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二戰的後果
前面把戰爭對我們時代社會結構和對正統（即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團體的地位與前途的影響談了談，現在（1946年7月）還可以再說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十分清楚，無論各社會主義團體命運怎樣，總會出現另一次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大踏步邁進，這一次邁進也出現在美國。一樣清楚的是，現存社會主義團體的命運是由戰爭的持續時間和結果決定的。最後還提到，假如戰爭以英美俄聯盟徹底勝利告終，即指敵人無條件投降，正統社會主義遭遇的結果將根據斯大林是不是以真正勝利者出現還是所有榮譽歸英美而有所不同。如果發生后一種情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型的正統社會主義或英國型的勞工政黨在歐洲大陸地位的改善將是個極好的機會。
本章首先論述正統社會主義和勞工主義的地位，尤其論述英國的形勢；其次論述美國引人注目的工業成功所可能引起的影響；最後論述俄羅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響。因此，我們的議論自然地分為英國與正統社會主義、美國的經濟可能性、俄國的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部分。
第一節英國與正統社會主義
很多事實表明，不考慮俄國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社會局勢的影響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相似，只是更加強烈。也就是說，我們將看到現有的社會主義生產組織（本書限定意義上的）將有加快發展的趨勢。
英國工黨的勝利是這些事實中最重要的事實。如在上一章中已經指出的，這個勝利在意料之內，不會讓任何人驚訝。這個勝利也不比我們預期的更加完美。因為英國選舉制度的性質，實際議席再分配非常容易給人以誇張的畫面。工黨得票約1200萬張，保守黨為1000萬張。自由黨的好日子當然已經過去。不過僅存的十幾個自由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超過隨意挑出來的72個工黨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換句話說，在比例代表制下，工黨並沒有佔有超過保守黨與自由黨加在一起的議會多數，並且工黨-自由黨的聯合能得到寬餘的多數。英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原理在於產生強有力的政府，避免相持不下僵局的出現。這個例子裏的情況就是如此。不過在估計什麼在政治上可行，什麼在政治上不可行時，與議會形勢不同的國內形勢依然是需要加以考慮的事情。這個明顯的推論因為下列事實而加強：比官方工黨更激進的團體在選舉中顯然沒能改善它們在議會中的地位，即獨立工黨正好保持它的三個議席，共和黨加上共產黨失去它們原有四個席位中的一個。由於存在很多期待“激進化”的理由，這一情況的確值得注意，也是英國政治成熟得引人注目的證據。
這種形勢必然會顯現出來。實際上它已經在內閣的面貌和在採取或預示的措施中顯現出來。首先，工黨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所有事情全都符合我們之前略舉出的綱領性的精神與原則；另外，實際做法沒有走得這麼遠。尤其是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是特別有意義的象徵，所以能夠算是引人注目的歷史裏程碑。但是這件事的實際重要性能夠說等於零：這家銀行自從1914年以來始終是財政部的一個部門，在現代條件下所有中央銀行都跟它一樣。別的如煤業法案或充分就業立法，在英國基本上不再爭論。工黨政府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採取的方式，推測起來會得到近乎全部同意。對根本原則問題的辯論顯然會讓嚴肅的工作活躍起來，這不是由於這些問題或對這些問題的分歧非常重要，而是由於沒有它們，政府和議會將無所作為、徒有虛名。這一切全都是應有之義。顯然這又是“管理資本主義”的做法，不過因為這場戰爭，還因為時間的推移，這樣做的時候目的更加明確，措施更加堅決，而且能更清楚地看到最終消滅私有企業的前景。不管怎樣有三點應該特別注意。
首先，政治行動與社會及經濟形勢事實這種理想的一致性顯然是特別重要的，從私有財產社會的角度來看是特別危險的。無論知識分子極端主義者可能如何說——當然工黨政府的態度讓他們有事可做——向社會主義英國邁進的步伐更加堅實了，由於對此的胡言亂語不大聽到了，認真負責地採取步伐，肯定不會往回退。除了從外部來的擾亂，有可能避免出現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災難。假如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線，它將恰到好處地把處在權力不足的工黨政府（如麥克唐納政府）的任務和未來工黨政府（它將佔有議會多數和選民多數）的任務之間的任務完成。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唯一希望，歐洲大陸的這種希望當然會由於英國範例而得到些許加強。
其次，我們曾經在上一章提到，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肯定不能預測到，也不能期望他們預測到，只使用諸如稅收和工資政策這種非激烈革命手段而不需正式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體制就有可能徵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結構。戰時稅制和戰時控制肯定不能全部保留。不過從那些措施上後退，可能會在能自動完成一些最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政綱項目的那一條線上停頓下來。納稅後收入的平均化已經實行到損害俄國人所說的，比如，醫師或工程師那樣的“專家”的效率的程度。這必然是由臃腫而浪費的機關做出來的，人們不久就會看到，限制交納直接稅後的收入是較好的辦法，而不是支付以後又得收回的收入。但不管怎樣，要榨汁的橘子連同很多激進的辭令，總是容易變成乾巴巴的。
