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跨越太平洋

——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林被甸

在浩瀚的太平洋兩岸，一邊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古國，另一邊是同樣有悠久和燦爛文明的拉丁美洲。這兩大文明之間的接觸與交流的歷史，構成了人類文化交往歷史上引人入勝的一章。這一交往始於何時，到目前仍是一個歷史之謎。因為雖然中外學者對於哥倫布航行美洲之前中國人是否到過美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猜想，但是皆尚未得到歷史的證實。目前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地區之間的接觸和聯繫，是16世紀以後伴隨着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而建立起來的。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拉丁美洲是個後來者，中拉雙方之間的交流比起與中國周邊及舊大陸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要晚了一大步。但是，16世紀發生的最初接觸和交流，則是中國首次跨越了太平洋，從而譜寫了與大洋另一邊陌生世界聯繫和交往的新篇章。

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發生的聯繫和交往，與歷史上中國同周邊國家那種傳統聯繫和交往是很不相同的。因受歐洲殖民者的操縱，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表現為一種畸形的特殊形式的聯繫。我國拉丁美洲史專家羅榮渠對此做過很好的論述，他說：“這種聯繫不是通過長期接觸自然形成的，而是通過歐洲殖民者火與劍的征服活動，特別是殖民貿易活動而形成的一種有限的間接文化接觸。在很長時期中，這種次級接觸只是歐洲與美洲、歐洲與亞洲之間雙邊貿易聯繫的副產品，但中國在西方的新興殖民貿易體系中卻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羅榮渠：《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歷史文化聯繫》，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3頁。儘管如此，不同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乃是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與拉丁美洲兩種文化一經接觸，就不可避免地會在不斷努力擺脫殖民主義羈絆過程中相互吸納、相互交融，共同為促進太平洋兩岸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做出貢獻。

一對中拉古代文化接觸的探索

關於中國人在哥倫布之前是否到達過美洲的探討和爭論，已經有兩百多年了。雖然至今尚未定論，但它仍然是中外學者所廣泛關注的課題。由於是追蹤為浩瀚太平洋阻隔的東西兩岸古文化的神秘聯繫，不免令人神往，探索和研究熱情百年未減。

人們提出中國人在哥倫布之前到達美洲的依據是中國古代典籍的有關記載和考古學、人類學的某些發現。回顧起來，中外學術界前後出現過三次討論的熱潮。

中國僧人慧深發現美洲說

早在200年前，即1761年，法國漢學家吉涅（JdeGuignes）向法國文史學院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題名為《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最東部幾個民族的研究》，文中提出了“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由此，吉涅拉開了探索華夏和拉丁美洲兩大古文明之間關係的序幕。

吉涅的觀點在西方漢學家中引起了廣泛興趣和討論。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出現了觀點截然相反的兩大派。19世紀末，中國學者開始涉足“中國人發現美洲問題”的討論，也分成肯定和否定兩大派。

無論國內外，兩派論爭的依據主要是中國的一則史料——《梁書·諸夷傳》中有關“扶桑國”的記述。［唐］姚思廉：《梁書·列傳》四八。為敘述方便，茲將該書中關於扶桑國的記述轉錄如下。

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

……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城。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飲宴，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燒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吐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浦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洒掃。經年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叔伯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持肯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史籍中的扶桑木即盛產於中美洲的龍舌蘭、玉米、棉花或仙人掌，史籍中所記扶桑國的建築、文字、刑法制度和奴隸狀況也與古代墨西哥的情況一致。據此，這些學者認為，從慧深聽言扶桑國的大體地理位置判斷很可能是美洲，而慧深是中國人，有的還考證他是宋文帝時期高僧慧基的弟子，452—499年間遠遊美洲，回國后成為北魏宣武帝時期的高僧。有的還舉證，除了《梁書》的記載外，100多年來，墨西哥、秘魯等地出土了大批公元5世紀前後的中國文物；在印第安人的曆法、工藝、音樂與舞蹈等方面保留着許多明顯的中國遺風。這成為慧深到達美洲的重要旁證。

另有一些中外學者則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梁書》中所述的扶桑國不是在墨西哥，而可能是在日本；《梁書》說得很明白，慧深是扶桑國人，不是中國人；《梁書》中所說引慧深說485年罽賓（今克什米爾一帶）僧人到扶桑國傳播佛教一事，顯然與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無任何相似之處，倒是與日本接受和弘揚佛教的社會現實相符；所述扶桑木其特徵與龍舌蘭、玉米、棉花均不甚相似，不可能是這三種植物中的任何一種；另外，《梁書》中記扶桑的某些官職和社會習俗也不見之於美洲古代社會，倒可以在日本的社會發展中找到痕迹。

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幾乎一致支持吉涅的觀點，代表人物有朱謙之朱謙之：《扶桑國考證》，香港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考》，《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陳志良陳志良：《中國人最先移殖美洲說》，《說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40年。和馬南邨馬南邨（鄧拓）：《誰最早發現美洲》等三篇短文，《北京晚報》，1961年9月，見《燕山夜話》二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等。1947年，韓振華在《福建文化》上發表《扶桑國新考證》一文，是最早提出反對意見的中國學者。1962年羅榮渠發表《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羅榮渠：《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同題》，《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4期。一文，20年後又發表《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羅榮渠：《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產生了廣泛影響。由此，中國學術界改變了“一邊倒”的傾向，形成了兩派不同觀點的爭論，但至今未獲得共識。當代國外學者對此也看法不一，例如，墨西哥學者古斯塔沃·瓦加斯·馬丁內斯（GustavoVargasMartinez）就明確指出，扶桑國絕不可能是墨西哥。GustavoVargasMartinez，Fusan，ChinosenAmericaantesdeColon，quotedfromDiegoLChou，Loschinosenhispanoamerica，CuadernodeCienciasSociales，124，SedeAcademica，CostaRica，FLACSO，SanJose，2002，pp10~1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關於公元5世紀中國僧人慧深發現美洲的爭論尚未結束，一些學者又提出3000年前殷人揚帆東渡的新物證，於是，引發了一場新的爭論。

殷人東渡美洲說

這場爭論是從美國傳來加州海岸發現“石錨”的消息引起的。1973年11月，美國地質調查局的一艘打撈船在加利福尼亞南部海岸外巴頓·埃斯卡普門地區（PattonEscarpment）水下打撈出一件中間有孔的圓形人工石器。石器表層覆蓋有三毫米的錳礦外衣。按錳積聚率每千年一毫米來推斷，沉海已兩三千年。1975年初，兩位美國潛水員又在加州洛杉磯附近帕洛斯·維爾德半島（PalosVerdes）雷東多海灘（RedondoBeach）水下撈出9件人工石器，其中5件被認為是石錨。這批石器比第一次發現的體積大好幾倍。

據此，加州聖地亞哥大學海洋考古學家詹姆斯·莫里亞蒂和他的助手皮爾遜發表了兩篇論文，LarryJPiersonandJamesRMoriarty，“StoneAnchors∶AsiaticShipwrecksofftheCaliforniaCoast”，QuarterlyBulletinoftheAnthropologicalAssociationofCanada，vol18，No3，1980認為使用這些大石錨的古老船隻可能來自中國。於是，這些石錨被認為是發現美洲的新物證，中國人發現美洲的爭論再起。

1979年8月19日，房仲甫在《人民日報》國際副刊上發表《中國人最先到達美洲的新物證》一文，支持墨里亞蒂的觀點，並結合中國航海史和使用船錨的歷史加以論證。1981年12月5日，他撰文《揚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提出“石錨”為殷人東渡美洲遺物的新見解。房仲甫：《揚帆美洲三千年——殷人跨越太平洋初探），《人民日報》1981年12月5日。他說，“為人所知的中國高僧慧深五世紀時雲遊美洲的經歷，都不能說是中國和美洲之間的最早交往”，“武王伐紂前，紂王曾把大軍留駐於被征服的‘人方’（夷方）國（在今山東省）”，後來“殷軍國破家亡，遂逃向海外……漂泊滄溟，經年累月，終至到達了美洲”。他把這些海底“石錨”與3000年前殷人聯繫起來，認為“石錨”正是那些東渡美洲殷人遺留下來的，從而把中國人到達美洲的時間上推了1000多年。

實際上，最早提出“殷人東渡說”的是英國漢學家梅德赫斯特。1846年，他在翻譯《書經》時，猜測公元前1000年左右可能有大批被周打敗的殷人渡海逃亡，漂泊到美洲西海岸，甚至在墨西哥建立了國家。160年後，中國學界有人響應，陳志良發表《中國人最先移殖美洲說》，認為一部分殷民族由被紂王囚禁過的箕子率領，向東北遷徙最後到了美洲。殷人東渡說舊話重提還同奧爾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考古新發現有關聯。中美奧爾梅克文化、南美查文文化興起的時間為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好與殷人到達美洲的時間相吻合。同時，學者們還注意到“奧爾梅克文化與東方文化之間存在着廣泛而引人入勝的未知聯繫，特別是呈現出一些很強的中國特徵”。EugenioAnguiano-Roeh，”MexicosDiplomacytowardsChina”，ineditedbyGracieladelaLama，China，México，ElColegiodeMéxico，1982，p147據此，有學者為殷人東渡做了具體設計：南下殷人或漂至台灣，偶趁黑潮海流，沿日本列島之東北，順西風漂流，過阿留申群島之南的太平洋海域而至北美（即發現“石錨”處），再趁加利福尼亞海流而至墨西哥。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歷史》1983年第3期。作者在文中表示，當年自西向東通過自行漂流橫渡太平洋是不可能實現的，並稱“近年用電子計算機對上述自西向東漂流的模擬航向試驗結果表明，其機會為零”。儘管如此，作者仍然為殷人精心設計了到達美洲的航線。不難發現，這一路線圖乃是作者“今為古用”，借用了一千五百年後馬尼拉大帆船的航海路線圖。登陸后，在拉文塔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進而往南影響到秘魯，形成了查文文化。

由於這場爭論是由“石錨”引起的，所以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石錨”問題上。墨里亞蒂的論文見報后，“石錨”說很快受到了質疑。1980年經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地質系測定，在帕洛斯·維爾德發現的石器是方解石含量很高的頁岩，這是“加州南部最常見的岩石之一”。FrankJFrost，“ThePalosVerdesChineseAnchorMystery”，Archeaology，Jan/Feb，1982從某些石器上取樣證明，為石灰質岩料，這種岩料分佈在包括我國台灣在內的環太平洋廣大區域，而不在我國大陸，因大陸缺乏海相第三紀灰岩。孫榮圭：《美洲石錨與中國航海》，《地質學史研究會會訊》1982年第1號。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水域中發現的這類遺物越來越多。數量如此眾多，似乎就難以用偶然遇難的沉船遺物來解釋。至於這些石器沉水的年代，是根據第一次發現的“石錨”表面覆蓋有3毫米錳礦外衣推算出沉海已有兩三千年，但錳積聚率的快慢與石器水下周圍的環境有密切關係，不能依據表面的錳衣濃度做簡單的推斷。第二次出水石器的年代不詳。因此，由此做出石器是兩三千年前的遺物也是不準確的。羅榮渠：《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見《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頁。加利福尼亞歷史學家還提出了另一種解釋，認為這些水下遺物同不到100年前在加州經營漁業生產的華工有關，可能是停泊固定船隻、控制漁網用的。FrankJFrost，“ThePalosVerdesChineseAnchorMystery”，Archeaology，Jan/Feb，1982

關於中國殷商文化與美洲奧爾梅克文化興起的關係，肯定論者所列舉的種種事例，至今還很難說哪一件可以作為具體確鑿的證據。在研究方法上，他們往往局限於某種器物和習俗的對比，忽視文化形態的整體研究，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要講到。

除了“慧深發現美洲說”和“殷人東渡說”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看法，即“法顯發現美洲說”，但對此討論不多。1900年法國學者最早提出法顯先於哥倫布到達美洲的觀點，並見諸報端。隨後，國內章太炎發表專論，支持此說。但法國報紙和章太炎的論據和論斷有許多錯誤，難以令人信服。故此說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例如，章太炎根據《佛國記》所記法顯在南海航行遇風漂流到耶婆提國的史實，認為耶婆提即南美的耶科陀爾（厄瓜多爾）。厄瓜多爾（ecuador，赤道）系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之後才有的名稱，故此說根本難以成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連雲山著書對此說進行了考證。他認為，公元412年（東晉義熙八年），中國高僧法顯在斯里蘭卡乘中國商船回廣州途中，在中國南海遇風東航105日，即三個半月，到達“耶婆提”。作者考證，此“耶婆提”不是一般認為的今天的爪哇，而是今墨西哥南部西海岸一帶。法顯在那裏停留了5個月，於次年春，即公元413年（義熙九年）5月乘船西航112日，於當年9月回到山東青島嶗山。他認為，法顯是中國歷史上有明文記載的第一個到達美洲的中國人，又是乘船從美洲回國的第一個中國人。連雲山：《誰先到達美洲——紀念東晉法顯大師到達美洲1580年兼紀念哥倫布到達美洲5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有的學者指出，連雲山的書中沒有提出任何新材料，其證明很難說服人。其實，書中說“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純屬猜想。做這樣的猜想，作者不是第一人，此前早已有人提出過，只是沒有證明，也無法證明，因此很難被學術界接受。當然更談不上是什麼新的發現。王邦維：《法顯與〈法顯傳〉：研究史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版第4期。

鄭和船隊發現美洲說

2002年，英國海軍退休軍官加文·孟席斯，寫了一本題為《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書，聲稱明代鄭和船隊先於哥倫布最早到達美洲。該書在60多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出版，一時頗為轟動。於是，在紀念鄭和航海600周年之際，又掀起新一輪“中國人發現美洲”的討論熱潮。

孟氏書中涉及的年代，奧爾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早已消失和湮沒在莽莽叢林之中，只有瑪雅人還活躍在美洲中部這片土地上。因而，瑪雅人的生活及其文化成了孟席斯關注和研究的對象。他曾親自到包括尤卡坦半島在內的美洲廣大地區進行考察，認為早期中國人對瑪雅地區的影響“隨處可見”，以至可以把那個時代的南美大陸稱為“中國美洲”。書中還對他所考察過的瑪雅地區做了這樣的描述：與中國的“環境如此相似，婦女的服飾如此熟悉，清晨母雞‘咯咯’的聲音也如此親近，人也是那麼相似，如果誤認為身處中國，是可以原諒的。”在孟席斯的眼裏“瑪雅人的世界”簡直就是“中國人的世界”，中國人在哥倫布之前到達了美洲，乃是確定無疑的事實。［英］加文·孟席斯：《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京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150頁。

