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第一節“大叛變”
社會主義政黨作為第二國際的成員，為了預防戰爭的發生，做了它們能做的所有事情。不過當戰爭仍然爆發時，它們急速的重新集合在它們的民族事業下，的確讓人驚奇。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比英國工黨成員還要果斷。當然，一定要記住，每個交戰國全都深信它在進行純粹防禦的戰爭，因為在所有進行戰爭的國家眼裏，任何一場戰爭都是防禦性的，或者起碼是預防性的。並且，假如我們回想起社會主義政黨擁有憲法賦予的不可置疑的投票反對戰爭預算的權利，以及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總的道德規範內沒有擁護國家政策的義務——實際上在全部交戰國里與社會主義反軍國主義根本無關的人都反對戰爭——看來我們碰到我們可疑地引證馬克思或引證倍倍爾和馮·福爾馬原先所做的假如他們的國家遭到攻擊他們將進行保衛的宣言不能解決的問題。回想起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的正確教導應該是容易的。另外，保衛祖國的意思僅只是參軍盡自己的義務，並沒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聖同盟”的意思。在戰時內閣任職的法國蓋德與桑巴和比利時的范德費爾德，以及投票贊成戰時預算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就這麼對他們國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當時普遍理解的還要多。
實際上這點是大家都感覺到的。保守陣營感覺到它。德國保守派人突然開始用特別謙恭的話語談論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陣營中依然對信仰保持初始熱情的那些人也感覺到它。在英國，麥克唐納不僅沒有參加戰時聯合政府，甚至喪失了在工黨中的領導地位，最後丟了議席。在德國，考茨基和哈澤於1916年3月離開了多數派，並在1917年組織獨立社會民主黨，儘管該黨大部分重要黨員在1919年回到原來的黨。列寧宣告第二國際已經死亡，社會主義事業被出賣了。
這裏是有一定真理的。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大部分人來說，處於十字路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經不起考驗，它沒有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信條、口號、最終目標、組織、辦事機構、領導人並沒有改變。大叛變之前它們怎樣，大叛變之後仍然怎樣，但是它們所體現和支持的東西全變了。經過這次十字架上的考驗之後，無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反社會主義者不再能夠用與以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那些政黨。那些政黨本身也已經走出它們的象牙之塔，它們已經證明對於它們而言，國家的命運比社會主義目標更加重要。
不過，像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社會民主黨那樣從來沒有置身於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黨的情況就不一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政黨，它們的情況由從不認真看待那種革命滑稽戲的觀察家看來也是不一樣的。尤其就德國黨來說，非常接近事實的說法是，這個“社會叛徒”（人們給它的綽號）僅僅是從非現實主義的雲端走下來的，國家的危急狀態把它教會要用腳站在地上，而不要用頭站在地上。有些人還要說，這完全是值得稱讚的事情，根本不是叛變。不管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不可置疑的是這種新的負責任的態度大大縮短了1914年前好像橫亘在它們跟所有政黨自然目標——官職——之間的很長的道路上。我的確從不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有這種打算，對他們決定不在資產階級社會做官的真誠從不懷疑。不過事情很清楚，他們在戰爭開始時採取的立場，讓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假如我能夠這樣說）處於“極其有利的地位”。與別的政黨不同，他們沒有大聲呼喊着要離開從而對自己的名譽造成損害。不過他們也沒有在危急時刻捨棄他們的國家。