最後，假設工黨在下次大選中改進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部分選民的支持，政府將做些什麼？他們在平均收入方面會走得稍微再遠一點；他們會按照貝弗里奇計劃或其他的方針比所有政府對社會福利進行更多的改進；他們在企業社會化方面會走得非常遠。但是這三項工作並不好做。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英國的條件下，對大規模社會化不會引起多大單純經濟上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抗拒也不可能是重大的障礙；英國依賴她的實業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國大得多，但是，除非引起他們不必要的對抗，是能夠得到他們的合作的。最後我們也用不着把對社會化熱情追隨者有強大吸引力的論點，即內閣制不適合實行社會化的任務，看得特別重要。不過要民主地實行社會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對社會化企業的實際管理肯定需要半自治的機構，內閣一定要像與（譬如說）軍隊總參謀部合作那樣跟這些機構合作。真正的問題是工人。除非社會化導致經濟崩潰，一個社會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會的一舉一動。最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在能夠設想的情況下，一定要面對工業中的紀律問題這一隻有俄國已經解決的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想要實行大規模社會化的政府將只能實行工會的社會化。事實表明，在所有事物中工會是最難社會化的。不過問題並非沒辦法解決。在英國，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決問題的機會要比別的任何地方更多，不過解決的途徑或許是曲折而漫長的。
除了俄國，歐洲大陸的政治形勢大概相同。在有選擇自由的地方，我們看到群眾保持或恢復忠於社會民主黨或忠於天主教政黨的強烈意願。最明顯的例子是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不過相同的傾向甚至在德國也感覺得出，可以有把握地斷定，假如德國有自由和不受外來影響，某種非常類似魏瑪共和國的東西將從當前苦難中出現。儘管這方面的證據因為英美當局對社會民主黨人所表示的喜愛而部分失效，不過它又因俄國當局允許在它的地區里恢復社會民主黨組織而加強。把辦不到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不合理地強加在德國人民頭上肯定會讓工人政黨政府失去信譽，並失去現在還存在的鞏固其地位的機會。不過，假如為了心理實驗起見，我們選擇不考慮俄國因素，同時假如我們進一步願意假定，美國和英國一般會以體面和合乎常識的方式對待德國，以上就是我們能夠採取的一般判斷和預測。別的國家也可以採取相同的預測，儘管有種種不同的限定條件：工黨政權——在天主教國家裏多半跟天主教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長的不太重要的共產主義團體，其政策比20年代更為進步，但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它體現的還是同一路線。法國的情況，因為共產黨的力量強大，跟這個類型不同。只是由於我們除了自己的模式外，沒有能力懂得別的任何模式，讓我們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況的確是所有各國事例中最不成問題的。
第二節美國的經濟可能性
（1）通過稅收收入再分配
（2）巨大的經濟可能性
（3）實現經濟可能性的條件
（4）過渡問題
（5）停滯主義者的論點
（6）結論
（1）在對英國事例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們已留意到，在現代條件下，運用稅收和工資政策從資產階層抽走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術語稱為剩餘價值的東西是有可能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是19世紀馬克思主義者想像不到的。這種觀察結果對美國也適用。在相當程度上（這點不能被普遍意識到），美國的新政甚至在戰爭之前就在剝奪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指出一組數字就足夠了，這組數字錶明1936年以前（個人）所得稅和累征所得稅增加的後果：1929年實際付出的總收入大概為806億美元，可徵稅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階層在徵收所得稅和累徵稅后保留52億美元；到1936年，實際付出的收入總數估計為642億美元，5萬美元以上的收入階層所保留的收入僅有12億美元。10萬美元以上的可徵稅收入，假如把遺產稅計算在內，那時甚至完全都被徵收光了。從天真的激進主義觀點來看，使用這種手段和以後沒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們還不夠徹底。不過這並不改變與戰爭無關的龐大數字的財產轉移事實上已經實行，其數量能夠與列寧實行的轉移相比，這是我們眼前關心的事。當前可處理收入的分配與俄國實際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較。尤其是從下邊事實來看更加這樣，即因為上等階層支出中個人的服務項目和包含相對多勞動量的商品所佔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上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要比下等階層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很多。另外，我們能夠再說一遍上文關於英國的另一種觀察結果。上等階層所受的壓力當然不限於“5萬美元或以上者”。它擴及下至5000美元的收入，不過壓力程度遞減。這種情況有時形成很多必需效率的損失，特別是對於中等成功的醫師是如此，這是不應有一點兒懷疑的。