孟氏的“鄭和船隊發現美洲說”，當然也引起了中國學者的興趣和關注，但實際呼應者寥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本書洋洋幾十萬言，提出了諸多新見解，如鄭和手下大將周滿的船隊如何通過大西洋抵達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瑪雅人又如何深深受到華夏文明的影響等等，言之鑿鑿，但幾乎沒有提供什麼具體的資料或實物作為證據。這樣，就很難開展學術性的對話和討論。不過，中國拉美學界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他的觀點做出了回應。這是因為近一二十年來，我國與拉美國家的文化和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有更多機會去了解這個地區的早期歷史，出版了不少研究瑪雅等印第安古文化的著作。郝名瑋、徐世澄：《拉丁美洲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蔣祖棣：《瑪雅與古代中國——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胡春洞：《瑪雅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朱龍華：《叩問叢林：瑪雅文明探秘》，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大雄：《失落的文明：瑪雅》，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筆者近期訪問拉美時，也對尤卡坦半島瑪雅文化一些代表性遺址進行了考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被甸：《探訪瑪雅——兼評G孟席斯關於瑪雅文化來自中國影響的觀點》，《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1期。在這些已出版的著作中，有的也深信古代瑪雅與中國存在過歷史聯繫，然而，更多學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瑪雅文化和其他印第安文化一樣，是在與外部世界相隔絕的條件下獨立發展起來的，瑪雅文明自成一體，自有源頭。主要表現在：

1瑪雅文化的獨特性。由於瑪雅文明是在與亞、非、歐古代文明相隔絕的條件發展起來的，因而，瑪雅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和文化藝術自成一格，表現了與中國和舊大陸不同的特色。

打開地圖，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中部美洲”與南部中國幾乎處在同一緯度上，有類似的生態環境，都以農業為生，但他們天各一方，創造了不同類型的文化。中部美洲植物資源豐富，品種繁多，瑪雅人培育了玉米、馬鈴薯、紅薯、西紅柿、辣椒、煙草和可可等作物，這些農作物在中國和整箇舊大陸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另一方面，這裏雖然同樣是原野遼闊、森林茂密、高山綿延，但卻少有大型哺乳動物繁衍，牛、馬這些大牲畜是哥倫布之後從舊大陸傳入美洲的。瑪雅人沒有大牲畜、沒有金屬工具，也從未使用車輪，他們是在這樣的“三無”條件下進行農業生產、從事文化創造的。瑪雅人發明了同時代世界上最精確的曆法，計算出一年為365242天，與現代天文學計算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創造了美洲獨一無二的象形文字和20進位的數學，為世界上最早認識和使用“0”概念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或3世紀，瑪雅人已發明了記數系統，其中使用了大量“0”的概念。參見西爾瓦納斯·G莫萊：《全景瑪雅》，文靜、劉平平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05頁。在世界其他地區，印度文明中最早出現了“0”這個數學概念，時間上也晚於瑪雅人。瑪雅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還表現在他們修建宏偉的金字塔、廟宇殿堂等建築上的成就。這一切使得瑪雅文化成為印第安古代文明的傑出代表。

19世紀，在瑪雅遺址被發現時，一些西方學者很難把眼前的宏偉建築同他們心目中野蠻落後的瑪雅人聯繫起來，就解釋說這些建築物是舊大陸某些人們的傑作。只有J斯蒂芬斯完全擯棄了當時流行的所謂“文明擴散論”，斷言這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未知古老文明，為同一民族所創造。斯蒂芬斯最先確立了瑪雅文明的獨立地位，為瑪雅考古學的創立奠定了基礎。斯蒂芬斯（JohnStephens）關於瑪雅文明的代表作有：IncidentsofTravelinCentralAmerica，Chiapas，andYucatan（1841）；IncidentsofTravelinYucatan（1843）

瑪雅文化的獨特性表現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當你去實地考察瑪雅文化遺址時，首先給你的強烈印象，是瑪雅別具一格的城市建築佈局。以現今保存最為完好的奇琴伊察為例，整個中心區佔地面積約為10平方公里，位於廣場中心高達30米的庫庫爾坎（羽蛇神）金字塔是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性建築，環繞金字塔周圍的建築群有武士廟、美洲豹神廟、北極星神廟和螺旋形觀象台。這些神廟殿堂氣勢雄偉，令人肅然起敬。稍遠處為“修女院”、群房、浴室、鹿房、賽球場和集市廣場等，這些主要是供祭司、貴族居住和活動的場所。再遠處就是正北方向的“聖井”，人們常常把少女投入井中祭神求雨。諾大城市，其中心地區除有一處用於集市貿易的廣場外，沒有街道，少有民居，可以想見平日裏的一片肅穆景象。只有舉行宗教祭祀活動，人們才從四面八方聚集到這裏來。廣大印第安人則分散居住在市區外邊緣地帶的小茅屋裏，他們甘於為眾神靈默默奉獻一切，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瑪雅人有活人祭祀的習俗。如果你登上庫庫爾坎金字塔，這樣一幅古代瑪雅人社會生活的全景圖就會清晰地呈現在你的眼前。瑪雅文化聚落中心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但基本格局千年未變。可見，瑪雅文化聚落是以中央廣場和大型宗教性建築為中心規劃而成，表現了強烈的宗教色彩，而古代中國的聚落則以政治統治為中心，宮殿建築和軍事防禦被置於規劃的中心地位，表現了王權至上的特色。按照瑪雅人的世界觀，他們的每一天和生活的各個角落都由眾多的神靈以及他們的代表祭司管理着，生活在以“神權”為中心的世界裏，這與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國古代社會相比較，兩種文化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

只要稍加留神，瑪雅人在建築工藝上的特色也引人注目。筆者在考察中特別注意了拱頂結構，這種拱頂結構被認為是瑪雅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美］西爾瓦納斯·G莫萊：《全景瑪雅》，文靜、劉平平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7頁。瑪雅人建造拱頂採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把向上疊壓的石塊逐級內收到最頂端，形成一道狹長缺口，最後在缺口上橫蓋一塊拱頂石。這種尖狀拱頂在建築學和美學上別具一格，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們在建造拱頂時，只知道利用疊壓產生的支撐力，不知道重壓引起的應力能產生特殊的效果，這樣，在建築跨度和結構耐久力方面自然就受到局限。所以，他們的建築物，看上去宏大壯觀，內部開間卻十分窄小，實用性上大受限制，而且容易坍塌。在參觀遺址時，往往僅看到一根根殘留的廊柱和斷壁，建築物的頂部大多蕩然無存，想來與此有關。在我國古代造橋建房中廣泛應用了圓拱結構，為建築技術中的一絕，可以經受千百年風雨的考驗。如果瑪雅人了解和掌握這門技術，他們在建築中不會一無採用，今天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陶器作為文明進程的標誌備受研究者的重視。我國青年考古學者張祖棣以陶器為重點，進行了“瑪雅與古代中國”的專題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曾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工作。在講到為什麼會選擇這一課題時，他回憶說，一次，當他進入哈大皮博迪博物館哈佛大學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在1888—1915年曾向中美洲派遣了多支考古隊，擁有豐富的相關館藏。大倉庫，見到擺放在那裏的瑪雅陶器，竟然產生了“似曾相識的感覺”。腦子裏便出現了串串疑問：“這相似由何而來？難道這跨國萬里、時越數千年的兩個文明之間真有鬼使神差？”帶着這些疑問，他進行了幾年的苦心研究。他廣泛搜集資料，把兩種文化的陶器加以分類排比，就陶器的形制、裝飾技法、紋飾圖形和使用功能等方面進行了對比研究。他完成了題為《瑪雅與古代中國》的博士論文，最後得出結論說：瑪雅陶器和古代中國的陶器有一些相似，有的還非常相近，但是，它們各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它們的演進自成體系；兩種文化間相似的遺物只是形似，並不反映兩種文化間的直接聯繫。張祖棣：《瑪雅與古代中國——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191頁。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歷史上曾有多批古代中國人漂洋過海來到美洲，有的還是浩蕩船隊，規模不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在農作物品種、家畜飼養、生產工具、器皿用品、建築工藝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等方面，在瑪雅和其他印第安地區不可能不留下某些明顯的痕迹。

2瑪雅文化的連續性。起源於公元前2000年的瑪雅文化，在其長達3000年的發展進程中，如同中華古文明一樣，表現了自身很強的連續性。瑪雅文明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前古典期（前2000—300）、古典期（300—1000）和后古典期（1000—1500）。雖然瑪雅人活動地域廣闊，聚居點分散，“城邦”此興彼衰，從未形成過統一國家，但其文化發展的各階段，前後相繼，保持着固有特色。例如，瑪雅人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有包括發明“0”在內的數字系統，有立碑記事的習俗，有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禮儀。正是勒石建碑的習俗給後人保存了瑪雅文明的確切記錄。通過在蒂卡爾發現的最早有公元292年確切記載的石碑以及公元889年的最後一塊石碑，得以揭示古典時期瑪雅文明的興衰史。石碑與拱門、陶器一起被看作瑪雅文化在考古學上的三大特徵，這三個特徵貫穿於佩騰盆地古典時期瑪雅文化發展的始終。［美］西爾瓦納斯·G莫萊：《全景瑪雅》，文靜、劉平平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7頁。這一切都反映了分佈廣泛、延續上千年的瑪雅文化的同質性和同源性。

把視野從瑪雅文化擴大到墨西哥中部高原文化區，看一看奧爾梅克文化、特奧迪瓦坎文化、托爾特克文化以及後來的阿茲特克文化，同樣可以發現這些文化之間所具有的某種傳承和連續性的特點。例如曆法、神祇、金字塔壇廟、球賽等，都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共同文化特徵。因此，有學者專門創造了一個新名詞Mesoamerica，作為一個大文化範疇，把它們統稱為“中部美洲”文化或“中美文化區”，不是沒有道理的。

瑪雅人崇拜豹神，瑪稚人所崇奉的是“美洲豹”（jaguar），早期西班牙殖民者誤譯為“虎”。文化聚落中心常設有豹神廟。奇琴伊察中心廣場建有一座頗有規模的豹神廟，著名庫庫爾坎金字塔所覆蓋的一座古老廟宇也是豹神廟，這座“廟中廟”至今仍供奉着一尊以綠寶石做斑紋的紅色美洲豹石雕像。可見，在瑪雅文化中豹神爺的地位不尋常。然而面對這些豹神像，你自然會聯想起千里之外3000年前的奧爾梅克文化，那裏曾出土眾多半人半豹的娃娃頭像（亦稱虎娃），它們之間可謂一脈相承。在中美洲叢林中，美洲豹為百獸之王，印第安人把它看作是力量和智慧的象徵，他們常常將自己的門齒修成尖形，小孩兒出生后把前額夾成扁平狀，模仿美洲豹的樣子。可見，豹神崇拜並非舶來品，而是中部美洲自有源頭、自成一體的文化特徵，奧爾梅克文明也是在本土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美洲印第安人源自亞洲，幾萬年前從西伯利亞渡白令海峽來到美洲大陸，這已成為學界共識，也為考古學、人類學所證明。同時，大量歷史事實也說明，作為一種文明形態，印第安古文明是在美洲大地上孕育和繁衍起來的，它和中華古文明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內涵和特質，它們是彼此獨立地完成了從農業興起到文明昌盛的發展過程。有的學者堅持印第安文化接受了中華古文化影響的看法。我們認為，印第安古文化曾受到外來文化某種影響的可能性不應完全被排除，但是，中國和拉丁美洲在哥倫布之前發生過直接交往的說法，至今並未得到歷史的證實。因此，學術界較為一致的意見是，這兩個地區之間的接觸和聯繫的建立乃是近代殖民主義興起的結果。

二馬尼拉帆船開闢了中拉早期文化交流的太平洋通道

16世紀中葉，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開啟了中國與拉丁美洲聯繫的太平洋通道，它不僅架起了中國與拉美密切交往的橋樑，而且溝通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在世界交通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

中國與南洋各國自古以來就有貿易和文化往來。元代到明初，隨着海上交通的發達，交往尤為密切。然而，自西方殖民主義興起后，中國與南洋各國的傳統關係為之大變。16世紀初即明代中葉，葡萄牙殖民者東渡印度洋，先後佔據印度果阿、馬六甲，1557年侵佔澳門。與此同時，西班牙殖民者沿相反方向渡太平洋，侵佔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與葡萄牙殖民者會合於中國的南大門。他們把各自所經之地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從而對世界進行了第一次大劃分。西葡兩國在亞洲大致以菲律賓為界，各自向東、西進行殖民擴張，由此全然改變了中國與南洋各國的傳統聯繫。

葡萄牙在亞洲以澳門和果阿為據點，開闢了“澳門—果阿—里斯本—巴西（或先到巴西再到里斯本）”商貿航線。對於中國來說，這條西向的印度洋通道，是與美洲聯繫的第一條渠道。西班牙在亞洲則以菲律賓為據點，開闢了“塞維爾（西班牙）—阿卡普爾科（墨西哥）—馬尼拉（菲律賓）—中國閩粵口岸”商貿航線。對中國來說，這條東向的太平洋通道，是與拉美聯繫的第二條渠道。中國與拉美關係主要是通過太平洋通道發展起來的，因而太平洋通道為中拉聯繫的主航道。藉助這條航道，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經由馬尼拉運往墨西哥，行銷於拉美各地並遠銷至歐洲。於是，中國古代通往西方的傳統“絲綢之路”主要轉移到太平洋上，形成了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