第二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發展的影響
（1）所有以失敗告終的重要戰爭都會動搖社會結構和對統治集團的地位構成威脅，軍事失敗造成的威望喪失是一個政權要生存下去的最不容易對付的事情。我不知道這條規律有任何例外。不過逆命題就不是那麼肯定。除非勝利來得迅速，或者不管怎樣它像德國在1870年取得的勝利那樣與統治階層的政績有突出而清楚的聯繫。否則，即使在戰勝的情況下，經濟上、物質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必然會對各階級、各集團和各政黨的相對地位產生影響，本質上跟戰敗所受的影響沒有什麼不同。
這一點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了。在美國，戰爭努力的時間不長，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這種影響。就算在美國，對戰爭負責的政府在競選中慘遭失敗。在全部其他戰勝國中，統治階層的威信及其對人民的駕馭能力，沒有加強而是遭到削弱。德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交上好運，它們取得權力，或者不管怎樣獲得官職。在德國，社會把中央機構的控制權硬塞到社會主義黨的手中。儘管為了爭理論上的面子，黨內一些人及一些反社會主義者堅持說是通過了一場革命，實際上他們是應邀請——謙恭的要求——而執政的。在英國，工黨的選票在1910年1月還僅僅剛剛超過50萬張，1918年還不到225萬張，1922年則上升到424萬張，1924年更升到549萬張（1929年達837萬張）。麥克唐納再次成為黨的領導人，1924年該党進入政府（假如說還沒有真正執政）。在法國，政界的構成阻止出現上述鮮明的完美情節，不過總的輪廓是一樣的：戰後工團主義者立刻又活躍起來，不過勞工總同盟讓新成立的工團主義的勞工總同盟和共產主義的統一勞工總同盟去吸收各處不適應的分子，它對革命進程進行阻攔，為承擔佔優勢的政治角色逐漸地做準備。
另外，當時肩負落到它們身上的責任的社會主義或准社會主義政黨，或許深深感到它們差不多壟斷了讓其事業成功所需要的很多資格。比任何別的團體高明，對因不滿而激動的群眾它們是有能力對付的。如德國事例表明，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此時它們甚至處在比任何別的政黨更有利的地位上來堅持對付革命的爆發。不管怎樣，他們一方面進行改革，另一方面使群眾接受改革，是開社會改革正確處方的最好人選。最為重要的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也是治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創傷，恢復國際關係和清理不是他們過失完全是資產階級政府作為和平代價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他們在這方面犯了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競爭者按照不同立場犯下的一樣的錯誤——相信集體安全和國際聯盟，重建金本位貨幣和取消貿易壁壘。不過只要我們承認錯誤的前提，我們也一定要承認，社會主義者希望取得成功，尤其希望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是對的。
（2）兩屆麥克唐納政府的成就（麥克唐納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完全可以讓這一點得到證明。但是德國的情況更有意義。第一，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在道德上有條件接受和約，以及支持為了實行條約所規定的政策。當然他們哀嘆國家的災難和災難所帶來的深重負擔。不過他們有軍事光榮的感覺，戰敗本身和簽訂和約都沒有給他們帶來無法忍受的恥辱。他們中的一些人簡直贊成英法的戰爭理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重整軍備漠不關心。當別的德國人以冷漠的憎噁心情旁觀時，他們以完全不帶強烈仇恨——假如不是完全不帶怨恨——的心理為與勝利者達成和平諒解而工作。