那麼，至今戰爭及其勞工糾紛這一自然後果對美國社會結構的影響，看來和英國的情況完全一樣。美國沒有組織良好的全國性工人政黨的現實，或許會讓我們推測，美國有朝向基爾特社會主義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否則，這個事實只會加強本書詳細論述的預測，因為壓力集團和政黨同樣有強大力量但責任心卻少很多，因此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不過美國形勢的另一種事實是世界所有別的地方沒有的，能夠想像這個事實影響我們對起碼今後50年左右短期內私營企業制度機會的判斷，它就是我們如今目睹的巨大工業的成功。某些觀察家好像在想，打贏這場戰爭連同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匱乏的工業成功，也將對戰後局勢起支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除建立社會主義的所有理由，只要這個理由全屬經濟性質。讓我們用最樂觀的觀點談論一下這個觀點。
複雜的過渡問題暫且不談，把1950年定為第一個“正常”年份（這是預測者非常普遍的做法），我們以勞工統計局1928年物價水平指數來計算這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即生產的全部商品和勞務沒有扣除折舊和損耗前的價值，並假定為2000億美元。當然這不是這一年能夠期望的生產實際量的預測，也不是高就業水平下（就算不是充分就業）所能達到的可能生產量的估計數。這是假如能滿足某些條件就能夠達到這個生產量的估計數（條件將立刻提到）。像這樣的數字是高的，不過它既是正常的（因為有人提到過更高的數字），也是合理的。它符合過去經歷的這個經濟制度的長期平均成就：假如我們把“每年3.7％正常增長率”應用到1928年大約9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數，我們得到1950年的數字稍微低於2000億美元。當然不應該給予這種計算法不該有的重要性。
不過我仍舊要再說一遍，有人反對說，這樣的推斷沒有意義，因為30年代的產量沒有達到這個增長率，但是反對意見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僅證明反對者沒有能力掌握它。不管怎樣，就可能的生產量來說，這個制度戰時實際表現所提供的標誌必然有更大的說服力：如果戰時統計數字能夠當作根據，1943年國民生產總值根據1928年的物價水平調整后，其數量遠遠不只達到1950年2000億美元的目標。
假設現在這個可能性已經實現了。同時讓我們留出充足的400億美元用作包括住房建築在內的替代舊投資和增加新投資，這個數字是2000億美元的20％，百分率跟庫茲涅茨教授所說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數相等。其餘1600億美元有着怎樣的重要意義，要依據兩個事實而定。
第一，只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這個數字所代表的龐大有用的商品和勞務（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許甚至包括老年人、失業者和患疾病者在內的最貧窮的社會成員也達到滿足經濟需要的水平，可以消滅（在每周40小時的工作條件下）所有能夠稱作苦難或匱乏的狀況。本書論述中曾經強調，建立社會主義的原因絕非完全是經濟的，還指出逐漸增加的實際收入至今完全不能贏得群眾或他們知識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不過在這個事例中，允許的東西不僅驚人得多並且立刻兌現：實現這個允許主要是我們具有戰爭中已經證明的能力和資源，把為戰爭目的而生產（包括向盟國出口消費品）轉變成為國內消費而生產；1950年後這個論點的應用更不可置疑。
第二，只要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全部的這一切可以在不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有機條件下完成，有機條件包括對企業成功的高額獎勵金，以及為讓資本主義機器依據設計運轉所需要的所有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國，在現代社會改良計劃後面不會隱伏着選擇經濟進步與選擇立刻增加群眾實際收入的兩難困境，這是全部別的地方都會癱瘓所有負責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另外，有了20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要在不損害經濟機器條件下籌集400億美元國家收入就不困難了。依據1928年的物價，有300億美元的收入就完全可以提供資金讓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完成其實際任務，並可以提供大大擴展的軍事設備的經費和支付1939年後出現的公債和別的長期債務的本息。這樣支出后，按1928年物價計算，1950年大致上還可留下100億美元，倘若出現較高的物價水平，這個數字也相應提高。在下一個10年裏留下的數字還要大很多，可用來創辦新社會服務事業，或者對現有的社會服務事業進行改進的資金。
（3）就是現在在政府財政和管理領域裏，我們上述“沒有惡劣的管理失當”讓我們深刻地感到特別生動。由於在這個領域裏，我們的確有過真正低劣的管理失當。
根據目前的原則和當前的做法，要從2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水平上籌集400億美元，又要對經濟機器不造成傷害是不現實的。而300億美元或者在1928年物價水平上相當於300億美元的任何數字可以滿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實際的，只有整個國家行政機關實行合理化，消滅了雙軌或三軌活動——例如，我們在所得稅事例中一定要提到的一個例子——才有實現的可能。所謂雙軌和三軌指的是聯邦機構與聯邦、州和地方機構的重疊，缺少有效的協調和明確的各自責任。在聯邦方面主要因為沒有組織嚴密的“部”，卻存在許多半獨立的“部門”或“委員會”，以及很多別的產生浪費和阻礙提高效率的根源，不過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費1億美元就足夠的地方喜歡花10億美元那樣的浪費風氣。如今的事態預示政府管理財政金融和工業凶多吉少，實際上，事態本身就是很多非“經濟保皇黨人”反對這個事態的正當而充足的理由。
事情還不僅如此。節約這個詞如今變得多麼不得人心！在某種意義上說，節約對一個窮國非常必要，對富國就不很必要，換句話說，浪費在窮國形成匱乏的威脅而在富國則沒有。
