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中國與西班牙
——文學的交流與互動
◇趙振江
一中國文學在西班牙
西班牙與中國文化的直接接觸，可以追溯到16世紀。1565年，萊加斯比MiguelLopezdeLegazpi，在中國文獻中亦稱黎牙實比。率西班牙軍隊征服了菲律賓后，也曾想用武力征服中國，但包括國王腓力（費利佩）二世在內，大多數西班牙人均對此持審慎態度，希望先探明中國情況，然後再採取相應的軍事行動，這就是西班牙傳教士千方百計進入中國的根本原因之一。1574年，在菲律賓成立了“奧斯定會中國傳教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蕭濬華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42頁。據粗略統計，1600年以前，入華耶穌會士（包括準備進入中國傳教而未能如願者）共有77人，其中有葡萄牙籍40人、西班牙籍19人、意大利籍11人、其他國籍7人。根據榮振華的“入華耶穌會士國籍統計表”統計，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956~997頁。這些傳教士在客觀上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其中有兩位西班牙人更是起了開拓者的作用。
第一位西班牙傳教士名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GonzlezdeMendoza，1545—1618）。1580年，腓力二世曾派遣他和傑羅尼姆·馬林、弗朗西斯科·德·奧爾特加一起，作為訪問中國的特使，但此項活動因在墨西哥受阻而被取消。門多薩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於應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ljoⅧ）的要求，撰寫了一部《中華大帝國史》。該書於1585年在羅馬出版，全名為《大中華王國最傑出事物及其禮儀、習俗史》，Historiadelascosasmsnotables，ritosycostumbresdelgranReinodelaChina這是有關中國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這部書一出版就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16世紀的最後15年中，成為歐洲同類書籍中最暢銷的一本。根據不完全統計，16和17世紀，《中華大帝國史》被翻譯成7種歐洲文字，有43種版本，其中大部分是在1600年之前出版的（共有35個版本）。17世紀初期，《中華大帝國史》在歐洲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弗朗西斯克·德·埃萊拉·馬爾多納多於1621年出版的《中華王國歷史概要》和米歇爾·鮑狄埃於1624年出版的《中國王廷史》FranciscodeHerreraMaldonado，EpítomeHistoriadelReynodelaChina；MichelBaudier，HistoiredelaCourduRoydelaChine都曾以它為重要參考資料。
《明心寶鑒》西班牙文第一版封面
另一位名叫胡安·科沃（JuanCobo，約1546—1592），中文名字叫高母羨。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有三：一是翻譯了《明心寶鑒》；BengSimPoCamoEspejoricodelclarocorazn二是與另一位傳教士——米格爾·貝納維德斯（1550—1605）合作，用中文撰寫了《基督教教義》；DoctrinaCristianaenLetrayLenguachina三是用中文撰寫了《辯正教真傳實錄》Apologíadelaverdaderareligión（1593）。西班牙文版的《明心寶鑒》於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1595年由貝納維德斯帶回西班牙並呈獻給國王腓力二世。人們一般認為，最早翻譯成歐洲文字的中文書是《論語》，它於1662年被譯成拉丁文，卻很少有人知道，此前70年，西班牙傳教士胡安·科沃就把《明心寶鑒》翻譯成了西班牙語。這是第一部翻譯成西方文字的中文書籍，它在歐洲的傳播為後來的“適應性”傳教策略以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實行的傳教策略：他們學習漢語，研習中國文化典籍，脫掉教士服，改穿中國士大夫的“儒服”，結交中國名士，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消除中國人對歐洲人的排斥心理，同時積極尋找中國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契合點，使基督教教義適合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盡量縮小兩者之間的差異。他們對中國文化中一些半宗教半習俗性的禮儀採取容忍態度，允許中國的天主教徒繼續從事尊孔、祭祖活動。人們稱其為“適應性”傳教策略。提供了理論根據，對西方人了解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明心寶鑒》算不上什麼文學經典。它是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范立本輯錄而成的一本用於兒童啟蒙教育的讀物。全書分為“繼善”“天理”“順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博學”“訓子”“省心”“立教”“治正”“治家”“安義”“遵禮”“言語”“交友”“婦行”共20篇（其中“存心”有前後兩篇）共726條。從篇目就不難看出，這是一本宣揚儒家思想和封建禮教的讀物，內容多是四書五經中的語錄以及民間流傳的關於“齊家治國”“修身養性”的格言。今天，這本小冊子已鮮為人知，當年卻曾在中國的周邊地區（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廣為流傳。
令人遺憾的是門多薩與科沃的工作後繼無人，幾乎中斷了400年後，才又有人翻譯和介紹中國的文學作品。
對儒家經典與老莊哲學的譯介
眾所周知，在我國古代，文、史、哲是融為一體的，很難將它們截然分開。因此，我們自然要將儒家與老莊的典籍視為文學作品。如今，你隨便走進一家西班牙書店，見到最多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可能就是《論語》《易經》和《道德經》了，足見西班牙人對我華夏古老文明之仰慕與重視。
首先，我們介紹幾本有關中國哲學的譯著。1968年，胡安·赫多與海梅·烏亞合作，從不同的西方語言，主要是英文和德文，轉譯了《東方哲學——孔夫子及其他》。Filosofíaoriental（Confucioyotros），tradindirectadeJGedoyJUyBarcelona，Zeus，1968，355pp本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第二部分是老子的《道德經》。前言中有關於這二位古聖賢的介紹。雖是轉譯，卻不失為一部嚴肅認真的譯作，因為譯者參考了不同語言的版本。
1948年，我國著名哲學史家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被譯成了英文。FunYuLan，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NewYork，The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481987年，該書在墨西哥經濟文化基金出版社的出版，FunYuLan，Brevehistoriadelafilosofíachina，trddesdeelinglésdeJJUrtilla，México，FondodeCulturaEconmica，1987，517pp對西班牙語國家了解中國哲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5和1995年，在波哥大和馬德里先後出版了兩部介紹中國古代思想的圖書：《東方智慧：道教、佛教與儒教》VíctorGarcía，Lasabiduríaoriental∶taoísmo，budismo，confucianismo，prldeCeferinoSantosEscudero，Bogot，Cincel，1985，1986，1988，199pp和《作為中國美學的智慧：儒教、道教與佛教》。ChantalMaillard，Lasabiduríacomoestéticachina∶confucianismo，taoísmoybudis-mo，diseodeSergioRamírez，Madrid，Akal，1995，75pp前一本書的作者是維克多·加西亞。它的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印度與日本的歷史和文化，題為《智慧的地理分佈》；第二部分對印度教、佛教、儒教和道教進行了評介，題為《智慧在思想與宗教上的體現》；書後附有西方與近東、印度、中國和日本相互對照的歷史、哲學、宗教大事年表，並列舉了50本參考書目。該書於1986和1988年再版兩次。后一本書的作者是昌達爾·麥亞德女士，全書分為傳統、儒教、道教、佛教和美學等五章。第一章介紹中國經典的起源、神話、禮儀等；第二章介紹孔子及其弟子的主張，如中庸、仁政等；第三章介紹道家的學說與政治主張，諸如“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等；第四章介紹佛教，尤其是佛教的戒律、因果報應、流派等；最後一章是作者個人的觀點，將東方的智慧看作一種美學。作者是在閱讀英文、德文與西班牙文材料的基礎上撰寫此書的。這本書曾於1968、1985、1987、1993和1995年再版5次，並於1986和1988年增印兩次。
在此，值得一提的還有一本墨子的譯文，題為《兼愛之治》。MoTi，PolíticadeAmorUuniversalestudiospreliminardeFMateos，traddesdeelchinoynotasdeCarmeloElorduy，Madrid，Tecnos，1987，193pp這是在西班牙所能見到的這位長期以來在諸子百家中被邊緣化了的哲學家的唯一譯作，於1987年出版，譯者同時也是《詩經》的譯者卡麥羅·埃洛杜伊神父。林語堂曾說，墨子的兼愛說比基督教傳教士們傳播的“福音”早得多，因為他比耶穌早生了500年：（在西方）“這如此令人沮喪，就像好容易到了南極，卻發現別人早就在那裏了”。LinYutang，LaSabiduríachina，BuenosAires，BibliotecaNueva，1959，P217EnVíctorGarcía，opcitp61
對儒家經典翻譯與介紹的版本很多，難以盡述，即便對其中比較重要的也只能點到為止。據伊多婭·阿爾比亞加（IdoiaArbillaga）伊多婭·阿爾比亞加是《中國文學翻譯在西班牙》（LiteraturachinatraducidaenEspaa）一書（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學——UniversidaddeAlicante出版）的作者，本文中的許多資料是從該書中選譯過來的。的初步統計，西班牙文版的儒家經典有21個版本之多，其中只有三種是從中文直譯的：《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JuanBautistaSe-TsienKao，LafilosofíasocialypolíticadelConfucianismo，traddesdeelchinoAlfonsEnriqueJascalevich，prlIsidoroRuizMorenoBuenosAires，Poblet，1945，300pp（1945，布宜諾斯艾利斯）、《孔子·孟子·四書》ConfucioMeneio，Loscuatrolibros，edytraddesdeelchinodeJoaquínPérezArroyoMadrid，Alfaguara，1981，401pp（1981，馬德里）、《論語：思考與教育》Confucio，Analectas∶reflexionesyenseňanzas，edytraddesdeelchinoPérezAfroyBarcelona，CírculodeLectores，1999259pp（1997，巴塞隆拿）。在這三個直譯的版本中，第二個更有競爭力，2002年已在巴塞隆拿再版。譯者在前言中說，在西班牙和其他的西班牙語國家，缺乏名副其實的漢學家（只在16—18世紀有過幾位出類拔萃的學者），以致無法對“如此複雜與神奇、在時間與空間上又與我們相距遙遠的中華文化進行研究，這實在是一個不幸”，因為中國文化是“人類最完美、最新穎、最持久的創造之一”。另一本1997年出版的《論語：思考與教育》Confucio（MaestroKong），LunYuReflexionesyenseanzas，trddesdeelchinoin-trodynotasdeAnne-HélèneSurez，Barcelona，Kairs，1997，193pp是安娜·艾萊娜·蘇亞雷斯從中文直譯的。譯者曾在北京大學留學（與筆者有過交往），也是李白、蘇軾的譯者。她撰寫了20多頁的前言，對《論語》的內容進行分析，並註明了自己註釋的出處。應當說，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有了長足的進步。就目前而言，豈止是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就連《三字經》WangYinglin，SanzijingElclsicodetrescaracteres∶elumbraldelaeducacinchinatrdynolasdeDanielIbiezGómez，Madrid，Trotta，200138pp都有人翻譯出版，就像當年的科沃教士翻譯出版了《明心寶鑒》一樣。