葡萄牙攝政王若昂收藏的八角形孔雀花紋中國瓷盒（1807年攜住巴西）

行駛在這條航線上的西班牙船隻，一般是一百多噸至三四百噸的三桅帆船，在馬尼拉利用當地木材製作，故叫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aon）。這種以菲律賓為中轉的中國與拉美之間的貿易活動，通常就稱之為“馬尼拉大帆船貿易”。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起始於何時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起始於何時？對此，有幾種不同的說法：1565年說吳傑偉：《大帆船貿易中精神層面的文化交流》，《亞太研究論叢》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頁。、1571年說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中國與世界連接的新視角》，《河北學刊》2004年第3期。、1573年說。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頁。在這些不同說法中，實際上包含兩個具體問題：一個是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航線是何時開闢的，另一個問題是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首航於何時。不同說法的分歧，都與這兩個問題相關聯。

關於第一個問題，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航線開闢於何時？學界大多採用WL舒爾茲的說法。舒氏在其影響廣泛的《馬尼拉大帆船》一書中，開卷第一句話就是：“第一艘大帆船於1565年橫渡太平洋，而最後一艘大帆船於1815年返航入港。”WillianLy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15如此算來，這條航線前後正好持續了250年。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航線的開通發生在16世紀中西班牙殖民勢力佔據菲律賓之後。1565年4月，以米格爾·洛佩斯·萊加斯皮（MiguelLopezdeLegazpi又譯黎牙實比）為司令的遠征軍入侵宿務島，在菲律賓建立起第一個西班牙殖民據點。根據西班牙國王的要求，他們除佔領全部菲島外，還負有另一項使命，即尋找一條橫渡太平洋返回墨西哥的航路。西班牙人稱太平洋為“南海”（SouthSea），海域7000萬平方英里，比大西洋水域大兩倍，比印度洋大三倍，激流洶湧，颶風橫生，是世界上航程最長、風險最大的遠洋航線。但這條航線，對西班牙來說，為維持對美洲和菲律賓島殖民統治的運輸線和供應線，進而實現建立“太平洋殖民帝國”的夢想，是至為重要的。

萊加斯皮把這項任務交給了修道士、航海家安德列斯·德·烏達內塔。此前，他們從墨西哥至菲律賓是由東向西橫渡太平洋到達的，但經原路返航因逆流逆風而不可能，只有向西穿過印度洋、大西洋才可回到美洲，這樣費時費力去繞大圈子是西班牙所不願意的。1565年，這位富有航海經驗的修道士最後探索到了一條經北太平洋由西向東的新航路。是年6月，烏達內塔率“巴勃羅”號起航，先隨季風穿過雷伊泰灣，經聖貝納迪海峽駛入太平洋，再順風北上，繞北太平洋借西風東駛，當靠近北美海岸時，再由西向南航行，於10月8日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歷時129天。後來從馬尼拉開往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都是走的這條航線，馬尼拉大帆船航路由此相對固定下來。只是經後來多次航行，稍微有所調整，即把北太平洋航線一段再向北移至北緯40~42°的海域，以便更好地利用日本至美洲的由西向東的“北太平洋”海流來加快航速。航程一般需時半年。出航時間，通常也定在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以利用季風，並避免7月中旬以後隨時可能遭遇的海上颶風的兇險。相比之下，從阿卡普爾科到菲律賓的返程航線較為便捷：次年2月中旬至3月底離港，先向南行駛，至北緯10~13°海域，借東風西航，橫跨太平洋，經關島至馬尼拉，全程一般需時3個月。

因此，我們可以說，是烏達內塔“巴勃羅”號1565年的航行，開闢了從菲律賓至阿卡普爾科的這條重要的太甲洋航道。

關於第二個問題，大帆船貿易首航於何時？1565年菲律賓至阿卡普爾科航線開闢之時，是否也是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首航之年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開始侵入並局部佔領菲律賓，菲律賓同中國的傳統商貿關係遭到破壞，但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壟斷體制尚未建立起來。中國與菲律賓島早就有友好貿易往來，這種交往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紀漢末和三國時代。周南京：《中國和菲律賓文化交流的歷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頁。到宋元時代，我國商賈乘船至菲島貿易，往來不斷；島上的呂宋等國與中國還建立了“朝貢貿易”關係，呂宋諸港成為中菲貿易的中心。中菲之間延續了千百年的這一傳統友好關係，由於西班牙人的到來而遭到破壞。因為大帆船貿易雖然以對華貿易為基礎，西班牙人繼續利用了中菲間的傳統貿易聯繫，但中菲貿易由此在性質上已發生了變化，被納入到整個西班牙美洲的貿易壟斷體系之中。而在菲律賓，這一壟斷貿易體系是到西班牙佔領馬尼拉、實現對全菲島的統治后才得以建立起來的。“巴勃羅”船上並沒有來自中國的商品，也不能看作是中拉貿易的開始。

其次，菲律賓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航路的開闢，只是為大帆船貿易準備了條件，並不等於大帆船貿易的開始。西班牙侵佔宿務后，1571年4月進而攻取呂宋島，佔有馬尼拉，把馬尼拉作為統治全菲島的首府和通航美洲的唯一港口，西班牙在菲律賓的壟斷貿易體制由此開始確立。西班牙政府禁止外國人與其美洲殖民地直接貿易，這種貿易壟斷政策決定了中國與美洲之間交往的間接性。中國與拉美不能直接通航通商，中國貨物都要人為地經過宗主國西班牙在亞洲的殖民地，中拉貿易聯繫以分段銜接的方式納入到西班牙壟斷貿易體系之中。

西班牙用兵馬尼拉並在那裏開埠，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開展對中國的貿易，建立起這條由西班牙主導的貿易通道。但中拉之間的貿易並非是隨着馬尼拉的佔領就立即開始的。中國在1567年正式開放海禁后，華商得到了較大的海外貿易自由，絡繹有華人商船來菲。據記載，西班牙殖民者與在菲律賓的華商首次接觸是1570年。“RelationthevoyagetoLuzon”（June，1570），inEHBlairandJARoh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s，1493-1898（55vols，CIeveland，1903-09），Vol3，pp75~76到1572年，中國商船才為菲島殖民當局運來了絲貨、棉織品和陶瓷等樣品，經雙方議價成交，商定待來年供貨輸往墨西哥。終於，1573年7月1日，即太平洋航線開闢8年之後，兩艘載着中國貨物的大帆船揚帆首航，離開馬尼拉前往美洲，所載貨物包括712匹中國絲綢和223萬件精美瓷器。WilliamLv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27；HemandoRiguelandothers“LasnuevasgueserivendelasyslasdelPoniente”（January，1574）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ol3，pp246~248這次航行歷時5個月，於同年11月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開端。

因此，可以說：1565年以烏達內塔抵達阿卡普爾科為標誌，為太平洋航道開闢之年：1571年以佔領馬尼拉為標誌，為西班牙在菲律賓建立殖民統治之年。但這一切都只為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做了必要的準備，實際貿易活動並未由此開始。由此可見，考察馬尼拉貿易聯繫的建立，似不宜只着眼於哪一年，因為從太平洋航道的開闢到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開展，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過程，前後歷時8年；只有到1573年，第一艘裝載中國貨物的大帆船抵達阿卡普爾科，才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真正開端。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是以馬尼拉為中轉的中國與拉美的貿易聯繫，航線的西端起點在中國。中國商船主要在福建和廣東兩地港口出海，一般15—20日便可駛臨菲島。中國船隊靠岸后，貨物一經完稅和轉賣，立即被裝到待航墨西哥的大帆船上。從中國港口前往馬尼拉的船，有少數來自澳門。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強佔澳門后，經常把中國貨運至馬尼拉出售，形成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延伸線，澳門成為中國與拉美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另一個基地。因此，太平洋航路一經開通，中拉雙方經濟和文化交流很快發展起來。1573年馬尼拉大帆船首航成功，往返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絡繹不絕，貿易量與日俱增。1575年驟增為14艘。錢江：《1570—1760年的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清代張蔭桓的《三洲日記》描述了當年的貿易狀況：“查墨國記載，明萬曆三年，即西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國。歲有飄船數艘，販運中國絲綢、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亞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爾科港），分運西班牙各島（指西屬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諸島）。其時墨隸西班牙，中國概名之為大西洋。”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五。從1575年起至1815年中拉早期貿易結束，“每年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數通常在20~60艘之間”。WilliamLy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71彼埃爾·肖努對馬尼拉帆船貿易做了專題研究，整理了較詳細的統計資料，羅榮渠據此製作了一份較為簡明的統計表，引用如下：Pierrechaunu，LesPhilippinesetlePacifiquedesIberiques，1960，Pails；羅榮渠：《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頁。

年代總船隻年平均（只）年代總船隻年平均（只）

158098245168069115

159094235169016116

1600226266170019121

1610108361710104115

1620551371720113113

1630287287173012714

1640153153174012916

165057711750127127

1660456417606491

1670294817706187

對於以上統計表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駛往馬尼拉的還包括了來自其他國家的船隻，但在各國船隻中，中國占絕對的優勢，有時全部進口船都來自中國。

深受歡迎的中國絲綢和瓷器

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輸往拉丁美洲的貨物，品種繁多，包羅萬象，各種中國特產、工藝品、日用品應有盡有。而這些貨物中最具特色的要算是中國生絲、絲織品和瓷器。其中絲貨體積小、重量輕，而價值大且廣受歡迎，自然成為越洋遠程貿易的主要商品。因此，馬尼拉大帆船也被稱為“絲船”或“中國之船”（NuosdeChina）。

中國絲綢自古聞名於世，明代中葉以後，絲綢工業發展快速，技術先進，產量豐富，價廉物美，使歐洲同類產品黯然失色。中國絲綢成為美洲市場上的暢銷貨。在1636年以前，每船登記載運的各種絲織品為三四百箱。但在1636年出發的船，其中一船載運的絲貨超過1000箱，另一艘多至1200箱。每箱的容量，以1774年起航的商船為例，內裝珠色廣州光緞250匹、深紅色紗72匹，共重約110多公斤；裝長統絲襪的箱重100多公斤，內裝1140雙絲襪。全漢昇：《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載《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年，第465頁。由此可見，中國與美洲絲貨貿易的盛況。

每當滿載中國貨的大帆船到達阿卡普爾科，還要舉辦大規模的集市。屆時，各路商賈雲集，教堂鐘聲齊鳴，人們載歌載舞，猶如慶祝盛大的節日。阿卡普爾科成為中國貨物的美洲集散地。集市貿易一結束，各有所獲的商人們兵分兩路：一路乘船沿太平洋海岸南下秘魯並轉銷於智利和阿根廷；一路僱用騾隊趕運墨西哥城高價出售，其中部分從墨西哥轉運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西屬美洲其他各地。從阿卡普爾科到墨西哥城這條長達600公里的崎嶇山路，一時因馱運中國貨物的騾隊不絕於道而熱鬧起來，被稱為“中國之路”。

中國絲綢在拉美各地受到廣泛的歡迎。在墨西哥不論男女，都爭穿來自中國的絲綢，綾子、緞子、斗篷、緞帶，“精美絕倫，遍銷全境，以致除中國絲綢外，墨西哥不再消費其他絲織品。結果，西班牙的所有絲織工場都破產了，連經營對印度貿易的商人也因損失巨大而破產了”。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9頁。在秘魯，由於豐富銀礦的發現，社會購買力高，更成為中國絲貨的廣闊市場。1602年5月15日蒙特瑞公爵（CondedeMonterrey）上書西班牙國王，描述了秘魯社會男女爭穿中國絲綢的情況，他寫道：“那裏（利馬）的西班牙人都過着非常奢華的生活。他們都穿最上等、最昂貴的絲綢衣料，婦女們盛裝麗服之繁多與奢侈，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罕見。因此，每年只要有四艘商船開往秘魯，所有的衣料都會銷售一空，其他貨物也是一樣，因為商船要隔很久才去一次，而人們卻一向都穿西班牙和中國運去的衣料。”“ExtractsoftwolettersfromtheCondedeMonterrey”（Mayr，1602）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ol12，pp63~64不僅西班牙殖民貴族服用中國絲綢，西班牙僧侶用它來縫製法衣、裝飾華麗的教堂，連印第安人的教堂也用便宜的中國絲織品做裝飾物。中國絲綢質地優良、價格低廉，18世紀在秘魯的售價僅為西班牙製品的三分之一，“CommercebetweenthePhilippinesandNuevaEspana”（1736），inEHBlairandJARobertsorl，eds，ThePhilipineIslans，1493—1898，v30，p77它受到如此廣泛歡迎就不是偶然的。

另一種受到拉丁美洲人民喜愛的是中國瓷器。中國的粗細瓷器很早就暢銷西方，最初是葡萄牙商人，後來荷蘭和英國商人都販運中國瓷器轉銷歐美。16世紀初，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貴族的家庭中開始有人使用中國瓷器。到17世紀時，昂貴的中國瓷器在巴西上層社會已非罕見。18世紀後期，有些貴族為了炫耀門第，專門到中國訂製繪有家族紋徽或勳章圖案的成套茶具或餐具。葡萄牙貴族阿維拉斯公爵攜往巴西的一個茶壺就是在中國訂製的，壺上繪有公爵家族的紋章。19世紀初，葡萄牙王室遷往巴西，1818年若昂六世即位時，中國清朝嘉慶皇帝贈送一套精美的茶具，瓷盤中央繪有葡萄牙-阿爾加維-巴西聯合王國徽章，四周有漢字：“書有今古義，詩分大小雅”。1822年巴西獲得獨立時，一些愛國者為了表示紀念，在中國訂製了一套瓷餐具，瓷盤上面寫有葡文“巴西獨立萬歲”字樣。MiehalBeurdeley，PorcelainedelaCompaginedesIndes，2eed，FribourgOfficeduLivre，1969，p191這些都成了中拉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傳入巴西的瓷器主要通過伊比利亞與澳門的通道，而瓷器作為商品大宗輸往拉丁美洲，則始於大帆船貿易。1573年首航美洲的馬尼拉大帆船，所載貨物的清單中列有中國瓷器223萬件，即是最早的記錄。HemandoRiguelandothers，“LasnuevasguescrivendelasyslasdelPoniente”（January，1574）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ol3，p246瓷器初入美洲，價格昂貴，往往要用同等重量的白銀作為交換。在殖民地貴族中往往以擁有中國瓷器之多少作為衡量其財富和文明教養的一個標誌。據日本學者三杉隆敏著《海上的絲綢之路》中介紹：1968—1970年，墨西哥城在修建地下鐵道時出土了291片中國陶瓷殘片。其中有明代嘉靖至萬曆時期的青花與五彩，包括桃形“壽”字青花碎片、蓮塘水禽與長頸鳳凰，還有底足書“富貴佳器”“萬福攸同”的瓷器碎片。轉引自中國陶瓷網。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對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16世紀30年代前後，西班牙殖民者曾在墨西哥經營養蠶業，建立絲織工場。墨西哥城、普韋布拉和安特衛拉這些重要紡織中心，主要使用附近米斯特加地區的生絲為原料，也使用西班牙的生絲。到1600年，西班牙為保證本國的蠶絲業，對殖民地養蠶業加以限制，墨西哥等地的絲織業生產一度陷於危機。中國生絲的輸入，為墨西哥紡織廠提供了原料，使14萬餘人獲得了就業的機會。“CommercebetweenthePhilippinesandNuevaEspana”（1736），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1493-1898，v30，p75；CHHaring，TheSpanishEmpireinAmerica，1947，p237中國陶瓷對墨西哥本地的陶瓷製作業，從造型到釉彩的運用，都發生過影響。普韋布拉城在18世紀末有46家制瓷工場仿造中國瓷器。