不過從另一個意義上說，節約——真正的節約而不是官僚機構和議會那種虛偽的節約（它們在非常樂意節省幾個便士的同時亂花幾十億美元）——在富國有效利用其財富和在窮國保證人民溫飽上兩者一樣必要。這點不僅適用於政府行政機構的費用。
對種種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也同樣適用。當然最恰當的例子是支付給個人的失業救濟金，除非就業的和失業的工人的行為像俄國那樣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為支持失業者基金的節約使用，無可避免地意味着失業者得到的救濟金必然大大低於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資。例如，美國勞工流動統計數字錶明，這個國家裏正常有許多支付給半自願和非半自願失業的救濟，救濟金負擔因為寬鬆的失業救濟金管理或者因為它相對於工資的高比率，必定不斷加重，必將破壞達到2000億美元目標的可能性。
為了把這個可能性證明是合理的，還有另一個條件一定要做到，即“政治活動”和官僚機構一定不能阻礙我們達到這個目標。
最明顯不過的是，當工資、價格、利息等這些經濟有機體最重要的“作用參數”被轉移到政治領域，並在那裏按照政治比賽的需要而運作，或者有時更加嚴重，依據一些計劃者的主觀意念而運作時，一定不可能根據原先設計那樣發揮作用。
有三個例子必然可以說明這個道理。第一，當前實際的勞工形勢，假如繼續下去，其本身完全可以阻止向2000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目標發展，更別說超過這個目標。造成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是這種形勢形成的工資率；企業家計劃的混亂和就業工人的無組織，也一樣重要。這些狀況不僅阻礙產量的可能的擴大，並且讓就業低於原先可能達到的水平，因為它們讓每個人感覺儘可能少僱工人才對他們有利——產生一種“逃避雇傭工人”的傾向。
第二，無論讀者認為價格控制有什麼好處，這個辦法實施至今被證明是對產量擴大起妨礙作用的另一個障礙。我聽說斯大林主義政權對人們批評它的官僚主義進行鼓勵。顯然我們並沒有這麼做。我願遵循現行的禮節，直率地承認很多有才能的人在價格管理局內做出了特別好的服務，很多才能略遜的人盡其努力；同時我願控制存在於我內心的對它至今為止取得成就的懷疑，尤其是由於它最顯著的失敗與它未加控制的環境有關。不過的確應該承認，起碼在當前和以後，除非意圖逼迫私營企業屈服，否則鼓勵工資率增加的政策加上價格控制對於促進產量擴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們應該承認，因為價格管理機構能夠特別有效地“控制”一些沒有什麼政治力量的生產者的價格，不能同樣地管理政治力量較大的生產者的價格，假如打亂了相對價格體制，降低了這個體制的經濟效率；我們還應該承認，並非固定價格本身造成所有損害，“津貼”高成本生產者和“榨取”低成本生產者的辦法獎勵了低效率，也和前者同等重要。
像如今這麼受輿論強烈支持的官僚機構對工業自治——自行組織、自行調節、相互合作——的頑固敵視是走向有序進步的第三個障礙，從而也是向可能解決很多經濟周期政策問題，最後還有解決社會主義政權過渡問題發展的第三個障礙。官僚機構的發言人都沒有否認說，這個看法沒有絲毫根據，因為實業家的聯合行動只有含有“勾結性抑制”的意思時才成為非法並被起訴。不過就算對流行做法的這個解釋能夠接受，對什麼是形成“勾結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會行為的官方理論也能夠接受，下面的三點還是正確的：（a）“抑制”這個概念包含很多在價格與產量政策方面進行工業合作的意圖，甚至這種合作的確能發揮特別需要的職能；（b）那種比較難分是非的問題和那些具有抑製成分但不構成協議主要點的問題，不一定被很多人公正地加以考慮，他們中有的對商業問題的性質不夠熟悉，有的激烈反對這個制度或者起碼反對這個制度中的“大企業”部分；（c）永遠存在由於違法受檢舉的威脅，而違法行為與不違法商業行為總是不容易區分的，這就可能對商業行為產生誰也不願施加的影響。
最後一點說明從來沒有得到應有注意的勞工糾紛、價格管理局糾紛和“反托拉斯”糾紛的一個側面，那就是企業家和管理人員的筋疲力盡，實業家不停地被迫離開他的事業正道，不僅一定要面對天天變樣的法制規則，並且一定要被“召喚”去這個或那個委員會，再也沒有解決技術問題和業務問題的精力。十個經濟學家中沒有一個認識實業家這個特定的“人的要素”畢竟就是個人的機體——儘管所有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會（例如）把1945年工業生產中的機體力量指數的相對可憐的表現跟這個人的要素聯繫起來作為很多原因之一，這就充分暴露了經濟學家的機械態度和他們遠離“實際生活”。事情還不僅如此。管理企業的成功在當前條件下絕大部分依賴應對勞工領袖、政治家和國家官員的能力，而不是憑藉經營能力——這個詞的正確含義。所以，除了有條件雇傭各種專家的最大企業外，佔有企業的領導位置的常常是“向官方行賄或疏通者”和“處理麻煩事情的老手”，而不是“管理生產的裏手”。
或許讀者會覺得，執行這一切現象所表明的路線的政策是不會成功的。它必定會在正義憤怒的風暴中毀滅，在毀滅的岩石上或別的形式的抵抗下失敗或垮掉，所以，2000億美元的目標本身比白日夢好不了多少。但是，事實並非完全這樣。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機器強大，完全可以經得起我們知道的一些浪費和不合理現象，包括某種能夠避免的失業和為個人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眾近來表現出某些“蘇醒過來”的跡象。我們一定不可忘記本書多次強調的人性可鍛性。新政的實驗和戰爭時期的實驗或許不是結論性的，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從不期望這些條件會保持下去。但它們也許起到了某種“教育”作用。這樣，對現有稅製作相對很小的調整也許就是全部所需要的，就算不能達到最高效率，也能達到適當程度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對很小地增加法律保護（也許能用恰當制定工業法規做到這點）有可能去掉實業家工作日中遭到專橫干預而產生的煩惱的毒刺或威脅，而管理機構一直增加的經驗和工作人員的更好訓練可能做好其他的一切。另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證據表明美國樂意接受像國家復興法案那樣的立法。對於勞工形勢，或許從下面事實能夠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按照深謀遠慮路線所制定的政策，不僅不需放棄大部分人認為是新政中社會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個項目，並且為進一步前進提供經濟基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年工資制度只有以做最大壞事的方式來引進、管理和供給資金時，它才對我們達到目標的機會構成威脅。就其本身來說，它是一個完全可能的命題。