在諸多轉譯的文本中，比較重要的有：胡安·貝爾瓜與何塞·貝爾瓜於1954年翻譯的《中國經典》，ConfueioyMencio，Loslibroscannicoschinos，traddeJuanyJoséBerruga，Madrid，EditorialIbéricas1954424pp全書424頁；同年出版的《關於政治、哲學、道德的中國四書》，Confucio，LoscuatroliibrosdeFilosofia，MoralyPolíticadeChina，traddeJFarrnyMayoral，Barcelona，JoséJanés，1954，313pp全書313頁；卡爾多納·卡斯特羅於1980年翻譯出版的譯自法文版的《智慧的四書》，Confucio，Loscuatrolibrosdelasabiduría，trdfrancesa，notasyprefdelPSeraphinConvreur，trdindirectaaespdeFranciscoCardonaCastro，Madrid，EditoradelosAmigosdelCírculoBiblió-filo，1980，653pp全書653頁；1969年胡安·貝爾瓜又翻譯了《古代中國關於哲學、政治、道德的五本偉大的圖書：書經、大學、論語、春秋、孟子》Confucio，Mencio，ElChu-KingElTahioElLun-yuElTchung-gungElMengTseuLoscincolibrosdepolítica，moralyfilosofíadelaantiguaChina，trad，notapreliminarynotasdeJuanBVerruga，Madrid，ClsicosVerruga，1969，635pp（按漢語拼音，書名應為：ElChu-King=ElShiJingElTahio=ElDaXueElLun-yu=ElLunYuElTchung-gung=ElShuJingElMengTseu=ElMengZi）（這與我們所說的《五經》不同），同前面列舉的譯作一樣，有序有注，全書635頁。這些譯著由於是轉譯，故對翻譯標準一般都避而不談，這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書中，有時不同的版本是同一個譯者，有時同一個版本又在不同的出版社面世，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另外，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西班牙的漢學基礎薄弱。因此，不僅是漢語著作多是轉譯的，就連為數極少有關漢學的專著也是轉譯的，如1960年出版的《孔夫子與中國人道主義》PierreDo-Dinh，Confucioyelhumanismochino，trdespdeDomingoLagunilladelfrConfuciusetlhumanismechinois，Madri，Aguilar，1960，220pp就是從法文轉譯過來的。
相對於儒家經典而言，西方人對《易經》的興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統計，西班牙文的《易經》至少有23個版本，但其中只有一個是從漢語直譯的，譯者即《詩經》的譯者卡麥羅·埃洛杜伊，ElLibrodelosCambios，trddesdeelchino，intrdynotasdeCarmeloElorduy，Madrid，EditoraNacional，1983，313pp其餘版本都是從英文、德文、法文或意大利文轉譯的。在《易經》的諸多譯本中，以德國人里查德·魏爾曼（RichardWilhelman）、英國人里特西瑪（Rit-sema）和卡爾切（Karcher）的版本影響最大，後者自稱其依據的是1715年康熙欽定的版本。他們的版本分別由博赫爾曼IChingEllibrodelasmutacionestrdaldeRichardWilhemaneindirectaaespDJVogelmann，prldeCGJung，Barcelona，Edhasa，1991，355pp與埃迪特·茲里IChingElclsicoorculochinotradingdeRdolfRitsemayStephenKarchertradespdeEdithZilli，revisiónespecializadadeLeonorCalveraBuenosAiresVergara，1995，812pp翻譯成了西班牙文，前者355頁、後者812頁。無論把《易經》作為科學還是作為玄學，西方人對這類神秘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維都有着濃厚的興趣，這就是《易經》在那裏廣泛傳播的原因之所在。從他們給《易經》題寫的書名就可以看出他們對這部書重視的程度：《易經：如何探知變化之天意》IChing∶crnoconsultarelorculodelcambio，tradingdeAlfredDouglas，Barcelona，Bruguera，1980，250pp《易經：中國神諭、變化之書》IChingElOrculochinoEllibrodelasMutacionestrdespdeMiguelJiménezSales，Barcelona，Aura，1986，179pp《如何用易經預卜未來》CmopredecirelfuturoconelIChing，edDeSwamiDewasayantyMximoRocchi，Barcelona，DeVecchi，1988155pp《易經：對命中之變的預言與奉告》IChingPrediccionesyconsejosparatodoslosacontecimientosdelavida，Barcelona，DeVecchi，1994，174pp《易經：成功秘訣之首選》IChingLafrmulanúmerounoparaeléxito，tradindirectaaespdeRamnAlonsoPérez，Barcelona，Apstrofe，1994，286pp《易經：中國的聖經》IChing∶laBibliachina，trdfrDeMichelGalleindirectaaespdeJuanaBignossi，Barcelona，Gedisa，1994，315pp《易經：無所不及》IChingalalcancedetodos，PonzuelodeAlarcn，LibroLatino，1997，175pp《日常生活中的易經：親情關係、職業生涯與生意場上的64卦之含義》，IChingenlavidacotidianaElsignificadodelos64hexagramasenlasrelacionesafectiros，lavidaprofesionalylosnegocios，Barcelona，RBA，1998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在西班牙，對老子的《道德經》的翻譯，比《易經》還多，至少有40個版本，還有29個與“道”相關的著作的譯本。在40個《道德經》的譯本中，有37個是對原文文本的翻譯，有3個是介紹性的著作，只翻譯了其中的相關段落。在29個與“道”相關的譯作中，有9個是研究道家哲學理念的作品，其餘20個是與道家相關的其他哲學家的作品。在《道德經》的40個譯本中，有7個是從漢語直譯的，而且只有5位譯者，因為卡麥羅·埃洛杜伊神父與伊格納西奧·普雷西亞多各翻譯了兩個版本。卡麥羅·埃洛杜伊神父（《詩經》《易經》與《墨子》的譯者）的譯文發表於1961年，題為《道家箴言》，LaoTse，LagnosisdelTaoTeChing，anl，ytrddesdeelchinoCarmeloElorduy，Oa，ImprentadeTeología，1961，225pp到1996年再版時就題為《道德經》了。這個版本是西漢雙語對照，前面有曼努埃爾·吉里多撰寫的引言，後面有譯者對《道德經》的長篇分析（45頁）和根據威妥瑪-翟里斯體系注音的詞彙表。篇幅並不長的前言（5頁）分為三部分：“第一位生態主義者”“道”和“德”。前言作者認為，老子既不同於儒家（作者認為應是法家）的戰勝自然也不同於佛教的否定自然，他是順其自然，因此，他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位生態主義者；在第二部分，作者認為“道”是萬物之本，它揭示了宇宙永恆的法則或理性；在第三部分，作者認為“無為”即是“德”，這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境界”，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最低干預。此外，前言的作者還對老子與阿那克西曼德（前610—前546或前545）、赫拉克利特（前545—前480）、斯賓諾莎（1632—1677）、黑格爾（1770—1831）等西方哲學家進行了比較。譯者的分析文章分為10部分，分別是《老子與孔子》《道》《道的深遠影響》《道之德》《天和地》《Aion》希臘語“永恆”的意思。《萬物》《聖人》《老子之治》《道家之德》。從上面10個小標題中，我們大致可以領略譯者對《道德經》的理解與評價。
胡安·伊格納西奧·普雷西亞多的譯本題為《老子：道之書》，LaoTse，LaoZi：ellibrodelTao，trd，prlynotasdeJuanIgnacioPreciado，edBilingüe，Madrid，Alfaguara，1978，278pp於1978年出版，後來至少又再版過4次（1978、1996、1999、2000），並曾於1979年獲西班牙國家翻譯獎（即原來的修士路易斯·德·萊昂獎）。
1985年，馬德里一位華人在自己的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道德經》，LaoTse，TaoTeKing，trddesdeelchinddeMiguelHsiao，Madrid，MiguelShiao，1985，94pp他就是米格爾·蕭（MiguelHsiao，1934—1995）。他的中文名字是蕭祭鑾，祖籍山東青島。他是第一批從台灣去西班牙的中國留學生。1956年在馬德里大學攻讀教育學專業，邊打工邊求學，於1962年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65年又獲文學博士學位。當時由於他沒有西班牙國籍，無法在西班牙政府擔任公職，只能經商。他是西班牙華人商界公認的領袖之一。為了促進中西的文化交流，蕭先生還開了書店，而且每年都自費參加馬德里的書市，直至去世。除了《道德經》之外，他還翻譯出版了《孫子兵法》《十二生肖》《中國諺語》等書籍。此外，在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訪華期間，他曾為他們做過漢語翻譯。
《論語》的譯者安娜·艾萊娜·蘇亞雷斯，也翻譯過《道德經》，題為《道與德之書》，LaoZi，Ellibrodelcursoydelavirtud，prldeFranoisJulin，trddesdeelchinodeAnne-HélèneSurez，Madrid，Siruela，1998，130pp出版於1998年，全書130頁。她的版本與眾不同，她沒有像其他譯者那樣，音譯道、德、經三個漢字，而是按意思進行翻譯，也算作獨闢蹊徑吧。
最後一個直接譯自漢語的《道德經》LaoTzu，TaoTeChing，trddesdeelchino，prefynotasdeOnorioFerrero，Barcelona，Azul，1999，251pp出版於1999年，譯者是奧諾里奧·費雷羅，寫有較長的前言和註釋，對道家的基本思想以及自己的翻譯過程進行了闡釋，全書251頁。
其餘西班牙文版《道德經》都是轉譯的，大多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其中介語言主要是英文。最早的轉譯本出現在1931年，題為《道的福音：聖賢之書——道德經》，LaoTse，ElevangeliodelTao∶dellibrosagradoTaoTeChing，trdPedroGuirao，Barcelona，Bauz，1931156pp譯者是佩德羅·吉拉奧，應是從法文轉譯的（他從法文轉譯過一本中國詩選）。第二個譯本直到1959年才在馬德里出版，LaoTse，TaoTeKing（Ellibrodelrectocamino），trddeCaridadDíazFaesMadrid，Morata，1959，128pp該版本的英文譯者是ChuTaKao。是從英文轉譯的，1975年又在巴塞隆拿再版過。其餘31個轉譯的版本，在此難以一一介紹。但有一個版本值得一提，即安東尼奧·梅德拉諾的版本：《老子的道德經：道與永恆》，LaoTse，Tao-Te-KingdeLaoTseElTaoísmoylainmortalidadtrdyestudiodeAntonioMedrano，Madris，AméricaIbérica，1994，255pp該書於1996年再版時，題為《道之光》。LaoZi，LaluzdelTao，trdingdeThomasClearyeindirectaaespdeAlfonsoColodrn，Madrid，Yataí，1996，255pp在這個版本中，有梅德拉諾撰寫的長達150多頁的論文《道與永恆》。文章的小標題分別是：《何謂道》《道之源》《哲學之道與宗教之道》《老子：中國偉大的智者與法師》《道教與儒教》《無政府的個人主義》《道：最高的神秘》《德：永恆的品行》《偉大的三元》《陰與陽》《神聖的宇宙觀》《宇宙的寺廟——花園》《作為生活方式的道教》《真正與完美之人》《善與惡的背後》《自然、自發、樸實》《人類的多面性》《無為》《天人合一》《智者的博愛與魔力》《詩歌與快樂的神秘》《道教幽默的含義》和《危機時代的信息》。
三個介紹性的譯本是《老子與道教》RichardWilhmanLaotseyeltaoísmo，trddesdeelaldeAGarciaMolins，Madrid，RevistadeOccidente，1926，136pp《老子的教誨》IakiPreciado，LasenseanzasdeLaoZi，Barcelona，Cairos，1998，167pp和《道之箴言》。LaoZi，PalabrasdelTao，seleeypresentacinfrdeMarcdeSmedt，trdespdeRenéPalaciosMora，Barcelona，EdicionesB，1999，50pp尤其要指出的是第一本，出版於1926年，原作者是德國人里查德·魏爾曼，他是《易經》的譯者，西班牙文譯者是加西亞·莫林斯。全書的內容分為三部分：《老子及其著作》《老子的學說》和《老子的影響》。
