯特·貝爾（RobertBell）在該書英文版序言中說：“每一個國家真正的幸福必須依賴於農業，而農業必然受既定的法律和政府形式的影響。大自然願意對生而自由的人民的辛勤勞作露出微笑，但卻厭惡專制者和奴隸。”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152
富蘭克林和傑斐遜都有重農思想。富蘭克林在1769年4月4日發表的文章中說：“一個民族獲得財富只有三種途徑。第一是靠戰爭，像古羅馬人掠奪被征服的鄰邦所做的那樣。這是劫掠。第二是靠商業，而商業通常是欺詐。第三是靠農業這唯一正當的途徑。人類可以從撒進大地的種子獲得真正的增殖，這是由上帝之手創造並賜給人類的永恆的奇迹，作為對人類清白生活和善良勤勞的獎賞。”Lemay，ed，BenjaminFranklin，Writing，p645
有理由認為，托馬斯·傑斐遜關於農業與建國的思想受到中國的影響。傑斐遜在年輕的時候就閱讀過關於中國的書籍。他曾於1781年8月3日為他的妻弟羅伯特·斯基普威思（RobertSkipwitch）提供一個當時在美洲能找到的一般題材的最佳書籍的書單。傑斐遜在書單中共列了近200種書籍，其中就包括英國人托馬斯·帕西（ThomasPercy）編輯的中國小說《好逑傳》（HanKiouChouan）和《中國雜集》（MiscellaneousChinesePieces）。《好逑傳》譯者不詳，出版於1761年，講述的是一個傳統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故事的主題是勸善懲惡，鼓吹貞潔和禁慾，與當時的清教倫理很接近。有英文版名為ThePleasingHistory。《中國雜集》中則包括《趙氏孤兒》。《趙氏孤兒》最初是法文版，由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MariadePremare）翻譯，收入1735年出版的由杜赫德編輯的《中國通志》。該書很快傳到英國，並由托馬斯·帕西譯為英文，傑斐遜開列的是帕西的英文本。除《趙氏孤兒》外，在傑斐遜的書單中還包括一些晚近的西方小說。傑斐遜的解釋是這些小說不僅有“娛樂”的作用，而且還有助於“確定美德的原則與實踐”。也就是說，在傑斐遜看來，《趙氏孤兒》和《好逑傳》對陶冶美德有實際的價值。該書目中涉及中國的書籍還有喬治·安森（GeorgeAnson）的《環球航行記》（AVoyageRoundtheWorldintheYears）。“ToRobertSkipwithwithaListofBooks，Aug3，1771”，MerrillDPaterson，ed，ThomasJefferson，Writings，New，York，1984，pp740~745傑斐遜開列這些書籍，至少表明他對這些書有一定的了解。
傑斐遜相信農業是文明國家的基礎，國家的財富主要依靠農業的繁榮，繁榮的農業和良好的政府是相互依賴的。他設想美國應成為一個由自由農場主組成的國度，主要發展農業，摒棄歐洲擁擠的工廠，因為只有自由小農才具有共和政體所要求的自立、自治、勤勉的美德，而中國在這方面是一個典範。傑斐遜特別讚賞中國不與歐洲來往的政策，當被問及美國是否應該鼓勵商業的時候，傑斐遜說：“如果完全按照我的設想，我希望美國人既不從事商業，也不從事航運，而是像中國的立場那樣處理與歐洲的關係。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戰爭，我們所有的公民都將是庄稼人。”“ToGKvanHogendorp，Oct13，1785”，JulianPBoyd，ed，PapersofThomasJefferson，22volume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0—1986，Vol8，1953，p633
傑斐遜還通過一件特殊的事情與中國發生了聯繫。1808年，當時擔任總統的傑斐遜下令對英國實行商業報復，即實施貿易禁運，所有的商船不得出港，以懲罰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對美國中立權利的損害和肆意在公海上劫掠美國商船。當時有一個中國商人PunquaWingchong正在美國經商，他請求美國政府允許他雇來的商船出港返回中國，傑斐遜破例允許商船離開美國。在傑斐遜看來，這是一個機會，“使我們的國家能在中國政府那裏獲得最有利的理解，而用其他辦法是很難傳遞信息的”。他打算利用這位中國人使中國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境況和特點，並使該政府充分理解我們和英國之間的區別，而在它的政策中把我們區別開來”。傑斐遜認為他的這一舉動能為美國商人和美國“與那個國家的貿易帶來長遠的利益”。MichaelH，Hunt，TheMakingofaSpecialRelationship∶TheUnitedStatesandChinato1914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3，P13傑斐遜的設想雖然最後落空了，但這件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傑斐遜對中國的認識和友好的態度。
埃茲拉·斯泰爾斯也對中國的農業成就和思想非常推崇。他主張美國政府的部分稅收可以像中國那樣以農產品實物來繳納，而不一定全部以貨幣的形式，這樣可以增加歲入。他在1783年5月的一次宗教儀式上說：
有一個國家，這種方法已經試用了很多年，而且非常成功。我指的是中國，太陽底下最英明的帝國。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在中國，有十分之一的帝國歲入不是以貨幣的形式來收繳。用稻米、小麥和穀物來收繳，每年大約有4000萬袋，每袋120磅，共相當於8000萬蒲式耳；以原絲和加工好的蠶絲來收繳，有100萬磅。其餘的則以鹽、葡萄酒、棉花和其他形式的勞動成果以一定的百分比來收繳，並且儲存在帝國各地的倉庫中。……在那裏，居民受到的壓迫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區都要少。EzraStilesTheUnitedStatesElevatedtoGloryandHonor∶Asermon，preachedbeforeHisExcellencyJonathanTrumbull，EsqLLD，governorandcommanderinchief，andtheHonorabletheGeneralAssemblyofthestateofConnecticut，convenedatHartford，attheanniversaryelection，May8th，1783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n）［Dec14，2005］