就算這樣，要期望這些必要的調整都可以實現，或者甚至希望國家的政治條件可以產生承擔這麼嚴肅而無私、為口號醜化的、充滿細節困難的、肯定沒人感謝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足樂觀精神的。特別多的人會喜歡從這個任務中浮現而出的美國，不過他們仇恨承擔這個任務的人。
（4）過渡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提到。這些問題實際上只有下述這方面和我們的主題有關：過渡困難所產生的局勢和導致採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產量的擴大，並讓我們對“可能性的估計”全都落空。通貨膨脹的危險是一種最嚴重，也是最明顯的情況。20年批發價格指數大約是1914年的2.3倍。價格上升發生在一場戰爭努力之後，而那次戰爭努力不僅在商品和勞務消耗上遠比最近這次戰爭努力數量少、時間短，並且每單位商品和勞務支出也比較小心負責。如今需求量之大是當時所不能相比的。而稅收優惠為投資者永遠保持眾多戰時公債提供充分動機。當前的情況是，調整后的存款總額（不包括銀行相互間存款、美國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銀行外通貨總額在1950年4月份達到1740億美元（1929年6月為551.7億美元，1939年6月為609億美元），還沒有說到公眾持有的政府債券有多少會變成現金用於還債以外的別的用途。所有明白事理的人應該能對這些在特定環境下意味着什麼形成自己的意見，特別是鑒於政府鼓勵或默許隨意而普遍地要求較高的貨幣工資率——由於通貨膨脹通過工資清單到來。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揚“不存在通貨膨脹”的作家和看到猖狂通貨膨脹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間會發覺很容易做出判斷。為了提出跟我們的論證有關的一個論點，並在面對不可能在這裏讓人滿意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情形下，讓我僅只是為了讓事情明確起見，提出我的見解：在我看來把1950年的價格水平定為大約高過1928年數字的50％是有可能的（這段時間中間有幾次突破這個水平）；在我看來，在這個範圍內讓價格水平運動作為調整的工具是合適的；在我看來，人們對一般價格的這種程度的增加的恐懼和對以後幾年價格從這個水平下降的恐懼是被極度地誇大了。不過為了讓價格無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個限度之內，一定要實施幾個措施，這些措施全都特別不受歡迎，為讓它們達到預期效果，需要有着我還沒有遇到過的豐富經驗和才能，其中有幾個措施將在某種程度上降低產量擴大的速度；所有人知道假如不干預生產，對人構成威脅的通貨膨脹就不能阻止。現在從另一方面說，假如什麼都不做，只成立另一個價格管理局，甚至按照激進派所持的理論，向沒有受通貨膨脹威脅的收入課重稅，同時不管後果地提高工資率，那麼非常可能出現一種局勢，這時，華盛頓政府或許義無反顧地依靠蠢笨而蠻橫的手段，如採取貨幣貶值、“凍結”存款、實行“直接控制”、懲罰“投機暴利者”和“壟斷者”或別的替罪羊，同時謹慎地不侵犯農民的利益。這一切會破壞先前的計劃，從而把我們帶到（不是2000億美元的目標）某種半生不熟社會主義的邊緣。有這種可能。當然還有別的各種可能。
（5）還要注意如何保證有充分的消費這一對很多經濟學家來說的戰後典型的問題。至今，我們確實看到很多理由，讓我們懷疑所規定的目標——1928年美元價格水準的20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到1950年是否能實際達到。不過所有原因都建立在對經濟過程以外的障礙或許會阻礙實現目標途徑的可能性上。不管怎樣，經濟過程本身可完成那個目標的力量已經讓很多經濟學家產生懷疑，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是全部）寫過有關政治信念和科學信念的文章。我們想用停滯主義者這個非常流行的名詞稱呼他們。
停滯主義理論適宜的典型是由已逝凱恩斯勛爵提出來的。讀者只需研究一兩項最近幾年出現的對戰後需求的估計，就能讓自己非常熟悉這個理論應用於當前事例的情形。這些估計的作者在估計1950年潛在生產量的數字上跟我們是一致的，也就是跟我們一樣巨大，以致為了簡單起見，我們能夠繼續主張20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甚至他們比我們還樂觀，因為他們不堅持一定需要一個對資本主義成功有利的環境條件，原因是他們不謀而合地假定，當前的政治、行政和勞工的實際狀況是不會改變的。另外，我對他們提出的失業必定減到最小的估計或對他們統計方法的有效性表示異議，並不再堅持反對，我還接受他們做出國民凈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個人支付稅和強制性非稅支出后的收入總數）數字能夠達到的各種假設。為了確切起見，讓我們假設這筆可支配收入合計大概為1500億美元，而公司沒有分配的利潤數約為60億美元。
所謂的戰後需求就是指預計私人家庭在消費品上（不計新住宅）的花費總數，它當時是這樣得到的：按照戰前時期（1923—1940）的數據，計算每人在這些消費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兩者均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算出兩者之間的平均關係，再把這個關係應用到1500億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上去。假如這個計算方法得到的總數為1300億美元，那麼剩餘200億美元的數量是儲蓄，或者，假如我們在此數上面加上公司沒有分配的利潤，儲蓄就是260億美元。這個論點一般繼續去探查這筆儲蓄總額可能的出路即投資機會（新住宅建設、存貨、工廠和設備的增加、國外投資），並得出結論或者提出意見認為，這些投資機會不可能吸收1950年完全就業水平下國民收入中人們想要儲蓄的那樣多的數字，起碼沒有政府幫助不可能全部吸收。所以，政府的國內支出或政府強制“國外投資”的行動是必要的。不過後來另一個建議被人們所喜愛。由於在當前條件下，主張政府赤字開支的所有人明顯有被人取笑的危險，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已經轉變方向推薦平衡預算了，他們要求在特別高水平稅收上平衡的預算，稅收採取高累進率，用來消滅高收入，而這正是對儲蓄構成威脅的主要原因。由於高收入獲得者才有儲蓄。因此這樣做跟“在現代社會裏，失業的最終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號相符合。