至於對老子與道教的闡釋，可謂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從下面的書名即可見一斑：《道教瑜伽：煉丹術與長生》PiChénChao，Yogataoísta∶alquimiaeinmortalidad，trdingdeLuKuanYu（CharlesLuk）eindirectaaespdeJMartínezAragn，Madrid，Altalena，1982，224pp《愛與性之道：中國古老的銷魂之路》JolanChang，ElTaodelamorydelsexo∶laantiguaríachinahaciaeléxtasis，prolyepíldeJosephNeedham，trddesdeelingdeLorenzoCortina，Barcelona，Plaza＆Janés，1984，25pp《健康之道：中國的長壽藝術》CheeSoo，ElTaodelasahud∶elartechinodelChangMing，trdespdeJordiFibla，Barcelona，Cairos，1986，217pp《性之道：道家性學的經典文本》AAVV，ElTaodelasexualidad∶lostextosclsicosdelasexologíataoísta，introddeAEmbid，trddeTeresaSansMoralesyAlfredoEmbid，Madrid，Mandala，1988，90pp《南華經、道與長壽：心靈與軀體之變》NanHual-Chin，Taoylargavida∶transformacindelamenteyelcuerpo，Madrid，Edad1989，174pp《自我按摩——氣：返老還童的道家體系》MantakChia，Autonmasaje-chi∶sistemataoìstaderejuvenecimiento，trddesdeelingdeRaúlAguadoSaiz，Mlaga，Sirio，1990，153pp《煉丹之書與道家醫學》BichenZao，TratadodeAlquimiayMedicinataoísta，trdfr，introdynotasdeCatherineDespeux，trdespdeFranciscoFVillaba，Madrid，Miraguano，1990，142pp《愛的道家秘訣：男性養精術》MantakChia，Secretostaoístasdelamor∶cuvtvandolaenergíasexualmasculina，Madrid，Mirach，1991，324pp《返本歸源：關於道的思考》HungTzuCheng，Retornoalosorígenes∶reflexionessobreelTao，trdingdeThomasClearyeindirectaaespdeAlfonsoColodrn，Madrid，Edad1993115pp《蘇菲主義與道家：哲學基本概念比較研究》ToshikitoIzitsu，SufismoyTaoísmo∶estudiocomparativodeconceptosfilosficosclave，trddeAnne-HélèneSurez，Madrid，Siruela19972vols《日常生活之道：人格充分發展指南》等。Hua-hingNi，ElTaodelavidacotidiana∶unaguíaparaelplenodesarrollopersonal，Bar-celona，Oniro，1998，202pp
眾所周知，在提到老子的時候，不能不提到中國古代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莊子。在西班牙，涉及莊子的譯作不下10部。諸如《道家的兩位大師——老子與莊子》CarmeloElorduy（ed），Dosgrandesmaestrosdeltaoísmo∶LaoTseChiangTzu，Madrid，EditoraNacional，1977，646pp《莊子之路》Chuang-Tzu，PorelcaminodeChuang-Tzu，tradingdeThomasMetroneindirectaaespdeAntonioResines，Madrid，Visor，1978，165pp《道家的神秘主義者》AAVVLosmísticostaoístas，seleccytrdingdeHowardSmitheindirectaaespdeJorgeASnchez，Barcelona，Teorema，1983，155pp《完美虛無之書》LieZi，Ellibrodelaperfectavacuidad，trddesdeelchinointrodynotasdeIňakiPreciado，Barcelona，Cairos，1987《平衡與和諧之書》LiDaoqun，Ellibrodelequilibrioydelaarmonía，tradingdeThmasClearyeindirectaaespdeJavierMartínLalanda，SusanFraseryFernandoGaonaenElPaseante，Númerotriplesobreeltaoísmoyartechino，20~22，Madrid，Siruela（1993）pp20~29《莊子思想》ZhuangZi，Pensamientos，trddesdeelchinodeEnriquePGantneImeldaHwang，enElPaseanteNúmerotriplesobretaoísmoyartechino，20~22，Madrid，Siruela，1993，pp15~19《莊子——庄大師》Chuang-Tzu，ZhuangZi=MaestroZhuang，trddesdeelchinointrynotasdeIakiPreciadoYdoeta，Barcelona，Cairos，1996，477pp《道家的教誨：莊子、列子、老子》EnsetanzastaoístasChiangTse，LieTse，LaoTse，introdtrdynotasdePHDelcius，Barcelona，MRA，1992，117pp《莊子的內部篇章》ZhuangZiLoscapítulosinterioresdeZhaungZi，traddesdeelchinodePilarGonzlezEspaayJean-ClaudePastor-Fenler，Madrid，Trotta，1998，148pp等。其中《道家的兩位大師——老子與莊子》的出版者就是《詩經》《易經》《道德經》與《墨子》的譯者——卡麥羅·埃洛杜伊神父，全書646頁，發表於1977年。所列其餘版本有4個譯自中文、4個譯自英文。其中如《莊子——庄大師》《道家的教誨：莊子、列子、老子》都曾再版過。
對中國詩歌的譯介
據伊多婭·阿爾比亞加的統計，中國詩歌在西班牙有34種譯本，其中不分朝代的通選本14種、唐詩選本5種、個人選集15種。此外，還有當代詩歌1種。
在14種通選本中，有5種是從中文直譯的，其中馬德里國家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的《中國謠曲集》Romancerochino，trddeCarmeloElorduy，Madrid，EditoraNacional，1984，507pp（即《詩經》）的譯者是卡麥羅·埃洛杜伊。該譯本共收詩作305首，題目用漢西雙語，全書507頁，是一個《詩經》的全譯本。譯者在書名中用了“謠曲”一詞，雖不十分貼切，但便於西班牙語的讀者理解，並使他們感到親切。該書曾於1986年獲得過西班牙國家翻譯獎。
在直接通過漢語介紹中國詩歌的譯者中，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曾於1948、1962和1973年出版過三本關於中國詩歌的譯著，她就是馬爾塞拉·德·胡安（MarceladeJuan）。在西班牙語中，Juan是名字，但在這裏卻是她父姓（黃）的譯音。她的中文名字叫黃瑪賽（MaCeHwang）。其父黃履和，是清朝進士，1897年赴馬德里任大清帝國駐西班牙全權公使，其母是比利時人。她本人於1913年（8歲）隨父親回國，在北京生活了15年，至1928年離開。當她再度訪華時，已是47年以後的1975年。她精通多國語言，曾長期在西班牙外交部任職，並應邀到歐洲各地演講，介紹古老的中國文化。她的前兩個譯本都是首先在頗具影響力的《西方雜誌》上發表的。1948年出版的是《中國詩歌簡集》；1962年出版的《中國詩歌續集》比簡集的篇幅增加了一倍，尤其是增加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作品；1973年由馬德里的阿聯薩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個譯本，題為《中國詩歌：公元前22世紀至文化革命》，基本上還是續集的內容，即《詩經》和漢、唐、宋、明、清以及共和國時期的詩歌，但補充了對元朝詩歌的介紹，增加了毛澤東的12首詩作，並附有“文革”期間的5首歌曲。譯者在《中國詩歌簡集》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說：
……現在看來如此簡明的詩篇，在原文中竟是如此複雜，有時不僅令歐洲的漢學家們莫名其妙，即便對中國文人來說，也十分艱難……
對文學翻譯的苦衷，這倒是一語中的。在第三個版本的序言中，譯者對中西詩歌進行了比較，並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翻譯標準：在忠於原文的前提下，盡量顧及一點韻味和節奏。馬爾塞拉·德·胡安是一位認真負責的譯者，其譯作無疑是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西班牙文版的中國詩歌。
1983年在巴塞隆拿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詩選》Antiguascancioneschinas，selecytrddesdeelchinodeMaríaCristiaDavieBarce-lona，Teorema，1983，187pp和1997年在馬德里出版的《超現實主義與佛教禪宗·融合與區別·中、日、朝禪宗詩歌選評與比較研究》JuanWBahk，SurrealismoyBudismoZenConvergenciasydiferenciasEstudiodeliteraturacomparadayantologíadepoesíaZendeChina，CoreayJapntraddesdeelchino，coreanoyjaponésdeBahk，Madrid，Verbum，1997，238pp裏面的中國詩歌也是從漢語直譯的。《中國古代詩選》實際上是《詩經》的一部分，全書183頁，譯者是瑪利亞·克里斯蒂娜·達維耶；《超現實主義與佛教禪宗》全書238頁，譯者是胡安·W貝克，書中選譯了唐朝幾位詩人與禪宗相關的詩歌，其中以寒山的為最多（30首）。這位譯者後來又出版了《中國禪宗詩歌選評》的單行本。
在轉譯的版本中，有如下幾個引人注目：
《中國詩選》Antologíadelapoesíachina，selec，tradyprldeJuanRuizdeLarios，BarcelonaTartesos，sf：譯者是胡安·魯易斯·德·拉里奧斯。我們對這個在巴塞隆拿發行的版本知之甚少，譯者在序言中只是承認自己對中文一無所知，連譯自何種文字、哪個版本都沒有做具體的說明。
《中國詩人選集（14—20世紀）：附文、史、哲註釋》Antologíadelospoetaschinos（siglosXIValXX）:connotasliterarias，filosficasehistricas，trddesdeelfrDeCImbault-HuarteindirectaalespdePGuirao，Madrid，EdicionesEstudio，sf69pp：譯者是佩德羅·吉拉奧（也是《道德經》的譯者），是從法文版轉譯來的。（法譯者）雖標明選譯的時間範圍在公元4—20世紀，但只選譯了6位詩人，全書不過69頁，法譯者在長達21頁的序言中，對中國古典詩歌及其翻譯難度做了介紹，並強調自己在翻譯過程中更注意“神似”；西文譯者也寫了3頁的序言。書雖不長，卻也不失為嚴肅認真的譯作。該書作為研究類著作，在馬德里出版。
從法文轉譯的還有《中國詩歌》，Poesíachina，trddeJSnchezTrabaln，Barcelona，Adiaxs，1982，118pp譯者是桑切斯·塔巴龍，1982年在巴塞隆拿出版，全書118頁。
《玉笛》Laflautadejede，trddeErnestinadedeChampourcin，prefdeJJDomenchina，México，Centauro，sf，212pp是在墨西哥城肯陶洛斯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中國詩選，從法文本轉譯，譯者是西班牙流亡女詩人艾爾內斯蒂娜·德·昌布爾辛（1905—1999）。它的裝幀很有特點，暗紅色邊飾，黑色插圖。全書212頁，有多門奇納撰寫的前言。
墨西哥著名詩人、文學家、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Paz，1914—1998）也是中國詩歌的譯者。他於1993年在西班牙《漫步者》雜誌“道教與中國藝術”專號（20~22期合刊）上發表了他轉譯的韓愈、王維、李白、杜甫、蘇軾等人的詩作。這些譯詩曾收入他的《翻譯與消遣》一書，並出版過單行本。
《中國詩人：透過雙重迷霧的風景》：PoetaschinosPaisajesatravésdeunadobleniebla，trddesdeelfrDelvaroYunque，Barcelona，Azul，2000，125pp譯者是阿爾瓦羅·永克，也是從法文轉譯的。第一版是於1966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行的，2000年在巴塞隆拿的“藍色”（Azul）出版社再版。