第二，他們對群眾的控制非常有力，完全可以讓這種態度有政治上的效果。當時全國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對事物與他們持有一樣的看法。他們對形勢的觀點及應對形勢的正確方法，無論執政政府的政見怎樣，一時成了官方的觀點；他們為談判道威斯計劃和洛迦諾公約的聯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沒有他們就無法組成聯合政府，就算組成，也肯定不能採取那條路線。斯特萊斯曼不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名字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的。因為這個政策他們在10年中獲得非常大的聲譽，也因為它，他們在另一個10年中備受懲罰。
第三，在跟國外政治輿論的關係中他們處於有利地位。世界簡直不知道德國發生的事情。不過世界知道兩件事：一方面它了解有一個願意永遠接受很多戰後安排的政黨，實際上該黨非常贊成其中的一些安排，英國和法國曾經深信這個黨是它們敵人的敵人。另一方面，世界了解，用不着在別的問題上害怕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個政府無論怎樣保守，它沒有必要像其反對俄國社會主義那樣反對德國人。從長遠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弱點。這種了解跟沒完沒了處理德國抱怨問題的情況有非常大的關係。這種看法讓英國和法國外交部相信，德國將永遠是一個謙恭的請求者，保證它有一天會上升到與強國相等地位就能讓它非常快樂。不過從短期的觀點來看，特別在入侵魯爾的黑暗日子裏，它是一宗資產。這個黨或者應該說大家知道依靠該黨支持的政府有着其獨有的進入權。
第四，從第二國際年代起，社會民主黨與別的國家相應政黨就有長久的接觸，並且戰爭也沒把這些接觸完全割斷。畢竟，第二國際從沒有正式解散，其中很多個人和團體特別是（不過絕不只限於）中立國家的個人和團體，仍然沒有絲毫動搖地保持着國際主義的信念。國際書記（C.胡斯曼）繼續在活動，1917年在斯堪的納維亞社會主義者的建議下，他甚至打算召開代表大會，只是由於協約國沒答應發給護照，才沒有開成。這樣，很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復活國際組織是順理成章的事，也就非常自然了。
（3）國際恢復了，但還是有困難。為恢復國際在1919年和1920年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只取得有限成功。與此同時，出現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見下文），其所具有的吸引力證明是世界勞工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團結的重大障礙。幾個不想跟共產黨人共命運的重要團體依然期望有比第二國際更現代化的某種組織。這個局勢被一項聰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滿足了。按照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和英國獨立工党參與下提出的倡議，一個稱作是“國際社會主義政黨聯盟”，即所謂維也納國際的新組織成立了，其目的在於讓復活的第二國際里的團體激進化，對那些過分傾向共產主義的團體起抑制作用，通過智慧地制定目標，讓兩方面趨於一致。
準確地把這個事業的意義描繪出來的是由共產主義者很快為它找到的綽號——“兩個半國際”。這正是之所以它能滿足當時需要的道理。在1923年的漢堡大會上，第二國際和維也納國際聯合起來組成工黨和社會黨國際，它給和平打上“帝國主義”印記，號召建立反對國際反動勢力的統一戰線（這點不管怎樣聽起來十分動人），號召八小時工作日，號召爭取國際社會立法。1922年的法蘭克福會議決議宣佈一定要把德國賠款降低一個明確而合理的數字，把協約國間的債務取消和從德國領土上撤軍。從以後發生的事情看，我們就會理解這是一個怎樣偉大的成就和貢獻。
第三節管理資本主義？