由此可知，我們期待可以解決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高水平的國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為全部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由於高收入意味着高儲蓄，又由於這些儲蓄不能被投資支出全部抵消，經濟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業的高水平上——除非財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裏——假如真的能達到這個高水平。應該看到，這種理論可以得到（起碼部分得到）輿論的支持，尤其是實業界輿論的支持。沒有比下面這個觀點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們可以引導人們“全部用光他們的收入”，或者只要我們可以“得到足夠的消費者需求”，所有問題就都可以解決，一切都能順利。之所以跟所有政治綱領（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顯然沒有利害關係的聰明人士對這一點仍感到關心，這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這個國家的推銷員心理加上戰前20年的經驗，就是我為這個正在討論的理論沒有被一笑置之的驚人事實所能提供的所有解釋。
那些對這個理論反對的人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爭辯說，國民生產總值和由此產生的國民收入要比估計者假定的數字小，而投資機會事實上比估計者設想的數字大，估計者估計前者時是這樣的樂觀，而在估計後者時卻是這樣的悲觀。這些議論及類似的議論或許包含很多真理。尤其是能夠著重指出，1830年時沒有人預見到或者可以預見鐵路時代的資本需要或者50年後電氣時代的資本需要。不過決定性論點比全部這些簡單得多。這個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即根據不變的心理學規律，這個心理學規律說，個人儲蓄與有沒有投資機會無關。顯然這是不正常的情況。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儲蓄希望得到金錢的回報或某種“投資利益”的服務。不僅是大量的個人儲蓄，而且事實上所有的工商業儲蓄（形成總儲蓄的大部分）都是帶有特定投資目的去儲蓄的。一般來說，投資的決定總是先於儲蓄決定，投資的行動也往往先於儲蓄決定。甚至在一個人不帶有特定投資目的而進行儲蓄的那樣的情況下，在他做出投資決定前的時間延誤，讓他受到延誤時間內報酬損失的懲罰。看來能夠由此推定，第一，只有人們看到投資機會，他們才會正常儲蓄，在消失投資機會的情況下，儲蓄也很可能消失；第二，每當我們看到人們表現“寧願保存現金和存款”的意願時，也就是說他們僅有儲蓄願望而沒有投資願望——一種窖藏的願望——一定要用特別的理由來解釋，不能求助於專門設想出來的心理學規律。
這樣的特別的理由是存在的。其中有一個理由在周期性經濟蕭條的最低點——大致上平均10年中的1年——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當周圍事物漆黑一團，人們無論做什麼，能夠預期的都只是損失。那時候他們肯定拒絕用現有儲蓄去投資（甚至拒絕用他們先前事業結束時收回的資金作再投資），或者他們將延遲投資，從而在價格進一步下跌中獲利。與此同時，因為人們預期他們的經營收入即將受損，或者即將失業因此減少收入，儲蓄的數額不僅不會減少反會增加。這是蕭條機制里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赤字開支的確是一項最明顯的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手段。不管怎樣，不能以此為據，為所有“過度儲蓄”理論辯護，由於這個理論的出現只能是經濟蕭條的後果，因此不能用它來解釋其本身。但是它產生了凱恩斯心理學規律的心理學解釋。1929—1932年的大蕭條和之後的緩慢復蘇依然留在每個人的思想里。心理學規律連同以此為依據的窖藏理論幾乎就是那個經驗的概括。
所以，在我們下面的總命題中，蕭條引起的窖藏不是真正的例外：儲蓄決定依靠投資決定，並是投資決定的先決條件，儘管反過來說是不正確的，由於很明顯，銀行貸款能夠為投資提供資金，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個人儲蓄就沒有關係。除表面上的例外也有真正的例外。不過兩者都不重要。真正例外的例子是，窖藏的目的在於積聚所有人知道只有在印度、中國和埃及曾經廣泛有過的大量財富，以及暫時性的出於習慣的儲蓄，這種習慣和別的所有習慣一樣，只要形成或許存在的時間比理論解釋得通的時間還長。表面例外的例子（跟我們提出的蕭條——窖藏的事例相類似）如為準備一項非常巨大投資的資金而存儲，這是一個可能有，但明顯不重要的例子；或者為了預防發生意外事件，預備老年使用等目的而進行儲蓄，這種儲蓄即使除了安全感之外就算沒有機會獲取“報酬”也還是會進行的。
所以，假如停滯主義者的憂鬱是唯一讓我們煩惱的事情，我們就不用為達到20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擔心了。假如證明206億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依照讓邊際儲蓄者滿意的利潤率進行新投資的數額，那麼人們只會很高興他們不會把多餘的部分花掉。我們不用擔心怎樣促使他們“全部用掉他們的收入”，也不用擔心公司和個人儲蓄的出路。尤其是，我們不應認為強制國外投資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條件下提倡國外投資僅只是試圖把一筆事實上的戰爭賠償硬加在這個國家身上，讓它接受時感到舒心罷了。