不僅在阿根廷，在利馬也出版過中國詩選：《東風：毛澤東與中國詩歌》。VientodelEsteMaoylapoesíachina，trdyprldeAFernndezArce，Trujillo（Perú），DiegoENatal1972，33pp這是1972年在秘魯的海濱重鎮特魯希略出版的，譯者是詩人、記者費爾南德斯·阿爾塞（AFernndezAice）。全書只有33頁，收錄了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毛澤東和郭沫若的詩作。從序言可以看出，由於職業的原因，譯者來過中國，並對中國歷史有較深入的了解。書雖小，卻不失為嚴肅認真之作。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唐朝詩歌無疑佔有最顯赫的地位，因而在國外也有最廣泛的傳播。在西班牙文唐詩選集的譯者中，首先應該介紹的是一對中國、西班牙的夫妻組合：保莉娜·黃與卡洛斯·德爾·薩斯-奧羅斯科。他們在西班牙的中國文學翻譯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他們翻譯的《唐朝詩人》PoetasdelaDinastíaTang，selecdeHengTang，TuiShi，trddesdeelchinoin-trodynotasdePaulineHuangyCarlosdelSaz-Orozco，Barcelona，Pl&z&&Janés，1983是在我國廣泛流傳的清代孫洙（號蘅塘退士）編選的《唐詩三百首》。該書於1983年在巴塞隆拿出版。譯者在序言中不僅說明了自己是直接從中文版本翻譯的，而且也說明了自己是如何翻譯的，順帶也就對唐詩的內容和形式做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譯本也更為讀者所認同。
在介紹唐詩的譯者中，有兩位是20世紀80年代移居西班牙的中國學者：陳國堅和陳光孚。前者於1992年在馬德里的卡特德拉（Ctedra）出版社出版了《唐詩：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PoemasdeTangEdaddeOrodelapoesíachina，selec，trddesdeelchino，intrynotasdeChenGuojian，Madrid，Ctedra，1992，182pp由他本人編選並作序，全書182頁；後者與戈麥斯·希爾合作，於1999年在馬德里出版了《唐詩選：第一個黃金時代》，AntologíapoéicadelaDinastíaTangPrimerperíododeoroTrddesdeelchinodeGmezGilyChenGuangFu，Madrid，Edad1999，197pp全書197頁。
另外的兩個唐詩選本，一個是1996年由哈維爾·亞古埃翻譯的《唐朝離別詩10首》，DiezdespedidasdeladinastíaTang，trddedeselchinodeJavierYagüe，sl，LaModerna，1996，14pp全書只有14頁；另一本是由莫拉爾編譯的《唐詩選》，PoetaschinosdeladinastíaTang，seleeytrddesdeelchinodeCGMaralMadrid，Visar，1997，167pp1997年在馬德里的維索爾出版社出版，全書167頁。
在個人專集中，介紹的詩人主要有李白、杜甫、王維、蘇軾、毛澤東等，其中以李白和毛澤東介紹得最多。
克拉拉·哈內斯與胡安·伊格納西奧·普雷西亞多合作，翻譯出版過王維和杜甫的詩歌。前者是當代頗有名氣的女詩人，但不懂漢語；後者不是詩人，但曾在北京語言學院留學。他們的合作倒不失為翻譯中國文學的捷徑，彌補了西班牙漢學家的不足。他們翻譯的王維的詩集題為《輞川的詩篇》，PoemasdelRíoWang，trddesdeelchinoyestudiopreliminardeClaraJanésyJuanlgnacio，Madrid，EdicionesdelOrienteydelMediterrneo，1999，87是一本王維與裴迪的唱和之作（各20首）。克拉拉在序言中對王維以及唐詩韻律做了簡要的介紹。他們合作翻譯出版的另一本書是杜甫的詩作《燕子斜飛》，Elvuelooblicuodelasgolondrinas，trddesdeelchinoyestudiopreliminardeClaraJanésyJuanlgnacio，Madrid，EdicionesdelOrienteydelMediterrneo，2001，155共50餘首，序言中有對詩人生平與創作的介紹，所選作品基本涵蓋了杜甫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的譯本裝幀雅麗，古色古香，都是雙語，而且是手寫體中文，並配有國畫插圖，很受西班牙讀者的歡迎。當然，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如在杜甫詩選中，就把《閣夜》的譯文配上了《登高》的原文，並因而導致了此後的譯文與原文的錯位。
另一位中國古典詩詞的譯者是安娜·艾萊娜·蘇亞雷斯，她也是《論語》與《道德經》的譯者。1988年，她翻譯出版了《李白詩50首》，CincuentapoemasdeLiPo，traddesdeelchinoynotasdeAnne-HélèneSurez，Madrid，Hiparin，1988書中對這位聞名遐邇的詩人做了介紹。1992年她翻譯出版了《赤壁懷古及其他詩篇》，RecordandoelpasadoenelAcantiladoRojoyotrospoemas，tradDesdeelchinopresentacinynotasdeA-HSurez，Madrid，992全書114頁，選譯了蘇軾的詩作百餘首，書中配有中國古代名畫、蘇軾的書法以及原北京大學留學生辦公室徐德福先生書寫的原文詩詞作插圖。2000年她又翻譯出版了《王維絕句99首及詩人的交際圈》，99cuartetosdeWangWeiysucírculoedicinytraddesdeelchinodeA-HSurez，Valencia，Pretextos，2000全書293頁。
對其餘的譯者，我們就不再一一介紹了，但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國外對毛澤東的詩詞非常感興趣。除了前面提過的馬爾塞拉·德·胡安在她的第三本中國詩歌翻譯中選取了12首毛主席詩詞之外，在20世紀末至少還有5個不同的譯本。
1968年，傑羅米·陳在巴塞隆拿出版了《毛澤東詩詞37首》，37poemasdeMaoTse-tung，trdindirectamentedesdeeling（deIMolasyLOrtega）deJeromeChen，Barcelona，Oikos-Tau，1968是從英文轉譯的。這個版本後來（1987）又收入兩卷本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MaoylarevolucinchinaSeguidodetreintaysietepoemasdeMaoTse-tung，trdindirectamentedesdeeling（deIMolasyLOrtega）deJeromeChen，Barcelona，Orbis，1987，2vols
1974年，馬德里的維索爾出版社出版了周臣福（ChouCbenFu的譯音）翻譯的《毛澤東詩詞》。遺憾的是我們對譯者一無所知，他收錄了毛主席的詞作與律詩18首，引人注意的是在這本50頁的小冊子中，75條註釋就佔了17頁。
1975年，何塞·帕拉歐從意大利文翻譯出版了中西文對照的《毛澤東》。MaoTsé-TungtrditdeAlbertoMoraviayGirolamoMancusoeindirectaaespdeJJoséPalao，MadridJúcar，1975，187pp意大利文譯者是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和吉羅拉莫·曼古索。其中後者是漢學家，他們直接翻譯了中文版的《毛主席詩詞》的前言、註釋和說明。在38頁的引言中，譯者就用了14頁的篇幅談自己在翻譯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何塞·帕拉歐在從意大利文翻譯成西班牙文的過程中，得到了中國駐馬德里大使館文化處的大力幫助，因此書中配有豐富的圖片資料。同一年，曼努埃爾·塞阿布拉與華金·奧爾塔合作也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詩詞》。MaoTsé-Tung，Poemas，trddesdeelchino，prlynotasdeManuelReabrayJoaquínHorta，Barcelona，Aym，1975
另一本十分精緻的毛澤東詩詞是為了紀念他的逝世，在西班牙的海濱城市馬拉加出版的，Torremolinos-Mlaga1977是詩歌與思想雜誌《海岸》（Litoral）三個月的合刊（64、65、66）。在紫紅色的封面正中有三個楷書大字“毛澤東”下面的西文是“紀念這位詩人、哲學家、游擊戰士和革命者”。書的封里寫着：“獻給詩人毛澤東，他是長征中的游擊戰士、哲學家，他是使其人民生活發生根本變化之革命的核心，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本書表現的是一組詩人如何透過詩歌世界的多稜鏡來看待整個這一文化和歷史現象的。這次參與合作的有何塞·瑪利亞·阿馬多、洛倫索·薩瓦爾和安赫爾·卡法雷納。”這本書的內容很豐富，除了毛澤東的34首詩詞之外，還有《前言》（JoséMaríaAmado）、對中國詩歌的評述（LorenzoSaval）和對毛澤東詩詞的介紹（JorgeEnriqueAdoum）；有毛澤東於1965年寫給《詩刊》和《人民日報》的一封信，有他對自己詩詞的解釋與說明。此外，還有西班牙著名詩人拉菲爾·阿爾貝蒂及夫人在訪華后創作的詩歌與散文《中國在微笑》RafaelAlbeniyMaríaTeresaLen∶SonríeChina，1958，BuenosAires、長篇報道《馬爾羅眼中的毛澤東》MaovistoporMalraux，西文譯稿系由馬爾羅的好友菲娜·卡爾德隆提供的。馬爾羅是法國著名作家、戴高樂執政時期的文化部長。以及何塞·瑪利亞·阿馬多撰寫的長篇文章《終點》等。此外，書中還配有多幅照片與插圖。
在介紹中國詩歌的譯作中，不能不提到一本國際詩歌雜誌《對等》（Equivalencias），因為在1995年它出了一期西、英、漢三種語言對照的中國當代詩歌專刊，並於同年組織了以西班牙當代著名詩人何塞·耶羅（JoséHierro，1922—2002）為首的訪華團，在中國對外友協參加了為該書舉行的發行儀式，十分難能可貴。該雜誌為16開本，256頁，書中收錄了從蘇金傘、蔡其矯、鄭敏、李瑛、牛漢、公劉、邵燕祥至舒婷、芒克、李小雨、歐陽江河、西川、翟永明等20位詩人的作品，並配有齊白石、婁正鋼的繪畫作為插圖。如此集中地介紹中國當代詩歌，是前所未有的。
對中國小說的譯介
西班牙對我國敘事文學的翻譯介紹，起步也是比較晚的，這當然與那裏的漢學不發達有關。就古典文學名著而言，《三國演義》至今尚無譯本，《水滸傳》雖有外文出版社的譯本，西文譯為Alaorilladelagua，譯者是MirkoLuerJénieaMcLauchlan，北京外文出版社1992年版。但在西班牙幾乎沒有發行；在西班牙影響較大的是《紅樓夢》SueoenelPabellnRojo，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1988。《西遊記》Viajealoeste（lasaventurasdelReyMono），trradDesdeelchinodeImeldaHwangyEnfiquePGatnMadridSimela1993和《儒林外史》。Losmandarines∶historiadelbosqucedelosletradosPresentacin，traddesdeelchinoynotasdeLaureanoRamírez，Bareelona，SeixBarral，1991
《紅樓夢》在西班牙的翻譯出版是中西合作的產物。198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為了開拓市場、打開銷路，決定與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合作出版西文版《紅樓夢》：北京外文出版社提供西文譯稿和序言（李希凡撰稿），格拉納達大學負責出版發行，並向外文局提供兩個進修西班牙語的獎學金名額。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看到譯稿后，覺得未達到出版水平。原因有二：一是這部譯稿並非直接譯自漢語，而是一位秘魯人依據楊憲益先生的英文版本轉譯的；二是譯文質量沒達到出版水平。他們認為，這部譯稿只有經過中國的西班牙文學者逐字逐句地校訂才能出版。於是，格拉納達大學秘書長卡薩諾瓦先生找到中國駐西班牙使館文化處的張治亞參贊，請他推薦一位適當的人選來做此事。此前，張先生曾任中國駐阿根廷文化參贊，因而知道筆者曾翻譯過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於是便向卡薩諾瓦先生推薦。筆者深知自己無法單獨勝任此事，第一次與格拉納達大學秘書長見面，便提出要與一位高水平的西班牙朋友（最好是詩人）共同修訂這部譯稿。我們先後兩次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對照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的、以庚辰本為底本，由時任紅學會會長的馮其庸先生校勘、註釋的《紅樓夢》進行逐字逐句的修訂，對書中的章回目錄、詩詞曲賦、楹聯扁額統統進行了重譯。外文出版社的代表看到這種情況，覺得已不能再署原譯者的名字，就臨時決定署了個“TUXI”（西語圖書之意）的名字。
西文版《紅樓夢》第一卷（前四十回）於1988年9月28日在格拉納達大學問世。以楊憲益先生為首的外文局代表團一行四人和張治亞參贊應邀參加了首發式。卡薩諾瓦先生在為本書撰寫的簡短的前言中說：
閱讀曹雪芹的巨著《紅樓夢》使我們無法平靜。它向我們提供了無比豐富的情節，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文化和智慧的無限崇敬更加牢固……對格拉納達大學來說，此書的出版意味着極大的光榮和優越感，因為我們首先把這智慧和美好的極其豐富的遺產譯成了西班牙文……