1787年6月21日《紐黑文公報》（NewHavenGazette）上刊載的文章代表了啟蒙時代美國人對中國的最高評價。中國被作者視為農業繁榮、個人自由、政府開明和社會公正的典範。文章說：
把你們的目光轉向中國人生活的亞洲大陸的東端，在那裏你會看到一種令人着迷的關於幸福的思想，這一思想全世界都可以分享，這個帝國的法律可以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典範。這個偉大的國家是在農業的萌佑下凝聚在一起的，是建立在自由和理性基礎之上的，無論文明國家和野蠻國家擁有的優勢它都擁有。上帝創世那一刻宣稱給予人類的賜福，似乎還沒有徹底實現，但卻非常關照這一（中國）人民，他們就像岸邊的沙地一樣，人口不斷地增加。
統治各國的君主們!他們命運的主宰者們!好好觀察這一景象，它值得你們注意。你希望在你的領地內財富獲得增加嗎？你想施恩於你的人民使他們幸福快樂嗎？請關注在中國土地生活的無數的人們，他們讓每一塊土地都獲得耕種。是自由，是他們擁有的不受干擾的財產權使他們的農業如此繁榮，正是在這種繁榮的農業的保護下，這一國家的人民才像他們土地上的糧食一樣不斷地繁殖。
如果成為最強大、最富有、最幸福的主權者的榮耀觸動了你的雄心的話，請把你的目光轉向北京，關注坐在理性的寶座上的那最強大的人民。那裏的君主不是發佈命令，而是提供指導；他的話不是敕令，而是正義和智慧的箴言。他的人民服從他，那是因為他的命令符合公平正義。
那裏的君主是最強大的，他統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的心靈。他是最富有的君主，從600平方里格（leaguessquare）的土地上不斷開墾，甚至在山頂上耕種，其農業收成的十分之一來自山坡地。他把開墾的土地作為留給子孫的財富，並小心地保存這一財富。NewHavenGazette，Vol2，p142轉引自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p155~156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美文化交流也可以說是不平衡的，但這種不平衡與鴉片戰爭后美國文化大量傳入中國不同，更多表現為中國文化向美國的傳播及其對美國思想界的影響。作為一個年輕的共和國，美國富有積極進取的精神，渴望了解域外的世界，對來自東方的文化表現出高度的敬意。而此時的中國則保守和自負，對外來文化採取拒斥的態度，甚至對來自西方的“蠻夷”充滿輕蔑。對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以及鴉片戰爭前中國在西方世界受到尊崇的國際地位決定了這一時期的中美文化交流呈現出中國文化流向美國的單向特徵。就像在啟蒙時代的歐洲一樣，與中國相關的思想和知識的製造與傳播構成美國啟蒙運動中思想潮流的一部分，成為美國啟蒙運動的思想酵母。
二中國農作物和植物向美國的傳播
中國地域遼闊，氣候差異巨大，人口眾多，這使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對野生植物的開發和利用以及農作物的培育，並儘可能地利用各種各樣的野生植物作為食物，中國擁有世界上非常豐富的各種氣候條件下的農作物。而美洲作為新大陸開發較晚，除印第安人培育的有限的農作物外，大量的農作物和植物需要引進。早在殖民地時代，中美之間雖然還缺乏直接的往來，但殖民地一些有影響的人物通過歐洲出版的書籍已經對中國的農業文明有所了解，他們驚嘆於中國農業的成就，希望引進中國的農作物和植物。
早在1771年，富蘭克林就注意到北美13個殖民地與中國一樣，都處於北溫帶和亞熱帶，兩地氣候和土壤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北美的自然條件適合引進中國植物。富蘭克林在該年出版的《美國哲學學會記錄》（Transactionsof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第一卷中說：
費城在北緯40度，與中國的北京非常類似……（它們）在兩個大陸中的位置也是一樣的，即都在大陸的東面，冬季寒冷，而夏季非常溫暖。兩個地方同樣的季風會產生同樣的影響。這種相似性不僅體現在氣候上，在土壤和自然物產上也非常相像，煙草、商陸科樹木（Phytolacca）、桑樹……是中國土生的植物，它們也是美洲我們這一地區土生的植物。人蔘只有在北京的西部（原文如此——引者）才能採集到，據我所知，除了在美洲相同的緯度上，在世界其他地區都沒有發現。
富蘭克林認為中國的很多農作物可以引進到美洲，這樣將會大大改進美洲人的生活。他說：
我們有理由希望，如果進行適當的調研，很多中國土生的植物，包括茶葉也可以在美洲發現，茶葉已經在我們中間廣泛飲用，成為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並非常有利可圖。……如果我們能如此幸運以至於把中國人的勤勞、他們的生活技術和改善耕作的方法以及他們本土的植物引進來，美洲會很快成為像中國那樣人口稠密的地區，這樣美洲能容納的居民就會比世界相同緯度的任何國家都要多。Transactionsof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HeldatPhiladelphiaforPromotingUsefulKnowledge，Vol1，FromJanuary1，1769，toJanuary1，1771preface，pp3~5，7美國Newsbank公司數據庫EarlyAmericanImprint∶SeriesI∶Evans，1639—1800（http：//infowebnewsbankcom）［Dec102005］
富蘭克林18世紀50年代在倫敦的時候曾向埃茲拉·斯泰爾斯郵寄一些從中國繪畫上複製下來的有關中國生產蠶絲的知識。富蘭克林在倫敦推銷賓夕法尼亞的蠶絲，主張一年生產兩季，他以中國做例證，稱“那裏的氣候非常像北美”。BenjaminFranklin，Papers，28vols，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9—1990，Vol19p136