（1）不過，我們至今沒有看到讓人信服的理由能夠說明社會主義政黨1918年後所負擔的政治責任的實驗為什麼沒有完全成功。再說一遍：像瑞典等幾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者僅僅繼續鞏固他們以前取得的政權，在其他幾個國家裏，政權會自然地送到他們手中，而不必用革命行動去爭奪；在全部國家裏，他們好像比任何別的政黨更能夠儘力解決當時的重大問題。就如我前面已經提到的，看來他們並不多獨佔了獲得成功的主要條件。另外，儘管他們中的大部分以前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他們取得了最有用的組織、談判和管理的眾多經驗。事實上應該立即指出，他們基本上從沒做過一件特別的蠢事。最後，無論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新政黨的不可避免地出現，還是那個政黨與莫斯科的關係，對他們而言，都沒有他們的對手所試圖說成的那樣嚴重。
不過雖然這樣，無論在哪個國家他們的形勢都是不安全的。對於虔誠的追隨者來說，這種情況好像是很不可能的。雖然有這些策略上的優勢，但優勢後面隱藏着他們無力解決的困難。戰爭和由它產生的混亂，把社會主義者推上政壇，不過在舊外衣的破片底下，社會機構特別是經濟過程依然跟以前的一樣。就是說，社會主義者一定要管理一個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
馬克思曾經設想，政權的奪取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後者是輕而易舉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當資本主義走完它的過程時，或者用我們自己的話說，當物質和精神成熟時，奪取政權的機會就會出現。他想的崩潰是資本主義經濟機器由內因促成的崩潰，資產階級世界政治上的崩潰只是經濟崩潰的附屬事件。但是現在，政治崩潰或跟它類似的事情已經發生，政治機會也已經出現，而經濟過程沒有一個地方接近成熟。“上層建築”比推進機制運動得更快。這是一種最非馬克思主義的局勢。
情況並不是完全絕望，或者從社會主義信仰的角度來說，並不是完全不能防護。20世紀20年代初，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有理由希望，有好運氣加上謹慎地把握方向，他們會讓自己處於政治權力的中心或附近，這就能夠有能力擋開所有“反動”的危險，保護無產階級的地位，直至有一天可能不經暴力破壞，讓社會社會主義化。他們將主持資產階級社會的猝然長逝，與此同時，確保死亡過程一切順利，保證它不會死灰復燃。如果除了那些進入社會主義者的或勞動者社會畫面的因素之外不存在別的因素，這個希望可能實現。
站在社會主義信仰的角度進行辯護，或許就是以上面所提到的命題為基礎，那就是形勢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是馬克思所預見不到的。資產階級受難者轉向社會主義者請求庇護的這種情況無疑在馬克思的圖式中是沒有規定的。能夠這樣說，在這種環境下，甚至僅只是“管理資本主義”也是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也不是按照資本主義利益來管理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在社會改革領域中做實在的工作和以工人利益為中心建設國家的問題。不管怎樣，假如選擇民主道路，這是所能做的唯一事情，由於形勢不完全明顯而確切地表現在僅有一小部分人選擇社會主義這個事實上。因此在這樣環境中決心要接受官職的社會主義政黨大聲宣佈它們忠於民主政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這樣，這些渴望官職的政客是可以從最高理論根據和無產階級利益中找到正當理由的。讀者很容易想像，這樣大快人心的協調一定會給激進批評者怎樣的印象。不過，由於後來的事態演變為引起眾多人談論那個政策的失敗，並教導當時的領導人他們本應當做些什麼，我真的希望著重指出他們觀點的基本原理，以及他們只能在其中這樣做的社會模式的強迫性質。假如有失敗，其原因一定要在愚蠢和背叛之外其他的地方去找尋。為了讓我們對這深信不疑，我們只需要看一下英國和德國的事例。