《紅樓夢》第一卷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反響。西班牙全國性刊物ABC雜誌在1989年第二期的“書評家推薦書目”中就有兩位評論家同時推薦了《紅樓夢》（共有14位評家參加推薦），緊接着下一期上又發表了華金·馬爾科評介該書的文章。《讀書》《吉梅拉》等文學刊物也先後發表了推薦文章。格拉納達地區的電台和西班牙電視二台還不止一次地播發有關《紅樓夢》的專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9年5月3日的《理想》日報（格拉納達地區最重要的報刊）上發表了一篇對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社長曼努埃爾·巴里奧斯先生的訪談錄，巴里奧斯先生說：
這部中國小說的譯本在全國各地所贏得的反響促使我們大學出版社要改變自己的方針，我們要與那醜陋的、令人反感的圖書決裂，這是以往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給人留下的印象。
《紅樓夢》首卷的第一版2500冊統統被一家發行公司買走，並在一個多月內售完。第二卷（第四十一至八十回）於1989年9月出版。第三卷（后四十回）的出版卻一波三折，直至2005年才問世。
1991年，巴塞隆拿的塞伊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了《儒林外史》（書名在“儒林外史”之前加上了“清代官員”，令人費解），拉烏雷亞諾·拉米雷斯翻譯並註釋，他因此於1992年獲得了西班牙國家翻譯獎。1993年，馬德里的西魯埃拉出版社又出版了《西遊記》，譯者是伊梅爾達·黃和恩里克·P加童，這在中西文學交流史上又是一件大事。
在西班牙翻譯出版的中長篇小說還有巴金的《家》BaJin，LafamiliaKao，traddesdeelchinodeTFisac，Madrid，SM，1985215pp、錢鍾書的《圍城》QianZhongshu，lafortalezaasediada，traddesdeelchinodeTFisac，Barcelona，Anagrama，1992，440pp、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TieNing，Lablusarojasinbotones，traddesdeelchinodeTasianaFisac，Madrid，SM，1985，1989，157pp、古華的《芙蓉鎮》GuHua，Hibisco，Barcelona，Caralt，1989，268pp、張潔的《方舟》ZhangJie，Galera，traddesdeelchinoIAlonso，Tafalla，TxalapartaSL，1995，146pp、胡奇的《五彩路》HuQi，Lacarreteraresplandeciente，Beijing，EditorialenLenguasExtranjeras1981142pp、旅英小說家虹影的《背叛之夏》HongYing，Elveranodelatraicin，tradDesdeelchinoLolaDíazPastorBarcelona，Plaza＆Janés，1998193pp等。還有兩部具有廣泛影響的傳記譯成了西班牙文，一部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PuYi，YofuielúltimoemperadordeChina，traddesdeelalemndeJesúsRuíz，Barcelona，CirculodeLectores，1988，508pp另一部是冰心的《我的自傳》XieBingxin，Autobiografíadeunamuchachachina，prlogodeMarceladeJuan，introdytradingdeTsuiChi，Madrid，Mayfre1949，279pp（西文題為《一位中國姑娘的自傳》）。
實事求是地說，西班牙對我國長篇小說的翻譯介紹還處在零星、分散的起步階段，至今還沒有一套系統的叢書問世，人們對我國文學的認識還只是一知半解。就現當代作家而言，西班牙知識界了解得最多的是魯迅。魯迅的中短篇小說如《吶喊》《狂人日記》LuXun，Diariodeunloco，Barcelona，Tusquets，1971，78pp和《阿Q正傳》LuXun，LaveríticahistoriadeAQ，traddeErnestoPosse，intrHoracioVzquezRial，Madrid，CompafíaEuropeadeComunicaeineInformaein，1991，23pp等都譯成了西班牙文。
在譯成西班牙語的中國文學作品中，以短篇小說為最多。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46個版本，其中：6部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的（一部與西班牙Miraguano出版社聯合發行），一部是在阿根廷出版、兩部在墨西哥出版、其餘37部都是在西班牙出版的。這46部作品大體又可分為三類，其中：20部是直接從漢語翻譯的，13部是從其他語言轉譯的，另外13部不清楚是直譯還是轉譯，當然也就不知道譯自何種語言。從時間上講，1980—2000年這20年間譯介的最多（31部）。
在直接從中文的譯介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前面提到的馬爾塞拉·德·胡安（黃瑪賽）和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作品。前者翻譯了三部短篇小說選，都是在西班牙的埃斯帕薩-卡爾佩出版社出版的：《古鏡記及其他中國故事》Elespejoantiguoyotroscuentoschinos，selecc，ytraddesdeelchinoyprlDeMdeJuan，ilustracionesdeMaríaJesúsFernndezCastao，Madrid，Espasa-Calpe，1988，158pp《中國古代傳統小說集》Cuentoschinosdetradicinantigua，traddesdeelchinodeMdeJuan，Madrid，Espasa-Calpe和《東方幽默小說集》。Cuentoshumoríticosorientales，traddesdeelchinodeMdeJuan，Madrid，Espasa-Calpe應當指出的是，馬爾塞拉·德·胡安早在1947年就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埃斯帕薩-卡爾佩出版社出版過後兩部小說中的作品，題為《中國短篇小說選》，並由我國著名法國文學學者羅大岡作序。
在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西文作品中，第一部是《東郭先生》，這是根據明朝馬中錫的《中山狼傳》改編的，圖文並茂，是一篇很好的少兒讀物。1979年出版了時任中國作協主席的茅盾先生的《春蠶及其他短篇小說集》，包括13個短篇小說，譯者是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諾。MaoDun，Gusanodesedadeprimaverayotroscuentos，trdLuisEnriqueDélanoEdicionesenLenguasExtranjeras，Beijing，1979，286pp1980年又出版了根據《柳毅傳》等唐朝傳奇改編的《龍女·唐代傳奇》。LahijadelreydragnCuentosdeladinastíaTang，Beijing，EdicionesenLenguasExtranjeras，1980110pp在該書的前言中，對唐朝傳奇進行了分類介紹，並配有明清版的插圖。遺憾的是，如同外文局的許多譯作一樣，沒有關於譯者的具體資料。在1984和198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兩部《優秀短篇小說選》，第一部選錄的是1919—1949年間魯迅等作家的17部短篇小說作品；第二部選的是1949—1983年間峻青等作家的14部短篇小說，Cuentosejemplares（1919—1949）yCuentosejemplares（1949—1983）Beijing，EdiclonesenLenguasExtranjeras，1984y1989這些作品均選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獲獎小說集。在這兩部選集中，每篇入選作品的前面，都有作者簡介，最後有譯者的姓名。1992年，北京外文出版社與西班牙米拉瓜諾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國古代神話故事》。RelatosmitolgicosdelaantiguaChina，recopPorChuBinjie，ilustracionesdeYangYongqingEdicionesenLenguasExtranjerasencolaboracinconMiraguano，Beijing，Madrid，1992，173pp
除上述的譯本外，還有10部直接譯自漢語的短篇小說集值得一提。
1968年卡門·S布朗奇在巴塞隆拿翻譯出版了《中國短篇小說選》。Cuentoschinos，seleccytradDesdeelchinodeCarmenSBlanch，Barcelona，AfhaSA1968160pp全書選錄28篇故事，主要作者有王度、蒲松齡、牛僧儒等，主要選自《玄怪錄》《今古奇觀》《京本通俗小說》《聊齋志異》等作品。
1973年墨西哥學院的李闊（LeeKuo的譯音）等翻譯出版了老舍的《柳家大院及其他故事集》。LaoShe，LacasadelosLiuyotroscuentos，traddesdeelchiinoLeeKuo，México，ElColegiodeMrxico，1973，125pp這是一個關於老舍作品研討會的產物。
1978年，胡安·伊格納西奧·普雷西亞多和米格爾·蕭在馬德里翻譯出版了《魯迅作品選》。LuXun，Obraz，traddesdeelchinoJuanIgnacioPreciadoyMiguelShiao，Madrid，Alfaguara，1978這是一部魯迅短篇小說集，主要選譯了魯迅於1918—1922年寫作的小說《吶喊》等14篇。
1985年勞拉·羅維塔與馬德里國立自治大學的拉烏雷亞諾·拉米雷斯教授合作，在馬德里翻譯出版了《聊齋的故事》。PuSongling，CuentosdeLiaoZhai，introdnotasytraddesdeelchinodeLauraRovettayLaureanoRamírez，Madrid，Alianza，1985，408pp書中有1866年版的《聊齋志異》的原版插圖。
1986和1987年，馬德里的阿納亞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千年中國短篇小說選》上下卷。CuentosdelaChinamilenariaIyCuentosdelaChinamilenariaII，traddesdeelchinoeintrdeEnriquePGatneImeldaHwang，Madrid，Anaya，1986y1987譯者是伊梅爾達·黃和恩里克·P加童，即《西遊記》的譯者。這是比較全面、系統地向青少年介紹中國短篇小說的讀物，書中有長篇的序言和豐富的插圖，附有漢語題目，並對中國不同朝代的短篇小說進行了分門別類的介紹。
1989年，瑪利亞·多洛雷斯·佛爾奇翻譯了當代女作家張辛欣與一位記者合作的“一百個普通中國人的自敘”《北京人》。ZhangXinxinySangYe，ElhombredePekín，traddesdeelchinodeMaríaDoloresFolch，Sabadell，AUSA，1989，284pp1990年，巴塞隆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茹志鵑等8人的選集《八位中國女作家》。RuZhijuan，OchoescritorasChina，Barcelona，Icaria，1990，412pp從前言中，我們知道，這是由我國西班牙語學者翻譯、拉丁美洲“專家”修訂的，因為“其中有些詞句會使西班牙讀者感到陌生”。
據《中國文學翻譯在西班牙》一書的作者阿爾比亞加統計，轉譯的短篇小說有7部譯自英文、3部譯自法文、1部譯自這兩種語言，還有兩部譯自德文。在此難以一一敘述，只介紹其中有代表性的幾部。
1982年，安東尼奧-普羅梅特奧·莫亞從英文翻譯了《中國幻想短篇小說》，LoscuentosfantsticosdeChina，trdingdeMossRobertseindirectaaespaoldeAntonio-PrometeoMoya，Barcelona，Crítica，1982，316pp這本集子包括近百個不同類型的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這本書的英文譯者是紐約大學遠東研究室主任、漢語教授莫斯·羅伯特博士。1983年出版的《中國十七世紀經典短篇愛情小說選》包括《怒沉百寶箱》等6個故事，英文譯者是埃斯特·莎米·吉爾（EsternShameGirl），西文譯者卻是無名氏。CuentosamorososchinosclsicosdelsigloXⅦ，seleeytradannimo，Barcelona，Teorema，19831985年馬德里米拉瓜諾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說選》是由輔仁大學教授霍奇森（Hodgsen）編選並譯成英文的，西文譯者同樣是無名氏。Cuentoschinos，selecytradIngdeAlfredJHodgseneindirectaaespannimo，Madrid，Miraguano，1985全書包括6篇世界起源的故事、6篇動物故事、10篇鬼怪故事、4篇魔幻故事、10篇精靈故事、5篇人的故事和6篇愛情故事。霍奇森教授在前言中對中國的文化背景以及小說的傳統題材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1986年，馬里奧·梅里諾從英文轉譯了《猴王與白骨精》，這顯然是根據《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編的。WuCheng-en，Elreydelosmonosylabrujadelesqueleto，adaptWangSing-pei，trddeMarioMerlino，Madrid，Altea，1986，120pp2000年，波利·德拉諾和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諾從英文和法文轉譯了《中國十大短篇小說》，其中包括魯迅、茅盾、老舍、郁達夫等20世紀的小說名家。Diezgrandescuentoschinos，selecytrddesdeelfraYelingdePoliDélanoyLuisEnriqueDélano，Barcelona，AndrésBello，200