美國從中國最早引進的農作物是大豆，大豆傳入美國頗具傳奇色彩。
在中國傳說中，大豆已經有5000年的歷史，傳說是神農氏最早發現和栽培的農作物之一，當時稱之為黍。根據著名經濟史家何炳棣的研究，大豆在中國開始種植的年代不會早於公元前11世紀的周代，即距今大約3000年前而不是5000年前。參見：PTHo，“TheLoessandtheOriginofChineseAgricultur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75，No1，Oct1969大豆在18世紀的貿易中傳到歐洲，關於大豆如何傳到美國有很多傳說，過去的說法認為大豆是由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8世紀70年代傳入美國的。WalterTSwingle，“OurAgriculturalDebttoAsia”，ArthurEChristyed，TheAsianLegacyandAmericanLife，NewYork∶TheJohnDayCompany，1945p88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大豆傳入美國要更早一些，最早把大豆介紹到北美的也不是富蘭克林而是塞繆爾·鮑恩（SamuelBowen）。
鮑恩可能是第一個到中國的美國人。第一個到中國的美國人過去通常被認為是約翰·雷亞德（JohnLedyard）。雷亞德出生於弗吉尼亞殖民地，於1776年從倫敦出發，參加英國探險家庫克的最後一次太平洋探險航行，到過廣州，1781年返英。雷亞德1782年返美，遊說美國商人開展對華貿易，促成了“中國皇后”號商船首航中國。參見：TylerDennett，AmericansinEasternAsia，NewYork，1941，p4；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他出生在喬治亞殖民地，曾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皮特”（Pitt）號商船的船員於1759年4月16日到達廣州。到廣州后他與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詹姆斯·弗林特（JamesFlint）一起隨“皮特”號的補給船“成功”（Success）號向北航行，到過寧波和天津。“成功”號的北上違反了清政府只允許在廣州一口岸通商的規定，回到廣州后很快與中國政府發生糾紛，船員被投入監獄，這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事件。鮑恩自述因此事在中國被關和居住了四年，輾轉有2000英里，在此期間他曾留意中國的農業方法和農產品，並希望回到美洲后能在美洲種植。1763年底，鮑恩回到倫敦，帶回一些中國大豆的種子。1764年回到老家——喬治亞殖民地的薩凡納（Savannah）。1765年春，由於鮑恩當時還沒有自己的土地，他於是請喬治亞殖民地的總測量師（thesurveyorGeneral）亨利·尤格（HenryYonge）在自己的農場種植他從中國帶來的大豆，當年，尤格收穫了三季大豆。1765年5月，鮑恩在薩凡納以東只有幾英里遠的桑德伯爾特（Thunderbolt）購買了一塊450英畝的土地，取名格林威治（Greenwich），轉年開始種植大豆，並與詹姆斯·弗林特合作，生產豆製品向英國出售。THymowitzandJRHarlan，“IntroductionofSoybeanstoNorthAmericanbySamuelBowenin1765”，EconomicBotany，Vol，37，No4，October-December1983，pp371~373鮑恩這樣介紹他從中國帶來的大豆種子：
中國人把這些大豆（vetches）用於如下用途。他們用它製作一種非常好的通心粉，一些人認為比意大利通心粉還要好。在海上沒有比這更好的東西了，象鼻蟲對這種植物無可奈何。
在廣州和中國其他城市，大豆在經過如下準備工序後用來做涼拌菜，或像其他蔬菜那樣煮着吃，或者熬湯：
他們把大約兩夸脫的豆子放進一個能盛一配克（等於8夸脫——引者）的粗布袋子裏，然後把袋子放入溫水中浸泡一小會兒，而後把袋子放在一個木製格板上，然後放進一個木桶里，把木桶蓋上蓋，每隔幾小時澆一些水，30~40小時后就會長出3英寸長的豆芽，然後取出來，用油和醋一起炒，或像其他蔬菜那樣煮着吃。
在海上新鮮水特別珍貴，他們會在桶底放一個塞子，把水放干，重新用來浸泡豆子，這樣水就不會浪費。
弗林特先生和鮑恩先生髮現用這種方式使用的大豆具有很好的防治壞血病的作用。這是他們把大豆引進美國的主要原因，因為這是預防和治療在國王陛下的輪船上服務的海員中經常得的壞血病的最有價值的方法。
這些豆子在青草比較缺乏的溫帶地區還有很大的用途，你可以用它來做喂牲口的最好的飼料，可以在豆稈還綠的時候餵給牲畜，也可以做成乾草，而不需要脫粒。在氣候比較溫暖的地區，大豆一年可以產四季，每一季大豆成熟需要六周的時間，成簇地直長高到18英寸到兩英尺不等。HymowitzandHarlan，“IntroductionofSoybeanstoNorthAmericanbySamuelBowenin1765”，EconomicBotany，Vol，37，No4，October-December1983，p373
鮑恩用在自己農場出產的大豆製作豆粉、通心粉（麵條）和豆醬出口。1766年英國的“藝術、製造業和商業協會”（theSocietvofArts，ManufacturersandCommerce）授予他金質獎章，英王喬治三世給了他200畿尼（guinea）的禮物。當時英國著名的植物學家約翰·福瑟吉爾（JohnFothergill）博士稱，學會的農業委員會對鮑恩生產的西米粉（sago）和通心粉（vermicelli）進行了試驗，發現它們確實是既便宜又有益於健康的食品，可以成為大宗的貿易商品。1767年7月1日鮑恩新發明的用在美洲生長的大豆製造西米粉、通心粉和豆醬的方法獲得英國皇家專利。1789年，鮑恩將一些中國大豆的種子、六瓶豆醬和六磅西米粉（sago）送給了費城的美國哲學學會（theAf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forthePromotionofUsefulKnowledge），學會把豆種分發給8個農民去種植。1769年4月21日，鮑恩當選為學會會員。HymowitzandHarlan，“IntroductionofSoybeanstoNorthAmericanbySamuelBowenin1765”，EconomicBotany，Vol，37，No4，October-Deeemberl983，pp374~375
