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中俄文化交流

◇李明濱

中俄之間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古代，起初只是通過絲綢之路，以別的地區和國家為中介，有了間接的交流。後來才發展為直接的接觸，尤其是在中古時期。到了近代，俄國甚至出現過“中國熱”。而在現代，20世紀初的中國曾經形成過“向俄國人學習”的潮流。近300年來。彼此的交流已經蔚為大觀。其歷史脈絡，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從古代至17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中國文化傳入俄國的時間比較早，金帳汗國時期（約為13世紀中至15世紀末）俄國人就已知道有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了。兩國正式的外交往來始於17世紀初。互派使臣、簽約通商、開展文化交流則是在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當政年間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康熙二十八年）之後，即17世紀末葉。

間接交流和直接碰撞

古代的絲綢之路，自我國新疆出境，有南北兩路。北路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越過蔥嶺，經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在塔吉克斯坦境內）和康居國南部（今撒馬爾罕附近，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西行。南路在莎車（今新疆莎車縣）以西越過蔥嶺，經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一帶，部分地帶在土庫曼斯坦境內）西行。兩條路線會於木鹿城（今為土庫曼斯坦境內的馬里），再向西到裏海東南邊，又向西延伸，直抵地中海東岸。途中經過的地方有俄羅斯南部和亞美尼亞南部。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4冊第1、3~27頁，第5冊第1、3頁，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1929年版。

我國史籍記載，中國通西域時，與大宛、康居、大月氏之間，不但有絲綢織品、日常生活用具、農作物品種等物品的交流，而且有居民遷徙、宗教信徒的朝拜進香等人員的交往，更有軍事上的征戰。就是說，中國與中亞各國同上。早就有交往。當時雖然還不是與俄羅斯的直接接觸，但是通過絲綢之路向俄國歐洲中部腹地，尤其溯伏爾加河而上，使中國商品輻射到俄羅斯的一些重鎮。

蒙古人的西征導致了中俄的直接往來。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軍遠征。1219年20萬大軍侵入頓河流域。1223年進佔伏爾加河東岸。1236年，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再次進攻俄羅斯東北部，連克梁贊、科羅姆納、莫斯科、弗拉基米爾等城，1240年攻陷基輔（今烏克蘭首都），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金帳汗國。

同時，忽必烈已入主中原，1279年滅了南宋，定國號為元。從此以元朝為標誌的中華大帝國開始與外國交往。在蒙古人統治時期，俄國封建貴族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襲用東方的生活方式和服飾。大批中國物品運到俄羅斯交易，使得伏爾加河中游的城市也成為東西方進行貿易的轉運點，俄羅斯的工匠甚至從蒙古人那裏間接學到印刷術和利用火藥製造武器。

蒙古人先經歷了接受中國茶的過程，西征時也把這種嗜好帶到了俄國。在1638年蒙古阿爾登汗一次就贈送沙皇“200大包干樹葉”，由使者斯塔爾科夫運抵莫斯科。經過御醫們鑒定，那就是茶葉，認為“茶是治療傷風和頭痛的有效藥劑”。而這批中國茶葉正是俄羅斯全國飲茶的開端。

1679年簽訂了中俄固定供應茶葉的協議。每年由駱駝商隊和馬幫從中國出發，經蒙古，穿越西伯利亞，把茶葉源源不斷運往俄國中部，下莫斯科，直抵彼得堡。每次行程12萬公里，耗時近一年。據統計，至20世紀初，俄國已成為世界上的飲茶大國，每年要進口茶葉7000萬公斤。其中2/3來自中國，1/3是出自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

由於茶葉運輸費時費力，售價自然昂貴，後來俄國人便開始探索自己種植茶樹的途徑。不過，俄國由引種到成功，花了100多年時間。到1900年茶樹種植園已達到900公頃。若論中國茶得以在俄國落戶，其中也含有中國人的辛勞。著名俄羅斯學家劉澤榮的父親劉兆彭，就是指導俄國人種茶的有功人員。他是廣東高要人，1897年應俄國聘請，到高加索的阿扎里亞地方指導種茶，至1924年回國，度過近30個春秋，成為阿扎里亞種茶的一位創始人，他以種茶技術和獻身事業的精神贏得榮譽，於1924年11月13日獲得蘇聯政府授予的“勞動紅旗勳章”。

偶爾的使臣來往

俄國人生活中逐漸增多中國的物產，不但有絲綢、花布、傢具和生活器皿，而且有諸多農作物品種，像茶、大米、小米、高粱，有的物產俄文名稱就是直接來自在中國物品的譯音，如гаоλян，即高粱。

不僅如此，連語言中有一部分用語的譯音也反映出這種交流。即以“中國”一詞為例，俄文稱呼“Kntαǔ”是來自“契丹”的譯音。契丹原是我國北方的一個民族，據《遼史》卷六十三《世表》載：遼是炎黃的後裔。不但在中國歷史上遼朝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契丹的名稱也一度成為中國的代稱。13世紀就有波斯的歷史學家把金朝稱為契丹，元代時來過中國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也把中國北部稱作契丹。在1240年成書的《蒙古秘史》中使用了“乞答”的稱呼。而今日俄文中“Kntαǔ”的讀音恰恰是“契丹”“乞答”讀音的變體。不僅如此，連土耳其、伊朗，甚至希臘等國對“中國”的稱呼，都使用了接近於以上兩個詞的譯音。

隨着貿易的發展，中俄之間文化、科技的交流也日益頻繁。17世紀初葉明朝萬曆年間，兩國開始互相探索建立聯繫的可能性。

如果說近代西方國家同中國的交往常以傳教士來華為開端的話，那麼俄羅斯卻是以哥薩克為先導。中俄的外事交往就是由托木斯克的哥薩克伊凡·裴特林開始的。他奉托博爾斯克哥薩克軍的督軍之命，於1618年5月9日從托博爾斯克出發，途經大青山、呼和浩特、張家口，過長城，由南口抵達北京，成為俄國官方第一次派來中國的外交使者。伊凡·裴特林在北京逗留四天，於10月11日從張家口起程回國，帶去了明朝萬曆皇帝的國書。他在次年春季返抵托博爾斯克，9月到達莫斯科向沙皇呈交國書和一幅中國地圖。當然，更早的一次出使來華者也是哥薩克，系其軍事首領雅雷舍夫，他在1567年出使，到過北京，回去后曾向伊凡雷帝報告情況，包括中國人的起居飲食，不過他並未達成雙方政府的聯繫，故那一次還不算是兩國正式交往的開始。

哥薩克在中俄兩國關係中的特殊作用與其性質有關。哥薩克是沙俄時代一個享有特權的軍人階層，起源於15世紀，系由一些不能忍受封建剝削的農奴和貧民在南俄邊陲聚居而形成的，這支從俄國內地逃亡出來的人群自稱“哥薩克”（出自突厥語，義為“自由人”），既從事農牧漁獵，也有人專事劫掠。哥薩克慓悍勇敢，自由自在，不服管轄。沙皇政府後來改用招安政策，彼得大帝在18世紀初將其整編，建成“哥薩克軍”，由政府軍事部門管理，發給糧餉武裝，分給土地，使其兼事生產和軍事征戰，成為一種政、經、軍三結合的組織，後來更被利用來向高加索、西伯利亞和遠東開拓疆土。

清初，1654年沙皇政府派遣以費奧多爾·巴伊科夫（裴可甫）為首的使團來華，於清順治十三年（1656）到達北京。順治十七年（1660）俄國又派使臣伊凡·別爾菲里耶夫到達北京。兩次都帶回了順治皇帝的文書。

中俄互派使臣來往較多的是在清康熙年間。康熙十四年（1675）尼果賴·斯帕法里（尼古拉·米列斯庫）率俄國使團來華，曾受到康熙皇帝四次接見。1719年，伊茲邁羅夫奉派來華，也受到康熙皇帝五六次接見。此前，在1716年瑞典人郎格以俄國特使身份來華，曾受到皇帝的接見。由於俄國哥薩克不斷向東擴張，嚴重威脅中國邊境安全，於是，兩國派代表進行談判，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簽訂了第一個中俄條約《尼布楚條約》。中方以內閣大臣索額圖為代表，俄方以御前大臣戈洛文為代表，在中俄邊境的尼布楚（俄稱涅爾琴斯克）進行，談判內容包括劃定兩國疆界和通商事務，條約奠定了中俄外交關係和通商的基礎，從此兩國的文化交往也開始發展起來。

二18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18世紀為兩國的文化交流掀起良好的開端，雙方都願意了解和介紹對方的國情，進而派員、設團固定聯絡，為長期交流打好基礎。

俄國社會“迷戀中國”的熱潮

兩國有了早期的接觸，加上西歐風尚的促進，俄國18世紀掀起了“迷戀中國”的熱潮：宮廷和上流社會熱衷於中國文物和建築，知識界則注目於中國文書古籍。

18世紀從法國興起並傳遍歐洲的“中國熱”，對俄國有很大的影響。伏爾泰讚歎中國完美道德的文章、宣揚孔子教義的著作以及他取材於中國元代雜劇《趙氏孤兒》的劇作《中國孤兒》，曾經影響了俄國文壇的風氣。1788年涅恰耶夫把伏爾泰所著該劇譯成俄文。此前，1759年劇作家蘇馬羅科夫就從德文譯出了《中國悲劇“孤兒”的獨白》。作家拉吉舍夫在西伯利亞寫了《有關中國市場的信札》，詩人康傑米爾提到“奇異的中國智慧”，詩人傑爾查文的詩中一再提到中國文化。此外，劇作家馮維辛從德文翻譯了儒家經典《大學》。作家諾維科夫主編的兩家雜誌相繼刊登了宣揚中國理想皇帝的文章，一篇是1770年2月《雄蜂》登載的《中國哲學家程子給皇帝的勸告》（宋朝程頤《為太中上皇帝應詔書》的摘譯，原書作於宋治平二年，即1065年），一篇是1770年7月《愛說閑話的人》登載《雍正帝傳子遺詔》（原作寫於1735年）。

在俄國沙皇中，有助於促進“中國熱”氣氛的，是先後在位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其女伊麗莎白女皇（1741—1761年在位）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62—1796年在位）。

仿造中國景物的風氣迅速形成。俄京聖彼得堡，從彼得大帝起，便陸續建造許多中國的景緻。

彼得大帝的夏宮，建於1704年，毗連有佔地八頃的夏花園。與夏花園毗連的謝列梅捷夫噴泉樓，不但樓內有按中國格調裝飾的廳堂，現存許多中國的擺設，是舉行“假面舞會”和招待會的場所；而且在花園中的水池邊還建有一座中國亭。離噴泉樓不遠的舒瓦洛夫宮，18世紀時設置的藍客廳里擺滿了大大小小的彩色中國花瓶，更有用中國絨綉和絲綉覆蓋著的傢具，以及成套的石雕擺設，包括玉石、黃晶、水晶、紫晶；圓客廳里放着描金雕椅，上面蒙有中國絲綢；餐廳里是中國餐具，書房和卧室也有中國傢具或小擺設藝術品。

彼得大帝的女兒伊麗莎白當女皇期間，一輛輛大車裝滿從中國採購的屏風、漆雕桌子、餐具、大紅燈籠，直至絲綢、木器等，穿過遙遠的西伯利亞，連綿不斷地駛向彼得堡。人們用“伊麗莎白的中國格調”來形容當年的盛況。這些物品裝飾起來的房間連同整座宮殿已經成為博物館。