1822年巴西佩德羅一世加冕慶典在中國訂製的禮品瓷盤（上有葡文“巴西獨立萬歲”字樣）

一些城鎮也由於大帆船貿易而興起或變得繁榮起來。阿卡普爾科原是一個偏僻的海邊小鎮，1598年僅為250戶人家。隨着中拉貿易的發展，阿卡普爾科一躍而為墨西哥著名港口。到19世紀初，這裏常住人口達4000人，在集市貿易期間可增至12萬餘人。WilliamLytleSchm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37518世紀末到過墨西哥科學考察和遊歷的德國著名學者洪堡，曾將阿卡普爾科譽為“世界上最享盛名的集市”。WilliamLytleSchurz，TheMannilaGalleon，NewYork，1959，p381為了把中國貨物轉銷各地，竟有75萬匹騾馬組成的運輸隊伍活躍在墨西哥境內的大小商道上。

中華文化藝術對拉美社會生活的影響

往返在太平洋的大帆船，不僅運載貨物，進行器物層面的文化交流，而且也運送人員、傳遞信息，帶動精神層面的文化交流。精神層面的文化常常以經濟活動為依託，通過經濟活動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更為久遠的影響力。

在墨西哥，流傳着一個“中國姑娘”的動人故事。傳說在17世紀初，一位中國公主被商人帶到墨西哥（另說是被拐騙到奴隸市場），賣到普韋布拉大商人米洛索薩的家中當女僕。她設計出一種絲料女裝，長裙、無袖，墨色底衣上加金色鑲邊和紅、白、綠色的繡花，鮮艷奪目，惹人喜愛。後來墨西哥婦女仿效製成名為“中國村姑”（ChinaPablana）的女裝，流行至今，成為墨西哥婦女的一種民族服裝。這位中國姑娘的西班牙教名叫卡塔利娜·德·聖胡安（CatalinadeSanJuan），她的受人尊敬的事迹保留在墨西哥耶穌會教堂的刻壁上。她手牽長裙、亭亭玉立的塑像，今天仍矗立在普韋布拉市的一處廣場上。

實際上，中國文化的影響表現在拉美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在西屬美洲，隨着絲綢、瓷器等眾多中國商品的輸入，中國的實用工藝美術技法和風格也得到傳播。瓷器是中國藝術的獨創，瓷器上繪有各種花紋、圖案、中國風景和歷史故事，表現了中國優美的文化傳統和審美觀念，成為了解古典東方情趣的媒介。中國的漆器、畫屏，形式多樣的扇子、梳子也由大帆船傳入美洲。據記載，1767年“聖卡洛斯”號帆船一次就帶去8萬把梳子。此外，紙牌、風箏、爆竹和禮花及其製作工藝也傳到了拉美各地。秘魯在節日活動時，會放“人造焰火”，“中國傳統的龍的形象升騰在南美的天空”。秘魯很多“家庭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充滿東方情調”。埃斯圖亞多爾·努涅斯：《十六、十七世紀東方各國對秘魯文化的影響及其表現形式》，載《中外關係譯叢》第5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98頁。在著名的墨西哥城大教堂瓜達盧佩聖母殿堂中的一些木雕，據說也是馬尼拉帆船運去的中國工匠的作品。

在葡屬巴西，除社會上層喜愛使用中國瓷器外，中國建築和社會習俗也受到了中華文明的影響。巴西建有仿中國式的亭台和塔式建築物，有些房屋還採用了東方式的屋頂。有一座建於18世紀早期的教堂，至今仍保留着中國木雕畫。周世秀：《澳門在中華文明遠播拉美中的重要作用》，載《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6期。19世紀初，中國茶樹開始傳入巴西。據史籍記載，1808年，遷居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從澳門招收中國茶農去里約熱內盧近郊種茶。1810年，幾百名來自中國的茶農開始在里約熱內盧植物園和聖克魯斯帝國莊園（NiteroisFazendaImperialdeSantaCruz）種茶。1812年，為了擴大茶樹的種植，巴西又引進了400~500名中國男子，一方面解決勞動力問題，同時也依靠這些中國人的茶樹種植技術。英國旅行家約翰·魯考克（JohnLuccock）從1808到1818年旅居巴西10年，他注意到，這些茶農來自中國內地，而非廣東沿海。JefferyLesser，“NeitherSlavenorFree，NeitherBlacknorWhite∶TheChineseinEarly19thCenturyBrazil，”inEstudiosInterdisciplinariosdeAmericaLatinayelCaribe，Vol-umen5，No2，1994由此，茶樹種植在巴西聖保羅州和米納斯吉拉斯州曾有過一定發展。據記載，到1817年，巴西種植的茶樹已達6000株，並在里約熱內盧市場上有大量茶葉銷售。AnydaMarchant“DomJoaosBotanicalGarden”inThe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41，No2，1961，p271聖保羅州至今還留有“茶谷”“茶橋”等名稱。清廷官員傅雲龍在光緒十五年（1889）曾遊歷巴西，在他的遊記中就有關於中國茶的記述，他寫道：“泰西語茶曰秭，厥音轉自福建，而巴西語茶曰沙，據言傳自湖北，時在嘉慶十七年（1812）。嗣是茶植彼土，而焙茶之工，專資湖北之民，今則華工凋謝，三年以前焙茶僅遺八人矣……初植茶，華工二十餘司之。”傅雲龍：《遊歷巴西圖徑》及《遊歷巴西圖徑余記》，《實學叢書》第15冊。除巴西外，墨西哥、危地馬拉、牙買加、阿根廷、秘魯和巴拉圭等地也在19世紀引種過茶，但最後均未獲成功。

除茶樹外，通過馬尼拉大帆船傳入美洲的中國農作物還有柑橘、櫻桃、芒果和羅望子等。

美洲白銀源源流向中國

絲綢、瓷器等中國貨一船又一船、一年又一年，絡繹不絕運往美洲，美洲用什麼作為交換，返回中國呢？西班牙殖民當局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年菲律賓征服者萊加皮斯曾把希望寄托在本地的香料上，但希望很快落空。他於1568、1569年兩次上書西班牙國王說：“此島無法通過貿易來維持……應該認為菲島沒有么價值，因為我們目前從島上所能得到的有益的東西不過是肉桂。”WilliamLytI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231573年菲律賓省督又上書國王說，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輸出到中國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已經具備的”。“LetterfromtheviceroyofNewSpaintoFelipeII”，（Dec1573），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3，p212為此，朝野上下驚呼：“怎麼辦？”

大自然似乎為解決這個難題做了巧妙的安排，大洋彼岸發現了大批蘊藏豐富的銀礦。1545年上秘魯（今玻利維亞）發現了所有銀礦中藏量最豐的礦藏，1572—1610年進入白銀開採的高峰期。在墨西哥，16世紀中葉不斷有新的銀礦發現，到16世紀90年代產量達到了高峰。DABradinandHarryECross，“ColonialSilverMining∶MexicoandPeru”，HAHR，52/4（1972），p545~57916世紀末，世界貴金屬開採中約83％為西班牙所有。在秘魯波托西銀礦開採盛期，銀子賤得像街上的石頭一樣。JuanGrauyMonfalcon，“InformatoryMemorialAddressedtotheKing”inEHBI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27，p153美洲銀礦大量發現與開採之際，正是中拉之間的貿易走向高潮的時候。而中國自明中葉以後，普遍採用白銀作為貨幣，代替寶鈔流通，但苦於白銀匱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就在這個時候，美洲生產銀子的相當一部分，由大帆船運往馬尼拉或經歐洲運往東亞，用來償付購買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各種貨物。

因此，所謂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其主要特徵就是絲綢從中國源源流向美洲，而白銀則從美洲源源流向中國。故而也被稱之為“絲銀貿易”。西班牙殖民者當然很不願意看到寶貴的白銀大量外流，曾對中國絲綢進口和白銀出口多次下達禁限令，但最終割不斷這條太平洋上絲綢之路的交流紐帶。

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等各種渠道，究竟有多少白銀從美洲流入中國，尚無確切的統計。有人估計1565—1820年的兩個半世紀間，自西屬美洲運抵馬尼拉的白銀共約4億比索。嚴中平：《絲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中國》，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從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初時每年約10萬比索；16世紀末已超過100萬比索。17世紀每年約200萬比索，18世紀曾增達每年三四百萬比索，但19世紀又下降至150萬比索。全漢昇對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根據上述中國商人每年把銀子大量運回本國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知，在西班牙人到達菲島的頭兩個世紀中，自美洲輸入復輸出共約二萬萬西元（比索）的銀子，大部分都運到中國去了”。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載《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年，第445頁。此外，從美洲輸往歐洲的白銀也通過不同渠道最後流入中國。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根據多種資料對流入中國的白銀進行了總估算，他寫道，所有“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6萬噸白銀，大概佔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1600年起為12萬噸，自1545年起為137萬噸）的一半”。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而按照保守的估算，“中國也佔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上，第210頁。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如此之多，以致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驚嘆“中國國王能利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HieronimodeBanuelosyCrrillo，“RelationoftheFilipinasIslands”（Mexico，1638），in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v29，p71據17世紀一位意大利旅行家記載，中國皇帝曾稱呼西班牙國王為“白銀之王”。WilliatmLy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p63

白銀的大量輸入，對明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明代中葉，中國已使用紋銀作為貨幣，開始代替傳統的銅錢和紙幣，但作為流通媒介並未取得應有的地位。其後美洲白銀的大量湧入，加上明朝政府在稅收中徵收白銀的政策，致使白銀在大額交易和政府財政上起着紙幣和銅錢無法取代的作用。戴建兵：《西屬美洲殖民地銀元對中國貨幣的影響》，載《亞洲錢幣》（新加坡）2000年第2期。從海外流入的西班牙銀鑄幣，時稱“番銀”，又叫“本洋”，為西班牙或墨西哥、秘魯鑄幣廠鑄造。西班牙一個銀元，即“黃幣崎”（UnPeso），相當於輔幣8“料厘”（雷亞爾，real），約合中國庫平銀七錢二分。西幣規格統一，成色和重量比較一致，在中國市場上廣為使用。美洲白銀的輸入還引起了中國銀兩在形制上的變化，由原來束腰形的銀塊變為船形，即俗稱的“元寶”。19世紀初西屬美洲獨立后，又有大量墨西哥銀元流入我國，俗稱“鷹洋”，數額估計在5億以上。中國對外貿易一般都採用西班牙銀元支付和結算。從清中葉起，還仿效西幣鑄造洋式銀幣，逐漸取代了中國的傳統貨幣，“在中國的貨幣文化上，引起了一次大革命”。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9頁。

白銀的大量輸入以及對美洲早期貿易的開展，還大大促進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工商業的繁榮和發展。在江浙、福建和廣東興起了很多新的市鎮。福建漳州的月港（即後來的海澄）是絲銀貿易的重要口岸，很快由一個小漁港發展成為沿海商業城市。王世懋《閩部疏》說：“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大不可計。皆衣被天下。”講的就是商人從江浙一帶運湖絲至福州、漳州織成絲綢出口的繁華景象。廣東澄海也迅速興盛起來，成為“海隅一大都會”。嘉慶補刊《澄海縣誌》第8卷，“埠市”條。江蘇吳江的盛澤鎮是當時著名的絲綢交易中心，明末馮夢龍《醒世恆言》講到了那裏當時的盛況：“市河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紡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聚，挨擠不開。”

美洲白銀對明代社會的影響是明顯的，正如英國學者阿特韋爾所說：“晚明經濟的增長、社會的變化乃至文化遺產，只有從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背景，才能完全地理解。”威廉·S阿特韋爾：《國際白銀的流動與中國經濟（1530—1650）》，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8年第9期。然而，從拉丁美洲傳入中國的，還有比白銀更寶貴、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新世界的玉米、甘薯等農作物新品種。

三美洲農作物的傳入及其對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

隨着海道大通，新大陸的很多農作物陸續傳入中國，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美洲作物的傳入，對促進我國農業生產和豐富人民物質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參閱林被甸、劉婷：《美洲的農作物與中國的飲食文化》，見《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從美洲作物對中國飲食文化的影響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1）以玉米、甘薯為代表的食糧；（2）以西紅柿、辣椒和花生為代表的蔬菜瓜果；（3）以煙草為代表的嗜好品。這些美洲作物對中國食物構成和文化習俗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中國飲食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因此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玉米、甘薯與中國糧食生產革命

美洲農作物中對中國飲食文化影響最大、意義最深遠的，首推食糧類的玉米和甘薯。

玉米是由印第安人培育而成的。考古發掘證明，今天的墨西哥和秘魯是玉米的故鄉。大約公元前7000年玉米已在墨西哥中部高原谷地得到培植，並逐漸育成適應於乾旱高原和潮濕熱帶兩類不同地區的多種品種。關於玉米起源參見JNLeonard，AncientAmerica，NewYork1967，pp17~20；［美］阿圖洛·瓦爾曼：《玉米與資本主義——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谷曉靜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8頁。玉米曾被認為是一切可種植的穀物中的“最好的一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9頁。古印第安文化就是以玉米種植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被稱之為“玉米文明”。哥倫布在古巴發現了這種“奇異的穀物”，把它帶回歐洲，於是，玉米在全球迅速傳播開來，成為世界三大穀物之一。