鮑恩很可能就是前述《中國書簡》中的那位英國海員。雖然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富蘭克林與鮑恩認識，但富蘭克林認識與鮑恩一起來中國的弗林特，聽弗林特說起他們在中國的故事是非常可能的。1770年1月11日，富蘭克林從倫敦給他在費城的朋友、植物學家約翰·巴特拉姆（JohnBartram）寫信談及用來製作豆腐的農作物的種子並提及曾向弗林特請教。大意是：
我還給你寄去一些綠色的干豌豆，這裏的人認為它是製作豌豆羹的最好原料，同時還有一些中國鷹嘴豆，納瓦雷特（Navarrete）神父曾記述在中國通常被用來製作奶酪，這一點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並促使我向曾在那裏居住過很多年的弗林特先生請教這種奶酪的製作方法，我把他提供的答案也寄給你。據我了解，先是把豆子磨成粉狀，放入水中，然後放一點鹽，就變成凝乳。我想，我們那裏也有鷹嘴豆，我不知道與這裏的豆類是否屬於同一類，這裏的蠶豆實際上來自中國，是製作豆腐（Taufu）的原料。據說，這裏的中國蠶豆增長很快。Willcox，ed，ThePapersofBenjaminFranklin，Vol17，1973，p23
這裏的納瓦雷特神父是指西班牙籍耶穌會傳教士多明戈·費爾南德斯·納瓦雷特（DomingoFernandezNavarrete），他最早向歐洲介紹中國大豆。弗林特顯然是指詹姆斯·弗林特。約翰·巴特拉姆把富蘭克林寄來的種子種在自己的花園裏。THymowitzandWRShurtleff，“DebunkingSoybeanMythandLegendsintheHistoricalandPopularLiterature”，CropScience，March/April2005，Vol45，No2，p471
但鮑恩和富蘭克林等人傳入美國的大豆種子在美國未能大面積種植。到20世紀30年代，大豆開始在美國普遍種植，種子仍然來自中國。20年代，當時美國農業部的專家多塞特（PHDorsett）到中國和日本等地收集優質的大豆種子，到1928年美國共收羅了2800包中國大豆種子。當時在美國農業部擔任大豆研究組織者的威廉·莫爾斯（WilliamJMorse）對這些大豆種子進行了研究，發現很多種子適應性較差。1929—1931年間，莫爾斯和多塞特一起到中國來考察，他們在中國人的幫助下，採集了各種大豆的種子帶回美國，解決了適應美國氣候和土壤的問題，使大豆在美國的產量激增。到1942年美國種植大豆的面積達15102萬英畝，光大豆部分的收入就達2億美元。每英畝的產量達187蒲式耳。Swingle，“OurAgriculturalDebttoAsia”，Christy，ed，TheAsianLegacyandAmericanLife，pp88~89大豆成為美國7種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
西洋參雖然不是從中國引進的，乃是北美土生的植物，但卻是因中國而被發現的。
眾所周知，人蔘作為一種藥材和補品在中國非常受歡迎。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有很多關於人蔘功效和中國人喜歡人蔘的報道。前文提到的杜赫德的《中國通志》在北美流傳甚廣，其中有很多關於中國人蔘的記載。旅居北美的法國耶穌會士約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coisLafitau）在1715年注意到歐洲出版的書籍中有關人蔘的描述，於是開始在北美尋找這種植物。拉菲托後來回到法國，於1717年1月在法國一家耶穌會士的雜誌上發表文章，稱印第安易洛魁部落一種叫garentogen的植物就是中國的人蔘。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491738年，前文提及的富蘭克林的朋友、植物學家約翰·巴特拉姆在賓夕法尼亞也發現了這種人蔘。富蘭克林在1738年7月27日出版的《賓夕法尼亞公報》上報道了此事。富蘭克林說：“我們很高興地向世界宣佈，著名的被稱作人蔘的中國人或韃靼人的植物，在本省薩斯奎漢納（Susquehanna）發現了，有幾棵帶有根莖的整棵人蔘從那裏被運到了本城。這些植物看起來就是商會詞典和杜赫德《中國通志》描述的植物，這種植物的用途非常大。”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5718世紀後期西洋參成為美洲向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首航中國的美國“中國皇后”號商船就載有大量人蔘。
美國現在使用的大黃（rhubarb）也是從中國傳入的。1770年3月12日，當時西弗羅里達在倫敦的代理人約翰·伊利斯（JohnEllis）給居住在喬治亞殖民地薩凡納的詹姆斯·哈伯沙姆（JamesHabersham）寄了一些大黃的種子。哈伯沙姆於7月10日收到這些種子後分給當地幾位最優秀的園藝學家，其中包括鮑恩。1772年富蘭克林也在蘇格蘭獲得了大黃的種子，他把這些種子寄給了費城的約翰·巴特拉姆。HymowitzandHarlan，“IntroductionofSoybeanstoNorthAmerieanbySamuelBowenin1765”，EconomicBotanu，Vol，37，No4，October-December1983，p375
在18世紀70年代，中國的高地稻（uplandrice）、巴豆樹（crotonsebiferum）和木油樹（thetallowtree）都傳到了美國。美國植物學家亞歷山大·加登（AlexanderGarden）博士在1772年12月28日出版的《南卡羅來納和美洲綜合公報》（SouthCarolinaandAmericanGeneralGazette）上撰文稱，常駐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約翰·布萊克（JohnBradby，Blake）把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高地稻的稻種寄給了他在北美的朋友約翰·埃利斯（JohnEllis），以便在南部殖民地試種，這種稻子在當時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糧食作物。布萊克還把木油樹傳到英屬北美南部殖民地，因為這種樹可以出產介於石蠟和牛脂之間的一種物質，在南部有很大的用途。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pp64~65