（2）民族主義狂潮一旦隨着戰爭結束而消退，在英國出現真正的革命形勢，比如，群眾憤怒的情緒在政治罷工中凸顯出來。負責的社會主義者和工黨黨員被那種情況，同時也被全國正受形勢激發引起真正反動情緒的危險完全驅使在一起，從此接受共同的領導，起碼就議會上運用策略來說是這樣。聯合力量的主要部分致力於勞工利益和（屬於勞工利益一部分的）幾個大工會辦事機構，以致幾乎立即引起對此不滿的知識分子的反對。這些知識分子對這個聯盟的親勞工性質表示反對，宣稱他們看不到這種做法是社會主義的。工黨黨員思想意識上的機會主義讓這種看法顯得有點可信，不過我們重視實際形勢不重視口號，就勞工力量當時接受麥克唐納領導來說，我們仍舊把他們等同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
從革命形勢中成功地嶄露頭角，工黨在1924年麥克唐納執政之前逐漸改善其地位。麥克唐納及其黨員表現得非常出色，以致甚至不滿的知識分子也暫時表示服從。在外交和殖民政策方面尤其在與俄國關係上，這個政府可以執行自己的主張。在國內事務上，做起來相對困難，主要由於依靠一部分工人選票的保守黨政府始終（並繼續）按照條件允許儘可能執行財政上的激進主義。但是在立法上，工黨政府僅限於做相對微小的工作，它證明有資格管理國家事務。斯諾登在財政大臣任上傑出的政績，完全可以向全國和全世界表明工黨適合執政。這件事本身對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個貢獻。
因為工黨政府在議會中是少數，它不但一定要依靠與他們有很多共同點（如自由貿易觀點）的自由黨人的合作，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保守黨的寬容，這個事實顯然大大促成上邊所說的成功，也讓取得別的方面的成功增加不少困難，甚至變得不可能。他們的處境和保守黨人於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短暫執政時期的處境特別相似。它要像佔有多數地位那樣採取負責態度是十分困難的。
社會主義政黨政策（包括在“不成熟”條件下執政）中素有的困難與危險，被麥克唐納第二次組閣的歷史更清楚地證明了。歷史學家已經懂得對羅伯特·皮爾爵士的政治家才能與風度進行公正地評價。我相信，他們將學會用公正的態度對待麥克唐納的政治家才能與風度。他在世界經濟蕭條開始之時登台是非常不幸的，而正是這次蕭條直接造成了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國際體系的崩潰。
有少數人可能在想（實際上少數人的確這樣想）根本性重建的時機已經到來。這種想法會讓國家一分為二，這樣的結果是不可置疑的。不過除了根本性重建外，實施擴大紙幣量加上非根本性的社會改革（如個別的國有化措施和外加的社會保障立法），並在國際關係領域依靠重商主義政策，這是有很多人推薦的計劃。但這個計劃的一部分顯然會加強經濟蕭條，而放棄英鎊的金比值和重商主義政策等這些計劃的另一部分意味着十分激進地與國家傳統決裂，與工黨本身的傳統決裂，以致社會主義者簡直難以實行它，更別說成功地實行它了。要安全而有效地實行它，一定要得到別的黨的同意，也就是要由聯合政府來實行。
所以，鑒於組成聯合政府沒有可能，麥克唐納及其助手投身於讓他們建立的體系運轉起來的任務。在這種條件下，這個任務是他可以承擔的全部任務中最困難的一個。當所有人都叫嚷一定要立即做“某種事情”的時候，當各種類型的不負責任者有其講壇的時候，當群眾在抱怨、商人感到絕望、知識分子激昂陳詞的時候，他們堅定地為他們看來是正確的事情而鬥爭。在國內，他們維護金融秩序，他們支持英鎊，對立法機器的增速運轉進行制約。在國外，他們竭盡所能並非常成功地讓日內瓦體系發揮作用，降低全世界的危機和緊張局勢。當時機到來，國家利益值得該黨冒險時，他們果斷行動，幫助成立了全國團結一致的政府。
在很多重要場合中，一個政策越是開明，必定會讓公眾和知識分子批評者越不歡迎，回想起來的確讓人憂鬱。這是一個正確恰當的例子。對於不能把那種政策跟英國比較溫和的經濟蕭條和隨後的穩步恢復相聯繫的知識分子批評者而言，那種政策中什麼優點都沒有，有的只是荏弱、無力、偏狹的傳統主義，假如不說它背叛地放棄社會主義事業。它或許是民主政治歷史上的一個最好成就，也許是按照經濟和社會形勢的正確理解而負責地決定行動的一個最好例子，卻被批評者用“羞恥和憎惡”的眼光看待，充其量他認為麥克唐納僅是一個使馬失前蹄的差勁騎師。但是對他最有吸引力的假設是，麥克唐納政府在英國銀行家魔術般的耳語下，（或更壞）或者在他們的美國支持者的壓力下舉起了雙手。