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範圍內，我們應該同意政府赤字開支的鼓吹者：每當有“累積的下降過程”的危險時（無論因為經濟周期機制所本有的原因或因為任何其他原因），也就是說，每當A對生產的限制導致B對生產的限制這樣的擴散遍及整個經濟的形勢威脅要出現時，這時價格在先前下降的基礎上進一步下跌，失業在先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政府赤字開支將停止這種“惡性循環”，因此，假如我們有意忽略所有其他應該考慮的因素，正好把其稱為有效的補救辦法。製造緊急危機的政策是我們真正要反對的，而不是緊急情況出現時能夠產生收入的政府開支，在危機中這種開支必須付出不可。
（6）不過不幸的是，假如它預測會實際發生怎樣的問題，我們的結論與停滯主義者的結論沒有特別大的出入，這是讀者能夠預料的。儘管從人們的儲蓄嗜好來說，沒有什麼可怕的，不過從其他的因素說，有眾多的可怕之處。工人騷動、價格控制、煩人的行政措施和不合理的稅收完全能夠讓收入和就業產生正像停滯主義理論所證實的結果，或許真的產生政府赤字支出必須產生不可的形勢。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很像過度儲蓄的現象，就是人們對他們投資決定不願執行的情況。我們始終在討論一種可能性。我們已經發覺，在經濟過程本身中沒有固有的原因阻止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我們也看到在經濟過程之外有各種原因會起阻礙作用。另外，我不裝作懂得真實結果將是什麼。無論它是什麼，它將是社會形勢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不僅美國這樣，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只有此後半個世紀左右是這樣。本書詳盡論述的長期預測不受影響。
第三節俄國的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
俄國對她的盟國的勝利是跟我們預測有關的另一個因素。這個勝利和美國的經濟成功不同，它不但是一種可能性，眼下還是既成事實。從並不強大的地位出發——在這個地位上，按照所有一般政治比賽的規律，俄羅斯或許必須接受她的盟國認為適當施加的所有條件，並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處於不特別重要的位置——她上升到遠遠超過沙皇統治下她曾經達到過的強大地位，雖然人們可能設想，英國和美國曾經希望或曾經爭取過不讓這種情況出現。而且最高成就——她的政治系統所特有的方法讓她能夠擴展她的真實力量超出她正式征服的地域，同時讓她的權力範圍看起來比實際小得多，因此那些在危險關頭她所做的讓逃跑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滿意的假裝的讓步，就算沒有為她帶來事實上的收益（如有時事實表明），卻從不包含真正的犧牲。如果讀者回憶起1939年以來美國政府制定政策的包括民主、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小國獨立自主等目標，他必定能理解如今發生的事情等於俄國戰勝她的兩個主要盟國，能夠希望得到差不多徹底的投降。
首先要對為什麼產生這個結果加以解釋。我擔憂那些只認識非個人因素（或許還加上機會因素）的歷史分析家無法做好這個工作。非個人或客觀因素都對俄國不利。甚至其龐大的軍隊也不是眾多人口和富裕經濟的產物，而是一個人工作的結果，此人強大得完全能夠讓人民安於貧困和順從，可以把不發達和有缺陷的工業設施的力量集中到軍事目的上來。不過這還不夠。那些對運氣與天才如何糾結在一起從來不懂的人們，在以偉大勝利結束的一長串事件中，當然只注意幸運的機會。但這一連串事件包含同樣多或者更讓人絕望的形勢，在這些形勢中布爾什維克政權有過很多次毀滅的機會。政治天才的含義顯然在於十分完美地利用有利可能性和消除不利可能性的才能，不過在事後，膚淺的觀察家僅僅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後者。察看從與德國達成“諒解”這一驚人傑作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我們看到一位大師的手筆。斯大林的確從來沒有遇到能力能夠與他匹敵的人。不過只會加強歷史哲學的正確性，即歷史為領導人的才能——在這個特殊事例中為領導個人的才能——留下充足的發揮餘地。一個獨裁者在對外政策問題上不受那些會分散民主政治領導人注意力的需要考慮事情的牽制是現實主義分析能為“非個人理論”所做的唯一讓步。
第二，儘管我們通過對各種細節發展的注意，能夠懂得這種難以置信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不過這並不能幫助我們懂得現在世界準備如何應對出現在所有人眼前的形勢。這個問題最終要看美國的態度。由於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正處於衰弱、飢餓，並毫無保護地隨時有被俄國打擊的可能，當然不能指望它們作有意義的抵抗。西班牙是真正獨立於俄國的唯一歐洲大陸國家，俄國對她的政策讓我們大部分人深有感觸。差不多一樣獨立的法國其國內的共產黨是所有共產黨中最強大的俄國衛戍部隊。對於英國，眾多跡象表明，如果她有能力做決定，1941年以來事態發展的整個進程早就大不一樣了，任何能從政治上看問題的英國人都帶着厭惡與擔憂的心情注視當前的局勢。但是她依然不採取強硬路線，這隻能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假如她這麼做事，她將冒可怕的風險，冒單槍匹馬跟俄國作戰的風險。儘管美國很可能跟她站在一起，不過這是不確定的。為什麼？
對於一位從另一個“世界”來的觀察家來說，非常明顯的事情是，從榮譽和利益考慮，美國不能容忍這樣的一種局勢，在這個局勢里大部分人在我們看來是基本人權的東西被剝奪了，在這個局勢里有比戰爭更殘酷和更非法的行為要加以制止，在這個局勢里巨大的權力和威望集中在象徵否定基本原則的政府的手中，而這些原則在美國大部分人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要美國人民擔負犧牲去進行一場讓數百萬無辜婦孺經受無限恐怖的戰爭，而主要結果是把全部獨裁者中最強大的獨裁者從兩軍包圍中除掉，那當然是不值得的。但這必然是一件半途而廢比不做還要壞的事情。並且來做的另一半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容易完成，因為日本投降之後，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技術（不必說她的經濟力量）保證了她獨一無二的優勢。