玉米，在我國古籍中有多種名稱，如玉麥、御麥、玉蜀黍、玉高粱、番麥、苞谷、西天麥、西番麥等等。由於名稱繁多，極易同中國已有的穀類作物相混淆，增加了考察玉米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的困難。有些不同說法亦由此而生。參見王毓瑚：《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要農作物》，載《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第41頁。佟屏亞、趙國磐編：《玉米史話》，農業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6頁。關於玉米何時傳入中國，不同說法差別較大。一說玉米於16世紀早期經海路或陸路傳入中國；［美］尤金·N安德森（ENAnderson）：《中國食物》（TheFoodChina），馬櫻、劉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頁。［美］拉塞爾-伍德（AJRRussell-Wood）：《五個世紀的交流和變化：葡萄牙人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植物傳播》（ExchangesandChangesoverFiveCenturies∶GlobalDisseminationofFlorabyPortuguese），見黃邦和、薩那、林被甸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一說根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和東方建立殖民地的時間及其經營狀況，玉米等糧食作物最早是在16世紀50年代，通過不同渠道、不同時間多次傳入中國的。羅榮渠：《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頁。

據查，16世紀50年代，中國古籍上開始有了關於玉米的確切記載。對玉米最先做出翔實敘述的，則是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趙時春撰寫的甘肅《平涼府志》：“番麥，一名西天麥，苗葉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這是已見到的我國關於描述玉米形態和生長的最早記載。但是，這種作物在開始時並沒有被廣泛種植，李時珍所修的《本草綱目》（1578）中稱“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徐光啟的《農政全書》（1625—1628年撰成）的正文中沒有提及玉米亦是證明。由於稀少，玉米最初僅作為孩童果品或待客珍品。明代小說《金瓶梅詞話》裏曾多次提到用玉米面精製成的食品。第三十一回里有“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餡蒸餅兒”的記載，第三十五回敘述西門慶翡翠軒宴客時，又有“兩大盤玉米面鵝油蒸餅兒”。《新刻金瓶梅詞話》，明萬曆年間刊本，第三十一、三十五回。說明玉米那時還是比較稀罕的待客食品。

到清乾嘉年間，玉米得到迅速傳播，開始大面積種植。據安徽《霍山縣誌》記載，在18世紀30年代，玉米只在“菜圃偶種一二，以娛孩稚”，而在40年後，“延山漫谷，西南三百里，皆持此為終歲之糧矣”。經過200多年的發展，到鴉片戰爭前，玉米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廣為引種，種植面積佔全國糧田總面積的1/6左右，僅次於稻麥而居雜糧之首，成了我國人民的主糧之一。

甘薯，原產於南美安第斯地區，也是印第安人培育的一種古老作物，20世紀60年代末，在秘魯智爾卡峽谷的洞穴里發現甘薯塊根遺物，經鑒定已有八千至一萬年的歷史。在哥倫布到達時，中、南美洲和大、小安的烈斯群島都已有大面積栽培。甘薯傳入我國晚於玉米，古稱金薯、朱薯和玉枕薯，后各地又有不同名稱，如紅薯、紅苕、山芋、地瓜、甘藷、白薯、番薯等。

甘薯經海陸兩路傳入中國，其中從海上引入的路線記載明確，有書可查。明萬曆十年（1582），廣東東莞人陳益從安南（越南）帶薯種在家鄉試種成功。《東莞縣誌·物產》，台北，1968年影印本。引種福建的時間約為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有關記載見於清初周亮工《閩小記》。文中說，當時閩人到呂宋（菲律賓）經商，看到那裏“被山連野”都種着甘薯，便“截其蔓咫許，挾小盒以來”，遂在漳州、泉州、莆剛、長樂、福清得到種植。《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清乾隆年間閩人陳世元還寫過一本《金薯傳習錄》，記述了他一家幾代引進和推廣甘薯的經過。福建、廣東是我國甘薯的主要傳播中心，甘薯是由東南沿海一帶逐步向西向北而傳播到全國各地的。

在甘薯向北方推進過程中，我國著名農學家徐光啟總結農民實踐經驗，提出“窖藏法”，解決適應寒冷氣候在北方推廣的問題。到18世紀中葉，特別是經乾隆皇帝親自諭令提倡種植，這種作物在我國東南、華中和華北等地得到迅速傳播，成為我國最重要的救荒糧和輔助食物之一。

可用作糧食的美洲作物，還應提及一下馬鈴薯。馬鈴薯也叫洋芋、土豆，原產於南美安第斯高原。據西方史料記載，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由荷蘭人傳入日本，17世紀中葉又引進台灣。18世紀撰寫的《台灣府志》，對這種作物故有“荷蘭豆”之稱。引入大陸后，變成繁衍於高寒地區的一種常見的度荒糧。因其味淡，開始並沒有受到重視，作為輔助食物所引起的作用遠不如在歐洲那樣巨大。

穀類食糧是我國人民食物的主體。美洲玉米、甘薯的傳入對我國糧食生產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近千年來，我國糧食生產史上曾經有過兩個長期的“革命”。第一個革命開始於北宋年間，其重要標誌是較耐旱、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傳播，從而大大增加了全國稻米的生產。16世紀開始，進入中國境內的美洲玉米和甘薯以其自身的多種優勢，廣泛擴展耕作空間，造成了又一次革命，即當密集的灌溉農業的增長達到了它的自然臨界點，非灌溉的土地尤其是僻遠地區土地的開發開啟了“新的農業疆土”。於是，他們認為，可以把玉米、甘薯帶來的這個新變革，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糧食生產革命”或“第二次農業革命”。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見《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香港1978年版第724頁。［美］阿圖洛·瓦爾曼：《玉米與資本主義——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谷曉靜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3頁。

美洲玉米、甘薯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人民飲食生活所產生的革命性深刻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為我國提供了糧食生產的新品種，改變了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子孫賴以生存的是被稱為“五穀”的水稻、小麥、穀子，高粱、大豆以及其他雜糧。自從16世紀玉米、甘薯來到神州大地，這些遠方來客即以驚人的適應性在我國南北各地安家落戶。在條件比較適宜的北方，玉米因其高產被廣泛種植，使古來看作是五穀之長的黍稷“黯然失色”，王毓瑚：《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要農作物》，載《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第45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傳統的穀子、高粱的位置，甚至奪得了部分小麥的播種面積。陝、川、鄂三省交界的廣大丘陵山地，是我國旱糧作物的重要產區，原以生產穀子為大宗，到19世紀初，玉米異軍突起，取代了穀子的地位，“遍山漫谷皆包穀矣”。（清）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到1846年，包世臣著的《齊民四術》裏，玉米已與五穀並列，上升到“六穀”的地位。近人高潤生《爾雅·谷名考》（1915）上講到玉米時說“今北方農家皆磨面以為常食”。玉米後來居上，成為人民“持此為終歲之糧”的重要食糧了。

在南方，甘薯的廣泛種植則替代了土生的山藥和其他薯類。江西《玉山縣誌》記載：“大抵山之陽宜於苞粟，山之陰宜於番薯。”1629年《太倉州志》有一段甘薯如何取代當地山藥的記述：“案州中山藥，為世美味，以東土沙磧勻潤，地方使然。然歲獲無多。如去年奇荒，則種人先流孽，徒見抱蔓。何不取紅山藥（即甘薯）種，家家藝之，則水旱有恃。”明代的《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群芳譜》均把甘薯列入菜部和蓏部，而嘉慶以後的《本草綱目拾遺》則把甘薯列入“谷之屬”了。從蔬菜到糧食這個列目的變化也可以看出甘薯在人民飲食生活中日趨重要。

通常有“北人食麥，南人食稻”之說，其實這個說法並不確切。正如近人徐珂在《可言》（1924）一書中所說：“南人食稻，北人食麥，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人之常食品，南為薯芋，北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稷者，則僅見。”說明在美洲作物傳入后，我國南北人民的食物構成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來說，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依靠玉米和番薯為生了。

第二，部分地改變了中國糧食生產的佈局，促進了糧食生產總量的巨大增長。

玉米、甘薯都是比較耐旱的高產作物，因此，這兩種作物的推廣對當時糧食生產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意義。玉米的廣泛種植，使雲、貴、川、陝、兩湖等省的荒山丘陵得到墾殖，廣袤無垠的東北原野在放墾后也成了玉米的重要產區；而甘薯的推廣，使山東、江蘇和東南沿海各省濱海沙地得到利用，從而促進了全國土地的開發，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積。據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記載，從順治十八年至乾隆三十一年（1661—1766）的100多年間，雲南省耕地面積從52115萬頃增加到92537萬頃，貴州省從1071萬頃增加到26731萬頃，四川省從11884萬頃增加到46071萬頃。宋元以來流傳的“蘇杭熟，天下足”。到明末清代前期變成為“湖廣熟，天下足”；這種糧食生產地區格局的變動，固然與湖南洞庭湖區、四川盆地和長江中游中原的開發從而促進稻田的發展有很大關係，但來自美洲的新作物玉米和甘薯的傳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玉米和甘薯同時還是優良的高產作物，種植甘薯“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清）陸耀：《甘薯錄》，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種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山貨》。

美洲作物的傳播，是否帶來了全球性的人口增長？阿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對此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1492年以來世界人口的增長是哥倫布登上新大陸的一個“生物效應”。AlfredWCrosby，TheColumbianexchange∶Biologicalandculturalconsequencesof1492，Westport，1972，pp165~2071600—1700年，中國人口為15億左右，18世紀時出現人口爆炸，到1800年時增到32億，1900年達到45億。美洲耐旱高產作物玉米、甘薯的引進，對於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對我國人民救災度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長期以來，玉米、甘薯成了我國艱難生活在封建小農經濟社會裏廣大勞動群眾抗災度荒的寶貴食糧。實際上這兩種作物的傳播和推廣，是同抗災度荒緊密聯繫着的。甘薯最初在福建推廣就是因為鬧災荒。據記載，萬曆二十三年（1795）福建發生飢荒，巡撫金學曾“籌備荒策”，陳振龍（曾由呂宋引種甘薯入閩）的兒子經綸“上其種與法，因飭所屬如法受種”，“秋收大獲，遠近食裕，荒不為害”。陳世元：《金薯傳習錄》上卷，乾隆三十三年刻本，第6~7頁。後來又經其後裔大力推廣，傳播栽培技術，使甘薯擴種到浙江、山東、河南等省，遍及長江、黃淮流域。為了紀念首先在福建等地引種甘薯的功績，在福州烏山上建有先薯祠，供奉着陳氏三代和金學曾的塑像。周亮工在他的《閩小記》中也說到，甘薯“初入閩時，值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1765年朝鮮派人去日本引進甘薯，曾有詩一首，頌揚甘薯的救災功能，前兩句曰：“萬曆番茄（即甘薯）始入閩，如今天下少飢人。”徐光啟寫作的《農政全書》，對於這一新引進的高產作物極為重視，他列舉的“甘薯十三勝”中，就有“風雨不能侵損”“凶歲不能災”“蟲蝗無所奈何”這些抗災優點。明末何喬遠的《閩書》（作於1600年前後）中曾講到，由於甘薯的廣泛種植，在泉州其“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耋童孺行道粥乞之人皆可以食”。

玉米同樣也是優良的抗災作物。玉米不單高產易種，而且青熟皆可食，玉米故鄉就有“印加人從不知什麼叫飢荒”之說，皮埃爾·加馬拉：《哥倫布傳奇的一生》，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11頁。同時，比起甘薯來，玉米具有更強的耐旱能力，這就使它特別在我國乾旱的北方地區更加受到農民的歡迎。“歲視此為豐歉。此豐，稻不豐，也無損。價視米賤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棄，農家之性命也”。《遵義府志》卷一七。

第四，糧食產量的增加為我國飲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

人們只有先解決吃飯問題，才有可能去從事其他物質生產活動，飲食文化也才得以全面發展和繁榮。玉米、甘薯的高產，不僅使它們在糧食生產中的地位日趨重要，也為種植煙草、棉花、花生、茶樹等經濟作物提供了更廣闊的土地。不少地區把稻田改種經濟作物，從而促成農業生產的地區分工，出現不少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經濟作物的發展為飲食生活提供了多種多樣的物質資源。就玉米、甘薯本身來講，它的用途也很廣泛。可作糧食，可作飼料，又可供作手工業的原料。當時以玉米和甘薯釀酒、養豬，是我國農家極為普遍的現象。據記載，川陝鄂三省邊界地區，“山中多包穀之家，取包穀煮酒，其糟餵豬。一戶中餵豬十餘口，賣之客販，或趕赴市集。……豬至市集，盈千累萬，船運至襄陽、漢口售之，亦山中之大貿易，與平壩之煙草、薑黃、藥材同等濟日用”。（清）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山貨》。糧食富餘了，經濟活動和飲食生活就自然豐富起來。

美洲蔬果與中國的烹調

從美洲傳入我國的作物，除糧食作物外，還有品種繁多的蔬菜瓜果。新大陸地域遼闊，地理條件和氣候多樣，所以瓜果蔬菜的品種十分豐富，如花生、向日葵、西紅柿、辣椒，南瓜、菜豆、菠蘿、番荔枝、番石榴、番木瓜、可可等，都是中國和舊大陸其他地區所不曾有過的。中國古籍上對它們的記載，比起玉米、甘薯來就更為缺少，因而也更鮮為人知。但從那些零碎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美洲瓜果蔬菜也是在16世紀中葉以後在不同的時間裏，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並融會於中國人民的飲食文化之中。

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玉米、甘薯的傳入，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食用要求和維持生命的需要，而眾多蔬菜瓜果的傳入以及隨之帶來加工烹調的變化，其意義已從單純的維持生命需要發展到滿足享受的需要。前者是解決“吃什麼”“如何吃得飽”，後者是關係“怎樣吃”“如何吃得好”。因此，新菜蔬瓜果品種的傳入，也對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特別是烹飪文化產生了影響。