在13部不知譯自何種語言的版本中，出版於20個世紀40年代的兩本、50年代的兩本、70年代的1本，剩下的8本都是80和90年代出版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41年在巴塞隆拿出版的《中國仙女的故事》Cuentosdehadaschinos，trddeEMachoQuevedo，ilustracionesdeEBouquet，Barcelona，molino，1941，115pp（於1955和1958年再版），譯者是馬丘·克維多。同一年，在巴塞隆拿還出版了選自《聊齋》的《奇異的故事》。PuSongling，Cuentosextraos，adaptespdeRafaeldeRojasyRamn，Barcelona，Atlntida，1941，39pp1958年，同樣在巴塞隆拿出版了《中國短篇小說》Cuentoschinos，Barcelona，Araluce，1958，77和《中國十佳短篇小說》Losdiezmejorescuentoschinos，Barcelona，SucesordeEMeseguerEditor，1958，80pp兩本譯作，它們都沒有譯者也沒有前言。1973年出版了《古代中國的愛情與傳說》。LeyendasyamoresdelaantiguaChina，Barcelona，Petronio，1973，185pp1984和1985年，巴塞隆拿的奧貝利斯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中國魔幻故事集》Cuentosmgicoschinos，trddeGloriaPeradejordi，Barcelona，Obeliseo，1984，1987，155pp和《中國幽靈故事集》。Cuentoschinosdefantasmas，prldeMQuintoytraddeAmaliaPeradejordi，Barcelona，Obelisco，1985，1990，123pp1988年在巴塞隆拿出版的《古代中國的寓言故事》FbulasyrelatosdelaantiguaChina，Barcelona，Edicominicacin，1988，182pp是由上海作家魏金枝編選的。入選的寓言只有34篇，但1989和1997年在馬德里再版時，卻擴大到了121篇，可見這本書是很受西班牙讀者歡迎的。1990年，在西班牙北部城市萊昂出版了一本《龍的足跡：中國民間故事》，LahuelladeldragnCuentospopulareschinosTrdYadaptdeElenadelAmo，introddeAlbertoMarín，Len，Gaviota，990，285pp這是個十分可喜的現象。1995年，在巴塞隆拿出版了《中國佛教的故事與傳說》Cuentosyleyendasbudistas（delaChina），Barcelona，MRA，1995，123pp；1997年，馬德里出版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常世儒教授和西班牙拉米羅·卡略合譯的《中國經典短篇小說101篇》；101CuentosclsicosdelaChina，introdSebastidnVzquez，reeopytrddeChangShimyRamiroCalle，Madrid，Edaf，1997，219pp1999年，巴塞隆拿出版了《唐朝短篇小說》。CuentosdelaDinastíaTang，prl，tradynotasdelaFlorySeoanePérez，Madrid，BibliotecaNueva，1999，149pp這些都是比較重要的介紹中國文學的譯著。
二西班牙文學在中國
眾所周知，西班牙語是從民間拉丁語演化來的，不像漢語那樣，從象形文字到方塊字，從古到今，一脈相承。西班牙文學始於11世紀的詩歌哈爾恰。直至1948年，人們才發現11世紀上半葉混居在阿拉伯人中間的西班牙人創作的抒情短詩（jarcha），這是西班牙最早的文學作品。至於西班牙文學傳播到我國，那已是20世紀的事情了。下面，我們就對西班牙文學在我國的翻譯與傳播做一個鳥瞰式的梳理，重點介紹一下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在我國的譯介過程及其對我國創作界的影響。
與英、法、俄、德等國家的文學相比，西班牙文學在我國的傳播開始得較晚，而且數量也較少。原因很簡單，解放前，我國根本沒有西班牙語教學，懂西班牙語的人很少，能從事文學翻譯的人更少，因而即便是零散的翻譯介紹，也都是從其他語言轉譯的。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外國語學院於1952年開設了西班牙語專業，主要目的是為外交部培養翻譯。直至1960年，隨着古巴革命的成功，我國的西班牙語教學才比較廣泛地開展起來，在北京大學等十餘所高校先後開設了西班牙語專業。當時的教學，以語言為主，文學的內容很少，培養出來的人才主要也是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對西班牙文學譯介的並不多，譯介的對象主要是對西方社會持揭露、批判態度的作家或詩人。“文化大革命”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進展，對外國文學的譯介、研究呈現了繁榮的景象，但是對西班牙文學的譯介仍然無法與其他歐洲大國相比，原因有二：一是翻譯人才匱乏；二是拉丁美洲文學的崛起，大部分人力都投入到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翻譯中去了（遺憾的是這已不屬於本文論述的範疇，儘管拉丁美洲文學與西班牙文學的載體都是西班牙語）。
要說西班牙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不能不提及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的成立（1979）。尤其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該學會對西、葡、拉美文學在我國的譯介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與推動作用。本文中引用的部分資料就取材於研究會的第一和第四期會刊，是由許鐸和林光先生先後搜集整理的。
《堂吉訶德》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
在中國翻譯史上有三次高潮。第一次主要是佛經翻譯，第二次是五四運動時期，第三次便是改革開放以後。佛經翻譯顯然與西班牙文學無關。因此，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是從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的。
1922年，根本不懂外語的林紓與懂英文的陳家麟合作，翻譯了西班牙最偉大的作家塞萬提斯的長篇巨著《堂吉訶德》（上部），林紓根據陳家麟口述，譯為《魔俠傳》。［西］塞萬提斯：《魔俠傳》，林紓、陳家麟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說部叢書第4集第18編。無論如何，這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
《堂吉訶德》全名為《奇思妙想的紳士堂吉訶德·德·拉曼恰》，作者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全書分上下兩部：第一部發表於1605年，10年後出版了第二部。德國著名詩人海涅曾經將塞萬提斯與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稱他們是“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文學創作中各領風騷。［德］海涅：《精印本〈堂吉訶德〉引言》，錢鍾書譯，見張玉書編《海涅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法國作家勒內·基拉爾認為“西方小說沒有一個概念不曾在塞萬提斯的作品裏初露端倪”，［法］勒內·基拉爾：《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羅芃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4頁。墨西哥當代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稱“所有的小說都是《堂吉訶德》主題的變奏”。2002年3月7日，全球54個國家的100位著名作家投票評選出百部世界文學名著，《堂吉訶德》以50％的得票率高居榜首，遙遙領先於其他作品。《堂吉訶德》在西方文壇上的地位和影響可見一斑。在《堂吉訶德》上部出版兩年後，英國人托馬斯·謝爾頓（ThomasShelton）就將其翻譯成了英文，這也是《堂吉訶德》的第一個翻譯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唐吉訶德先生在我國，已是姍姍來遲了。
《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
《魔俠傳》並非成功的譯本，它的主要缺欠有五：①沒有體現出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譯文中的堂吉訶德沒有任何人文主義或理想主義的精神，僅僅是一個“書迷心竅”、瘋瘋癲癲的書獃子而已。②雖然主要情節未見遺漏，但是，塞萬提斯的文采卻被大打折扣，絲毫看不出作者的匠心獨具。尤其是將原著中的“序言”全部刪去未譯，更是一大失誤，因為這歷來是塞萬提斯學者們仔細研讀的重點——它集中地表達了作者的創作意圖以及他對當時西班牙文學創作的意見。③將小說改為只有一個敘事者，即全知全能的作者，這不僅大大損害了原著的藝術魅力，而且原著中所體現出的現代精神和特徵也蕩然無存。④將原文中與西班牙歷史文化傳統互文的語句全都略去不譯。《堂吉訶德》最突出的語言風格之一體現在桑丘身上，他妙語連珠、詼諧幽默，張口就是西班牙諺語，而《魔俠傳》將貫穿全書始終的主僕二人之間饒有趣味的對話全都譯為敘述口吻，周作人：《魔俠傳》，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選》卷一，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讓人很難體味小說“雙聲復調”的風格。⑤除了刪減之外，林紓也隨意增加語句，直接進入譯文中說三道四。如第一部第三十一章中（《魔俠傳》第四段第四章）講述男孩兒安德列斯再次遇見堂吉訶德，責怪他上次的多管閑事，因而使自己遭受了主人更加兇狠的毒打，而且連工錢都被扣下了，可是他詛咒堂吉訶德說，“上帝要叫您和天下所有的遊俠騎士都不得好死”。而林紓在此竄改為“似此等俠客，在法宜駢首而誅，不留一人，以害社會”，並在括號之內加上自己的評論“（吾於黨人亦然。）”，完全置原文於不顧。周作人因此憤慨道：“這種譯文，這種批註，我真覺得可驚，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說了。”
還需要指出的是，《魔俠傳》是林紓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作品。後期林譯小說，被錢鍾書先生稱為“老筆頹唐”，而且“態度顯得隨便”，甚至有些“漠不關心”，譯作中再難見到序、跋、題詩、按語、評註等等，也很少表達自己對所譯作品的見解，與前期那個“精神飽滿而又集中、興高采烈、隨時隨地準備表演一下他的寫作技巧”、充滿自信的林紓判若兩人。
儘管《魔俠傳》的譯文說不上成功，但基本上還是譯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節，而且文字依舊簡潔洗鍊，往往幾個字就能傳神地表達出原文的意思，更何況畢竟是林紓和陳家麟率先將這部偉大的小說帶到了中國讀者面前。因此，商務印書館於1930年5月和1933年12月又再版了兩次。
值得一提的是，《魔俠傳》出版之後，在我國竟然掀起了一個翻譯《堂吉訶德》的小高潮：最早的是1930年5月賀玉波根據一個節譯本的重述本，之後又有蔣瑞青（1933年3月）、溫志達（1937）以及傅東華（1939年4月）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前最後一個版本是1948年范泉的改寫本。當然，這些譯本無一不是轉譯的，而且全都經過刪節。此外，戴望舒先生曾經從西班牙原文翻譯過《堂吉訶德》，可惜譯稿在戰火中丟失，令人惋惜。不然以戴望舒的文筆和外語功底，他的譯本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缺欠，這些譯本畢竟為《堂吉訶德》的普及做出了貢獻，此時不僅各式各樣的世界文學的文叢、少年文庫之類要收入《堂吉訶德》中譯本，而且本土的外國文學史也給予它以很高的評價。茅盾還在《世界文學名著講話》（1936年6月初版）中全面詳細地介紹了塞萬提斯的生平事迹。
在中國，最早熱情推崇《堂吉訶德》的是周作人。他大力宣揚《堂吉訶德》在西方文學史中不可撼動的地位，並首先對堂吉訶德這一形象做出了正面積極的評價。他在1918年出版的北大課堂講稿——《歐洲文學史》中這樣論述塞萬提斯與《堂吉訶德》：