不過，假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觀察家對這些道理進行爭論，我們不得不回應他，指出他不懂政治社會學。在斯大林主義俄國，外交政策依然是沙皇統治時的外交政策。在美國，外交政策就是國內政治。確實有一個由華盛頓總統忠告傳下來的傳統。但是它本質上是孤立主義的。它沒有玩所有其他外交政策複雜遊戲的傳統和機關。在受到宣傳的猛烈刺激時，美國會採取或接受干預海外事務的積極活動的路線。但是她會很快對之感到厭煩，而現在她已經厭煩了，包括對現代戰爭的恐怖的厭煩，對犧牲、稅收、兵役的厭煩，對官僚機構規章的厭煩，以及對戰爭口號和世界政府的理想的厭煩，所以她特別渴望回到她習慣的生活方式。在沒有立刻受到攻擊危險的時候，所有力圖促使她進一步加緊努力的企圖，對於所有希望這麼做的政黨或壓力集團是十分失策的政治行動，所有政黨或集團看來都不帶有這種希望。那些痛恨德國或國社黨政權的人如今滿足了。他們使用他們過去經常指責為逃跑主義的相同論點來支持對俄政策，這個政策在希特拉德國時代經常被批評為綏靖政策。假如我們遍查形成美國政治模式的利益集團名單，我們發現它們（儘管因為不同原因）全都贊成綏靖政策。農民對此不太關心。有組織的工人或許受到，也或許沒有受到真正親俄派的嚴重影響，工會或者一些工會會積極阻止對俄開戰，這個看法或許是正確的，也或許不正確。對這個問題我們不必討論（一般討論時不是毫不在乎地否定就是毫不在乎地肯定），因為目前在政治家看來與形勢關係最大的事實是，沒有人會懷疑，1940年擁護戰爭的工人現在鮮明地反對戰爭。但是讓人最感興趣的觀察結果是，工商階級也有着相同的觀點，儘管它們的態度在感情和意圖上肯定不是親俄的，不過在後果上實際是親俄的。激進的知識分子喜歡說資產階級帶有想把蘇維埃共和國置於死地的企圖。他們肯定會把對俄戰爭描繪成大資產階級向社會主義發動的戰爭，再沒有比這種說法更不現實的了。工商階級一樣厭倦戰爭口號，厭倦稅收與控制。對俄作戰將堵住眼前對工商業有利的趨勢，代表着更重的稅收和更嚴的控制。它將讓工人處於更強有力的地位。另外，它不僅將打亂國內工商業的生產與貿易，並且將失去非常誘人的工商業發展前景。同時蘇俄或許成為特別巨大的僱主。她從不曾拖延付款。很多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信念正在被這個事實破壞。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就算見到絞刑架上的套索時還始終這樣認為。不過要想把這個不愉悅的景象掩飾過去是很容易的。任憑俄國再吞噬一兩個國家。那有什麼關係呢？讓她充分得到她需要供應的所有物品，她就會不再愁眉不展了。20年後，俄國人會跟我們完全一樣地愛好民主與和平，他們所想所感也和我們相同。另外，到那時斯大林也已經逝去了。
再重複一遍，本書的目的不是引導讀者得到確切而實際的結論，而是提出讓讀者獲取自己實際結論有用的一個分析見解。另外，在由機會決定的問題和易受新的想像不到的因素侵入的問題中，預測不可能比先知預言更有意義，所以不可能有科學依據。相信讀者可以完全理解這一點，我現在仍舊要以總結我們這部分論點的方式，採用一個顯得合理的結論，不過我的目的僅是確定我們的看法，換句話說，我們打算要做的恰好就是本書一般地有關偉大社會主義主題始終在做的事情。我們正在推斷一些觀察得到的趨勢。
一些我們已經看到的事實說明，除非斯大林會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錯誤，否則在今後很多年內不會有戰爭，俄國將沒有干擾地開發她的資源，重建她的經濟，建立起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無論是在絕對上還是在相對上都最為強大的戰爭機器。前面插入的“除非……”，我想它限制而並沒消滅這個結論的實際價值，那就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動（它是那樣的赤裸裸，甚至志同道合的人也不容易把它解釋成全屬正當的“防禦”），顯然會在任何瞬間突然爆發戰爭。不過要防止這個可能性一定要具備下列條件：第一，斯大林政權的外交政策必須以謹慎容忍為最突出的特性；第二，這個政權在容忍中能得到種種好處；第三，在達到帝國主義成就的頂峰上，這個政權可以在出現真正危險信號，或面對“更強硬語調”時，做到容忍並放棄前哨陣地，就像它近來只能做的那樣。不過在10年重建時期之後，這個看法將會改變很多。戰爭機器準備完畢能夠使用，此時要想不用它越發困難。並且，除了英國信奉布爾什維克主義，還得捨棄她的所有傳統立場，否則僅僅存在的那個獨立的島嶼國家可能被證明是俄國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的，就像她被拿破崙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一樣——反過來說也一樣。對這個事實的理解當然是丘吉爾警告的實質，也是已經開始的軍備競賽的理論依據。
不過為了對所有的這一切進行正確評價，另一件事情一定要記在心裏。在和平時期和在可能就要發生戰爭的時期，特別是在沒有戰爭但充斥着戰爭威脅的中間情形下，全世界共產主義團體和政黨對俄國外交政策自然有最大的重要性。最終，官方的斯大林主義近來恢復宣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日益接近的鬥爭這一迫在眉睫的世界革命，以及只要資本主義還存在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等就不足為怪了。更加重要的是，了解像這樣的口號儘管從俄國觀點看來是有用或必要的，不過它扭曲了俄國帝國主義這個實際問題，除了第五縱隊需加考慮外，它們跟社會主義沒有絲毫關係。俄國的麻煩不在於她是社會主義，而在於她是俄國。如果把俄國問題和社會主義問題混淆在一起就是誤解了世界的社會形勢。俄國問題只在兩個方面與社會主義問題有關係。第一，共產主義團體和非共產主義團體中親俄派的存在，形勢的結果必然傾向於讓工人政治活動激進化。也不總是這樣，比如，法國共產黨人曾投票反對兩個重要的社會化法案。不過總的說來，假如唯一目的在於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形勢的必然結果肯定會出現。第二，在戰爭情況下，我們將得到戰爭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這是現代條件下所有戰爭都有的，就算是一場想像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想像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也是一樣的。