首先，為我國提供了優質食用油和食品的資源，這就是花生和向日葵的傳入和應用。

花生，又名落花生、番豆、長生果、無花果等。兩千多年前由南美印第安人所栽培。我國考古發掘曾多次聲稱發現早至4000年前的炭化花生籽粒，但尚無最後的明確結論。然而，有據可考的文獻記載表明，我國現今廣為種植的花生來自美洲，而且是於16世紀早期由葡萄牙人從海路傳入。［墨］阿圖洛·瓦爾曼：《玉米與資本主義——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谷曉靜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美國學者拉塞爾伍德認為“花生起源於巴西，於16世紀早期從海上傳入中國”，參見《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頁。因花生是地內結果實，中國文獻中最早是把花生歸為芋類，稱之為“香芋”。黃省曾：《種芋法》。王世懋《學圃雜疏》，參見王毓瑚《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要農作物》，載《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第43頁。花生可直接食用，是一種深受人們喜愛的小食品，將它用於榨油卻是比較晚的事。《天工開物》的“膏液”卷里列舉了當時多種植物油名稱，也沒有花生油的記載。直到清代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1765），才第一次出現“花生油”的名稱。書中寫道：“長生果產閩地，花落土中即生，從古無此。”“康熙初年，僧應元往扶桑覓種寄回，亦可壓油。”這裏由應元從日本引進的花生可能與明末傳入的在品種上有不同，但卻說明花生可以榨油的功能在那時已被發現。花生的種植一直局限於南方，可能就是由於較晚發現它可以用於榨油的緣故。一旦用於榨油，就迅速傳播，在北方也廣為種植了。

向日葵，起源於北美洲，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就已有人工栽培。《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農業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頁。1621年，明代王象晉的《群芳譜》中記載的“大菊”“西番菊”和“迎陽花”均指這種作物。1639年文震享的《長物志》才首次使用“向日葵”這個名字。以後又有關於向日葵栽培、榨油、藥用等記載。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它只是被零星種植，作為一種觀賞植物和一種提供乾果的作物。《花鏡》一書中說它“結子最繁……只堪備員，無大意味”，《植物名實圖考》（清·吳其浚）也僅說“其子可炒食，微香”，只是到了本世紀初何德剛寫的《撫郡農產考略》（1903）中，才有“子可榨油”的記載。

油脂在人的飲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花生和葵花子提供了寶貴的油料作物資源。花生和向日葵對土壤要求並不苛刻，在我國的丘陵沙土地區都可以廣泛種植。

第二，由美洲傳入的辣椒，作為調味品，在我國的烹飪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辣椒，又名番椒、秦椒、辣茄、胡辣蘇。辣椒有不同的品種，灌木和草本的辣椒都原產於中美洲，［美］拉塞爾-伍德：《五個世紀的交流和變化：葡萄牙人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植物傳播》，見《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是印第安人的家常菜蔬，在美洲廣為種植。明代傳入中國，最早記載見於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箋》（1591），書中對辣椒的生長、形狀、色澤、特性等進行了描述，並強調了它的觀賞性。（明）高濂：《遵生八箋》，見北京圖書館藏書《四庫全書》子部。1688年陳淏子所撰《花鏡》對辣椒記載翔實，其中有：“番椒……叢生白花，深秋結子，儼如禿筆頭倒垂，初綠后紅，懸經可觀，其味最辣。人多採用研極細，冬月以代胡椒。”（清）陳淏子：《花鏡》，伊欽恆校注，農業出版社1979年修訂本。說明辣椒剛引進時主要供觀賞之用，後來由花作蔬，又由蔬進而當作調味品。辣椒傳入中國的途徑說法不一，一說經絲綢之路，在甘肅、陝西等地栽培；一說通過海路，由澳門經兩廣山區，傳入湖南、貴州得到廣泛栽培，爾後再傳入四川、雲南等地。［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櫻、劉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據《台灣府志》（1746）記載，其“種出荷蘭，綠實尖長，熟時朱紅奪目，中有子，辛辣，內地名番椒。更有一個結實而微尖，出咬留巴（歐洲譯音），內地所無也”。說明有些品種的辣椒是由荷蘭傳入台灣，然後再傳入大陸的。

辣椒傳入中國后，以它的特殊魅力風靡全國，竟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它所“征服”。尤其是川、滇、黔、湘、陝等地，包括那裏的少數民族僮、瑤、彝、土家，都非常喜愛吃辣椒。辣椒本身是一種營養豐富的菜蔬，然而，辣椒的影響可能主要還在於它所具有的特殊調味功能而深受人們的喜愛。因此，有的學者評述道，自蒸餾法發明以來，對舊大陸烹調的影響，莫過於辣椒。同上，第126~127頁。中國烹調素以講究色、香、味而著稱，一身兼備色、香、味的辣椒就成了極好的佐料和食物。這裏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是，辣椒的傳入和採用，與中國地方菜系的形成有何關係。中國魯、川、蘇、粵四大地方菜系形成於何時，至今沒有定論。20世紀以前我國最具有代表性的食譜，是清代文人和美食家袁枚撰寫的《隨園食單》，其中雖偶有談及某菜系揚州人、鎮江人、紹興人或江西人之菜，而沒有談到魯菜、粵菜、蘇菜（或揚菜）等地方菜。該書寫成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的學者據此認為現今流行的地方菜流派在乾隆年間尚未形成。［美］楊文騏：《中國飲食文化和食品工業發展簡史》，第112頁。《清稗類鈔》一書在記述清末之飲食狀況，則明確提出了四大菜系的特色，稱：“各處食性之不同——食品之有專嗜者，食性不同，由於習尚也。則北人嗜蔥蒜、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粵人嗜淡食，蘇人嗜糖。”在分析各地菜系特色時，更具體講到“湘鄂人飲食——喜辛辣品，雖食前方丈，珍錯滿前，無椒芥不下箸也，湯則多有之”。這裏，作者顯然把辣作為四大菜系之一川菜的一個重要特色。引文見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47冊。川菜菜系應包括以四川為中心擴展至長江上中游、兩湖、雲貴一帶廣大地區。我國現代學者也很重視辣椒在中國烹飪技術發展中的作用，認為辣椒“使川、滇、黔、湘、陝等地的烹飪，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中國烹飪》編輯部：《烹飪理論》，中國商業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百菜百辣，百辣百味”，確系川菜的一大特色。

儘管如此，筆者認為地方菜系的形成是我國烹飪技術長期發展的結果，它是由各地物產、飲食習俗等多種因素促成的。我們不能孤立地來講辣椒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美洲辣椒傳入中國后，很快與中國烹飪結下了不解之緣，起着調味、增香、添色的獨到作用，而川菜菜系確因善用辣椒調味而成為體現其風味特色的重要因素。目前所見到的反映川菜歷史的最早的專門著作是清代乾隆年間李化楠撰寫的《醒園錄》。書中所記基本上都是收集各地較為通行的簡單方法，完全顯示不出後來川菜的特點，全書記載所用原料中也未見到辣椒的影子。雖然我們尚不清楚辣椒何時傳入四川，可是清代末年寫成並出版的傅崇榘的《成都通覽》一書，所記的川菜的重要佐料辣椒就有十幾個品種，如朱紅椒、牛角椒、七星椒，燈籠椒、大紅袍、滿天星等，而所記成都各種菜肴與風味小吃計達1328種之多。從本書所列舉菜肴的豐富品種和特色，有的學者認為，到清代末年川菜菜系才基本形成。袁庭棟：《巴蜀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第334頁。這顯然也考慮了辣椒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三，增加了我國菜蔬和果品的品種，豐富了飲食生活。

明代以前我國傳統蔬菜分為五大類，隨着外來品種的不斷引進，就增加到了十二個類別。《中國烹飪》編輯部：《烹飪理論》，中國商業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頁。其中不少品種就來自美洲。除以上已提及的外，較有影響的還有：

番茄又名西紅柿、番柿。起源於南美安第斯山地帶，在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地至今仍有大面積野生種的分佈。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開始栽培並不普遍。它既可做蔬菜又可做水果，既可生吃又可熟食，加工成的番茄醬、番茄汁更是烹調佳品。

南瓜、菜豆南瓜有三個種類：中國南瓜、筍瓜（又稱印度南瓜）、西葫蘆（又稱美洲南瓜）。菜豆，又名四季豆、芸豆，均起源於美洲。［美］西爾瓦納斯·G莫萊：《全景瑪雅》，文靜、劉平平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0頁。［美］拉塞爾-伍德：《五個世紀的交流和變化：葡萄牙人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植物傳播》，見《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頁。當年這些古代印第安人的基本食品，皆成為我國城鄉人民的日常菜蔬。此外，來自美洲的木薯和豆薯，在我國各地也多有種植。

菠蘿、鱷梨、腰果皆為南美熱帶果品。菠蘿，又名鳳梨、黃梨，16世紀末由葡萄牙人經澳門傳入我國。其他美洲熱帶果品還有鱷梨、腰果、番石榴、美洲葡萄、美洲李、人心果等。

可可原產於中美洲和南美亞馬孫河上游熱帶雨林，1922年引進台灣。

煙草與中國的煙文化

最後要談及的一種美洲作物是作為嗜好品傳播於世的，它最先風靡西方世界，卻在中國醞釀出極具東方特色的文化，這就是煙草。

煙草起源於中美洲（粗尼古丁）和安第斯山區（棕色尼古丁）。《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第295頁。在美洲，吸煙最初與宗教儀式有關，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帕倫克（Palenque）的金字塔神殿裏，有一幅瑪雅祭司以管吸煙的石刻浮雕，這可能是世界上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吸煙圖。Claude-FrancoisBaudez，LesMayas，EditionsGallimard1984，p124該神殿建於公元432年，說明印第安人至少已有1500年吸煙的歷史。加勒比地區的阿拉瓦克人還常常用一種叫tabago的管子吸煙，煙草的英文名tobacco（漢語音譯淡巴菰）即由此而來。埃里克·威廉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人民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頁。

我國最早引種煙草的地方，史籍中不乏記載。明末姚旅的《露書》中說，“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明）姚旅：《露書·錯篇》，見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頁。這是有關中國引種煙草最有影響的記載，該書大約成於1611年。明代名醫張介賓也云：“此物自古未聞也，近自我明萬曆時始出於閩廣之間，自后吳楚間皆種植之矣”。（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卷四八。一般認為傳入的時間是在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由於從海路進入，廣東、福建為我國最早引種煙草的地區。

煙草最初傳入中國時，人們注重它防病治病的功能，作為藥用傳入中國的美洲植物還有金雞納樹（即奎寧），1692年康熙皇帝患瘧疾，法國傳教士獻奎寧治病，此藥引起重視，后被引進中國。這同中國傳統的灸法和熏療自然融合。很多史籍記載都提及煙草可“辟瘴”“祛寒”，甚至有“療百疾”之功。姚旅所撰的《露書》說，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虱”。（明）姚旅：《露書·錯篇》，見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頁。另據記載，明末北方兵民得“寒疾，非此不治”，不得不以一匹馬來換取一斤煙。王肱:《忱蚓庵瑣語》。由於煙草有治病功能，明末清初的中醫中藥典籍將它歸為藥物本草，正式列入中草藥。然而，煙草在中國同樣也主要是作為嗜好品而產生廣泛影響的，人們樂此不疲，終漸漸釀成社會風氣。開始時，煙草確曾受到中國朝廷的抵制。崇禎、清太宗乃至康熙、乾隆均頒佈過禁煙令，但屢禁不止。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幾十年裏，全國從南到北大部分地區都有種植，於是，“上至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三，見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頁。各種煙製品相繼出現，旱煙、水煙、斗絲煙、鼻煙、嚼煙等，應有盡有，吸煙方式也不斷有所創新。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煙草進入中國后完全擺脫了古印第安人時期的那種神秘主義色彩和宗教氛圍，而成為世俗社交生活的重要形式。同傳入西方后演變為一種單純的嗜好品的趨向相比，中國煙文化又表現了重禮儀、講友情這一華夏民族所固有的傳統色彩。煙草很快成為與茶、酒同等重要的待客必備之物，無論在上層社會或下層民眾中間，都廣為流行。清代的煙具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如水煙袋、煙筒、煙盒、煙荷包和鼻煙壺等，其中鼻煙壺發展成一種奇特的手工藝品，在我國竟創造出一種稱為“內畫”的獨特藝術。美洲煙草所釀成的文化現象，深深地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習俗之中。

四“苦力貿易”和華工、華僑對拉丁美洲開發的貢獻

進入19世紀之後，“海上絲綢之路”變成了“苦力貿易之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歷史聯繫進一步打上了殖民主義的深刻印記。

從19世紀初開始，拉美和中國的國情及外部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拉丁美洲，西屬殖民地和葡萄牙巴西先後擺脫了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1813年阿卡普爾科港毀於戰火，隨後西班牙國王下令停止墨西哥與東方的貿易。1815年，最後一艘馬尼拉大帆船“麥哲倫”號返航馬尼拉，中拉早期貿易由此結束。西、葡殖民統治垮台後，英、法以及後來的美國先後乘虛而入，拉丁美洲處於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

在中國，天朝的門戶被西方的炮火所打開，開始淪為國際資本掠奪的對象。在太平洋上，美國新式汽輪取代了陳舊的馬尼拉帆船，美國船隻不再需要經過菲律賓，而是直接航行抵達中國東南沿海口岸，從而成為美洲與亞洲之間貿易的主要轉運者。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成了國際新興工業資本主義競爭的天地。

因此，19世紀世界貿易的發展和遠洋輪船的使用，並沒有帶來中國和拉美之間經濟與文化正常交往的加強，反而把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變成了販運契約華工的“苦力貿易”之路。

在19世紀以前，黑人奴隸貿易盛行於美洲與非洲之間，給殖民者帶來了巨大的財富。19世紀初，拉美新獨立國家先後宣佈廢除奴隸制，拉美的種植園主、礦場主以及外國資本家不得不另找廉價勞動力來源。於是，西方殖民者乘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之機，大肆掠奪華工到拉丁美洲接替黑人奴隸或與黑奴並用。應當指出，西方殖民者掠賣華工，不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而早在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殖民者東來時就開始了。但是大規模掠賣華工還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這並非是偶然的。鴉片戰爭后中國門戶洞開，而且在外國資本侵入下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造成人口過剩，為大規模掠賣人口提供了可能性。西方殖民者稱販賣華人勞工為“苦力貿易”，因其在掠賣出國前訂有書面合同，所以又稱“契約華工”。這些華工成為大批來到拉丁美洲的早期華僑。