從長期看來，勞工勢力非常有可能因為麥克唐納的第二次組閣而得到加強。與羅伯特·皮爾爵士的第二次內閣的相似性再一次有助於說明這一點。皮爾的保守黨多數在廢除穀物法問題上產生分歧。皮爾一派儘管在人數上和重要性上大大超過麥克唐納的個人追隨者，不過它很快解體。保守黨受到重創，證明沒有能力執政，儘管它又三次組閣直到1873年迪斯累里的偉大勝利。不過從那以後，直到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1905年的勝利，保守黨執政的時間佔三分之二。比這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說，英國的貴族和紳士始終堅持他們自己的做法要比未曾去掉提高麵包價格的惡名時他們原來會做得好很多。
實際上，工黨在國內的地位在其分裂后的隨後幾年裏很快得到恢復和鞏固。有把握地說，就算在事物的正常進程中（也就是不考慮戰爭），社會主義者有增加了的力量和更好的成功機會，不久就會再次組閣，並且他們會有能力採取比先前採取的更強硬的路線。不過有相等的把握說，鑒於他們制定的綱領和實施綱領的能力，他們的政策與麥克唐納的政策主要在於實行社會化的某些個別手段上僅僅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3）當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戰後經歷在很多細節上跟英國工黨不同。不過留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只要參加政府，他們就跟英國同事全然一樣從事“管理資本主義”。假如我們同意這些前提，並考慮到他們過去沒有、在能夠預計的將來也不能期望在聯邦議會中或普魯士議會中或在總人口中佔有多數這個實際，別的所有事情都將以無情的邏輯緊隨而至。1925年總人口約為6200萬，無產階級（勞動者及其家屬，我把家庭傭僕包括進去）的人數不足2800萬，這個階級部分選票歸別的政黨。人口比上數少不了許多有着大約2400萬的“獨立勞動者”中大多數不接受社會主義的信念。就算我們不算上層階層，比如說100萬，只計算可望投票的集團（農民、工匠、小商販），所能爭取到的選票不會很多，這個情況不僅眼前這樣，就算在近期的將來也是如此。介於這兩部分人中間，有人數超過100萬的白領僱員（包括他們的家屬）。社會民主黨顯然理解這個階級的關鍵位置，花大精力爭取它。不過，雖然取得很大的成功，這樣的努力僅僅有助於表明，白領階級比起按照馬克思社會階級理論所說的是嚴重得多的障礙。
這樣，就算共產主義者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同盟者而並非他們的死敵，這個黨依然屬於少數。的確，非社會主義多數的所有派別並不是都抱有嚴重敵意：左翼自由黨人（民主人民黨）人數不多，能力很強，在一定範圍內他們一向願意合作。這個多數分裂為很多團體，它們沒有能力團結一致地行動，它們的成員和支持者也不像社會民主黨人本身那麼有紀律，不過那些既沒能力又不願意從事充滿驚險事業的明智的人們依然覺得，對於他們只有民主道路一條路可走，這條道路就是聯合政府。
天主教黨（中央黨）是最合格的擔任同盟角色的黨。它強大而有力量。在希特拉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其支持者的忠誠看來是什麼都動搖不了的。它的組織特別出色。假如教會的利益得到保護，它打算在實行當前實際性質的社會改革方面走得和社會主義者本身一樣遠，甚至會在某些方面走得更遠。對被取代的王朝不懷有特別熱情，它果斷支持魏瑪憲法。最終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它對能保證它獨佔利益不受侵害的分贓安排持歡迎態度。這樣，諒解就以在外國觀察家看來是極端容易的情況下達成。社會主義者用最尊敬和最得體的方式對待天主教會。他們沒有絲毫困難地跟教皇達成契約，契約給予教士的比在異端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教士曾經得到的還要多。對於政策方面，全然沒有意見分歧。
不過，儘管這兩個黨的聯盟是主要的，但是所有表示忠於魏瑪憲法的政黨都沒有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民主黨人、國家自由黨人、國民黨人（保守黨人）全被接納，甚至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聯盟作為普遍原則表示着妥協作為普遍原則。在各種措施上的必要讓步實際上是事先商定的。不能動軍隊，事實上它由自己選擇的管理部門管理，得到充分的供應。東普魯士得到補貼，一般來說，農業是特別小心關注的對象。這一套政策的一些含義可能不非常符合社會主義的規範，把這個東西稱作計劃，讓它更合出錢的無產階級的口味——或許讀者會感覺到，這些東西說白了，全都不是新的。