特別明顯的是彼得宮內的中心宮殿裏，設有東西兩間“中國室”，均建於1766—1769年，東室四周牆壁掛有中國畫屏——黑色漆底上有燙金燙銀的畫幅，山水人物齊備。室內陳設中國瓷瓶木器、雕花桌椅、各式小玩意兒。地板用名貴木料拼花鋪成。在西室，同樣是拼花木地板，均用檀香木、烏木、檸檬木等來自中國或東南亞的名貴木料。天花板上飾有彩繪和中國吊燈，室內的中國飾物里，南牆有一幅大型漆底木雕畫《滿洲旗人村營》。畫中的樓宇旗幟和上操的士兵，還有騎馬的軍官等，栩栩如生。此外，還有一件彩繪磁面的大取暖火爐，也使人感受到中國氛圍。

葉卡捷琳娜二世最為明顯，其影響直接到達文化思想層面，因而也比較深廣。女皇葉卡捷琳那二世即位之初，便做出姿態接受“啟蒙思想”，標榜自己是“開明君主”，她在醉心於中國方面以身示範，以致造成葉卡捷琳娜朝代的“中國氣派”：她一方面廣為收集中國瓷器、漆器、絲綢織物，按中國風格裝飾皇宮裏的房間和仿造中國園林；一方面拜法國啟蒙主義者伏爾泰為師，在致伏爾泰等人的書簡中經常談到中國。因而，在葉卡捷琳娜時代，俄國雜誌得以發表許多有關中國的報道、文章和翻譯作品。

在聖彼得堡郊區，建於18世紀初的皇村（今普希金市）是一處宏大的宮殿建築和公園，曾充當幾代沙皇的行宮。葉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在1770年實行改建，不但擁有一座三層樓房式的巨大宮殿——葉卡捷林娜宮，而且增闢了葉卡捷林娜公園。同時，女皇還為其孫子、未來的亞歷山大皇帝在相鄰處造了一座亞歷山大公園。在皇村這組巨大的園林中，也興建了如下數處中國景緻：

葉卡捷卡娜宮裏的中國藍色客廳。藍色油漆牆上鑲有中國畫幅和塗金木雕，廳內是一應的中國器物、古董。宮中還有一隻碩大的清代皇帝贈送沙皇的紅漆花瓶。

葉卡捷林娜公園裏的中國亭，那座森林公園裏花圃湖泊、屋宇雕像，應有盡有。林中古木參天、濃蔭蔽日。湖面清水漣漪、輕舟蕩漾。園內奇花異木、茅舍石雕，人工的造設和天然的風景融成一體。臨湖邊上特地建造一座很大的“中國亭”。兩層的建築，一層為圓形宮室，兩廂各有一側室，第二層為四周立有12根圓柱的涼亭，屋頂是涼亭式塔頂，上面豎立一面黃龍旗。“中國亭”色彩鮮艷，引人注目，涼亭與湖泊恰好組成一大景觀。

亞歷山大公園內的“中國橋”。園內本來還有中國城，二戰之後僅遺斷牆，但公園深處在一條連通各湖泊的小河上依然存在着一座石砌拱形橋洞的“中國大橋”，橋面寬闊，可容幾個人并行，至今還是旅遊的景點。

在聖彼得堡市內，當年彼得大帝所住的小木屋，隨着城市建設的發展，已經成了市中心的參觀勝地，在小屋前通向涅瓦河的斜坡，面對河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對中國石獅。從河上乘船過來，遠遠地就可以看到它們雄踞涅瓦河岸上的偉姿，頗為壯觀。那是沙皇身後人們特為安置的。這對石獅彷彿是在為彼得大帝的小屋守護。石獅的底座刻有從中國吉林市運來的字樣。

此外在彼得堡遠郊的奧蘭寧包姆（今稱羅蒙諾索夫城），也建有一座“中國宮”，系1762—1768年建造的。

冬宮“中國文化藝術廳”里文物薈萃

建於1754—1762年的皇宮又稱冬宮，后闢為埃爾米塔日博物館。

全館分為六個部，在“東方國家文化藝術”部里設有“中國文化藝術廳”，佔13個陳列室。收有幾代沙皇精心搜集的大量中國藝術品：從元代至清末的各種瓷器，從明代至清末民初的各種漆器、琺琅器皿、景泰藍，20世紀初的彩色泥塑民間玩具、剪紙、年畫，各個朝代的石刻、木雕藝術品，17世紀的宮廷用漆雕大屏風、紅木傢具以及各式各樣的文房四寶。很有意思的是御藥房裏那隻中國大陶罐，據說明，那是彼得大帝訂購的。還有一副漆雕大屏風，計有6折12扇，展開來總長720厘米，高為280厘米，系雙面雕，一面為花鳥，另一面是宮廷人物生活場景。宮中所藏公元前5—3世紀的中國絲織品和絲綉，數量也不在少數。有的是考古發掘得來的。

“古錢幣”部則有中國古錢幣約3萬件，大量是春秋戰國以來的銅錢（600枚左右）、銀元寶和金元寶；紙幣35萬張，其中13張元代的紙幣極為珍貴。

在“博物館”分部——緬什科夫宮（建於1710—1720）掛有中國名貴的“刻絲”壁毯，其畫面是龍鳳呈祥。當年刻絲在中國是非賣品，是由少數能匠專門織造出來供宮廷裝飾的，可見那是由中國皇帝贈送的。那些貼牆布的來歷更不尋常，其中頗有趣聞。彼得大帝在位時，為嘗試同中國建立聯繫，於1719年特派伊茲邁洛夫船長到中國考察商貿關係，後者到達后很喜歡貼牆布，便大批訂購。據說中國皇帝得知那是為沙皇而訂的，立即降旨由最優秀的工匠製作，而且免費贈送。運回去后就用這批貼牆布裝飾了彼得大帝的夏宮，後來那些貼牆布又轉用於彼得宮和緬什科夫宮。

圖理琛出使俄國

18世紀初，康熙五十一年（1712），內閣侍讀阿顏覺羅·圖理琛一行四人出使，經西伯利亞前往伏爾加河下游慰問土爾扈特阿玉奇汗。自五月二十日起程，到達目的地后，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京，歷時幾近三載。雖然不是直接出使俄國首都，但大部分行程和時間都在俄羅斯，而且經過俄國國境時都由俄方官員迎候接待，派兵員護送。托博爾斯克總督還派員向沙皇報告，彼得大帝並有回話問候。因而圖理琛此行也可說是出使俄國，他是中國官方派遣的第一個到達俄國境內的人。

土爾扈特原是我國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的一個部，游牧於塔爾巴哈台（在額濟納河的北面）一帶。17世紀30年代西遷至伏爾加河下游。該部雖然遠離祖國，但與國內的聯繫始終未斷。圖理琛此行，除了親慰中國部眾、增進中俄之間官方和民間的友誼之外，還有重要的文化交流意義。他對俄羅斯做了全面考察，歸國后形諸文字，在國內流傳介紹，促進中國人對俄方的了解。同時，他從進入俄境開始，每到一地必宣傳中國，內容包括歷史和地理環境、古代文化、當時清廷的官制和典章制度、皇帝家族和宮廷生活、農牧物產、漁獵騎射、漢滿蒙古藏民族民情風俗，以及清政府對邊疆民族和鄰國的修睦政策。由於他卓越的宣傳才能，以至於俄國官員向沙皇報告稱圖理琛為“天朝使者”，“知識高明”。圖理琛等也極為注意自身的言行，以顯示“天朝使者”的風度。他們遵循臨行前康熙皇帝的訓旨：“爾等隨役，不可無禮妄行，須嚴加約束。”“爾等須莊重行事，不可輕於戲謔。若饋贈送爾等物，毋據收受，必須再三卻辭。”彼得大帝則回話囑令托波爾斯克總督等下屬官員：“爾等須當欽敬護送至阿玉奇處，一應馬匹不可延誤。”所以圖理琛每到一處都受到隆重的歡迎，地方官“排兵列幟，鳴炮放槍，鼓吹迎接”，各地無不給予禮遇。可以說圖理琛也是友誼和文化的使者。

圖理琛回國后，“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於1715年撰成《異域錄》一書。這是第一部中國人寫的旅俄遊記，全書約35萬字，內容豐富，描述生動，涉及俄邦諸情況，為我國人士聞所未聞，所以極受重視。清朝官修《一統志》《四裔考》諸書幾乎全文採錄，后又編入《四庫全書》。清咸豐八年（1858），刑部主事何秋濤任翰林院編修，在編纂八十卷本《朔方備乘》時，把《異域錄》分成上下兩部分，編入第四十三和四十四卷之中，名為《考訂異域錄》。並在第六十八卷中收入圖理琛使俄后所繪《異域錄俄羅斯圖》一幅示意地圖。

俄國方面同樣重視這部著作，曾幾次譯成俄文。在《異域錄》成書後半個世紀，漢學家羅索欣（1707—1761）將其譯成俄文，題為《1714年前往伏爾加地區晉見卡爾梅克汗阿玉奇的中國使團旅俄記》，發表在海參崴的《每月文匯和學術業務消息》1764年7—11月號上，全文226頁。後來，與羅索欣同時代的漢學家列昂季耶夫（1716—1786）也譯出另一種稿本，題為《中國使者圖理琛赴見卡爾梅克汗阿玉奇旅行記》。19世紀初，又有卡緬斯基（1765—1845）的譯本，題為《使者圖理琛穿越俄境札記》（手稿）。

東正教派團常駐北京

中俄兩國建立正式關係，特別是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之後，雙方均派有特命全權大臣進行交涉、談判。康熙皇帝1712年派遣圖理琛等前往撫綏土爾扈特部時，作為交換條件，彼得大帝提出要求，派出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的教士團，陪同圖理琛一行於1715年到達北京。這就是第一屆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在雍正六年（1728）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之後，便把派遣東正教使團來京一事通過條約規定製度化。教士團定員10人，其中4名神職人員、6名世俗人員（包括隨團醫生和學員），定期每10年輪換一屆。駐地為北京東江米巷（后改名東交民巷）稱為“俄羅斯館”，又稱“南館”。

此前，中國軍隊於1683年在黑龍江地區雅克薩（今阿爾巴津）與俄軍交戰得勝，俘獲一批俄國哥薩克軍士，大部分遣返俄國，小部分帶往北京，安置在北京城東北角的胡家圈衚衕，是為“北館”。他們被編人清代的八旗組織，為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時稱“阿爾巴津人”。並劃出一處廟宇，供他們做宗教祈禱之用，俄人稱“尼古拉教堂”，中國人稱之為“羅剎廟”。

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在華活動近250年（1715—1956）換屆20次，其作用在十月革命前兼有傳教、外交和文化交流三種功能。

他們之中每一屆人員居留中國至少10年之久，有的人連住幾屆，最多的長達33年。他們來時的使命明確，就是學通語文、了解和搜集資料以便研究中國。久而久之，條件成熟，加以個人的努力，有些人自然能成為專業人才。

傳教士團成員所做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一方面學習漢、滿、藏、蒙文，另方面受聘擔任教職，反過來教授中國人俄文和拉丁文。

在傳遞國情上也是一方面讓中國人了解俄國國情和文化，首先是東正教文化。與宗教活動有關的書籍如《馬太福音》《聖禮書》《日課經》《八重讚美詩》《教義手冊》《教會成語》，直至《新約》等都由他們譯成漢、滿文，還編成《俄中神學與教堂用語詞典》《俄漢口語詞典》《中俄音調詞典》等。東正教的一切習俗包括教堂建築都通過他們的活動而首次展現在中國人面前。與此同時，他們也傳播了俄國的風俗與民情。他們的譯作同時還流傳到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朝鮮。