契約華工在拉美的登陸及其分佈

19世紀初，關於中國勞工移入拉丁美洲作為苦力已有確切的具體記錄。180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招募華工，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先後抵達英屬特立尼達，都被分派在甘蔗種植園做苦工。Waltonlooklai，TheChineseinWestIndies，1806-1995∶ADocumentaryHistory，Kingston，ThePressUniversityofWestIndies，1998；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4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00~505頁。前文已經提及19世紀初葡萄牙殖民者從中國招募茶農到里約熱內盧種茶。但是，中國勞工大規模移入拉丁美洲則發生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6月3日，西班牙殖民當局通過英商朱利塔公司的“奧奎多”號，裝載從廈門出海的212名華工（6名在途中死亡）抵達哈瓦那。它標誌着中拉關係史上為時近30年之久的所謂“苦力貿易時代”的開始。如欲較詳細了解拉美華工問題，拉美地區的最新研究可參閱DiegoL“ChouLoschinosenhispanoamerica”，CundernodeCienciasSociales，124，SedeAcademica，CostaRica，FLACSO，sanjose2002

從1847年以後，契約華工源源不斷運往拉丁美洲，古巴和秘魯成為華工最集中的地區。這是由於古巴和秘魯都有從東方進口勞工的迫切需求。拉美獨立革命風暴過後，古巴仍處於西班牙統治之下，維持着野蠻的奴隸制度。曾是世界蔗糖主要產地的海地，在革命中蔗糖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古巴蔗糖生產乘機擴大。由於西班牙於1845年通過法令也禁止奴隸貿易，蔗糖業所需要補充的大批量勞動力，就只有依靠從東方進口勞工。於是從1847年開始，契約華工源源不斷地運進古巴。據19世紀曾出任中國駐古巴總領事的譚乾初的調查統計，1847年以及從1853至1874年為時共23年期間，在古巴登岸的來自廈門、澳門、香港、汕頭、黃埔的契約華工達126008名（運輸途中因溺水、病故、逃亡、自殺等原因而死亡的17032名除外）。譚乾初：《古巴雜記》。該書附有作者從英領事署冊部抄出華工去古巴人數統計表，見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5~106頁。譚乾初的統計數字系從英總領事署冊部抄出，和古巴《瑪麗娜日報》當年報道中公佈的從1847至1859年9月運往古巴的華工數據杜馮·克拉夫·科比特：《1847—1874年古巴華工研究》，見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75~176頁。相同，可以認為是基本可信的。

秘魯在19世紀初取得獨立，但秘魯的貿易一直為英國的銀行家和大商人所控制。英國對工業原料日益增長的需求，刺激了秘魯鳥糞開採業和甘蔗、棉花種植園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了秘魯的勞動力危機。秘魯政府於1849年公佈所謂“華人法”，獎勵輸入華工。同年10月，一艘從廈門起航載有75名華工的販奴船首次抵達秘魯的卡亞俄港。從1849到1875年，運至秘魯的華工約在10萬人，其數量之多，僅次於古巴。據1889年曾奉命考察秘魯華工情況的傅雲龍統計，“華工之僑秘魯，自道光十八年（應為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始，計至光緒年間，無慮十一萬有奇”。《晚清海外筆記選》，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頁。欲深入了解關於秘魯華工的研究，可參閱MichaeIJGonzales，“ChinesePlantationWorkersandSocialConflictsinPeru，”inJournalofLatinAmericanStudies，Vol21，No3，1989，pp385~424

除古巴和秘魯外，英屬圭亞那、西印度群島、巴拿馬及其他中美洲國家、墨西哥、智利和巴拿馬等國都有華工到達。關於墨西哥華工，美籍華裔學者胡其瑜（EvelynHuDeHart）教授多年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著述豐厚，甚具參考價值。清末張蔭桓《三洲日記》稱：“華人謀生外國垂二百萬人，即美、日（日斯巴尼亞簡稱，即西班牙，此處系指西班牙美洲屬地古巴）、秘三國亦逾三十萬。”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三。據不完全的資料統計，19世紀中葉前往拉丁美洲的華人總數在30萬人以上，有的估計高達5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古巴、秘魯和英屬圭亞那（16萬人）三地區。華工較多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有：巴拿馬（2萬人）、墨西哥（4500人）、牙買加（1400人）、英屬特立尼達（1400人）和巴西（2000人）等。參見宓亨利：《華僑志》，上海，1925年版第210頁。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羅榮渠：《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397頁。

19世紀中後期，巴西社會各界就引進華工問題發生過一場大的爭論，爭論的結果，反對引進華工的意見佔了上風。因此，雖然奴隸制廢除后巴西勞動力短缺問題十分突出，但相對於其他拉美國家而言，華工在其引進的勞動力中所佔比例較小。可參閱RobertCorrad，“ThePlanterClassandtheDebareoverChineseImmigrationtoBrazil，1850—1893，”in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9，No1，1975，pp41~55

華工對拉丁美洲開發的貢獻

從1847年開始進入拉美的30萬華工，是一支數量龐大，以吃苦耐勞、勤奮智慧聞名於世的勞動大軍。他們為美洲發展和繁榮做出了哪些貢獻？應該怎樣恰當評價他們的歷史作用呢？馬克思說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的工業就不可設想……消滅奴隸制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抹掉美洲。”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10頁。契約華工制度是替代黑人奴隸制而出現於美洲的，對它的認識同樣不應忘記馬克思的這個基本觀點。罪惡的黑人奴隸貿易結束后，拉美熱帶種植園和礦場發生嚴重的勞動力危機，必然要向世界別的地方去尋找新的廉價勞動力，這就是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殖民者向中國掠賣“契約華工”的原因。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要求來說，奴隸制已經過時，但根據拉丁美洲的社會經濟狀況，向資本主義新生產方式過渡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並不成熟，隱蔽的契約奴隸制在一個時期內仍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對於美洲契約華工的重大作用和歷史意義，只有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大視野下，才能夠獲得充分的認識。

19世紀下半葉，大多數拉美國家社會由混亂走向穩定，經濟由停滯走向發展，外部國際需求加大，內部現代化開始起步。正當拉美處於這樣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幾十萬契約華工源源不斷來到拉丁美洲，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慧為所在國家和地區創造了難以估量的財富，對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中拉人民之間的友好聯繫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1開礦築路，促進了拉美的經濟繁榮

在秘魯沿海以及附近無人居住島嶼上，鳥糞積聚成山，成為一種特殊礦藏。隨着美洲對外經濟聯繫的加強，到19世紀中葉化肥問世前，它作為極具經濟價值的優質肥料資源，暢銷於國際市場，成為秘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19世紀中葉，秘魯由於採挖出口鳥糞而財源滾滾，被稱為“鳥糞年代”。據統計，從1840至1880年，秘魯總共開採了1200萬噸鳥糞，價值75億比索。HBonilla，GuanoyBurguesiaenelPeru，Lima，1974，p146在19世紀60和70年代，秘魯鳥糞開採每年為政府提供1000多萬至5000萬比索的收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80%左右。而這一時期從事鳥糞開採的主要是華工。斯圖爾特：《秘魯華工史（1849—1874）》，張鎧、沈桓譯，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頁。僅60代10年間，就輸入了幾千名華工到鳥糞場工作。同上，第82頁。有的在秘魯中部和南部沿海一帶，有的在海島上。欽查群島是鳥糞的重要產地，在那裏從事挖掘和裝運工作的幾乎全部是華工。開挖鳥糞環境惡劣，勞動條件極為艱苦。正如郭嵩燾日記所言：“瀕海無雨，鳥糞屯積數百年，取之不盡。中國人充工唚魯（秘魯），以搬運鳥糞為最苦。以歲久乾結鋤鍬所及，飛塵四揚，其氣惡臭，又地氣亢熱，所以為苦。”《郭嵩燾日記》，見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4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34頁。此外，秘魯的硝石礦，墨西哥的銀礦、銅礦和煤礦都有華工在那裏勞動。

隨着經濟發展和出口需要，各國掀起了修築鐵路的熱潮。在這支修路大軍中，也有很多華工。如墨西哥、巴拿馬和秘魯為此都引進了大批華工。在秘魯，來自鳥糞的巨大收入被投資於興建鐵路。19世紀70年代，美國人恩里克·梅格斯在秘魯承包興建從利馬到奧羅亞的中央鐵路工程，為此他獲得特許權引進6000名華工來從事這項工程建設。這條鐵路以海港卡亞俄為起點，穿越高峻的安第斯山，直通位於中部中心的奧羅亞。這裏正是秘魯礦產品種繁多、藏量豐富的心臟地帶。因而，這條線路的開闢大大地促進了秘魯白銀及其他礦藏和物資的開發和利用，使秘魯在“鳥糞年代”消退後又迎來了新的“白銀年代”。鐵路要穿山越嶺，克服各種障礙，在工程技術方面被認為“舉世無雙”。而華工在修築這條鐵路勞工總數中，佔到了一半。那個美國承包商梅格斯自然感到滿意，稱讚這些華工“是我們所能找到的最優秀的工人”。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49頁。此外，墨西哥的中央鐵路、秘魯從奧羅亞到著名水銀產地萬卡維利亞的鐵路以及沿海公路和卡亞俄港口擴建工程，都有華工的參與。

2替代黑人奴隸，熱帶種植園重現生機

19世紀中葉，國際市場上對蔗糖和棉花的需求旺盛，為拉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但奴隸貿易終止后，熱帶種植園陷於半癱瘓狀態。所以為數30萬的華工，主要被投入到熱帶種植園。在古巴，先後有8萬多名華工補充到甘蔗種植園和製糖廠，作為古巴經濟支柱的蔗糖業才得以維持高速增長。從1850到1868年，古巴糖產量增長了3倍。一些最先使用華工的種植園都稱讚華工“聰明、安分、老實、謙卑”“具有與我們的文化不同的先進文化”。DCCorbitt，AStudyoftheChineseinCuba，1847—1947，pp9~11，1971因此，製糖中的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工作，如軋糖、提純，主要由華工承擔。相關統計表明，華工輸入多少，對於古巴蔗糖產量的增長具有重要影響。1858和1866、1867年輸入苦力最多，隨之而來的1859年和1868—1870年古巴糖產量的增長也最快。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頁。正如陳蘭彬所說：“該國入款以糖稅為大宗，而糖寮出息，又以華佣多寡為盈絀關鍵，故該國上下無不注重招工。”《清季外交史料》第21卷，第1頁。

在秘魯，所輸入的近10萬勞工中，十之八九都投入到種植園。種植園集中的沿海地區，原來的黑人奴隸幾乎全部由華工所代替，從而對秘魯的農業危機“起到一種挽救作用”。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3頁。一些棉花種植園和甘蔗種植園，經常擁有成百上千的華工。在帕斯維爾卡和阿烏卡利亞地區，華人甚至佔到居民總數的60％以上。同上，第251頁。當時一位法國旅行家夏爾維奈爾（CharlesWiner）曾沿着秘魯沿海和山區漫遊，他說一些靠近太平洋的谷地，他們看到的都是中國人，懷疑自己是不是來到了“亞洲的田野”。《秘魯華工編年資料》，張凱譯，見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0頁。秘魯的棉花產量從1865年的8937英擔增加到1873年的99492萬英擔，8年間增長了10倍；蔗糖產量由1870年的251噸增至1880年的8萬噸，10年間猛增了318倍。HBonillaGuanoyBurguesiaenelPeru，Lima，1974，pp153~154這些成就都是和華工所付出的辛勤勞作分不開的。據統計，在19世紀70年代，秘魯蔗糖出口總量的68％、秘魯棉花出口總量的94％都產自北部、中部沿海華工集中的地區。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46頁。在生產技能方面，華工也表現出色。當時，秘魯的糖廠已廣泛使用“真空平鍋”技術，而“煮糖、管機重要之工亦華人也。大約華人心智較靈，每習一藝，容易見長，但使工價稍優，決不避就；嗜好較西人為多而不飲酒，故西商每喜招置之”。張蔭桓：《三洲日記》，見《晚清海外筆記選》，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頁。在英屬圭亞那和特立尼達等地的種植園裏，也廣泛使用了華工。

3開鑿運河，葬身異國土地

巴拿馬運河與巴拿馬鐵路皆為橫貫地峽、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國際交通工程，華工為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巴拿馬鐵路從科隆至巴拿馬城，全長756公里，於1850年動工，歷時6年建成。從1851年開始，先後從香港、澳門、廣州黃埔共招收華工2萬餘人，參加巴拿馬鐵路西段的施工。關於華工與巴拿馬鐵路的修建，可參閱LucyMCohen，“TheChineseofthePanamaRailroad∶PreliminaryNotesontheMigrantsof1854，Who‘Failed’，”inEthnohistory，Vol18，No4，1971，pp309~320這裏氣候炎熱，勞動條件艱苦，華工傷亡慘重，有人形容死亡者比鐵路上的枕木還多。“帕那馬（巴拿馬）之地……聞昔修鐵路時，因其水土惡劣，天氣炎熵，西班牙國（應為美國人——引者）用所販‘豬仔’粵人兩萬餘執其役，乃聽其穴居野處、餐生飲冷，逼以苦工而疾困死者殆盡，狠哉!”《晚清海外筆記選》，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頁。

巴拿馬運河於1881年動工開鑿，又有大批華工被招參加這一浩大工程。僅從廣東招收華工先後三批共四五千人，死亡甚眾。張蔭桓在光緒十四年（1888）9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巴拿馬招工開河在廣東“拐販至六千人，已往者五百六十一人，瘴歿逾半”。同上，第235頁。據統計，為修築巴拿馬鐵路和運河兩大工程，共有兩萬名華工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後來，為了表彰這些華工所做的貢獻，在當年運河工程最艱難的地段——庫萊布拉山，修建了一座紀念亭子，稱作“華工亭”。

4並肩戰鬥，中拉人民友誼彌深

在反對殖民奴役的鬥爭中，華工與拉美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用鮮血凝結成深厚的友誼。最突出的事例是華工參加古巴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解放戰爭。古巴是拉丁美洲華工人數最多的地方，19世紀中葉華工被販運到古巴的時候，古巴仍處在西班牙殖民者和種植園奴隸主的統治之下。在古巴，正如在其他拉美國家一樣，不堪虐待的華工曾多次單獨爆發自發的反抗鬥爭，但是，當19世紀後期古巴爆發反西班牙殖民統治時，華工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就與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爭相結合，融入到古巴土生白人、黑人奴隸和混血種人的獨立解放鬥爭的洪流之中。