鴉片戰爭后，隨着中美交往的加深以及中美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植物和水果的種子被帶回美國，美國有很多水果和蔬菜都是從中國引進的。美國最好的柑橘最初來自中國，一些重要的觀賞性植物如山茶、切洛基玫瑰來自中國，一些漂亮的樹木如銀杏和樟腦樹也來自中國。1897年，戴維·費爾柴爾德（DavidFairchild）在美國農業部下面組織了一個植物引進署（ThePlantIntroductionService），專門負責從國外引進經濟性和觀賞性的植物。20世紀初，植物引進署的農業專家在中國收集了數千包的植物種子和數百捆活着的植物，運回美國。其中PH多塞特和弗蘭克·邁耶（FrankNMeyer）的工作最為突出，多塞特20世紀20年代初期曾在華北地區考察，拍攝了很多中國農作物的照片，對華北地區農作物的種植、收割和病蟲害的防治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記錄，收集了多種大豆標本。
1914年，美國佛羅里達州柑橘類水果普遍發生腐爛，美國決定到中國尋找能抵禦這種水果疾病的柑橘品種。美國農業部植物管理局在1915年派遣農業專家到中國，當時中國長江以南各省種有幾百種柑橘。美國的柑橘專家們不僅在中國找到了抵禦壞死病的柑橘品種，而且發現中國的古書中對柑橘的性能、種植和疾病防治作用有大量記載，米高·哈格蒂（MichaelJHagerty）在農業部植物管理局官員瓦爾特·斯溫格爾（WalterTSwingle）的支持下將《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中關於柑橘的部分共500頁內容翻譯成英文，大大促進了美國人對柑橘知識的了解。據斯溫格爾的估計，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有很多其他柑橘類水果，包括最好的橙子品種都源自中國。Swingle，“OurAgriculturalDebttoAsia”，Christy，ed，TheAsianLegacyandAmericanLife，pp，98~99
關於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對美國動植物發展的貢獻，美國農業部植物管理局的官員在20世紀40年代初曾有過這樣一番評論：
沒有亞洲動植物的引進，美國乃至整個西半球的農業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發展，除了暴躁的美洲駱駝和火雞外，我們就不會有其他家養的動物。我們可能會有一些不錯的食用植物、馬鈴薯、玉米、豆類和西紅柿，但我們沒有綠色蔬菜，除了亞熱帶鱷梨和幾種李子、葡萄和漿果外，我們缺乏一些重要的水果。
如果我們被一種惡意的魔法突然剝奪了我們正在使用的所有亞洲動植物，我們一開始的反應可能是驚愕，接着就會是恐懼，不久就會是挨餓，除非我們能夠馬上動員世界上所有的交通設施給我們提供食物，同時也提供製作冬衣的羊毛、製作鞋子的皮革和一大堆日常生活必需品。Swingle，“OurAgriculturalDebttoAsia”，Christy，ed，TheAsianLegacyandAmericnaLife，p84
三中國藝術品在美國的傳播
在殖民地時代初期，美國人民普遍比較貧窮，收藏藝術品還是一種奢侈。到18世紀中期，在東北部大城市如波士頓、紐約、費城和巴爾的摩等地出現了一些富豪家庭，南部殖民地的種植園主也集聚了大量的財富，其中一些人開始收藏藝術品。當時適逢歐洲興起羅可可藝術風格（therococoaesthetic），人們厭倦古典藝術風格，對帶來清新之風的中國藝術非常推崇，興起所謂的“中國風”（Chinoiserie），北美也受到這種藝術潮流的影響。當時美國東海岸一些家庭室內用中國藝術品進行裝飾，傢具風格模仿中國。中國的壁紙、瓷器、齊本達爾式的傢具（指Thomaschippendale設計的採取中國樣式的傢具）和中國的手工藝品大量輸往美國。在美國一些18世紀的酒館和家庭的舊址發現了大量中國瓷器的碎片證明了這一點。美國東海岸的富商們還按照中國的風格和樣式建造房屋和花園，花園內有中國式的亭台樓閣。1793年在紐約就出現了中國風格的花園，是紐約最早的花園之一。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AmericanImagesofChinaandIndia，p93
大量中國商品，特別是絲綢、瓷器和手工藝品輸往美國的同時，還傳遞了美好的中國形象，其價值遠遠超出了一般商品的範圍。特別是瓷器不僅是美國家庭的裝飾品和富有的象徵，而且成為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它使美國人能夠了解到中國的地理、歷史、農藝、陶瓷工藝、建築、書法、繪畫和神話傳說，通過手工藝品傳遞給美國人的中國形象無疑是積極的。美國記者伊羅生在1958年稱它們向美國人“提供了關於中國的初步印象，這一印象是浪漫、激情、朦朧、美好、遙遠、奇妙、典雅和危險的混合體，直到今天，這一印象仍對美國人的中國觀產生影響”。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p67在美國革命初期，富蘭克林把英國國王比喻成“雅緻而高貴的中國花瓶”（fineandnobleChinaVase），Willcox，ed，ThePapersofBenjaminFranklin，Vol24，1984，p260言外之意，英王外表雖然顯得高貴漂亮，但裏面則是空的，以此比喻英王的無能。
19世紀初由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瓷器，現收藏於明尼蘇達歷史學會博物館