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典籍，從《論語》《中庸》到《大清一統志》《元史》和《通鑒綱目》的部分內容等，都由傳教士團首次譯成俄文。也是由他們首次編成了《漢俄大辭典》。在開展中國研究的教俗人員中，都有一批人成為有名的漢學家。其中有俄國第一批漢、滿文教授丹尼爾·西維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斯卡奇科夫、查哈羅夫、佩休羅夫；早期的漢學家羅索欣、列昂季耶夫、弗拉迪金、卡緬斯基、巴拉第、瓦西里耶夫和俄國漢學奠基人比丘林。

清政府開辦“俄羅斯文館”

清政府在為俄國學員設立“俄羅斯館”后，又開設了“俄羅斯文館”（康熙四十七年，1708），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俄語學校，系由康熙皇帝倡議和下令成立的。以往在中俄兩國的交往談判中，清政府依靠的是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和俄國商人當翻譯。隨着中俄的外事來往日增，亟須培養中國人自己的翻譯。康熙帝乃決意開辦學校，首屆學生68人，從八旗子弟中徵選。在俄國商團駐地俄羅斯館內支搭席棚，由俄國商人任教習。以後校址曾遷往左翼馬市西北大佛寺內。

為使師生安心教學，自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初一起，政府“按月每人給錢兩千”，增加師生一份錢糧；並決定學生在學期間，“每人授給一職”，免得俄文學生無一正途，不肯勤學”，自此他們可免後顧之憂。

康熙五十五年（1716），該校由隸屬於內閣典籍廳升級，改屬內閣管轄，更名為“內閣俄羅斯文館”。校址遷到東華門外北長街，俗名北池子。

俄羅斯文館從1708至1862年共經辦15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內閣大庫現尚殘存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俄文檔案19本，以及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收錄的俄國外交文件中譯本。這些檔案資料，無論俄譯漢或漢譯俄，譯文流暢通順，基本上忠實地表達了原件的內容和精神。如有確鑿證據可以證明這些譯文確系出自俄羅斯文館畢業生之手，則該館的教學成績就相當令人滿意了。

三19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兩國的文化交流在19世紀趨向熱絡，交流涉及人員、圖書、資料，直至思想觀念各個方面，尤其是文化作品的翻譯和評介。不過也有所不足，即偏重單向交流，更多的是俄方對中國文化的引進和接受。

人員來往和圖書交換

俄國派員來華的行動日益頻繁已如前節所述。

比較起來，中國赴俄的外交人員不如俄國來華的多。同文化交流活動有關且有記載可查的如著名學者兼外交官洪鈞，光緒十三年（1887）為出使俄德奧和（荷）四國大臣。洪鈞在使俄時，曾參閱俄人貝勒津（伊里亞·尼古拉耶維奇·別列津）所譯波斯學者拉施達的著作《編年史文集》和亞美尼亞人多桑等人的蒙古史著作，從而充實了對元史的研究，寫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

中國其他的官員，如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赴俄至彼得堡觀看“演劇兩次”。公使郭嵩燾的譯員張德彝也有記述於光緒五年（1879）在俄國皇宮觀看芭蕾舞。稍後，光緒十四年（1888）則有戶部主事繆荃孫在彼得堡參觀過格致學院、阿喀接密亞繪畫和古今列國書庫（按戈寶權推測為俄國科學院、美術學院和圖書館），並見過漢學家瓦西里耶夫。另一位使者王之春，在《使俄草》中寫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彼得堡皇家大戲院看過舞劇《鴻池》（即《天鵝湖》），參觀圖書館時見到有《西廂記》《紅樓夢》等中文藏書。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是洋務派首領李鴻章（1823—1901），以他為首的出使俄國代表團，於1896年赴莫斯科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在使俄期間，還參觀下諾夫戈羅德舉行的全俄工業與藝術博覽會和莫斯科的盲人學校（有盲人作家愛羅先珂在場）。他的參觀活動在俄國人的書中也有所反映，如參觀博覽會就在高爾基的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中被描寫到。但觀看歌劇時，據漢學家阿翰林的文章所記敘，李鴻章聽不懂歌劇，當演員在台上引吭高歌時，他在台下嚇得站起身來就跑，說：“這樣刺耳，就跟老虎叫似的!”

官方正式的文化往來中重要的一項是相互贈書。19世紀中葉，先是由清政府應俄國政府之要求，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將北京雍和宮所藏佛教重要經典《丹珠爾經》800餘冊贈送對方。不久，俄年政府回贈一批書籍，送交清政府理藩院。據何秋濤《朔方備乘》中《俄羅斯進呈書籍記》所載，俄國政府“乃盡繕俄羅斯所有書籍來獻，凡三百五十七號，每號為一帙，裝飾甚華，有書有圖”，“考其中言彼國史事地理武備算法之書十之五，醫藥種樹之書十之二，字學訓解之書十之二，其天主教與夫詩文等類僅十之一而已”。由於當時能看懂俄文的人少，這批書先存理藩院，后移存方略館、總理衙門等處。戈寶權：《談中俄文字之交》，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頁。

據我國學者戈寶權的查考，那批書現只存書名，而書多已散失。從目錄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文學方面，有俄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的重要作家如德爾日費英（傑爾查文）、底米忒里（德米特里耶夫）、柯里嚕幅（克雷洛夫）、喀拉馬星（卡拉姆津）、普氏（普希金）、格氏（果戈理）等人的文集，此外尚有《俄國名家叢文》16本、《俄羅斯文人百家傳》兩本等，惜書名及著者不詳，可能都是當時俄國名家的著作”。同上。

俄國早期參與對華文化交往活動的除了東正教教會外，還有：①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1725年創辦）。除直接領導亞洲博物館外，它還對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以及喀山大學東方系等對華有關的單位進行業務指導。②俄國研究中亞和東亞委員會。據1899年在羅馬舉行的第十二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的決定，於1903年設立，由俄國協調。目的是研究中亞和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實際上主要從事對中國西北部的考察。委員會由科學院、考古委員會、地理學會、宮廷事務部、外交部、陸軍部、財政部、國民教育部派員組成。③大學東方系研究所（室）。如喀山大學（1837年成立漢語教研室）、彼得堡大學（1855年成立東方系設滿漢語教研室）、東方學院（1898年在海參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編：《俄蘇中國學手冊》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6頁。

比丘林與俄國漢學的形成

從18世紀初起，就在駐北京的俄國傳教士團內萌發了早期的漢學，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有成績的人才，比丘林便是個代表人物。

比丘林（1777—1853）原為喀山一所修道院院長，後到伊爾庫茨克為升天修道院主持人。1807年擔任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於1808年1月到達北京，從此開始了研究中國的生涯，後來成為俄國漢學的奠基人。

他們初到中國即傾全力於學習漢、滿、蒙古文，當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教科書和漢俄辭典。於是比丘林開始編纂辭典。為了搜集生動的口語詞彙以作為辭典的基本詞彙，他穿上中國服裝到市場和店鋪里去，詢問和記錄一些物品的名稱，標出讀音。比丘林先後編成6部辭典。除《漢俄辭典》外，大部頭的還有《漢俄語音字典》，共9卷，此書費去他許多心血，先後重抄有4次，還依據《康熙字典》做仔細校訂，最後根據發音按俄文字母順序排列，重抄成9卷。此書在他去世后的1922年才印行。

在北京逗留14年期間，他搜集了大量文獻資料，1821年回國時所帶文物材料重達635噸，其中僅漢、滿文的中國書籍就有12箱，全部文獻書籍分由15頭駱駝馱運。研究範圍涉及中國哲學、經濟、政治、倫理、民族以及風土人情，研究和著譯的成果可以構成整整的百科系列。在1826—1834年就出版他翻譯的《西藏志》《蒙古紀事》《準噶爾和東土耳其斯坦志》《北京概覽》《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三字經》《西藏和青海史》《厄魯特人或卡爾梅克人史概述》，還發表了他寫的文章《中國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國農曆》《中國教育觀》《中華帝國統計資料》《中國國民糧食計量單位》《由孔夫子首創，其後由中國學者接受的中國歷史的基本原理》等。主要著作為《中國，其居民、風俗、習慣與教育》（1840）、《中華帝國統計概要》（1842）和《中國的民情和風尚》。

由於成績卓著，比丘林於1828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東方文學和古文物通訊院士。

此外，他還開辦漢語學校培養漢學人才。1831年起在恰克圖開辦第一所漢語學校，並擔任教師，至1838年返回彼得堡。該校辦學30年，培養了大批漢語人才，是他促進了俄國漢學的最終形成。此時已出現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漢學家；漢學成果也不局限於翻譯，而是翻譯與研究並重，況且教學基地和研究方法業已成型。

普希金嚮往中國

俄國知識界，不但漢學家，而且作家都有人嚮往中國。普希金（1799—1837）就是突出的一位。

詩人畢生對中國都有好感，起初主要通過法國、英國、德國等國的文字著述了解中國。在他的藏書中，有關中國的書籍就多達82種。他在皇村學校求學時，受到皇村的園林、亭台、小橋等中國氛圍的熏陶。他在當年的長詩《魯斯蘭與柳德米拉》中寫出了中國式的大花園：“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風徐徐送爽/密樹枝葉微微顫動/中國夜鶯婉轉歌唱。”後來，他在創作中一再寫到中國，尤其在其代表作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為了塑造第一個“多餘的人”形象，詩人讓主人公經受東西方文化的熏陶，先是去看了彼得堡上演的中國題材大型芭蕾舞劇《韓姬與陶》，以致歸來後主人公眼前幾次出現有關的場景：“舞台上，魔鬼、惡龍、愛神，還在跳跳蹦蹦，吵吵嚷嚷”，《普希金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14頁。“還有那些中國人、神仙、蛇怪”，同上，第548頁。等等。后又讓主人公做有關文化傳統的思考：“［孔夫子］中國的聖賢/教導我們尊重青年/［為防止他們迷途］/［不能急着加以責難］/［只有他們肩負着希望］/［使希望……］。”同上，第219~220頁。［］內字為普希金後來自己刪去的。

普希金後來深受其朋友漢學家比丘林的影響，對中國的理解日益加深，嚮往中國的熱情也日益升高，在1828年12月30日寫的《致友人》一詩中已流露出要來中國的心聲：

出發吧，我已準備好，朋友們。

不論你們想去哪裏，我都將緊緊跟隨，

跟着你們……

到遙遠中國的長城腳下。

詩中的“朋友們”即指比丘林等參加即將於1830年3月組團前往中國考察的成員。果然，在寫完這首詩的8天後，普希金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申請：“我現時還沒有結婚，也沒擔任官職，我想到法國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獲准，我想申請允許我隨同前往中國的使團訪問中國。”沙皇政府向來限制普希金的活動，這次也沒能獲准，詩人沒有實現他的理想。但他的熱情卻未衰減，仍然繼續關心中國。使團出發3個月之後，他仍在閱讀《中華帝國概覽》等書，並且在他所編輯的《文學報》上刊登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國的報道，或摘登他們寫回去的信札，起到了介紹中國新情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詩人參與編輯的《文學報》在1830年元旦專刊上發表書評，介紹比丘林翻譯的《三字經》俄文本（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長篇書評熱情評介《三字經》是“三字聖書”“簡明兒童百科全書”，“語言簡練但內容充實，用語樸素而含義深刻”。

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綱要》首版本，右上角有作者簽字

評論中對於俄譯本詳細的註解極為肯定，並對譯者深廣的中國知識充滿敬意，特別引出《三字經》開端的三個四行詩節，以醒目的字體排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並指出最後一節四行詩所含典故如不做解釋，俄國讀者將不甚瞭然。因而譯本的註釋，包括“孟母三遷”的故事，恰恰有助於理解中國（孟母）的教子之道：“擇友而處，擇鄰而居。”增加註釋使比丘林的譯本更具學術權威性。可以說，普希金對《三字經》在俄國的流傳曾經起了促進作用。