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1616）作小說DonQuixote，為世界名作之一。論者謂其書能使幼者笑，使壯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內嚴肅也。Cervantes本名家子，二十四從軍與土耳其戰，負傷斷其左腕。自Messina航海歸，為海盜所獲，拘赴Algiers，服役五年脫歸。貧無以自存，復為兵者三年。后遂致力於文學，作戲曲小說多種，聲名甚盛，而貧困如故，以至沒世。所著小說Galatea及NovelasEjemplares等，皆有名，尤以DonQuixote為最。DonQuixote本窮士，讀武士故事，慕遊俠之風，終至迷惘，決意仿行之。乃跨羸馬，被甲持盾，率從卒Sancho，巡歷鄉村，報人間不平事。斬風磨之妖，救村女之厄，無往而不失敗。而DonQuixote不悟，以至於死，其事實甚多滑稽之趣。是時武士小說大行於世，而紕繆不可究詰，后至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故以此書為刺，即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於新時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並寄於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與實生活之抵觸，亦即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實俗世之衝突也。DonQuixote后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DonQuixote也，此可深長思者也。
寥寥數百字便使一個理想主義的、悲劇式的英雄躍然紙上。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到1926年8月時已是第七版重印，足見其影響之大。鄭振鐸的《文學大綱》（1925）中呼應了周作人的觀點，繼續弘揚堂吉訶德的高尚精神，突出《堂吉訶德》的悲劇意識和偉大性。
1925年，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魔俠傳》中再次強調了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精神，並提醒人們不要因譯本的不如人意而錯過這部偉大的世界名暮。周作人：《魔俠傳》，1925年1月《小說月報·自己的園地》。同一年，還發生了周作人與陳源關於《堂吉訶德》的論爭。見陳源於1925年11月7日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發表的《閑話》（署名西瀅）和周作人於1925年12月發表在《語絲·自己的園地》的文章《塞文狄斯》。魯迅先生也參與了關於塞萬提斯與《堂吉訶德》的論戰，見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三》等文章。而且後來曾被李初梨等人稱為“堂魯迅”。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載《文化批判》1928年4月號。經過“革命文學”論戰中這番圍繞《堂吉訶德》的交鋒，這個人物才在中國知識界有了真正與其經典性相稱的知名度，成為大家掛在嘴邊、用諸筆端的典型（無論是把他看成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魯迅自己就寫過《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並和瞿秋白合作發表《真假堂吉訶德》，揭穿那些假堂吉訶德的虛偽面具，他們假憑堂吉訶德的精神與理想，卻只會愚弄和利用堂吉訶德式的老實與執着。瞿秋白還作過《吉訶德的時代》（1931），諷刺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只是一個小團體，與大眾隔膜，所以廣大的讀者其實仍被舊、俗文藝佔據，於是瞿秋白呼喚中國塞萬提斯的出現。
到了20世紀30—40年代，國難當頭，民族危亡，堂吉訶德又被賦予民族主義的色彩。唐韜1938年作《吉訶德頌》，將堂吉訶德的特質定義為“勇往直前，不屈不撓”，他呼喚能無私無畏地為大眾與民族去冒險的戰士。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甚至認為堂吉訶德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代表。從那時起，《堂吉訶德》開始真正對中國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比如從張天翼的《洋涇浜先生》、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能看到《堂吉訶德》的影子。近年來，很多現代文學以及比較文學的學者將《阿Q正傳》《狂人日記》或者《莫須有先生傳》和《堂吉訶德》做比較研究，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1955年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各社會主義國家紀念《堂吉訶德》出版350周年。一時間在中國掀起了一個介紹評論的小高潮，但幾乎毫無例外地將《堂吉訶德》推為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這次紀念活動之前，傅東華1939年的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再版，1959年他又出版了全譯本《吉訶德先生傳》，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全譯本。1979年“文革”剛剛結束，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推出了楊絳先生直接譯自西班牙語的全譯本，至今已再版多次，成為在我國印數最多的版本。到了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屠孟超（譯林出版社，1995）、劉京勝（灕江出版社，1995）、唐民權（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孫家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張廣森（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等西班牙語翻譯家的全譯本陸續出現。其中董燕生的版本曾於2001年獲得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孫家孟的版本曾獲外國文學最佳圖書獎。此外，還有一些面向青少年讀者的改寫本和縮寫本。如沙克萊改寫、劉雲翻譯的《吉訶德先生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常楓翻譯了同一個改寫本，香港僑益書局1959年版，這個版本於1981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過，前者的翻譯是羅其精、後者是陳伯吹；1982年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又出版了墨西哥納瓦羅改寫，張世春、殷國義翻譯的版本。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塞萬提斯全集》。
西班牙文學在新中國的翻譯與傳播
解放前，除了《堂吉訶德》之外，翻譯成漢語的西班牙小說大約只有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當時伊巴涅斯譯為伊本納茲或伊巴臬茲。和皮奧·巴羅哈。魯迅先生譯過“98年一代”作家皮奧·巴羅哈的《山民牧唱》，魯迅在《集外集拾遺·文藝連叢》中寫道：“《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日本譯有《選集》一冊，所記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風俗習慣，譯者曾選譯數篇登《奔流》上，頗為讀者所讚許。這是《選集》的全譯。不日出書。”並在解放後於1953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戴望舒先生翻譯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良夜幽情曲》（上海光華書局，1928）和《西班牙短篇小說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西班牙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主要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進行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政權尚未鞏固，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以社會主義國家尤其以蘇聯的文學作品為主，嚴格堅持“政治標準第一”的原則。因此，在上世紀50—60年代，國內譯介的西班牙文學作品不多，而且一般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揭露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西班牙文學作品主要有流浪漢小說的代表作《小癩子》佚名：《小癩子》，楊絳譯，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1953年；作家出版社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阿拉爾孔的《三角帽》阿拉爾孔：《三角帽》，博園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佩雷斯·加爾多斯的《悲翡達夫人》佩雷斯·加爾多斯（PérezGalds，Benito，1843—1920）：《悲翡達夫人》（DogaPerfecta），趙清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血與沙》布拉斯科·伊巴涅斯（BlascoIbez，Vicente1867—1928），《血與沙》（Sangreyrena），呂漠野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茅屋》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茅屋》（Labarraca），莊重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伊巴涅斯短篇小說選》《伊巴涅斯短篇小說選》，戴望舒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此外，還有《西班牙革命詩選》阿爾貝蒂等：《西班牙革命詩選》，黃葯眠譯，中外出版社1951年。《阿爾貝蒂詩選》阿爾貝蒂（Alberti，Rafael）：《阿爾貝蒂詩選》，拓生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洛爾伽詩鈔》加西亞·洛爾卡（GarcíaLorca，Federico）：《洛爾伽詩鈔》，戴望舒譯，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和在黃金世紀與塞萬提斯齊名的戲劇家洛佩·德·維加的戲劇《羊泉村》。維加·卡爾皮奧（Vegacarpio，FélixLopede）：《羊泉村》（FuenteOvejuna），朱寶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上述文學作品雖然不多，其中有一些還是從其他語言轉譯的，但影響卻不小。《小癩子》在“文革”前就再版了三次；西文版的《三角帽》和《悲翡達夫人》都曾作為高校西班牙語專業學生的泛讀教材，因而中文版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先生翻譯的《洛爾伽詩鈔》，對中國當代詩歌創作產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1998年，在北京大學紀念加西亞·洛爾卡百年誕辰的研討會上，自動到會的詩人就有70多位，其中有一位竟能背誦這位西班牙詩人被譯成漢語的全部詩行。筆者是此次紀念會的組織者和主持人，那位詩人叫黑大春，他所背誦的是戴望舒的譯本，而不是筆者後來翻譯出版的長達數百頁的譯本。
1979年以後，隨着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外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才迎來了空前未有的繁榮。僅從1980至1988上半年，據商務印書館資深編審林光先生統計，就出版了小說40餘種。但從總體看來，在此期間，我國對西班牙語文學的譯介有三多三少，即：小說多，詩歌戲劇少；拉美文學多，西班牙文學少；翻譯多，評論少。進入90年代以後，對西班牙文學的譯介有所加強，但在其他兩方面的情況依然沒有明顯的改善。
在20世紀的后20年中，對西班牙文學名家名著的譯介，我們不可能一一介紹，除了《堂吉訶德》和《塞萬提斯全集》以及前面提到的作品以外，我們只能有選擇地做一些介紹。