但早期運往美國的瓷器主要是出口用的，價錢較便宜，大多為普通的日用品，藝術含量不高，不能反映中國藝術的真實水平。根據目前的研究，首批中國藝術品流向美國是在179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位職員霍克格斯特·布拉姆（HouckgestAEVBraam）於1790—1795年間在中國工作，1796年移居美國，他赴美時帶了2000幅中國繪畫和大量的中國傢具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中國藝術品。布拉姆還在費城郊外的特拉華河西岸建造了一個中國式的住宅，起名“中國退隱園”（ChinasRetreat），樓頂上是一寶塔，裏面裝有包括17個中國人物塑像的立體佈景。中國退隱園作為地標性的建築一直存在到1970年。布拉姆本人在1798年攜帶中國藝術品去了英國，大部分藝術品於1799年在倫敦著名的克里斯蒂拍賣行（ChristiesLondonauctionhouse）被拍賣還債。WilliamJBrinker，“Commerce，Culture，andHorticulture∶TheBeginningsofSino-AmericanCulturalRelations”，ThomasHEtzold，ed，AspectsofSino-AmericanRelationssince1784，NewYork∶NewViewpoints，1978，pp11~12∶WarrenI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n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p6
19世紀初出口到美國的中國油畫，現為美國私人收藏
1838年，在對華貿易中致富的商人內森·鄧恩（NathanDunn）在費城舉辦了中國藝術展，這是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個東方藝術展。展覽展出了1200多件中國藝術品，包括瓷器、繪畫和傢具，其中包括與真人一般大小的人物塑像，這些人物包括中國各個階層，有皇帝、高級文武官員、行商、陶瓷工人、茶農和船工。120頁的展品目錄單對藝術品有詳細的介紹。鄧恩在廣州居住約有10年，與中國的行商和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對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他認為美國人對中國藝術品的理解不應停留在對異國情調的好奇上，而應更進一步了解中國的藝術精品，通過藝術品了解中國的文化。據說他花了5萬美元收集這些中國藝術品，花8000元組織展覽。展覽獲得了巨大成功，在展出的3年時間裏，約有10萬人參觀了展覽。Brinker，“Commerce，Culure，andHorticulture∶TheBeginningsofSino-AmericanCulturalRelations”，Etzold，ed，AspectsofSino-AmericanRelationssince1784，p12；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p10~11當時著名政論家西德尼·費希爾（SidneyGeorgeFisher）在看完展覽后評論說，展覽“展示了中國人生活的完美圖景”，“沒有什麼比中國的藝術品更有趣、更輝煌”，中國瓷器“超乎尋常地美妙”。費希爾感嘆說“我以前從不知道中國人如此奢華和精緻”。JeanCordonLee，PhiladelphiansandtheChinaTrade，1784—1844，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84，p16
鄧恩的展出無疑達到了目的，使美國人看到了中國不僅有用於出口的普通瓷器，還有藝術精品，而且通過藝術精品對中國文化有了進一步了解。鄧恩的展覽刺激了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鴉片戰爭后，顧盛使團來華以及1844年《望廈條約》的簽訂使美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增加。約翰·彼得斯（JohnPeters）和巴納姆（PTBarnum）在美國內戰前曾組織了兩個中國文化展。在19世紀60年代，美國兩個最重要的收集中國藝術品的人物是駐華公使蒲安臣（AvtsonBurlingame）和來華著名傳教士並曾擔任過美國使團中文翻譯的衛三畏（SamuelWWilliams）。蒲安臣收集了不少瓷器、漆器和手工藝品帶回美國，這些藝術品於1917年在紐約州的塞拉庫斯博物館展出。衛三畏收集了大量中國瓷器，他收藏的瓷器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非一般的商品。馮承柏：《中國與北美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頁。
內戰結束后，美國迅速完成工業化，並積聚起巨大的財富。收藏藝術品本身既是致富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徵，因此不再是零星的個人的業餘愛好，而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美國一些大城市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最早一批藝術博物館，如華盛頓特區的科科倫美術館（CorcoranGallery）、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藝術博物館（BostonMuseumofFineArts）。當時在收集東方藝術品方面的重要人物是巴爾的摩的沃爾特斯（WTWalters），他在內戰後通過投資南方鐵路致富，在1894去世時收集了近2000件中國陶瓷，構成今天巴爾的摩沃爾特斯藝術館（WaltersArtGallery）的主要收藏。另一位著名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是紐約的塞繆爾·埃弗里（SamuelPAvery），其兄弟艾忭敏（BenjaminAvery）於1874—1885年間擔任美國駐華公使。塞繆爾·埃弗里對中國的陶瓷非常感興趣，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藝術的偏好，美國很多大的藝術博物館都有中國陶瓷的收藏，這與他的影響不無關係。1879年，他把自己收藏的大部分中國陶瓷藝術品賣給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是該博物館首次收藏東方藝術品。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9