王西里與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1837年，喀山大學東方系設立漢語教研室，此舉在俄國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誌着兩個轉移：一是漢學基地由北京的傳教士團轉移到俄國國內；二是漢學教育由個別漢學家（羅索欣、比丘林等）開辦普通學校轉移到高等學校，使漢學人才具有高等教育水平。

王西里院士（VPVasiliev）

1851年1月6日，瓦·瓦西里耶夫（1818—1900）正式被聘任為喀山大學漢、滿語教授，算是俄國漢學界的大事，此時，漢學教學和研究中心最終形成。

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1837年畢業於喀山大學歷史語文系東方語言科，1840年作為第十二屆教士使團學員到北京，居留10年，學通漢、滿、蒙古、藏語，此外還通曉日、朝、突厥語和梵文，學識淵博，興趣廣泛。從1851年起，先後在喀山大學（5年）和彼得堡大學（45年）東方系任教授共50年，為俄國培養了大批漢學家。他的研究涉及歷史、宗教、地理、文學，發表著、譯幾十種，還有大量手稿（存檔可查的有140種）。主要著作為：《佛教教義、歷史、文獻》（三卷，1857—1869）、《10—13世紀中亞東部的歷史和古迹》（附《契丹國志》和《蒙韃備錄》譯文，1857）、《東方的宗教：儒、釋、道》（1873）和《中國文學史綱要》。他成績卓著，於1866年當選為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1886年升為院士，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院士。

他早在北京留學時就開始接觸中國文學，竭盡全力搜購各種圖書，每購到一本必先仔細閱讀，回國時帶去漢、滿、藏、蒙古文書籍849種共2737冊。因而一回國就能立即開設中國文學史課。

1880年出版的這本《中國文學史綱要》講述的內容包括三部分。一、二部為儒釋道諸子百家的典籍，以及農書、兵書；第三部是詩歌、小說、戲曲。從現代的概念來看，它更像是一部中國文化典籍史。

“綱要”介紹文學的篇幅雖然不長，卻能對“美文學”做出全面、歷史的評介，而且脈絡清楚，有不少精闢的論斷。

作者分類介紹中國的詩、文。從《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兩都賦》《盛京賦》等，直至“詩體小說”即彈詞《錦上花》《再生緣》《來生福》，還有“小型百科全書”《三字經》以及《千字文》等都一一談到。他盛讚中國詩的繁榮，說“如果我們（指俄國人）了解並且高度評價普希金、萊蒙托夫、科里左夫的一些短詩，那麼中國人在綿綿兩千年裏出現的詩人，那樣的詩他們就有成千上萬”，當然這裏只需挑出“司馬相如、杜甫、李太白、蘇東坡等等”來做例子。

他譯介《風》《雅》《頌》的片段做例，闡釋三類詩的內容及特點，提出毛承、歐陽修、孔穎達甚至朱子（熹）的註解值得商榷。他認為《詩經》就是一部民間詩歌集，並且希望“如果有人對中國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將是很有意義的……在中國各個地區，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謠”。這種看法在當年實屬遠見，在中國直到五四運動前後才有人提出來。

《中國文學史綱要》在評述中國戲曲和小說時還追溯歷史，提出“其源頭可能也是外來的”，“但是無論在戲劇還是小說的領域裏，中國人都不是單純的模仿者，這是一個一貫保持着獨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對一切異邦和外來的東西，他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檢驗，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戲劇和小說總是呈露出中國的精神，表達着中國人自己的世界觀”。他推崇《西廂記》，“如此完美的劇本，在歐洲也不多見”。他也注意到，“如同歐洲一樣，中國也善於把歷史和小說改編成戲劇，例如《三國志》《紅樓夢》就被改編過”。

評價中國小說是《中國文學史綱要》的一個重點。它分類論述，廣泛涉及中篇小說諸如《列俠傳》《搜神記》《太平廣記》《聊齋志異》、章回小說《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甚至《品花寶鑒》近代的《好逑傳》等等，還有歷史演義《開闢演義》《列國》《齊國演義》《戰國》《三國志》等等。它特別重視《紅樓夢》和《金瓶梅》，認為“只有長篇小說……才能使我們充分了解當時的生活”，而《好逑傳》“這類小說則很難反映中國的現實生活”。他對看重的作品都認真介紹原作，或大量譯介原文引作實例，如《詩經》；或編寫故事梗概插入書中以供了解，如《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這種辦法更便於讀者了解他們所不熟悉的中國文學，對後代學者也有借鑒的意義。總之，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國文學史，這也是它最寶貴的價值所在。

中國文學作品的俄譯和收藏

俄國雖然早就注意中國文學，但在18世紀100年裏只有零星的幾篇文學譯作。即便在19世紀，譯介的文章或論著也僅50種，其中翻譯作品約佔32種，評介文章和論著18種。據彼·葉·斯卡奇科夫：《中國書目》，莫斯科，1932年版第465~474頁，並參閱該書1960年版第497~552頁做的統計。翻譯作品中知名的如1827年出版的《玉嬌梨》（片段），1832年出版的小說《好逑傳》，1843年發表的《紅樓夢》第一回，1847年出版的《琵琶記》，其他多是一些詩歌、笑話或民間故事及傳說。到19世紀後期才譯介古典名著《聊齋志異》中的若干篇，如1878年《新作》雜誌上的《水莽草》，還有1883年（王西里）翻譯發表的《阿寶》《庚娘》《毛狐》等5篇，1894年發表的《李娃傳》。當然俄譯詩文中也有唐代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1874年發表）這樣的名篇。不少是從其他歐洲文字轉譯的。《玉嬌梨》即譯自法文，有些詩譯自德文，《好逑傳》則是先有英譯，轉成法譯后再譯成俄文。可見19世紀中國文學作品在俄國流傳的範圍還是很有限的。

傳播中國文學的另一途徑是漢學家寫的評介文字。如《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學報》從1868至1872年的5年中，每年都有一篇《中國文學新聞》（北京通訊）。《東方評論》1890年第6期發表漢學家阿·伊凡諾夫斯基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東方部博物館的講稿《中國人的美文學：小說、章回小說和戲曲》等。這類文章雖然不長，卻因是登在刊物上，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文學。俄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祖國紀事》1843年第26期發表的隨筆《中國紀行》及文中所附《紅樓夢》頭回片段的譯文，就曾引起著名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的讚賞並加以評述。博格拉德、李福清：《俄國漢學家德明，他的〈中國紀行〉和〈紅樓夢〉部分譯文》，載《亞非人民》1983年第6期第78~87頁。

俄國向來重視收藏中文圖書。1727年瑞典人洛倫茨·郎格受俄國政府僱用出使中國，帶回去漢、滿文書籍8套82本。這成為俄國科學院圖書館的第一批中國書籍。後來該館發展為聞名世界的漢學書庫“亞洲博物館中國部”（今為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

俄國所獲中國圖書主要是靠傳教士和外交使團人員的搜購。如王西里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書籍簡介》中不無自豪地談到該校圖書館的滿文類藏書已“囊括了用這種文字出版和寫作的全部書籍”，“因為在清朝首都對滿文的注意已經減弱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書商認為滿文書無利可圖而當作漢文書的襯紙”，這為他的搜羅齊全提供了方便。第十三屆使團學員，曾任帝俄駐天津、塔城以及中國各開放港口領事的斯卡奇科夫（孔琪庭，1821—1883）三次在華都搜集各種書籍、資料情報，“其收藏漢籍善本之富，為當時俄國之冠”，包括有大量公文、日記、手稿（現均存列寧圖書館）。再則是高校派人專門到中國購書。海參崴東方學院在1899年建校的當年就派出亞·格列比翁希科夫和彼·施密特教授在內的一批人到瀋陽購置大量漢、滿文圖書。該校葉·斯帕里文教授在1910年編成出版的《東方學院中國圖書編目》就展示了該學院所藏中國書籍的豐富。

諸子百家的早期俄譯

19世紀俄譯諸子百家作品已初具規模：

①《大學》。最早有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譯的《四書解》，由漢文和滿文譯成俄文，1780年出版。內有康熙帝的“前言”之俄譯、《大學》的譯文並註釋。還譯出《大學·大學注》，載《科學院消息》1779年5月第11期。該譯文後又以《大學，或包含中國高級哲學的大科學》為題收入《愛說真理，或聖人的袖珍本》一書中，1801年版。

②《中庸》。最早的俄譯本是《忠經》（或稱《論忠的書》），由俄羅斯帝國外交委員會譯員阿列克謝·阿加封諾夫於1784年譯於伊爾庫茨克（在開闢該總督區時），於1788年出版。還有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的《中庸，即確定不移的法則——摘自中國哲人孔子的傳說》，外交委員會辦公廳高級文官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譯自漢文和滿文，聖彼得堡1784年。內有《中庸》的譯文及註釋。還有一種題為《中間和忠實——孔子弟子的聖書》，由德·科尼西譯自中文並註釋，載《哲學和心理學問題》雜誌1896年第四冊。

③《孫子》。最早的譯文是格里鮑夫斯基由法文轉譯的《謀攻篇》，載《近衛軍司令部出版軍事雜誌》1818年第二冊。

④《論語》。最早的譯文是王西里院士的譯註，1884年版。波波夫譯註的《孔子及其門徒的格言》，1910年出版。

⑤《孝經》。德·科尼西譯。題為《論孝敬父母的書》（節選），載《哲學和心理學問題》雜誌1896年第三冊。

⑥《孟子》。最早的譯文是波波夫譯《中國哲學家孟子》（譯並注），1904年版，書中先有孟子傳略，接着是譯文和註釋，選譯第一、二、四、五、六計5篇。

⑦《韓非子》。最早的譯文是阿·伊凡諾夫的《中國哲學資料，引言，法家，韓非子》，1912年版。包括韓非子傳、其學說分析及《韓非子》譯文，並附原文和索引。

⑧《道德經》的翻譯。老子為諸子中在俄國最受重視的一家，投入翻譯和研究的力量也多，不亞於《論語》。

早在沙俄時代，漢學家丹尼樂（西維洛夫，1798—1871）就已譯出《道德經》，1915年由喀山大學教授扎莫塔依洛以《丹尼爾（西維洛夫）檔案資料中未公佈的（道德經）譯文》為題予以發表，載《敖德薩圖書志學會通報》1915年第四卷第五、六冊。文中註明“據喀山大學手稿，系原作第一至四十六章的俄譯文”。較西維洛夫譯得晚，但發表得早的德·科尼西教授所譯《道德經》，載《哲學與心理學問題》雜誌1894年第三冊。

蘇聯時代較為流行的是楊興順的譯著《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1950年版。書中收有《道德經》的原文和俄譯。該俄譯文還曾節選若干片段分別收入《古代東方史文選》和《中國文學文選》兩書中。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著名作家托爾斯泰曾親自編選老子的論述並寫文章評介。

托爾斯泰所理解的儒道思想

中國文化引起俄國著名作家托爾斯泰特別的關注。

1891年11月，彼得堡一位出版家寫信詢問托爾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對他影響最大。他回答說中國的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則是“巨大”。《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66卷，第68頁。在1884年3月27日的日記中提到：“我認為我的道德狀況是因為讀孔子，主要是讀老子的結果。”不但如此，他還寫過《論孔子的著作》和《論〈大學〉》等文。在前一篇文章中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們不想佔有別人的東西，他們也不好戰……因此，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托爾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頁。