1868年，古巴反殖民統治的第一次獨立戰爭（1868—1878，亦稱“十年戰爭”）爆發，有1000多華工投入起義者行列。他們無私無畏，英勇善戰，有些華工曾是參加過太平天國革命、後來流亡到古巴做苦力的老戰士。華工戰士英勇戰鬥的業績，在古巴人民中傳為美談。這次戰爭的著名領導人之一的貢薩洛將軍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人與古巴獨立》，書中曾這樣描述華人踴躍參加起義的情形：“1868年10月10日，雅拉（Yara，地名）起義，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白奴（指古巴人）高舉博愛之旗幟，無論何種奴隸，均可求自由於該旗幟之下。華人身雖受苦，而機靈猶存……莫不欣然附從，誓為民主國之旗效力。由是軍威驟振，可見歷年迭遭強暴之虐待，久為奴隸之華工，終不能磨滅其英雄之氣概也。”陳翰笙：《華人出國史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0~121頁。這次戰爭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在古巴廢除了奴隸制。根據《桑洪協定》，規定“給予目前在起義軍隊伍中的奴隸和亞洲移民以自由”。但古巴未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1895年，爆發了新的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亦稱第二次獨立戰爭。革命烈火很快席捲古巴全島。在這次戰爭中，參加的華工人數更多、規模更大。各起義部隊的軍團中，都湧現了一大批勇敢的華工戰士，單獨組成中國人小分隊，不少中國人擢升為革命軍官。經過三年浴血奮戰，古巴終於擺脫了西班牙殖民統治而取得獨立。很多華工為古巴獨立流盡了自己最後一滴血。為了紀念獨立戰爭中壯烈犧牲的中國戰士，在首都哈瓦那的廣場上特地建立了一座兩丈多高的圓柱形紀念碑，碑的底座上嵌有一塊銅牌，上面銘刻着貢薩洛將軍對華人烈士的讚詞：“在古巴的獨立戰爭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做叛徒，也沒有一個中國人當逃兵。”

值得一提的是，契約華工的開端和終結都與古巴密切相關聯，“如果說第一批契約華工運往古巴，標誌着19世紀中國拉丁美洲關係發展的‘苦力貿易’階段的開始，那麼，大批古巴華工的反抗鬥爭和加入古巴起義軍，就意味着這一階段的開始結束”。《19世紀拉丁美洲的中國“苦力移民”》，羅榮渠：《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頁。

“苦力貿易”的終止及拉美華工、華僑的新貢獻

盛行達30年之久的“苦力貿易”，終於在1874年前後被廢止。我國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對“賣豬仔”的罪惡活動，早就充滿公憤，在廈門、上海、寧波和廣州等地相繼爆發自發性的鬥爭。在群眾鬥爭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當局多次頒佈嚴禁販賣人口、違者處以極刑的告示。1869年，又明令不許中國人前往澳門，無約國也不許在澳門設局招工。1874年，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陳蘭彬、容閎前往古巴和秘魯調查華工在當地的情況。兩人回國后公佈華工備受虐待的調查材料，引起了社會更加激烈的反響。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一向對西方列強唯命是從的清政府總理衙門，才有勇氣宣佈關於“苦力貿易”的禁令，英國和葡萄牙政府也才有可能在1874年先後宣佈停止澳門的“苦力貿易”。

1875年，中國和秘魯兩國立約建交，這是拉丁美洲地區第一個和我國清朝政府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頭10年間（清季同治、光緒和宣統年間），中國又和巴西（1880）、墨西哥（1889）、巴拿馬（1884）等先後建立了外交關係。正式外交關係的建立為中拉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拉丁美洲所倖存下來的大約10萬契約華工，基本上都獲得了解放，成了自由華工或自由華人。這些華僑的分佈範圍也不像當年契約華工主要集中於古巴、秘魯和圭亞那，而幾乎擴大到拉丁美洲所有國家和地區了。

哥倫布之後中國人最早於何時到達美洲？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哥倫布之前中國人是否到過美洲”那麼遙遠和迷茫，但恐怕也不易考察清楚。大體上來看，最先抵達墨西哥的中國人，最可能是馬尼拉的華人。16世紀初，在馬尼拉約已有上萬華僑，此時在馬尼拉的華僑人數，估計為1萬~3萬人，各家說法不一。參見陳荊和《16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1963年版第140頁；羅榮渠《美洲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頁。他們最有機會乘坐馬尼拉大帆船到達美洲。據西班牙編年史家門多薩的記載，早在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曾有三名中國商人到過墨西哥。JuanGonzalezdeMendoza，TheHistoryoftheGreatandMingtyKingdomofChinaandtheSituationthereoftheHakluytSociety，1853，p95也有記載說，在馬尼拉大帆船的終點阿卡普爾科，當時有數百戶亞洲人和黑人雜居於港口，其中也有中國人。EHBlairandJARobertson，eds，ThePhilipineIslands，1493-1898，1903-09v30，p54，pp94~96他們可能是曾為西班牙商人充當僕役的華人，或者是被當作奴隸販賣到那裏的。16世紀末，西班牙王室曾下令允許華人工匠進入美洲殖民地，於是成批的織工、裁縫、金銀首飾匠及理髮師從馬尼拉轉往拉丁美洲做工。根據比較確切的記載，17世紀已有不少華人在墨西哥城居住，有的從事理髮行業。1635年，墨西哥市議會審議了關於華人理髮館應限制12家的提議，並規定這些理髮館不得設在市中心地區。HomerHDubsandRobertSSmith，“ChineseinMexicoCityin1635”，TheFarEasternQuanterly，1∶4（1942）pp387~389而且，據稱早在16世紀墨西哥城已有了唐人街。CHHaring，TheSpanishEmpireinAmerica，1947，p197當時這個街區有多少華人居住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中國人所創建的美洲第一條唐人街。

獲得自由身份的10萬契約華工，加上建交前後到達的自由華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拉美地區早期華僑總數達到了15萬人。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568頁。這些以契約華工為主體的早期華僑不但為拉丁美洲經濟開發做出了貢獻，為拉美獨立解放事業付出了重大犧牲，而且，對拉丁美洲文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

首先，農業生產技術的傳播。

赴拉美的華工基本上是農民，精通農業和園藝，隨着他們的到來，也就把中國農業生產技術帶到了拉丁美洲。17世紀末水稻種植已傳入古巴，由於後來大批到達的契約華工的努力，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使古巴水稻種植業有了很大發展。1862年，古巴可耕地面積已超過100萬公頃，比1827年擴大了一倍。張蔭桓在《三洲日記》中記述了19世紀80年代秘魯水稻種植情況，他說秘魯“近以蔗園生意日減，遂亦種稻，賴華工為之，歲僅一獲，米卻不惡”。《晚清海外筆記選》，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頁。華工還引種中國的菜蔬瓜果，改進當地的園藝技術。19世紀初巴西葡萄牙王室曾從中國引種茶樹，未得成功，由於華工的到來，茶葉生產又發展起來。光緒初年袁祖志出訪拉美，記載說，巴西“產茶亦多，惟土人不解焙制之法，故頗願華人之至止也”。同上，第231頁。華工還在古巴成功地引種了芝麻等中國作物。首都哈瓦那以及其他不少城鎮居民吃的蔬菜，其生產和供應也一度都依靠華人為之。

其次，社會生活和習俗方面的影響。

中國的烹調技藝在拉丁美洲享有盛名，拉美人都喜愛中國飯食。在秘魯利馬，當地居民稱中國飯館為“契發”（Chifas），即廣東話“食飯”的諧音。瓦特·斯圖爾特：《秘魯華工史（1849—1874）》，張鎧、沈桓譯，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頁。許多中國蔬菜如像蘿蔔、豆芽、綠豆、生薑、白菜、芋頭等以及許多食品如豆腐、雲吞（餛飩）、蝦餃、叉燒包、蛋卷、蘿蔔糕、煎堆、綠豆沙、桑寄生蛋茶、魚生粥、涼粉、涼糕、馬拉糕和五加皮酒等等，都被華僑引進拉丁美洲人特別是秘魯人的日常食譜。張凱：《19世紀華工與華人對拉丁美洲的歷史貢獻》，載《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176頁。

獲得自由的華工從種植園和礦場紛紛流向城鎮，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經營。當年以苦力入境的華人在拉美首次發生角色轉換，一些人由“華工”變成了“華商”，並形成了新興的華商階層。由於華商經濟的發展，許多拉美城市都出現了唐人街。古巴哈瓦那的桑哈大街首先出現華人的店鋪，其後在拉伊奧斯、庫契略、德拉貢內斯、卡姆帕納里奧、薩魯特和曼里蓋等幾條大街，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華商漸集，哈瓦那的唐人街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的墨西卡利市（Mexicali）1919年當地居民僅700人，而華人達9000人，因而有“小廣州”之稱。張凱：《19世紀華工與華人對拉丁美洲的歷史貢獻》，載《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182頁。華人仍以小商小販居多，有的也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成為僑居地頗有資產的名人，“那些可憐的被剝奪了8年權利的人們，已成為擁有自己資財的人、擁有自己公司的人。在公共財富中，他們也許代表着百萬資本”。瓦特·斯圖爾特：《秘魯華工史（1849—1874）》，張鎧、沈桓譯，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頁。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華商的經營活動已遍及拉美的100多個城市。在華人聚居區域，他們往往自辦華人子弟學校，創辦華文報紙，既宣傳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又介紹居住國的文化習俗。在古巴，當地人“與華民平素相習”，“土客甚為相宜”。《晚清海外筆記選》，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頁。在墨西哥，華工被親切地稱為“拔山拿”（Paisano），義即“鄉親”。謝希傅：《墨西哥述略》，光緒年間刊本。一些華人還娶拉美女子為妻，學習當地語言文字，漸漸“同化於這個國家的風俗和習慣”。於是，有的學者評論說，“‘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但東方和西方已經在秘魯相融了”。瓦特·斯圖爾特：《秘魯華工史（1849—1874）》，張鎧、沈桓譯，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頁。

再次，中華醫術的傳播。

華工中有的懂醫術，或原本行醫，對於傳播中華醫術起到了積極作用。傅雲龍《遊歷秘魯圖徑》記載“華醫之術，頗行於彼”，即為真實寫照。廣東台山縣陳黃陽，1858年赴古巴，在哈瓦那行醫，用中醫藥為華僑及當地人治病，成為遠近聞名的中國醫生。新會縣李錦泉，原行醫澳門，1873年被拐賣到古巴，也在哈瓦那行醫，並把自己的醫藥知識傳授給古巴人民。wwwjmnewscomcn：梅韋強、張國雄主編：《五邑華僑華人史》。古巴人HD孔斯塔還根據一位中醫的口述，詳記其醫療方法，編輯成書，書名為《中國醫生：天朝醫學概論》，頗有影響。李春輝、楊生茂：《美洲華僑華人史》，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頁。1868年參加古巴第一次獨立解放戰爭起義軍的華工王森，也是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夫。這位身兼醫生的戰士，由於功勛卓著，受到古巴共和國領導人和古巴人民的高度讚揚。

以上就是從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時三個半世紀的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歷史聯繫。世界歷史上的這三個多世紀，是人類邁向全球化、世界發生大變動的重要時期。隨着世界市場的形成和世界貿易的興起，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經濟大增長、文化大交流、人口大遷移的現象。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接觸和聯繫，正是發生在這個歷史時期，成為這一世界性的經濟文化大交流的重要參與者。儘管雙方都為來勢兇猛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浪潮所捲入，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被動的角色，但仍然不可低估它們在這場大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給自身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通過這一大交流，中國絲綢、瓷器大批量地遠涉重洋到達美洲市場，大量白銀源源流入中國，直接刺激了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如蠶絲、紡織、茶以及其他工藝品的發展，增進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商業繁榮；而新世界的玉米、紅薯、花生等農作物，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使中國從美洲文明中吸取重要的物質養料，並大大擴展了認識世界的視野。

16世紀以降的頭三個世紀，美洲廣大地區和非洲與亞洲部分沿海地區淪為歐洲殖民地。與之相聯繫，出現了大西洋上的三角貿易、印度洋上的多邊接力貿易和太平洋上的雙邊貿易的三次國際貿易大潮。在殖民主義步步進逼的形勢下，只有尚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可與之抗衡。由於中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先進的生產技術，中國商品在印度洋、太平洋兩次國際貿易大潮中，顯示着強大的競爭力，而在太平洋國際貿易大潮中則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其時，主要產自美洲的白銀，通過太平洋馬尼拉大帆船等多種渠道，神話般地流入中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以至弗蘭克認為，根據世界白銀的流向，可以得出結論說：“直到19世紀以前‘中央之國’實際上是世界經濟的某種中心。”貢德·弗蘭克著：《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然而，晚明封建王朝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把握這一時機進行自身的大變革，以迎接外部世界日益嚴峻的挑戰。有利時機一旦被錯過，19世紀世界形勢又發生了進一步的巨大變化：新興的英、法、美資本主義取代了衰朽的葡、西殖民帝國；亞洲與非洲廣大地區被殖民地化；中國被納入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樊籠；中國雖然繼續參與了經濟、文化尤其是人口的大交流，但人口遷移是在殖民主義的特殊模式下進行的，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變成了“苦力貿易之路”，“契約華工”成為繼非洲黑人奴隸之後又一個國際資本主義的犧牲品。正如著名學者羅榮渠所說，“所有這一切，根本改變了國際關係和中國對外關係的格局，只是經過一個世紀的屈辱與鬥爭，這一歷史格局才開始發生根本變化”。羅榮渠：《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歷史文化聯繫》，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9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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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祖棣：《瑪雅與古代中國——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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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圖爾特：《秘魯華工史（1849—1874）》，海洋出版社，1985年。

8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四、六輯，中華書局，1984年。

9DCCorbitt，AStudyoftheChineseinCuba，1847~1947，1971

10WilliamLytleSchurz，TheManilaGalleon，NewYork，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