1876年美國在費城舉辦了紀念美國獨立100周年世界博覽會。中國在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組織下挑選中國古代的瓷器和國畫參加了博覽會，中國藝術品吸引了很多參觀者。
1893—1919年是美國收集東亞藝術的黃金時代，成千上萬的中國的無價之寶流入美國。東亞藝術收藏和展覽方面的教育工作在這一時期也開始了。在美國各大博物館，收藏東亞藝術品開始風行。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世界博覽會，會上展出的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品激起美國人對東亞藝術的廣泛興趣。由於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動蕩，中國大量藝術品流向國外，一些考古發現被劫掠。這一時期對收藏東方藝術具有重要貢獻的兩個人物是查爾斯·弗利爾（CharlesLangFreer）和福開森（JohnCFerguson）。
弗利爾原為火車車廂製造商，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收集藝術品，最初對日本藝術非常感興趣，後來又轉向中國繪畫。到1905年，弗利爾已成為美國、歐洲和日本藝術界公認的美國最大、最淵博的東亞藝術收藏家。弗利爾不僅是收藏家，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位藝術教育家，他把自己的藝術收藏向公眾開放，教育公眾欣賞亞洲藝術的價值和重要性。他以低價向芝加哥、費城、明尼阿波利斯和克利夫蘭的博物館出售自己的藏品，幫助這些博物館建立東亞藝術品收藏。弗利爾在司戴德等人的支持下曾在北京的使館區建立了一個美國考古學校，專門訓練中國古代藝術品鑒賞和保管方面的人才。弗利爾沒有子嗣，為了在其死後保持其藏品的完整性，他決定將其所有藏品捐獻給國家。1905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說服國會接受這些藏品，由聯邦政府下屬的史密森學會負責保管其藏品。最後他將自己所有的收藏，共約9000件藝術品捐獻出來，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美國國家藝術館——弗利爾藝術館（FreerGallery），該館於1923年5月開始向公眾開放。馮承柏：《中國與北美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頁；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p54~56作為20世紀初美國東方藝術的權威，弗利爾是美國東亞藝術收藏史上貢獻最大的人物。
福開森是來華的美國傳教士，1899年在盛宣懷的支持下在上海創辦《新聞報》，該報很快成為上海最大的日報，為福開森贏得巨大的財富。他熟悉中國語言，不僅自己辦報，而且為美國雜誌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和《北美評論》（NorthAmericanReview）撰寫關於中國的文章，著有關於中國藝術的書籍多種，是有名的中國通。福開森曾擔任過清政府派往美國的特使，被譽為北京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一度是美國駐華公使的熱門人選，與幾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詹森等人交遊甚厚。民國成立后，原清朝貴族和官員失勢，大量出售自己收藏的藝術品，福開森與這些人交遊甚多，遂大量購買。福開森對美國東亞藝術品收藏的貢獻還在於促使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1912—1913年開始收集中國藝術品，並充當博物館在中國的購買代理人。大都會博物館建立於1870年，但除在1879年接受塞繆爾·埃弗里的收藏外，東方藏品並不多。福開森為博物館大量購買中國繪畫、陶瓷和青銅器。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經歷了軍閥混戰、國民革命和日本的入侵，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同時民族主義的興起也使國人對中國文物和藝術品流向海外極為敏感，視之為西方列強對中國文物的掠奪和民族的恥辱。這些都影響到美國對中國藝術品的收集和研究。這一時期美國東亞藝術收集方面的重要人物是約翰·E洛奇（JohnEllertonLodge）。其父是美國著名的共和党參議員、曾長期擔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E洛奇在1920—1942年間長期擔任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的館長，他發起組織赴華考古隊，由知名考古學者卡爾·畢曉普（CarlWBishop）任隊長，多次來華，受到美國駐華使館的支持，也得到北京政府和一些軍閥如吳佩孚的配合以及一些中國學者的協助。1931年國民政府頒佈法律，宣佈所有地下文物為國有。1933年，畢曉普考古隊停止了在中國的活動。
1935—1936年間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科學院舉辦了中國藝術展，展品包括世界各地私人和官方收藏的中國藝術品。這是在海外舉行的最大的中國藝術展。國民政府行政院把一些國寶級的文物運到倫敦去展覽，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古代藝術的成就，引起巨大轟動。一些美國人士建議把這些國寶級文物運到紐約去展覽，讓美國人了解中國的藝術與文化成就，以利於美國人民支持中國抗戰。因運送中國文物需要美國海軍護送，因此展覽必須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但美國國務院出於對日關係的考慮，對此事非常冷淡。