從托爾斯泰的書信、日記和文章中還可以看出他也讀過孟子、墨子等人的著述，從1884到1910年將近20年中托翁共寫過和編輯過將近10種有關中國哲學思想的著作或論文。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頁。在其編選的《每日賢人語錄》和《閱讀園地》中，曾引用了大量中國的格言、諺語以及諸子百家的言論。

有趣的是托爾斯泰曾親自動手翻譯了老子的言論，此事已傳為文壇佳話。他從1884年起就動手摘選和翻譯《道德經》，主要從法譯本並參照德譯本轉譯。他邊讀邊譯邊研究，斷斷續續經過10年完成。譯作於1910年由媒介出版社印行，書名為《列·尼·托爾斯泰編選，中國聖人老子語錄》，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論摘選（共選入64段語錄），附有兩篇論文，一為托爾斯泰寫的前言《論老子學說的本質》，一是伊·戈爾布諾夫一波薩多夫寫的短文《關於聖人老子》。托翁去世后，1913年又出版一個經別人整理的譯本，書名是《老子〈道德經〉）或道德之書》，列·尼·托爾斯泰編，京都大學教授丹·彼·科尼西譯自中文，謝·尼·杜雷林增補註釋。鑒於當年許多漢學家的譯稿都未及發表，僅僅作為手稿保存下來。而托翁的譯本則能早早問世，因而可以說《道德經》在俄國的流傳，早期主要得力於托爾斯泰的編譯本。

從托翁本身來看，他主張“不以暴力抗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博愛”；同他推崇孔老學說中的“仁”“省身”“道”和“無為”等思想恰好一致。這自然可以說托翁受到中國聖賢的影響。

退一步說，從托翁的言論也已得到印證。他在《論老子學說的本質》一文里就提到，“‘道’的獲得要通過節制一切個人的、肉體的東西”“老子學說與基督學說，其實質是相同的，二者的實質在於通過節制一切肉體的東西而顯示構成人的生活之基礎的靈和神的本質”。顯然，他已經贊同老子學說，主張道德修養中必須節制和克服肉體的、物質的貪慾，以攀登靈的、精神的崇高境界。

在1904年由布朗熱整理托爾斯泰編輯的文稿出版了《孔子：生平及其學說》一書，其中《列夫·托爾斯泰闡釋的孔子學說》一文是據托翁的文章寫成的。他寫道：“中國學說的核心是這樣的：真正的學說教育人具有崇高的善，這種善改造人，使人臻於至善。”以下他列出七點來具體解釋如何達到那種境地，“為了具備這種善，就需要①全民族盡善。而為了全民族盡善，就需要②整個家庭盡善。要使整個家庭盡善，就需要③本身盡善。為了本身盡善，就要④心靈純潔、返真。而為了心靈純潔、返真，就要⑤有真誠和自覺的思想。要達到這種思想的自覺性，就要⑥有高深的知識。要有高深的知識，就要⑦研究自我。”參見列·佩列洛莫夫（稽遼拉）：《孔子：生平、學說、命運》俄文版第4章，莫斯科，1993年版。

對於這七點，我們都能在《大學》中找到相應的概念：①治國平天下；②齊家；③修身；④正心；⑤誠意；⑥致知；⑦格物。同上。足見托翁的思想正是對《大學》的接受和闡釋。我們已經查實，托翁是從理雅各所譯英文本《中國經典》轉譯了孔子的《大學》，而且寫了《論〈大學〉》一文的。

俄國接受藏傳佛教

中國的藏傳佛教，也稱喇嘛教，在俄國境內的傳播範圍，集中在布里亞特蒙古人、卡爾梅克人和圖瓦人聚居的三個邊遠地區，其中主要的一支由西藏經蒙古進入布里亞特的大城市烏蘭烏德后，逐漸發展，向中心地區進發，後來竟然能夠立足首都彼得堡。

布里亞特蒙古人分佈在貝加爾湖沿岸地區，分成東西兩大系。藏傳佛教的傳播主要是在東布里亞特。17世紀末，佛教通過西藏和蒙古的喇嘛開始傳入。到18世紀初，1711年建成第一座喇嘛廟楚戈爾廟。19世紀有較大發展，寺廟已增至34座，喇嘛數以千計。有些大寺院相當豪華，如1741年建立的宗加爾寺和古西諾奧澤爾斯克寺兩座大寺院。

沙皇政府對待藏傳佛教入俄，態度是很矛盾的。其固有的政策是要在非俄羅斯族地區無一例外地推行東正教，但是面對蒙古各部族強勁的喇嘛教勢力和影響，沙皇政府不得不採取緩和、讓步的態度，轉為正式承認，讓其合法化，利用它以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這就有了1728年沙皇政府頒佈決定，正式承認喇嘛教合法地位之舉。1764年，還由沙皇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達堪布喇嘛的封號。

俄國著名喇嘛，布里亞特蒙古人多爾日耶夫（法號德爾智堪布，1854—1938）不遠萬里在1873年19歲時就從烏蘭烏德到達西藏，在拉薩的最高神學校學習，後來被授予察尼德-漢姆伯（喇嘛教師，即青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老師）。由他到聖彼得堡主持興建喇嘛廟。經過多方奔走，籌劃募款，費盡周折，才在首都建立起宏大的佛寺，於20世紀初經政府允許舉行落成典禮。

在十月革命前，首都彼得堡共有各種教堂和寺廟近600座，其中佛寺只有一座，但這卻是全俄性質的佛寺，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藏傳佛教在俄國最終立足的標誌，又是佛教文化在俄羅斯的展示中心。

藏傳佛教入俄的卡爾梅克人聚居地區在歷史上屬於西部蒙古，有薩滿教流行。17世紀初，格魯派在西部蒙古傳開，當時游牧在伏爾加河下游的卡爾梅克人，由於本族的王公和貴族積極提倡，紛紛改信了格魯派—黃教。

藏傳佛教入俄的圖瓦地區，即歷史上的唐努烏梁海，原屬左翼蒙古的一部，1853年，隨着黃教進入左翼蒙古，同時也傳進圖瓦。

俄羅斯漢學家在19世紀就對佛教有所研究。著名的兩位專家，一為瓦·瓦西里耶夫院士，寫過《東方的宗教：儒、釋、道》（1873），從總體上評介在中國以及東方國家中流行的幾種主要宗教。另一位專家、瓦西里耶夫的學生伊·米納耶夫（1840—1890）寫成《佛教，研究與資料》（1887），該著作曾譯成多種歐洲文字。米納耶夫主要研究了大乘和小乘佛經的年代學及其相互關係。

四20世紀的中俄文化交流

中俄的文化交流至20世紀進入極盛時期。前半世紀是中國人嚮往和引進俄蘇文化尤其是革命思想。世紀中葉起兩國積極互動，50年代形成雙向交流的洪流。之後曾有曲折，但積極的進程在後半世紀終於得以繼續。

以俄為師和考察蘇聯

毛澤東主席說過：“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470~1471頁。

俄國十月革命后，1918年夏，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俄國革命勝利，指出：“因為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了一個大希望。”電文在中國報刊披露了列寧的名字。同年，上海大同書局的《勞動月刊》刊登《列寧傳略》。列寧著作的最早中譯文《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出現在1919年《解放與改造》和《新中國》雜誌上。1924年1月24日列寧逝世時，北京也舉行了“國民追悼列寧大會”，發行《列寧紀念冊》，其中刊載了《論糧食稅》的全譯文。從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計譯載《偉大的創舉》等列寧著作10多種。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計翻譯出版列寧著作30多種。1927—1937年，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計翻譯出版《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國家》等列寧著作40餘種。參閱威仲倫：《中國翻譯史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9頁。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馬列學院，從1938至1942年，在延安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1949年6月成立中央俄文編譯局，既翻譯了馬列著作，也培養了俄語人才。

這樣，從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全譯本，也即馬列著作中譯文的第一個單行本算起，至今馬列著作譯介到中國來已近90年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有530餘種之多，包括列寧的《怎麼辦？》《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宋書聲：《馬列著作翻譯工作紀事》，見《中共中央編譯局建局四十周年紀念冊（1953—1993年）》，第29頁。

俄國十月革命后便出現了“以俄為師”的浪潮，中俄之間開始了以新文化為內容的交流，派出留學生、記者和各方面文化人到莫斯科去考察。1920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湖南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和留俄勤工儉學，一批革命青年在1921年到達蘇俄學習。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有一批青年秘密赴俄。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后，又派出大批青年到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孫中山逝世后，為表示紀念，在莫斯科建立起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即中山大學，專門接收中國青年入學。中國人留學蘇聯成為熱潮。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和重要幹部都在這個時期到了蘇聯學習。

最早去蘇俄訪問的是瞿秋白。他1921年初到1922年底旅蘇兩年，實地考察了新俄羅斯的社會，採訪、寫作，寄回多篇通訊在《晨報》發表，后把兩年的寫作編成兩本散文集：《俄鄉紀程》（又名《新俄國遊記》），記敘他赴蘇俄的旅程，也反映作者“自非餓鄉至餓鄉”的心情；《赤都心史》，記述作者1921年在莫斯科生活中的見聞和觀感，兩本書最早向中國人民真實報道俄羅斯新貌及其艱苦的歲月。

30年代起陸續有一些記者訪蘇並留有訪問成果，包括林克多的《蘇聯見聞錄》（1930）、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1931）、曹谷水的《蘇聯視察記》（1931）、戈公振的《從東北到庶聯》（1933）、鄒韜奮的《萍蹤寄語·三》（1934）。40年代有郭沫若的《中蘇文化之交流》（1948）、茅盾的《蘇聯見聞錄》（1946）、周立波的《蘇聯札記》（1953）。

反過來也有蘇聯友人來華。如：傳授經驗指導工作的革命者越飛、鮑羅廷、加倫。從事教學和文藝活動的文化人，有作家特列季亞科夫（中文名鐵捷克）和漢學家阿·阿·伊凡諾夫（中文名伊文）。前者於1924年來北京大學講授俄國文學一年，並以中國人為題材寫成話劇《怒吼吧，中國!》（1933年由上海戲劇社上演）和長篇小說《鄧世華》；後者1917—1927年在北京大學任教，譯出不少中國文學作品。此外，漢學家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1926年曾在北伐戰爭時期任來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翻譯，率先向蘇聯譯介魯迅的《阿Q正傳》。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頁。

30年代，頗有影響的是蘇聯電影攝影師卡爾曼來華，到過武漢、延安等地，寫成報告文學《在中國的一年》在蘇聯出版。上海、南京兩地舉辦的蘇聯版畫展覽會，展出作品200多幅，並放映電影《夏伯陽》等。作為交換，中國也派出文化人訪蘇演出和觀摩，1934年3月著名畫家徐悲鴻訪蘇並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畫展；1935年2—3月電影明星胡蝶等參加蘇聯國際電影節，當時在蘇放映中國影片《漁光曲》《姊妹花》等；1935年3—4月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率梅劇團訪蘇並演出，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演出《打漁殺家》《宇宙鋒》《貴妃醉酒》等京劇。

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活動主要是由民間文化團體進行的。

中國引進俄蘇文學的熱潮

十月革命后，中國人對蘇俄產生極大的興趣，把譯介俄蘇文學當作“盜天火給人類”的神聖事業。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數量激增，在外國文學翻譯中的比重急劇上升，並占居首位。據《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中“翻譯總目”的統計，五四運動以後8年內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共有187部，其中俄國為65部，佔1/3強。其他依次為法國31部、德國24部、英國21部、印度14部、日本12部……均大大低於俄國。這裏僅統計單行本，發表於報刊上的還未計在內。這個階段的翻譯家，主要有魯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鄭振鐸、耿濟之等。