社會民主黨在其對工業群眾和對自己的綱領的態度上越來越跟工黨一樣。起初，它通過一個非常溫和的法案，把包含在“社會化”一詞中最激進的特色插入法案的標題中來作為象徵性的補償（1919年）。但是社會主義者很快把這一切置之度外，從而致力於制定美國人在新政中熟悉的那種勞工立法。這樣做讓工會滿意，工會辦事機構越來越被允許成為該黨制定政策機器的工作部門。
社會民主黨人牢牢掌握國家的各部分行政機器不僅有助於更嚴格的紀律，而且有助於增加黨員和黨能夠指望的選票。當然，它還用其他辦法增加力量。例如，社會主義者在普魯士自由邦得到占支配地位的權力。這讓他們能控制警察力量，他們謹慎地選擇黨員或可靠地對名利熱衷的人充當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長。他們就這樣鞏固他們的陣營，直到他們的地位按照一般標準看來達到堅不可摧的地步。再按照政治分析的尋常規律，甚至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提出如下論點而自慰，那就是，在那些戰壕里他們能夠非常舒服地安頓下來，直到事物根據其長期進程，讓他們從少數變為多數，目前只要拉上遮掩最終目標的帷幔就可以了。
把黨的權力機器的機制撇開而不顧，一般的社會形勢及政治體制看來非常穩定。另外，針對很多個別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無論有何種反對意見，從總體上說，聯合政府的政策對穩定有利而不是不利。它所做的很多事情必然能得到我們真摯的尊重。它所做的事情中沒有一件證明比缺少威信與魅力的政權所做的引起公眾不滿的一般性措施更壞。金融領域或許是唯一可能的例外。這個政府體系的文化與政治成就的一部分，跟政府支出的大量快速增加有關。另外，支出資金的籌集方法（其中儘管包括非常成功的銷售稅）吸幹了積累的來源。只要國外資本一直流入，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儘管預算困難甚至現金困難在資本流入停止一年多以前開始出現。當它真的停止時，那種盡人皆知的將破壞最具魅力的領導人地位的形勢就出現了。不過總的來說，對黨及當政時期的指揮提出意見的社會主義批評家有理由誇耀非同尋常的成就，假如他們能執政，他們應做得同樣漂亮。
第四節當前的戰爭與社會主義政黨的未來
當前的戰爭將會對現存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有着怎樣的影響，當然要看戰爭的持續時間與結果。就我們的目的來說，我不知道如何加以推測。但是讓我們運用事例分析的方法，從眾多可能事例中考慮兩種事例。
就算到現在（1942年7月），很多觀察家好像預期，戰爭結束俄國將獲得極大的力量和威望，實際上斯大林將作為真正的勝利者出現。假如情形的確如此，也未必能夠做出推論說，其結果將是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或者甚至是歐洲大陸的“俄羅斯化”，以及上等階層的消滅和對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團體的完全清算。因為，就算不談英美或許對俄國勢力擴張的抵抗，也不能肯定俄國專制政權的自我利益會採用哪種做法。不過能夠肯定的是，發生完全實行列寧綱領這樣一種結果的機會大大增加了。但是這種世界革命或許與馬克思的想像不同，對於那些願意接受它作為代替品的人而言，它顯然不再是白日夢，並且不僅僅是跟歐洲有關的。
在那樣的情況下，正統社會主義及其全部主張的命運將被決定。在歐洲大陸，如果法西斯政權不被打敗，它們的命運也完全相同。不過，假如我們假設英美俄同盟獲得完全勝利，也就是說依靠英美的力量實現無條件投降的勝利，那時我們很可能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型或者工黨型的正統社會主義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在歐洲大陸生存下去，起碼能生存一段時間。對這個事態相信的一個原因是，人民假如發現走向布爾什維克和法西斯的道路皆被堵住，很可能傾向社會民主共和國作為能夠選擇的最明顯的道路。不過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工黨型的社會主義可獲得戰勝國的好感。按照我們現在的設想，一個徹底勝利的結果將是由英美控制戰後世界的事務——一種英美的統治，它在我們眼前所採取的形式，按照我們所知道的觀念，可以把其稱為倫理帝國主義。