首先，對中國西語界較為熟悉的佩雷斯·加爾多斯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譯介仍在持續。前者被譯成中文的作品又有《薩拉戈薩》《瑪利亞奈拉》《三月九日與五月二日》《慈悲心腸》《特拉法爾加》《葛洛麗婭》《哈辛達與福圖娜達》佩雷斯·加爾多斯：《薩拉戈薩》，申寶樓、蔡華文譯，閩明校，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瑪利亞奈拉》，楊明江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瑪麗婭內拉》，陳光孚、劉瑛、朱興河譯，雲南人民出版社《外國中篇小說選》（4），1982年；《三月九日與五月二日》，申寶樓、蔡華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慈悲心腸》，劉煜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特拉法爾加》，鄧宗煦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葛洛麗婭》，王夢泉、趙紹天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哈辛達與福圖娜達》，孟憲臣等譯，李德明、尹承東校，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等；後者被譯成中文的作品又有《鱘魚》（故事集）、《扒車的人》《不速之客》《五月花》《蘆葦與泥塘》《酒坊》；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鱘魚》（故事集），鄭恩波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扒車的人》，唐民權譯，載《花城譯作》1982年第5期；《不速之客》，李德明、尹承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五月花》（含《蘆葦與泥塘》），蔣宗曹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1985；《酒坊》，李德明、蔣宗曹譯，1985年。近來，又有林一安先生主編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問世。
被塞萬提斯譽為“造化之奇才”的洛佩·德·維加的戲劇雖然沒得到應有的重視，但對他的譯介也多了起來：朱保光譯的喜劇《園丁之犬》《西維爾之星》，1982年在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他又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維加戲劇選》；徐曾惠譯的《愛情與榮譽》（另含《最好的法官是國王》和《奧爾梅多的騎士》），1994年在灕江出版社出版；段若川譯的《洛佩·德·維加戲劇選》（含《羊泉村》《最好的法官是國王》《比塞奧公爵》），1996年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從嚴格的意義來說，西班牙現存最古老的文學作品是無名氏的英雄史詩《熙德之歌》（ElcantardelMfoCid）。它大約創作於1140年，是唯一一部流傳下來的較為完整的卡斯蒂利亞的英雄史詩，因而特別受到西班牙人的珍視與喜愛。《熙德之歌》有三個中文版本：趙金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段繼程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屠孟超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另一部西班牙文學經典《塞萊斯蒂娜》（FernandodeRojas，LaCellestina）同樣有三個譯本：王央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蔡潤國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年；屠孟超譯，譯林出版社，1997年。這是一部舉世聞名的愛情傳奇，有人說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是受它的啟發寫出來的，恐非無稽之談。此外，介紹著名浪漫主義詩人貝克爾的譯本至少也有三個。貝克爾：《抒情詩集》，林之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詩歌傳說故事》，朱凱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抒情詩與傳說》，尹承東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1996年。
西班牙在20世紀中最有影響的詩人是加西亞·洛爾卡（FedericoGarcíaLorca，1898—1936）。前面說過，最早將加西亞·洛爾卡的作品介紹到我國來的是詩人戴望舒先生，但遺憾的是他只介紹了很少的一部分，儘管這部小小的《洛爾伽詩鈔》在我國當代詩人中產生了大大的影響。戴望舒先生英年早逝，後來雖也有人譯介這位格拉納達詩人的作品，但都是零敲碎打，散見於報刊雜誌。1986年9月2日，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曾在春城昆明召開了“西班牙文學研討會暨洛爾卡逝世50周年紀念會”。會後，筆者便開始在《詩歌報》等刊物上譯介洛爾卡的詩作。1987—1989年，筆者應邀赴格拉納達大學翻譯、出版西文版《紅樓夢》。當地的詩歌創作界希望筆者能翻譯一部加西亞·洛爾卡詩選。一位頗有名氣的詩人哈維爾·埃赫亞（JavierEgea），還自告奮勇，願親自選定篇目並撰寫序言，再加上筆者在那裏有幸結識了詩人的妹妹、加西亞·洛爾卡基金會會長伊莎貝爾·加西亞·洛爾卡。可謂“萬事俱備，東風勁吹”矣!於是，在翻譯、修訂《紅樓夢》之餘，筆者便忙裏偷閑，翻譯了一部加西亞·洛爾卡詩選。伊莎貝爾願贈版權，西班牙文化部願提供贊助，外國文學出版社（屬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願意出版，於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便是《血的婚禮》問世的過程。該書於1994年出版，前面有哈維爾·埃赫亞寫的簡短的前言。前言一開頭就引用了加西亞·洛爾卡的兩行詩：“他在自己的心裏/帶來了中國海的一條魚。”書中選擇了詩人具有代表性的詩作75首，並附有三個劇本：《馬里亞娜·皮內達》（三幕民間謠曲）、《血的婚禮》（三幕七場悲劇）和三幕六場悲劇《葉罪瑪》。1996—1997年，筆者再次去格拉納達時，還應邀在詩人故居博物館與哈維爾·埃赫亞一起舉行了加西亞·洛爾卡雙語詩歌朗誦會。那時，西班牙官方已開始籌備“洛爾卡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並稱1998年為“洛爾卡年”，這就使筆者萌生了擴大這本選集的念頭，正好灕江出版社要出一套“大師詩選”，其中就包括這位被法西斯殺害的天才詩人，這就是1999年的《洛爾卡詩選》。它幾乎囊括了洛爾卡三部代表作——《深歌》《吉卜賽謠曲集》與《詩人在紐約》的全部詩作以及其他重要詩集的代表作，共230餘首，另有兩個劇本《貝納爾多·阿爾瓦之家》和《坐愁紅顏老》（或《少女羅茜達》《花兒的語言》）。這是目前國內介紹加西亞·洛爾卡最全面的譯本，全書514頁，並配有幾十幅插圖。
到目前為止，西班牙共有5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前4位都是灕江出版社譯介過來的，同屬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他們是：埃切加賴（JoséEchegaray，1904年獲獎）由北京大學沈石岩教授等譯，書名為《偉大的牽線人》，包括三部劇作《偉大的牽線人》《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品德聖潔》和《濺血濯恥》；貝納文特（JacintoBenavente，1922年獲獎）由南京大學陳凱先、屠孟超教授翻譯，書名為《不吉利的姑娘》，包括四部劇作《周末之夜》《利害關係》《女主人》和《不吉利的姑娘》；希梅內斯（JuanRamnJiménez，1956年獲獎）和阿萊克桑德雷（VicenteAleixandre，1977年獲獎）由筆者與人合譯，書名為《悲哀的詠嘆調》，這是希梅內斯和阿萊克桑德雷的合集，出版於1989年，後來希梅內斯個人選集於1997年出版時，同樣題為《悲哀的詠嘆調》（包括孟憲臣譯的《普拉特羅和我》）。何塞·塞拉（CamiloJoséCela，1989年獲獎）的長篇小說《蜂房》有三個譯本：孟繼成的譯本於1986年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朱景冬的譯本於1987年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黃志良的譯本於1987年在當代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並於1988年在台灣應晨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外，塞拉的另一本小說《帕斯庫亞爾·杜瓦爾特一家》由屠孟超、徐尚志、魏民翻譯，於1983年4月發表在《當代外國文學》雜誌上。
其他名家名著還有：皮奧·巴羅哈的《冒險家薩拉卡因》（蔡華文、閔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種族》（江禾、林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克拉林的《庭長夫人》（上下卷，唐民權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帕拉西奧·巴爾德斯的《瑪爾塔與瑪麗婭》（含《何塞》，尹承東、李德明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烏納穆諾的《霧》（周訪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松蘇內吉的《合同子》（JuanAntoniodeZunzunequi，林之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桑切斯·費洛西奧的《哈拉瑪河》（RafaelSnchezFerlosio，ElJarama，嘯聲、問陶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拉福雷特的《一無所獲》（CartnenLaforet，Nada，顧文波、卞雙成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曾與西班牙文化部圖書總署合作，出版了西班牙文學名著叢書，但後來出於種種原因，未能堅持，遺憾之餘，令人感嘆。這家出版社於1997年首批就推出小說18種，頗有氣勢，但因為大多是19世紀作家的小說，且均為中篇，有的又是重譯，加上宣傳不夠，因而沒有引起應有的反響。這18部小說是：烏納穆諾（MigeuldeUnamuno）兩本，《圖拉姨媽》（LaTíaTula，朱景冬譯）、《霧》（LaNiebla，朱景冬譯）；阿拉爾孔（PAntoniodeAlarcn）兩本，《三角帽》（ElSombrerodeTresPicos，尹承東譯）、《民族紀事》（HistorietasNacionales，朱景冬譯）；佩雷斯·加爾多斯（BenitoPérezGalds）兩本，《阿爾瑪》（Halma，王銀福譯）、《佩菲塔夫人》（DogaPerfecta，李德明譯）；克維多（FranciscodeQuevedo）的《夢》（Elsueo，李德明譯）、佩雷達（JoséMaríadePereda）的《高山情》（PeasArriba，李德明譯）、佩雷斯·德·阿亞拉（RamnPérezdeAyala）的《歌妓與舞女》（Troterasydanzaderas，李德明譯）、皮孔（JaeintoOctavioPien）的《甜蜜女郎》（Dulceysabrosa，李德明譯）、索洛沙諾（CastilloSolrzano）的《西維爾的石貂女》（LagarduadeSevillayAnzuelodelasBolsas，李德明譯）、卡瓦耶羅（FernnCaballero）的《海鷗》（Lagaviota，李德明譯）、帕爾多·巴桑（EPardoBazn）的《侯爵附內外》（LospazosdeUlloa，李德明譯）、貝雷斯·德·格瓦拉（LuisVélezdeGuevara）的《瘸腿魔鬼》（Eldiablocojuelo，尹承東譯）、貝克爾（GustavoAdoltbBécquer）的《抒情詩與傳說》（Rimasyleyendas，尹承東譯）、克拉林（LeopoldoAlas，“clarín”）的《堂娜貝爾塔和其他故事》（DoaBehayotrosrelatos，朱景冬譯）、堂胡安·曼努埃爾（DonJuanManuel）的《盧卡諾伯爵》（ElCondeLucanor，申寶樓譯）、布拉斯科·伊瓦涅斯（VBlascoIvez）的《橙園春夢》（Entrenaralljos，申寶樓譯）。
崑崙出版社曾願意繼續出版西班牙文學名著叢書，該社於2000年出版的西班牙文學名著有：無名氏的《盧卡諾爾伯爵》（ElCondeLucanor，劉玉樹譯）、伊塔大祭司的《真愛之書》（JuanRuiz，ElLibrodelBuenAmor，屠孟超譯）、《卡爾德隆戲劇選》（ComediasescogidasdeCalderndelaBarca，呂臣重譯）、《維加戲劇選》（ObrasdramticasescogidasdeLopedeVega，段若川、胡真才譯）、《西班牙黃金世紀詩選》（AntologíadelaPoesfadelSiglodeOro，趙振江譯）、克拉林（Clarín）的《庭長夫人》（LaRegenta，唐民權等譯）和《西班牙謠曲集》（Annimo，Romancero，丁文林譯）等。
總之，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與西班牙的文學交流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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