而且“蘇聯文學作品翻譯數量也扶搖直上……高爾基成了最受歡迎的外國作家，他的作品初版數達到四十四種”，在高爾基逝世的1936年，其作品在“中國共出了三十四個版次”。戈寶權：《中外文學因緣》，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頁。

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紅色的十年”的世界性高潮，在中國，則從此時起“蘇聯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衝破重重的封鎖和禁令，源源不斷地被介紹進來”。其作用和影響，一是“蘇聯文學作品以先進的世界觀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勵着中國的讀者，推動了一批又一批人走向革命”，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旦為文藝界的先進分子所接受，就一直指導着中國的文學運動。蘇聯的文藝政策和革命文學運動對中國的文學運動也起過很大的影響”。葉水夫：《蘇聯文學與中國》，蘇聯文學學術會議發言稿，1987年。

當年的蘇聯優秀作品有如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曹靖華譯）、高爾基的《母親》（夏衍譯）、法捷耶夫的《毀滅》（魯迅譯）和《青年近衛軍》（葉水夫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周立波譯）等。

抗日戰爭期間，繼續堅持翻譯蘇聯文學，尤其是抗戰文學。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劇本《前線》（蕭三譯）、別克的《恐懼與無畏》（愚卿譯）。在大後方重慶等地，出版了“蘇聯文學叢書”：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瓦西列夫斯卡婭的《虹》、列昂諾夫的《侵略》等（以上均為曹靖華譯），格羅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譯），愛倫堡的《不是戰爭的戰爭》《六月在頓河》《英雄的斯大林城》（以上均為戈寶權譯）等，《中蘇文化》發表包戈廷的《帶槍的人》（葛一虹譯）等。在淪陷區上海，有以蘇商名義出版的譯作，如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林陵譯）、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磊然譯）；還有蘇爾科夫、伊薩科夫斯基等人的詩。

俄羅斯古典作家的名著都出了中譯本，如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1944，呂熒譯）及羅果夫、戈寶權編《普希金文集》（1947）、萊蒙托夫的《波爾塔瓦》（1946）和《抒情詩選》（1948，均余振譯）、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他》（1941，耿濟之譯）和《結婚》（1945，魏荒弩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沒有陪嫁的女人》（1946，梁香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1949，林陵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1940—1947）、《白痴》（1946）、《死屋手記》（1947）、《少年》（1948）（以上耿濟之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1942）、《安娜·卡列尼娜》（1948）和《復活》（1944）（以上高植譯）及《少年時代》（1948，蔣路譯），契訶夫的《草原》（1942，彭慧譯；1944，金人譯）和《櫻桃園》（1940，滿濤譯）等。

1949年以前，翻譯作品出單行本的總量相當可觀，包括蘇聯文學和俄羅斯古典文學。從1919年6月至1949年10月所譯俄蘇文學有1045種，其中：俄羅斯古典文學401種，約佔40％；蘇聯文學530種，佔50％；俄蘇兩個時代的高爾基作品有114種，佔10％。

普希金作品流傳中國一百年

俄國文學在中國流傳和影響的程度，以其民族文學的奠基人普希金（1799—1837）為例，即可說明。

中國人知道普希金的名字始於1900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的《俄國政學通考》首次提到他。1903年《上尉的女兒》譯成中文，是中國首次出版普希金的名作。1907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一文在中國第一次評介了普希金的作品，涉及《高加索的俘虜》《茨岡》《葉甫蓋尼·奧涅金》和一些短詩。

1937年2月10日，上海舉行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會，盛況空前。圍繞着那一次的紀念會準備了一系列活動：1936年由《譯文》雜誌出刊《普希金特輯》和《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各一期，兩期共含普氏作品8篇。論普氏的文章12篇和插圖27幅。此外，《中蘇文化》《文學》等期刊，商務印書館、光明書店、生活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別出版普氏的作品集，再加上海的俄國僑民用中、俄、法、英四種文字印行了《普希金百年紀念冊》。這一切使得中國在1937年前後出現了一次小小的“普希金熱”。

1947年，以在上海隆重舉行的紀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活動為開端，向群眾普及普希金形成潮流：

一是推出作品精選的《普希金文集》。內含抒情詩40首、敘事長詩1部、故事詩1部、戲劇作品2部、小說3篇。並有俄、中作家（分別為24人和10人）論普氏的文章，俄、中畫家新作（分別為32幅和3幅）的普氏畫像或作品插圖，以及普希金作品在中國流傳的情況簡介。尤其是有普希金傳略和生平著作年表，為讀者全面了解普氏提供了方便。該書由戈寶權主編。4年內重印5次，長期流傳，影響深遠，不但擁有大量讀者，而且成了早期普希金研究者的依據。

二是在上海重新豎立了普希金紀念碑。本來在1937年已有俄僑在那裏建立了普希金銅像。但抗戰期間被佔領上海的日寇毀壞，抗戰勝利后才重建，並得以長期保持下來，這也是在中國首次為外國作家建立的紀念碑。

三是造就了研究普希金的專家，以戈寶權為代表的普研學者脫穎而出。

兩年以後新中國成立，迎來了兩國文化交往的洪流。普氏作品也陸續得以大量的翻譯，以空前的規模傳播。但對普研工作來說更有意義的是實現了培養人才的“升級”，即在50年代讓普希金進入大學課堂。高校文科系講授“俄蘇文學”課程，普希金便穩固地佔有一席之地。1954—1956年北大和北京師大先後聘請蘇聯文學專家開講“俄羅斯文學”，包括普希金在內的一批經典名家便永久地佔領了大學講堂。這兩位專家都各留有《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講義並且出版，而且分別培養出中國第一批俄國文學研究生。他們加上留蘇回國的學生，畢業后被分派各地高校，日後便是俄文系和中文系俄國文學的骨幹師資。

在80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譯成中文，有不少作品是多次重譯。據不完全資料統計，1949—1987年，普希金作品譯成中文的種類和次數，共有448種次（這裏只包括文學作品，不計其文章、回憶錄和書信）。重譯的種類很多，其中單是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一種就重譯10次出版，在紀念詩人200周年時總數達到14種版本。

80年代以來的普希金熱潮具有了新的特點：

其一，作品的翻譯和出版趨於全面系統化，已知的有四項大工程。首先成形的是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七卷本），盧永選編，33位譯者集體合作，精選抒情詩、長詩、故事詩、童話、戲劇、小說、特寫和論文以及書信，計223萬字。是我國出版規模最大、作品最全的普希金作品集。其譯者隊伍集合了我國俄文譯界老、中兩代的名家，無疑是一次普氏翻譯力量的檢閱。

其二，學術研究專業化。代替50年代那種以述評為主介紹式文章的，是一批專家學者寫出的學術論文。1981年5月18—24日湖南省外國文學研究會在長沙召開全國性“普希金學術討論會”，是我國首次以普氏為專題的學術會議，有論文40餘篇。後由易漱泉、王遠澤編選出22篇，結集成《普希金創作評論集》，戈寶權作序，於1983年出版。還有一批專著出版，如王智量著《論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陳訓明著《普希金抒情詩中的女性》（1993）、張鐵夫著《普希金的生活與創作》（1997），2001年首次以普希金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查曉燕著《普希金——俄羅斯精神文化的象徵》出版。

其三，高校教學定型化、制度化。普希金作品在大學課堂，得到定期講授，據統計，我國設有俄文專業的高校目前有25所。1980年以前最高時曾達到近60所，而我國有高等學校1065所（1993），其中設有文科系的佔1/3。它們每年都要講授這類課程，年復一年，周而復始，積累下來，聽過普氏作品課的學生該以千、萬，甚至成十萬計。

終於，在1996年4月20日於北京大學成立了“普希金研究會”，有全國高校及翻譯界50多位學者參加，這也是在我國首次為單個外國作家成立的研究會。

俄國的敦煌學與西夏學

20世紀初，俄國曾派出多批考察隊來華，其中，科茲洛夫隊到戈壁沙漠發掘哈拉浩特古城，獲得大批西夏文、漢文書籍，鄂登堡隊獲取大量敦煌文物。事過半個世紀，自1957年起才組織人力進行清理，編出《亞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寫本綜錄》兩冊，第一冊收錄1740件，第二冊收錄1211件。據清理結果，全部敦煌收藏品為12萬件，包括完整的卷和殘頁，后又編成《敦煌發現的中國文書》4冊，與我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從1989年起陸續影印出版，至今年已在中國出齊《俄藏敦煌文獻》，共17卷。

從整理到研究，逐步形成了俄國的敦煌學。著名的專家有孟列夫（1926—2005），他從1957年起致力於此項工作。經他整理在莫斯科出版的佛教經卷已有《維摩碎金（維摩詰經變文殘卷）》和《十吉祥》（1963）、《雙恩記變文》（1972）、《妙法蓮華經變文》（1964）等，每本都是原作全文影印，附孟氏的俄譯和註釋，以供對照，也便於勘考釋讀。孟氏還為每個變文本寫了序文，分別對與變文體裁有關的問題做出論述，為《維摩詰經變文》和《十吉祥》寫的序是《論變文的種類和起源》，論析了變文韻文部分的韻律。為《雙恩記變文》寫的序則討論了變文的思想內容（佛教與孝道）和結構諸問題。他並以此擴展成學位論文《報恩經變文》，於1976年獲得博士學位。另一篇序《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則論述了變文的講唱方式和講唱人，以及變文的詞彙特點。孟列夫對變文的研究是多角度的，版本學的、古字體學的、文學史的等等；他的研究相當深入甚至寫出《公元後一千年間的中國抄書業》這樣專業的文章。

孟列夫在整理敦煌文獻中，還編出《中國敦煌寫本·佛教俗文學文獻》（影印敦煌贊文附宣講，1963）和唐代詩人《王梵志佚詩集》（1989）。後者同我國張錫厚所編《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相比，多出64首佚詩，均系從敦煌殘卷里輯錄的，並引起日本學者川口元雄教授的注意而對該書發表多次評論。

著名的敦煌學學者還有克恰諾夫、楚古耶夫斯基等。

西夏古城遺址哈拉浩特（蒙語，義為“黑城”），即“黑水城”，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1909年科茲洛夫隊在那裏挖掘出的黑城文物約9000餘件，有宋、遼諸國的儒佛道家經典，有文牘、地契、版畫、民間唱本、雜字、醫書、藥方、曆書、算命、星相術等珍本，還有元代紙幣寶鈔。其中，珍本如《禮記》《論語》《漢書》《新唐書列傳》《廣韻》《南華真經》《六十甲子歌》《六壬秘課訣》《出典土地文》等。這批獨一無二的文獻，對於揭開西夏歷史上許多未被人知的事實，極有參考價值，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文化也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例如，關於中國古代民間文學的歷史資料，其中就有我國原本已佚的民間文學珍品南宋（金）時期的《劉知遠諸宮調》（殘本），以及早期木刻年畫《四美圖》、木刻紙馬《義勇武安王位》（關羽像）、《佛教三字經》等等，均系中國古代民間文學的稀世珍本。

西夏文物經過孟列夫博士的悉心整理、著錄，按佛經、古籍、小說、雜文、官方文件、藥方、曆書等分類，並譯釋成內容提要，共有375品目，已編成《哈拉浩特中國文獻綜錄》出版。它公佈的是11—14世紀的全部漢文文獻，並有孟氏的序文《西夏國漢文文獻》。