直到1961年，即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台灣在亨利·魯斯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才在三藩市組織了這樣的展覽，展出了大量國寶級文物和藝術品。展覽引起極大的轟動，西方的藝術史家和博物館的館長從未見過如此高質量的中國繪畫，中國繪畫研究開始成為剛剛興起的東亞藝術史研究的中心。過去曾經忽視中國繪畫和質疑中國繪畫藝術價值的私人收藏家和藝術博物館的館長們改變了過去的看法，爭相參觀展覽。
在攝影技術出現之前，藝術品提供了一個國家的形象，例如喬治·華盛頓對中國的認識主要來源於中國瓷器上的中國風景。中國藝術品所傳達的中國形象是美好的。美國記者伊羅生在20世紀50年代曾這樣評價中國藝術品給美國人留下的印象：“‘優雅’和‘精緻’二詞，幾乎總是與遍佈在我們周圍的、被如此眾多的博物館收藏的中國藝術品聯繫在一起，包括青銅器、玉器、象牙製品、瓷器、繪畫、捲軸、珍貴的絲綢、掛毯，並且不可思議地古老。”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AmericanlmagesofChinaandIndia，pp90~91
中國藝術品在美國傳播所產生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促進了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美國人民不再把中國藝術品僅僅當作異國情調，而是研究和欣賞其中的美學價值、藝術風格和象徵意義，而這種欣賞會轉化成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尊重。正如孔華潤（WarrenACohen）所言，“接受東亞藝術作為一種真正的藝術是接受東亞人作為真正的民族的第一步。如果他們的藝術是精緻的——熟練（sophistication）、技巧（skilI）和天才（genius）的產物，那麼他們就是一個具有熟練、技巧和天才能力的民族”。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32自18世紀晚期以來中國藝術品在美國的傳播雖然沒有改變美國人的優越感和賜福於東方的信念，但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加強了中西方文化的對話。美國人對中國古代輝煌文明的欣賞和尊崇與中國藝術品的傳入顯然有着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中國藝術品也影響了美國人的審美情趣和對藝術與美的理解，影響了美國的建築和繪畫的風格。同時藝術的交流也是國際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在美國與東亞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國家常常把藝術展覽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以促進外交政策目標和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中國藝術品在近代大量流向美國也反映了美國不斷增加的實力和中美兩國之間不平等的關係。
本章的研究表明，中美文化關係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自18世紀中後期以來，中國文化，無論是以儒家倫理為代表的觀念文化還是以大豆為代表的物質文化，抑或是中國的藝術品都對美國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美國文化從來也都不僅僅是西方文明的產物，而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結果。正如伊羅生所言，“事實上，在很久以前，中國的花邊就被織入美國的織物中”，“與美國人整體經歷的圖案相比，這些鑲嵌在美國拼圖中的中國碎花兒沒有多大，但它們也不小。它們顯然可以被肉眼所看見”。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AmericanImagesofChinaandIndia，pp67，69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傳播對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現代美國的崛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1馮承柏：《中國與北美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HaroldRIsaacs，ScratchesonOurMinds∶AmericanImagesofChinaandIndia，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Press1958
3AOwenAldridge，TheDragonandtheEagle∶ThePresenceofChinaintheAmerican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3。
4WarrenICohenEastAsianArtandAmericanCulture∶A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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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chelOksenbergandRobertBOxnam，eds，DragonandEagle∶US-ChinaRelations∶PastandFuture，NewYork∶BasicBooks，Inc，1978
9JeanGordonLee，PhiladelphiansandtheChinaTrade1784—1844，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84
10WilliamBWillcox，ed，ThePapersofBenjaminFranklin，28vols，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