在這種世界秩序中，別的國家的利益與抱負只有在得到英國和美國的理解和贊同時才能算數，這種秩序只有依靠軍事力量建立，只有永遠準備使用武力才可以維持。或許沒必要解釋，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下，對英美兩國來說，為什麼這樣建立起來的只能是適當地稱為軍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不過非常清楚，控制和警衛世界的任務是非常容易的，因為一方面在歐洲重建和新建小而沒有效率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設置工黨型或社會民主黨型的政府。特別是在德國和意大利，社會民主黨的碎片是建立政府的唯一政治材料，這樣的政府或許在戰敗屈服期以後仍然接受這個世界秩序，並能沒有絲毫心理保留地跟世界保護國的代理人合作。無論這樣做的價值怎樣，這是自由社會主義的機會。
但是根據本書主旨的立場（不是根據別的立場），全部這一切都僅有第二位的重要性。無論某個或某些特定的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怎樣。不可置疑的是，當前的大戰將——無可避免地跟戰爭的結果無關——意味着趨向社會主義制度邁出的另一大步。按照我們經驗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結構的影響，就完全可以讓我們做出這樣的預測。只是這次在美國也邁出了一大步。
不過儘管那種經驗是一個有價值的指南，卻是不完全的指南。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它甚至對於走向本書第二篇說明的那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來說，也是不可忽視的一段時間。別的一切不談，我們在這場戰爭結束時將面對跟1918年時完全不同的經濟形勢、社會環境和政治力量的分佈。不管怎樣這很多變化是在最近25年內發生的，是難以僅僅按照社會的一般趨勢預測到的。其中特別是大蕭條，它對微妙的形勢造成衝擊，對社會結構的基礎造成震動，對所有地方都沒有對美國厲害。破壞社會結構更厲害的是對付蕭條所採用的政策，這主要歸結於部分是偶爾形成的政治結構，後果是顯然的。尤其是已經漸漸形成龐大的官僚機構，到如今它的強大力量完全可以保持它的陣地和執行根本性重建的政策。
工商業和工商業階級的戰時賦稅負擔，所有的國家都不會以1919年後減輕的速度降低。這點本身可能完全能夠讓資本主義機器永遠癱瘓，因此為政府控制提供另一個論據。通貨膨脹，就算其趨勢不再超過譬如說美國眼前政治模式不可避免的程度，它完全可能直接地，或者通過被剝奪的債券和保險單持有人思想的激進化而間接地做完剩餘的事情。另外，戰時管制在所有地方不會取消到1918年以後幾年的經驗讓我們相信的程度。管制手段能夠移到別的地方應用。在美國已經採取步驟為政府控制戰後調整準備輿論，不考慮資產階級的抉擇。最後，沒有理由相信，政府會放鬆對資本市場和投資過程已經實施的管理。能夠肯定全部這些加起來不等於社會主義。不過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可以自稱為唯一能夠取代僵局和不斷摩擦的現實辦法。
在不同的國家，細節和用語也肯定不同，政治策略和經濟成果也有不一樣。英國的發展十分容易預見。工黨人員進入丘吉爾政府響應國家危急的號召。不過如上文已經指出的，跟危急狀態無關，他們當時在官職與權力道路上已走得很遠。所以，他們很自然地有能力單獨管理，或者——證明是最有效的辦法——在他們控制的聯合政府里管理戰後重建工作。戰時經濟將會實現他們一些當前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只需保持他們已經得到的東西就行了。在沒有多少東西留下來可供資本家爭奪的情況下，進一步向社會主義目標前進，能夠期望是非常輕易的。進行的方式有可能證明是坦率的，清醒地以井井有條的方法和主要得到同意后實行社會化。有很多理由，不過主要是由於官方社會主義黨的衰弱，美國的情況比較不容易預測，不過最後結果並不會不同，儘管口號必然不同，福利上和文化價值上的代價也不同。
再重複一次：只有本書限定其意義的社會主義，才能夠這樣預測。別的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無法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