至於其中佔主要部分的西夏文典籍，則擱置了許久，一直等到1959年從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畢業的克平（1937—2003）來所工作之後才動手整理。她是駐華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一位領班的後裔，出生於天津，長大后回俄國，雖然學了漢學專業，但同樣不懂得西夏文，因而起步還得從學西夏文入手，然後才能開始整理典籍。但是她用近10年工夫就成了西夏學專家，先後寫成《西夏語動詞體的範疇》《西夏文孫子詞彙與語法研究》等文章以及專著《西夏文語法》。後來連續整理出版了已失傳的唐代小說集《類林》俄譯本（並附西夏文影印本）和西夏文木刻複印本《文海》兩卷。后一種系克平與人合譯成俄文。還有許多資料有待於研究、整理、出版。目前俄方正與我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預計總數當在30卷以上。

蘇聯重視譯介中國古代文化典籍

一位已寫出35本論中國文學的著作的資深漢學家——年過九旬的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費德林（1912—2002），在暢談他的文學研究生涯時，深有體會地說：“我一輩子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我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幾千年來始終沒有中斷過，為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在文學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國家，中國的《詩經》《楚辭》《唐詩》《元曲》等等優秀著作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望塵莫及的。”《費德林答記者問》，載《文藝報》，1989年7月8日。

這種觀點在世界各國有成就的漢學家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古籍在國外傳播廣泛，以蘇聯為最多。迄今已譯成俄文出了單行本的有：《管子》（施泰因譯並注，1959）、《周易》（休茨基譯，1960）、《孫子兵法》（康拉德譯並注，1950）、《戰國策》（克·瓦西里耶夫譯並注，1968）、《商君書》（列·佩列洛莫夫譯並注，1968）、《中國古代的無神論者、唯物論者、辯證法家——列子、楊朱、莊子》（波茲涅耶娃編譯，1967）、《論語》（西門年科選譯，1989）等。另外，佩列洛莫夫還有研究儒學的專著《孔子：生平、學說、命運》（1993）。

此外，由司徒盧威和列德爾編選的《古代東方史文選》（1963）中還收入由波茲涅耶娃所譯的《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孫子》《老子》《孟子》《墨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列子》等書，雖然都是摘選片段，但卻是在俄國第一次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古代諸子百家，讓那裏的讀者初次了解到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後來東歐國家的漢學家中有人甚至間接從俄文譯本來閱讀這些中國文化典籍。

波茲涅耶娃教授（1908—1974）出自漢學世家，本人精通古漢語，在中國文化和文學方面造詣很深，1944年起長期在莫斯科大學任教，對於傳播中國文化，貢獻極大。

蘇聯時期翻譯的諸子百家作品中，還有一種大型選集，系科學院研究員李謝維奇（1932—2000）編選、註釋的《聖賢著作選·中國古代散文》，1987年版。該書把古代諸子的學說分為三編：第一編是“儒學聖賢的著作”，選有《論語》《孟子》《禮記》；第二編是“道學聖賢的著作”，選有《道德經》《莊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申子》；第三編是“各派思想家著作”，選有《墨子》《孫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國語》《戰國策》《朱子》等，均為節選的片段。譯者為蘇霍魯科夫、波梅蘭采娃、托爾欽諾夫、季塔連科、特卡琴科、康拉德和克留科夫等。

蘇聯譯介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點是《史記》。迄今已出過兩種單行本：一是《司馬遷文選》，帕納秀克譯，1950年出版；一是《史記》兩卷本，維亞特金和塔斯金合譯，兩卷先後於1972和1975年出版。列寧格勒的漢學家克羅爾（生於1931）還寫出論《史記》及其作者的專著《司馬遷——歷史學家》（1970）。

同時，蘇聯時期還有下列書籍的節譯發表：《淮南子》《鹽鐵論》《漢書》和《韓非子》。分別見於《古代世界史文選》（司徒盧威編，1950）和《遠東詩歌與散文》（1973）。

50年代起雙向交流的擴展

1949年以後，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對象偏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交流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加緊宣傳中國革命的勝利，使這些國家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國，同時，要學習對方國家的經驗，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

因而，中國與蘇聯的文化交流不但開展得最早，而且發展得最快。交流的方面也迅速擴展，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文學、藝術、教育、體育、衛生、科技、新聞出版、廣播、電影、文物、圖書、博物館等各個文化部門。無論人員來往，或是信息資料的交換，都極為頻繁。這對於推動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中國方面從1950年起每年都有藝術團赴蘇聯演出，蘇方訪華的藝術團組，為數更多，每年至少有兩團次以上。

從1949年中蘇建交至1966年的17年間，是雙方作家藝術家互訪的黃金時代，兩國文藝界的著名人士幾乎都有機會到對方去觀光。中國如郭沫若、茅盾、周揚、夏衍、巴金、丁玲、周立波、鄭振鐸、曹靖華、吳曉邦、賀綠汀、馬思聰、劉開渠、華君武、杜宣、金人、趙諷、郭蘭英、呂驥、黃虹、鄭君里、張駿祥、白楊、張瑞芳、秦怡、孫道臨、蔡楚生、阿良、楊小亭、夏菊花、孫泰等等，以及當年赴蘇進修留學的青年藝術家李德倫、嚴良堃、鄭小瑛、鄭興麗、盛中國、殷承宗等等。

蘇聯方面如愛倫堡、吉洪諾夫、法捷耶夫、西蒙諾夫、波列沃依、烏蘭諾娃、普列謝茨卡婭、齊米娜、莫伊塞耶夫、邦達爾丘克，以及電影導演格拉西莫夫、作曲家諾維科夫、鋼琴家謝列布里亞科夫等。俄羅斯學派的芭蕾明星烏蘭諾娃為首的芭蕾舞團一行159人於1959年9—11月在中國演出《天鵝湖》《吉賽爾》等劇及其他芭蕾舞劇片段共40場，反響強烈，給中國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在北京看過演出的田漢對她的演技曾作詩讚嘆，曰：“舉都驚妙技，萬掌發鼓急。”

1949—1960年，蘇聯翻譯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近1000種，印數達4300萬冊，而且是用50種蘇聯境內的民族文字印行的。

中國在出版馬列著作、俄蘇文學作品上已達到系列化（全集或選集），並且從古至今作品齊全。教育方面派出留蘇學生，年年不斷，單計1951—1962年就有約11萬多人，學習新的專業，包括美術、音樂、芭蕾舞，直至電影導演、攝影等。同時，請蘇聯專家來華任教幫助建立新的學科，借用蘇聯的教材和資料，直至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依照蘇聯模式辦學。蘇聯方面也派員來華學習進修中國特有的科學技術，如中醫學，具體到針灸、中藥甚至道教養生學，還有健身方面的太極拳，直至氣功、武術。

這類雙向的學習活動曾因中蘇斷交20年而有所減弱，但80年代開始便又生氣蓬勃地恢復起來了。

俄（蘇）翻譯和研究中國文學的高潮

俄（蘇）20世紀中後期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下述幾個階段。

150年代譯介中國文學的熱潮

隨着中國的解放、客觀條件改善和主觀研究力量的劇增，蘇聯對中國文學的引進便在50年代出現了浩蕩的“洪流”。在這10年裏出版的譯作品種繁多，包括從古代至現當代的作品；每一種印數均達5萬或10萬冊。有什圖金的《詩經》首次全譯本（1957），費德林主編的四卷本《中國詩集》（1957—1958）所選詩歌上起古代下至20世紀50年代。第一卷收入《詩經》的《風》《雅》《頌》（選），《楚辭》，曹操、曹丕、曹植五言詩，陶淵明詩和漢樂府。第二卷為唐詩，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維、孟浩然、韓愈等人的作品。第三卷包括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和近代，有蘇東坡、歐陽修、柳永、陸遊、李清照、辛棄疾直至近代林則徐、黃遵憲的詩。第四卷為1949—1957年的新詩，入選的是郭沫若、蕭三、田間、臧克家等多人的詩作。這部詩選，第一次向蘇聯讀者展示了中國詩歌全貌。其選擇之精之全，迄今仍為國外所僅見，也為後來蘇聯編輯中國詩選和單個詩人的選本提供了依據，並為研究者確定重要研究對象提供了根據。它的出版成為蘇聯漢學界乃至文學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

此外，還在出版了一些大詩人的單行本，如艾德林譯《白居易詩集》（1958），吉托維奇譯《杜甫詩集》（1955）、《李白抒情詩集》（1956）和《王維詩集》（1959），阿列克謝耶夫等譯《屈原詩集》（1954），等等。

此時，幾部中國重要古典小說也有了俄譯本：帕納秀克譯《三國演義》（1954）和《紅樓夢）（1958）、羅加喬夫（羅高壽）譯《水滸傳》（1955）、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譯《西遊記》（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華克生）譯《儒林外史）（1959）、費什曼等譯《鏡花緣》（1959）。有些還是西方較少譯介的清末章回小說，如謝曼諾夫譯《老殘遊記》（1958）和《孽海花》（1960）。

現當代的大作家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葉聖陶、丁玲等的作品都有了俄譯本：四卷本的《魯迅選集）（1954—1955）、兩卷本的《老舍選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選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選集》（1956）以及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9）等。一些在西方還很少介紹的作家如馬烽、李准、周立波、楊朔、艾蕪、陳登科、秦兆陽、馮德英等的作品在蘇聯也都得到了譯介。像蘇聯如此規模宏大、時間集中的中國文學譯介工作，在世界漢學史上怕是少有的。

友好的中國也給蘇聯漢學家的來華提供了優厚的條件。俄羅斯漢學界的中年以上學者，大都或長或短地在中國逗留過，在資料和指導上都獲益不小。即以到過北京大學進修的人為例，指派的導師都是第一流的，如切爾卡斯基受王瑤的指導、施奈德受曹靖華的指導、查瓦茨卡婭受宗白華的指導。資料則是豐富而齊備的。漢學家李福清很懷念1965年在北京大學進修時每天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資料、每周一兩次進城逛書店和到天橋聽說書的日子。提供資料方便的何止北京大學，李福清在5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孟姜女的故事，缺乏資料，就給中國各省的文聯寫信，請代為搜集。不多久，幾乎每個省都給他寄去了有關孟姜女的資料：民歌、傳說、地方戲，直至古迹的照片。時隔30多年，李福清還由衷地說：“中國朋友的關心和幫助，使我非常感動，永生難忘。”

蘇聯漢學家已推出了一批研究性的論著。綜合性的文學史書有費德林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觀》（1953）、《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綱要》（1955），艾德林的《論今日中國文學》（1955）。作家專論有波茲涅耶娃的《魯迅》（1957）和《魯迅的生平與創作（1881—1936）》（1959）、索羅金的《魯迅世界觀的形成·早期的政論作品和〈吶喊〉》（1958）、謝列布里亞科夫的《杜甫評傳》（1958）、費什曼的《李白的生平和創作》（1958）、彼德羅夫的《艾青評傳》（1954）等。

270年代擴大翻譯的範圍

進入60年代中期，由於中蘇關係變冷，兩國的文化交流深受影響，其主要表現之一是漢學人才的培養上數量銳減，漢學隊伍面臨青黃不接，不但研究人員減少，就是教授漢語都感人手欠缺。這種情況引起老一代漢學家的憂慮，80—90年代曾採取措施，以彌補不足。

不過，由於有中年漢學家一代人的努力，中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仍然堅持下來，而且有所發展，在翻譯方面，這20多年，逐步擴展到各種體裁的作品，似乎可以說是在50年代的基礎上做了“填平補齊”的工作。古典詩詞仍然是重點，陸續出版的作品有：艾德林譯《白居易抒情詩集》（1965）、《白居易詩集》（1978）、《陶淵明抒情詩集》（1964）和《陶淵明詩集》（1975），切爾卡斯基譯曹植《七哀詩集》（1973），戈魯別夫譯《陸遊詩集》（1960）、《蘇東坡詩詞集》（1975），巴斯曼諾夫譯《辛棄疾詩詞》（1961）和李清照《漱玉詞》（1974）等。也有多人合集的詩選，如艾德林譯《中國古典詩歌集》1975和巴斯曼諾夫譯《梅花開——中國歷代詞選》（1979）。

在小說方面，既有舊小說和筆記，如吉什科夫譯六朝干寶的《搜神記》（1977），李福清等譯《紫玉（中國一至六世紀小說集）》（1980），費什曼、吉什科夫譯《唐代傳奇》（1960），索科洛娃譯《浪子與術士》（又名《枕中記》，1970），戈雷金娜譯沈復的《浮生六記》（1979）和瞿佑的《剪燈新話》（1979），費什曼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1974）；也有通俗小說，如帕納秀克譯錢採的《說岳全傳）（1963）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1974）、維爾古斯和齊別羅維奇合譯《今古奇觀》（1962）、左格拉芙譯《十五貫〈中國中世紀短篇小說集〉》（1962）、羅加喬夫譯《碾玉觀音）（1972）等。還有80年代出版的帕納秀克譯羅貫中、馮夢龍的《平妖傳》（1983）。此外，在1977年出版了馬努辛譯的刪節本《金瓶梅》。有趣的是蘇聯也如同我國一樣，為了在少年兒童中推廣文學名著，在70—80年代出了幾種小說名著的節譯本或縮寫本，計有《水滸傳》（1978）、《西遊記》（1982）、《三國演義）（1984）等，均系以50年代已出的全譯本為基礎做的縮改。

在散文作品方面，有楊希娜譯《山海經》（1977）、索科洛娃譯《韓愈柳宗元文選》（1979）、謝列布里亞科夫譯陸遊的《入蜀記》（1968）等。在《中國古代詩歌與散文集》（1979）中，除收入《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漢樂府外，還有司馬遷、賈誼等人的散文作品。

戲曲和民間文學方面，重要的有：孟列夫譯王實甫的《西廂記》（1960）；彼得羅夫等譯《元曲》（1966）收入關漢卿、馬致遠等8位作家的11部劇作；索羅金等譯《東方古典戲劇》（1976）中收入洪昇、孔尚任、湯顯祖等6位作家的6部劇作，均系摘譯。民間文學有李福清輯譯的《中國民間故事》（1972）和《東干族民間故事與傳說集》（1977）、魯波·列斯尼琴科和普濟斯基合譯的袁珂《中國古代神話》（1965），以及李福清為《世界各民族的神話》（1980）編寫的《中國神話》，約共200餘則。

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要比古典文學少，重要的有切爾卡斯基譯的中國詩集系列（含近六七十年來的詩選）：《雨巷——20至30年代中國抒情詩》（1969）、《五更天——30至40年代中國抒情詩》（1975）、《四十位詩人——20至40年代中國抒情詩》（1978）和《蜀道難——50至80年代的中國詩歌》（1987），共選入100多位詩人的詩作。另一個重點是小說，新譯出的有：伊萬科譯茅盾的《幻滅》（1972）、謝曼諾夫譯老舍的《貓城記》（1969）和《趙子曰》（1979）、切爾卡斯基譯張天翼的《鬼土日記》（1972）、羅果夫和克里夫佐夫譯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1974）、索羅金譯錢鍾書的《圍城》（1980）以及幾本短篇小說集，分別選入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丁玲、王魯彥、王統照、謝冰心、吳組緗、許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說。此外，還有施奈德譯《瞿秋白選集》（1975）和熱洛霍夫采夫譯鄧拓的《燕山夜話》（1974）。

70多年來蘇聯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已為數不少，有可能將俄譯本系列化。80年代初即着手編輯規模宏大包括古今的40卷本“中國文學叢書”，也已經陸續出版。

360—70年代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

各類專著有：李福清著《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1961）、《中國的歷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1970）和《從神話到章回小說》（1979），熱洛霍夫采夫著《話本——中國中世紀的市民小說》（1969），費什曼著《中國諷刺章回小說（啟蒙時期）》（1966），謝曼諾夫著《中國章回小說的演變》（1970），謝列布里亞科夫著《中國10—11世紀的詩詞》（1979），索羅金著《中國13—14世紀的古典戲曲》（1979），戈雷金娜著《中國中世紀的短篇小說：題材淵源及其演化》（1980）和《中國中世紀前的散文》（1983）。

文學理論和美學問題的論著有：戈雷金娜著《中國美文學理論》（1971）和李謝維奇著《中國古代與中古之交的文學思想》（1970）。有些著作雖為編譯，但其註釋和選材、序文也具有研究的深度，如《中國古代的無神論者、唯物論者、辯證法家——列子、楊朱、莊子》（波茲涅耶娃編譯，1967）、《晚期道家論自然、社會和藝術》（1979年波梅蘭采娃編注）。

綜合性研究論著有：費德林的三部著作《中國文學研究問題》（1974）、《中國古典文學名著》（1978）和《中國文學遺產與現時代》（1981），施奈德著《俄國古典作品在中國》（1979）。還有集體撰寫的論文集，如《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1969）、紀念阿列克謝耶夫90周年誕辰論文集《中國文學與文化》（1972）、慶祝費德林六十壽辰文集《蘇聯對中國文學的研究》（1973）等。

作家專論有古代作家和現代作家評述。古代作家論有艾德林著《陶淵明及其詩歌》（1969）、切爾卡斯基著《曹植的詩》（1963）、謝列布里亞科夫著《陸遊傳論》（1973）、馬良文著《阮籍》（1978）、別任（巴德爾金）著《謝靈運》（1980）、費什曼著《中國17—18世紀三位小說作家：蒲松齡、紀昀、袁枚》（1980）。

現代作家論有：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創作道路（1899—1935）》（1964）、索羅金著《茅盾的創作道路》（1962）、謝曼諾夫著《魯迅和他的前驅》（1967）、安季波夫斯基著《老舍的早期創作——主題、人物、形象》（1957）、馬特科夫著《殷夫——中國革命的歌手》（1962）、阿吉馬穆多娃著《郁達夫和“創造社”》（1971）、蘇霍魯科夫著《聞一多的生平與創作》（1968）、齊賓娜著《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的劇作》（1983）、尼古利斯卡婭著《巴金創作概論》（1976）和《曹禺創作概論》（1984）等。

4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熱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創作的迅猛發展立即引起漢學家們的注意。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蘇聯各種報刊就陸續譯載反映我國改革之後社會巨變的作品，至80年代中期似乎已形成熱潮。其翻譯數量來越多，僅以彙集成書的統計，至1987年，已翻譯出版的中國古代中短篇小說集有7部，收入小說60篇；長篇小說3部；詩集一部收入22位詩人的30餘首詩。至於散見於各地報刊的則種類和篇數繁多，不計其數。不但有俄文，而且有烏克蘭文等蘇聯其他民族文字的翻譯。這種中國當代文學熱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

在20世紀，漢學研究力量已充分發展，形成一支強大的漢學家隊伍，陸續出了4名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阿翰林，蘇聯漢學的奠基人）、齊赫文院士和米亞斯尼科夫院士、季塔連科院士。他們分別在文學、史學和哲學領域成為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而李福清通訊院士則於2003年12月22日獲中國教育部頒“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成為首位榮獲我國政府獎賞的俄國漢學家。

我國俄羅斯學的形成

中國自1708年創辦俄羅斯文館，經過200年漫長的過程，至20世紀初（1919年北京大學設立俄文系），才有可能醞釀形成俄羅斯學。

1從20世紀初至20年代末進入形成時期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俄羅斯學進展明顯，人員急劇增加，參與介紹俄蘇的有三部分人。一是革命者和革命文化人，雖然不都懂俄文，但為了介紹新思潮和新俄文化，都通過各種外文來譯介。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茅盾、郭沫若、鄭振鐸等都有這方面的著述。二是直接赴蘇俄考察，懂俄文、能描述現實新況的人士。第一個在新俄採訪的瞿秋白寫出《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本著作，耿濟之在蘇聯期間譯出一系列文學名著。三是在國內興辦俄文學校，從事培養人才的教師，京滬和東北各地都有，如北京俄文專修館、上海外國語學社。持續久、影響大的是北京大學俄文系，開設學科門類完備，並聘有俄蘇籍教員。尤其出現了張西曼這樣的代表人物，是中國俄羅斯學形成的標誌。張西曼兼備通俄文、具學術素養和做出研究成果三方面的條件。他早年留俄，深諳蘇俄國情，從事革命和教學實踐，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和北京各校任俄文教員，有多種著譯。他作為俄文教授最早於20年代初推出《俄文文法》（1992）、《中等俄文典》（1923）、《新俄羅斯讀本》（1925）等系列教材，成為中國俄語教育史上的開拓者。

北京大學俄文樓

2從20年代末至1949年為緩慢進展時期

在上一時期，俄羅斯學雖已初步形成，但仍不完備，尚缺乏有成果的學者群。20世紀20年代末起，北京軍閥舊政權又實行反動政策，限制和打擊與蘇聯有聯繫的文化人，迫害革命者，這使得俄羅斯學的進展步履維艱。在這個時期，它主要依據革命與社會運動的需要而開展，因而實踐性強，正構成了中國俄羅斯學的特點。

這個時期也有三部分人在活動。一是以幾個文化團體為依託的人士，如30年代“左聯”的瞿秋白、周揚等，30—40年代中蘇文協的張西曼、曹靖華、戈寶權等，40年代時代出版社的姜椿芳、葉水夫、孫繩武等。曹靖華則以譯介蘇俄革命文學而成為譯界的旗幟。二是在蘇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的中國學者蕭三、唯真、陳昌浩、李立三等，主要是譯介馬列主義和蘇聯革命書籍。三是在俄語院校任教的，如延安馬列學院的張聞天、師哲，延安外國語學校的盧競如等，在國統區如西南聯大的劉澤榮等。至1949年底，全國205所高校中設俄文系科的有13所，教師145人，學生984人。

3從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則是快速發展和完備時期

20世紀50年代初全面學習蘇聯的形勢促進俄羅斯學的大發展，60—70年代兩國關係一度惡化，但本學科並未中斷，經過調整反而有所加強與提高，學界從以翻譯介紹為主轉入以研究為主。1964年以中國社科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為代表的一批蘇聯問題研究機構應運而生。高校大力培養俄文專業人才，學制和教材規範化。

80年代初正式提出“蘇聯學”名稱。即在1982年中國成立了“蘇聯東歐學會”，開始使用“蘇聯學”名稱。陸續出現大批研究成果，學者成群，學科走向完備，培養人才的教育制度也形成體系。1991年蘇聯解體后，我國學界恢復使用“俄羅斯學”名稱。目前俄羅斯學學者主要分佈在高等學校、各級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和政府各部委的研究機構三個體系之中。出版了首次由中國學者編寫的高校俄文專業通用教科書——曹靖華教授主編的《俄國文學史》（1989）。

同時，中國的俄羅斯學學者也與國際上的同行開展國際學術交流。以“蘇聯東歐學會”（現名東歐中亞學會）為代表，與國際“斯拉夫學學會”發生聯繫，參加過在美國、英國、波蘭等國舉行的國際斯拉夫學者大會。以“中國俄語教學研究會”為代表，與莫斯科的“國際俄語語言文學教師協會”（MAПPЯΛ）發生聯繫，參加過在匈牙利、捷克、蘇聯等舉行的國際俄語教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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